閑情逸致
快樂人生
唐薇 蔣曉敏｜文
鏈接
“有些鳥注定是關不住的。”這句對白源自《肖申克的救贖》。
1947年，美國，肖申克州立監獄。一把石錘，一本聖經（石錘藏在聖經中），一條500碼陰暗汙穢的秘道，一張性感女星的海報，一件不可思議的壯舉，一段逃出生天的救贖。蒙冤入獄的男主角安迪，在上訴無門的絕望下，用了19年時間鑿通了自己的下半生。逃離肖申克（監獄名）後，安迪給“忘年交”獄友瑞德的信中寫道：“有些鳥注定是關不住的，因為他們的羽毛太鮮亮了。”
如出一轍的自我拯救，關愚謙隻用了十分鍾。有些人總能在歇斯底裏的時刻由著性子，將內心深處的呐喊，衝動地付諸行動。這些人要麽變成了瘋子，一如顧城，要麽變成了傳奇，一如關愚謙。
1968年，北京，中央直屬機關。僅僅是10分鍾的胡思亂想，僅僅是忐忑於第二天“紅衛兵”針對自己的批判會，關愚謙竟失心瘋地從單位——每天有解放軍站崗把守的“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委員會”（下稱“和大”）偷了中南海邀請來的日本友人的護照，冒外賓出境之名訂下了逃亡機票。
這一腳踏出去，在風聲鶴唳的“文革”年代，等同於斬斷塵世，逼上梁山。自首是死，被發現是死，搏一把或許還有一線生機，在騎虎難下的境遇下，關愚謙硬著頭皮把10分鍾內倉促選擇的不歸路走了下去。去公安局蓋出境章、到單位財務科領支票付機票錢、讓民航訂機票、過海關安檢、登機，在上海轉機，一個持日本護照卻不會說一句日語的冒牌貨如何突破重重關卡？關愚謙設計的出逃路線連他自己都覺得不可思議。
“99.9%的概率是死路一條，被邊防警察開槍打死，隻有0.1%的可能性僥幸過關。”近半個世紀過去，已及耄耋的關愚謙（今年85歲），回首往事仍心有餘悸。“我當時的想法就是不自由，毋寧死。”
騙過財務、瞞過民航、蒙過海關，太多的巧合疊加在一起，不可思議地促成了這0.1%的奇跡。關愚謙竟然大搖大擺地坐著飛機跨出了國門。
年輕時是虔誠基督徒的關愚謙甚至狐疑地對記者說：“據家譜記載，我遠祖是關雲長。也不知道是不是關二爺忠肝義膽攢下的福報，渡他子孫過了這一劫。”
然而，預想中的否極泰來卻未如期而至，一到埃及就因非法入境被關押了一年多，又以無國籍人士的身份在德國“流亡”多年，關愚謙的亡命天涯一路走得坎坷跌宕。
自他出逃那一天起，他和他的家族就被打上了“叛國者”的烙印，直至1981年，中國外交部批準他回國探親方算時過境遷。
1968年2月，當關愚謙被再次勒令獨自留在辦公室寫檢查，等待群眾批判時，他意識到自己在劫難逃了。一想到之前發配青海改造數年，差點餓死的苦難，關愚謙就心生畏懼，若要再次流放，那真是寧死勿縱。
關愚謙越想越萬念俱灰，正到處翻找刀片準備割脈自殺時，瞥到了抽屜裏幾本常住中國的國際友人的護照。由於關愚謙在“和大”負責外賓工作，外賓的各種入境、出境手續都由他負責，所以護照常常集中在他手上。
翻開最上麵的一本，是日本友人西園寺公一的兒子西園寺一晃的護照，裏麵竟還有去埃及和法國的簽證！
已抱求死之心的他，莫名地靈光一閃：“橫豎都是死，不如以命為注賭一把”，關愚謙對南都記者回憶道，當時很恍惚，也不知道哪裏來的莽夫之勇，“即使讓邊防警察開槍打死，比起割脈自殺，不也更痛快些嗎？”
