閑情逸致
快樂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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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趙明同誌1950年1月調公安部任編譯處副處長，後任公安部政策研究室主任。1980年12月，中央兩案審判指導委員會決定成立謝富治罪行調查組，趙明同誌奉命參與查證工作，掌握了大量真實資料，現撰述成文。
謝富治，1909年出生於湖北省紅安縣一個貧苦家庭，少年時做過木匠。1931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在為中國人民解放事業而進行的武裝鬥爭中，在新中國成立後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中，謝富治曾擔任過黨和國家的許多重要職務，做過一些有益的工作。1959年，謝富治由雲南省委書記調任公安部部長，後任國務院副總理，並於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和九大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和中央政治局委員。在文革中，謝富治成為“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碰頭會成員，任中央軍委文革小組副組長、中央專案審查小組成員兼第一、第三辦公室主任、北京軍區第一政委兼北京衛戍區第一政委、北京市革命委員會主任等重要職務。1972年謝富治病亡。
1976年10月，以江青為首的“四人幫”反革命集團被粉碎。1980年11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開庭，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主犯。作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的主犯之一的謝富治已經死亡，依照我國刑事訴訟法的規定，法庭不再追究其刑事責任。1980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紀委作出決定：開除謝富治的黨藉; 撤消謝富治死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加諸給他的溢美隱惡的悼詞; 將謝富治的骨灰由八寶山清出。
謝富治“轉入”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擴大的工作會議(即“七千人大會”)。參加會議的有中央各部門、各省市地縣的主要領導及一些廠礦和部隊的負責人。這次空前規模的大會，是在三年“大躍進”造成嚴重經濟困難下召開的。雖經過一年的調整，形勢開始好轉，但困難還是很大。在黨內外思想上各種疑問還很多的情況下召開此會，目的是總結經驗，統一認識，加強民主集中製，切實貫徹調整國民經濟的方針，以迅速扭轉國民經濟困難的局麵。毛澤東親自主持會議。劉少奇代表中央提出了書麵報告，並作了重要講話。關於造成經濟困難的原因，他說一方麵是自然災害，另一方麵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工作中的錯誤，有的地方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謝富治在發言中，也擺出了各地在經濟困境中發生的各種嚴重的治安問題。
毛澤東在會上作了自我批評說：“凡是中央犯的錯誤，直接的由我負責，間接的我也有份，因為我是中央主席，第一個負責的應當是我。”但是，林彪於1月29日卻在會上發言時說，現在這些困難，“恰恰是由於沒有照著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當時和事後都證明，毛主席的思想總是正確的，可是我們有些同誌不能夠很好體會毛主席的思想，把問題總是“向‘左’邊拉，向‘右’邊偏”，“我們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時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夠順利貫徹的時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幹擾的時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見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幹擾的時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林彪的話與會議氣氛不協調，但受到毛澤東的欣賞。
“七千人大會”後，我隨謝富治出差到山東考察農村治安問題。在軟臥車箱，我們隨便閑聊，謝富治忽然將話題扯到“七千人大會”上。他很懊悔地說：“我沒有考慮，就搶先發了言、談了許多各地由於三年自然災害出現的種種嚴重的治安問題，還舉出不少因口糧缺少發生的妻殺夫等違背人的常情的實例。可是林彪在發言中卻大談三年經濟困難是由於沒有聽毛主席的話，用‘左’的或‘右’的思想，幹擾了毛主席的思想的緣故。”在他的話裏，帶出懊悔的情緒：“沒有看清風頭”。“轉”錯了方向，怎麽就“轉”到劉少奇一邊去了。他還提到在農機部任局長的老婆劉湘屏，責怪她常在黨組會上亂發言，隨便提批評意見，說她“真不知道利害!”
