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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召開的“蘇準會”以及處決叛徒黃第洪
本文內容大多摘自網名民生文創的原發和有關人員的回憶。
一
張文秋經交通員引路，與林育南（化名趙玉卿）接上了關係，林育南告訴她：“為了鞏固和發展革命成果，中央擬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來加強對各地蘇維埃政權的領導。為此，中央決定成立蘇維埃準備委員會，草擬各種必要的法律、法令和政策，提交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審議通過……組織上決定，你和我一起參加‘蘇準會’工作。我化裝成南洋華僑大資本家和你以假夫妻的名義作掩護，首先建立機關，然後，再開展具體工作。”
張文秋於是又多了一個化名“張一萍”，她和“趙玉卿”的“家”安在愛文義路（今北京西路）和卡德路（今石門二路）路口的一座三層洋房裏。
“林育南把房屋裝飾得像富人的住宅，底層用於生活起居，陳設著各種日用品和高級家具；樓上兩層作為辦公、開會的地方，臨街的玻璃都裝有墨綠色厚窗簾；工作人員有時則扮成廚師、傭人，以應對突發狀況。”
剛從武漢乘船避到上海不久的中央委員張金保，接到參加蘇準會會議的通知後，來到這棟樓房，當“我走進那棟樓房，在走廊裏碰到一個肥胖的女人，穿著印花綢單旗袍，腳上一雙高跟皮鞋，燙著頭發，手裏捏著個黑色皮包，她見了我，迎過來，喊道：‘張大姐，你辛苦啦！’我仔細一看，才認出她是張文秋……一進門，就見到林育南同誌身穿筆挺的西裝坐在那裏……”
張金保回憶到“我一杯茶還沒有喝完，原是個船工，大革命時期在武漢總是穿著粗布衣服、如今他穿著紡綢大褂，小口袋邊還露出懷表鏈子的向忠發和徐錫根、胡均鶴（胡敦雲）也先後來到會場”。
張金保不禁有些看不慣，感慨道：“你們都變啦！”
向忠發說：“你可別看不慣，我們在上海，為了工作需要，就得這樣打扮。要是像在武漢時那副打扮，要不了三天，就得進龍華警備司令部。你來了，也得變一下，也許比我打扮得更闊氣！”
張文秋說：“孫悟空的七十二變全得學會啊！不然就對付不了他們。”
“接著，向忠發將與會的人作了簡單介紹，他自己為中華蘇維埃準備會主任，林育南為蘇準會秘書長，六大中央委員、全國總工會執行委員徐錫根為工人代表，共青團中央書記胡均鶴為共青團代表，我為婦女代表，由我們五個人負責起草中華蘇維埃代表大會的文件，向蘇區輸送幹部和領導左翼作家開展革命活動。”
林育南為順利完成各種文件的起草工作，特意將文化修養高、工作能力強、辦事精細的中組部幹部科科長彭硯耕調來這裏，擔任自己的助手。
在這個中央特科為蘇準會和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準備的會址裏，林育南等人在準備了三個月後，召開了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預備會議，出席代表50多人，初步通過了一係列決議草案。
