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國共破裂直至1949年解放戰爭在大陸勝利，中國共產黨人同國民黨在爭奪政權鬥爭中，除了在公開戰場較量，還在隱蔽戰線進行了激烈交鋒。《孫子兵法》曾闡述了戰爭的基本準則──“知彼知已，百戰不殆”。隱蔽戰線的鬥爭因具備吸引人的神秘性，長期成為影視作品的重要題材，近年來屏幕上還出現了一股“諜戰片熱”。
近些年來一些廣告式語言談及過去國共隱蔽戰線較量時，經常用“諜戰”一詞，此說並不合乎中國共產黨當年隱蔽工作用語。“間諜”一詞帶有貶義，共產黨人一般隻把對手派來刺探情報的人稱為間諜，不能將此詞冠在自己的隱蔽工作人員頭上。當年蘇聯將派出的情報人員稱為“蘇聯偵察員”或“紅軍偵察員”，中國共產黨人對從事隱蔽鬥爭的人一般稱為“地下工作者”，對於隱蔽戰線的鬥爭也稱為秘密戰、秘密工作。
在推翻國民黨統治的鬥爭中，中國共產黨人進行了兩個戰線的鬥爭──公開的武裝鬥爭，隱蔽的地下鬥爭。對地下秘密工作的任務，毛澤東在延安整風時曾這樣總結說：“公開工作之外，還要有秘密工作與之相配合，這就是黨的秘密組織工作，群眾的秘密組織工作（作為群眾公開組織的核心），黨派的秘密聯合行動，秘密的情報工作，公開組織與公開鬥爭的事先秘密準備等。”在毛澤東所概括的秘密工作五大任務中，情報工作隻列在第四位。
當年黨的地下工作的最重要目標，是在政治上爭取敵占區的人心，地下工作者多數在搞工運、農運、學運和秘密的統戰，發動和組織群眾擁護共產黨，而不是搜集情報。例如在解放戰爭中，中國隱蔽戰線的最大成就，是發動起國統區廣大群眾掀起轟轟烈烈的反饑餓、反內戰的群眾鬥爭。對這些看似平凡卻意義重大的工作，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電影和文學作品中有過不少表現。影視作品進入市場商業化階段後，一些創作者對這些缺乏刺激性的曆史事實卻大多沒有興趣，結果出現了“地下工作=搜集情報”的創作誤區。許多觀眾談到革命戰爭的地下工作，認為“就是搞情報”，這完全是主次顛倒的認識錯誤。
1925年左右，國民黨特務正在解碼來自南京的密電
國民黨的前身同盟會從1905年成立起，主要從事地下活動，以暗殺、聯絡會黨等方式反抗清政府和北洋軍閥，搞情報同樣不是主要任務。1925年國民政府在廣州建立，1927年在南京再建並獲得全國主導地位後，國民黨的秘密工作轉為以特務工作為主。蔣介石為了維持獨裁統治，首先以黃埔係軍隊作為支柱，其次網羅了一批黨棍，再則利用特務監視和鏟除異己。國民黨政權因不得人心和缺乏群眾基礎，其特務工作注重於監視和打探情報，也進行策反、拉攏和思想滲透等特殊任務，不能簡單以“諜戰”來概括。
記得20世紀80年代初國內播出一部表現在敵營中潛伏的電視劇《敵營十八年》時，曾長期從事地下工作的文藝界前輩夏洐看過後便撰文歎息說，這些年輕編導不了解當年黨的隱蔽鬥爭原則，利用女色、金錢收買和手槍暗殺等方式恰恰是中共地下工作所不允許的。
中共從事隱蔽戰線鬥爭時，從來不許搞暗殺一類恐怖襲擊。因為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原則，革命鬥爭的目標是推翻整個反動統治而不是消滅個人，暗殺敵方頭目不僅不能達到鬥爭目標，反而會引起社會反感並影響鬥爭方向。中共中央特科雖消滅過少量叛徒，卻隻限於向敵出賣機密並馬上會招致組織破壞的特例。相比之下，國民黨從其前身同盟會開始就崇尚俠士刺客思想，並將暗殺作為重要手段之一。蔣介石在大陸便經常使用特務對公開的反對者搞暗殺，這種以國家政權采取的恐怖主義，也是遭到舉國痛罵的重要原因之一。