1954年初，有人寫匿名信警告江青。根據毛主席、黨中央指示，公安部羅瑞卿部長，徐子榮、楊奇清、淩雲副部長進行偵察工作。有關部門查閱了30年代上海出版的一些報刊雜誌，接觸到江青的一些曆史問題。1959年羅瑞卿部長調離公安部時，向接任公安部長的謝富治作了詳細交代，要他辦好這個案件。謝富治親自參加了政治局討論這個案件的會議，親自聽到毛主席對此案“放手調查”的指示，在謝富治的主持下，公安部於1960年查到了寫匿名信的人。案件偵破後，公安部將所有調查材料整理封存在公安部檔案室。1965年秋，江青跑到公安部五號樓謝富治家裏，大哭大鬧，說公安部有人在整她的黑材料。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江青為了掩蓋自己曾經叛變的曆史，誣陷公安機關整了她的黑材料。江青先是指使紅衛兵造反派上街貼大字報，說謝富治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應該打倒，後又聯合康生、陳伯達等人拉攏主持司法工作，手握專政大權的謝富治。中央文革小組成立後，江青、康生等人經常在人民大會堂主樓小會議室開會，聽取紅衛兵造反頭目的匯報，並向他們提供材料，作出指示，指導紅衛兵造反派在下個階段的鬥爭對象、方向。有一天，江青請謝富治來參加匯報會，在會上，江青指著謝富治對紅衛兵造反派的頭目說，你們不要再給謝部長貼大字報了，謝部長是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人了。經過這樣一打一拉，謝富治認準了方向，迅速“轉”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中。
謝富治為了巴結江青，昧著良心說假話，誣陷羅瑞卿、徐子榮、楊奇清、淩雲等同誌對無產階級司令部搞了“反革命黑調查”，將公安部副部長淩雲、副局長趙仲田、原上海市公安局長黃赤波、副局長王?等15人，以及原山東省委副秘書長文菲、公安廳副廳長李秉政等7人，原浙江省副省長王芳、公安廳廳長呂劍光，原江蘇省公安廳廳長洪沛霖和原華東區公安部負責人許建國，共30人相繼逮捕入獄。
《公安六條》出台 “文化大革命”初期，人民群眾對林彪、江青等人懷疑一切、否定一切、殘酷迫害老幹部的行為極為不滿，以各種形式予以揭露。林彪、江青等人十分惱火。1966年底，張春橋、謝富治、關鋒等人經過精心策劃，出台了《關於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加強公安工作的若幹決定》(簡稱公安六條)。1966年12月7日，謝富治在給張春橋的信中寫道：
椿(春)橋同誌：
送來你要的材料二份請收閱。中央文革小組的同誌，特別是伯達、江青同誌是那樣的關心和重視公安機關文化革命和保衛文化大革命，主動地提出要給公安機關提出幾條。送給你的一個資料，一個八條，隻能供你參考，因我們水平低，不可能提出一個像樣子的東西來。
敬禮
謝富治 十二月七日
1966年12月16日，謝富治在給關鋒、張春橋、王力、戚本禹的信中又寫道：
關鋒同誌並椿(春)橋、王力、本禹同誌：
民主與專政問題，議了六條，可能很不像樣子，隻能供你們寫時的參考用。千萬請你們幾位同誌幫助寫一下。現送上二份請收。
謝富治十二月十六日
《公安六條》草稿中的第三、四兩條規定，凡是秘密投寄匿名信，張貼、散發傳單、標語或公開張貼大字報、標語，散發傳單，攻擊誣蔑林彪的，都是“現行反革命行為”，“應當依法懲辦”，攻擊誣蔑中央文革小組的，是“反動行為”;對於有這種行為的人，以及多次進行這種活動、情節嚴重的人，要“依法懲處”。
謝富治不斷指示專案組工作人員和公安幹警：對林彪等人不能有一個字、一句話的“損傷”。如有違犯，就會被視為“放毒”、“惡毒攻擊”，扣上“壞人”、“反革命分子”等罪名，加以懲處。有的還要追“同夥”，查“後台”，株連無辜。精神病人在發病中的胡言囈語，也被定上“惡毒攻擊”的罪名，戴上“政治瘋子”的帽子。僅據遼寧省統計，因此被關押的“政治瘋子”有300多人，處死28人。
1967年11月2日，謝富治向公安部部分幹部的講話中說：中央文革小組在陳伯達、康生、江青等同誌領導下，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建立了豐功偉績，是我們學習的榜樣，是我們很好的領導者，我們要加以保護，誰要反對，我們要和他作堅決鬥爭。他還說：辦專案、整檔案，對毛主席司令部的人，不能有一絲一毫的損害，一個字的損害也不行。如果公安部出了這樣的人，要堅決把他開除出公安機關，重的要坐班房。搞材料不能搞客觀主義，客觀主義就是幫助敵人。事後，這個講話在公安部群眾組織編的一個小報《公安紅旗》上全文刊載，發往各地公安機關執行。