開預備會議時，“林育南帶著我們蘇準會全體工作人員，把來自全國各地的代表和各方麵的領導，熱情地迎進了西樓二層的會議廳，整個會場布置得簡樸莊嚴。因為會議是在極其嚴重的白色恐怖包圍中召開的，為了應付可能發生的意外，我們在東樓一層的會客廳裏，還另外布置了一個壽堂。壽堂中間掛著一個金色大‘壽’字，兩邊掛著對聯：‘福如東海長流水，壽比南山不老鬆’。‘壽’字下麵還擺設了一張鋪著大紅絨毯的供桌，陳列了紅色的壽桃，白色的壽麵和金黃色的佛手。祝壽賓客的座椅擺放的整齊有序。
為了使闊氣的壽禮具有最大的真實性，我們還請來一位同誌的父親，讓他扮為趙玉卿（即林育南）的父親趙老太爺，等候在隔壁的房間裏，隨時可以進壽堂，接受人們的祝賀和叩拜。
開會以前，所有代表和工作人員早就統一了‘口徑’，不論發生什麽情況，都要一口咬定是來祝賀‘趙老太爺八秩壽辰’的。”
預備會議結束的“當天晚上，我們就把代表們分別送到了三個招待所。”
二
熊式輝的淞滬警備司令部得到密報，知悉了中共要在上海召開高規格的代表秘密會議，開始布置偵察搜捕行動，並拿出五十萬大洋作為賞金。他們的這一行動自然被淞滬警備司令部四號密查員宋再生知悉，隨即通過“小宋”宋榮華通知了陳賡。
宋再生原名宋啟榮，浙江諸暨人。1925年“五卅運動”時在上海入黨，曾為捕房巡捕，後被黨組織派到濟南從事工運工作。1928年發生“濟南慘案”後，宋再生回到了上海，調到中央特科，在陳賡身邊工作。經陳賡介紹，宋再生與特科總務科的鄒誌淑結為夫妻。
蔣介石任命熊式輝為國民黨淞滬警備司令兼“淞滬杭剿匪總指揮”後，宋再生打聽到熊式輝是自己諸暨同鄉蔣伯器的學生，經陳賡批準，宋再生向蔣伯器投遞了門生帖子，說明自己想在警備司令部謀個差事。經蔣伯器保舉，熊式輝很快就任命宋再生為淞滬警備司令部第四號政治密查員。
宋再生在陳賡的指導下，千方百計地贏得熊式輝的充分信任，然後利用自身的身份特權，在軍、警、憲、特機關廣交朋友，接著把胞弟宋榮華也安插到自己身邊，作為自己的交通聯絡員，兄弟倆一個被稱為“老宋”、一個被稱作“小宋”，是陳賡手下得力幹將。
王征明解放後回憶宋再生是“特科老人、紅幫大哥、陳賡的得力助手，曾打入淞滬警備司令部任密查員，報告出賣李維漢和李立三的叛徒，二奸後被我除掉。”
這兩個叛徒一個是欲出賣李維漢的黃岐，一個是欲出賣李立三的上海總工會秘書顧某，除掉的時間都在1929年初。後來兄弟倆按陳賡的命令親手處決了一名女叛徒而被捕，皆被判處無期徒刑。
陳賡接獲小宋送來的情報後，中央決定蘇維埃區域代表會議轉移至備用地點召開，即白克路（今鳳陽路）派克路（今黃河路）路口戈登戲院（今長江劇場）後麵的一幢四層樓房內。
這幢樓房是特科總務科以李一氓的名義租下來的。李一氓、毛一民夫婦帶著兩個兒子李世濱、李世培住在這裏仍顯房子大，又調了剛從莫斯科回來的趙毅敏和李一超（趙一曼）住到這裏，一個扮作李一氓的弟弟，一個扮作李一氓的妹妹。
除一樓住家的地方之外，全部被偽裝成了“德康醫院”。醫院裏的醫生、護士、職員、勤雜工，都是中央特科的紅隊隊員；在醫院外圍、周邊馬路上，到處都是化了妝的紅隊暗哨；
李一氓回憶說：“廚房是他們組織的，汽車是他們的，房子裏麵的家具陳設也是他們搞的，房內房外的警戒也是由他們布置的。我們無非是大人小孩在樓下打麻將，開留聲機，掩護這個會議。”
何長工回憶說，醫院樓下還放了很多油桶、酒精桶，以備不測；樓後租了一些汽車，萬一敵人闖來，就點燃汽油酒精，掩護與會人員從樓後乘汽車撤退。
