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 ZT 上海交大反右派親曆記 (上) 作者:施紹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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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縱身跳樓 不為瓦全
機製二的學生施永佑,上海市人,高知家庭出身,父親是上海有名的建築師,早年留學美國,其姐定居在美國。施因“崇洋媚外,宣揚資本主義生活方式”以及“吹捧大右派孫大雨和彭文應”等罪名,58年反右補課中被劃為右派,後來同時受“保留學籍,勞動察看”的處分,在郊區勞動的後期因患腎盂腎炎留在上海沒有跟大夥一塊來新疆,留在上海期間沒有正式分配工作,至66年文革爆發,作為右派分子在劫難逃,一次裏弄紅衛兵對其進行抄家,肆意侮辱人身,施當場憤然從三樓跳下,悲壯之舉義無返顧,結束了30歲的年輕生命。1979年交大進行右派改正,由他的一個姐姐代領了交大黨委發給的“右派改正書”,此時離施本人去世13年,離58年入右21年,當時留下的兩個小孩已成十幾歲的懂事少年,但願留在下一代心靈上的創傷會隨著時間而愈合,今後不會再有這類的無辜者。
除了施永佑之外,原交大教學行政科副科長梅煥洲,也是因為右派問題,在文革劫難當中,始則臥軌(未遂),後來跳樓而隕。
童信舫,交大物理教員,文革中在南疆阿克蘇被迫害致死,船內四的學生右派王濟一,分到阿克蘇農一師,也是非正常死亡。
(10)範文難友 你在哪裏?
範文,金切四年級學生,班團支部書記,浙江農村人,膚色黃黑,有營養不良之狀況,質樸誠實,瘦小的個頭,顯然的一個弱者,沒有進攻性可言。剛下鄉,他和我分到同一個生產小組,於是朝夕相處,共同作息,我們處得很默契,出工互相提醒不要遲到,勞動上相互幫助,隻是有一條心照不宣:各不提及自己的右派問題,以免引起必然可能產生的認識不好以至翻案的很敏感的新罪責(注釋:“翻案”在五十年代是有罪的,因為“翻案”而獲新罪和吃更多的苦頭的例子不勝枚舉。現在有“無罪辯護”和“申訴”的詞,真是不可同日而語啊!)。可是,在過了不多的日子之後,範文按捺不住,竟打破默認,單獨地向我述說,大意是他是在支部會上響應鳴放號召發的言,主要是談了農村的一些不如人意的實際情況,到後來,他用很平靜的口氣問我:“你說,我錯了嗎?言者無罪怎麽不算數呢?”聽了他這番話,我感到好親熱,這不就是我所想的嗎?這樣的心裏話自從我被孤立以來是不可能聽到的。這既是心裏話,又是真話,而且是我們的共同的心裏話。可是我聽了這個話,又感到害怕極了,我的心在哆嗦,這可是“翻案”啊,起碼是認識不好吧,誰敢“翻案”,誰希望“認識不好”呢?心裏想想倒也罷了,現在可是我們兩個人啊,弄得不好,鬧出一個升了級的“翻案集團”,這怎麽辦?本來還不是老成的年齡的我,卻突然世故了起來,我捏著一把汗,王顧左右而言它的勸阻了他,照現在的話說,就是“你沒有說,我也沒有聽見”。
“我錯了嗎?”這麽一個簡單的問題,何嚐隻是困擾著範文一個人呢,而是幾十萬右派共同的困惑,然而,解惑無門,前麵有趙長根因為申訴和傅瑞榕因為申辯而加重處分而送去勞動教養的前車之鑒,那就隻有自己默默忍受了,要是站得高一點,看得遠一點,反右派不就是一場鬧劇、一場笑話嗎?可是我們的範文,缺少“難得糊塗”,以誠對詭,把玩笑當真,他竟想以毀滅自己的方式去擺脫這份困惑,去結束一切,終於在一個秋日裏,投河自盡,幸好被及時發現,由水性很好的湖南籍船製係助教黃翼夫救起,時已奄奄一息,眾人趕到時多震驚難受,無言以對,不料一位下放幹部,輕蔑地用腳踢了他的身體,加上一句“右派不老實!”我是第一次遇到這樣從未見到過的場麵,人性泯滅,把人不當人,這就是階級鬥爭?!正是由於那麽幾個左得可怕的管理幹部(下放幹部)的作用,當天天黑以前,範文被押送到了公安局,從此再也沒有回來,日複一日,他的一大捆大本的教科書原先放置在房簷下的水車上被雨漂日曬散失以致不知所蹤,在又一年之後,才有一點消息說,範文最終被公安局折騰到了上海精神病院。難友們納悶,個個沉默無語,誰又可能知道得更多一點呢?知道世界上曾經有過一個非常龐大的“古拉格群島”,那是很久以後的事了。
