閑情逸致
快樂人生
(博訊2007年4月04日 來稿)
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運動，是中國當代史上一個重要的裏程碑，正如鄧小平同誌所說：““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中國吃了苦頭。中國吃苦頭不止這十年，這以前，從一九五七年下半年開始，我們就犯了“左”的錯誤。”
反右派運動在全國範圍內固然有它的大氣候，然而當年的上海交大在反右派當中，它的規模之大，劃成右派的數量之多，對右派的處分之重以及後來在1960年對在鄉下受“保留學籍，勞動察看”的右派學生甚至留在學校未畢業的右派學生統統采取放逐新疆永遠卸卻包袱的措施等方麵，在所有上海高校之中，在那條“左”的跑道上，交大是遙遙領先，絕無僅有的。毋庸諱言，它的直接的後果是摧殘了一大批人才或者是把他們扼殺在培養人才的搖籃裏。在漫長的幾十年的時間裏，這些人受盡了精神和肉體的折磨，摧殘，有的還為此而葬送了性命。
葉永烈所著《反右派始末》新近已經聞世，作者以尊重史實為本，在伸張正義和匡正曆史等諸方麵開了一個很了不起的頭。這足見改革開放，政治清明，才有條件以實踐為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去審視曆史事件。我們是這段曆史的親曆者，今天回顧這1957年沉重的一頁，正是希望不該發生於人間的悲劇永遠不再發生。曆史教人清醒，曆史悲歌催人奮進，叫人珍惜今天和未來，今非昔比，在科教興國，尊重人才的今天交大校園的年輕一代，他們是多麽幸福。 (博訊 boxun.com)
1957年的這一代人即將成為過去，這些被“反麵教員”這個蔑稱羞辱了二十多年的右派分子們的經曆，確實從反麵給曆史留下了一頁教材。今就我們這部分人的遭遇和感受披露出來，管中窺豹，可見一斑吧。
（1）共曆陽謀 神魂顛倒
1957年的早春，交大校園裏風平浪靜，校本部的大部分高年級同學正在工廠實習，分部一年級同學多在埋頭讀書，窮於應付功課，大約到了5月分，黨委副書記萬鈞在分部大飯廳傳達了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號召大家幫助黨整風，反對三害 （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官僚主義），誠懇地提出“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信誓旦旦地保證“言者無罪，聞者足戒”，令人印象深刻。號召大鳴大放，貼大字報，特別說明，隻限於師生，“工人不參加”。那段時期，從報紙雜誌上看，社會上民主黨派，文藝界的大鳴大放很是熱烈。在五 六月間，同學們也貼了不少大字報，內容從要求考試緩期開頭，大都是比較具體的意見批評和要求，有教學條件上的，後勤管理上的，小到浴室開放時間，夥食衛生差，菜裏麵吃出蒼蠅，最為大膽的一張大字報要算一張漫畫配打油詩，畫麵是一位胖者身穿西服，坐在黑色澄亮的小轎車裏，上半身伸出車窗之外，手托一盤餃子作恭請狀，因為這幅漫畫鶴立雞群，藝術上無懈可擊非常完美，形象又如此惟妙惟肖，所以才幾十年不忘，顯然批評造船學院院長胡辛人的官僚主義的，意思是平常不來分部，隻是過年來一次。後來知道，這張漫畫的作者姓楊的同學為此也打成了右派。
這期間，上麵還布置了開鳴放座談會，讓大家提意見，現在看來，校方號召鳴放，貼大字報和開座談會，都已是在毛澤東部署了陽謀之後，隻不過大家都蒙在鼓裏罷了。