1927年，被國民黨逮捕的共產黨員
中共中央特科最早開展的除奸工作，主要是1928年4月政治局常委、組織局主任羅亦農在上海因叛徒出賣被捕遇害案。特科的內線關係很快查明，這是因擔任中央秘書和接待的何家興、賀芝華夫婦告了密。他們從德國、蘇聯學習回來後經常出入燈紅酒綠場合，組織發給他們的每月幾十元生活費無法滿足其奢華需求，他們便利用接待之機偷記下上百名領導人住址，隨後到租界巡捕房表示願以5萬美元和出國護照出售此名單，並先說出羅亦農的地址，待捕捉驗證確實後再做下一步交易。中共中央負責人聞知此訊後緊急搬家，紅隊又以放鞭炮作掩護衝進這對叛徒住所，搜出名單後開槍將何家興擊斃，賀芝華頭上也中槍負重傷，從而斬斷了繼續叛變的線索。
1929年8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彭湃、軍委負責人楊殷等五人在上海滬西區開會時被逮捕，周恩來因臨時有事未到幸免。僅過了六天，彭湃等四人便在位於龍華的淞滬警備司令部內被殺害。中央特科通過內線查明，告密者是軍委秘書白鑫。此人在海陸豐紅軍中當團長時便怕死棄職跑到上海，為追求榮華富貴而秘密自首充當了內奸。根據周恩來指示，同年11月11日夜，特科在法租界霞飛路（今淮海路）設伏，連開90餘槍，擊斃白鑫及特務保鏢共五人，紅隊無一傷亡。“霞飛路上的槍聲”轟動上海，使叛徒特務一時喪膽而不敢隨便活動，中央在滬安全也得到一定的保障。
紅隊在上海灘有了威名後，周恩來又專門強調：隻能消滅危害黨的叛徒和暗藏的特務內奸，對反動統治階級頭麵人物包括公開的特務頭子都不要打，否則會偏差政治鬥爭的正確方向並脫離群眾。有一次“特科”負責人顧順章得知有二三十個警探和“包打聽”要在一品香飯店聚會，打算運去幾皮箱炸藥引爆。周恩來得知後馬上製止，認為這會把飯店炸成廢墟並傷及無辜，將在社會上造成極壞影響。在此後的革命鬥爭中，共產黨人除了打擊敵軍事目標，也從不對反動營壘頭麵人物采取暗殺，從而防止了恐怖主義傾向，並且與國民黨特務那種“下三濫”手段劃清了界限，這也是爭取人心成功的原因之一。
從特科建立起，周恩來等領導還規定，不許用金錢收買、美色引誘和手槍恫嚇來獲取情報和發展關係，其重要原因也在於上述手段是一柄雙刃劍，若以此對敵也會腐蝕自身。1931年以前負責中共中央特科工作的顧順章的墮落過程，便是這方麵的一個重大教訓。
顧順章此人很早參加工人運動，勇於衝鋒並擔任過上海工人糾察隊長，不過卻染有流氓習氣。他擔任特科負責人後，借口工作特殊，經常拿走中央半數以上活動經費且開銷不受監督，還嫖娼、吸毒。這種道德上的墮落同黨的原則和要求格格不入，顧順章便心懷不滿籌劃投敵，於1931年4月在武漢被捕後馬上叛變，並提出願出賣中共中央機關全部住址。幸虧潛入敵特機關內的錢壯飛譯出了武漢方麵的來電，由李克農提前在上海報警，才使中共中央幾十個機關、幾百人連夜轉移，免除了覆沒性災難。
