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遇害的大學領導們(圖) zt

在文革初期遇害的32名大學領導人。趙宗複，太原工學院院長1966年6月21日 江隆基，蘭州大學校長兼黨委書記1966年6月25日 高芸生，北京鋼鐵學院院長兼黨委書記1966年7月6日 陳傳綱，上海複旦大學副校長兼黨委副書記1966年7月 鄭思群，重慶大學校長兼黨委書記1966年8月2日 李敬儀，南京師範學院教務長兼黨委副書記1966年8月3日 李達，武漢大學校長1966年8月24日......

 

一，江隆基在文革中的遭遇

江隆基，男，1905年生，蘭州大學校長及中共黨委書記，1966年6月初開始遭到“鬥爭”，6月25日自殺，時年61歲。筆者收集到三份文革初期蘭州大學的人印發的關於該校文革發展的材料，可以從中發現，作為大學領導人，江隆基在文革中的遭遇相當典型。

1966年5月，在中共中央關於發動文革的一係列的會議之後，江隆基被中共甘肅省委確定為文革的重點攻擊對象。在其他省，也由中共省委定出了這樣的名單。這些名單上的人主要是教育界文化界的一些人物，比如，後來和妻子李敬儀一起被打死的江蘇省的教育廳廳長吳天石（請看他們的條目），也是這樣。

1966年5月10日，蘭州大學召開“聲討鄧拓、吳晗、田漢、廖沫沙反黨反社會主義罪行大會”，江隆基在會上作了動員報告。以後校中貼出大批大字報，召開大量“聲討會”。5月25日，中共蘭州大學黨委決定全校停課。在6月4日“工作組”開進學校以前，蘭州大學已經貼出了兩萬五千多張大字報，主要矛頭，指向學校的一些“老右派”和“反動的資產階級學術權威”。――這就是江隆基領導的文革初期階段。這時候他也許還並不知道他的命運已經被決定。

1966年6月1日，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在毛澤東指示下廣播北京大學的一張攻擊該校領導人的大字報。隨即，工作組被派到北京大學取代原來的北大領導班子。中共甘肅省委在6月4日向該省高等院校派出“文化革命工作組”領導那裏的“文化革命”，和北京的方式與時間都是一致的。

工作組進入大學後，原來的大學領導就“靠邊站”（這是當時的用語）了。6月6日，工作組召開全校大會作“動員報告”，江隆基在同一會上代表中共蘭大黨委檢查了他們領導前段運動的“右傾錯誤”。

緊接著，工作組組織學生等用開會和貼大字報等方式“揭發”和攻擊原來的大學領導人。江隆基的問題，從領導文革“右傾”，進一步變成了“鬥爭”對象。

從一份蘭州大學在1966年11月印行的材料，可以看到，1966年6月在蘭州大學貼出的攻擊江隆基的大字報的標題有：“我校領導嚴重右傾保守思想必須立即糾正”，“江隆基公開詆毀毛澤東思想”，“剝開教育專家江隆基的畫皮”，“控訴江隆基反對文化大革命的罪行”，等等。從這些標題可以看到對江隆基的攻擊的升級，以及對江隆基的攻擊的實質內容。

6月17日，得到工作組支持的一些“左派”學生到江隆基家中，把他一路拖著跑到操場，進行“鬥爭”。他們把桌子和凳子層層相疊，讓江隆基跪在上麵，並戴上了重十多斤的鐵籠子。這一天共“揪鬥”了70多人。這些人都被戴高帽子、毆打。大操場上跪滿了被“揪”出來的人。

在北京大學，是在6月18日，發生了類似的暴力事件。當時在北京領導運動的劉少奇寫了一個“批示”發到各級黨委，要求製止這種“亂鬥”。這個批示後來被當作劉少奇“壓製革命群眾運動”的罪狀，對這個批件的否定，則引起了一場前所未有的殘酷血腥的校園暴力。其實，在當時，劉少奇在當時就不是一個認真有力的對暴力行為的製止。中共甘肅省委收到了劉少奇的批示，顯然並沒有理解為要“壓製”暴力迫害。

6月22日，中共甘肅省委告訴蘭州大學學生他們已經做出撤銷江隆基職務的決定。第二天，在蘭州大學又召開“鬥爭”江隆基大會，再次對他使用罰跪、戴高帽子、拳打腳踢、遊街等方式，強迫江隆基承認“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