緊接著，七月分開始了反右派鬥爭，鬥爭是急風暴雨般的，各班停課學習和揭發批判，兩個星期下來，被公開批判的卻是寥寥無幾，分部有一位叫杜錫煥的同學最為有名，揭發他的大字報琳琅滿目，並且已經公開點名稱呼他是右派分子了，不過，所有針對他的大字報所能給人留下的印象，是生活散漫，思想落後，牢騷怪話多的一個學生，這個人居然對自己被批判和被鬥爭抱滿不在乎的態度，最終的結果，卻是以右派分子和壞分子的雙重身份被公安局帶走，送到安徽勞動教養去了。
這個57年夏季的反右派運動在交大，雖然轟轟烈烈，也弄得人心惶惶，但是真正定上右派分子的為數不多，這應該比較符合當時的實際，因為確實沒有那麽多人在反對黨反對社會主義，也盡管經過了引導啟發，連幫助黨整風提意見的也算不得熱烈，遠不如北京的人民大學，北大清華等高校的鳴放活躍和反右派的激烈，遠離政治中心信息滯後和本身學生不太過問政治的原因有直接的關係。
然而，意想不到的事情出現了，到了1958年1月14日，交大突然宣布停課，進行“反右派補課”，就在這次隻有短短兩周時間的“補課”裏，一下子把近三百個學生打成了右派，如今回顧，仍然是多麽令人震驚。
可以確切的說，交大數百右派當中，沒有一個象樣的右派，所謂係統的右派言論，沒有，對當時最為敏感的黨的領導和對社會主義製度的非議，對“肅反擴大化”，“反胡風運動”等的公開質疑，沒有，一概沒有。為什麽交大把劃右派的標準定得那麽低，劃上的數量要那麽多，以及全國反右運動進入結尾的時候，交大為什麽還要來一個空前規模的反右派“補課”，這已經成了曆史的謎了。
有一位作家說過“右派分子是一群有良知的知識分子”，對於交大大多數學生右派分子來說，這實在是溢美之詞，當之有愧的，因為他們既沒有對黨和國家的大計方針有什麽錚錚忠言，也沒有切中時弊的尖銳批評，但他們都確確實實是一群無辜的犧牲品。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從反麵教育了大家，誰能理解得了反右鬥爭中是怎樣地羅織罪名和以言定罪的，他們共同的經曆不外是被演繹推定，指鹿為馬，分析上綱，強加莫須有的罪名而不容申辯，他們中的許多人，並不是在鳴放中向黨向社會主義“猖狂進攻”的，他們的言論和情緒，有的是會上發言，有的是平時的言談，都讓在這樣的一次補課當中被深挖細揭出來了。一位來自浙江農村的金切專業學生團員範文在班級鳴放會上說到農民生活苦成了右派，高知家庭出身的機製學生施永佑因為“宣揚”資本主義（其胞姐在美國，家中有汽車等），加上“吹捧”大右派彭文應而成為極右分子，有的是本來說過就忘的玩笑話也成了罪名而影響一輩子，“蘇聯的手表大如蔥油餅鋼筆象手電筒”成了反蘇的右派言論，金相專業另一位學生被劃為右派的一條罪行是反蘇，緣於有人揭發他“看蘇聯電影時打瞌睡”，有人言“我的頭發象希特勒”也是右派罪狀，留英造船專家王公衡教授以“英國紳士式”的幽默而言“反革命分子害死人，右派分子氣死人”（不滿運動，討厭開會）慘遭批判，那位口出狂言“要是魯迅在世必定也是右派”的學生也成了右派。有一張批判右派的大字報揭露：某同學在寢室躺在床上，大腿翹二腿，陰陽怪氣的說：“成績是主要的”，被指是發泄對黨和社會主義的不滿情緒……，筆者正是因為一篇《教條主義束縛著我們的思想》的小小稿子（因為對生硬粗暴的教條主義的批評的具體事例提出異議）被說成是“打著反對教條主義的幌子反對馬列主義”，文中“打倒教條主義，解放我們的思想”一句被分析為“反動口號”，真讓人毛骨悚然，當然地成了右派……
交大西遷問題上以各種形式包括會上發表過比較激烈的反對意見的許多師生也都為此而成了右派，本是對政府具體工作有不同意見的人因為趕上這場運動而變成了敵人，成了言者有罪者。
