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諒的博客
博客中的文章都是我的原創
阿諒
習近平總書記2014年9月9日在北師大視察時所提出的一個問題:有醫學家發現血型對人格會有影響，並問陪同他視察的校長董奇，其具體影響何在。 很欣喜注意到這一點，說明習總注意到了血型與人格的問題。
有人說：“具有反社會暴力犯罪傾向的人，大腦發育不完善，不能有效地區分好與壞，同時，更重要的是，大腦中負責感受喜悅、同情、悲傷的區域小，腦細胞少。所以，殘害他人不能產生罪惡感。反之，大腦發育完善的人，邏輯分析完善，能夠有效地鑒別對與錯，富有同情心，不會殘害他人”。而血型很可能就是大腦發育程度的一種特征。
我的結論是不存在什麽種族問題，也不存在所謂階級鬥爭，階級鬥爭實際上是B型對A型的血型鬥爭。當今歐洲的移民問題實際上是B型對歐洲的入侵。所以沒有共產主義，俄羅斯還是俄羅斯，東歐還是東歐，就算他們已經采用了西方民主政治，現在和過去還是一樣的，唯一不同的是沒有了大規模的政治迫害。 同樣就算沒有伊斯蘭教，中東也還是中東；有伊斯蘭教，A型占45%的土耳其也還是土耳其，土耳其與中東阿拉伯國家就是有本質不同，土耳其是個比較發達的現代國家，一個政教分離的世俗國家。
西方社會對所謂穆斯林問題應對失策，西方所標榜的宗教信仰的自由實際上是過於天真，因為凡是宣揚暴力的，用宗教幹預現實世俗生活的所謂宗教都是邪教，必須采取堅決的措施，歐美國家打擊恐怖主義要學習以色列，否則放縱下去歐洲必將中國化，而中國將來很可能會阿拉伯化。
這三種血型在智力上沒有多大差別，但在本能驅動力上有本質的不同：
A是榮譽驅動，B是欲望驅動，O是利益驅動， AB型是情緒驅動型。B型剽竊A型的思想改頭換麵當成自己的原創。
我認為科學的本質是歸類，即找到單一因果關係或簡單多因果關係，再加上可檢測和可量化，於是成為被實證的知識，檢測是指通過物理或者化學或者生物手段，或者物理化學生物手段任意兩個或三個一起進行檢測； 量化則是通過數學手段經過運算得出的量化，因而我認為血型決定性情和思想是符合科學特征的。
一段關於日本幼兒園“血型和性情以及思維方式”測試的視頻，在網上一直被視為經典：A、B、O和AB，四個血型的幼兒園小朋友，在精心策劃的“花瓶摔碎事件”中，出現了四種迥異表現。試驗者將小朋友按血型分組，教室裏預先放置一個花瓶，班主任老師在試驗者同孩子開始互動後走入教室，說：“這個花瓶是校長給的，很重要的，不要打碎了”，然後離開教室。試驗者在後麵的互動中，很自然地將花瓶拿在手上，然後不小心將花瓶“失手”掉落在地板上打碎。完全一樣的試驗過程，但不同血型的小朋友們的表現出截然不同的反應：
A型小朋友都很認真傾聽班主任老師的交待，當試驗者拿起花瓶時，A型的小朋友多人站起來製止，都表現得非常擔憂，還有人強烈抗議。在瓶子打碎後，小朋友很憤怒爭先恐後地去找班主任老師告狀。這表明A 型尊重權威，遵守規則，一旦規則製定，就一絲不苟地去執行。
O型小朋友也關心班主任老師的交待，但試驗者拿起花瓶時，O型的小朋友沒有人製止，表現得很放鬆，也沒有人抗議，但在瓶子打碎後，O型小朋友很憤怒強烈譴責試驗者，但沒有人去找班主任老師告狀。當班主任老師走進教室，問是誰打破的，這些O型的小朋友如中國文革時紅衛兵那樣，怒指試驗者。這表明O型有極強的正義感，一旦規則製定，就嚴格監督執行，但並不關心過程，而是更關心結果。
B型小朋友注意聽班主任老師的交待，始終表現快樂的樣子，當試驗者拿起花瓶時，B型的小朋友沒有人製止，在瓶子打碎後，B型小朋友反而高興地唱起歌來。試驗者要求他們不要告訴老師是誰打破了花瓶，當班主任老師走進教室詢問時，一個小朋友指著地上的拖鞋，說是拖鞋打破的，而其他的小朋友也沒有人去揭發。這表明B型不關心規則，喜歡毀滅，沒有原則，很難形成對社會規範的認同。
AB型小朋友則根本不關心班主任老師的交待，一幅事不關己的樣子，當試驗者拿起花瓶時，沒有人關心,在瓶子打碎後，AB型小朋友也漠不關心。試驗者要求他們不要告訴老師是誰打破了花瓶，他們當時表示同意。但當班主任老師走進教室詢問時，一個小朋友馬上就揭發試驗者，而其他的小朋友隨後給予證實。這表明AB型不關心與自己無關的事情，也沒有原則，誰同他們關係更近，誰更有權威他們就支持誰。
中國也有人做過類似的實驗，詳情請見錢江晚報2012年03月23日：
