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資料分享
資料收集
中共早期聯絡站與中央特科的建立（一）
自1921年中國共產黨在上海創建後，上海是早期中共中央機關駐紮最久的城市。1927年後，隨著北伐節節勝利，武漢成為中國革命的中心，中共中央機關也遷到武漢，並在武漢召開了中共五大。1927年七一五反革命政變之後, 武漢局勢危急，而原是大革命策源地和中心地的廣州，由於南昌起義部隊在潮、汕失利，中央機關也不可能再遷廣東了，於是決定留駐上海。到10月初，中央機關和各部門陸續回到上海。
一
大革命時期的廣州是中國國民革命的發源地和中心地。在國共合作的背景下，廣州實現了建立革命政權、創辦黃埔軍校、開展工農運動、舉行省港大罷工，成為當時革命氛圍很強的核心城市。但4.12反革命政變後，廣州在1927年4月15日也爆發“四一五事變”，隨之，白色恐怖籠罩廣州城，中共廣東區委召開緊急會議，決定將區委機關撤離廣州，遷往香港。
10月，中共廣東省委和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香港召開聯席會議，組成了新的中共廣東省委和中共中央南方局。
1927年8月1日，以周恩來為書記的中共前敵委員會，率眾兩萬餘舉行了震驚中外的南昌起義。3日，主力約 1.2 萬人在周恩來、賀龍、葉挺、劉伯承等領導人率領下，沿撫河南下，目標直指廣東潮州、汕頭地區。9 月 20 日，部隊抵達廣東大埔縣三河壩時，根據形勢變化，作出了分兵決策：由朱德率第 9 軍教導團、第 11 軍 25 師共約 3000 人留守三河壩，阻擊尾追的國民黨軍；主力則由周恩來、賀龍等率領，繼續向潮汕挺進。主力部隊雖順利占領了潮州、汕頭，但並未擺脫國民黨軍的圍堵，最終在敵軍的優勢兵力下遭遇潰敗：9月30日，汕頭失守；10月1日，潮州被敵軍占領。起義軍主力被迫分散突圍，周恩來、葉挺、聶榮臻等領導人在當地群眾和地下黨組織的掩護下，轉移到了香港。
朱德率領的留守部隊，在三河壩與敵軍展開三天三夜的激戰。隨著敵軍兵力不斷增援，留守部隊傷亡逐漸增加，為避免全軍覆沒，朱德決定撤出三河壩，帶領剩下的800多人，進入江西南部。1928年4月，朱德、陳毅率領的南昌起義餘部與毛澤東領導的秋收起義部隊在井岡山會師，成立了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後改稱紅四軍），朱德任軍長，毛澤東任黨代表。
轉移到香港的領導人開始分批去往上海。中共廣東省委香港通訊處的交通員把南昌起義人員將陸續乘船抵達上海的消息送到上海中央後，李富春向霍步青作了口頭指示，由霍步青與姚成武、張寶泉輪流到輪船碼頭接應香港來人。霍步青是重慶綦江溫泉人。1924年加入中共，1925年入廣州黃埔軍校第四期政治科學習。大革命失敗後，在上海從事地下工作，任中共中央秘書處秘書。
由廣東省委香港通訊處安排去上海的比較幸運，他們除了能領到一張從香港到上海的三等船票和二十塊錢的生活費，還能得到上海黨組織的接應。李一氓就是經此安排去上海的。當他登上英商怡和洋行輪船後，碰到了李立三和林伯渠，為避免意外，大家隻是相互點頭笑一笑。
他們於1927年10月份到達上海，霍步青先安排他們住在旅館中，不久之後又把他們安頓在歐陽欽找到的房子裏。
劉伯承、賀龍當時在香港住旅店，兩人在香港暫住時期，身邊已經聚了一批人，四川老鄉多與劉伯承聯係，湖南老鄉則跟隨賀龍。到上海後，霍步青把劉伯承和賀龍又安排住在一個房子裏，相隨他們而來的二十幾人則安排在附近居民樓中居住。
靖任秋在撤到汕頭後，碰到一個好心的黃埔校友，為靖任秋找了個小旅館住下，並給他買了一張汕頭到上海的船票。