在欲加之罪方麵值得書上一筆的是“右派小集團”的應運而生，一旦涉嫌“集團”，暗含著有組織，其罪必重，曆史上已經很嚇人的“胡風反革命集團”，“反革命小集團”，“章羅聯盟”……，學生當中，幾個人關係接近一點，就有“小集團”的危險了，船電專業的何國瑩，薛文蓉，趙長根等學生被打成是“朝霞社”右派小集團，原來這個“朝霞社”隻是開過的一個玩笑。
幾個數字：交大師生右派總數大約是330人，大會公布過學生右派的確切人數是279人，當時上海交大（包括上海造船學院和南洋工學院）學生總數是4000人左右，右派學生占學生總數的7%，這個數字是毛澤東規定比例1，2，3％的2－3倍，當然，這個所謂比例也是信口開河的。而教師右派是個估計數，約50人（照下鄉20人推出留校30人）。
據1958/2/12《交大》校刊所載僅四個係的學生右派總數為226名，其中船製係62名，船動係37名，電力係25名，運起係102名，未包括最大的機製係和電工係等係以及此後又劃入的數字，揭發出的“右派小集團”船製係4個，電力係3個。
日曆翻到1979年1，2月，經審查，交大三百多右派師生全部改正，無一例外。
（2）鐵拳當頭 不服也服
當年的《交大》校刊載：“船製係反右鬥爭戰果赫赫”，“電力係同學反右鬥爭取得很大勝利”，運起係也“取得了巨大勝利”，船動係“經過兩周多時間的反右鬥爭，已取得了輝煌的成果”，打成的右派多，就是戰果大，這就是1958年一二月間的反右派補課的戰果。五十年代初期有一句讚美新社會的名句：“舊社會把人變成鬼，新社會把鬼變成人”，可是，當年的交大，幾乎是一夜之間就把數百名學生變成了“鬼”（右派被公開侮辱為“牛鬼蛇神”），在往後的很長時間，他們中許多人所蒙受的屈辱之大和時間之長， 所經受的環境之險惡，所造成的創傷之嚴重，甚至於遠遠超過“白毛女”的。全國55萬這樣的冤鬼的困惑不正是曆史的教訓！右派究竟是怎樣產生出來的？其內情並不是盡人皆知的，我們這些人隻是經曆和接受。按照常規，黨支部預先對班上同學照左中右排隊之後，確定重點人物，然後，一方麵進一步收集這些人的材料，並著手組織批判，與此同時，自然地，這些人被孤立了，班上同學再不與之接近，即使原來很要好的同學，也是如同遇到瘟疫，惟恐避之不及（例外也是有的，暗地同情甚至通風報信，但都不會有好結果），這是他們末日來臨的不祥兆頭，隻好灰溜溜誠惶誠恐地等待批鬥。在專門停課的兩周多時間裏，先是小班對已經確定的目標人物“揭發”，麵對麵進行，發言是預先安排好的，鬥爭的溫度日升一日，調門也越來越高，“右派分子***不投降，隻有死路一條！”心驚肉跳的口號聲一陣緊似一陣，一般來說，左派發言最激烈，指鹿為馬無所顧及，分析上綱是運動的方向，演繹推定則是組織的意圖，中間派對這樣的鬧劇大惑不解，膽戰心驚的也大有人在。工序幾乎是千篇一律，這些被批鬥為右派的人都是在加壓力“擠牙膏”之後，一個一個的從不承認“反黨”到承認“客觀上反黨”，再進一步從“客觀上反黨”到承認“主觀上反黨”，然後就是找根源（階級出身或是個人主義的根源），口頭承認還不算，被勒令限期寫出書麵的“檢查交代”，使他們最為痛苦不堪的是要違心地寫下自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雖然是筆重千鈞，但為了不“自絕於人民”，除了極少數以外，都認罪了。那極少數當中的有一位船電二的黨員班幹部趙長根，他因不服指控，據理力辯並揚言要根據黨章越級上告，結果迅速升級，未待正式“處理”而率先被送到公安局勞動教養去了。這個事件，給許多劃上右派而仍然想不通的人敲響了警鍾：萬萬不可有不服和申辯的念頭，不服也得服。
（3）指鹿為馬 “奇文”再賞
清朝的文字獄是有名的,有一個例子,翰林院院士徐駿的詩集裏被查出有這樣的兩句詩句:“清風不識字，何事亂翻書”、“明月有情還顧我，清風無意不留人”，於是雍正暴君認為這是存心誹謗，照大不敬律斬立決.文人清談遭禍,這是清朝,是曆史.