在當年的隱蔽戰線鬥爭中，中共地下組織不僅把反對奢侈當作防止自身成員腐化的重要一環，同時出於經費所限和避免暴露，一般也不允許成員過豪華生活。近些年一些影視劇的編導迎合社會上追求奢豪的潮流，設計的地下工作鏡頭盡是燈紅酒綠，由俊男靚女在高檔歌舞廳、賓館接頭。我父親在抗戰後期曾由八路軍調到中共中央社會部參加過地下鬥爭培訓，在東北解放戰爭中擔任過隱蔽戰線的部門負責人。他生前看到電視上出現這類鏡頭便曾歎息說，當年共產黨組織經費很困窘，根本不可能維持豪華生活，何況這類舉動從曆史背景角度看也違反了隱蔽鬥爭戰線的基本原則。
世界上的隱蔽鬥爭有一個共同的活動原則，便是要求“普通化”而力戒“特殊化”。西方情報界有句名言：“不像間諜的人是最好的間諜”。周恩來早在1928年為黨的地下工作人員規定最早的工作準則，便是“盡量職業化、社會化”。地下工作人員的著裝和日常行動都要求同社會上普通群眾相近，既不要過於出眾引人注目，也不要太窮酸招人討厭。當年的地下工作人員接頭，選擇高檔娛樂場所恰是大忌，因那裏是敵方上層官員和警特樂意出入之地。隱蔽工作的紀律還要求外出人員盡量避免在公開場合坐在漂亮女人身邊，因敵特出於本能願意盯著美女，對她們身邊的男人自然也會引發興趣，很容易引來盤查和留難。按照通俗的解釋，混在人堆中就找不到，見過麵後就沒印象的人，才是地下工作者的最好人選。如今眾多影視劇中那種刺激眼球的鏡頭，大都違反曆史真相，不過若如實反映又不吸引觀眾，恐怕也是有些編導者的為難之處吧。
1946年，國民黨軍警機關為監視前來談判的中共代表團人員的活動，對代表團工作人員及家屬都登記備案，設立集體戶口卡和個人戶口卡。戶口卡上的戶主都是周恩來
進入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通過總結經驗，為地下鬥爭提出了“隱蔽精幹、長期埋伏、積蓄力量、等待時機”的方針。當時國共兩黨雖然在對日作戰中形成戰略上的合作關係，國民黨當局仍不承認中共組織在國統區有合法活動地位（隻有個別談判代表除外），並把“防敵（指日本）防奸（指共產黨）”作為秘密鬥爭的基本指導原則。此間，國民黨的軍統、中統在對日本進行秘密戰的同時，將中共地下組織當作第二位的打擊目標。
抗戰期間，中共中央在延安建立了社會部，並對黨的地下工作人員進行了專門培養，教育他們掌握對敵鬥爭的政策原則和秘密工作紀律，並進行了秘密技術的訓練，使黨在隱蔽戰線的鬥爭水平得到很大提高。周恩來根據國統區工作特點，總結發展了十年內戰時他提出的黨員職業化原則，又創造性地提出了“三化”（職業化、社會化、合法化）政策，成為黨在國統區開展地下工作的基本方針，也成為在日本占領的淪陷區的秘密工作指針。
中國共產黨在上海等日占區的秘密工作，主要通過發動群眾建立地下組織，幫助新四軍的軍事鬥爭。以周恩來為書記的中共南方局直接領導西南工作委員會負責川、雲、貴、湘、鄂的黨的地下工作，也做出了很大的成績。南方工作委員會（簡稱“南委”，負責粵、桂、贛、閩、浙的地下工作）卻因建立秘密的武裝據點暴露了組織，在國民黨特務搜捕下大部損失。後來周恩來總結其教訓時說，“根本原因是秘密組織與武裝鬥爭同時並用，致工作路線發生許多錯誤。”“在大後方的黨，隻能全力執行中央長期埋伏、積蓄力量、等候時機的路線，不能同時采取武裝鬥爭的路線。”地下黨組織不能同時兼搞武裝鬥爭，這成為當時中央確定的一條原則。