中央特科還布置了另一條撤退路線，即在康德醫院的隔壁，總務科以剛從莫斯科回來的劉鼎、吳先清夫婦的名義，又租了一幢洋房，洋房的露台上方正好是康德醫院的窗戶。劉鼎把一架梯子放在露台上，如遇情況就架起梯子，會議代表可以從醫院的窗戶順著梯子進入劉鼎的房子。
劉鼎，四川南溪人，隨孫炳文赴德國勤工儉學，並在孫炳文、朱德介紹下入黨，後由德國前往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在那裏與宣中華的遺孀吳先清結為夫妻。
1929年底，劉鼎、吳先清、歐陽新等人奉命返國，因中東路事件受阻，直到1930年初，劉鼎化裝成一個鍾表修理匠與吳先清、歐陽新一起抵達上海，吳先清被分配到江蘇省委從事婦女工作，劉鼎、歐陽新二人被分配到中央特科，其中劉鼎擔任情報科副科長，成為陳賡的助手，歐陽新則成了陳賡的交通聯絡員。
抵達上海的會議代表住進指定的旅館後，先有工作人員給代表換裝打扮，再由交通員分批帶去“看病住院”，進入醫院後就不能再對外通信和外出。
1930年5月14日，湘贛邊界蘇維埃代表譚震林、贛東北蘇維埃及紅軍代表邵式平、右江根據地蘇維埃代表雷經天、川南蘇維埃代表惲代英、鄂豫皖工農兵民主政府代表高敬亭、閩西工農民主政府代表張鼎丞、鄂西蘇維埃代表周逸群、中共滿洲省委代表謝覺哉、紅軍第三軍團代表黃公略、紅二軍軍長孫德清、紅四軍代表熊壽祺、紅五軍軍委委員滕代遠、紅五軍第五縱隊委員會書記何長工、紅六軍政委柳直荀及剛從莫斯科回來的黃弟洪等全部住進了“醫院”。
上海代表在會議開始前夕才進入醫院，計有向忠發、李立三、李維漢、胡均鶴、項英、徐錫根、陳譚秋以及左聯代表李求實、胡也頻、柔石、殷夫、馮鏗等，參加會議人員總計五十餘人。
周恩來已於當年三月啟程前往莫斯科，沒有出席此次會議。
這邊會議隆重緊張開著，那邊淞滬警備司令部偵騎四出，全力搜捕，老宋的妻子鄒誌淑就在醫院裏做著後勤保障工作，老宋帶著人沿白克路晃悠偵聽，故意延宕時間。
幾乎所有的書籍文章都記述此次會議勝利閉幕、各位代表全部安全撤離、順利返回各自工作崗位，如《紅色恐怖的鐵拳》記述：“到大會結束時，49名大會代表全部安全無恙，並且被陸續掩護送出上海，順利地回到了全國各地自己的戰鬥崗位上。”
其實這次會議是匆匆結束的，結束後還發生了幾個意外事件。
三
熊壽祺，四川鄰水人，曾參加過上海第三次武裝起義和秋收起義，是井岡山時期的老紅軍老幹部， 在古田會議上被選為紅四軍前敵委員會候補委員。他作為紅四軍代表前來參加蘇維埃區域代表會議時，曾奉蕭克之命帶來一批黃金作為黨中央的活動經費。
會議結束後，熊壽祺在返回閩西紅四軍時，不幸在漳州（一說在廈門）被捕，被釋放後與組織失去聯係長達幾年之久，其中坎坷不能盡述。
何長工，也是井岡山的功勳元老，他曾南聯朱德北找彭德懷，為井岡山會師作出了巨大貢獻，這次來參加會議時也為中央帶來了大批黃金。
這批黃金在蘇區時曾用土秤秤過，帶到上海後再秤時，竟多出了幾十兩，中央領導便讓何長工用這多出來的黃金，去把他的妻子孟淑雅及兒子何光球、何光星從華容老家接來上海，並由中央安排工作，但何長工卻建議中央用這些黃金去營救關在監獄裏的黨員同誌。
會議結束，何長工從上海返回紅三軍團後，率部參與了攻占長沙的戰鬥。差點喪命於紅軍之手的何鍵大為惱怒，大肆報複，他的手下不僅抓捕槍殺了楊開慧，還將何長工的妻子孟淑雅、大兒子何光球、小兒子何光星在泛陽洲刑場殘忍殺死，後又殺害其親屬三十多人，聞此噩耗，何長工悲痛不已，頓足大哭。