作為難友,我一次又一次的想起範文,也曾經因為想我自己多難的母親而想到他的母親,一位貧苦無助的母親,在田間地頭,房前屋後日夜期盼著兒子的歸來。
(11)監獄大門 隨時開著
這是一段我自己的經曆。
在下鄉剛剛滿三個月之後,就時來運轉,據告我的勞動表現很好,就被生產隊選去當飼養員,在當時的農業社,喂豬大概算是一個要害部門了,不被信任的人是不配去喂豬的。要命的事恰巧就在這裏,福兮禍依,悴不及防的大禍從天而降。事情很簡單:某天,老社員飼養員讓我挑飼料回來順便把庫房的“**”(音近似於yuandou )帶回來,因為沒有聽懂上海縣的很土的地方方言“**”,問了一遍還是不得要領,礙於情麵,不好意思問個沒完,於是就似懂非懂地走了,在庫房,找來找去找不著既是喂豬的又是叫yuandou的東西,,就嚐試性的把屋角的一個內裝糊糊狀物的鬥缸帶回了,回來後我指著鬥缸問老社員:“是不是這個?”老社員說,大錯了,這是農藥二二三!顯然是拿錯了。事情本該結束,但恰恰隻是開始。
不久,政治嗅覺很靈的下放幹部得知了這件事情,麻煩就來了。沒過幾天,正在幹著活的我,被要求去到公社,那裏的一個大院子,裏麵一圈房子,象是臨時建起的一個看守所,有許許多多待發落的準人犯,整個氣氛很緊張很凝重,一位穿便衣的工作人員問過我的姓名之類之後,問我因什麽而來,我答:有誤拿農藥的事,不知道有別的什麽原因。他書寫完了之後讓我坐在一旁,我餓著肚子,一直等到夜幕降臨,天色黑透。另一個工作人員就帶我上一輛停在微弱燈光下的吉普車,我順從的上了車,隻見車上已經先於我在一旁坐著一位中年婦女,她的臉色慘白,雙手合在一起,手銬的金屬反光隱約可見。我並不知道要把我送到哪裏去,但卻預感到可怕的事情就要發生,頓時恐怖襲來,全身寒顫,吉普車一出院門,就急馳在兩邊盡是田野的公路上,夜色很濃,偶爾有微弱的路燈燈光掠過,寒意一陣緊似一陣,腦子卻特別清新,在急速地思考著,想到了“形勢緊張就要首先鎮壓內部的階級敵人”的話,右派是階級敵人,我已想到了會不會是在今夜就遭到槍殺,莫非是去龍華刑場?於是想到了親人,想到了慈母的淚,想到自己的不白之冤,竟然還是沒有做過任何傾訴的不白之冤,非常傷心,完全是傷心代替了恐懼。由於身不由己隻好讓一分一秒的時間去判決吧。
最恐怖的事沒有發生,我終於被帶到了一座監獄,大鐵門打開,被一把塞到裏麵。這是一間不足12平方米的典型的牢房,高高在上的的電燈透著昏暗的燈光,裏側牆上高處是一個裝有鐵柵欄的通風小窗,房間中間偏裏放著一個醒目無蓋的大木便桶,其餘全部麵積一律席地橫向躺著十七八條漢子,由於房間寬度小於兩個人的長度,兩邊雙方相對著的腿隻好交叉相間,正象平鋪著的沙丁魚罐頭的一層。我的突然來到已經很晚,由於我沒有鋪蓋是雙手空空而來,比較容易地找了一個空隙插進去倒頭便睡,最恐怖的事情既然已經想到,況且沒有發生,這裏反而是個安全世界,說也奇怪,這一夜睡得特別香甜。獄中的其他情景無意占用本文的篇幅,我唯一所做的一件有意義的工作是在牢房裏寫了一個誤拿農藥的非常詳盡的全過程的說明,帶有申辯的味道:光明磊落,既無不良動機又沒有造成後果,客觀上的原因是鼻炎嗅覺消失(舉出有上海市公費醫院的病曆為證)。寫著這份“說明書”的時候,情緒幾乎難以控製,就是說,即便語言非常委婉,措詞得體,但是鋒芒所向,斬釘截鐵的說“不”的勇氣,躍然紙上,我相信這一次降臨於我的意外的遭遇,已經達到了我所能忍受屈辱的底線了,如果說,我接受右派指控和接受右派處分不敢申辯和違心檢討是想跪著“生”的話,那麽,這一次,獲罪坐牢,我不會退縮,我要申辯,我要抗爭,我要站著“死”。原來,道德和精神的力量是很巨大的,它戰勝了一切的恐懼。我在說明書上要求老社員出來指證和對質,我提出,如果一個普通公民發生了這樣的事,也會是這樣的嗎?右派和破壞生產一定是必然的嗎?
