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科情報科劉鼎和王範的被捕釋放

特科情報科劉鼎和王範的被捕釋放

      博文內容來自網上文章和有關人員的回憶。

     一
劉鼎, 1903年出生於四川省南溪縣，浙江高等工業學校機電專業畢業。1924年留德勤工儉學，同年經孫炳文、朱德介紹加入中黨，1926年赴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軍事技術和兵器原理，1930年回國任中央特科第二科副科長，從事地下情報工作。

1931年劉鼎在上海叛徒出賣而被捕，經其妻吳先清的多方營救而脫險最後安然撤往中央蘇區，劉鼎除了運氣好，還有謀有略，無怪李強稱他是大智大勇。

在李強寫的紀念文章《大智大勇的劉鼎同誌》中簡要提到了劉鼎的脫險經曆：

“1931年10月的一個早上，劉鼎到上海外灘公園取文件時，由於叛徒出賣而被捕。他先在英租界巡捕房關了兩三天，後被國民黨引渡過去，押到南京陸軍監獄。敵人多次到獄中去勸他，劉鼎同誌接到潘漢年‘以靈活方式爭取早日出獄’的指示之後，假裝同意敵人的勸說。1932年9月，劉鼎經康澤等出麵作保釋出獄。

出獄後先住在中國日報社，後又搬到一家旅館住。敵人表麵上好像給了劉鼎自由，實際上暗中對他監視得很緊。
一天黃昏，他從旅館悄悄地溜出來，擺脫了盯梢，找到我黨設在南京的一個交通機關，由那裏的同誌護送上了火車，連夜回到上海。劉鼎同誌在上海找到黨組織，報告了自己假裝同意勸說後逃跑出來的經過，又繼續為黨工作。”

吳殿堯在《劉鼎傳》一書中明確劉鼎被捕是在“10月10日”，被捕後帶著手銬被押到英租界捕房，“進了屋後，  就遭到一頓拳打腳踢，要他供出同夥。

劉鼎想，硬抗不是辦法，何不帶他們走一遭，也好借機把已經被捕及時地通報給家人和組織，讓他們有所準備，立即轉移。”快到水果店門口時，劉鼎大喊大叫“特務隨便抓人了！”

那天恰好吳先清不在家，管店夥計急忙撤掉警號，同住的鄭家康也迅速轉移。

吳先清“回家時，抬頭望了望窗子，窗台上花盆挪開了，這是個情況異常的信號，她立刻決定不進家門，徑直走出這條街。”

吳先清走脫，讓劉鼎出獄成為可能，吳先清為救丈夫，拚盡全力。

吳先清動員嫂嫂孫儒珍一起去找南京警察廳督察處長李進德，他是嫂嫂孫儒珍的朋友，李處長“用自己的小汽車護送她們進南京（軍人）監獄探監，”見麵後吳先清轉達了潘漢年可以假自首的指示。

吳先清的大哥吳全清做過空軍司令員周至柔的秘書，又“請他出麵疏通”周至柔，吳先清明知周至柔清楚自己的政治身份，仍與嫂嫂登門周家相求，“周隻好答應幫她想想辦法，”

“吳先清又求大哥找到邵力子，請求邵力子出麵作保，邵力子便答應設法營救。”

吳先清甚至找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學一起留過學的康澤幫忙。

在潘漢年示意、吳先清高效運作、全家一起奔波、劉鼎假裝自首悔過後，由大特務康澤等人保釋，劉鼎走出牢獄，先住在康澤控製的中國日報社。

後劉鼎趁人不備逃回上海，“在等待組織分配工作期間，劉鼎和吳先清一起回了一趟四川老家。”

但與他同住的鄭家康、曾協助柯麟等人撤退的鄭家康，永遠不能回家了。

關於鄭家康的被捕《劉鼎傳》寫道：

“和劉鼎同住的鄭家康，先是聽到動靜迅速轉移了，過了些時候又回屋取東西，沒想到特務還在那裏蹲守，遂被逮捕。

在獄中，審訊官一再追問劉鼎，同院住的姓鄭的是什麽人，劉鼎一口咬定鄭是房客，沒有暴露鄭的真實身份。”鄭家康受盡酷刑後於1934年在南京雨花台就義。

劉鼎與吳先清在四川老家剛過完春節，一個深夜，一位在警察局當差的親戚跑來報信，說警察局接到舉報，正在布置抓他們這對“共匪夫妻”，

情況緊急，劉鼎的“兩個叔伯兄弟找來籮筐，拴上長長的繩子，”劉鼎夫婦坐籮筐中，縋城而下。一路惶惶逃到上海後，在愁何處落腳合適。吳先清在馬路上，與杭州蠶校的同學好友陳宣昭不期而遇。

陳宣昭的丈夫就是“當代茶聖”吳覺農，與湯恩伯、蔡叔厚是留日時的朋友。

陳宣昭與吳覺農知道吳先清與劉鼎都是共產黨，卻“不能看著他們再像宣中華那樣被國民黨殺掉”，就把劉鼎夫婦接進自己家中，他們“受到了吳覺農一家的熱情招待。”

