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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濟醫院連擊叛徒案和“紅隊”遭重創
博文內容來自網上文章和有關人員的回憶
1933年初，博古領導的中共臨時中央局（1931年9月周恩來等撤離上海後成立的中央領導機關）也撤離上海去江西蘇區後，新成立了一個中共上海中央局，由李竹聲擔任書記，代表黨中央在上海進行領導工作，並負責江西紅軍根據地黨中央機關與各地黨組織的聯絡。
國民黨中統上海特務機關在英租界巡捕房的秘密配合下，經過近一年時間的調查，逐步掌握了中共上海中央局與中共江蘇省委在上海的多個秘密聯絡點。
1934年6月26日，中統上海特務機關決定，準備當晚在英、法租界與華界同時行動破獲中共上海局與江蘇省委機關，抓捕所有他們掌握的中共地下黨員。中統上海特務機關采取逮捕行動前，由中統上海“肅反專員”季源溥親自將要抓捕人員名單送到租界特區法院，請法院簽署逮捕令。季源溥擔心泄密，直到6月26日下午3點過（離特務們晚上采取行動前約6小時）才來到特區法院辦理手續。
當時在租界特區法院潛伏著中共中央特科的一名情報人員，他在6月26日下午獲得這份極其重要的情報和捕人名單後，立即將情報送到一個報警員家裏，讓他迅速轉報中共上海局與江蘇省委，緊急采取轉移與防範措施。
“報警員”屬中共中央特科領導，其任務是傳遞敵人危害中共機關與領導人的緊急情報。他們一方麵與隱藏在敵人內部的情報人員接頭，一方麵可以直接向中共中央局領導匯報。
這名報警員叫熊國華。熊國華早年參加中共，“九一八”事變後曾被組織上派赴東北參加抗日義勇軍，後潛回上海，進入中央特科，擔任當時隱蔽戰線中至關重要的“報警員”工作。
為預防情報人員送來情報但報警員外出不在家，致使情報傳遞耽擱，中央特科規定，遇此情況由情報人員將情報放入報警員的一個有暗鎖的抽屜裏。報警員外出回家後，不管有事沒事，都要先打開抽屜看一下。
上海中共地下黨組織過去多次以這種方式逃過了敵人的追捕，然而這一次卻因熊國華的疏忽出了大事。
6月26日下午4點左右，潛伏在租界特區法院的情報人員把中統將在當晚破壞中共上海局與江蘇省委的情報急急地送到熊國華家中，恰恰熊外出不在家。情報員便將情報放到事先約定的熊國華那個有暗鎖的抽屜裏。
下午5點過，熊國華回家了，但他這天沒有按規定先去打開抽屜，而是拿起酒瓶，上街打酒買肉回來獨斟獨飲起來，喝得酩酊大醉後倒頭睡到第二天早晨。當他起床拉開抽屜看到昨天下午情報員送來的那份特急情報，卻為時已晚。
就在6月26日晚9點，中共上海中央局與江蘇省委的多處機關被中統特務破壞，中共上海局書記李竹聲與江蘇省委書記趙立人等20多名重要幹部被捕。不久，李竹聲、趙立人等人相繼叛變。他們供出了蘇區紅軍的兵力、番號與作戰意圖，以及上海地下黨的許多秘密。
後來特科經過追查，發現這次組織遭受大破壞的關鍵原因是報警員熊國華失職，中共黨組織對他進行了嚴厲的批評和嚴格的審查。但熊國華卻毫無自責悔改之心，反而對抗組織，並威脅說要向敵人告密。不久，他果然悄悄向中統上海特務機關自首。
