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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16:1972年,8歲,第一次吃獼猴桃 (第二部分)

(2016-07-16 03:18:21) 下一個

本故事的第一部分的結尾給讀者的感覺是這似乎是講一個因果報應的故事。本人特此聲明:本人是科技工作者,也是無神論者,不是馮夢龍,也不會宣傳迷信。俗話說瞎夢瞎夢,一個人一晚上要做好多個夢。齊邵文自己逼死柳魁一這事兒,無論別人還是他自己,肯定都覺得有些太過了。他背上生了瘡,開始有生理感覺,而日有所思夜有所夢,不相關的兩件事就相關聯起來了。

 

作為二兒子的齊邵文生前已經和三個兄弟分了家。他死後,兩個兒子經營著家業,財富繼續增加。據村民講他們家的金元寶有一小簸箕。可惜的是他大兒子齊正庸也是三十多歲就不幸過世,用的棺材是柏木的,據說百年不爛。當然了文革期間,他的棺材被村民扒出來,用來打成了蓋鍋板去集上賣了(大躍進文革期間的中國大陸,我認為其文明程度大約相當於元朝末年吧。至於當代中國的社會文明程度,如果剝離科技進步因素的影響,大致相當於晚明萬曆天啟崇禎年間水平。當然了,肯定比韓非子《孤憤》裏記錄的把死人骨頭從墳裏刨出來當柴燒的春秋戰國時期要進步)。

這個齊邵文大兒子齊正庸的大兒子齊好德,也就是齊邵文的大孫子,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or大革文化命?)如火如荼進行中的一天,用剪刀抹了脖子,就在自家炕上。他是小學教師,懷疑自己一句口號喊錯了,就從此心神不寧,最後自殺。

那天早晨隻有3歲的我還在被窩裏,就聽得街上有人驚叫“好德抹脖子了”。據後來大人們說,這個齊好德整天害怕紅衛兵來抓他,一直有自殺傾向,他媽媽和兩個弟弟輪流看著他。那天清晨,一個弟弟去地裏打柴,一個弟弟去井上挑水,他媽媽做完早飯,正在給他準備洗臉水,當老娘親端著臉盆進到齊好德住的廂房屋裏時,齊好德已經用剪刀剪開脖子上的主動脈,在本能性地掙紮撲騰。搶救肯定是來不及了,悲憤中的老母親,在沒有造反派的逼迫的情況下,也嘴上說著恨他的話,最後是用他鮮血染紅的炕席把他卷起來埋掉了。在我們老家這叫“軟埋”,屬於最差的死亡待遇。他是我們村在文革中唯二自殺成功的,其他幾個付諸於自殺的實踐或想自殺都沒有成功,或者膽量說還不夠。齊好德抹脖子了,啥也不用操心了,留下了傷心欲絕的母親,他的二弟,不久就精神分裂了,到現在也是一個精神病人,一個老光棍兒。

想自殺而沒有成功包括齊邵文的親侄孫,就是我在故事裏麵提及的、大帥哥、經常借給我爸爸錢的好義大伯。被紅衛兵打的渾身血跡斑斑,還要像鏵犁一樣弄起來,用嘴鼻啃地。

齊邵文另一個親侄孫的妻子,文革中得了痢疾,去了縣醫院但是沒有合格醫生(他們都蹲牛棚去了),年紀輕輕就死去了。留下幾個未成年的孩子,其中的三兒子後來成了我的表姐夫(我二舅的大女婿),一個能人。

另外,大隊書記的爹,做了“茬子官”而不幸離世。這是當地人一種詼諧的說法。秋天收割玉米時,他老人家一走神,想到自己跳樓自殺的女婿。女婿是在沈陽工作的城裏人。他的小孩子在外麵高喊口號“打倒毛主席,保衛劉少奇”,被紅衛兵抓住,審問他們誰教他們這樣喊的,小孩子們說爸爸教的。實際上爸爸教的口號是“打倒劉少奇,保衛毛主席”,少不更事的小孩子們完全記反了。後來這個爸爸經不住紅衛兵的折磨,隻好跳樓自殺身亡。老爺子幹莊稼活兒時一想到這裏,一分神被一棵玉米茬子絆了一下,就跌倒坐在另一個鋒利的玉米茬子上了,鋒利的玉米茬子插入肛門損傷了直腸和內髒(這就是所謂的“做茬子官”)。大夥兒七手八腳,趕緊把老人送縣醫院搶救治療,但是文革中的縣醫院的醫生都撅屁股貓腰掛牌子挨批鬥去了,給他治傷的都是造反派(剛畢業的大學生和護士),結果得了敗血症,幾天後不幸離世。