悲憤之餘，何長工寫下一首悼念詩: 泛陽洲頭親人骨,沱江水畔赤波怒。悲情更增革命誌,寫作神州丹心譜。
熊壽祺和何長工親屬的悲劇是發生在外地的兩個意外事件，發生在上海的兩個意外，一個是趙寶昊，一個是黃第洪。
1930年5月18日，當會議臨近結束的當天中午，顧順章匆匆趕到向忠發的身邊，告知內部出了奸細，會議地址已經泄露，會場周邊已出現可疑人物！於是會議便很快結束，各路代表在工作人員的分頭護送下，開始撤離會場。
因護送代表的工作人員不夠，贛東北代表邵式平無人護送，陳譚秋便陪他留在一樓，等待護送人員。兩人正說著話，三個自稱來為老板物色“休養病房”的人已走進了院子，與邵式平、陳譚秋兩人劈麵相遇。
三人當即掏出手槍指向兩人，因這兩人都是通緝榜上的著名人物，他們的照片早已被三人爛熟於心。
為首的一人對另兩人喊道：“銬起來，打電話通知隊部弄一輛大牌照救護車來把他們帶走！”（注：大牌照車即能在租界華界通行無阻的車輛）
這三人是淞滬警備司令部偵緝大隊的，為首的是少校督察官錢祖誼，另兩個特務，皮粗臉黑的叫汪某，瘦高個的叫趙寶昊。
汪某從懷裏掏出手銬，示意趙寶昊看住陳、邵二人，趙寶昊點頭表示明白，汪某將手槍入套，拎著手銬向前。就在這時，令人難以置信的一幕發生了，隻見趙寶昊倏地舉槍，朝錢祖誼和汪某先後開火，兩人猝不及防中彈倒地，當即斃命。
隨即，趙寶昊對陳、邵二人說：“他們已死，別管我，沒事的。請二位長官馬上離開，把手槍帶走！”
說罷，掉轉槍口對準自己的左側肩膀扣動扳機，然後拋下手槍。邵式平、陳潭秋由此得以脫險。
稍後，接到報警的捕房巡捕趕到，三個躺在血泊中的男子二死一傷，三人身上並未攜帶任何可以判明身份的物品，傷員也拒絕透露身份。
為首的西籍探目下令，先把失血過多的傷員送“廣仁醫院”救治，在勘查過現場後，把兩具屍體直接送往租界警務處停屍房。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務處接到報告，認為這是一起重大凶殺案，需要組建專案組進行偵查，除了讓“德康醫院”嚴格保密，還要求巡捕房一應中外警員不得接受新聞界的采訪。
趙寶昊，浙江寧波人，出身貧寒，十四歲來滬，在“大隆機器廠”做學徒，三年滿師後跳槽去了“鄧泰記機器廠”當了一名機修工。
1926年深秋，上海第一次工人武裝起義準備階段，地下黨組織搞到一批損舊槍支，秘密運至浦東龍王廟請工匠維修，已有八年機修經驗的趙寶昊是其中的一名工匠。槍支修理完畢，他主動要求留下來。地下黨正需要這樣的人才，就答應了趙寶昊的要求。後來趙寶昊直接參加了第三次工人武裝起義。起義後的第三天，趙寶昊加入中國共產黨。
白崇禧組建淞滬衛戍司令部時，張榜向社會招收相關職能人員，趙寶昊奉命前往報名，接受特工訓練，結業後成為淞滬衛戍司令部直屬偵緝分隊的一名特務。
潛伏的趙寶昊三年來一直寂寂無聲，絲毫不曾露出破綻，沒想今日隨錢祖誼出勤，竟來到黨的秘密會議地址拘捕黨組織的高級領導人，在千鈞一發之際，趙寶昊不惜暴露身份、不顧自身安危，毅然采取了迅速擊殺同行人員的行動。
四
廣仁醫院是一所設立在上海公共租界的教會醫院，創辦於1910年前後，是公共租界巡捕房指定治療外傷的醫院。
外科醫生方仲知在香港行醫三年後，來到這所醫院已整整五年，因其醫術精湛，在社會上已有一定聲譽和地位，還拜在杜月笙門下加入了青幫。青幫成員械鬥互毆中的傷員，大多由他診治。