冒用護照出逃的念頭一出，猶如打開了潘多拉魔盒，怎麽也揮之不去了。決心一下，大腦反而異常清醒了起來。當時已經是下午三點多了。關愚謙先撥通了民航訂票處的電話，謊稱日本外賓臨時決定第二天要出國，要求對方以最快的速度訂一張國際航班機票。民航訂票處原本一口回絕，但是一聽是被周恩來稱做日本駐中國的民間大使、毛主席的座上客——西園寺公一的公子要的，真就想方設法在六點下班前弄到了一張票。
“冒下聖旨”訂了票，邁出了第一步的關愚謙此時即使想收也收不回來了，他使勁咬了咬食指，喝了口冷茶，竭力使自己冷靜下來，自詡知識分子一向恥於撒謊的關愚謙有條不紊地列出了“這樁莫須有公務”接下來要辦的事：蓋出境章、領支票、取機票、燒信件、收拾行李。
關愚謙趕在下班前騎車到了公安局，又謊稱外賓出境申請表已經填好了卻忘在辦公室，明兒個一早就補過來，軟磨硬泡地求著外事警察，也是工作上素有往來的熟人老王蓋了出境章。馬不停蹄地回到單位財務科領支票，正到處抓關愚謙把柄準備鬥他的科長一見關愚謙進門，就像見了鬼似地扭頭走了出去。
骨子裏透著知識分子清高的關愚謙換了平時一定怒不可遏，此時內心卻一陣狂喜：“老天實在太眷顧我了。”因為，隻要科長公事公辦，稍微核對一下，事情馬上就會敗露了。而科長的躲避正好給了關愚謙機會，抓著不明就裏的出納開出了支票。
取機票也出乎意料地順利，關愚謙甚至還擠出了點時間去儲蓄所提取了兩百元錢以備急需。那幾天，儲蓄所照顧存款戶，延遲到晚上八點關門（平時都是下午六點關門）。關愚謙冥冥之中覺得這是個好兆頭。
一摞事情若按照慣例，至少需要三天才能辦完，而在諸多謊言和巧合的催化下，關愚謙用了三個小時如履薄冰地辦完了。“真是豁出去了，我一個基督徒，不但說了謊，還臉不紅心不跳。”提起那段“不光彩”，關愚謙不好意思地對南都記者訕笑了下。
當晚回到家，見到年邁的母親和年幼的兒子，關愚謙強顏歡笑，內心卻是苦不堪言，接下來要辦的事對他來說才是最煎熬的。他再一次撒了謊，哄母親去了姐姐家，又打發妻子美珍帶著兒子去親戚家借住幾天。
安頓好一切，憋到夜深人靜、獨處一室的時候，他才敢拿出西園寺一晃的護照細細審視起來，也不知是不是做賊心虛，關愚謙越看越覺得照片裏的人和他完全不像。他決定把原來的照片揭下來，換成自己的照片，還用手指甲在照片上掐了個鋼印的輪廓上去。
關愚謙替自己收拾的行李沒有一點要出國的架勢，倒有點“風蕭蕭兮易水寒”的調調：一把母親送給他當生日禮物的小提琴，四卷本《毛澤東選集》和一本《毛主席語錄》。
第二天，關愚謙外麵套了件藍製服，裏麵穿著全副西裝，到了機場。
在發生了“紅衛兵”火燒英國代辦處事件之後，來中國的外國人越來越少，候機大廳冷冷清清。關愚謙甫一現身，辦理外賓出境手續的海關檢察員小金大老遠就熱情地跟他打招呼：“小關，送外賓啊！”
關愚謙“隨意”地將大箱子往行李台上一放，鎮靜自若地答道：“是啊，西公的兒子出國。”小金一聽，二話沒說，“砰”地一下就把“免檢放行”的戳子打在早就填好的行李單上，“小關送來的外賓行李，哪有檢查的道理”，臨了還朝關愚謙調皮地擠了擠眼睛。
殊不知，此時的關愚謙心都快跳到嗓子眼了，賭的就是小金不會開箱檢查。第二道關卡是把護照交給邊防警察，如果是關愚謙熟悉的老劉值班，他一打開護照，肯定立刻就會認出護照上的照片是關愚謙。