過去我媽媽用這個故事做例子告誡當時隻有5歲左右的我小孩子家:不要在外麵亂說話。出於不能失去父親的恐懼,我真的照辦了,但是從那時起,我害怕三件事發生,一個是怕做茬子官,一個是怕從高處掉下去,一個是怕看到抹脖子。

在過去的農村,殺豬、宰羊、殺雞,都是孩子們的樂事,要早早占好地形去欣賞個從頭到尾的。可是每當我看到killer用殺豬刀把牛脖子割開、用殺豬刀把羊脖子割開、或用剪刀把雞脖子割開,我好像耳邊總會響起來“好德抹脖子了”。好在殺豬都是用殺豬刀從脖子處捅進去到心髒,不會讓我有抹脖子的聯想。

 

繼續講完這個故事。

話說著在齊邵文兒輩悶聲發大財的時候,本地就解放了,齊邵文的大兒媳一家和二兒子一家就都成了地主。屬於革命的對象。

我們那裏,解放分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土改,即把地主富農的土地和財產都分給農民。過了不久,又有一個“複查”,就是拷打地主富農,讓他們把土改時藏起來的金銀財寶交出來。

我當時健在的兩個曾外祖父(我奶奶的爸爸和我姥姥的爸爸)都是地主,但是都沒有挨揍,一則是他們年紀大了,二則是他們都是開明士紳,解放前對共產黨一直就不錯(抗日時期捐12支槍給八路軍),何況有女婿、孫子們為共產黨幹部。他們在兒孫的啟發教育下就在拷問開始不久就把埋起來的值錢貨都交出來了。

當然有敬酒不吃吃罰酒的,比如我媽媽的唯一姑父。別看他的一個兒子是省黨校教員,另一個兒子是著名雕刻家(還是湘西鳳凰縣出身的著名文學家SCW的女婿),這個並不是土鱉的土鱉就是怎樣挨揍也不交出來金銀財寶,氣得村幹部到他們家大罵,乃至摔東西,結果順手拿起來一個小板凳摔下去碎開的時候,一下子摔出來一個金元寶。鬧了半天,他們家把貴重品都藏在那些不起眼的小板凳裏麵了。當然了,最後我媽的這個姑父在文革中自殺,生前被極度羞辱、死後被更極度羞辱。

我們村負責拷打地主富農逼他們交出藏起來的金銀財寶的是一個殘廢複員軍人,一個外姓人、外村人,一個到六十年代末我都記事兒時才娶上一個拖油瓶老婆的外號大董瓜的光棍兒,這個大董瓜年輕時拷打起地主富農來可下狠手的,尤其是對那些中青年媳婦們、寡婦們。

這個齊邵文的守寡的大兒媳,屁股上被打後留下的傷疤有中號像章那麽大。這個寡婦可能經此一事後是想開了,把唯一女兒嫁給了嚴莊最窮的一個小夥子,又娶了一個本村最窮的外姓人家的閨女做兒媳。她的孫子也就是齊邵文的曾孫,比我小25歲,大學畢業後在我公司幹過一小段時間,一口一聲大哥的叫著我,讓我公司其他老員工很不受用。他現在北京發展很好。

解放,不僅要分了地主富農的地,他們家的房子也要分給窮人。這個齊邵文後代的宅院裏,就住進去了三戶貧農。其中包括一戶複員殘疾軍人。

這個張姓殘廢軍人在我的故事11---第一次吃喇叭花中是造反派,是反麵角色。但是在這個故事裏應該是正麵角色。

張軍,娶了一個嚴莊女子,生了3男5女共八個孩子。按國家規定,張軍這種在解放海南島渡海戰役中被打斷一條腿的殘疾軍人,國家終其身要贍養,和他妻子每個月應該有幾十元的固定撫恤金,而他們的八個兒女,國家要自出生照顧到18歲,每個月給18元錢。

我記得是他們夫婦倆、他們的8個子女,長得白、長得高、長得美。他們家的孩子,除了二兒子改開以後到廣州做買賣發財後包二奶找小三之外,其他孩子都很正派。

前幾年回家時在本村同姓的幾個人閑聊,有一個叔叔輩的還憤憤不平:“他們家八個孩子,一個月給18塊,養他們18年,8x12x18等於三萬多,我們那時候幹一天活兒才掙幾毛錢。他們跟(元朝時)蒙古保長似的,純粹靠我們養活他們一家”。