鍾文雅、司徒萱、薑曾珠是配備給方仲知的手術護士，鍾文雅恬靜文雅、老實本分，司徒萱容貌姣好，心思玲瓏剔透，兩個護士皆對方醫生心生愛慕，但方醫生偏偏又喜歡鍾文雅。司徒萱自認為樣樣都比鍾文雅優秀，卻不能得到方醫生的青睞愛意，暗中較勁之外，她既恨鍾文雅、也怨方仲知。
1930年5月18日中午時分，方仲知接到了青幫友人章先生的一個電話，說有個朋友受了槍傷，會很快送到醫院診治，請務必用心將其創口處理好，要能經得起法醫的鑒定。
傷員送進手術室後，方仲知一眼就看出傷員左肩膀的槍傷是自傷，由於有章先生的電話在先，他自然明白應該怎麽做，他把其他兩個護士支開，隻留鍾文雅協助，在取出彈頭、清理包紮傷口後，方醫生囑咐鍾文雅將傷員的衣服拿去親手燒掉。
走出手術室，鍾文雅卻被外籍的科主任叫住，要她隨他去處理另外事務，鍾文雅便將要親手燒掉傷員衣服的事情交給剛剛取藥返回的司徒萱，司徒萱表麵答應，暗中卻將衣服藏在自己的儲物櫃中。
被送到病房中的趙寶昊由巡捕房一名華捕在旁陪護，趙寶昊熟識的聯係人曾先生第一個前來探望，不多久，一名護士前來告知華捕，說巡捕房打來電話，讓他去接。
曾先生趁機低聲對趙寶昊說：事發後組織對現場進行了踏勘，也對情況進行了緊急研判，為應對接下來軍法處的調查，你可以說襲擊者是從窗外開槍的，根據現場的彈道角度，符合槍彈從窗外射進這個說法，傷愈後你還要弄清楚是誰做了奸細、出賣了會議地址。
淞滬警備司令部偵緝大隊很快了解到案情，並派了軍法處的閻望仕負責調查此案，閻望仕指派郭風雲、李連升、榮富貴三名特務在廣仁醫院對趙寶昊進行監視，並向租界捕房交涉，要求接回趙寶昊。
趙寶昊被三名特務接到另一個醫院後，警備司令部軍法處便在醫院對趙寶昊進行訊問審查。
十多天後，審查以趙寶昊沒問題而結束，趙寶昊也出院回到偵緝大隊的集體宿舍，並開始暗中調查出賣會議地址的內奸。
一切都歸於平靜，好像從前模樣。但方仲知與鍾文雅在奧飛姆大戲院(今滬西電影院)看了一場電影後，風雲突變，天降大禍。
當司徒萱得知方醫生、鍾護士一起親密地看電影後，知道方醫生已與自己徹底無緣，不禁妒火中燒，愛極生恨，喪失理智地寫了一封檢舉信，連同傷員趙寶昊的衣服一並寄到了淞滬警備司令部。
6月18日，離趙寶昊開槍自傷剛好一個月，閻望仕帶著軍法處警衛老金及郭風雲、李連升、榮富貴駕駛警車來到偵緝大隊集體宿舍，對趙寶昊實施抓捕。
趙寶昊這時已偵悉內奸即為曾護送外地代表秘密進入德康醫院、代號為“滬西二十六”的地下交通員，當時正要前往龍華寺進行接頭並通報這一情況，卻不想在傳達室門口碰到了閻望仕等五名特務。
雙方對峙片刻後，閻望仕見趙寶昊不肯就範，就說道：“小趙啊，讓你乖乖跟我們走是給你麵子，既然你敬酒不吃吃罰酒，那就對不住了——弟兄們，把他銬上！”
話音剛落，趙寶昊把手裏的那包石灰朝衝在前麵的特務劈麵扔了過去，準備銬人的李連生、榮富貴已是雙手捂著眼睛慘叫不止。倏忽間，趙寶昊已拔出手槍，左肘勒住正慘叫著的榮富貴的脖子，擋在身前作為人肉盾牌，向閻望仕、郭風雲等人開槍射擊。
閻、郭等人當即散開尋找隱蔽物，老金慢了半拍，被趙寶昊一槍擊斃。閻、郭兩人躲進傳達室開槍還擊，竟然不顧自己同伴的安危，硬是對準“人肉盾牌”榮福貴開了火！
一顆子彈貫穿榮福貴的胸部又射入趙寶昊的身體，兩人一起倒地。
趙寶昊身負重傷，已無力還擊，遂用盡全力舉起手槍，對準自己的太陽穴扣動扳機！
1930年為馬年，當時的中共中央將此案定為“馬字三號案”，它與一年以後發生的“中央特費失蹤案”，因種種原因，成為擱置二十年而未破獲的懸案，一直到1950年才全部被上海市公安局“懸案辦”偵破。