1966年12月12日，昆明發現一張大字報，主要內容是：“……有人說，林彪是毛主席的助手，其實不然，他正扮演著安祿山的角色，他與江青有不可告人的勾當、十分曖昧的關係。”
謝富治接到報告，立即於12月17日批示：是一個死反革分子，應加緊破案，逮捕法辦。
1967年4月，一封反對江青、陳伯達的匿名信中寫道：“一個建議，謹防呂後專政”;“一個揭發，陳伯達是口蜜腹劍的人”;“一個要求，結束目前全國群眾內戰的混亂局麵，恢複黨組織，解放幹部”。
謝富治隨即批示：這封極反動極惡毒的信，要破案。
1968年1月24日，謝富治在一份所謂攻擊康生的材料上批示：“這完全是一種反革命行為，要堅決全部收回材料，銷毀。要堅決追查，印發者是什麽人，材料完全是造謠、汙蔑，我不看，請你們不要擴散。送衛戍區。”
“砸爛公檢法” 1966年8月24日，謝富治在三省一市座談會上給公安機關潑髒水，說：過去公安機關，羅瑞卿統治了八、九年，徐子榮也統治了一個時期，他們搞反黨宗派集團，……彭真管政法多年，他和馮基平、徐子榮、狄飛都是死黨，他們搞地下活動，告黑狀，想把某些人整倒。
1966年12月18日，江青把矛盾指向整個公檢法。她在接見紅衛兵造反派代表時說：西城區公安分局問題嚴重，已經調五、六百名幹部去改組它。北京市公安局也肯定有問題，你們可以去造反。公安部、檢察院、最高人民法院都是從資本主義國家搬來的，建立在黨政之上，監察竟然監察到我們頭上了，整理我們的材料，這都是些官僚機構，他們這幾年一直是跟毛主席相對抗，我建議公安部門除了交通警、消防警以外，其他的全部由軍隊接管。
江青講話後，公安部的某些幹部看到傳單，對江青這種講法接受不了，就去找謝富治。謝冷冰冰地說：江青是講了話的，紅衛兵要進來。1966年12月31日，謝富治指使“政法公社”(北京政法學院紅衛兵組織)接管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受到周恩來總理的嚴厲斥責。周總理講：這是你(指謝富治)說的，我不能同意。這事你決定不了，我也決定不了，這樣大的事，要經過政治局常委討論，還要請示主席批準才行。
謝富治根本不接受周總理的批評，公開對抗周總理關於公安政法機關的權不能奪的指示，支持“造反派”在公安部、最高人民檢察院、最高人民法院搞層層奪權。1967年1月25日，謝富治在人民大會堂接見最高人民法院革命造反聯合總部十位代表時說：你們奪權了，接管了最高法院的一切權利，我祝賀你們。你們從資產階級老爺們手裏把權奪過來，做得完全對……。奪權，對徹底改造法院是一個根本措施。
1967年2月，公安部除了謝富治、李震、施義之外，所有的副部長、正副局長、大部分處長、一部分科長都被奪了權。謝富治讓陳光逵(原公安部辦公廳副主任)起草一個給中央的簡報，隻講情況，黨組不表態，不許流露任何傾向性。大約3月間，周恩來在一次接見山西代表的談話中指出：“公安部把所有局長的權都奪了，隻剩謝富治一個人，還怎麽做工作?這是剜心戰術。”公安部一些部門傳達了這段話。謝富治把李震和陳光逵找去，批評不應該傳達這類“小道消息”。陳光逵說，這是中央文革和國務院聯合接待站發來的正式記錄。謝富治說那也不能傳。謝富治親自召集處以上幹部開會，硬說“奪權的大方向完全正確”。
1967年3月20日，林彪在軍以上幹部會議上講話，攻擊“毛主席的思想在公安政法係統沒有占到統治地位”，提出要從政治上、理論上、組織上徹底砸爛。
謝富治緊緊跟隨林彪的旨意，1967年7月28日，謝富治在中央政法口群眾組織代表會上說：公檢法要實現革命大聯合，把劉、鄧、彭、羅那一套砸個稀巴爛，粉碎越徹底越好。8月7日，謝富治在公安部全體人員大會上，公開提出“砸爛公檢法”，並授意將材料印發全國。
謝富治在講話中誣蔑政法係統17年來相當多的沒有按照毛主席思想辦，是按照修正主義辦的，還有斯大林時代某種錯誤做法，以及國民黨的很多東西。他說：“毛主席思想在我們公安政法係統沒有占到統治地位，沒有樹立起絕對權威。”他特別提出“大多數公檢法機關，都是死保當地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鎮壓革命群眾”，“現在公安機關如果不徹底改變，不把舊機器徹底打碎，要轉變過來是困難的”，“不把原來的那一套政治思想、理論、組織方麵的壞東西徹底砸爛，就永遠跟不上毛主席思想”。
1967年11月，謝富治授意上報了《關於北京市公安局問題匯報提綱》，誣蔑北京市公安局是“藏汙納垢的黑窩”，“對無產階級司令部進行特務控製”。說該局有近百分之二十的人是“三反分子”、地富反壞右分子、叛徒、特務、資本家和敵偽軍政警憲人員，正副處長、分局長百分之八十七是“壞人”，十名正副局長全是“三反分子”。毛澤東主席看到此件後嚴肅指出：“十個局長都是壞的?處長都是壞的?一千多人都是壞的?資產階級專政，我們還能蹲得住嗎?半專政吧，多少做點好事吧!”
