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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個詞叫“寒心”--兩航事件後起義人員的遭遇(轉載)
(2016-02-15 10:5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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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9年當國共雙方內戰正酣時,在中央軍委統籌帷幄和華東軍區指揮配合下對國民黨政府下屬的中國和中央兩航空公司總經理劉敬宜和陳卓林進行了統戰工作。在中航方麵香港辦事處處長何風元作了積極工作爭取劉敬宜參加了起義,劉先生率領四千餘員工回到祖國大陸。這是一次震驚中外的大起義。一般在戰爭中,雙方軍力已懸殊,一方彈盡糧絕,弱者考慮自己出路采取自保行為就宣布起義。當時兩航公司的環境還並非如此。為什麽發生起義,這要從人的矛盾思想尋找根源。
劉敬宜先生的思想充滿時代的矛盾,主要是國家與個人的矛盾,帝國主義與民族主義的矛盾。終結,他腦海裏的民族主義思想和國家利益至上占了上風,毅然搭乘空中行宮號飛機率領11架客機在1949年11月9日飛赴北京和天津。周總理評價是“兩航起義是具有無限前途的中國人民航空事業的起點。”兩航員工回國後政府做了安頓,盡管政府任命劉敬宜先生為新的中航公司總經理和政協全國委員會特邀委員,他沒有留下而秘密回到香港。其原因一是劉先生當時對事業的宏觀想法和政府的計劃不合拍,二是劉先生家庭結構有複雜的一麵,沒有劉先生主持,他的家庭難以維持和諧。他回港後隱退,過著一段忐忑不安的生活,在國民黨懸賞十萬美圓取他人頭的恐懼下過了幾年,劉先生就全家移民澳大利亞。劉敬宜先生是起義的頭麵人物,對革命做出了巨大貢獻,駐澳大利亞中國使館始終把先生當成重要統戰對象。
兩航員工絕大多數人心甘情願地回國為祖國報效當不在話下。至於以後的個人命運是誰也沒有想到的,他們做為基層人員沒有享受到統戰政策的優惠待遇,事實正相反。我在韜略閣投資網上看到“駝峰航線”一書未發表的一個章節,即 "鮮血不是白開水,"(2007年5月25日韜略閣投資網載)發表的詳細情況,我摘錄了一部分登載這裏,它是起義的後續曆史,我認為是近代史的敗筆。
文中摘要原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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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末倒置的一次震驚中外的大起義
翻開內戰期間,一敗再敗的國軍"起義"史,一般都是在堅持不住了情況下,采取可以為自己挽救一些影響之行為,於是宣布"起義"。再看世界"起義"史,還沒看見誰日子好好的,不過了,宣布"起義"。 隻有"兩航"起義是個例外。
1949年11月9日,十二架飛機(央航一架、中航十一架) ,從香港啟德機場起飛,飛向了剛剛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隨後,駐香港的中國航空公司、中央航空公司(簡稱"兩航")宣布脫離蔣介石政府,回歸新中國。
作為世界第六、遠東第一的中國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適時,"中航"民航客機近五十架,"央航"有包括世界最先進的康維爾-240的飛機將近三十架),在國家、民族處於最關鍵時期,兩家航空公司的決定足以讓全世界瞠目結舌。
劉敬宜、陳卓林兩位總經理之英名迅速傳遍全球,隨之,兩家航空公司共有4000多名職工跨過羅湖橋,回到新中國...... ........
文化大革命,所有"兩航"起義人員,幾乎無一漏網地從精神到肉體地遭到摧殘. 造反派們說,你們所謂"起義"回來,是因為在香港混不下去!
事實是怎樣呢, 公司南遷到香港,"兩航"員工大部分在香港是租住房屋,但是,飛行員們租住的都是別墅, 前麵說到的潘國定,此時收入已經是二千四百多美金了,其他人員的收入也在一千美金以上,還有什麽混不下去的問題。
你若不想回大陸、也不想去東京,隻想留香港,那也好辦,到英國人那裏,照張相,填一張表,上午去,下午就給你香港身份證。" .........
"在國外、本地,到處可留,但無人問津,相反,都爭先恐後地回到一貧如洗、一窮二白的新中國,難道真是被"共產主義"理想所折服?
非也. 連會都沒開過的兩家航空公司員工,根本就不知"共產"為何物,自然也不會有那麽高的覺悟.
起義,地下黨策動是一方麵,最重要的是,所有放棄優越待遇、條件回來的員工,他們的目的隻有一個,回家,回大陸,隻有回到新中國,航空公司才有發展前途!
一次完全徹底毫無個人之利益的起義.
一次放棄優越條件,由高走向低的大起義。
很多起義老人說啊,當年剛一邁過羅湖橋,回到新中國,就感覺處處是新氣象,每個人都興奮得很。在從廣州開往上海的火車上,很多女同誌就扔掉高跟鞋、換下旗袍、剪掉卷發,什麽口紅啊眉筆的,都扔了。革命了、從此不再顛沛流離了,多好啊!