由於以前跟他聯係的中共地下組織人員多用化名，並且是單線聯係，中共方麵事先已作了一些防範與轉移工作，所以他的叛變並未造成重大損失。中統上海區的頭目季源溥、韓達等人指示熊國華不要暴露叛變一事，繼續留在中共組織內做內奸，協助中統破壞新成立的中共上海局與中共江蘇省委。
但是，中央特科很快就察覺並查證了熊國華的叛變與內奸活動，“紅隊”得到命令迅速鎮壓這個叛徒與內奸。
“紅隊”的鄺惠安、孟華亭、趙軒等人接到任務後，針對熊國華近來詭秘謹慎的特點，製訂了一個周密的刺殺計劃。他們讓一名經常與熊國華聯係、化名叫“巴本”的秘密黨員托人用暗語通知熊國華，上海局的新領導人要親自與他談話，要熊於9月15日到英租界四馬路晝錦裏謙告旅館開一個單間等候，上海局新領導人將秘密前來與他會麵。
熊國華受中統特務機關指示，正急著尋找中共上海局新領導人。他得到通知後，十分高興。邀功心切的熊國華就這樣鑽進了“紅隊”設計的圈套。
1934年9月15日早晨，熊國華匆匆來到位於市中心英租界四馬路晝錦裏的謙告旅館。他向旅館賬房要了一間單人房間，在旅館登記簿上寫了個人信息：姓名熊國華，年齡34歲，浙江台州人，職業是做電器生意的老板。
熊國華在旅館裏待了一整天，隻在晚上出去過一次。第二天9月16日，他又一整天未外出，直到深夜11點才讓旅館茶房給他買來一碗肉絲湯麵，吃完後讓待茶房泡了一杯清茶送進去後便閉門就寢了。
這天深夜11點30分左右，旅館來了兩人說要找熊國華。他們從旅館賬房那裏得知熊入住的房間號後，徑直上樓叩響房門。熊國華聽到有人叫他，一骨碌兒從床上跳下，開門一看是兩個陌生人，正要開口詢問，那兩人已亮出手槍，朝熊連開3槍，熊立即倒在血泊之中。兩名刺客隨即迅速下樓，與在門外望風警戒的同伴會合，很快就消失得無影無蹤。
旅館老板和夥計們聽到槍響，嚇得目瞪口呆，見刺客逃走後，才上樓來到熊國華的房間。熊國華嘴裏發出微弱的求救聲，話還未講完就昏死過去。旅館賬房急忙打電話報告英租界的老閘捕房。中、西警探乘警車迅速趕到旅館。熊國華雖然當時血流滿身，呼吸微弱，但還活著，警探立即將他送到附近的仁濟醫院。
“紅隊”很快知道這次刺殺行動沒有將熊國華打死，也偵查到熊國華被送到仁濟醫院治療。在特委委員，紅隊隊長鄺惠安的帶領指揮下，在9月26日再次出擊，終於結果了叛徒熊國華的性命，同時還擊斃了一名保護熊國華的密探和一名華籍巡捕。
這次刺殺行動還被當時報紙作為大凶刺案新聞報道：
同時此案也招致了中統瘋狂的反撲，在中統特務蘇成德（原中央工運早期著名人士，蚌埠中共組織創始人）的率領下，終於用“細胞戰術”，將特務打入紅隊中，一點告破，全盤崩壞，後來讓紅隊遭到了重創。
熊國華被刺殺事件轟動了大上海，對黨內的叛徒們起了一定的震懾作用。
中統南京特工總部剛剛派到上海市警察局任偵緝總隊長兼“肅反專員”的季源溥，與中統上海特區區長韓達聽到熊國華被暗殺的報告，又是驚慌又是惱火。
因為熊國華是一個秘密叛變的共產黨，又被中統秘密派回共產黨內部的內奸。這樣的人怎麽就在重重戒備中被共產黨懲處暗殺了呢？季源溥與韓達既感到震驚，又感到可怕。