1967年12月17日，中央發出通知指出：徹底砸爛專政機關的口號是錯誤的。1968年2月21日江青接見天津市革委會成員和群眾組織代表時卻狂呼：打倒反動的公檢法!徹底砸爛資產階級反動的公檢法!謝富治也抗拒中央的批評，進一步部署“徹底砸爛”、“徹底改造”北京市公安局，並要“創造經驗”，推向全國。
1968年5月28日，謝富治指使由部隊調來的新任公安部副部長的李震、政治部主任施義之及曾威等人，以“公安部領導小組”的名義，上報了第二號“呈閱件”，捏造出一個以羅瑞卿為首的“地下黑公安部反革命集團”，誣陷羅瑞卿、徐子榮、楊奇清、汪金祥等同誌“裏通蘇修、通敵叛國”。報告中說：公安部有副部長7人、正副局長43人、正副處長63人、科長和一般幹部92人，都是“叛徒”、“特務”、“走資派”、“沒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壞右分子”和其他有嚴重問題的人。並說：這夥反革命黑幫，在反革命分子羅瑞卿指使下，借“以毒攻毒”為名，把一批叛徒、特務、戰犯、反革命分子發展為“特務”，讓他們去偵察同類，使這夥牛鬼蛇神大搞反革命活動。以取信於敵為借口，把大量的軍事、政治、經濟等核心機密，通過所謂“逆用特務”拱手送給敵人。在“放長線釣大魚”的幌子下，放走了大批間諜特務，包庇縱容攻擊無產階級司令部的反革命分子，使之逍遙法外。
在這些憑空捏造的罪名下，謝富治又相繼製造了所謂“竊聽器”案、“資敵通敵”案、“包庇劉少奇”案、“反革命黑調查”案、“盜竊中央檔案館檔案”案、“檢扣無產階級司令部信件”案等許多冤案假案，先後將徐子榮、楊奇清、汪金祥、淩雲、嚴佑民等22位部級領導幹部逮捕。又以“特務分子”、“現行反革命分子”等罪名，將趙明、張誌民、李之達等19名局處級幹部逮捕。在清隊中還把178名同誌扣上所謂“叛徒”、“特務”、“走資派”、“反革命”、“漏網右派”、“沒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壞右分子”等罪名，編入“黑幫隊”，使其備受摧殘和迫害。最後又“一鍋端”，將公安部1300多名幹部職工，下放到黑龍江農場。
在謝富治“砸爛公檢法”的口號煽動下，全國各地(除西藏外)公安人員受打擊迫害的人數達34481人，其中被拘捕、判刑的有1329人，戴反壞分子帽子的有3652人，勞動教養、開除的有781人，有1257人被逼死、打死，3624人被打傷、致殘。僅據北京市六個區、縣的統計，基層治安保衛委員會的委員和積極分子被批鬥、抄家、遣送原籍或關押審查的，就有568人，其中被迫害致死、致殘的有38人。
1968年12月，謝富治簽發了撤銷最高檢察院，“精簡”公安部、最高法院的報告。報告中寫道：……最高檢察院完全是抄蘇修的，群眾早就說該取消。最高法院準備留二、三十人(一半為軍隊幹部，一半從原來幹部中評選)負責審核重大案件。公安部除留下原來的四十幾個科以下幹部，再加上軍隊幹部共留百人左右。其餘五個機關精簡下來的二千四百多個幹部，於明年二月春耕前，即可分別下放到佳木斯、湖北沙市、沙洋，一麵抓革命，一麵搞生產。農場的所有製和領導關係都隸屬於當地革命委員會。
利用清理檔案製造冤案 1968年4月1日，公安部領導小組向中央領導、中央文革小組報送關於公安部改組情況的報告。其中一項內容為：建議由軍隊調來的曾威(軍級)等四人組成審查清理檔案小組，以曾威為組長，再從軍隊中挑選150人，擔負審查清理檔案的任務。
公安部的檔案是1967年11月5日經中央決定查封的。1968年7月3日開始清查，至1970年2月結束，共曆時一年半。當時的清檔工作是在極左思想的指導下進行的，對檔案材料造成了嚴重的破壞。
1968年5月24日晚，江青、葉群等在接見一個專案組工作人員時提出：“要到公安部清查檔案。公安部檔案可豐富了。還有北京市公安局的檔案。你們組織幾個人去查，我們要進去人。”並說“爭奪檔案很重要”。康生在另一次接見專案工作人員會上也說：“爭奪公安部的檔案要徹底搞。一定有很重要的材料。”
1968年6月8日，公安部領導小組向中央文革小組作《關於組織清檔隊伍幾個問題的請示報告》，建議再從調給北京市公安局軍管會的1000多名老戰士中選借100名;另從北京衛戍區的清檔隊伍中借20名，予以充實。原公安部的幹部一個也不參加，完全由軍隊幹部負責。報告稱，清檔任務主要是清查劉少奇、鄧小平、彭真、羅瑞卿等人“資敵、通敵”、“將矛頭指向毛主席的罪行”。這個報告被批準後，共從軍隊抽調了710名幹部、戰士進入公安部，擔負清查檔案工作。
1968年8月5日，謝富治起草了一份報告呈送陳伯達、康生等人，誣蔑彭真、羅瑞卿等同誌“資敵通敵”。康生看到報告大作文章，批道：“從彭真專案中看出，不徹底清理原公安部檔案，還不能進一步了解劉少奇、彭真、羅瑞卿等等這一內奸集團的罪惡，所以我幾次提議要派大量的可靠的解放軍幹部徹底清查原公安部所有一切檔案。從現在清查出的材料，已經看出問題的嚴重。我想進一步清查，還會發現更多更大的內奸們的陰謀罪行。”
1968年9月21日，謝富治向清檔工作人員進一步強調：
清檔是從檔案中查黨內最大的一小撮死不悔改的走資派的反革命罪行，查他們反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反對社會主義搞資本主義的反革命罪行，就是說，不但要從政治上、思想上、理論上把黨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派批倒、批臭!而且要從組織上把他們的叛徒、特務、內奸的招降納叛的組織路線徹底催(摧)垮!
過去他們掌權，包庇壞人搞好人，為帝、修、反服務，專我們的政。今天我們就要把他們的反革命罪行統統挖出來，把他們徹底打倒!