6月25日上午，中共甘肅省委召開萬人大會，宣布“撤銷江隆基的黨內外一切職務”。當天下午，江隆基自殺。

江隆基死後，7月11日，中共甘肅省委在其機關報《甘肅日報》上發表了關於江隆基“罪行”的報道一篇社論，算是對江隆基的最後結論。

導致江隆基自殺的原因非常明顯，一方麵是他遭到的暴力性的侮辱性的“群眾鬥爭”，另一方麵是上級共產黨組織對他的定性處理。在蘭州大學，僅僅從1966年6月到8月，還有6個人被“批鬥”而自殺身亡，１4人自殺未死，其中有的留下終身殘廢。

江隆基死於紅衛兵運動開始之前。雖然在“鬥爭會”上侮辱折磨他的是主要是一些學生，但是在他死亡的時候，文革運動仍然是在中共各層組織的嚴密控製和有效管理之下進行的。所謂“群眾鬥爭”，實際上是他的上級組織和毛澤東的文革指令和理論指導的結果。除了北京的最高領導人之外，對江隆基之死負有直接責任的是江隆基的直接上級：中共西北局和甘肅省委。

江隆基自殺三個月後，1966年9月，領導了對江隆基的“鬥爭”的中共甘肅委領導人汪鋒等人，也被“揪出來”了，也在“群眾大會”上遭到“鬥爭”。文革的打擊對象，進一步擴大了，原來指揮“鬥爭”別人的人，也落入了被“鬥爭”的陷阱。這不是什麽好笑的故事，這顯示了文革的殘酷和野蠻。更重要的是，這樣不講道理的混亂的上層權力人物的爭鬥，給下麵的老百姓帶來的災難甚於給他們自己。

1978年1月26日，中共甘肅省委給江隆基“平反”，這是在毛澤東死去一年半之後，也是江隆基死去12年半之後。那時候給文革中受迫害的人“平反”剛剛開始不久。

二，江隆基對另一名受難者命運的責任

“紀念園”中有另一名受難者顧文選，江隆基對顧文選的悲慘遭遇，負有責任。他們二人的受害者和害人者的關係以及在文革中的共同命運，也很典型。

江隆基是資深共產黨人，高級幹部。共產黨奪取政權以後，江隆基就開始擔任北京大學中共黨委書記和副校長。在北京大學，他領導了“思想改造運動”，“忠誠老實運動”，“院係調整”，以及“反右派運動”，直到1959年1月調任蘭州大學校長。

顧文選是被劃成“右派分子”的北大學生之一。據記載：

1957年5月25日下午，一些學生以西語係英三班和團支部的名義在辦公樓禮堂召開了一個“反三害”的控訴大會。該係學生顧文選和周鐸捏造了許多聳人聽聞的“事實”，控訴“黨的三害的罪過”。當晚，校黨委書記、副校長江隆基在東操場電影晚會後向全校同學講話，譴責了這個“控訴會”，並警告這些人，不要越出整風的範圍。（《北京大學紀事（1898－1997）》，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517頁）

筆者經過數年努力，終於找到了顧文選在那天會上的講話稿。他說的是他在上大學之前，在家鄉杭州，在“肅反”運動中遭到冤枉和迫害的事情。他的描述其實相當有分寸。江隆基當天晚上，就對顧文選加以譴責和警告，顯然是沒有查證過顧文選所講是事實還是捏造，而且他不認為需要查證這是否事實。

由於這個發言，顧文選被北大當局劃為“右派份子”並被判刑五年。刑期滿了以後，也仍然不能離開勞改農場。他試圖逃出中國，被逮捕，在1970年被以“反革命罪”判處死刑。

盡管顧文選最初的厄運是由於他被江隆基劃為“右派份子”，他和江隆基卻都在文革中被害死。他們二人的命運的交織，體現了文革的寬廣的打擊麵和殘忍的性質。

在1957年的“反右派”運動中，北京大學有716人被定為“右派份子”。這人數超過了當時北京大學總人數的百分之五。這些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的人中589名是學生。他們此後都受到長期的精神的和物質方麵的摧殘，有的人後來也像顧文選一樣被槍斃。22年後他們才獲得“改正”，但是從未收到政府的道歉。

北京大學的這七百多個“右派分子”中，有526名是江隆基領導下整出來的。但是江隆基被上級認為力度不夠。派了陸平來北大取代江隆基，再搞“反右補課”，又增加了一大批被戴右派分子帽子的人。1957年11月1日，中共北京市委通知調陸平到北京大學任黨委第一書記，江隆基由第一書記改任第二書記。調任前，周恩來曾經約見陸平談話。陸平比江隆基更為嚴厲地在學生和教職員工中又增加劃出一批“右派份子”，以致達到了716人。1959年1月，江隆基被調離北京大學，調任蘭州大學校長和黨委書記，直到文革開始。（這裏的數據來自上引《北京大學紀事（1898－1997）》）