碰巧那天當值的是個新來的年輕邊防警察，從未和關愚謙打過照麵，關愚謙把護照交給他後，從容地起身到了地下室的廁所，脫下製服，塞到抽水馬桶上端的水箱後頭，掏出早就準備好的花領帶，熟練地打上。
不一會，從隔間裏走出來的，儼然是一個穿西裝、打領帶、戴著黑框眼鏡，還掛著一個在北京防風沙常用的防塵口罩的“外國紳士”。
一個足以容納百人的外賓候機室隻坐著關愚謙一個“外賓”，還是個假洋鬼子，詭異的氣氛讓看似沉著的關愚謙幾近窒息。一直等到起飛前十分鍾，那個新來的邊防警還沒把護照還給他，關愚謙快崩潰了。莫非是在護照上發現了疑點？
關愚謙坦率地說：“我當時已經想好了，隻要一發現有軍警圍過來，我就故意往出口跑，這樣軍警會當場向我開槍，起碼能死個痛快，不用沒日沒夜地被拷問。”
他在搞清楚來人的長相後，心裏叫苦不迭，因為來人居然不是剛才那位新來的邊境警察，而是和他經常拍肩膀開玩笑的熟人老劉！老劉直直走過來，嚇傻了的關愚謙動彈不得，隻能眼睜睜看著老劉翻到護照中有照片的一頁。關愚謙心裏一涼“這下前功盡棄了”。
直到老劉用英文問關愚謙這是不是他的護照時，關愚謙才慢慢恢複淡定。老劉竟然沒認出他來，要不然也不會用英語和他對話了！關愚謙竭盡全力克製住聲音的顫抖，鎮定自若地用英語回答了老劉的問題。關愚謙再一次化險為夷。
現在就剩登機這臨門一腳了。三個登機口的門邊，都有兩個女服務員把守著，她們邊查驗旅客的護照和機票，邊禮貌地說著“你好”，“再見”。這些女孩子，關愚謙幾乎都認識。每次來送外賓時，關愚謙都和她們開玩笑，互相逗幾句。隻要她們中間的任何一個人認出關愚謙來，叫一聲“小關”，這場戲就算演砸了。
關愚謙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又不敢硬闖，也不能原地賴著，正躊躇不前半步半步往前蹭之際，廣播響了：“有首長到了，所有工作人員立即到二號門夾道歡迎！”，女服務員們一撤，關愚謙就瞅準這個機會，迅速穿過無人把守的登機口，跑上了停機坪上一架蘇聯造的小型客機舷梯。
飛機離開中國時，天色已經完全黑了下來，此時，關愚謙卻覺得眼前愈發敞亮，他幾乎忍不住要放聲高喊：我終於自由了！
此後幾十年，每當關愚謙午夜夢回想起那次驚心動魄的逃亡時，他都覺得那是一個純粹的奇跡，絕對的奇跡，“我甚至懷疑，邊防警察老劉是不是故意放走了我。二十多年後，我和他在機場重逢，我很認真地問過他，他否認了。所以，我隻能將這一切歸功於不可捉摸的命運。”
西園寺一晃的護照上有法國和埃及的簽證，關愚謙憑著自己多年的外事經驗，明智地選擇飛埃及，因為當時埃及和中國尚未建交，不存在遣返的問題（而法國當時已經和中國建交，極有可能落地即被遣返）。
在飛往埃及開羅的飛機上，狂喜過後的關愚謙才開始意識到，他的“人間蒸發”將給家人帶來一場多麽萬劫不複的災難，關愚謙不能自抑地為家人擔憂起來。即使是對在他挨批流放時選擇落井下石揭發丈夫，寫丈夫大字報、要求離婚的妻子美珍，“叛國者”老婆這個致命的頭銜也似乎懲罰得過重了。還有哥哥、姐姐、慈母幼子和此時已是自身難保的高官父親，關愚謙一想到“株連九族”就心如刀割，忍不住失聲痛哭。
