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諒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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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諒
2014年1月份看到中國的一個電視節目，裏麵一個專家說：“中國從來沒有像現在一樣離現代化這麽近”。我的看法是恰恰同那個專家相反。
任何國家的現代化不外乎從別的現代化的先進國家學習科學技術，政治製度和先進的思想，而思想主要是指哲學思想和神學思想。哲學是人類的理性體現，神學是人類良知的體現。
判定以一個國家是否是一個現代化的國家，主要要看這個國家的人民的思想認識是否達到了現代化，其次是政治製度是否達到了現代化，最後才是科學技術是否達到現代化。
我認為學問的種類有兩種：一種是回答why的，一種是回答How的。人類關於why的的探索是對為了得到真理和智慧，而關於How的探索是為了得到技能。中國教育針對的是技能，西方教育針對的是智慧。絕大多數中國人隻對How感興趣，因為How可以給他們帶來快速的利益，知道why不僅不能給自己帶來好處，有時反而會給自己帶來災禍；而西方人特別是英國人和美國人把對Why-也就是把對真理的追求放在首位，這是中西方文化的根本區別，也是西方（基督教國家）強大的根本原因。所以中華民族是感性民族，中華民族的劣根本質上是不關心真理，不講原則，隻關心安身立命的實用技術。
在1950年6月召開的全國高等教育會議上，中國確立了學習蘇聯模式改革中國大學製度的方針。如何改法？教育部請來的總顧問阿爾辛傑夫一言以蔽之：消減綜合大學，增加單科院校。在蘇聯專家眼中，中國大學的院係、專業設置太過脫離實際，為學術而學術。院係調整就是要大量培養能直接參與國家經濟建設的專門人才。蘇聯式的專才教育與當時中國的綜合大學(特別是1949年以前教會大學)一貫奉行的通才教育，南轅北轍。
在基督教傳統中，科學的價值是超於技術之上的。科學是為了認識上帝在自然界中的秩序，上帝的理性與自然法則是同一的。因此，早期教會大學中除了醫學外，多是人文學科和純科學，工程學科幾乎沒有。希望趕緊“西學為用”的中國人曾經批評，教會大學的課程設置“殊少社用之價值，徒為虛糜光陰”。而聖約翰大學校長卜舫濟則反駁說：“生命之豐富者，意為教育所以助人創世，學校所以教人為人，決非徒為謀生而設……果熟習曆史、地理、文學及種種科學，則其心目中之宇宙愈廣，而其生命亦愈大。否則，日從事一部之學、職業之說，隻會縮小生命之興趣。”（《約翰聲》）
我看過英國初中（GCSE-General Certificate of Secondary Education）的物理課本,裏麵專門講到科學和宗教的關係，說：科學是回答how的, 宗教是回答why的.
學問的層次我認為是：經驗，技術，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生命科學，哲學，神學，其中凡是科學不能解釋的屬於哲學範疇。哲學解釋不了的屬於神學，我認為神學是人類對未知領域的探索，是人類的終極價值觀，主要同倫理相關。人是情感動物，比如有關愛和恨的問題就不能用科學或哲學來解決，沒有神學，人類和動物沒有本質的區別，也就是說沒有神，人就不能成為人，所以神學的價值是遠大於哲學的，更是遠遠大於科學的，西方國家強大的根本原因歸根結底是因為基督教，盡管基督教也有迷信成分，但基督教確是最不迷信的一種宗教，基督教宣揚的是自由平等和博愛，這才是人類發展進步的的動力，而不是馬克思所說的階級鬥爭是人類發展的動力。
低級學問對高級學問是講how的，高級學問對低級學問是講why的，比如技術對科學是講how的，而技術對於經驗則是講why的。
低級學問對高級學問是講“什麽可以做的”，而高級學問對低級學問是講“什麽不可以做的”。