如今一些影視劇為了提高收視率，描寫地下工作的鏡頭頻頻出現“槍戰”和武打，甚至把地下工作者表現為武林高手，這完全違反了隱蔽鬥爭的原則。當年中共的地下工作者除有軍警的掩護身份，都不能擁有手槍一類武器，否則路上遇敵檢查便會暴露。即使是在上海影響很大的特科“紅隊”，總共也隻有四支手槍，成員平時外出也不許攜帶，隻有在執行除奸的特殊任務時才能使用。
中國共產黨的隱蔽戰線鬥爭有別於國民黨和其他政治派別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群眾工作、情報工作與統戰工作的有機結合。這一特點的形成，與周恩來在抗戰時期對統戰工作的倡導、推動息息相關。周恩來多次指出：情報工作要通過交朋友，通過往來談話做工作；要建立據點，建立關係，深入社會；要見縫插針，做串門的生意；擴大了團結的基礎，即擴大了工作開展的可能。抗戰期間中共隱蔽戰線鬥爭的最大成就，便是爭取了社會各階層同情共產黨的事業，這為解放戰爭的勝利奠定了重要基礎。
20世紀40年代，國民黨特務槍殺進步人士
取得全國勝利之後，中共情報工作負責人李克農在1950年專門用了半年時間組織總結黨的情報工作經驗，強調了黨的絕對領導和以政治基礎為主的兩點原則。當時蘇聯情報專家來華介紹經驗時曾說，用金錢、美色才能獲得有價值的情報，李克農對此氣憤地反駁道：“我們過去沒有這樣幹，今後也不會這樣幹！我們主要靠交朋友、做政治思想工作，有時也用一些金錢，但隻是輔助手段。”
近年一些以追求刺激的電視劇中出現的“地下工作者”，既不談政治覺悟也沒有組織領導監督，成了“天馬行空、獨往獨來”式的人物。真實的曆史情況卻證明，離開黨組織領導的地下情偵工作必然會走上歧途，顧順章叛變的重要原因便是他從不參加政治學習而沒有應有的覺悟，黨組織又因他工作特殊而未很好監督。吸取這些教訓後，黨的地下工作盡管多是單線聯係，組織上也要經常對下屬黨員在政治上和生活上進行檢查，對有危險傾向者要及時教育或切斷關係，反腐鬥爭也體現在當年的隱蔽鬥爭中。
當年黨的地下組織發展關係，都是以政治覺悟作為基礎，而不像某些影視劇作品那樣用哥們兒義氣、愛情吸引等手段。當年殘酷的鬥爭證明，如果脫離了政治理想信念的凝聚，個人關係和一時的感情狂熱隻要日久都會生變，對明知是敵對陣營的人產生愛情更屬天方夜譚。在革命戰爭期間，中共在隱蔽戰線能取得那麽輝煌的成就，根本原因是靠正義的信仰爭取和打動人心，靠組織力量凝聚廣大群眾作為掩護。共產黨的地下工作人員經常能打入敵營，恰恰由於國民黨腐敗不堪，內部鬆散且離心離德。蔣介石的“文膽”陳布雷的女兒和其他許多高官的子女紛紛秘密加入共產黨，也是因他們看到身處的高層有太多的黑暗，認為延安才代表光明。當時國民黨的中統、軍統除了利用少量叛徒，一般很難打入共產黨內，原因也在於革命隊伍組織嚴密，艱苦奮鬥環境也為特務分子無法忍受。智慧來自群眾，力量來自信仰，是黨的地下工作勝利的源泉。
回顧當年中共隱蔽鬥爭勝利和國民黨在此領域失敗的曆史經驗，人們便可看出決定其勝負的關鍵也在於用正義性爭取人心。2500年前寫成的《孫子兵法》對間諜使用便總結說：“非聖智不能用間”，“非仁義不能使間”。共產黨“用間”的成功，恰恰是在“聖智”和“仁義”方麵占有絕對優勢。秘密戰線的較量同樣是人心的較量，國共雙方隱蔽戰的勝負對決，其基本因素也正在於此。
2016-06-03 徐焰 國家人文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