“馬字三號案”偵破後，尚留在人世的涉案人員司徒萱、李連生、榮福貴等都被抓捕歸案，經上海市軍管會審判，三人均於1950年10月27日被執行槍決。
司徒萱因戀愛不成寫了檢舉信，直接導致方醫生亡命香港、趙寶昊壯烈犧牲。司徒萱也因自己的嫉妒衝動和一念之差，賠了性命。
五
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結束後，黃弟洪沒有奉命“去蘇北開展黨的地下工作”，“而是徑直找到了自己的姨母家。大上海的都市生活，對他充滿了魅力。”
因為他的姨母家殷實富足，表妹楚楚動人。姨母、表妹對已經一表人才的黃弟洪也高看一眼，當作自家人對待。但一段時間以後，黃弟洪濫交浪用，吃喝嫖賭抽五毒俱全，竟然開始偷盜姨母的金條，被姨母逐出家門。
根據彭軍榮編著的《紅場記憶——中共早期留蘇檔案解密》一書可以確認：
黃第洪是湖南平江人（而非江蘇揚州人），黃埔一期的學生黨員，1924年底畢業後分配在黃埔軍校政治部工作，並參加了東征。黃第洪與當時的聶榮臻、冷少農等人一樣，深得政治部主任周恩來的器重。
1926年黃第洪被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1928年轉入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與劉伯承、左權、屈武、劉雲、陳啟科等人一起為“特別班”僅有的六位中國學員之一。
1930年4月黃第洪回到上海，參加了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會議和紅軍代表會議。
《紅色恐怖的鐵拳》記述：
“到大會結束時，49名大會代表全部安全無恙，並且被陸續掩護送出上海，順利地回到了全國各地自己的戰鬥崗位上。然而，在這49名大會代表中，有一個人又自己潛回上海，悄悄投入了國民黨反動派的懷抱，成為卑鄙無恥的投敵分子，他的名字，就叫黃第洪。”
1930年8月中旬周恩來、瞿秋白從莫斯科回到上海後，已在上海腐化墮落、身無分文、悲觀失望的黃第洪以信件的方式聯係上了周恩來，“說自己到蘇北後身份暴露了，敵人追捕得很緊，搞得自己沒有立足之地，不得不又回到了上海，請周恩來無論如何給他在中央機關裏安排個工作。”
“周恩來……馬上給他寫了回信，約定同他進行麵談。”
但黃第洪在接到周恩來的回信後，馬上又給蔣介石寫告密信，說他有重要機密要直接同校長麵談，意欲出賣周恩來。
蔣介石將黃第洪的告密信批轉給陳立夫，陳立夫批轉給徐恩曾，徐恩曾又批轉給駐上海特派員楊登瀛，楊登瀛讓秘書安娥抄下了告密信內容，又讓連德勝（連德生）將手抄信件交給劉鼎，劉鼎通過陳賡把黃第洪的手抄告密信交到了周恩來手中。
周恩來又讓陳賡與錢壯飛進行核實。經多方確認後，楊登瀛配合紅隊將黃第洪誘至陳家巷91號，由王世德等人將其勒斃並深埋在院中。
其他文章中描述的在街上將其擊斃、在某宅中將其毒斃等等，都是作者的演繹。
關於處決欲出賣周恩來的叛徒黃第洪一事，張國燾在其回憶錄《我的回憶》中也曾提到：
“黃係黃埔第一期學生，是周恩來的好友，一直在他所領導的軍事部擔任重要工作，因受不住黨內鬥爭的打擊，企圖回到他的蔣校長那裏去工作……事後，周恩來向我歎惜地述及黃警魂(即黃第洪)這個叛徒，因反立三路線受到打擊，竟由悲觀失望走上了叛徒的道路，這是很痛心的事。”
