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爵王先生
年齡一把，事業全無，頭發不多，毛病不少。
第十一章 是導師、老板，還是朋友？
在美國留學的中國學生，每一個人都會由係上指定一個導師。導師的職責是在學術上給學生以指導，並為學生提供學習上的谘詢和建議，幫助他們順利拿到學位。
學生們喜歡稱呼自己的導師為‘老板’，原因很複雜，其中既表達了學生與老師的師生關係，也包含了某種‘雇主’與‘雇員’的關係。在美國，一個研究生的導師具有很大的權威，‘生殺予奪’說不上，說握有決定你畢業與否，甚至‘飯碗去存’的權力實不為過。導師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你選修哪些課程，論文過不過關，考試記不及格。這些又直接影響到各門功課成績的好壞，影響到你能否繼續學習，以及能否繼續拿到研究生資助的結果。
再說‘飯碗’，也就是研究生資助的問題，這是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中國自費留美學生的‘七寸’要害。你是否能夠保住資助，導師有很大影響力。如果一旦飯碗不保，其他一切學習和生活都‘歸零’，剩下來的事情，恐怕隻有卷被子走人。因為，沒有了學校的資助，每年光叫你自己繳納近2萬美元的學雜費一項，就會讓你傻眼。在ULM, 隻要一個學生獲得graduate assistantship (研究生資助)，哪怕隻獲得四分之一資助，全年的學費就全免。所以，資助再少，它像‘杠杆’一樣撬動起學費的全免，意義實在非凡。
最後，導師還可以決定你的論文是否過關，論文過關後你是否可以畢業，這些都是關係到一個留學生學業成敗和去留的重大問題。我的一個朋友，上世紀八十年代末在紐約大學石溪分校攻讀物理學博士學位（楊振寧博士任教的學校）。等到他念完了學分，通過了論文，馬上就可畢業找工作的時候，導師就是不讓他畢業，讓他繼續做實驗，實際就是繼續為導師打工，害得他比別人整整晚了一年才畢業。
除了學習，有些導師還進入到學生的日常生活，成為學生的朋友，彼此關係達到親密無間的程度，有少數甚至還發展成為情侶和夫妻關係。我就知道，來ULM留學的一個北京醫學院（現在叫北京大學醫學部）的女生，留學兩年後‘英雄虎膽’，跨越了年齡的巨大差距，和大她近二十歲的導師結成了連理。所以，美國大學的導師與學生，關係複雜微妙，很難完全說清，學生對導師的情感上也是五味雜陳，一言難盡。
當然，導師中大部分是很不錯的，學問上‘滿腹經綸’，著述等身；教學上嚴格執教，誨人不倦；生活上為人正直，對學生也很照顧。美國的大部分中國留學生，都和自己的導師建立了良好的師生關係，甚至彼此把對方視為知己，互相關懷。ULM有一個攻讀刑事科學（Criminal Justice）的上海學生，簡直把他年屆六旬的導師當父親般對待，經常去導師家噓寒問暖，幫這幫那。他的導師也對他關懷備至。導師經常在經濟上接濟學生，把自己一輛性能尚好的汽車送給了他。我知道在ULM其他院係，像他們這般親密的師生關係，還是聞所未聞的。ULM的導師與學生關係，一般說來都是不錯的。畢業後，還長期互有‘書信往來’的師生，也不少見的。
我的導師叫哈裏?米勒博士（Dr. Harry Miller）。之所以這樣稱呼他，是大有講究的。‘哈裏?米勒博士’，是最正式的稱呼，銘牌、名片或其他印刷材料上，必須這樣稱呼。‘米勒博士’，是同事、學生或其他工作上有關的人士的稱呼。隻呼‘哈裏’的，是他的家人或很親密的人。外人對他的稱呼中，頭銜‘Doctor’（博士，有中國人以這個英語單詞的諧音，戲謔地稱為‘大狗頭’）是不能少的。他是這樣，其他擁有博士頭銜的教授也是這樣。這倒不是他們愛慕虛榮，這個頭銜可以彰顯他們是‘飽學之士’以及在學校的地位。
據說，楊振寧博士不喜歡別人稱呼他‘楊振寧博士’，他喜歡‘楊振寧教授’。在美國博士遍地跑，失業或者轉行當藍領的博士屢見不鮮（我就的確在田納西州親見過一個幹電工的博士），而‘教授’卻一定是在大學有教職、飯碗端在手上的人，可能原因就在這裏吧。這是幾句題外話。
米勒博士，是一個時年六十出頭的白人老頭。他出現在我麵前時，總是西裝革履，衣服折皺是愣是顯，頭發溜光一絲不亂，很配合他的博士頭銜。不過，上天給了他一個高達一米八的魁梧個頭的同時，卻讓他走起路來右腳稍有顛坡，也算是一種平衡吧。