他規定清檔工作人員“不要犯客觀主義”，特別是對“江青同誌，不能有一字一句的損傷”。
在謝富治的授意下，李震、曾威等人指揮清檔人員把中央一些領導同誌和公安部一些負責人正確批閱處理的文件、電報等誣陷為包庇敵人、資敵通敵的“罪行”，填寫成《案犯罪證登記表》、《查證表》、《線索登記表》，或以《清檔材料呈閱件》、《情況反映》上報。有的還附上影印件作為“證據”。據公安部清查，謝富治等授意整的黑材料共1853件，涉及163人。其中誣陷中央和地方黨政軍領導同誌的457件，被誣陷者58人;整公安部部、局、處、科負責人的材料1396件，被誣陷者105人。
攻擊、陷害劉少奇、鄧小平 1966年6月初，針對全國各地許多學校的領導班子和教學工作癱瘓或基本癱瘓的非常情況，劉少奇主持中央會議，作出了向大、中學校派出工作組的決定。這個決定是與會者一致作出的，不是一兩個人專斷作出的。6月3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又作出了“八條規定”，大意是：內外有別;大字報不要上街;開會要在校內開;不要開大規模的聲討會，不要在校外開，不要上街遊行示威;不要串連;不要包圍黑幫住宅;防止壞人破壞;注意保密。八條並沒有形成成文的指示，隻是口頭傳達下去。這一期間，毛澤東在杭州。劉少奇多次給毛澤東打電話請示匯報，沒有得到明確的回複。約在6月4日，劉少奇、鄧小平乘專機去杭州向毛澤東匯報情況，並請毛澤東回京主持工作。
1966年8月1日，相隔中共八屆十中全會閉幕近四年的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倉促召開。陳伯達在會上發言指責“工作組做了壞事”。康生、江青等人乘機攻擊劉少奇。在小組會上唯一攻擊鄧小平的是謝富治。
1979年4月13日，王力在揭發材料中寫道：“1966年8月八屆十一中全會，謝富治就在小組會上攻擊鄧小平同誌解放後變了。那時還沒有人說要批評鄧小平同誌，謝富治是第一個，也是會上唯一的一個。因此，那時就受到江青的賞識，說謝富治批得好。同時(江青)對陶鑄同誌沒有把謝富治的發言印入會議簡報，另印了隻發小範圍，表示不滿，說陶鑄同誌把這麽重要的發言，都不編上簡報，不讓大家看看。”
1966年10月9日至28日，毛澤東主持了中央在北京召開的以批判“資反路線”為中心內容的工作會議。陳伯達作了題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兩條路線》的報告。他把派工作組領導運動，把廣大幹部對運動的不滿和抵觸，說成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林彪在會上講話，公開點名攻擊劉少奇、鄧小平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代表”。10月24日，在第五組小組會上，謝富治發言誣蔑劉少奇、鄧小平說：
劉鄧所主持的懷仁堂匯報會議是極不正常的。集中的表現是武斷專行。他們既不按主席有關文化大革命的總的批示原則辦事，決定重大問題又不請示主席。他們完全不聽堅持正確意見的同誌的話，如陳伯達的話，隻聽薄一波、胡克實、李雪峰等人的意見，甚至以他們子女的反映作為判斷和決定國家大事的依據。劉少奇同誌的右傾思想是一貫的，有時是形“左”實右。劉少奇在組織上也是搞宗派主義、搞私人勢力，饒漱石、彭真能夠一步登天就是例證。這是一種分裂黨的、毫無黨性的行為。最嚴重的是劉少奇對主席的態度，由不舉毛主席的偉大紅旗到平起平坐，發展到取而代之的惡劣做法是令人不能容忍的。
鄧小平同誌到北京工作後，發展的很壞。他的錯誤很多，最根本的一條是不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他不接近主席，對主席沒有感情，抵觸、以至反對毛澤東思想。什麽“形式主義”、“庸俗化”等等反對學習主席著作的讕言不少是從他那裏來的。鄧小平在人們的印象中是一個30年“一貫正確”的形象，在黨內有很大影響。這次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阻力之所以如此大，同這種影響不無關係。因此，徹底肅清劉鄧的影響是很必要的。建議將他們的錯誤在更大範圍內，起碼在縣團級公布和批判。
這次會議後，全國很快掀起了批判所謂“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高潮。11月15日，公安部機關召開動員大會，謝富治在會上傳達了10月中央工作會議精神。其實早在6月間，謝富治就親自批準向公安部辦公廳、一局、十二局、政治部派了工作組，中央工作會議後才撤銷。在這次大會上，工作組被批判犯了所謂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錯誤。
