諜王佐爾格上海情報係統拉姆紮小組的建立

諜王佐爾格上海情報係統拉姆紮小組的建立

      博文內容大多摘自網名民生文創的原發和有關人員的回憶,圖片和介紹資料是添加的。

      一

在史沫特萊抵達中國一年後，佐爾格也以記者身份乘船到了上海，入住在史沫特萊下榻的華懋飯店（今和平飯店），兩人在此接上了頭。

在過去的一年裏，史沫特萊以記者身份交遊甚廣，她的中心工作卻是聚焦在共產國際派駐上海的人員和有革命經曆的中共黨員上身上。隨後，魯特·維爾納也來到上海，與史沫特萊接上頭後，又經史沫特萊介紹給佐爾格。

據《佐爾格在中國的秘密使命》一書記載：“魯特·維爾納是受共產國際派遣來協助佐爾格工作的核心成員。”

接著，參加過一戰的德軍退伍兵、來上海擔任報務員的克勞森等一批外籍特工也先後與他們接上頭，“拉姆紮”小組的最核心班底就此形成了。

史沫特萊又向佐爾格介紹了“三對中國夫婦和一位日本記者”，即陳翰笙、顧淑型夫婦，董秋斯、蔡詠裳夫婦，王學文、劉靜淑夫婦和日本記者尾崎秀實，

他們“擔負起了佐爾格小組的組建工作，這四條線都是佐爾格單線領導，互不交叉。”

“拉姆紮”情報係統的核心班底形成後，接著就是要尋找中層幹部和基層情報員、交通員，這些工作主要由“四條線”的領導層去完成。

陳翰笙、董秋斯、王學文三人著述等身，但對曾從事過秘密情報工作的功績卻至死不言，恪守著“做地下工作的人，有些事是要帶進棺材的”的信條，尾崎秀實因後來事敗身亡也沒為我們留下遺著。

但總有親曆者、幸存者為我們講述他們長期不為人知的秘密和功勳。

由董秋斯推薦給史沫特萊，經史沫特萊考察、考驗後推薦給佐爾格的方文（又名張放、陳培生、劉進中）就為我們留下了一本經國家安全部審定的《佐爾格在中國》和另兩本著作《佐爾格在日本》、《風雪天山》。

方文在書中詳細介紹了他加入“拉姆紮”小組的經過以及他的情報組如何組建，如何運作，如何成功，如何失敗以及他顛沛奔波的傳奇經曆……

由此我們可以窺一斑而知全貌，了解了方文情報組的情況後，對“拉姆紮”情報係統情況也就略知一二了。
方文和董秋斯是燕京大學的同學，北伐時期又同在11軍政治部任職，同學同誌加戰友的關係。大革命失敗後，方文與黨組織失聯，從上海遠到廣州教書謀生，但仍不忘讓董秋斯幫助他找黨。

當佐爾格、史沫特萊名義上去廣州采風，實際去建立廣州、香港情報站的時候，董秋斯寫信給方文，讓他好好接待這兩位外國友人。

經考察、考驗大約半年以後，方文在上海正式加入“拉姆紮”，起先做些報紙摘譯工作，接著就是發展基層情報員和交通員，這時的發展對象政治麵貌要求相對放寬，而家庭背景、社會關係顯得更為重要。

方文發展了妻子魯絲、學生柳憶遙、同學肖炳實、11軍政治部戰友陸海防、11軍政治部戰友陳小航的弟弟陳紹韓、南開同學張永興、於毅夫、馬徒成以及張克俠的弟弟張樹棣（張克興）……

接著魯絲發展了姐姐藍天、姐夫孫毅；柳憶遙把兩個弟弟發展進來，又發展了趙宗複，趙宗複又發展了趙中樞；後來柳憶遙又在北京發展了劉尊棋、範紀曼。

經顧淑型牽線，肖炳實發展了顧淑型的留蘇同學劉思慕，劉思慕發展了黃維祐，黃維祐又發展了蔣浚瑜。

肖炳實在動員蔡叔厚參加後，又把年僅15歲的兒子肖純也發展進來。陸海防則發展了弟弟陸獨步。

如果沒有中共各級黨組織的鼎力相助，“拉姆紮”小組的發展擴張速度肯定不會如此迅猛。

曾任中共中央駐莫斯科代表團秘書廖雯初（廖煥星）回憶，共產國際副總書記皮亞特尼茨基為協調佐爾格的工作征求他的意見時，他答道：

“佐爾格中國之行的關鍵，是要取得中國黨的幫助，既然他已到了上海，就應該和中共中央聯絡。”