高級學問可以否定低級學問，而低級學問不能否定高級學問。比如在技術上永動機是可以被製造出來的，而從科學上我們知道能量守恒，永動機是不可能被實現的；再比如從科學上人定勝天，但從哲學上我們知道，人依附於自然，人類胡作非為必將受到自然的懲罰。有一個很通俗的例子，在1981年，我中學的數學老師說：“你們都比孔老二強，因為你們會解方程式，孔老二他不會”，這就是最扯淡的一種看法。
以下還有幾個例子：
-錢學森是火箭技術專家，他在大躍進期間用光合作用的太陽能能量轉化，證明可糧食生產可以畝產萬斤，光合作用理論是講how的，而畝產萬斤是個科學問題，是講why的，所以錢學深用低級學問來否定高級學問，得出的結論必然是行不通的。
-從社會科學對哲學層麵，階級鬥爭是講how的，而什麽是人類發展的動力是哲學問題，哲學對於社會科學是講why的，所以不能得出階級鬥爭是人類發展的動力。
-進化論是哲學學問題，隻是回答了生命某一階段如何發展的問題，對於神學是講how的，是不能回答生命的起源的，結果卻被共產黨利用，上升到神學層麵，進而形成了無神論，否定了神學。
我認為當代中國的技術以上的學問都是偽學問，因為中國的學問基本上是從下往上建立起來的, 這種從下往上建立起來的所謂學問不是理性的產物，其本質是觀念。馬克思是一流的經濟學家，二流的哲學家，三流的思想家，這好比一頭豬不小心走入一間工廠，變成了香腸，於是有人說豬是香腸變來的，所以馬克思的學說本質上是因果倒置，從經濟學得出哲學，用哲學否定神學，其本質是感性的產物，是觀念，而不是什麽哲學，這也就是為什麽在中國除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還要有個中共中央宣傳部，而宣傳部是淩駕於教育部之上的，馬克思主義哲學作為中國大學的必修課這本身就是極其荒謬的。宣傳部是幹什麽的？就是宣傳觀念的的，也就是宣傳所謂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和意識形態的。
而真正的學問是從上至下建立起來的：
神學是哲學之母，哲學是科學之母，科學是技術之母，技術是經驗之母。
中國在1949年以後，就沒有神學，用馬列偽哲學替代了神學；1952年院係調整以後中國沒有了哲學，用科學替代了哲學；1957年反右運動以後中國沒有了科學隻有技術，所以導致了大躍進的大災難；文革沒有技術，隻剩下經驗-中國的古代權謀之術，毛澤東以兵法（經驗）治國，隻講形勢，不講原則，造成十年浩劫。中國這個國家是和西方主流國家是鏡像，一正一負，中國是個負的。
粉碎“四人幫”以後，特別是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共產黨提出了尊重知識，尊重科學，尊重知識分子的原則。現在看來這三條原則，就如同在星級酒店裏掛著“不許隨地大小便”的告示牌一樣匪夷所思。現在中國有技術，但沒有真正意義上的科學，特別是各行各業上都沒有形成科學的體係。
現代中國出不了大師的原因也在於此，中國的所謂大師不過是一些巨匠，大師至少要有達到哲學層麵的思想深度，而哲學家必須具備相當深厚的神學功底。為什麽民國是個大師湧現的時代？因為民國有思想的自由，那時中國人是技術，製度和思想一起同時在學，特別是一些教會大學，為中國帶來了很多先進的神學思想。
蔣介石先生留給中國人6個字：科學，民主，倫理，比五四運動的口號多了一個倫理。一個國家或者一個社會，主要由三個支柱來支撐：經濟，政治和倫理，其中科學是經濟的法則，哲學是政治的法則，而神學是倫理的法則。中國要想實現現代化需要向西方學習技術，製度和思想，當代中國是隻學技術（不是科學），而製度特別是民主政治製度和以普世價值為代表的先進思想（即倫理）堅決不學，所以中國這樣下去是沒有希望的。
以下來自網絡：“ 中國教育的最大問題是，不提供建構邏輯一致性科學體係的思維工具（哲學，邏輯學，批判性思維，還有宗教的知識）。中國教育甚至不告訴學生有這些工具存在，而是哄騙學生花費巨大的精力和時間去無限的獲得＂標準知識答案＂，這是極其野蠻和邪惡的的。所以，中國很多所謂的＂飽學之士＂並不被國際學界承認為學者。從中國教育培養的大陸人至今沒有建立起任何一種被國際承認的科學體係。此外，對人類本身的認識隻能通過宗教和哲學來完成，宗教回答了人類存在的終極價值，哲學主要是對人類的行為和思想進行反思。而我們的教育不提供任何宗教和哲學方麵的科目供學生選擇。