船經停香港時，上來了陳賡、盧冬生、周逸群等眾多戰友，按靖任秋的話說：“船上淨是我們的人”。
船到上海外灘沒有靠岸而是停在江心，大家從大船上下到小舢板上，躲過了軍警檢查，僥幸上岸。
陳賡通過妻子王根英與組織接上了關係，靖任秋通過徐文雅與饒來傑、霍步青接上了中央軍委的組織關係。
霍步青每天把收容接待的人員信息進行登記匯總，以便聯絡。11月初的一天，霍步青接到了一個重要通知，周恩來將於近日乘船從香港抵達上海，參加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霍步青與歐陽欽根據廣東省委交通員提供的人員、船號等信息共同商定了碼頭接站、住所安排的接待方案。接站那天，霍步青調來了嶽父朱鳳儀同昌車行的黑色轎車和幾輛黃包車等候在碼頭。輪船抵達碼頭，周恩來在輪船大副的陪同下大搖大擺的通過了檢票口，坐進霍步青安排的轎車後直往貝禘鏖路（南成都路）的住所而去。
二
“四·一二”政變後，當時還是國民黨左派人士的沈端先（夏衍）從日本回到上海，自感生計無著，第一個想著去投奔的人便是蔡叔厚。當他來到吳淞路有恒路口的紹敦電機公司，蔡叔厚正在修理一架燒壞了的電動機，看到昔日校友和留日老鄉沈端先，蔡叔厚不顧雙手油汙，當即緊緊握住了沈端先的手。聽沈端先述說了自己食住無著的窘境後，蔡叔厚毫不遲疑地說：“搬到這裏來住，擠一擠還可以。”
當時蔡叔厚的住所是兩開間帶花園的三層小洋樓，且當時蔡還單身，為何要說擠一擠還可以呢？
蔡叔厚舊居現狀
等沈端先第二天搬進這既是公司又是住所的三層小樓時，方才知道小樓裏還住著兩戶人家，一家是張秋人和他的愛人徐誠梅，另一家是楊賢江、姚韻漪夫婦和他們兩歲的兒子。蔡叔厚告訴沈端先，這兩家人都是他的好朋友，都是革命黨，也都是“四·一二”以後從浙江逃出來的。
蔡叔厚再三要求沈端先對這兩家人住在這裏之事保密，沈端先已深深感知到蔡叔厚對自己的信任。
不久之後，沈端先對常來紹敦公司的食客談客逐漸熟悉起來，首先是蔡叔厚的鐵杆兄弟兼公司合夥人陸久之，以及每逢休息節假日必從遙遠的江灣蕰藻浜鐵工廠奔到虹口紹敦公司打牙祭的陸立之，除這兄弟倆之外，還有樓秋泉（樓震旦）、樓小弟兄弟，湯恩伯（湯克勤）、湯克儉兄弟。張秋人是蔡叔厚的諸暨老鄉。
來往於紹敦公司的賓客，“左、中、右”各類英才都有，上列的中共地下黨員是左派，湯恩伯、張公達、徐逸樵等都是國民黨的右派，而樓震旦、吳覺農、金學誠等人則屬左右彷徨的人。
沈端先住進紹敦公司不到一個月，留學日本的中共黨員何恐、何兆芳、彭大恩（吳永康）、鄭漢先（陳德輝）循著沈端先留給他們的地址，先後來到紹敦公司，為保護楊賢江、張秋人兩家，蔡叔厚沒同意沈端先讓何兆芳住進他房間的提議，但蔡叔厚卻出資給何兆芳租了房子並訂了“包飯”。一來二去，這幾個從日本回來的人也成了紹敦公司的常客。
七月間，徐梅坤在浙江蕭山被捕、趙世炎在上海被捕，蔡叔厚都伸出援助之手，但皆功虧一簣，沒能成功營救。
八月間，張秋人受命返回杭州重組中共浙江省委，僅僅三天，張秋人及其妻子徐誠梅在杭州被捕，蔡叔厚聞訊後又匆忙趕赴杭州，準備通過自己的姐夫、陳立夫的親信部下蔣誌澄（字養春）營救，雖經百般努力，終因“案情重大”且張秋人以硯台怒砸審判法官而失敗，隻救出了徐誠梅，帶回上海。
經曆如此之多的事件後，蔡叔厚說出革命有人犧牲了，總要有人頂上去的樸實話語，毅然接受陳德輝、何兆芳介紹，在革命處於最低潮時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這之後，“紹敦公司就成了地下黨的中心聯絡站了，白色恐怖囂張，紹敦公司就是掩護體，地下黨屢遭破壞，紹敦公司就是救護站。”