鄰座來自捷克斯洛伐克的乘客和聲細語地安慰起身旁這個怪人。關愚謙坦承自己是從中國逃出來的，這位捷克斯洛伐克的商人和同機的夥伴聽說關愚謙連從機場搭車到開羅市中心的錢都沒有，決定幫助這個可憐的年輕人。
落地後，他們把關愚謙帶到了蘇聯大使館，委托一位蘇聯作家接待了他。蘇聯作家聽說了關愚謙的遭遇後，深表同情，因為蘇聯的知識分子也同樣經曆著明珠蒙塵，虎落平陽。蘇聯作家給關愚謙安排了一家旅館，還給了一筆夠他花費十幾天的埃及錢幣。
兜裏有了錢，關愚謙心裏才稍稍安定了點，但沒想到，第二天，埃及警察就找到了他。原來蘇聯大使館向中國大使館透露了關愚謙的行蹤，中國駐埃及大使館的“紅衛兵”已經開始四處搜尋關愚謙的藏身之處。
埃及警察得知消息後，搶在“紅衛兵”之前要把關愚謙帶走。關愚謙一聽說“紅衛兵”要來，猶如驚弓之鳥，連行李都來不及收拾，就匆忙跟著埃及警察走了。
盡管幫助關愚謙避免了押解回國受審的災難，但是埃及政府不願意因關愚謙一個小人物把兩國關係鬧僵，所以他們決定將關愚謙送到一個所謂的既安全可靠又鮮為人知的地方。但關愚謙萬萬沒想到這個安全可靠的落腳點竟是埃及最大的監獄，而收押他的名目是非法入境，這一關就是一年多。
就在關愚謙以為出獄遙遙無期而心生絕望時，轉機突如其來。埃及當局通知他，中國正式放棄遞解他回國，埃及當局打算將他送往第三國，首選是美國。但關愚謙不假思索地拒絕了。在關愚謙心中，自己雖身背“叛國者”罪名，但骨子裏是愛國的，且他這一代人心裏已根深蒂固被植入了中美敵對的觀念，縱是背井離鄉也不能有任何反對中國的舉動。
這是關愚謙給自己定下的底線。關愚謙對記者說：“馬思聰一到了美國就召開什麽新聞發布會，四處宣告自己脫離了中國。這點讓我很看不起他。雖然當年中國這麽多知識分子蒙難，隻有我和他逃了出來，但他不愛國！我一點都不和他惺惺相惜。”
關愚謙想去政治上中立、不與中國敵對的國家。他先後見了瑞士、瑞典、奧地利、加拿大的大使館官員，回複卻大同小異：很願意幫助他，但是為了避免引起外交爭端，無法接納他。
等了五個多月，仍然沒有理想中的國家願意接收關愚謙。此時的沮喪已經無以複加，關愚謙甚至動了厚著臉皮回中國的念頭，哪怕回去後等待他的是槍子兒。萬念俱灰之際，幸運之神再次眷顧了這個寵兒，德意誌聯邦共和國（即西德）同意他暫時滯留。
守得雲開見月明，懸在半空的關愚謙終於時來運轉，嗅到一絲自由的氣息，夠著地了。
關愚謙最先到達了德國的明斯特市，第一份工作是為亞洲研究所寫書，德國學者對中國如火如荼的“文化大革命”興趣甚濃，邀請關愚謙撰寫一本關於“文革”的書。
這份報酬頗豐的工作化解了關愚謙初來乍到囊中羞澀的窘迫。但由於關愚謙不懂德語，亞洲研究所並未考慮長期聘用他，所以書稿完成後關愚謙就失業了。
為了生存，不惑之年的關愚謙不得不去碼頭扛鋼筋，去亞洲飯館端盤子。相比體能上的挑戰，讓文弱書生關愚謙更難以忍受的是思鄉的煎熬，每到此時，他都會用母親送之作為生日禮物的小提琴拉一曲自己改編過的《二泉映月》，回不去的故鄉成了他心口的明月光，可望而不可及。
這樣的日子持續了三個月，關愚謙意識到自己不能這麽渾渾噩噩蹉跎下去了。他想攻克德語，想進入大學學習。但是一位大學教授告訴他，在德國，必須有相應的學曆證明才能申請大學。關愚謙倉促出逃，根本沒帶任何學曆證書，在國內學的也是俄語，英語隻是湊合能說說而已。