1957年5月,學校號召鳴放,我為了響應號召,寫了一篇小小的稿子,題目叫做《教條主義束縛著我們的思想》，投到了學校校刊的稿箱裏麵,很快在6月1日的<船院整風簡報>登了出來,因而闖下了大禍.為這個稿子,我劃上了右派,度過了二十多年的右派生涯.1979年1月19日交大黨委給我的“改正結論”（第一版）裏寫道：“當時劃為右派的主要依據是：在整風鳴放期間寫了一篇文章《教條主義束縛著我們的思想》（此文發表在1957年6月1日交大整風簡報上）。”
58年元月的反右補課當中，在新上院600號組織了船製二12個班對我的批判大會上，我們年級的反右領導小組的領導、馬列教員趙靈芝先生親自帶頭發言，下結論說我的這篇文章是“惡毒攻擊社會主義”、“打著反對教條主義的幌子反對馬列主義”，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毒草”，說“打倒教條主義，解放我們的思想”是“反動口號”、是“反革命口號”……
白紙黑字，大家要指鹿為馬，我除了挨鬥和檢查的份，能說些什麽呢？但是，使我意外感到傷心的是先生對於毛糙幼稚的學生為什麽要如此苛刻和無情呢？雖然是曆史，回憶也很痛苦。經過了四十多年以後，終於找到了那篇文章的原文，文章幼稚可笑卻是顯而易見的，因為當時才20歲啊，但是是不是那麽嚴重，更是顯而易見的了。我願意拿出來讓大家“奇文再欣賞”，“疑義與相析”。現原樣抄錄於下，連標點和錯別字也照原樣：
“ 教條主義束縛著我們的思想
54年我讀中學時，當人口普查公布數字為六億多，同學們爭看報紙，高興若狂時，我因為說出了“中國人口這麽多不一定是好的”的看法，後來被支部書記找去個別談話，不由分說，給了我一個“思想問題”，還要檢查檢查。其實，這看法並未“超過時代”，隻不過在教條主義的濃霧下不讓你有自己的見解吧了。
還有的同學喜歡探討哲學問題，對“時間”“空間”認為難以想象等等，有一位同學說“共產主義以後的人類是不是再會回到原始社會”？於是，被簡單地列為“曆史循環論”“不可知論”而開會批判……。
青年人的好思索原是特點，不免出偏差也是特點。可惜的是，幾年來教條主義在漸漸地使青年的思想陷於僵化，（這一點，青年以外的許多人是不太了解的。）奇形怪狀的帽子在我們頭上搬來搬去，使人說話會前怕狼後怕虎，對問題發表意見總是方圓兩可，這怎能算是好風氣呢？而有的同學談論問題，隻限於知交好友，才能開誠相見，坦然交談，這不是太不自然了嘛？
學院的政治課堂討論，基本上近似於“背書競賽場”，也許這就是幫助不太大的原因吧？馬列主義考試，教師宣布過，論點錯誤就要不及格，看來好象無瑕可擊，但是怎樣又能保證論點“正確”呢？除非默寫條文，要是自己發揮，那就毫無把握可言了。這點又沒有交代清楚。我想這樣做，試卷上一定不會有什麽心得和創見，那麽仍然很難擺脫學習政治的教條主義的，雖然不一定每個人去創造一種學說。
這不過是一些聯想到的事情，我始終認為，教條主義磨平了青年的棱角，束縛了人們思想的事實是可怕的。所以我要為自己年輕輩小鳴一下，打倒教條主義，解放我們的思想。 －原載交大《船院整風簡報》第一期，1957年6月1日 ”
我本人在２００４年６月重讀原文之後，寫下了重讀有感的打油詩：“小鳴不驚人，一下二十年；原來人間事，隨處是南柯。”
（4） 罰不當罪 言而無信
對剛剛劃上右派的學生來說，他們大多沒有經曆過以往的肅反運動和反胡風運動的洗禮，這種急風暴雨般的殘酷的階級鬥爭是第一次經曆，他們個人身上的天翻地覆的變化，使他們一下子陷入了極度的迷茫、困惑和痛苦之中，在班級集體裏，他們已顯得格格不入，沒有人敢與之接近交談，從此笑容在他們臉上消失，一籌莫展，走在路上抬不起頭，深怕被外班的熟人碰上，人家會怎麽想？因為政治上成了敵人，許多活動會議不讓參加，滬東造船廠不準去，實習也有限製，各係組織起來，讓他們參加掃地和打掃廁所。
