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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逼反情敵王新衡；左翼大聯盟成立
本文內容大多摘自網上文章和有關人員的回憶，文末的介紹是添加的，供參考。
一
王新衡，1908年生於浙江，1925年春，入讀上海大學。大學期間，積極參加學生活動。因參加中國國民黨地下組織活動，遭軍閥孫傳芳通緝。1926年，經中國國民黨上海特別黨部派遣，赴蘇聯留學，入讀莫斯科中山大學。以下是黃苗子有關王新衡的談話：
黃苗子：他是中共黨員。他不隻一兩次跟我講他的曆史。在武漢時共產黨派他去俄國留學，蔣經國和他是同班同學。兩三年之後，他跟一個漂亮女子戀愛，但這位女子（即孟慶樹）和另外一個黨員也有戀愛關係，那個人是王明，拚命說王新衡壞話。
一天，王明找他，拿著十塊美金給他：“黨沒錢，你拿著這錢回中國吧，在中國再找關係，有人會跟你聯係。”俄國貨船到青島，把他塞到空啤酒桶裏。
回到國後舉目無親，一點辦法都沒有，吃飯都很困難。最後他自己寫稿子，在報紙上寫蘇聯見聞，靠一點稿費度日。然後從青島回到上海，開始找關係。但也不好找，以前有一點關係的人都不知他是黨員。
有一天在新閘路碰到一個人，碰一碰他：“你是王新衡嗎？”他說我是。那人給他一封信後就走了。王新衡打開一看，上麵寫著“王新衡開除黨籍”。氣得王新衡不知如何是好。
當時正好戴笠在招兵買馬，要找一個懂俄文的人做翻譯，當時他有幾位朋友在軍統，他寫信給戴笠，說我願意參加。那些人也跟戴笠講讓他進軍統。他先做翻譯，然後盯哨，後來慢慢地上去了。他是寧波人，於是派他到上海。
李輝：主要讓他負責文化界嗎？
黃苗子：整個站的站長，政治、經濟、文化全都歸他管。當時說沈醉是上海負責人，其實不是，沈醉是受王新衡的指揮。
我跟他太密切了。我當時一般是到二樓會客廳。有一天我上三樓找他，他正在睡中覺，一看桌上，把我嚇一跳，“南京基隆巷 戴雨農先生收”。戴雨農就是戴笠。我也不拆穿他。他後來跟我說，他這輩子最喜歡的工作，就是將來打完仗以後，回到南京，在南京大學當個教授，因為我喜歡演戲等。他和夏衍的關係也很熟。
李輝：他也知道你和左翼的關係？
黃苗子：當然！他不說。但我有什麽求他辦，他真的給我辦。
鬱風：我第一次認識王新衡，就是和夏衍在一塊兒。我們那時在香港中環大道上，我和夏公在一起，碰見了，就跟夏衍走。
周恩來與王新衡
黃苗子：有一次在香港，我還是《國民日報》經理的時候，去看吳鐵城，看完了出來了，一個人在皇後大道晃來晃去。忽然三個人迎頭而來，拍拍我，一看廖承誌，再一看，王新衡，再一看，夏衍。他們問你到哪兒去？我說我沒地方去，想去吃飯。廖承誌說，走，一起走。於是一起去吃中飯。把我弄得很窘很窘，他們無所謂，漫天瞎地，無話不談。廖承誌看到那個女招待胖胖的，給她畫了張漫畫像：“送給你！”
李輝：有沒有可能王新衡是雙麵間諜，跟共產黨也打交道呢？
黃苗子：不是。當時國共合作，至少雙方是不同道的，但是不是共產黨到現在我還搞不清楚。說是被王明開除了。因為最後，不單夏衍，還有一個叫蔡叔厚，大家都叫他蔡老板，以前在上海開一個工廠，做霓虹燈的，以前夏衍在那兒幹過，解放以後他是上海機電一局副局長。
黃苗子：蔡老板也是經常到王新衡家裏去。有一天，我在國務院的時候，蔡老板碰見我，說王新衡有什麽消息。我說沒有。他說想跟他聯係。不久，王新衡在香港挨了一槍。他從外地回來，上樓時，槍從後麵射來。
我再談“打老虎”時的王新衡，因為跟他有關。他那時候管金融。突然打電話給我，在上海一個很漂亮的公寓裏，裏麵一個人也沒有，他正在收拾行李。他說，苗子，我要走了，我告訴你。他讓我先到那兒等他。已經很晚了，我要走了，他說我現錢也不夠，將來到了台灣，大概官也沒法做，隻能靠存款過日子，他說他隻有五十來萬美金。你呢？
我說我才十萬美金不到，現在這種情況我也隻好走，到香港去。他說你有夏衍。我說夏衍那麽小的官哪兒管得了我。這是我們在上海的最後一次見麵，後來在香港我們又見過幾次麵。當時我還告訴他，你走了，把我害苦了。
黃苗子的敘述把王新衡早期的經曆和投奔軍統的起因大致作了一個交代。
王明運用黨內權力把情敵王新衡支回國後，自己也於1929年3月啟程南下，劉鼎、吳先清夫婦與歐陽新則在1929年秋啟程回國，因中東路事件而受阻於伯力，直到次年初才回到上海……
