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錢學森說到張煦
我國航天事業的奠基人錢學森辭世了,他是周總理通過外交談判努力,由11名在抗美援朝戰爭中俘虜來的美軍戰俘交換來的,是國寶式人物。中央電視台新聞報導節目也特別詳盡,還特別從上海交通大學檔案室找來當年在交通大學讀書時錢學森的資料,一份豎著寫的學生名單,在錢學森名字左旁格內,我忽然見到了一熟識的名字—張煦,原來他們還是同學呢,人的大腦反應比電腦快多,電視畫麵停留僅瞬間,而一段曆史故事已一幕幕地在我的腦海裏展開了。
張煦是我國電信科學的開拓者之一,我認識他但他並不認識我,我也沒有聆聽過他的講課,隻是因為曆史原因在一個學校裏(不同係)耽過。更重要的原因是在曆史的鬧劇中,我們都被迫扮演過相同的角色,在一個房間內緊挨著聆聽過訓話。
成都電子科技大學的前身是成都電訊工程學院,它成立於1956年,這是國家在戰略上的重大決策,總理親自過問。調集當時上海交大、華南工學院、南京工學院在這一領域的專家學者為骨幹組成。張煦教授當時就隨交大的有線電工程係調到成都。筆者當時是南京工學院無線電工程係四年級學生,為支援這所新創建的專業性很強的大學,被“拔青苗” 提前半年畢業,全班有20餘人分配到該校當助教(57年初)。當時學校是專家雲集,學術氣氛相當濃,除了自已專家外尚有蘇聯專家講課,協助開設新的專業課程。我們小助教對眾位專家都是很敬仰的,也想望有朝一日能投身某專家門下,在學術道路上能有名師指點。張煦教授當然也是我們年青人議論中心人物之一,他的經曆、他的著作…等等,用當前的時貌語來說,他也是我們心目中的偶象之一。
風雲突變,黨的整風反右運動,改變了很大一部分知識分子的人生軌跡,張煦也被卷了進去。整風開始,學校黨委邀請眾名教授座談,希望幫助黨整風提意見,也許是大家過於坦誠了,太相信“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 有則改之、無則加勉” 這句宣傳語了。張煦實在是一位與事與世無爭純學術型的知識分子,不知有那幾句話使當政者聽不進去,於是當整風突然變為反右時,張煦惡運來臨,原來座談會是所謂“引蛇出洞” 的陽謀,張煦作被“揪”了出來。因在座談會上發言不當,先後被揪出來教授講師有十餘人。眾人所以敢如此暢所欲言,我想可能與一年前傳達黨對知識分子的政策是有關的。
1956年上半年,筆者已是大三的學生,一日下午學校通知全校師生到新街口電影院開會,原來是聽陳毅傳達黨對知識分子政策的講話。午台上沒有人,一開始就聽廣播,我不清楚這是現場轉播還是錄音播放(那時還沒有電視),全南京所有高校師生應都在不同會場聆聽。講話內容要傳達到在校大學生,是國家已把我們劃入準知識分子行列了。新中國成立以來,對舊社會過的知識分子一直是被認為是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是須要教育改造的對象。但要培養無產階級知識分子又必需依靠他們(在極左派人看來是利用他們),而在三、五反及肅反等一係列政治動中,舊知識分子多少有被衝擊了的。他們的出身不是工農,多數曾留學過歐美資本主義國家,但他們的熱愛祖國熱情不被理解。因此黨在召開八大前專研究過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總理有過這麽一段話:“黨中央認為,對於舊時代的知識分子必需幫助他們進行自我改造。他們中間的絕大部份已經成為國家工作人員,已經為社會主義服務,已經是工人階級一部份……”。 這時候學校裏己有教育工會,參加工會拿到會員證,算是工人階級一分子了,就感到無尚光榮。那50多年前的報告會,詳細內容是記不住的,但陳毅講話最後有二句話,我還是記得很深(大意),“…我代表……向大家道歉。”、“…我是你們的後勤部長”。 這是一次動員大家努力工作不要有顧慮,有困難找我陳毅的講話。所有與會的人,都曾為這二句話而感動過。我想這就是廣大“舊”知識分子敢於“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的源由之一。
當第一批大知識分子被“揪”出,筆者還尚未被卷入,每天看著張煦拖著沉重步伐,從宿舍到學校路上獨來獨往(那時他的夫人和孩子還在上海),心情是夠淒涼的了。我有時與他迎麵擦肩而過,有時跟隨其後,內心也十分疑惑茫然。對右派處理是半年後的事,張煦從二級教授被貶為五級教授。張煦努力“改造”自已,1959年國慶節前,要宣布第一批摘帽右派名單了,一群犯同案的人,個個昂首靜聽,那年隻有張煦一人摘帽。他成了大家學習的榜樣,看到了希望。這是一段鮮為人知的曆史故事,張煦自己是不會說也不會寫的,他做學問著書立說還來不及呢,不會去回顧令人心酸的往事,他的數以千計的晚輩學生也末必知曉。筆者作為曆史的見證人寫此,讓後人有案可查。
自從在電視裏見到張煦名字之後,筆者在網上查詢,才知道他是1935年考入清華大學公費留美的,1940年就回到重慶交通大學任教,(錢學森是1934年考入清華大學公費留學,1955年回國)張煦一生貢獻給了國家的通信事業。知道他1978年已回到了上海交通大學,還健在。若有熟識張煦的親人或學生見到此文,希能捎一信,有一位敬仰他的晚輩,在寧波為他祝福,祝他健康長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