寫完了,交上去了,幾天下來,我卻象是漏了氣的皮球。失望了。因為,我看到這滿屋子的人犯,可以這樣說,多不是現行的而是“曆史”的,我旁邊的兩位,一位是富農分子,好象持著生產上有點經驗,跟生產隊長在生產計劃和安排上發生了衝突,另一位是因為對於深翻和加夜班而發牢騷說怪話,原來他是個管製分子,我的對麵的一位是海外關係者,出工不足,屬於對抗生產的……這一屋子都是彼此彼此的分子,使我看到了自己,也使我樂觀不起來了。“形勢緊張就要首先鎮壓……”常常在耳際回響,在這個屋子裏是兌了現的。
在牢房裏每天的希望就是指望著看守來傳喚我,約一周過去了,終於有了唯一的一次傳喚,把我帶到一所醫院接受了一次五官科的檢查,這倒是針對案情的,是進展的好兆頭。不知不覺十多天過去了,畢竟已經入秋,夜晚我沒有被子,每天一次的洗嗽,我沒有毛巾和牙刷,沒有親人知道我在裏麵,沒有人給我送,下放幹部把我人送進來,對他立功已經是足夠了,右派同伴都自顧不暇。呆夠了大約兩周時間,迎來了一個中秋夜,小小鐵窗外的月兒分外的明亮皎潔,我哭了,想到了母親,想到了同學們,想到了自己的現狀和沒處傾訴的冤情,我傷心地大哭了一場。
整整15天之後,我被叫了出來,讓我可以回去了,那位戴眼鏡的長者讓我在一頁材料上簽了一個名,猛然間,我看到紙頁的右上角有“學生右派”四個字。長者對我沒有行李表示奇異,還說:“看你原來還是不錯的嘛”,並讓我回去後把夥食費交來(連同借給我的返程公共車費),我一一答應,高興地步出大門,這才識得廬山真麵目,原來這裏是“上海縣看守所”,地處上海市閔行區。
“案情”已完全清楚,但事情竟沒有完結,有一張“拘留證”(大概就是我離開看守所時唯一簽過字的那張)悄悄地放在了我的檔案裏了,致使我七十年代人事調動的失敗。後來,多次向上海縣看守所要求撤出而無果,直到79年錯劃改正後,隻好向交大要求,“如果不是右派,發生這樣的事顯然不會拘留,乃事出右派之因……,”最後當然獲得解決。
因為有荒唐的邏輯,才有可怕的結果,劃右派就是因為有荒唐的邏輯,現在要把右派變現行反革命也可以加上諸如破壞生產什麽的就成了。不是經常可以看到階級敵人破壞生產之類的事嗎?什麽耕牛被如何如何啦,莊稼又被這樣那樣啦,工廠裏的機器又叫階級敵人給怎麽了……,我敢說我是有資格懷疑它們的真實性的一個。有報道說,七十年代末最高法院統計的冤假錯案有幾百萬件。反思 是要的,更重要的是要找出造成這些冤假錯案的原因。
既然當了右派,監獄之門就近在咫尺。時過境遷,然而我常常為此事凝想、發笑,我笑我的“以豬為敵的嫌疑”、笑我自己竟然是“人不如豬的價值”,我還想大笑,想笑垮那看得見摸不著的黑暗的城堡--“古拉格群島”。
(12)親戚餘悲 他人無歌