1966年12月8日，謝富治給林彪寫報告提出，“很有必要對王光美的政治曆史進行審查。建議成立一個專門小組負責進行”。謝富治的目的，不在王光美本人，而是要陷害劉少奇。十天之後，就成立了“王光美專案小組”。
1967年5月18日，謝富治在明確“王光美專案組”的任務時說：“名為王光美專案組，重點是搞劉少奇的政治曆史問題。”同年9月5日，謝富治更明確地對專案組人員說：“搞王光美就是搞劉少奇。要抓住要害，抓住不放。”
為了製造劉少奇的“罪證”，謝富治擅自決定逮捕了王光美的哥哥王光琦，並在江青、康生等人的授意下，批準拘捕了北京大學黨委委員蘇士文及郝苗、馬國鈞、孟用潛、曹亮、梁淑德等六人，對他們進行逼供。並對1927年在武漢同劉少奇一起搞工人運動的丁覺群進行指供、誘供。1967年9月25日，丁覺群聲明：他被逼寫的材料“是打破事實的框框寫的”。謝富治又對1929年與劉少奇在沈陽同時被捕的孟用潛采用刑訊批鬥的方法，連續批鬥了九天，逼其按照他們的需要交待“材料”。從1967年6月15日到1969年3月18日，孟用潛在獄中先後20次寫書麵聲明，說他在逼供下寫的關於劉少奇的材料是“虛構編造的，應該撤銷”。但是，丁覺群、孟用潛的更正、申辯材料均被謝富治等人扣壓或責令撕毀。
河北北京師範學院教授張重一，隻因為曾在王光美讀過書的輔仁大學任過教，也被拘留。當時張重一身患癌症，病勢垂危。謝富治責令“專案組”對張進行突擊審訊，逼張交代所謂“王光美的特務問題”，致使張重一在一次逼供後僅兩小時即死亡。
1967年7月28日，謝富治接見中央政法口各單位群眾組織代表，煽動他們“革劉、鄧、陶的命”，“把劉、鄧黑司令部打垮”。
1968年5月28日，謝富治在向中央寫的一個報告中，指責劉少奇、鄧小平是“中國赫魯曉夫”、“反革命黑幫”。同年9月，謝富治指示公安部清檔辦公室工作人員從檔案中查找“劉少奇、鄧小平的反革命罪行”。於是一些經劉少奇、鄧小平簽發的中央文電和正常工作中的批閱件均被指控為“反革命罪行”。
——1955年，中共中央華南分局向中央請示“提早改變港澳地區地主成分”問題。同年4月16日，劉少奇簽發了中央的複電：“對兼有工商業或其它正當職業的港澳地主，隻要他要求回來，不進行反革命活動，可以保證不鬥、不殺、不沒收其帶回來的財產。但不一定要限他帶回財產。”謝富治等人指控劉少奇是在“包庇地主”，“妄圖複辟資本主義”。
——1956年，劉少奇簽發了中央《關於掛像問題的通知》，內稱：“今後機關(包括黨、政府及人民團體)在公共場所及會議室的掛像問題，均不作統一規定。是否掛像及掛什麽人的像，各地可根據具體情況自行決定”。這件事，謝富治也認為是“一大罪證”，批轉給“劉少奇專案組”。
——1951年3月，川西公安廳逮捕了張治中的舊部下洪世祿，張治中給鄧小平寫信，要求從輕處理。鄧小平把信批交西南公安部查處。經查，洪世祿主要是曆史問題，沒有大的現行罪行。鄧小平批示：“如無重大現行罪，可照顧一下張治中，從寬處理。”8月6日，川西公安廳將洪世祿釋放。謝富治借這個批件，指責鄧小平在“包庇反革命分子”。
——1957年，原江蘇省副省長周一嶧的父親周公謀，擬從香港返回大陸，去周一嶧家逗留，公安部發現有派遣特務嫌疑，便將有關情況報請中央處理。鄧小平批示：“可由江蘇省委酌情處理，但以將周公謀的情況正式通知周一嶧同誌為好。”這樣處理完全正確。謝富治卻誣陷鄧小平“包庇派遣特務”。
——1959年，公安部將獲取的“日本破譯機構對蘇聯密碼偵收情況”和“日本撈取蘇聯偵察潛艇活動的浮標”兩個情報，經鄧小平、彭真等批準，依照慣例，通知了蘇聯。這是原經雙方協議的正常的情報交換關係。而謝富治卻稱鄧小平把“兩個極其重要的情報，拱手送給了蘇特機關安全委員會”。
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擴大)在北京召開。會議錯誤地批準了，由江青、康生、謝富治等人操縱專案小組，采取非法捕人、刑訊逼供、製造偽證等手段炮製的《關於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決定“把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撤銷其黨內外一切職務”。會議一開始，謝富治就發言指出：“完全擁護撤銷劉少奇黨內外一切職務，永遠開除黨籍，交給廣大革命群眾公審。劉少奇隱藏這麽多年，就是因為他結黨營私，有個黑司令部。特別鄧小平，不僅是可恥的逃兵，而且夥同和包庇劉少奇幹了大量的反革命活動，也應開除黨籍。陶鑄是個叛徒，也要開除黨籍。”
"二月逆流"事件 1967年2月間，在周恩來主持的懷仁堂中央政治局碰頭會上，政治局委員譚震林、陳毅 、葉劍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等對"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做法表示了強烈不滿和異議 。謝富治是唯一發言為林彪、江青等辯護的人。會後，張春橋向江青報告會議情況，江青說 ，謝富治是唯一站在"正確路線"一邊的人，很難得。