“周恩來見我難過，又向我補充說，黃第洪有一親筆信，向蔣校長表示要棄暗投明，立功贖罪，並曾當麵承認信是他寫的，經過再三勸說，他仍倔強的堅持原意。至此周恩來認為證據確鑿，時機緊迫，乃斷然處置。”
從張國燾的回憶分析，黃第洪的變質轉向有反立三路線的黨內鬥爭。很多史料說何孟雄是第一個公開反對立三路線的人，但惲代英是因反立三路線受打擊最早的人。
惲代英，祖籍常州，1895年出生於武昌“毗陵惲公館”的官宦之家。早期曾與好友林育南、李求實等人組織互助社和利群書社，後奉父母之命與沈葆秀結為夫妻，沈葆秀因難產而死時，她的四妹沈葆英才12歲，惲代英為亡妻守義十年後，在就任黃埔軍校武漢分校政治部主任時，與沈葆英結婚。之後惲代英又參與領導了南昌起義和廣州起義，惲代英參加中共六大回到上海後，沈葆英生下兒子惲希仲。
惲代英先後在上海任中組部幹事和中宣部秘書長，王凡西與惲代英曾在中組部同為幹事，王凡西在其《雙山回憶錄》中這樣描述惲代英：
“在那一時期中我和惲代英最接近。在每次會議前後，我們常有短時間的閑談。他患了肺病，體力很差；全靠了他堅強的意誌，以及對革命的無比熱忱，才支持他去幹這十分緊張與繁劇的工作。但每當休息下來，他便疲態畢露，有時會在會議進行中沉沉睡去。
代英是出名與出色的實幹家，他吃苦耐勞，不知困難；遇到任何難題，他腦子裏總有現成的或隨機觸發的應付之道。因此他始終樂觀，從不鬧情緒。如果說他有缺點的話，那便是這位由書生出身的革命家卻過分地看不起革命家的書生氣。”
“1929年底，惲代英因抵製和反對中共中央個別領導人的‘左’傾盲動錯誤，遭到打擊。1930年4月，惲代英被調離中共中央，把他貶到滬東區去擔任區委書記，命令他立即搬到閘北去成立滬東區行動委員會。”
惲代英、沈葆英夫婦一家搬進了閘北棚戶區一間9平方米的房間裏，惲代英戴著高度近視眼鏡、一身工人打扮，沈葆英則去當了繅絲工人。1930年5月6日，正值“紅五月”運動期間，惲代英帶了一包傳單,匆匆向老怡和紗廠趕去，路遇巡捕“抄靶子”，即被抓捕，此時離他上任尚不足一個月。
夏衍在其《懶尋舊夢錄》中是這樣描述“紅五月”運動的：
“五月間有許多紀念日：五一勞動節，五四運動紀念日，五五馬克思誕生紀念日，五七、五九國恥紀念日，五卅紀念日等等。所以在這一個月內就布置了幾乎每周不斷的飛行集會，貼標語、散傳單……”
惲代英被捕後，自稱是武昌來的失業青年王作霖作為假口供，未暴露真實身份，被判五年徒刑後，押往南京軍人監獄服刑。
周恩來、瞿秋白先後自莫斯科返回上海後，指示中央特科全力營救，洪揚生等人便在上海、南京上下打點，最終改判為有期徒刑兩年，後又獲得減刑。
1931年4月25日，時任黨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情報保衛機關（特科）負責人的顧順章在漢口被捕叛變，供出惲代英化名“王作林”關押於南京獄中。蔣介石得知後，令軍法司司長王震南前往獄中辨認勸降；4月28日，王震南持惲代英在黃埔軍校的照片前往獄中，惲代英承認自身身份並拒絕勸降，被關進單人監房。蔣介石隨後下令將其就地槍決；1931年4月29日，惲代英英勇就義於南京，年僅36歲。
上海應該比其他地方更安全，出事大多是有人叛變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