（杭州新華實驗幼托園仙林園區，血型寶寶杭州版測試）。
如果把人類社會比作一瓶酒，我認為O型血的人如同人類社會裏的水-不可缺少的基本元素，如果在A型主導的社會，O型就會受到A型的影響，會表現出A型的優良品質。 A型血的人如同酒精（乙醇，化學式：CH3CH2OH），B型的人如同甲醇（化學式：CH3OH）或醋（乙酸，化學式：CH3COOH），A型和B型又分為極端A型和極端B型，這樣的極端型和O型的人產生的後代是AO型和BO型，這兩種人沒有那麽極端。極端A型如純酒精，直接飲用也會喝死人，極端B型如甲醛，到一定劑量就會喝死人，沒那麽極端的B型如同醋，可以起到調味料的作用，總體上B型可以中和酒精形成乙酸乙酯AB型（化學式：C4H8O2，乙酸乙酯是無色透明液體，低毒性，有甜味），從而弱化A型對社會的好的影響。
如果把人類與犬科動物（犬科動物包括狗、狼、豺、狐狸）相比較，我認為：
A型如狗，一旦形成條件反射就很難改變，比較偏執，一旦形成某種認識，認定一種觀念就很執著。A型人吃苦耐勞，但等級觀念強，忠於信仰講究原則，為了觀念和信仰可以犧牲生命，所以最容易自殺的就是A型的人，恐怖襲擊中的人肉炸彈我認為主要是被洗腦的A型。帝國主義，法西斯主義，三民主義，社會主義就是A型的主義。帝國主義和法西斯主義是：要求別人做到什麽，自己首先做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B型像狼：狼是社會性的獵食動物，狼屬於典型的食物鏈上層掠食者。B型的人熱衷政治，B型的人多不講原則，為了目的可以不擇手段，生性多疑殘忍， B型最大的優點是能忍受極端艱苦的生活，能吃苦但不能耐勞。共產主義，軍國主義和某種宗教的原教旨主義者就是B型的主義，自己做不到，但偏要求別人做到，“己所不欲，就施於人”。日本軍國主義的代表人物，侵略中國和發動太平洋戰爭的重要罪犯之一東條英機就是個非常好的例子，日本民眾對自殺未遂的東條普遍持恥笑態度，對於曾經發布過“寧死也不當敵虜”戰訓的他，日本人隻有抱以苦笑。”
O型像狐，體型，體能和意誌力最弱，所以必須用智力來補償，很多O型的人很聰明，但意誌力薄弱，不抗誘惑，吸毒和嗜賭的應該O型最多。所以自由主義，無政府主義，享樂主義則是O型的主義。
AB型像狼和狗的後代， 或者比較像豺，性情介於狼和狗之間，不論A的主義和B的主義都能接受，那個處主導地位就選擇誰，所以AB型不關心什麽主義不主義，如果有大概是浪漫主義。
所以凡是喜歡吃狗肉的國家都是A型偏少的國家，在這種國家或地區，狗的忠義被當作反麵的價值，如在中國的罵人的話就有“狗男女，”“狗崽子”，而狼則是很多中國人喜愛的圖騰。
我在《阿諒：四種血型與四種國家》 （遊俄國雜感）中寫道：
四種國家的形成取決於不同血型的主導：
1．自由法治國家， 如英，美和大多數歐洲發達國家，行為準則強調的是”一切都允許除非法律禁止“：O型略占上風的A+O型國家。
2．民主法治國家， 如日本，德國，新加坡，行為準則強調的是”一切都禁止除非法律允許：A型主導的A+O型國家。
3．法律潰敗國家， 如印度，拉美國家，俄羅斯及一些東歐國家，行為準則強調的是“一切都允許包括法律禁止”：O型主導的B +O型國家或A型嚴重不足的O型國家。
4．集權專製國家，北韓，越南，古巴及一些阿拉伯國家，行為準則強調的是“一切都禁止包括法律允許”：B型主導的對A型和O型采取隱性異族統治的國家。
我認為政治的目的是首先為了生存和可持續發展：
“維持文明發展，就必須有社會持續，統治者和生產者相互合作（不是鬥爭），統治者負責用征收稅物的資源，掌握軍隊，避免社會的弱肉強食，維持社會秩序，維護生產者的安全。 這種合作，並不一定是有意識的，但如果沒有相應的文化維持，文明社會就很快垮台。比如，統治者過於橫征暴斂，民眾道德墮落，崇拜不勞而獲的搶劫等等。所有的文明國家都有不同方式的文化、宗教來維持文明社會，比如西方的基督教，中東的伊斯蘭教，印度的佛教、印度教，中國的儒家文化、道教等等。這些文化有些共同特點，就是使統治者和民眾遵守一些道德標準，維持文明發展的需要。其實，這些道德標準在各不同文明中很多地方都驚人的相似。比如猶太教的十戒，基督教的愛心和儒家的仁愛，“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等等。各文明中那些不一樣的地方經常各有所長，或各有缺點。