對這番提醒，皮亞特尼茨基非常重視，馬上叫來秘書，要他立刻給中國發報，通知中共中央佐爾格已到達目的地，請給予必要的指導和幫助。

於是周恩來與佐爾格在上海秘密見了麵。接著在周恩來主導下，以中央特科的名義調集人手，向“拉姆紮”輸送了數量眾多的情報人員。            "紅色諜王" 佐爾格在上海

如蔡叔厚、張文秋、章文先、吳先清、沙文威、陸久之、沙文漢、陳修良、高原、季明……

張文秋是董秋斯向史沫特萊推薦，經考察考驗後由史沫特萊推薦給佐爾格，再由佐爾格向周恩來點將，由周恩來親自將張文秋送到佐爾格身邊的。

拉姆紮小組成員每人各有所長，從不同渠道獲取情報，經交通員匯集、編譯員整理翻譯後匯總到佐爾格處，佐爾格閱後即交克勞森的秘密電台發往蘇聯。

佐爾格有德籍記者的身份，他的情報來源主要集中在德國駐華外交官和國民政府聘請的德國軍事顧問團成員身上。史沫特萊、佐爾格、尾崎秀實、劉憶遙、範紀曼、伊羅生、漢斯·希伯……這些人的公開身份都是記者，讓人不禁好奇。

方文在《左爾格在日本》一書中作了解釋，他說：“記者身份能接觸各種人，能打聽各種消息，能到處采訪，還能保存各種有關政治、軍事、經濟等各方麵的材料。”                       方文手稿

       二

顧順章逐漸變得腐化墮落，他嫖妓吸毒，而且居功自傲，專橫跋扈，竟把自己淩駕於黨之上，他把“中央的任何大事都不能沒有我顧順章”作為口頭禪。

他的家裏隻有李強、陳賡、王世德等少數人能去，陳賡去過幾趟後，看到顧順章的貪圖享樂，不禁對柯麟說：“隻要我們不死，就會看到他叛變。”

周恩來自然也能感覺到顧順章的變質蛻化，為加防範，從順直省委調來了聶榮臻，從廣東省委調來了鄺惠安，從河南省委調來了吳德峰，以加強自己對特科的掌控，從而削弱顧順章的權力。

聶榮臻後來回憶道：“調我到特科的意圖是，為了從政治上加強特科。中央發現顧順章吃喝嫖賭抽大煙，樣樣都幹。他把這些特科工作的掩護手段，變為追求個人享受的目的，日益腐化墮落，引起了黨的警惕……他在黨內掌握了一部分權力之後，就趾高氣揚，胡作非為。當時還沒有想到他會叛變，隻是感到，如果放任他這樣下去，會出問題。調我來，就是為了約束他的放蕩行為。”

鄺惠安，廣東新會人，1903年出生於一李姓的貧苦農家。家裏因生活所迫，他在年幼時即被賣給旅美華僑龔福利當養子，改名龔昌榮，隨養父在江門市水南鄉龍環裏定居。水南鄉民間曆來尚武，鄺惠安與張美香在習武練拳中相識，後來結為夫妻。

鄺惠安參加省港大罷工後加入了工人糾察隊的稅警團，練就了一手好槍法。此時的鄺惠安，“身材高大、體魄強壯，能使雙槍，百發百中，又會拳術，善用匕首進行格鬥”，成為集一身好功夫、一手好槍法於一體的英雄豪傑。

廣州起義失敗，鄺惠安的赤衛隊隨徐向前、陳同生、賀誠等人的隊伍撤到海陸豐地區，後一起改編為紅四師，鄺惠安在該師任連長。海陸豐失利，鄺惠安又撤到香港，成為廣東省委下屬的鋤奸隊隊長，1930年9月在陳鐵兒、鄧發等人的配合下，鄺惠安擊殺內奸遊體仁和偵緝隊隊長謝安，遭到港英當局的通緝，即遠避上海，被任命為紅隊隊長，隨後，孟華庭、趙軒等人也被他招來上海，成為紅隊隊員。

