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的戰鬥
一部學術作品，卷首或卷尾一般都有個“致謝”頁。澳洲漢學家黃樂嫣女士的《憂思中國》，短短的“致謝”裏溫情款款地感謝了許多人：
我欠了XXX很多很多，他是我的靈魂伴侶，我的好搭檔；我感謝我的好友XXX，他讀了我的初稿，給出意見從無怨言；我感謝我的編輯XXX，她一直鼓勵我，幫助我刪減篇幅，讓書順利出版；我感謝兩位評論者XX和XXX，我還要感謝XXX，XXX，XXX……我永遠感謝我的母親，她引導我關心這個題目，我也感謝我的先師XXX和XXX，他們教我如何思考；我感謝XXX，他是我的助理並與我多次深談；我感謝我的兒子XXX的耐心和技術支持，我感謝我的家庭，特別是我的姐姐XXX；我還感謝守護我的兄弟們，他們是XXX、XX、XXX……
不一定是女士才會這等事無巨細。一個學者在完稿之際，把所有多多少少相關的人物都想起來，列名於書中以表謝忱，乃是一宗慣例，哪怕有點無聊。倒是個把不這麽做的人，顯得比較奇怪。1976年出版的《社會主義：積極的烏托邦》，齊格蒙·鮑曼的作品，沒有致謝；1992年他出版《後現代先兆種種》，沒有致謝，同年的小冊子《必死性、不死性及其他生命策略》也沒有致謝；2000年他出版《流動的現代性》，仍然沒有致謝；2004年出版的《歐洲：一場未竟的冒險》開頭隻有短短的兩段話，一共隻感謝了三個人，一個是責任編輯，另兩個人，鮑曼說，正是在他們不斷的“遊說”之下，“我才把為萊頓大學準備的一份講演擴充成一次範圍更廣的對歐洲的研究，這個歐洲正在一個日漸破碎的、充滿了情感和倫理困惑的世界裏，為統一、為理性、為倫理良知而戰。”
鮑曼好像一直是一個人在工作，和戰鬥。沒有人給他看稿子，打字，校對，沒有人，起碼沒有一個在身邊可及的人，給他以思想交流的愉悅，沒有人啟蒙他看書，思考，也沒有人經常同他談話（雖然他出過一本對談錄）。很少見他感謝過家人和朋友的幫助。但他是有家人的：妻子雅妮娜，和三個各有出息的女兒。1989年，鮑曼最重要的作品《現代性與大屠殺》出版，他將書題獻給雅妮娜，以及“所有其他講述真相的幸存者”。前言的第一句話是這麽寫的：
“寫完自己在猶太人區東躲西藏的親曆記後，雅妮娜向我，她的丈夫，表示了感謝，感謝我容忍她在兩年的寫作時間裏，重返那個‘不屬於她’的世界裏居住，而長時間地不在我身邊……”
他自己寫的書，開頭不先謝太太，反而讓太太謝他，隻因太太為了寫書時冷落了他。這裏並沒有幽一默的意思，鮑曼這個人，跟幽默無緣。他跟他太太，兩個猶太人，都在那個時代被刀尖危險地舔過：雅尼娜藏在華沙郊區的一個農民的家裏，躲過了劫難，齊格蒙則隨全家避到了蘇聯，1943年在蘇聯加入了波蘭軍隊，盟軍進攻柏林的時候，他也是進軍隊列中的一員。後來他在波蘭的軍事部門裏任過職，成了共產主義者，再後來脫黨，被逐出境外……這些往事，鮑曼很少提，還是雅尼娜在1988年的自傳《渴望歸屬》裏披露出來的。
鮑曼給人的孤單感，在思想之路上踽踽獨行之感，一部分來自他對陷坑的敏銳。鮑曼一直堅持自己是波蘭人，不提猶太人，這樣做的好處是，他不必用一種“報仇雪恨”的筆觸去做自己關於大屠殺的社會學研究，也不必因為缺少情感代入而被猶太人呼作“叛徒”。他討厭那些“自任為死者代言的人”，也討厭以色列的做法——它“力圖用這段悲劇的曆史來論證自己的政治合法性”，將來想做點什麽壞事，以色列人就可以振振有詞地說“我們猶太人已經死過這麽多了”等等。鮑曼厭惡這些冷酷的政治計算。選擇做社會學家，寫出書來，就可較不必牽涉民族立場、政治傾向，因為社會學的本職就是把人類發生的一切事都看作解剖台上的標本。
孤單感的另一個來源，就是他的弱者意識。鮑曼對自己的出身卑微簡直太過清醒，有時幾乎是在捍衛它，拿它當作一種個人的勝利。離開波蘭時他是弱者，不被離開蘇聯時他也是弱者，在波蘭他當了一陣子體製內的人，但隨著他離開波蘭去往西方，卑下的感覺撲麵而來。雅妮娜曾經回憶說，他們在倫敦趕上了大削價，夫婦兩個逛哈羅茲區，“毛皮大衣、精美瓷器、真皮沙發、昂貴的珠寶使我目瞪口呆”。鮑曼想買一份奶酪，可他一開口，店裏的一個男主管就投來了輕蔑的目光。他拿了一份開了蓋子的奶酪給雅妮娜：