他們聯想到近幾年來上海灘上連連發生的中統特務與共產黨叛徒被暗殺的事件，一致認為：這次案件又是可怕的中共中央特科“紅色恐怖隊”所為！
季、韓兩人將上述情況向南京的特工總部作了報告，特工總部要求他們迅速破案，將“紅色恐怖隊”人員一網打盡。他們搜捕的第一號重點對象就是紅隊隊長鄺惠安。
中統上海特區對紅隊的偵查已有很長時間，作了多種布置與偵查工作。其中，上海特區下屬的滬西分區主任蘇成德工作最有成效。他派了一個名叫張阿四的小特務，以工廠工人的麵目出現，偽裝革命，鑽入到中共地下組織內部，被調進紅隊工作。
1934年9月16日，張阿四被臨時叫去，跟著鄺惠安等人，來到晝錦裏謙告旅館，被分配在旅館外馬路上望風，參與了對熊國華的暗殺活動。但在當時，他不知暗殺的是誰，更不知熊國華是什麽人。晝錦裏謀殺案發生後，蘇成德秘密召見了張阿四，要他迅速查明紅隊人員情況，以便讓中統立即破案。
但張阿四在紅隊中隻是一名普通成員。張阿四加入紅隊組織後，就給他在上海北埔城租了一個灶披間，讓他住宿與隱蔽，平時不許他上街，隻有有任務時，才臨時派人來通知他跟著一道行動。張阿四不僅不了解紅隊領導的工作部署與行動計劃，而且連紅隊領導鄺惠安等人的住址也不知道。
張阿四將上述情況向蘇成德作了匯報。蘇成德與中統上海“肅反專員”季源溥、中統上海行動區區長韓達等特務頭目協商，決定派兩個特務化裝到北鄴城一帶活動，協助張阿四偵查。張阿四說：“區上派人來守候，準可以釣到大魚”不久，在不十分熱鬧的北鄴城，新增了一家水果攤，攤販自稱名叫張光任。在水果攤對麵，又來了一個補鞋匠。這兩人就是化裝的中統特務。小攤販真名叫李典；補鞋匠真名仇一丸，化名張一之。兩人都是中統上海區行動股的老牌特務，是專門來偵查紅隊與鄺惠安的行蹤的。
隱蔽在北鄴城的張阿四每天都要到水果攤來買一點水果，借機與李典交換情報。
有一天，張阿四剛好來到水果攤，突然望見遠處來了一個身穿短褲褂的青年人。張阿四向水果攤的小攤販用嘴一指，輕聲說了句：“他就是鄺哥子。”說完買了蘋果，就迎著鄺哥子走去，與鄺惠安打了招呼。兩人一邊低聲談話，一邊沿街慢走。原來這天鄺惠安是來向張阿四傳達一件事情的。傳達完畢，鄺就讓張阿四回駐地，然後他迅速地離開了這裏。
但就在張阿四向鄺惠安打招呼時，那個化裝為水果小販的特務李典就向對角那個補鞋匠示意：盯上去。那個化裝成補鞋匠的特務仇一丸就背起自己的木箱，跟了上去，仇一丸發現，前麵的鄺惠安在走“之”字拐。這是當時中共地下工作者經常使用的走路方式。一會兒走路這邊的人行道上，一會兒又走到路那邊的人行道上，目地是為了發現尾巴與甩掉尾巴。狡猾老練的仇一丸也不動聲色地跟著鄺惠安走“之”字拐，竟然絲毫沒有讓鄺惠安發覺。這樣，他終於發現了鄺惠安的一處活動地點。
接著，中統特務組織又連續跟蹤偵察，順藤摸瓜，守候盯梢，又弄清了紅隊的其他幾處活動地點與人員駐地：鄺惠安與其妻林二妹住在法租界巨賴路（今巨鹿路）112號新文祥銀樓三樓上一個房間內，這是紅隊秘藏武器的地方；紅隊的另一個負責人孟華亭住在英租界西藏路大世界對麵的××裏；愛文藝路的鴻祥旅館是紅隊的聯係點……。