就在這時，他偶遇到委托他寫書的德國學者，才知道研究所的其他中國學者閱讀過他的書稿後，對它評價不高，因為錯字連篇，文字不通順。德國學者指點他去拜訪漢堡大學中國語言文化係的華裔教授劉茂才，請他指教改進。
對自己的文筆頗有自信的關愚謙納悶不已，次日就迫不及待地捧著書稿來到了漢堡大學。純粹去為自己心血之作打抱不平的關愚謙根本沒想到，他敲開了漢堡大學哲學大樓702的房門，也為自己的人生敲開了一道嶄新的大門。
劉茂才教授一看他書稿上畫出來的錯別字標記，立刻寬慰關愚謙，因為研究所的其他中國學者都是新中國成立前出國的，不懂關愚謙寫的簡體字，所以誤認為是錯別字。這讓關愚謙長籲了一口氣。在花了一個星期細細讀完關愚謙的書稿後，劉教授特意邀請他來家裏吃餃子並對書稿很是讚賞，沉冤得雪的感覺恢複了些許關愚謙的自信。
關愚謙鼓起勇氣談了自己想讀大學卻苦於沒有教授出學曆證明的事，劉教授立馬答應替他出具證明。
就這樣，關愚謙進入了漢堡大學學習語言學。就在他一邊打工一邊學習時，劉教授替他介紹了一個中國語言文化係的教員職位，教授大學二年級的中文課，雖然薪水不高，但隻要關愚謙在兩年內拿到碩士學位，就可以申請正式講師的位置，這也就意味著未來的生活有保障了。
剛進大學，就能同時登上大學講台授課，這讓關愚謙受寵若驚，更感恩劉教授的賞識，他下定決心要兢兢業業上好每一節課，不辜負伯樂的舉薦。結合自己學俄語時的經驗教訓，關愚謙盡量用學生們喜聞樂見的方式教學，比如用簡單的中文改編童話和民間故事，教他們唱中國民歌等等，這些活潑的手段取得了極佳的效果，學生們都十分喜愛這位中國教師。
兩年後關愚謙拿到了碩士學位，但學校卻推諉高教局不批講師編製，不讓他申請正式講師。
關愚謙的學生們為了幫他爭取一個講師職位，自發組織了罷課行為，驚動了漢堡市市長，最後高教局迫於輿論壓力同意特批一個講師編製，並且跳過登報和征聘公開選拔的程序，直接讓關愚謙入職。
關愚謙異鄉漂泊的流亡生涯，終迎來了苦盡甘來的跡象。不僅名正言順地登上了漢堡大學的講台，缺位多年的愛情也不期而至。
海珮春是地地道道的德國姑娘，在關愚謙之前，海珮春隻在電視上見過中國人。因為中國人總是穿藍色的衣服，德國人把中國人比喻為藍衣服的螞蟻，老土、保守是當時對中國人最常見的評價。所以海珮春在舞會上第一次見到關愚謙時，驚為天人。
因為關愚謙穿著黑色的褲子和白色的毛衣，人到中年卻有一頭烏黑的頭發，而且舞竟然跳得比她還好，他會拉小提琴、彈鋼琴，對西方的文學也懂得很多，這讓未滿20歲的海珮春，情竇初開，一下子對這個出類拔萃的中國人產生了強烈的好感。
海珮春是個執著的姑娘，一眼認定了關愚謙後，沒多久，就主動邀請他參加她家的平安夜晚餐，把他介紹給全家人認識。嫁給中國人在當時的德國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何況關愚謙還是個無國籍人士，前途未卜，說不定明天就會被趕出德國（入境時德國政府隻是允諾他暫時居留）。盡管家人不看好，但海珮春還是鐵了心要跟關愚謙。
1977年，關愚謙順利拿到了博士學位，一天，一位過去在北京的老鄰居到德國出差，輾轉找到了關愚謙的電話，告訴他說，在他出走後不久，他的母親、兒子小新、妻子美珍都被迫離開了家，美珍和他單方麵辦理了離婚手續。