製定“反右派運動”的理論和領導全國的整個運動過程的，是毛澤東和其他中央高層領導人。但是，也是經過江隆基這樣的人物的手來具體實行的。江隆基曾經代表中共領導了中國的兩所大型綜合性大學17年。這17年中，他和其他與他身份類似的大學領導人作的，不僅僅是迫害了大批被劃成“右派分子”的人，尤其是其中大批的年輕學生，而且還對原有的大學體製作出了很大程度的改造。

本來，大學隻是教育機構，不是法律機構，大學對人最大的處罰隻是開除學生或者教員。大學當局有權依憑學生教員的思想和言論，把他們定為“階級敵人”如“右派分子”並實行長期的係統化的迫害，就是他們所領導的改造的主要部分之一。

江隆基和他的繼任者陸平，都曾經是北京大學的學生，後來成為共產黨員和職業革命者。這種鎮壓和迫害學生的大學體製，是他們參加“革命”的時候就希望建立的嗎？這曾經是他們的革命嗎？如果不是，當這些發生的時候，他們又為什麽沒有出聲反對？他們從來沒有回答這些問題，使得他們的形象十分曖昧和缺少誠摯。

引人發問的是，當江隆基在1957年在北京大學把顧文選等589個學生劃成“右派份子”的時候，他是否意識到，這樣把一群年輕人從社會的肌體上無情地撕扯下去的做法，有一天也可能應用到他自己身上？

引人發問的還有，當江隆基在文革的惡浪興起之時結束他自己的生命的時候，他是否想起了在他之前和在他手下遭到迫害的人？想起了顧文選那樣的526名“右派分子”？

希望他當年隻是由於智力不夠而沒有能預見可能發生“反右”和文革這樣殘酷的事情，而不是他明確把對人的無情攻擊作為他的人生理想和戰鬥目標；希望他在文革中自殺時，不是僅僅因為作了這場殘酷“革命”的失敗者和失意者，而是對這種殘酷的鬥爭方式本身感到絕望。

三，董懷允在文革中的遭遇

董懷允，男，北京大學數學力學係講師，係教學秘書。1966年6月後遭到大字報攻擊並被劃入“有問題的人”類別中“勞動改造”。董懷允在1967年7月28日上吊自殺。當時年齡40歲左右。

董懷允在1966年6月中就成了“有問題”的人。那是因為在1964年的北京大學“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他受到攻擊，可是北大的“社教”不久以後翻過來了，他很高興了一陣。到了文革又翻了過去，而且北大的“社教”的反複被說成是“1965年發生的極端嚴重的反革命事件”（《人民日報》1966年6月5日社論）。這樣，董懷允又成為“有問題”的人。

1966年6月18日，北京大學發生了大規模的對所謂“黑幫”的暴力性攻擊。董懷允目睹了毆打、罰跪與戴高帽子等等行為之後，曾與同室居住的人說，他身體不好，有嚴重的神經衰弱，恐怕難以承受這樣的事。董懷允的家在城裏，他在北大單身宿舍有一個床位。

1966年7月初，領導北大文革的工作組指令在各係成立“文化革命委員會”。數學力學係成立“文革委員會”的時候，工作組不準董懷允參加會議。他和其他一些“有問題”的人被編為一組，被命令去食堂勞動，擦玻璃。當時和他一起被編入“另類”一起在食堂勞動的人中，有同係的丁石蓀老師。丁石蓀在1980年代初任北京大學校長。

1966年7月26日晚上，毛澤東的妻子江青等文革領導人來到北京大學，在全校大會上，宣布“618事件”是“革命事件”。工作組被撤銷。7月27日，聶元梓按照江青指示組建“北京大學文化革命委員會籌備委員會”的同時，也提出建立“勞改隊”，把前一階段已經被“揪出來”的“牛鬼蛇神”放入“勞改隊”管理。

1966年7月28日，董懷允上吊自殺。他已經目睹“618事件”，他了解到了毛澤東要的就是那種式樣的暴力攻擊，“勞改隊”馬上就要建立，他不願意在“勞改隊”中受侮辱與損害。於是他結束了自己的生命。實際上，一個星期之後，北大英語教授吳興華就在“勞改”中被強迫喝了有化學品的汙水而當天死亡，44歲。吳興華死後還被解剖屍體以證實他是自殺，為了“對抗文革”。