跟一些中國大學生甚至畢業了多年的大學生談話，你會發現他們的思維跟小學生沒有多大的區別，因為思維方式，以及對世界認識的角度是一樣的，這是極其可悲的。
所以中國的教育對培養學生的創造力，人類的情感（人性）沒有任何的意義，它對一個人思維和人性的殘害可能會遺禍終生”。
以下來自網絡:
“俾斯麥是世界近代史上最有名的政治家和外交家之一，他曾擔任普魯士的宰相兼外交大臣。他是德國曆史上一個強勢人物，憑借他的超人的才能和膽識以及強硬的武力政策，最終完成了德國的統一。1870年，在德國的街頭，這位鐵血宰相偶然遇到了兩群東方人。一群是日本人，一群是中國人。前者來自一個小小的島國，後者來自一個具有悠久曆史的傳統的大國。日本人來到德國以後，他們討論各種學術，講究政治原理，翻譯典章製度，回國欲對國家作根本性的改造。而中國人來到德國以後，隻問某廠的艦炮造的如何，價值如何。並且大部分人在學做生意，掙錢。因此，鐵血宰相說，30年內，日本必將成為強國。而那個東方的天朝大國必將成為弱國。中國和日本的競爭，其結果是日本勝，中國敗。差不多接近30年的時候，發生了甲午海戰，清朝的北洋水師與日本水師在交戰中全軍覆沒。從此，中國陷入了無底的深淵。
顯而易見，俾斯麥之所以預測日本與中國推行現代化建設的競爭中，日本一定會勝出，這是因為日本人學習的是西方的“政治原理”，並且能夠結合本國的社會實際，對國家做根本性的改造，而不是像中國人那樣，隻是關心“艦炮造得如何？價值如何？”等等無關國家大政方針的事情。”
但日本人學習西方，沒有學習西方的神學，而是保留了本土的神道教，神道教原本是日本的傳統民族宗教，最初以自然崇拜﹑祖先崇拜﹑天皇崇拜等為主，屬於泛靈多神信仰(精靈崇拜)，視自然界各種動植物為神祇，也賦予各代日本天皇神性，除自然神之外，人物神的曆任天皇、幕府將軍、功臣等也漸漸被作為膜拜對象，形成較為完整的體係。多神等於無神，而無神，人民則會把一個活人弄成神。我認為神道教和基督教本質上不同的是神道教強調等級：低級服從高級，個體服從於集體，集體服從於神格化的天皇，普通人的人格退化為會說話的工具，所以日本在明治維新以後，做到了技術和製度的現代化，但沒有做到思想的現代化，這使得日本在思想上越走越極端，信奉軍國主義，積極發動侵略戰爭，最終走上了不歸路。但即便如此日本的神道教也要比中國的儒釋道要好得多，中國的佛教和道教是出世的，強調的是個人修行，儒家學說也不能被認為是宗教，應該是一種安身立命的實用的處世哲學。而日本的神道教以“忠君報國”為終極價值觀，為國家戰死者，甚至被提高到神的高度，受祭於靖國神社。
以下寓言來自網絡：
“神對一猴子說：可憐的猴子，你在猴王爭霸中被打敗，我要將你點化成人。猴子很感激。神問：成人後你第一件事想幹什麽？猴子說：拿一杆槍打死現在猴王，奪回王位，所有母猴都歸我。思維定勢決定了人性的悲哀，有些人你可以給他更高級的身體，更高級的職位，卻給不了他更高級的思想。”
中國現在學習西方的製度還不如100年前，而學習思想也是遠不如1949年以前。對於中國將來的政治走向，我認為中國的改革的方向將是製度改革和思想的解放，即製度上學習台灣，同時落實思想言論自由，思想上去毛化和去意識形態化，重建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傳統價值觀，接納普世價值，充分實現宗教自由，特別是支持鼓勵基督教在中國的傳播。如依然死抱以階級鬥爭為核心價值的馬列主義和以無產階級繼續革命為指導方針的毛澤東思想，必然對於中國，甚至於共產黨本身也將是災難性的。
總之500年內沒有任何希望。49年的事不一定是偶然發生的。從宋元明清中國從實踐中一直在削弱那種對光的感動，49年不過加入最後一瓢滾水，燙死青蛙拉倒。
我們怎麽辦？簡單，忘掉中國，洗洗睡了，做個好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