我學習的專業是Reading（閱讀）, 屬於教育學院（國內稱‘師範學院）範疇。米勒博士是教育方麵的專家，不僅因為他有個博士頭銜，他也曾經長期在小學任教，還當過小學校長，著述頗豐，教學實踐經驗十分豐富。 我原本就是想係統地學習一些這方麵的理論知識，也想對美國的基礎教育做一些實地的田野調查。我感覺能夠遇到米勒博士做他的學生，也是我的幸運。
在美國，帶研究生的教師，在開設課程數量和選課學生人數上，學校都對他們有一定的要求。這是要和教師的晉升和職稱相關聯的。如果某教授開設的某門課程，選修的學生人數未達到一個額定人數，可能就會取消這門課程。尤其是當一門課程（多為2或者3字頭課程）有若幹教授同時開設時，‘爭奪’學生就會成為必然趨勢，哪怕隻是在暗中進行。處於競爭不利環境下的教授，晉升和發展必然受到影響。有的教授因此而黯然退場，轉到其他大學謀職。美國大學裏的這種‘殘酷’競爭，客觀上推動了學術的良性發展，推動了教授們不斷進取，受益的是學生和整個社會。
在米勒博士的指導下，我選修了11門major（主修科目）課程和5門minor（輔修科目）課程。像其他導師一樣，他也要求我盡量選修他開設的課程。選修他的有些課程，也是我的研究生計劃中必須的，當然也有些是我可選可不選的。在選課上盡量配合我的導師，也說不上什麽利益交換，也許說它是一種人情世故更合適吧。
美國大學和中國大學一樣，有的教授對學生要求嚴格，鐵麵無私，甚至到不近情理的程度。教授我們EDFN-581研究課的霍蘭博士（ Dr. Glenda Holland） 就是這樣一位老師。這位中年白人女教授，身材瘦小修長，似乎有點弱不禁風。但這個小巧的身材裏麵，包藏了一顆堅硬的心。她執教嚴格，工作中從不徇私，上課從不遲到，作業和考卷都批改得很仔細規範。她要求學生也是這樣，她的課堂紀律嚴明，不準高聲交談，不準吃零食（有些教室門口貼有‘NO FOOD’, 嚴禁帶食物入內，為的是警告那些上課管不住嘴巴的學生）；每堂課必點名，遲到超過15分鍾的學生不準進教室，late paper（晚交論文）一律判不及格。
當然，事情也總有反麵，敷衍塞責的放水教授也不少見。我知道ULM一位北京來的陳姓留學生，真有點‘留’而不學，在這所學校攻讀教育學碩士學位，學的是教育技術專業，一讀四年還未結業。為什麽呢？上課時間，他經常出去打工，為他在德州攻讀學位的老婆積攢學費。到頭來，導師居然確認他出滿勤，導師名下的所有課程成績全數為A，也包括他很少去上課的課程。可見，美國教授職業道德良莠不齊，也並非是鐵板一塊。
我的導師米勒博士大概居於這兩者之間吧，該要求的一定會要求，該是什麽的也一定是什麽。比如我選修他的六門課程，他不會做順水人情，全部給我A，其中兩門也是B。他帶過的研究生，也並非人人過關。據說，在他手上，曾經有過一位巴西來的留學生，因為三門主修課不及格，被他fail（判不及格）後未能拿到學位的。
我能夠在兩年內拿到碩士學位，也要部分歸功於米勒博士的幫助。首先，他幫我設計了一個攻讀計劃，針對性很強，很切合我的實際。因為11門課程中有好幾門是實踐性課程，而我是已經有著二十多年教齡的老教師，教學實踐和經驗已經很豐富了，這些課程學起來比較輕鬆。第二，我研修他的課程多，有不懂得，我可以直接找他請教，不費太多時間。
在生活上，他對我也比較關心。剛到美國時，沒有錢，沒有車，想去一些地方看看也不可能。他知道了這一點後，經常帶我出去參加一些業務活動，比如西邊的什瑞夫波特（Shreveport），納斯頓（Raston）和南邊的亞曆山德利亞（Alexandria）去開過會，也順便去看看那裏的景點。在什瑞夫波特，他還專程帶我去參觀過那裏著名的美國空軍博物館，大開眼界。
另一方麵，我也幫過他不少忙。他家要重新粉刷房屋外牆，他爬上高高的梯子在上麵刷，我站在下麵一點的梯子上為他遞工具遞油漆。他的兒子從外地搬家到門羅，我找幾個中國留學生幫他兒子從車上下貨。我和我的導師之間的互相幫助，基本是出於友情，完全不是什麽交易，更不是什麽‘等價交換’。因為，我和他經濟能力上十分懸殊。他幫我完全是免費的，有時還要‘倒貼’，比如出去無論公幹還是遊覽，吃飯都是他請客，反過來，我幫他做的事情都是有償服務，雖然‘收費標準’遠低於市價。可見，我和米勒博士之間的關係，工作中是導師與學生的關係，生活中已經成為了朋友。
直到現在，我和米勒博士還保持著電郵往來，時不時收到一封他寄來他在孟菲斯新家的照片，或者發來一張生日賀卡，感覺十分溫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