秦基,電機係學生,曾經參加過中國人民誌願軍入朝參戰,停戰歸國,考入交大,任小班班長,表現好,群眾威信高。主要是口無遮攔,平時言傳過一些朝鮮戰場的“內部消息”,經過運動的揭發,分析上綱,當然是很嚴重的了,“醜化……,美化……”這樣一來,立場就滑到右派了。當然這是在充分發動群眾,深入揭發之後揭發出來的,這個“揭發”是曆來運動的重要武器,它可以使階級敵人無處藏身,如果左起來,它也可以攪得人人自危。秦基被揭發當了右派之後,58年受勞動察看處分,分在上海縣寶北鄉,至第二年,在一次撈用來作豬飼料的水草作業當中,不幸溺水,以身殉職。事情是這樣的:本來是從岸上撈水草,效率較低,秦基主動要求下水,從水中往上摔,岸上有人接,不幸下水後,水草纏身不得脫而遭難。他的死是既平凡又悲壯的,然而在當年,他的死僅僅等同於在這群右派之中消失了,僅僅如此而已。交大當局對一個放在農村正在勞動改造的階級敵人的殉職的死亡事故不能說些什麽也並不是不可以理解的。
黃小痕,上海市人,56年入交大船製專業,58年反右補課中劃上右派,同年到郊區勞動,60年集體進疆,被分在兵團農五師(哈密地區),十餘年當中,一直幹著艱苦的勞動,75年在開芒硝礦的山裏,因受玩忽職守,無視人身安全的一位監督人員的引爆而被炸身亡,現場慘不忍睹,原來1.70米個頭的黃小痕,肢體碎身合起來還不到一半,就這樣,他走了。人死了,最慘也不過一死,刹那間全然不知,要論真正最慘的還要數活著時候的那個帽子,因為帽子而使成千上萬的右派長期失去自由,接受勞役。試想,到了78年4月,全國未摘帽的右派分子尚有二十多萬人(中共中央統戰部和公安部的報告),這二十多萬人最終在功垂青史的55號文件下達後於78年11月之前全部摘掉了“右派分子”帽子,三年自然災害,八年抗戰都是一位數,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規定有期徒刑的期限為六個月以上十五年以下,然而剩下的這二十多萬右派的帽子一直整整戴了二十一年,可謂是漫漫長夜,無邊苦海,交大來疆右派之中,徐步垣,王壽才,張犀,王宇倫,李昌斌。傅瑞榕……都是其中之一,而黃小痕卻是從58年戴帽開始為之奮鬥了17年的脫帽願望還沒有實現就告別了這無望的塵世。一切不可能重新安排,要是再活過一年,就可以看到“四人幫”的倒台。
然而,1979年改正之時,黃小痕由他在上海的母親替死在遙遠新疆的兒子 去交大領回了“右派改正結論”,這位白發蒼蒼的母親捧著兒子的“結論”,悲愴萬分,哭暈倒地,由老三兒子攙扶著回了才回到了家。
尤光演,是60年第二批交大遣送來新疆的在校右派學生,分在烏魯木齊大修廠,69年挖地道時在最危險的崗位井口下,因纜繩斷掉被砸身亡,當時留下妻子和三個兒女,最小的孩子還不會走路。
秦基,黃小痕,尤光演等同學,他們因為錯劃右派的原因,又都是在用來贖罪或者是受懲罰的崗位上,獻出了年輕的生命,值得紀念。
(13)求生之路 竟是“叛國”