2月18日晚，毛澤東召集中央政治局會議，在會上，政治局多數成員的正確意見被否定 。此後，黨和國家的重大問題要先由"中央文革碰頭會"討論決定。"中央文革碰頭會"名 義上由周恩來牽頭，成員大多數卻是江青的人。在篡奪了中央決策大權之後，江青即向毛澤 東提出，要謝富治等加入中央文革小組為成員。主席說，成員不擴大，可以經常列席中央文 革小組會議。從此，謝富治就正式參加了中央文革小組。從2月22日起，中央每次開會，江 青、康生、陳伯達、謝富治等就以"二月逆流"的罪名，在會上圍攻批判譚震林等人;並將 黨中央內部的問題公諸於眾，欺騙不明真相的群眾，在社會上掀起大規模地反擊所謂"二月 逆流"的浪潮。
3月1日，謝富治在北京市革委會籌備小組會議上講道："北京有一個黑司令部，北京大 聯合不起來與這個黑司令部有很大關係，可能又要出現陶式(即陶鑄)第二個人物。"當天 深夜，中央統戰部幾個造反派頭目秘密碰頭，劉郢對孫超、韓戈魯等人說：聽說中央正在開 會，最近一個時期出現了一次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反撲。他們把無產階級的革命口號如奪 權、大聯合等接過去為他們推行路線服務;最近可能揪出一個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的代表 人物。劉郢轉向孫超說，可以按他說的這些意思，寫一張大字報用"東方紅公社"若幹人聯 名的形式貼出去。第二天，孫超把他寫成的大字報稿拿給韓戈魯看，韓在稿子末尾加上了一 句：把新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代表人物揪出來鬥倒鬥臭。隨後孫超將稿子傳到"東方紅公 社"，張貼了出去。大字報的標題為《堅決打退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新的反撲》，號召"革命 同誌堅決把那些負隅頑抗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他們新的代表人物揪出來"。
3月8日，在謝富治等人親自部署下，北師大譚厚蘭帶領一批學生衝了農展館。3月10日 ，謝富治、王力等人一起去農展館，公開支持譚厚蘭等人。謝富治高呼口號"打倒譚震林" 、"反擊二月逆流"。緊接著，攻擊葉劍英、陳毅、李富春等同誌的大字報和標語貼遍了首 都街頭。
7月，林彪、江青等人策劃成立"揪陳聯絡站"，圍困外交部。謝富治幾次跑到外交部 門口，煽動說，"小將們，你們的大方向是正確的，我支持你們"。8月15日，中央文革小 組策動批鬥陳毅。會前，召開兩派代表參加的預備會，周總理被迫主持這個會，實際上卻是 謝富治操縱了這個會。謝富治公開對抗周總理，挑動一派群眾要把陳毅搞臭。周總理氣憤地 對謝富治說：把陳毅同誌搞臭了，誰當外交部長?你謝富治來當?
1968年3月，為了反擊在全國到處刮起的所謂"右傾翻案風"，江青等製造了所謂"楊 (成武)、餘(立金)、傅(崇碧)事件"。謝富治緊跟江青誣陷他們同"二月逆流"搞在一起。4月，謝富治授意在《北京日報》上發表社論《徹底粉碎' 二月逆流'的反撲》。在將社論稿呈送姚文元等審閱時，謝富治寫道：送文元同誌審閱並請 酌轉陳伯達、江青同誌閱審。這樣的社論，我自己水平低沒有把握。文章指責有人"打著反 對極'左'思潮的旗號，跳出來，掀起一股為'二月逆流'翻案的黑風"。
10月，在黨的八屆十二中全會小組會上，當陳奇涵談到朱德反對毛主席時，謝富治誣陷 說：朱德同誌從井岡山第一天就反對毛主席。朱德同誌、陳毅同誌合夥把毛主席趕出軍隊。 陳毅是朱德的參謀長。這些人都應受批判。我們回想一下，陳雲同誌在七千人大會上，主席 三次叫他講話，他說沒調查沒發言權，後來不到一個月作了個黑報告反主席、反大躍進、反 總路線。先念同誌、富春同誌那次也起了作用，應該徹底批判。劉、鄧搞反革命修正主義， 朱德、陳雲也是搞修正主義的。"二月逆流"這些人不死心，還要為他們服務。
在小組會上，謝富治還多次指名道姓地攻擊葉劍英、李富春、徐向前、聶榮臻、譚震林 等中央領導同誌。他說：
"二月逆流"李富春同誌自己承認是劉、鄧的第三套班子，反對"文化大革命"，為劉 鄧翻案。徐向前同誌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沒幹什麽工作，解放後更沒做什麽工作。他是張國 燾幹將。到了"文化大革命"，他當了全軍文革小組長之後卻跳出來參加"二月逆流"，反 對中央文革，搞翻案，使出張國燾的軍閥作風，鎮壓革命群眾，至今態度很壞，不作檢查。 陳毅同誌說話不算話，反複無常，不能信任。葉劍英同誌帶著舊軍閥的作風，混入我軍，未 得到改造。聶榮臻同誌和楊成武搞在一起，互相吹捧，搞反動的"多中心論"。對這些人， 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一保再保，可是他們有的在台前，有的在幕後，搞陰謀，鎮壓 群眾，亂黨亂軍，混淆是非，把責任嫁禍於中央文革，真是忘恩負義!對這些人必須徹底批 判。