組織上安排劉鼎赴中央蘇區，吳先清因懷有身孕並擁有廣泛的社會關係，被中央特科的蔡叔厚推薦到了佐爾格的上海小組。

“劉鼎在吳覺農家中住的時間不算太長，和地下黨接上關係之後他就去了蘇區，他穿著長袍，打扮成商人的模樣，由吳覺農陪他到了車站，目送他踏上了去江西的征途。

而吳先清在吳覺農家中住的時間較長，她的兒子就在吳家出生。

而後的吳先清，得到共產黨的高度信任，被中央派到上海共產國際遠東情報局，擔任諜報組組長。

由於工作需要，她經常以貴夫人的身份進出於一些軍政要員家中，住在她隔壁的上海警察局局長閔鴻恩也對她毫不介意。”

吳覺農夫婦除保護過劉鼎夫婦外，也長期保護過蔡叔厚、夏衍等人，蔡叔厚稱他是“生死之交”，夏衍稱他是知交“逾六十年的老友”。

解放後劉鼎任命重工業部副部長，兵工總局局長，並先後擔任過第一、第二、第三機械工業部副部長，行政7級，1953年因被指“對抗美援朝不負責任”，被撤職降級。

1935年6月遠東情報局遭破壞，吳先清撤往蘇聯。1937年，在蘇聯“肅反”運動中，吳先清被誣為“日本間諜”而遭到逮捕並被流放到西伯利亞，此後就沒了音訊。

二

王範，1905年生，江蘇省如東縣人，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1年在上海以巡捕身份從事黨的地下活動。

王範也是因叛徒出賣在上海被捕，但王範沒有劉鼎那樣的好運氣，坐了好幾年的牢。

王範是在如皋暴動失敗後，逃到上海的。他在碼頭上幹苦力時，也如在如皋家鄉時，是路見不平就會打抱不平者；他憑一身功夫化名張景慶考取了公共租界巡捕一職，無論製服在身還是便衣便帽，依舊不改血性漢子的脾性，與地痞無賴鬥，也與日特便衣鬥，人稱“壯漢”、“好漢”。

《東南國民日報》曾登載一則新聞：

“民國二十一年三月，上海公共租界與虹口日租界交接處，發生一場民眾反日抗暴事件，緣起於兩個愛國青年進入日租界四川北路中段向過路行人散發抗議日本出兵侵占我東北三省傳單，呼籲民眾奮起抗日救亡，旋遭日方便衣偵緝人員追捕，

二青年逃入公共租界，日方偵探循蹤跟上，正欲捕人，遭市民阻撓，租界警察巡捕借口中立，袖手旁觀，其中一名為張景慶的巡捕怒不可遏，挺身而出，救下二青年同胞，嗬斥日偵探惡行，雙方拔槍對峙，各不相讓，衝突一觸即發，圍觀同胞逾千，同仇敵愾，高呼抗日口號，幾名日方偵探無奈之下，悻悻退出公共租界。”

於是日本人對王範恨之入骨，“虹口日特機關‘櫻花會’、‘帝國海軍駐滬情報署’都將王範列入必欲除之的名單，幾次派殺手潛入英租界，想以製造車禍等手段暗殺他。但由於王範機警過人，都未能成功。”

《“紅色包打聽”王範》對王範被捕這樣描述：

“1932年4月裏的一天，王範在四馬路上崗執勤，發生了一件意外的事，他被一個叛徒認出來了。”這個叛徒是滬中區委宣傳部的，曾在石門路書店與取傳單的王範打過照麵，見身穿製服的王範好生眼熟，想起曾在書店碰過麵，便向上線做了報告。

“當天晚上，王範回到三德裏捕房宿舍就被捕了。”

三天後，王範被引渡到華界警察局。重刑之下，王範也堅不承認自己是共產黨，“審訊檔案上隻寫有張景慶這名字和年齡，無一句供詞。”

即便如此，王範仍以“共黨嫌疑”的罪名被判刑十年，移送到南京中央軍人監獄關押服刑，受胡逸民監獄長管轄。

在軍人監獄期間，王範不聽獄友陶鑄等人的勸阻，聯合彭桂軒等人策劃越獄，被人告密，“結果，王範被上刑吊打，反銬示眾，又被關進號稱獄中之獄的南監，加扣十八斤的鋼腳鐐”達年餘之久，“莽漢”、“鐵漢”便成了王範在獄中的代名詞。

1937年全麵抗戰爆發，第二次國共合作開始，南京國民政府釋放政治犯，“王範最先獲釋，他一得到自由就去南京青雲巷八路軍駐寧辦事處，見到了葉劍英和當年在上海搞過地下鬥爭的李克農，熱情親切的同誌式握手令個性剛強的王範熱淚盈眶。”

穿上軍服的王範“向組織上提供了陸軍監獄裏被關押的中共黨員的全部名單，並在次日一大早就陪李克農坐上小汽車去江東門軍人監獄，向獄方要人。”

1937年10月，王範奉命奔赴延安。

1950年初，王範任華東軍政委員會公安部副部長，1955年，任上海市人民檢察院檢察長，行政8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