王明又名陳紹禹，1904年生於安徽金寨，1925年在武昌商科大學讀書時，為爭一赴蘇學習的名額，竟以不讓他去就向當局舉報相威脅。到莫斯科中山大學後，巧用心機，得寵於副校長米夫，並幫米夫打垮了校長拉狄克，自此成為米夫的第一門生。
依仗校長米夫，王明在中山大學大搞宗派主義，捏造江浙同鄉會事件，打壓異己分子，從而控製了旅莫支部，終形成王明宗派集團。
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開時，米夫讓王明等人作為列席代表，名為做會務工作，實際是讓王明在中共高層麵前亮相，並想趁機讓王明當選為中央委員，遭到高層的一致抵製。
王明回國時，米夫已升任共產國際東方部副主任兼中國部主任，他給中共中央寫信發電，指示要好好妥善使用王明。
李立三在找王明談話時卻說，你剛從學校出來，社會經驗不足，應該從最底層、最困難、最危險的崗位做起。於是王明被分配到滬西區委，與黨團員們一起貼標語撒傳單，後調到滬東區委任宣傳幹事，兼做《紅旗》周報的通訊員，後經中山大學同學、現任向忠發秘書、《紅旗》報主編潘文鬱（潘東周）的推薦，王明調任《紅旗》報的編輯，起初隻做些分發報紙的工作。
黃慕蘭在其自傳中這樣寫道：“我在入獄前的罷工鬥爭現場上，曾經看到王明以《紅旗》雜誌記者的身份來進行采訪活動。後來在龍華獄中，王明也曾以總工會的名義來探過監，送給我們兩塊銀元和一包大頭菜表示慰問。那時他在黨內並不出名。”
下到最基層的殘酷現實與原來進入中央領導核心的期望，形成了巨大反差，這對於自視甚高又有國際加持的王明來說，無疑是一種沉重打擊，自然也對當時的中央集體怨恨在心，所以當他得勢以後，他最強烈的想法就是“徹底改造黨”。
二
1930年的元旦剛過完，張文秋刑滿獲釋，她帶著劉謙初給她寫的兩封信，走出濟南第一監獄，在地下黨交通員的護送下，坐火車來到青島客運碼頭。
交通員告訴她，到船上後會有另一個人護送她到上海，並告訴了接頭暗號。沒想到護送她的，正是與張英一起剪除叛徒王複元的山東省委組織部長王進仁。
船在吳淞口碼頭停靠後，王進仁雇了一輛四輪馬車，向法租界亞培路（今陝西南路）的歧齋急駛而去。
歧齋是董秋斯的住所，當董秋斯一聽是劉謙初“謙哥”的愛人駕到，“立即轉為高興，迎出門來與我握手，並把我們請進屋去，非常熱情地讓我們坐下，還叫保姆快去叫他的妻子蔡詠裳出來見麵。”
寒暄過後，張文秋將劉謙初的信交給了董秋斯，“董秋斯看信時，眼淚像斷了線的珠子，一滴一滴地落了下來。看完後，他臉色慘白，坐在那裏一動不動。”
董秋斯與劉謙初、張采真、於毅夫、張放都是燕京大學的同班同學，情同手足，董秋斯與劉謙初、張放還同是北伐軍11軍政治部的戰友，董秋斯是《血路》的主編，劉謙初是副主編，劉為兄，董為弟，兩人“情深誼厚”。
董秋斯急讓妻子蔡詠裳收拾一個房間，讓張文秋安心住下，並說會寫信通知張采真，讓他轉交劉謙初給中央的信件，當時張采真是中央秘書處的幹事。
不久，張文秋在海格路（今華山路）紅十字會醫院生下了一個女孩，董秋斯夫婦來醫院探望時，張文秋對他們說：“謙初在獄中已給孩子取了名字，叫思齊，表示永遠思念山東的意思。”
張文秋出院後，“中央將我安排在蘇維埃準備委員會任辦公廳副主任”，女兒劉思齊則寄養在董秋斯家中，董秋斯、蔡詠裳夫婦對待劉思齊“像對自己親生的女兒一樣。”
後來，在董秋斯的家中，張文秋第一次見到了史沫特萊，並對史沫特萊印象甚好；又後來，張放將張文秋帶到了陳瀚笙家中，在陳瀚笙家中，史沫特萊在陳瀚笙夫人顧淑型的翻譯下，詳細采訪了張文秋，寫成了《中國的女共產黨員羨飛》一書；
再後來，佐爾格在董秋斯家中暗中觀察了張文秋；最後，“周恩來同誌親自帶著我，乘汽車到法租界一座高級賓館門前，下車後由一位年輕的外國人把我們迎進了一個房間，房內走出一位西裝革履風度翩翩的外國人，我認出他就是我在董秋斯家見過的那個外國人。
周恩來對我介紹說：‘這位是共產國際方麵的領導人左爾格同誌，今後你在他的領導下工作。’
他又對左爾格說：‘我依照你的意見，把張一萍（注：張文秋的化名）同誌調到你這裏工作，希望你給她做出適當的安排。’”
三