"中國(馬列)共產黨"假案 1967年10月8日，北京市發生一起署名"中共中央非常委員會"傳單案(簡稱"非委會 ")，同年11月20日在天津破案。作案人、傳單原稿和作案工具等全部查獲。而陳伯達、謝 富治硬說這個案件有後台，一再下令要從黨內挖後台。
1968年4月28日，陳伯達、謝富治第一次接見"非委會"專案組人員。陳伯達說："反革命傳單是經過幾道手續的，不是直接給他(指在押犯)，是有計劃的"，"這個寫東西的 人，不會直接刻版的，寫稿的不是刻版的"，"抓到刻版的是起點，不是終點，老板在後台 ，後台不是一般人，一般人幹不出來。不是僅僅一個人搞的，可能有一個組織，反革命傳單 是資本主義複辟的宣言書，是反革命綱領"。謝富治也跟著說："對敵人要狠，不能仁慈， 不要右傾"，"要一追到底，把他的後台揪出來"。
8月19日，陳伯達、謝富治第二次接見"非委會"專案組。陳伯達說："幾個煤球工人 (指在押犯)不可能寫出來，就是大學畢業生也不可能寫出這樣的文章，他怎麽知道黨內的 許多機密?總有一點來路。""你們摸的可能不是地方，要摸的沒摸到，就是往上追。"" 這是個很大的案子，突出'二月逆流'的東西"。謝富治更露骨地說："這個案子的關鍵是 根子沒有找到，根子就是劉、鄧黑司令部的人"，"總是劉、鄧黑司令部指使他幹的，就是 要把後台揪出來。不是普通反革命，是鄧小平、二月逆流某些黑幹將搞的"。
12月6日，陳伯達，謝富治第三次接見"非委會"專案組。陳伯達指使辦案人員："這 個傳單集中了'二月逆流'的語言，要很嚴肅、很認真地窮追，追到哪個就是哪個。"謝富 治更明確地說："別在渣子裏作文章，要追到他的後台。"
1968年12月，在謝富治的授意下，當時主管中央專案三辦的趙登程，把追查、逼供的範 圍擴大到被審查的"五·一六"對象。他們對"五·一六"審查對象、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 科學部經濟研究所實習研究員周慈敖大搞逼供信。結果製造了"中國(馬列)共產黨"假案 ，誣陷朱德是這個黨的"總書記"，陳毅是"副書記兼國防部長"，李富春是"總理"，" 常委"有：徐向前、葉劍英、賀龍、廖承誌、楊成武、劉長勝、劉寧一等;"委員"有：王 震、伍修權、肖華、餘立金、王炳南、劉曉等。並誣陷：除了這個"偽中央"以外，同時決 定成立一個指揮全國統一行動的委員會，名字叫"中央(馬列)起義行動委員會"。這個" 叛國集團的活動，到11月份是個高峰，準備好了一個篡黨奪權的班子，準備裏應外合"， "主要是準備武裝叛亂"。對這個被逼供出來的假案，連有的審訊人員都認為荒唐離奇。謝 富治卻說："周(慈敖)的情況很重要，不能不信，不能全信，要是準的話就是個大成績。 "並指示趙登程等人繼續加緊逼供，說："要她寫，要她寫真的，明天就要她寫，明天就要 寫好。一、竊密的策劃、盜竊的單位及機密的內容。二、材料的去向。三、裏通外國的情況 。"
1969年2月13日，周慈敖在逼供下，又誣供朱德、葉劍英、陳毅、徐向前等同誌簽署了 一封給蔣介石、蔣經國的電報，胡說電文內容是要求與蔣"聯合起來，'挽救'中華民族命 運，希望他們配合，製止危險局勢的發展"。
1969年4月，黨的九大召開，被誣陷的許多中央領導同誌當選為九屆中委，但是謝富治 等製造"偽黨"假案的誣陷活動仍在繼續進行。5月24日，為了獲得所謂"物證"，謝富治 批準對經委幹部陳大倫的保姆和保姆的兒子、女婿等人辦"學習班"，逼迫他們交代所謂陳 大倫轉移的"偽黨"材料。陳的保姆於當年11月7日被逼自殺身亡。
1969年6、7月間，謝富治等人誣陷中央領導同誌的活動遭到專案組一些同誌的反對，要 求向中央反映。李震、趙登程等人為了掩蓋罪責，8月4日聯名向謝富治寫報告，提出封存或 銷毀誣陷材料。謝富治不得已指令將檔案封存。但是，製造"偽黨"假案的罪惡活動事實上 仍在繼續進行。1969年8月21日謝富治仍指示辦案人員搞證據，說："有的目前找不到證據 ，下決心鬥爭，案犯口供也算數，要防止暫時拿不到證據而把敵人放走"，"鬥爭要堅決不 能輕易否定問題，不能不積極，不要消極，不要為敵人辯護，我擔心你們出現這個錯誤。對 敵鬥爭，要堅決搞，要拚命搞，不要為反革命作解釋;不要為反革命平反;不要為反革命翻 案。"
1969年11月，由於"九大"以後的形勢所迫，加上追逼所謂"證據"材料的學習班逼死 人命，又製造不出證據來，才不得不把製造"偽黨"假案的活動停了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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