北大數學力學係主任段學複教授，是著名數學家。他動過癌症手術，而且高度近視。他被強迫摳幹淨廁所牆上的尿堿，他得幾乎把臉貼在牆上麵，才能看清楚。

在1968年，北大數學力學係還有三名教員遭到迫害而自殺，還有一位教員被折磨得精神失常。

四，為什麽害死眾多大學領導人

在文革初期遇害的32名大學領導人。他們的名字，按照他們的死亡時期為順序，排列如下：

趙宗複，太原工學院院長1966年6月21日
江隆基，蘭州大學校長兼黨委書記1966年6月25日
高芸生，北京鋼鐵學院院長兼黨委書記1966年7月6日
陳傳綱，上海複旦大學副校長兼黨委副書記1966年7月
鄭思群，重慶大學校長兼黨委書記1966年8月2日
李敬儀，南京師範學院教務長兼黨委副書記1966年8月3日
李達，武漢大學校長1966年8月24日
言慧珠，上海市戲曲學校副校長1966年9月11日
陳序經，南開大學副校長1966年
岑家梧，中南民族學院副院長1966年
韓克樹，西北電訊工程學院院長1967年
孟憲承，華東師範大學校長1967年
趙明新，中科院華東分院院長兼黨委書記1967年1月
邵凱，遼寧大學校長兼黨委書記1967年1月23日
田辛，華東化工學院黨委代理書記1967年8月2日
孫泱，人民大學副校長兼黨委書記1967年10月初
魏思文，北京工業大學校長兼黨委書記1967年10月30日
向隅，上海音樂學院黨委書記兼副院長1968年
王建中，上海音樂學院副院長
範樂成，武漢醫學院副院長1968年
唐麟，湖南大學副校長1968年2月18日
彭康，西安交通大學校長兼黨委書記1968年3月28日
常溪萍，華東師範大學校長兼黨委書記1968年5月25日
高仰雲，南開大學黨委書記1968年7月27日
蔣梯雲，同濟大學副校長兼黨委常委1968年7月27日
李廣田，雲南大學校長1968年11月2日
翦伯讚，北京大學副校長1968年12月18日
範樂成，武漢醫學院副院長1968年
李秋野，北京外貿學院院長1968年
張敬人，上海工業大學校長兼黨委書記1970年6月7日
王頌鹹，四川美術學院副院長1972
李劫夫，沈陽音樂學院院長1976年12月17日

附記：1966年夏秋之後，北大、清華、複旦、人大、北師大等單位均出現過大量的高級知識份子自殺群，僅北京大學就有包括汪簽、董懷允等人在內的24名教授和講師被逼自殺身亡，名不盡錄。

文革前實行所謂“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製”，中共黨委書記是大學最高領導人，實際上，中共黨委書記和校長，二者常常由同一個人擔任。副校長和中共黨委副書記也常常是兼任的。他們中的大多數能得到學校的領導職位，首先是由他們在共產黨裏的地位決定的。因此，本文把大學校長和中共黨委書記統稱為“大學領導人”。

他們的遭遇和死亡模式相當一致：1966年6月間，他們在文革一開始的時候就被他們的上級黨委定為“黑幫份子”或“資產階級代表人物”，被停職或者撤職，並且遭到大會“揭發”和“批判”。1966年8月“紅衛兵”組織普遍建立之後，他們遭到紅衛兵學生的暴力攻擊，被毆打，被剃頭，被遊街，被關押，在校園裏被“鬥爭”和“勞改”。這種野蠻殘酷的迫害繼續了三年。他們就在這過程中，即1966、1967、1968年間，或者被“鬥爭”死，或者在遭到野蠻“鬥爭”以後自殺，也可能在關押中被折磨毆打而死卻又被宣告是“自殺”。以上26人名單中，隻有一人是在遭到長期關押和折磨後在1970年死亡的，其餘全部死亡於1966－1968年間。

分布在全國各地的大學裏發生的這種死亡模式的一致性，是因為這是從上而下發動的文革導致的，這是毛澤東和他的文革領導班子領導的結果。

筆者個人所作的調查，涉及麵有限，然而，僅僅在有限的對全國大學的調查中，就發現了這一長名單。而且，這個名單沒有包括被毆打成殘廢或重病的人。這張死亡名單表明了大學負責人在文革中遭受到了如何殘酷的打擊與迫害。也可以從中知道，文革中在大學裏麵發生了多麽嚴重的暴力迫害甚至殺戮。實際上，在文革中，所有的大學領導人都遭到了“鬥爭”和進過“牛鬼蛇神”隊，都曾經被關押禁閉，都遭到肉體的和心理的虐待與折磨。筆者沒有發現有學校例外。