潘漢年、夏衍、馮雪峰等人籌備成立左聯幾個月後，馮雪峰又接到一個新的任務，讓他征求魯迅先生的意見，是否可以做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的發起人之一。魯迅雖不大同意這種方式，認為一成立就會馬上被解散。即便如此，魯迅依然立刻答應參加，並做自由大同盟的發起人之一。
自由大同盟成立二十天後，左聯成立大會在陳望道任校長的中華藝術大學的一個教室裏召開。
在此之前，魯迅提議追加鬱達夫為左聯發起人之一，馮雪峰則邀請施蟄存、戴望舒、杜衡前來參加成立大會。
關於左聯成立大會的安全保衛工作，夏衍在《懶尋舊夢錄》中這樣寫道：“（一九三0年）三月一日下午，潘漢年和閘北區委的一位負責人找到了我，說要先看看會場的情況，他們同我和戴平萬四個人一起去看了。從北四川路與竇樂安路的交界，到藝大二樓的進口處，直到全校的房間，都仔細作了觀察。有哪幾個門可以出口，有沒有後門，經過後門可以從哪條路出去，都作了周密的檢查。
後來潘漢年對我說，這次會籌備得久，到會的人又多，國民黨反動派方麵可能已經得到了些風聲，因此必須特別謹慎，我們已經準備了糾察隊和保衛人員。
他對我說：‘你可以事先和馮雪峰、柔石講明，萬一有緊急情況發生，讓他們兩個人陪著魯迅首先從後門撤退。在會場中我們布置了四個身強力壯的工人糾察隊員，他們會一直保護魯迅先生的。’
同時他又告訴我，在會場內外，從北四川路底到竇樂安路，到中華藝大門口，安排了大約二十個糾察隊員，隻要我們警惕可疑人物，不粗心大意，那麽，會議的安全是可以得到保證的。”
潘漢年親到會場落實安全措施的第二天下午兩點，左聯成立大會在中華藝大一樓中間一個教室內召開，“至下午兩時，教室裏已被坐滿，大約共有五六十人。”
“大會的程序是：首先推定魯迅、錢杏邨、沈端先（夏衍）三人為主席團，然後由馮乃超報告籌備經過，鄭伯奇對“左聯”綱領作了說明，接著由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代表潘漠華致賀詞，魯迅、彭康、田漢、華漢（陽翰笙）等講話。
大會選出了魯迅、沈端先、馮乃超、錢杏邨、田漢、鄭伯奇、洪靈菲七人為執行委員，周全平、蔣光慈二人為候補執行委員。”
左聯執行委員
馮雪峰與潘漠華自北平一別後，已有三年多未見麵了。
夏衍在其回憶錄中曾坦言，史沫特萊、尾崎秀實、山上正義“三位外國同誌幫助左聯進行了許多工作”，並“希望談左聯曆史，不要忘記這幾位外國同誌。”
隨著左聯的成立，社會科學家聯盟（社聯）、左翼戲劇家聯盟（劇聯）、左翼新聞記者聯盟（記聯）、左翼教育工作者聯盟（教聯）、左翼音樂工作者聯盟（樂聯）、左翼美術家聯盟（美聯）及世界語聯盟（語聯）等七個團體先後陸續成立，後來與左聯一起共同組成中國左翼文化總同盟（簡稱文總）。
中央文化工作委員會（文委）通過文總黨團組織對左翼各團體進行管理，文總與濟難會（互濟會）、自由大同盟以及後來成立的國民禦侮自救會、中華民族武裝自衛會、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等都成為中共領導下的外圍組織，是統一戰線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藏龍臥虎、人才輩出的地方。
魯迅由於是自由同盟和左聯的發起人，國民黨浙江省黨部呈文“呈請通緝墮落文人魯迅等51人”，魯迅不得不避居內山完造家中20多天。
左聯執行委員簡介：沈端先（夏衍）：任上海市委常委兼宣傳部長，文化部副部長，行政7級；
馮乃超：任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副秘書長，中央人事部副部長，中山大學黨委第一書記、副校長，行政7級；
錢杏邨（阿英）：任天津市文化局長、天津文聯主席，行政8級；
田漢：行政8級； 鄭伯奇： 解放後曆任西北大學教授、西北文聯副主席、作協西安分會副主席，行政10級；
洪靈菲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4年中秋前後被國民黨當局秘密殺害於南京雨花台。
黃苗子和廖承誌、王新衡差5歲，和他們稱兄道弟也不算太過，加上搞藝術的不講究世俗規矩。和夏衍等的交往深入應該是由於其妻鬱風的叔父是鬱達夫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