“我驚惶至極，兩腿纏鬥。我不知道自己該做什麽。但是鮑曼知道怎麽做。他用波蘭語輕聲說‘拿著’、‘說可以’。我按照吩咐做了。那個令人畏懼的主管惡意地露齒一笑，把這該死的‘卡門貝幹酪’用精美的紙包起來。但願這種事永遠不要發生。”
消費天堂讓這對來自東歐的夫婦感到難受——不是因為買不起那麽多好東西，而是因為切身感受到了不平等的傷害。後來，在鮑曼的著作裏，我們發現消費主義給他的刺激遠遠超過了波蘭的紅色政權。東歐的異見分子初識西方，往往感慨其自由、富足、優越性，慢慢地才意識到了自己在這裏的邊緣位置，而鮑曼，他和太太一來到英國就被巨大的貧富分化給震驚了。天生的平等心理，讓鮑曼愛惜起在波蘭時的全民貧窮。
消費主義太強大了，一下子就讓共產主義—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之爭退居二線。鮑曼寫出了像1998年的《工作、消費、新窮人》這樣的代表作，但是，盡管左派誌向在心，可如今現在為窮人的未來書寫，跟馬克思那時有一整個無產階級在背後撐腰的感覺不可同日而語。在1993年的《後現代倫理學》一書中，鮑曼已經提到，我們進入了後現代社會，人跟人之間容易產生拒絕的關係，窮人、弱者將越來越不容易得到幫助和接納，而他們團結行動的成本也將十分高昂。
因為個體的日趨孤立，所以人們前所未有地在乎錢和權力。不忘初心的鮑曼走向一個跟滔天洪流作對的境地。他怎能不在孤獨感中緩緩下陷？
鮑曼很少講述自己的過去，因為一說貧窮的家史，受迫害的種族，一提波蘭和蘇聯兩個東歐的反猶重鎮，別人充滿“前理解”的大腦就會自動給他貼上標簽。他對英國一代文學名家H.G.威爾斯很有感情，在威爾斯身上，他看到一種跟她自己相似的“錯位感”：在自己國家他是個外來者，在黨的內部他是異見分子，雖然執掌公事，但所行的事與自己是分開的——不論是物理上還是心理上，他都跟身邊的人，同事也好，普通的波蘭或猶太同胞也罷，有一段距離。
到了21世紀，鮑曼出書的速度可以用“瘋狂”來形容，他似乎意識到，勤奮是克服衰老和孤獨的不二法門，就像一隻雞蛋，為了能夠直立在桌麵上必須不停轉動，不可稍歇。他寫了一本又一本，“流動的現代性”，“液態世界”，一個又一個概念被他扔出來。2013年，我打開鮑曼的《此非日記》時，剛剛發生了新西蘭有毒奶粉被緊急召回一事，正好印證了鮑曼的一個如今已成常識的觀點：在“流動的現代性”控製的世界裏，一件事的利害其實攸關所有人。
《此非日記》收錄的是他2010年9月至次年3月寫下的日記文字，大部分篇幅較長，可以看作一則則思想隨筆。每一段思考都相當沉重，世界的加速崩塌讓老頭兒連聲歎氣，但是，他所固守的卑微感，讓他不至於變成喬姆斯基那樣的“憤老”，每次為什麽事發了幾句火，他都急急忙忙地將散了滿地的焦慮不安撿回來，仿佛那些情緒不足為外人道。
他變得越來越依賴頭腦和書寫。雅尼娜已於2009年底去世，鮑曼“跌入了孤獨最黑暗的盡頭”，但是一打開word文檔，孤獨感連同電腦桌麵上的雅妮娜的臉容都被覆蓋了，書寫就是對話，而“對話趕走了孤獨”。鮑曼很清楚這種移情策略的本質，那是一個沒有任何“榮休”頭銜的老學者，企圖回避接觸外界林林總總的新事物的選擇，那些事物會讓他絕望地意識到，自己的知識和精力都無法駕馭，現象的成因，事物的答案，悲劇的根源，都在他孜孜探究到的最遠邊界之外的某個地方，甚至於根本就不存在。
“關起門來，我就感到一種病態的自得，還常常想弄明白門的那一邊是些什麽東西。”——鮑曼這句話，道出了幾多人文學者的真實狀況，隻不過，若非失去了學府待遇的保護、同行的互相取暖或者學生後輩的追隨，同時又無可挽回地抵達了垂垂老境，沒有哪個人願意坦率地承認吧。
（來自網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