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說,老房子才是真正的家。遺憾的是幾乎所有的老房子都隻能存在於人們的記憶中了。最近常做夢,老夢見我家在重慶市中區(現在的渝中區)棉花街的老房子,夢見父母、夢見哥姐和小夥伴……那些發生在棉花街47號老房子的故事還記憶猶新,然而故人何在?伊在何方?
記得文化大革命的中期大約有一兩年時間,那個隻比我年長兩歲,長得很清秀的S妹(我媽這樣叫她,孩子們也跟著這樣叫),幾乎每天下午都站在我家大門外仰頭大叫:“六妹,開門!六妹……” 她是專門來找我玩的。我們常在一起下跳棋、聊天。她通常穿一件淺灰色的哢嘰布上裝,留著兩條齊肩的小辮子,頭發梳得紋絲不亂;大多數時候,白淨的臉上掛著笑容,她的牙齒長得很整齊,笑起來很好看,就像一個天真無邪的幼兒,不過她偶爾會莫名其妙的傷心掉淚。
有一天晚上睡覺之前,母親耳語般地告訴我,她患了輕微的間歇性精神病,並囑咐道,這種病不能受刺激,千萬不要惹她生氣,更不要到處去說她得了什麽病。可我覺得她沒有什麽特別反常的行為呀,總的來說她的個性比較溫和,隻是說話有些東拉西扯,但我覺得不礙事,所以,我和她一直友好相處。
S妹的母親C阿姨和我母親是街道辦事處的同事。C原本是重慶市市中區政府機關的幹部,她丈夫S先生是區裏有名的領導,解放前是中共川東地下黨的黨員。文革以後,S先生被打成叛徒,讓紅衛兵造反派給抓走了。我聽C阿姨說主要是江青說過一句話:川東地下黨都是叛徒。這下完了,那非得一網打盡,包括《紅岩》的作者羅廣斌以及書中那些存活下來的真實的地下工作者,一夜之間都被打成了叛徒。C阿姨也因此受牽連靠邊站了,過了好幾年才被發配到最低一級的行政機關——街道辦事處工作。
這個黑五類家庭一共四個孩子,大兒子受不了株連的刺激,精神失常後被送進了精神病醫院。
C阿姨常在下班後和我母親一道來家閑聊,有時候聊到飯點上,母親就留她吃晚飯。她的胃口不錯,一邊吃一邊對我媽媽的烹調手藝讚不絕口:好吃,好吃。關於他們家的具體情況,就是在她們聊天的時候旁聽來的。
C阿姨是川西人,一口成都腔,中等身材,長得白白淨淨,頭發少許花白,高度近視,戴一副黑邊眼鏡,看上去頗有知識範兒;她伶牙俐齒,說話語速超快,每一次聊天都喋喋不休,一發不可收,依然還是在台上作報告的馬列主義老太太形象。真的是特殊材料打造的人。朋友,你想想,大難當頭,夫離子病,小女兒的狀況不容樂觀,可她卻在人前表現得麵不改色心不跳,從容鎮定得就像泰山頂上的一棵青鬆,烈日炎炎曬不死,嚴寒冰雪鬱蔥蔥。
記得有一段時間,有小夥伴用一種嘲笑的口氣問我,為什麽瘋子總喜歡和你一塊玩耍?我覺得她們可能快把我也當成瘋子了,於是我開始回避S妹,記得有那麽兩次,她在樓下大聲叫門,我在樓上裝著沒有聽見,任憑她怎麽叫,我就不給她開門。她叫了好久,我的心就咚咚地跳了好久。想著她失望而歸的樣子,其實我也挺難受的。說實話,我從沒有嫌棄過她是黑五類子女,隻是受不了別人也把我當瘋子看,然後很可能不跟我玩了。
夏天的一個晚上,她又來了。一邊敲門一邊大聲喊:“六妹,快下來!我們家的曇花開了,快點跟我去看,不然一會兒就看不見咯,快點,你聽說過曇花一現嗎?六妹,快點,我媽說了,叫你們都去看……” 我抵擋不住曇花的誘惑和她真心實意,於是就跑下樓去開了門,記得當時我媽媽和幾個姐姐都去了。
我們來到小什字羅漢寺附近她家的宿舍,隻見院子裏一大堆人圍在她家窗台前靜靜地欣賞悠然綻放的曇花。在薄弱的燈光下,花盆中間一朵拳頭大的曇花,皎白的千層長瓣一顫又一顫地抻開,將玲瓏剔透的花容呈現在愛花人麵前;它在黑夜裏、在帶刺的葉片之上,靜悄悄的盡情展現迷人的風貌和情懷,將淡淡的清香拋灑在空氣裏;它似乎忘記了自己最多隻有三個小時的生命,忘記了時光和周圍的一切,而隻專注於當下的盛開。
燈影下S妹汗津津的臉龐露出興奮而稚氣的笑容,那對亮晶晶的眼睛一閃一閃的,好像在給曇花拍照,好將它那迅速變幻的美姿收藏起來。今晚來了這麽多客人,也是她高興的理由。她一定是向好幾戶人家發出了邀請,哪怕這些人都是衝著曇花來的,也足以讓她興奮一個晚上。因為他們家早就門庭冷落馬鞍稀了。難怪今天她像過節一樣高興。
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近距離觀賞曇花。 S妹的純潔友愛讓我深感內疚,於是,我又開始和她在一起玩耍而不再避嫌。
1975年夏天我高中畢業下鄉落戶後就再沒有和她來往了。文革結束,1977年我參加高考返城以後,聽母親說C阿姨和丈夫都官複原職回到區級機關工作了,S妹的病情基本好轉並且有了一份穩定的工作,隻是她那個患重病的哥哥恐怕是難以康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