王宇倫,江蘇南京人,船製609班學生,58年反右補課中劃上右派時才18歲,和大多數學生右派有著相同的經曆,受“保留學籍,勞動察看”處分後下鄉勞動,60年集體遣送來新疆,分在兵團農一師,該師地處南疆阿克蘇地區,這個地區居天山南麓,遠在烏魯木齊西南約800公裏,當年路況很差,交通極為不便,該地區西北與現今的哈薩克斯坦和吉爾吉斯坦共和國相鄰,阿克蘇市離哈薩克斯坦在地圖上的直線距離不過100公裏之遙。
去農一師的僅僅交大右派就有七八人,船製專業的幾位初分到農一師航運隊,他們結合專業,焊過一個四,五米長的船殼,因塔裏木河航行條件所限,船體常常在河裏擱淺,拉拉走走,一年之後就不搞了。王先後在師團的學校教過書,也勞動過。在65年社教運動開始之後將右派集中勞動,加強了管理,文革開始不久,更是把“地富反壞右”五類分子,勞改新生人員和有問題的人集中勞動,加強了專製措施。當時包括右派在內的這些人的處境是可想而知的,更何況是無產階級專政一絲不苟的兵團的農場裏。至67年,想不到我們的校友王宇倫同學跨出了這樣的一步:和另外一個來自安徽的韓姓右派一道出走蘇聯。走失的當天, 連隊領導展開調查,並對平時跟王很好的一位進行吊打逼供,第二天就派出幾隊人馬,騎上馬沿路和上山搜捕,不出三天,王韓兩人被捉了回來,原來,他們不敢走公路,隻好走山路,其時,正躲在山洞裏,王出來找飲水恰被發現。
“階級敵人”出逃一事,給連隊平添了緊張氣氛,團裏後來還把他們的“罪證”加以展覽:地圖,指南針,繩索和小刀等。同情的同類則認為被捉了回來才算是不幸中的大幸,因為否則隻有凍餓而死,是不可能出去的。這一二百公裏的地圖上的直線距離,實則是橫貫西北的天山山脈擋著,北麵是海拔7435米的托木爾峰,綿延數百公裏都在雪線之上,要想翻越人跡未至的天山而達到彼岸難於登天。
王宇倫為什麽明知山有虎卻偏向虎山行呢,敢冒九死一生之危鋌而走險呢?是“背叛祖國”嗎?罪名當然可以強加,多麽的別扭,多麽的不貼切啊。有詩曰:“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這倒是比較切題,然而對當時的王宇倫來說,恐怕並沒有那麽瀟灑浪漫,對自由的渴望也不需要達到這樣奢侈的程度,充其量,隻是為了“生存”,為了最起碼的生存權(現在叫做最基本的人權),要知道,到當時,戴了近十年的右派帽子還紋絲未動,如今公開宣稱還要“把地、富、反、壞、右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讓他們永世不得翻身。”他估計隨著文革形勢的發展右派不會有什麽好結果了,逃離新疆何處求寧靜,其時正是全國山河一片紅到處是革命的風暴,回老家南京去,想到自己當中學教師的母親也因為同樣的57年的右派問題而自顧不暇。在長期失望之後,想找一條生路,求生之心罷了,何錯之有?