海珮春得知關愚謙已無婚姻的羈絆後，消弭了最後的顧慮，她迫不及待地想和關愚謙正式確定婚姻關係。但是關愚謙在德國屬於無國籍人士，沒有出生證明，沒有未婚或離婚證明，沒有護照，是個徹頭徹尾的黑戶。根本無法辦理結婚手續。海珮春的失落可想而知。
沒多久，他們去香港旅遊。在香港街頭，海珮春眼尖地看到了婚姻注冊處，她立即拉著關愚謙進去碰碰運氣。讓她大喜過望的是，這裏竟然可以為外國人辦理婚姻登記手續，而且需要的材料沒有德國那麽嚴苛。這段異國情緣終在香港修成正果。
盡管是老少戀，但相識40年以來，兩人恩愛有加。關愚謙告訴南都記者：“我最喜歡佩春的地方是她的慷慨，我們從未因為金錢的事而紅過一次臉。”
因為關愚謙好客，他家永遠是賓客盈門，關愚謙的學生沒有一個沒來過他家茶話會的，改革開放以後又多了一撥撥從中國來德國考察的各路人馬。點心、水果、咖啡、時不時的留餐，在關家呈流水席式的常態。對此，海珮春毫無怨言。
當南都記者誇她這麽多年為關愚謙所做的“接待工作”很多中國媳婦都做不到時，海珮春謙虛地笑笑：“我當然希望我們不要老被打擾，但朋友對他很重要，也是最好的藥方，可解他對祖國的相思之苦。而且，來我們家拜訪的基本都是學者名人，跟他們談話我能學到很多中國的文化和知識。”
海珮春對中國文化的熱情持續燃燒了幾十年。自從和關愚謙在一起後，海珮春就認認真真地學起了中文，還進入漢堡大學的漢學係。如今，中文的聽說讀寫對她來說已是小菜一碟，甚至中醫針灸，海珮春都知之甚多。
1978年，中國社會科學院代表團到漢堡大學訪問，關愚謙被邀請去參加歡迎宴會。讓關愚謙欣喜若狂的是，代表團的領隊是他父親的老戰友，他忙讓這位世伯給他的家人帶去了口訊。
出逃十載，關愚謙終於在代表團回國後陸陸續續收到了國內家人的來信。此時他才得知，他最深愛的母親已於兩年前因病去世，晚年得了老年癡呆的關母，在北京時總是佯裝忘了關愚謙這號人，好讓因弟弟“叛國”而正蒙難的另一對兒女不再為她而分心，可是一到天津的弟弟家（關愚謙的四舅）說到關愚謙這個幺兒就老淚縱橫，為他擔心不已。無法見到母親最後一麵成了關愚謙永遠的遺憾和錐心的苦痛。
關愚謙的哥哥姐姐因他的出逃受到嚴重牽連（父親則因為是老革命、以及和周恩來的同窗關係，受到周恩來的保護而沒遭到衝擊），哥哥和妻子美珍還因此坐了六年牢。最讓關愚謙牽掛的是兒子關新，但多次寫信向親友詢問他的下落，皆無音訊。
直到1980年，一封美珍二姐的來信讓關愚謙全身戰栗起來，信中提到，在他出逃後，關新被自己收留，但是因為下鄉的緣故沒有讀成大學，回城後進了工廠當了工人，現在美珍在美國的大姐準備幫關新辦去美國留學，但學費方麵希望關愚謙能負責。
關愚謙把關新的事情向海珮春和盤托出，善解人意的海珮春主動提出一定要支持關新留學。由於常年迎來送往，再加上關愚謙的薪水也有限，他們在德國並沒有買房，用做新房的公寓是租來的。如今，又要支援關新留學美國，家裏漸顯捉襟見肘，海珮春決定出去工作。
關新到達美國後，關愚謙第一時間飛到美國與他相會。關新這才在父親麵前回憶起他的遭遇：在父親出逃、母親坐牢後，一度無家可歸。關新去找關愚謙的父親，卻被爺爺拒之門外，十歲的孩子隻好拿著爺爺塞給他的五毛錢坐車去了二姨家。可是沒幾天，關新就闖了一個大禍，機關院子裏的孩子們一起踩鐵皮玩，突然有人發現鐵皮上隱隱約約露出一張褪了色的毛主席像，隻一聲大叫“這是汙辱我們最偉大的領袖毛主席”便引來了許多解放軍。初來乍到的關新自然成了罪魁禍首。
