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為我的記性好而感到自豪。
1966年我隻有兩歲,這一年我就記住了四件事。
第一件事是父親騎自行車帶母親去縣醫院看病(行文到此,突然醒悟到很可能是因為母親懷著弟弟所以父親帶母親去產前檢查身體吧)。記得回來時奶奶給準備的中午飯是菜粥。菜粥不同於普通的白粥,高粱米做的粥裏麵放了蔥花、白菜葉和鹽、或許還放上幾滴香油和少許五香粉。我還清楚記得母親側身坐在炕沿上吃粥的樣子。
第二件事,在仲春的一個陰天上午,有一個要飯的到我們家來要飯。那時間我們家傳說中的翠花門樓(朝北)已經被拆了,那要飯的走進無門的後院繞過了影壁就要進堂屋後門了。正在燒火的我媽迎了出去,給他兩個玉米餅子他還不要,非要糧食。我媽打開堂屋東北側的糧櫃說家裏都沒有糧食了。他才不情願的拿著兩個玉米餅子走出後門。
他剛一出門,我隻聽砰的一聲,抬眼看到他前額上重重地被飛來的泥球打中了,就是彈弓打鳥用的那種泥球或叫泥蛋。
我出門看到一個叫立堂的大個男孩子跑開了。
這個立堂,是我的侄輩,血緣關係在八服之外。他爺爺奶奶兩口子抽大煙敗光了家產,硬是主動要求被過繼到我本家的二房因而成了我們家的東鄰。而我們家五服上的二房的嫡出的早全家搬到北京去了。這個立堂,改開以後在邢台市工作期間與人爭風吃醋被人幹掉了。
那要飯的當然是破口大罵,罵的很難聽,我媽趕緊拉我回房關上後門。最後一瞥,我見到立堂的爺爺拿著一個小瓢,把裏麵的玉米倒到要飯的的口袋裏。要飯的罵罵咧咧著走了。
第三件事,就是文革啦。有中心小學的學生們在老師的帶領下走過村裏的主街道,當然是要呼喊著口號,記得有個戴眼鏡的高個子老師脖子上還掛著個哨子。學生們剛剛從東向西離開村子,又聽到村東北方向鑼鼓喧天,我不由得隨著小朋友們向東跑去,等到了村頭,就見從北麵中心小學方向來了一支隊伍,穿的戴的花花綠綠的,當然都是紙糊的服裝。
這是一隻牛鬼蛇神的隊伍,他們的裝束是浪蕩公子型。其中有立堂的親堂爺,我的三堂大伯。他沒有像他大哥二哥那樣抽大煙所以沒有敗家(他們三弟兄的舅舅還是總理在南開中學的同班同學呢),所以成分是地主。地主嘛,當然是有倆閑錢兒的。
他們的隊伍到了街中心後一字排開,造反派要他們自爆姓名和醜事。隻見一身裝束如同京劇《鐵弓緣》裏麵石衙內那樣的三堂大伯朗聲說道,“我叫xyz,我奸汙過婦女一人”。這時我發現,村裏人都不約而同地瞅一個老太太,那個老太太好像是後天性的嘴歪眼邪。幾年後聽村裏幾個老太太閑聊天,說那個臭養漢老婆年輕時養漢養多了所以才成這樣的。養漢老婆,我九歲十歲時讀《紅樓夢》讀到王熙鳳就是這樣罵人的。
等到了這天的下午,從村東公社駐地方向又來了一直隊伍,這支隊伍有一特點,就是所有人都帶著個紙糊的高帽子。這些帶高帽子的黑五類們,被紅衛兵押到了村西的大隊部的廣場,臉衝著西曬的太陽,也是一字排開。
這時候,我看到一個帶軍帽的紅衛兵頭頭模樣的人,不知從哪裏找到一隻破鞋,隻見他臉上帶著壞意的笑容,走到這群黑五類的後麵,然後一個接一個在他們的後腦勺子上麵一個個的給敲了一下。
批鬥大會正式開始了,我注意到有兩個大高個子,還都留著長頭發。他們的長頭發不時地被人薅著,這其中的一個是三堂大伯的舅舅、總理南開中學時的同學宋子陽,還有一位是原唐山黨校的教師、右派,名叫郭睢。這兩位好像不低頭認罪,可是挨了不少揍。
以上這三件事,分別發生在1966年的春和夏,轉眼就到了秋天,就一直傳言說要割宅基地的尾巴。我們家的宅基地的麵積是別人家的2~3倍吧,尤其是我們家宅院的西邊還有外宅,是空著的,還和我們家的本院隔著一道高牆。而那個養漢老婆的女兒嫁給我們家的西鄰,宅基地的寬度是我們家宅基地的三分之一,所以他們兩口子一直對那塊空白宅基地虎視眈眈的。因此我爸爸和我的兩位叔叔就利用家裏的磚在晚秋在西麵邊境上壘了一道牆。壘牆這件事情我有印象,我爸還有兩位叔叔是挑燈夜戰,天有些冷,我媽還專給我穿上一件夾襖。
1966年初冬的一天早晨,大約是上午九點鍾左右吧,我正在我爸媽住的西屋的地麵上拍著皮球玩,就聽外麵突然人聲嘈雜,我想出去看看,我爸用我從來沒有聽到過的嚴厲口氣對我說,“不許出門,好好呆著”。不一會兒,隻聽外麵人們齊聲喊“一二、一二、一二三”,緊接著就聽轟隆一聲,隨後聽到我奶奶在堂屋罵了一聲“這群養漢老婆下的王八犢子們”。
原來是,養漢老婆的大兒子為了給他妹妹出口氣,帶著村裏的造反派紅衛兵們把我爸和兩個叔叔壘的牆給推倒了。
我沒有被推倒的牆的印象,可能是因為還隔著一堵牆吧。但是永遠忘不了那轟的一聲。
一兩年後,我們家被割地但不賠款,失去了宅基地的六分之一即西外宅的南半部。那以後我爸從來沒有停止過要回宅基地的努力,終於在1974年失而複得。
等到了1967年,能夠記住的事情就很多了,一下子湧出腦海。
不想再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