對比沒有文明發展的原始野蠻民族，就會發現在他們社會中找不到類似道德約束。比如某個殺人如麻的民族首領，信奉的是“人生最大的樂趣，就是殺人性命，奪盡其所有財產，讓其親屬流淚痛哭，抱著他們的妻子和女兒睡覺”。由於不會創造財富，遊牧民族的人們經常處在互相搶奪和殘殺中維持生存。在這樣的社會下，人們如果不弱肉強食，就不能生存。沒有太平環境，就沒有條件發展技術。至於西方的現代科學，更是在很多技術積累到一定程度，能養活大學學府中大批專業人員，經過多年研究才能產生的。
人民是否接受一個文明社會的文化，主要是看這個文化能不能保障自己的生活和安全。比如，在蒙古部落，曾經有好心的牧民救濟饑寒交迫的鐵木真的一個祖先，但這個強盜發現他們軟弱，就聯合他的哥哥把這夥人抓來作奴隸。在沒有秩序的社會，不能有文明社會的道德觀念，隻有殘忍才能生存。而文明社會，會有相應的文化保持社會和睦。使得社會主流不把精力花在搶奪別人財富上，而是如何創造財富上。在宋代，中國社會已經高度地進入了這個階段。(唐代則差一些，結果後期人民受到很多苦難)。所以，宋代是當時世界上發明創造最多的國家，對今天文明有重大影響，絕不是偶然的。
近代和現代西方國家的文化和道德，也在很多程度上保持社會和睦，減少矛盾。這與現在中國官方的宣傳是相反的。但這是保障文明社會的技術和科學發展的必要條件。今天很多中國人都不清楚，中國科學技術的落後和緩慢的發展速度，是和社會不和睦，造成內耗有關係的。也其實是文化還沒有進步到適應文明高速發展的要求。在這一點上，現代的中國文化恐怕連宋代還不如。明清的文化更是如此。世界上最早的技術爆炸時代並不是在英國，而是在中國宋代。這個短暫的時代隨著蒙古人的入侵夭折了。
可以得出的結論是，中國經過元代蒙古人的大屠殺後，文化中對人命的價值的重視降低。社會矛盾變得尖銳，使得內耗加劇，文明發展變得緩慢停滯。今天，我們還可以看到這樣的影響。比如，很多人連殺人都無所謂，當然也在對社會中損害他人利益感到理所當然。人不以為蒙古人殺了這麽多中國人和其他國家的人是壞事，反而覺得自豪。有這樣的價值觀念，社會內鬥激烈是不可避免的。發展緩慢也是不奇怪的。很多中國人都認為西方發展迅速是因為他們象蒙古人那樣野蠻。也有很多西方人對現代中國人不重視人命的程度感到吃驚。
這個結論是不可能在現代中國曆史學界得出的。很多中國的蒙元史家有意識地扭曲了曆史，故意隱瞞了蒙古人屠殺的罪行，刻意貶低宋代的技術發展和經濟繁榮，片麵強調宋代的軍事薄弱。更有甚者，他們割斷文明發展的連續性，元代南方沒有被蒙古人摧毀的地區仍然經濟繁榮，這本來是宋代經濟和技術發展的遺留結果，可很多中國的蒙元曆史學家欺騙性地歸功到元代統治者身上。如果這些元代的統治者那麽偉大，怎麽在草原中連文字都發明不了？如果他們自己會創造財富，為什麽要搶劫文明地區？又何必在草原中互相殘殺呢？中國個別曆史學家的職業道德的敗壞，使得國人失去了總結經驗教訓的機會。但是，西方國家總結自己文明發展經驗時，客觀地描述了宋代前中國文明的貢獻，和蒙元破壞的力量。使得我們有機會還原曆史，為自己將來的文明發展，也使得我有機會了解這個事實。得出了以上結論。
我不認為這個結論是帶著民族偏見做出的。民族無高下，文化有高低。古代很多非華夏民族以前也采用野蠻生活方式，發現華夏文明的發展能保障生活後，就放棄了原來的語言文化，融入到華夏文明中來，為華夏文明的發展做出了貢獻。使得今天的漢族成為世界上最大的民族。我們的今天，得益於古人的文明發展，而不是野蠻屠殺。當總結曆史是為了讓子孫生活的更好。在中國，如果曆史學家找到宋元的曆史和考古證據，進一步證實這個結論，將對將來中國發展有推動作用。 ”（摘自《論蒙元對中國文化和文明發展的巨大破壞》，作者不詳，我完全認同他的觀點）
忠王李秀成像
2015年11月由筆者攝於蘇州博物館忠王府
袁偉時:整個中國的人口，就在十九世紀的五零年代初，統計的數字是那個時候是四億三千萬，到了十九世紀七零年代統計，就降到三億兩千萬左右。那就是說犧牲掉的人一億一千多萬，這個損失是非常嚴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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