怕引火燒身的二姨父無奈轟走了關新。關新又隻好去找寄居在大姑（關愚謙姐姐）家的奶奶，但姑丈（關愚謙姐夫）二話不說就把關新趕走了，寄人籬下的奶奶老淚縱橫卻也有心無力。在街頭流浪了幾天的關新最後還是回到了二姨父家，自幼把他帶大的外婆見到他一副小乞丐的樣子，立即摟著他抱頭痛哭。在外婆的堅持和哀求下，關新的二姨父收留了他，並讓他改隨姨夫姓，把他撫養長大。
關愚謙聽著這一切，連眼淚都不敢流，他覺得自己沒資格流眼淚，是他讓兒子小小年紀便遭受顛沛流離之苦。他緊緊抱著兒子，心髒顫抖得說不出話……
海珮春非常明白關愚謙愧疚又渴望能為家人做些什麽的感受，所以非常支持關愚謙無條件幫助親人的做法。他們接納了外甥女（關愚謙姐姐的女兒）來德國留學三年，吃穿住行都由他們一手包辦。
他們把外甥夫婦（關愚謙姐姐的兒子）先後接來德國並最終幫助他們去了美國，幫同父異母的弟弟（關愚謙的父親在革命期間與其母親離婚，另娶了革命伴侶）辦到德國並為其找工作等等，一切的一切，不僅需要時間精力金錢，更需要真情熱心耐心。
海珮春對此非常坦然：“八十年代的中國很窮，我們覺得，如果我們不幫這些親人，他們可能這輩子都沒有出頭之日了。誰也想不到，中國會發生如此巨變，現在誰也不需要我們幫助啦。他們都很有出息了。”
正因這份氣度，海珮春贏得了關愚謙家人朋友的極大好感。關愚謙曾問過一個德國同事：“你是我的朋友，如果我和佩春吵架，你幫助誰？”同事回答說：“我先把你打一頓，然後再問誰對誰錯。”
同樣問題關愚謙還問過他的中國朋友，他不假思索地回答：“那還用問，肯定是你的錯。”關愚謙默默地回饋著海珮春為他付出的一切，他知道海珮春喜歡旅遊，他從漢堡大學退休後，就開始陪著海珮春到處遊蕩。因為兒子關新從美國舉家回到上海發展，十多年前關愚謙也在上海買了房子，以方便和兒子走動。
雖然他和海珮春沒有孩子，但讓他備感欣慰的是海珮春和兒子關新相處得非常好。關愚謙醋意十足地向記者“告狀”：“我和小新談點事情，他動不動就是，哎呦，爸爸儂不懂的啦。但佩春和他說話，他聽得認真得很！”老兩口如今過起了候鳥生活，春秋在中國旅遊、講學，冬夏回德國度假、過節。
那段非比尋常的逃亡經曆，那些錯綜複雜的恩怨情仇，那股強者自救的信念，有些被關愚謙有意無意淡忘，有些被關愚謙自始至終堅守。關愚謙在自己的傳記《浪》的序中寫道：我將會在天堂裏最美麗的地方找到你，然後，永生永世依偎在你的身旁，永不離去。
在采訪尾聲，關愚謙鄭重地囑咐記者一定要加上這句話：“不管天翻地覆，我都用心生活。因為在我的內心深處，有一樣能穿透一切高牆的東西，那就是希望。”
本文主要資料來源於南都記者對關愚謙夫婦的采訪，另參考了關愚謙著《浪：一個叛國者的人生傳奇》人民文學出版社2001年版；關愚謙著《歐風歐雨》三聯書店2010年版；關愚謙著《到處留情》上海書店出版社2007年版；海珮春著《德國媳婦中國家》三聯書店2010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