回來的人先進學習班,正好趕上抗美援朝,上邊號召捐款,很多人把金筆、金表、金邊眼鏡都獻出去了。那時的人,沒私心,黨怎麽號召怎麽就怎麽做。每個人都拚命工作,希望早日洗脫在舊社會中的汙點........
航空公司機構是密集型企業,但幾年後,兩家航空公司員工被分散到祖國四麵八方,為此,回到香港養病的中航總經理劉敬宜曾專門給周恩來寫信,坦露內心之憂慮,但沒有得到任何回聲。遠東最大的航空公司,就這樣解體了.......
兩航人員在曆次政治運動中遭到整肅。 問一些老人,"兩航"人是什麽時候開始遭難的,有的老人說是在"文革",也有的老人說是在"反右"。
風聲鶴唳的肅殺,實際上,"三反五反"時,就開始了。
隻是在"文革"中,普遍受到的是"肉體"上的催殘 ......... .......
......回到大陸後,起義人閻先生被分配到長春市一所中學教英語,老人對我說,三年級的孩子拿著鋼絲條往臉上抽最疼……
..................到了"文革"就更不行了.........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
............怕"井繩"的還不隻是張義聲一人。
李啟馳,原由中美混合團轉入中國航空公司。在混合團期間,就因作戰勇敢廣受戰友愛戴。1944年,李啟馳單機在鄭州黃河上空上空與敵遭遇,一番空戰後,李啟馳駕駛的飛機被擊中,李跳傘落地後,附近日本兵把他團團包圍。麵對重兵,李啟馳倒地徉死,待敵圍上後,他一躍而起,掏出手槍打死正麵小鬼子,瞬間跑入茫茫高粱地,最後脫身歸隊,1945年初,李啟馳又加入中航,參加"駝峰"空運。
就說潘國定,他也參與了駝峰航線,共安全飛行500多個來回。
冒九死一生執行艱巨任務的飛行, 穿越駝峰,當年的這種勇氣,在幾次運動後已不複存在。
唯一能解釋的就是一句話:苛政猛於虎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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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敬宜先生的卓越貢獻,黨和政府沒有忘記.周總理在1973年邀請劉先生回國訪問,先生欣然準備回國時突發腦溢血逝世.另一件事,先生在北京有一所房產,在50年代因出租被公私合營,按政策處理劉敬宜先生沒有產權了.文革後沒有發還這部私產.劉夫人在澳大利亞發問正在訪澳的總理,為什麽不發還我的房子.總理果斷處理,批示遷出住戶,修繕房子,全部房產發還. 近年地方拆遷了這座舊平房房產,在東四朝內地區另建造了一座三層的樓房做商務會所作為賠償,由兒子劉年繼承.這是對統戰領袖人物破例政策的做法.劉先生長眠澳大利亞似乎可以告慰了. 但是我看先生有靈的話,對廣大員工遭受過的苦難,也會感到內疚和不平安, 要有所言語,先生是寬容有正義感的人。
舉例潘國定,一個美國華僑,抗日戰爭時參加過500次駝峰運輸,駕駛行宮號把先生等起義領導人送到北京,以後開辟了拉薩試飛航線,卻在文革中遭武鬥被木棒毆打.即使平反後給個名義當全國政協委員,能彌補他的精神創傷嗎?
拿我來說,我不能和起義有功人相比,也未受到肉體折磨,但是我受到精神迫害.1981年學所書記不準我去美國留學,說參加兩航起義是曆史問題.結果虧得有開明的梅益副院長把我放走了.1983年回國後我擔任中國**學會秘書長,所內副研究員,受國際政治學會邀請做個人會員, 4次參加國際**學會世界大會,民盟中央聯絡委員會委員,1989年獲美國富布萊特獎金和稱號.我也是美國歸僑.這不都是統一戰線的工作對象嗎? 不然.
實際上,卻使我背上包袱,我成了妒忌對象,有些人認為我參加了兩航起義是檢了便宜. 現在我隻舉三件事: 一是所內退休翻譯潘世強活了這麽大歲數恬不知恥,在網上對我大肆造謠汙蔑,進行人身攻擊; 二是北京大學出版***年鑒要把我列入,**學所氣急敗壞,威脅北大必須撤消我的條目,否則通知社科出版社不得出版該年鑒. 你政治學所副所長房寧太狂妄了吧.你年齡比我小30歲,又無尺寸之功, 兩航事件發生時 你還未出生,你居然能對平級別的社科出版社下禁令, 不準出版有我條目的書. 誰給你的特權? 第三,中央有統一規定(1985年340號),參加兩航起義的人退休後享受離休工資待遇, 社科院對我拒不執行此規定.
我已80歲.我認為應調整我的人生準則. 大致估計,我還有10年的路. 最近,良師益友趙寶煦教授給我傳來一套幻燈片附格言.我覺得很有教益.其中有幾句很有啟發,我寫在這裏:
在喧囂和浮躁中 需要沉靜和淡泊 高山無語深潭無波 絢爛至極歸於平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