我趕緊說:他們是於國有功之人,那朝那代都是這樣做,這你可不能怨。

 

這個張家一大家子人就住在齊邵文的大宅院裏,並且占著整個東麵的整一半。

齊邵文還有一個小兒子齊正凱,這個小兒子大高個、很瀟灑,不論是解放前還是解放後都過得高高興興,也幾乎沒有被當地富反壞右批鬥過。

齊正凱有三個兒子,有一個兒子上了大學,作為地富子女,被分配到偏遠的貴州省工作,而且遲遲沒有成家。他的兩個小兒子在農村受歧視,說不上媳婦也就算了,可是這個大學畢業生不應該說不上媳婦呀。他的地主婆媽著急的很,住在同一個院子裏的張軍妻子嚴素賢知道這些情況。

張軍的大舅子嚴昭友是我們小學的校長,柳魁一的兒子柳希元是這個小學的教師,而柳希元的女兒,那個小精子,由於人長得漂亮,家境又好,看不上一般農民,到近三十了還沒有對象。每天看著女兒被太陽曬不黑的那張美臉,她爹媽簡直急死了。

嚴素賢有一次回娘家,大家談起來這兩個未婚未嫁之人,嚴素賢突發奇想,何不讓他們成婚配?

這行嗎?有一些年紀的人還記得當年之事,隻能搖頭。

這個嚴素賢也是賢(閑)的,說管它呢,問一問兩家再說。

嚴校長先問的女方,柳希元老師當然頭搖得像撥浪鼓。可是下班回家後看著那麽大的閨女,雖然是漂漂亮亮的,還得和其他農民一樣下地幹農活。不是家裏需要不需要她下地幹活,而是那個年代不幹活就是政治問題。柳老師就和老伴兒說起來,老伴才不管他們老柳家和老齊家的那些殺父之仇的舊事,就說我們問問閨女看她啥意思。小精子當然答應了,她1939年才出生,那時候她爺爺早被人氣死八九年了,她心裏麵才沒有那個仇、沒有那個恨。

女方搞定了,再去問男方,男方爹媽當然也是不同意。可是事後想來又想,兒子近30的人了,還等那年那月才能有個老婆?自己仨兒子都沒有老婆,少亡的大哥齊正庸的仨兒子也都沒有老婆。要斷子絕孫了。

地主婆就對地主說:柳魁一畢竟是讓咱們爹氣死的,這都新社會了,人家不和我們計較,我們也就別計較了。

所以,嚴氏兄妹從中做媒,這事有了希望。齊家趕緊給兒子寫信讓他探親回趟家。兒子看有媳婦可娶,痛痛快快請了探親假回來了。

郎才女貌,這事兒就成了,兩個人結了婚,小精子隨丈夫去了貴州。一年後生了個女兒。

小精子(我應該叫柳姨或大媽)帶女兒回老家探親,就來我們家看她的閨蜜我的媽。還給我媽帶來了貴州特產馬糞果。

所以,我在1973年,就吃過獼猴桃了。比天津北京的城裏人還早上十幾年。

獼猴桃我還是不太愛吃,一般一年下來能夠吃四五個吧。

 

這個跨度近40年的別人的故事,我還經常想起來,四十多年來,我一直想把它寫成一篇長篇小說。都是現在沒有時間,將來老了有空閑了,寫出來也沒有人看了。

齊邵文有兩個兒子,六個孫子,除了一個抹脖子自殺和一個得精神病的,其他四個孫子都娶上了媳婦,哪怕是在76年文革結束後老大不小時才娶上的媳婦。齊邵文的曾孫應該有4個吧。除了我提及的那個在我公司幹過一段時間的,還有一個考上北京理工大學的,都算有出息吧。

 

我小時候從這個故事學到的是:

1. 殺人不過頭點地,做事情不要太損太狠太絕。齊邵文祖孫三代或者少亡或者橫死,總讓人覺得有因果報應在裏麵。至少讓村野之人茶餘飯後有談資。

2. 人一定要有氣量,至少要顯得有氣度。柳魁一也是有錢有勢的人家,何必把那個村長看得那麽重?輸了一個村長,不應該氣成那樣。最後把命都搭進去,更不應該,更不值得。

3. 小人物的命運是被大時代所決定的。。。。。。自主的成分占比例很小。而現在這個時代仍然是這樣嗎?

4. 愛情的力量有可能就是最大的。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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