然而懲罰竟是如此的無情,他竟被以“叛國罪”判處徒刑14年的重罰,在監獄裏整整度過了12年之後,托三中全會的福,於79年在跟右派問題的改正的同時甄別了這個判決,得到了自由。
前中央音樂學院院長馬思聰先生在文革初期成功地出逃美國,在當時自然是“叛國者”,後來被稱之為“愛國的叛國者”,我想,我們的校友,無名小輩王宇倫何嚐不是愛國的呢?王從一個幼稚的青年學生剛滿18歲開始受了“母親”的錯打,含冤忍辱十年,接著又坐了整整12年的牢獄,作為他的同級學友,同難難友,我曾為他的遭遇深感淒然和不平,然而,他對往事看得很淡,想得很開,一笑泯恩怨,這是需要胸懷的,理解,寬容是人類崇高的美德,也是文明進步的標誌,要是當年政府對它的人民也有這份理解和寬容,而不是采取“怨謗棄市,腹誹伏誅”的嚴厲政策,就不會有往後的許許多多的不幸後果了。
“造船工程師”的夢想早已經在離開交大時破滅,一生中最為寶貴的22個青春歲月已經伴著苦難流走。從1980年,41歲的年頭,開始新的生活,王宇倫以紮實的基礎、執著的追求成了一名優秀的物理教師,並且在業餘對無線電電視機和天線方麵的愛好小有成績。由於王宇倫的前半生的身心倍受摧殘,在長期的煤礦勞改生活中患上了矽肺病,在52歲時就提前退休了。他在退休之後,於93年以因私的翻譯身份獲得正式簽證經新疆阿拉山口口岸出國去了一趟鄰邦哈薩克斯坦,在阿拉木圖生活了兩個月,真是感慨萬千,這不就是1967年亡命出逃要去的地方嗎?經過二十多年,祖國在改革開放中變化,世界也在變化。
(14)牧馬天山 四十不立
張犀,上海市人,內燃機車61班學生,58年元月交大反右派補課中劃為右派,由於“情節嚴重,態度惡劣”而受到“開除學籍,勞動教養”的嚴厲處分,58年下鄉,60年集體進疆。照例說,勞動教養的處分是由公安局執行的,但是由於交大學生當中列入這類勞動教養處分的人比較多,公安局不勝消化,隻好將其中的一部分由交大自己“教養”,於是就放到下鄉之列,雖然難免有點不倫不類,既然你交大開除了他們,怎麽又去教養人家,反正一鍋粥唄。比如除了張犀,還有席與漢(熱機車),範聖民(船製四)等。
今天,回憶四十多年前的曆史,即使是曾經身曆其境,也會有觀戲的感覺,何況,這些曆史真象是一出戲。張犀情節嚴重是因為他的右派言論連雞毛蒜皮在內一共有二十多條,但是真正有質量和有分量的卻沒有一條,而“態度惡劣”,那是因為他死抱住兩條,一是不揭發別人,二是死不承認,第一條倒有點不屑戚戚小人輩的君子風度,所謂“不上狗咬狗的當”,第二條那是視如兒戲,有點耍孩子氣了。事實正是這樣的,一次全年級五個班聯合開他的鬥爭會時,右派言論一條一條問他有沒有的,他一概說沒有的,當即一位原先開班級提意見鳴放會作記錄的同學站起來指證:“張犀,你不老實,你的發言有記錄在這裏,(念)……”張犀反駁:“你記錄得不對,我不是這樣講的。”一陣嘩然之後,群情激奮,口號聲四起。使這樣關係到社會主義生死存亡的鬥爭會開成了鬧劇,咎在張犀,在當時,這可不是小孩子玩家家,孩子賴帳可以死不承認。當然,當時的那些青年學生那麽認真,那麽虔誠,現在看來,顯得非常幼稚可笑,難道把一個小小學生說過了什麽又不敢承認說了什麽,不就至少說明人家沒有堅持和宣揚著什麽,非要憑借國家權力,以勢壓人置人於死地,這樣就算是社會主義保住了,不這樣社會主義江山就受到動搖啦?
張犀和另外幾位如黃小痕、徐才麟等來疆後被分在條件最為艱苦的地點之一,兵團農五師,這個師地處有浙江省那麽大的哈密地區,全師除了一部分農業以外,主要是放馬牧羊,開采芒硝礦以及小型土煤礦。張犀在挖了兩年芒硝礦之後,從62年開始就分到靠近蒙古的新疆巴裏坤牧場去了。直到73年,牧馬生活整整過了11年,11年中過的巴裏坤草原的遊牧生活,艱苦異常,在人跡稀少的荒山草原,有走失方向遭遇狼群的經曆,孤獨中有馬和羊為伴,也有獨自攻讀英語而忘掉一切的樂趣,在跟地方上的哈薩克族牧民的交往中,使他的哈語達到了初通的程度。當文革席卷全國大陸之時沒有一片世外桃源,連沙漠和荒原也不例外,張犀不堪忍受,逃回上海一年多,70年回新疆被捉起來關在“學習班”達一年半之久。73年分派到小煤礦挖媒達五年之久,漫長艱苦的改造生涯共二十一年過去,從58年劃為右派開除學籍時的一個剛滿二十歲的青年到了79年改正時已過了不惑之年的42歲的張犀,其時既沒有成家也沒有立業,單身一人的全部家當就是一個由羊毛氈子裹著的鋪蓋卷。