紹敦公司成為中共閘北區委的聯絡點後，“中央和省委的文件、宣傳品都由他們（交通員汪極、施喜夫婦）送給蔡叔厚，再由各支部派人來取。”
蔡叔厚豪邁好客，對共產黨人更是慷慨大方，救危扶困、供應膳宿、致送旅費是家常便飯，為閘北區委籌措活動經費是蔡叔厚主動承擔的，定期給“地頭蛇”交保護費也是一筆不小的開支，以“保障沒有滋擾”、確保秘密聯絡點的安全。
外人皆以為蔡叔厚生意興隆、資財雄厚，其實紹敦公司是一家不大的電料商行，蔡叔厚本人也並不富裕，以上幾項額外的開支不時給公司造成虧空，蔡叔厚便讓好友湯恩伯出資入股，又以生意難做向姐夫蔣誌澄“借錢”……
但是名聲已經在外，人人皆稱蔡叔厚為“蔡老板”，凡有急難皆找“蔡老板”。
協助李強造出中共第一部電台的是“蔡老板”，顧順章叛變後，護送李強到天津、又為李強辦好出國護照的是“蔡老板”；
九路突圍中因患惡性瘧疾的塗作潮掉隊後，輾轉6個省、跋涉5000多公裏抵達上海，瘦骨嶙峋的塗作潮投奔的人是“蔡老板”；
從九江俘虜營越獄逃到上海，骨瘦如柴、滿身疥瘡的劉鼎找的第一個人也是“蔡老板”，為躲避追捕，把劉鼎送到史沫特萊住處避禍的還是“蔡老板”；
為免被特務抓捕，從窗戶跳出以致腿骨摔斷的劉少文，讓妻子羅曉紅電話聯係的第一個人也是“蔡老板”；
“怪西人事件”後，智救王瑩、袁殊的又是“蔡老板”；
陳誌皋、黃慕蘭夫婦在廣東曲江被軍統抓捕押解到重慶後，軍統骨幹王新衡特地到望龍門看守所看望他們，告訴他們“切勿急躁，外麵的朋友們正在設法營救中，”並特意囑咐看守所有個叫王玉坤的山東人，要其對他們夫婦特別關照，包括“對外通信”。而委托王新衡做這件事的人恰恰又是“蔡老板”；
以上種種，以致在幾十年以後，在李強、陸久之、陸立之、夏衍（沈端先）、黃慕蘭等人寫的回憶錄中，都對蔡叔厚有由衷的讚歎、高度的評價：
蔡叔厚，他“年輕時英俊瀟灑”、“風流倜儻豪邁好客”、“壯年時豪邁激昂、雄心勃勃”；
他被夏衍稱為“黨內的孟嚐君”，
被陸久之稱為“黨內的奇人異士”，
被陸立之稱為“一個一流的科技人才”，
被黃慕蘭稱為“神通廣大”的人。
三
陳賡、周建萍、徐士品、趙輞、孫一中等人身上都帶有槍傷，到上海後中央軍委歐陽欽、霍步青通過關係安排他們到上海紅十字醫院、牛惠霖骨科等醫院醫治。
奔走於起義人員各居住地最多的是霍步青，他不但給這些人送生活費，也與他們交流思想，詢問他們今後的打算。當時擺在這些起義人員麵前有三個選項：一是去蘇聯學習，二是留在上海等待工作分配，三是回到家鄉從事兵運或農運工作。
無論選擇哪一個，都要給組織上留一個永久性聯係地址，組織也會給他們留一個上海黨組織的聯絡地址，特別緊要的人霍步青會預留一個同昌車行的聯係方法。
劉伯承選擇去蘇聯學習，四川老鄉幾乎全部願意跟隨他去出國深造，賀龍不甘心失敗，說自己大字不識幾個，寧願回到湘西老家重新拉一支隊伍起來，靖任秋、徐士品以及文強一路的十幾個人也願意到蘇聯學習，葉書、侯鏡如、孫一中等人則希望留下來……
11月初，劉伯承、吳玉章等三十多人登上了一艘蘇聯運煤的貨輪。
12月抵達莫斯科後，劉伯承與四川老鄉周國幹、唐赤英、劉安恭、張錫龍、陳中、梅子乾、劉漢升、陳林、湯慕禹及其他人等共十五人進入莫斯科高級步校第16班學習，與隔壁15班的王智濤、馬宗顯、吉合等人成了同窗校友。
由於赴蘇名額有限，加上當時正在謀劃發動上海暴動，靖任秋和徐士品等人被點名留下來參與上海暴動並配發了手槍。
文強一路十幾人中因有國民黨左派，成份複雜，並且期間有與邵力子等人走動的現象，被通知全部暫時回鄉，等候組織通知。文強便帶著四川人張建甫回到湖南老家過年，半年時間內多次寫信與上海黨組織聯絡，一直聯係不上，鑒於當時白色恐怖嚴重，便與張建甫一起動身去四川找黨組織。
四