大學本來是一個社會裏有文化講文明的地方，但是，文革卻使中國的大學變成大規模暴力迫害的發源地和發生地。從社會變動的角度來看，大學在文革中發生的這種巨大的變化，即校園暴力迫害的大規模發生和發展，是“文革”在劇烈改變社會傳統以及行為規範方麵的最成功的例子。

根據筆者的調查，文革中，暴力性“鬥爭會”（即用毆打、侮辱、掛黑牌、戴高帽子、遊街、體罰等方式“鬥爭”所謂“階級敵人”）、校園“勞改隊”和校園監獄（即後來被俗稱為“牛棚”的），都在大學裏最先開始大規模發生並且發展起來的。這些迫害手段流傳全國，害死了千千萬萬的人。大學領導人，則是校園暴力的最嚴重的受害者群體之一。

在文革中，大學領導人是最早被“揪出來”並且最早遭到“鬥爭”的一類人。

在1966年6月以前，“海瑞罷官”和“三家村雜文”是當局通過報紙雜誌“批判”的，中共高層幹部“彭羅陸楊”是在共產黨的高層會議上被宣布免職然後被監禁的。文革成為大規模的“群眾運動”，是在1966年6月1日晚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廣播了北京大學七個人寫的一張“大字報”之後。

北京大學七個人大字報的標題叫做“宋碩、陸平、彭佩雲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幹了些什麽？”宋碩是中共北京市委大學部部長。陸平是北京大學校長和中共黨委書記，彭佩雲是北京大學校長中共黨委副書記。這張大字報指責他們實行“十足的反對黨中央、反對毛澤東思想的修正主義路線”,攻擊北京大學的當權者為“黑幫分子”，號召“堅定地、徹底地、幹淨地、全麵地消滅一切牛鬼蛇神”。

這張大字報把文革的主要攻擊對象轉到了教育界。在廣播大字報的那天晚上，中共中央派“工作組”進入北京大學。陸平、彭佩雲被宣布撤職。學校全麵停課。廣播北京大學的大字報並對這張大字報高度讚揚的做法，猛然改變了文革的激烈程度。這是文革發展過程中重要的一步。　

北京大學的陸平和彭佩雲是最先被“揪”出來的大學領導人。十天之後，“工作組”在清華大學宣布校長蔣南翔（也是高等教育部部長）“停職”。全國各省的中共省委也各自“揪”出當地的一些大學領導人，各省的共產黨黨報都報道了有關消息。南京大學校長匡亞明，武漢大學校長李達被“批判鬥爭”，還由中央級報紙作了全國性報道。

在廣播了北京大學的大字報後，很多人還是不敢反對本校的領導人。但是“工作組”進校，宣布原學校領導人“靠邊站”或者“停職反省”，校園裏的情況立即就徹底變了。學校領導人和教師成為文革的主要攻擊對象，而不再僅僅是一些知名作家學者和最高權力圈子中的失勢者。充當文革的攻擊手的，也不再僅僅是少數寫“批判文章”的“左派”文人，還加上了千千萬萬的學生。

在“工作組”的引導下，學生們紛紛起來“揭發”“批判”原來的學校領導人“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罪行”。“工作組”還召開大會，“批鬥”原校領導。大會上有很多人作慷慨激昂的發言。往身上貼大字報，往人臉上塗墨，推人，打人，揪頭發，種種暴力現象發生。有相當一些人以這種行為顯示自己的“革命性”。

當時的國家主席劉少奇的妻子王光美，參加了清華大學“工作組”到清華大學領導文革運動。這是對“工作組”的權威性的強化。顯然，沒有她這樣的高層權力人物指揮，學校裏的學生怎麽可能“打倒”校長兼高教部長的蔣南翔呢？要知道，1966年時候的蔣南翔，不但有那麽高級的職務，而且，他代表共產黨在教育界的權力，這種權力之大，是其他社會製度裏的大學校長從來沒有過的，這種權力絕不允許學生和教員挑戰和質疑。但是在1966年6月，由中共中央的最高領導人決定，蔣南翔立即成了階下囚。蔣南翔的工作班子成員和部下，經過短短時間的對上級意圖的觀望和揣測，了解到中央意圖後，都立刻轉向，站到攻擊他的這一麵來。

“工作組”的做法是，把大學的原有領導當作“反動堡壘”“打倒”，不管那些領導人都是共產黨的資深幹部，也從來不曾反對過上級黨委的方針路線。但是，工作組不同意對被“打倒”的文革運動對象施加大規模的暴力虐待，同時，他們強調“鬥爭”必須在他們的領導之下進行。

北京大學“工作組”1966年7月3日上報的《北京大學文化革命一月情況匯報提綱》明顯地體現了他們的意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