“內燃機車專業”已成了遙遠而陌生的名詞,緣分已盡,三中全會之後,不拘一格選人才,在80年張犀有機會出其不意的高居榜首考上了新疆石油管理局烏魯木齊石油化工廠的英語翻譯,這純粹是受益於從小良好的家庭的熏陶和自己努力的結果,81年跟一位中學教師結婚,43歲才有了屬於自己的溫馨安定的家,85年生一女孩,到96年張犀退休,小孩正在上小學五年級。張犀,可稱是一個真正的牧馬人。
(15)正常婚姻 倍受影響
一場反右運動會沿留下這麽多的影響,這恐怕連始作俑者也是始所未料的,當然,對於政治家來說,幾十萬人的命運是算不得什麽的。一件很簡單的事,誰戴上右派分子帽子,他的正常的婚姻注定受到影響。
第一,在右派帽子未摘之前,基本上是不可能結婚的,即要到摘帽以後才可能結婚,而摘帽又不及時甚至是無限期的,導致許多人過於大齡晚婚。
第二,即使摘了帽的,仍謂“摘帽右派”,實際上的政治歧視依然存在,有歧視,就有壞名聲,於是,很難有正常的婚配。
第三,由於右派中的特別坎坷的經曆或心靈創傷過大者,往往終身不娶,這在右派群體裏的比例較大。假如沒有在反右22年之後即79年的改正措施,這個比例會更大。
現在來看具體交大來疆右派的情況:普遍結婚比正常人晚很多,這已不言自明,七十年代後期,直至79年改正時結婚的那部分就更晚了。如楊尚正、李昌斌、王宇倫、張犀等,而教師右派中待改正摘帽之時年齡就更大了,例如教師王某某79年結婚時年屆50歲,配偶是喪偶的嫂嫂,王本人婚後未育,教師徐某某80年結婚時已59歲,配偶是喪偶的女教師,婚後未育。
終身未娶的照不完全統計有:原交大校醫王譫園(已於96年在新疆逝世),原學生傅瑞榕、宋廉、湯永良、徐華望等(至少到九十年代中期還沒有結婚)。
原學生右派大部分在摘帽以後找的妻子是來自四川、江蘇、河南、甘肅等的的農業工人或是家屬(指沒有工作的女性),這跟《牧馬人》中主角許靈均找的妻子李芝蘭的情況無異,藝術再現了生活的真實。
(16)正本清源 是時候了
反右運動的劫難過去快五十個年頭了,如今“和尚打傘,無法無天”的時代也已經結束。 反右運動的後果是嚴重的,曆史意義是很深刻的,無論是中國當代史上還是中共黨史上,它都是沉重的一頁。上海交大百年的校史上也有這沉重的一頁。
應該說,對這個曆史運動的研究還是顯得很不夠的,比如運動發生的根源、主體和責任、後果和影響、今後的防範等等,官方的研究更是空缺,五十年了,連一本(或者一篇)反右運動的正史都沒有見到,這是不是很正常呢?至於對依然是現實的問題,更是諱莫如深,比如責任者的道歉的賠償問題,胡錦濤主席在談到日本侵華問題時強調“要不忘曆史,要賠償”,雖然反右派運動和日本侵華不能完全類比,但是從傷害的角度來說是有共同之處的。況且,對於國內,對於自己人做起來更是不會有阻力。說來俗氣,賠償,錢,“欠債還錢,天經地義”,右派因為受到錯罰而被克扣的工資,都還沒有補,該不該補?幾十萬人受了冤枉,數量太大,精神賠償是奢侈,不要錢的道歉可不可以?做了錯事要道歉,既是文明的標準,也是以德治國的要求。也很希望交大對反右的資料加以整理,不要從校史上一筆抹去。三百多名師生右派如今的歸宿如何,可不可以逐個調查核實,特別是因為當年的直接原因而死亡或失蹤的人(如秦基、範文等)更有責任承擔善後,對人家家庭進行撫慰和撫恤。當年以階級鬥爭為綱,如今以人為本,自當把曾經喪失的人性和良知召回來,正本清源,是時候了。(完)
(本文寫成於上海交大100周年之時,未被接納刊用) [博訊來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