鄺惠安到上海後，將紅隊編為若幹小組，由其通過交通員居中聯絡和布置任務，並親自動手製裁了眾多叛徒內奸，包括出賣蘇維埃區域代表會議地址的秘密交通員“滬西二十六”。令中統、軍統的叛徒特務膽顫心驚，生怕在街上碰到“老廣東”鄺惠安。

陳彭年、陳立年兄弟因趙寶昊事件等原因，身份暴露，隻得撤離法租界捕房，陳彭年由此轉入中央交通局，參與開辟南方紅色交通線。陳彭年，又名胡廣富，山東濟寧人，1897年出生。他身材高大魁梧，1921年到法國勤工儉學，1924年在旅歐支部入黨，1926年回上海後考入法租界巡捕房，中央特科成立後成為情報科的一員。

進入中央交通局後，他與顧玉良、羅貴昆一起赴汕頭，在海平路97號設立“華富電料行”，與鎮邦街7號的“中法藥房”成為中共設在汕頭的兩個秘密聯絡點和交通站。

葉以群從日本短暫回到上海，經浙江人尹賡介紹認識了馮雪峰，當時的馮雪峰住在與魯迅同一棟的虹口拉摩斯公寓（今四川北路2099號）地下室。受馮雪峰委托，葉以群接受建立左聯東京分盟的委托。東京分盟成為左聯唯一的海外分盟，成員有葉以群、胡風、聶紺弩、周穎等人。

王範在如皋暴動失敗後，口銜蘆葦從如東泅水十幾裏到達南通，隨後來到上海。他於1930年底憑一身武功考取了公共租界巡捕一職，受訓六個月後被分配到四馬路巡捕房。不久，王範與打入巡捕房的黨員取得聯係，恢複了組織關係，擔任四馬路巡捕房黨支部書記。

四馬路捕房黨支部與賈斌領導的嘉興路捕房黨支部、李樂平領導的新閘捕房黨支部，成為中共第一批在租界巡捕房中設立的黨支部。

李士英在北平將內奸李純除掉後，被北方局送到上海中央特科學習，後被中央特科留用，成為行動科的骨幹成員，擔任了紅隊一個組的組長，他的組員有陶國楨、蔣德明、劉國寶（劉大奎）、李澤才。

這些中央特科的成員，後麵都將成為各個曆史事件的主角。

    三

1930年底，項英、劉伯承、顧作霖、蔡申熙、關向應夫婦、任弼時夫婦、賀誠夫婦先後從漢口撤回了上海，因為長江局、五省交通總站、湖北省委、武漢市委等機關皆被武漢警備司令部稽查處、武漢行營偵緝處破壞，數百人被捕遇難。

起因自然是內部出了叛徒。

因叛徒宋惠和的指認，中共武漢市委書記陳華（夏華）被捕，陳華的招供，又使中共在漢口總商會秘密刺殺蔣介石的計劃敗露，導致了大範圍的搜捕，尤崇新等人就是在此時被捕的，而尤崇新的叛變，猶如一隻蝴蝶在漢口輕輕扇動了一下翅膀，卻在上海等地掀起了軒然大波。

有多少被謳歌的英雄先烈，就有多少被唾棄的內奸叛徒。

中共山東省委自1929年1月至1933年7月先後遭到11次破壞，數百人犧牲，致山東黨組織與中央失去聯係達三年之久；

中共湖北省委從1928年3月到1930年9月的兩年多時間裏，先後六次被破壞，數百人被捕遇難；

中共滿洲省委、順直省委、江蘇省委的曆次大破壞，陳修良之前的八任南京市委書記被捕遇害，無一不是因叛徒的出賣而造成的。

中央特科的擴展也是為了應對這些叛變破壞事件的需要。

劉進中，1927年7月加入中共，佐爾格在中國的主要助手。解放後任外交學會副秘書長，行政11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