李明揚原為贛軍司令，贛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三師後李明揚仍任師長，北伐時任東路先遣軍司令，“我們黨特地由黃埔軍校選派了四十五名學生黨員去先遣軍任團、營、連的黨代表。在李明揚的部隊裏，我黨的力量很強，共有六七十個黨員。”
“四·一二”前夕，蔣介石曾經打電話給李明揚，命令李把他軍隊裏的共產黨員按名單全部扣押起來，其中特別點了王爾琢的名。
李明揚接電話後，立即通知王爾琢等幾十位共產黨員趕快離開軍隊，而且還發給每人一份路費，給王爾琢二千元，其餘的人有發五百元的，三百元的。
與王爾琢一起從李明揚軍中撤出的黨員中，包括後來擔任中央總交通的霍步青。
霍步青隨王爾琢抵達上海後也在中央軍委工作，此後不久，霍步青與朱月倩邂逅生情，並於當年秋天結成秦晉之好，成為夫妻。
霍步青的嶽父朱鳳儀，江蘇蘇北人，原在上海灘做苦力拉黃包車，加入青幫後又開堂收徒，成了一個青幫小幫主，幫會成員多以蘇北老鄉的黃包車夫為主。朱鳳儀的同昌車行遂以出租黃包車為主，後隨著小汽車在上海灘的時興，又經營小轎車的出租業務。
五
羅亦農在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與周恩來同時被增選為政治局常委並擔任組織局書記後，搬進了新閘路新閘邨28號的兩樓兩底的小洋樓裏， 這個房子不但是黨中央組織局的機關，也是羅亦農、李文宜結婚的新房，駐守該機關並與羅亦農同住的是從蘇聯回國不久的何家興、賀稚華夫婦。
何家興、賀稚華夫婦原與瞿秋白一家住在一起，因夫妻間經常發生爭吵，引得瞿秋白、楊之華夫婦心生厭惡，就被調到羅亦農新住處駐守機關。賀稚華的內心便又如倒翻了五味瓶，哀怨自己丈夫的平庸沒出息。
“風流成性的賀稚華就想近水樓台先得月，利用工作之便，乘虛而入，走出何家興的庸碌渾噩，走近兼有聲望、權勢和年輕、多情的羅亦農。”
“然而，當她確信羅亦農愛的是李哲時（李文宜）而不是她的時候，事情就起了質的變化。”
1928年的元旦新年，在這所房子中張羅了四桌婚宴，大家吃得痛快，喝得痛快。特別是陳獨秀一走，大家更加放鬆，齊聲唱起歌來……，羅亦農、李文宜婚禮接近狂歡節，在這個狂歡之夜中，身材窈窕、柳眉杏眼的賀稚華神采飛揚，招呼著這個客人那個客人。誰又能想到這個左右逢源、熱情奔放的女子，內心卻充滿著嫉妒和醋意。
而正是這種嫉妒和醋意“也就引致後來最大的悲劇。”
作為中央總交通的霍步青幾乎每天要到這棟小樓來，及時向羅亦農匯報工作和聽取指示，抵滬起義人員的情況也會時而被何家興、賀稚華聽到。
為落實在上海的革命者社會化、職業化的指示，李鳴珂在住處辦起了三洋經濟川裕公司，與李鳴珂假扮夫妻的黃雲橋當起了老板娘，歐陽欽與妻子蔡菱香開了一家法式咖啡館，霍步青叫嶽父朱鳳儀把家搬到法租界內居住，對外掛出三信洋行的招牌，顧順章則開了一家奇星魔術社……
江蘇各地的年關暴動相繼失敗，中共中央取消了在上海舉行暴動的計劃，但葉書仍不幸而被捕，謊報自己名叫李逸民，是上海同德醫科大學的學生，但依舊不能過關。從老閘捕房被引渡到龍華看守所後，因“私藏武器、圖謀不軌”被判處無期徒刑。靖任秋住所也藏有手槍，所幸沒有出事。
1928年的正月臨近結束之時，瞿秋白、楊之華夫婦在羅亦農家中為李文宜慶生，正當眾人舉起酒杯說著賀詞時，陳喬年的妻子史靜儀氣喘籲籲的跑進來，說陳喬年等八位同誌被捕了，李文宜一驚，手中的紅酒杯跌落在地，摔得粉碎。
據徐文雅說，“事發當天，中共江蘇省委組織部長陳喬年主持召集一個會議，地點在上海成都南路桂馨裏，各區組織部長參加。滬中區委組織部長因事去不了，區委書記臨時決定派我去參加。我去晚了，當我走到離桂馨裏不遠處時，發現會場附近有囚車停在那裏，我正在想可能要出事時，就見一群敵人從開會的房子裏出來，把喬年等許多同誌押上囚車。我從廣州脫險到上海，時間不到一年，親眼見延年和喬年兩兄弟被捕，我的心情十分沉重。”