1934年9月27日，中統特務首先集中力量抓捕紅隊負責人鄺惠安。他們在鄺的駐地法租界巨賴達路，新文祥銀樓附近守候。因為他們知道鄺有槍，又武藝高強，槍法準，不敢冒死進去抓人。他們直等到晚上9點多鍾，才發現鄺手拿一把雨傘從樓裏走出來，就尾隨其後，緊追不舍。
等走到一僻靜處，一個特務就從後麵猛撲過去，企圖綁架鄺惠安。沒想到鄺警覺性極高，覺得後麵有人撲來，就往旁一閃，使那特務撲了個空，摔了個四腳著地。另一個特務又撲上來，鄺用雨傘一晃，拔腿就跑。
鄺跑至霞飛路時，適逢電影院散場，人群擁擠無法迅速通過，被特務趕上扭住。鄺就與他們撕打起來。這時巡捕吹起警笛，大批警探聞聲趕來，鄺遂被捕。特務與巡捕們押著鄺惠安，直撲其駐地新文祥銀樓三樓。
這裏是紅隊儲藏武器的地方，因而鄺一被押上三樓，就大叫起來，以讓其妻林二妹警覺。特務們找到他住的房間。鄺的妻子林二妹一步跳到床前，拆開床墊拉出一支駁殼槍，準備拒捕。一個西捕縱身一跳，把林二妹壓倒在地，奪下她手中的武器，給她上了手銬。接著動手搜查，搜出大量武器彈藥。
就在這一天的同時，別的幾路特務與巡捕分頭逮捕了紅隊的其他成員趙軒、孟華亭、祝金明、陳俊明以及紅隊成員的家屬，男女共35人。抄獲槍支、子彈、手榴彈、文件、雜誌和仁濟醫院暗殺計劃圖等。中統特務機關與租界巡捕房對被捕的紅隊成員進行嚴刑逼供。
除陳俊明熬刑不過叛變招供外，其他人都英勇不屈。特務們讓張阿四與陳俊明來對質與誘降，鄺惠安怒目圓睜，大吼：“滾開！你倆給我滾開！”
最後，所有被捕的紅隊成員及其家屬都被送交在英租界的江蘇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審理。在帝國主義與國民黨特務機關的策劃下，由英租界的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出麵，於1934年10月29日正式開庭審判，11月15日、11月29日又開庭續審兩次，還將以前已被捕關押的紅隊成員袁友芳、董紀金、歐之光三人提來法庭對質。
鄺惠安、孟華亭等紅隊成員毫無懼色，大義凜然，麵對廣大聽眾說：“我們暗殺熊國華，絕不是私人謀害複仇，而是因為熊國華是個萬惡的叛徒，前幾年，他在東北就出賣了抗日反滿的中國同胞，到上海後，又陷害革命同誌……”。
英租界高二分院刑庭最後於 1934年12月6日正式宣判：鄺惠安、趙軒、孟華亭、祝金明四人處死刑，林二妹處三年徒刑，其餘人員釋放。
但不久，南京 國民政府司法當局向上海租界提出引渡鄺惠安等人的要求。在英租界當局同意後，鄺等五人被從上海押赴南京。國民黨中央黨務調查科的總頭目徐恩曾親自對鄺惠安等人進行誘降。但徐恩曾等的努力都歸徒勞。
在一次誘降談話時，鄺惠安趁看守不備，奪槍就打，可惜槍內無子彈。
鄺對那位與他談話的當局代表說：“算你好運氣！”
此後，鄺惠安等人遭到敵人的嚴刑拷打，但他們始終堅貞不屈。1935年4月13日下午4時，鄺惠安、趙軒、孟華亭、祝金明四人在南京憲兵司令部軍法處被絞殺。這是國民政府司法當局第一次使用絞刑。
這幾位紅隊骨幹走上刑場之際，也是中共進行革命的最困難時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