當時徐文雅在柯麟等人的幫助下，從廣州脫險剛到上海，周恩來打電報給徐文雅，“讓我也去他那裏，他當時跟隨東征軍已經到了河南駐馬店。我去找延年同誌商量怎樣走的問題。當時他正在黨的秘密機關開會。他要我走津浦路，轉隴海路，經河南鄭州，再去駐馬店。談完話，我走出樓房，就看見樓門外麵有人鬼鬼祟祟在活動，不像平常的來往行人。我怕出事就趕快向外走，碰見了王弼，我向他示意有情況。他發覺後沒有再上樓。我回到住處，總交通霍步青正在等我，他說陳延年等已經被捕了，讓我趕快離開上海。”
徐文雅幸運的躲過了這兩次災禍，但隨陳潭秋到天津後，運氣就沒這麽好了，他在天津被捕還被打斷了腿。
陳延年等人的被捕，是中共江蘇省委的第一次大破壞，禍首是江蘇丹陽人束炳澍，由於他的出賣共導致數處機關被破壞，陳延年、黃競西、郭伯和、韓步先等十四人被捕，八人被殺。而致八人被殺的罪魁卻是韓步先，他指證陳友生即是陳延年、吳福民即是黃竟西……不但如此，韓步先還供出了趙世炎的住址，又直接導致了趙世炎的被捕犧牲。
束炳澍於1927年8月23日被顧順章的“打狗隊”處決於虯江路的新興茶樓裏，韓步先尚在等待法院判決的時候，陳喬年又不幸身陷囹圄，而導致這些破壞事件發生的罪魁禍首皆是平時最信任的身邊同誌。
初春的某個上午，霍步青來到奇星魔術社，他告訴顧順章，中央接到了王一工代轉的來自獄中孫詩圃、王克全的信，證實了韓步先是指證陳延年等人又是出賣趙世炎的叛徒，近日即將出獄，並請組織予以製裁。
中央決定，為告慰英靈並震懾變節者，“打狗隊”應像上次製裁束炳澍一樣，幹淨利落的執行好此次製裁任務。
晚上，譚忠餘、童國忠、陳蓮生、蔡飛、沈侃夫、王世德、張阿四等人先後來到威海衛路802號顧順章家裏，顧順章布置了製裁任務。大家大致了解了韓步先的履曆和樣貌：韓步先，別字逋仙，浙江紹興人，1923年入黨，1925年畢業於上海大學，頭腦機靈，善為文筆，曾任上海區委秘書長，1927年剛被任命為中共江蘇省委宣傳部長時被捕。
會後，由認識韓步先的沈侃夫負責探明叛徒蹤跡。大概過了十多天，韓步先住福建路積福裏的情報由沈侃夫報告了顧順章。顧順章點名沈侃夫、王世德、陳蓮生、蔡飛四人執行製裁行動。四人裝扮成銅匠工人模樣，兩人一組，一前一後，在積福裏發現韓步先後，一路尾隨，欲在安靜偏僻、人流稀少之地結果叛徒。
韓步先本來就做賊心虛，又看過《時事新報》登載的“二十六軍政治部特務員束炳澍忽被狙擊”的報道，知曉“打狗隊”的厲害。他外出行走之時專挑人多之地，不時回頭側顧，當他隱約感覺已被人跟蹤，便折向上海灘最繁華之地——南京路，在永安公司、先施公司之間走起了“之”字形，確定已被人跟蹤。
韓步先情急之中趨步跑向正在巡邏的巡捕，手指向跟蹤的幾人，說這幾人皆是攜槍暴徒，意圖搶劫綁票。巡捕即吹響警笛，沈侃夫等四人眼見事情敗露，便乘著人群驚慌之際，分散而走。製裁行動遂告失敗。
韓步先自知要在上海繼續存身，必定會再遭“打狗隊”的追殺，於是在此次遇刺事件後倉皇逃離上海，以韓逋仙之名先後在上虞春暉中學、新昌縣立中學、台州大公中學執教。據台州文史資料顯示，1944年韓逋仙任台州大公中學的訓導長。
1950年，韓逋仙在人民政府的鎮反運動中被公審處決。
這係列博文內容來自網上的一些文章、書籍和回憶錄，如（《劍吼西風：中央特科紀事》，葉孝慎著），我加以摘錄編輯成文，但很難具體列出那段內容來自什麽參考資料，博文隻供大家閱讀參考，不是那種可發表的正式文章，也不是完全轉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