接下去，急切地盼望著“處分”的這一關，希望不至於有更壞的結果，大家都忐忑不安地期盼著。就筆者個人來說，曾被告之“罪行是嚴重的，但還不是十惡不赦的……”在等待處理的日子裏，總是想從這句叫人哭笑不得但卻意味深長的話裏估摸出什麽來。盡管批鬥的調門很高，“反對馬列主義”的帽子和本人的原意是多麽的南轅北轍，畢竟對自己還是很了解的，天真地以為“批判從嚴”，敲敲警鍾，想必領導和黨組織會洞察其實，未必真的會認為我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
一個可怕的日子突然來臨，1958年6月18日，筆者被從正在上課的新上院600號大教室叫出去讓趕快收拾鋪蓋及一切物品，到中院前麵集合，有汽車等著，當時隻感到情況突然，疑惑和惶恐籠罩之下來不及多想什麽，屈服，順從，接受一切指點，容納任何羞辱而不置一詞已經成為習慣的這批人，陸陸續續到達了集合地點，經過集中點名之後，行李跟人一同裝上了幾輛卡車，卡車緩慢地駛出交大北門向西而去，這就是這批人永遠離開交大的日子：一九五八年六月十八日。
在這些右派同學之間互相的信息交流之後，隻明確了一個籠統的結論：下鄉勞動。至於具體是什麽處分並未正式宣布過。在過了至少幾個月之後，各人才陸陸續續知道了自己的處分結論，“保留學籍，勞動察看”，或是“開除學籍，監督勞動”，在下鄉勞動的近百名學生右派當中，多是前一種處分，而開除學籍的約有十餘人。至於另外更為嚴重的處分是“開除學籍，勞動教養”，這一部分，已在此前或稍後三三兩兩地移送公安局加以處置，接受更為徹底的無產階級專政。情節最為輕微的那部分，戴上右派帽子以後留在學校繼續讀書，由於成了政治上的敵人，不可能完全享受人民的待遇，處於尷尬和受歧視的待遇是不足為奇的。
除了被公安局抓走的以外，震動和轉折最大的要數下鄉勞動的學生右派了，他們因為政治上的突變而受到行政的處分，終止了他們的學業，開除的這部分，作為原本充滿人生美好幻想的學生算得上是遭受了如雷轟頂般無情的打擊，他們撕心裂肺的痛楚，一概是自己默默地消受，“保留學籍，勞動察看”的這一群，他們抱著回去上學的幻想拚命的勞動。事實和時間證明，即使在當時，這些被戴上帽子的右派們，對於強加於他們頭上的罪名和給予的罰不當罪的處分是無法想得通的，其邏輯的荒謬又是如此的淺顯，然而，他們一個一個的接受了，而且檢討得那麽認真，他們真的認罪了嗎？這才是欺人之談呢。那麽，究竟是什麽原因？是活著。求生之心人皆有之，往死路上走的畢竟總是少數，逆來順受乃民族性格，炎黃子孫代代相傳，很少例外。在強大的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拳之下，這些可憐的右派已經墮落到隻顧及動物意義下的適者生存原則了，因為誰又希望把事情弄得更遭呢？答案恐怕就在這裏。他們的變了形的人格和被扭曲的靈魂本能地幫助他們生存了下來，雙重人格也罷，戴著麵具做人也罷，在整個人生大舞台上，何嚐隻是幾十萬右派呢？無限的權力在可怕地塑造著整個民族的卑賤而惡劣的性格！
又一個晴天霹靂發生在下鄉勞動整整兩年之後，即1960年7月，交大派人到西郊突然宣布全部在農村勞動的右派到新疆去，具體的動身日期是7月20日。全部“保留學籍，勞動察看”的學生也在其列。他們天真的回校複學的幻想從此肥皂泡似破滅了。交大校方置原處分於不顧而采取這個斷然措施的原因直到幾十年後的今天仍然是一個謎。不過，言而無信也罷，主觀隨意性也罷，比之於整個反右運動來說，這種言而無信和主觀隨意性隻能算是小巫見大巫了，“言者無罪”變成“以言治罪”不就是言而無信的典型嗎？
緊接著，在同年10月份，把幾乎全部原來留在學校而到當時尚未畢業的學生右派以及部分教師右派也遣送到了新疆，這就是第二批。
交大從滿清政府建校經北洋軍閥，民國到解放共一百多年的校史上，因為政治上“異己”的原因而一下子把一百多名學生從學校攆出去的事件要算是空前的一次了，更何況那個政治上的原因最終證明是不成立的。一個學校，玩學生的權益如兒戲，難道這不是交大校史上恥辱的一頁嗎？今天，我仿佛看到了，在民主廣場的西南角，在史穆烈士紀念碑的對麵，有一塊不起眼的石頭，上麵雕刻著“為一九五七年的恥辱而立”。
（5） 西郊兩年 人當機器
58年6月18日下鄉的一百多右派中，除了學生以外，還有近二十位教師，其中有馬列教研室的正副主任林楷、張惠以及王壽才、潘震昌、夏寅孫、張和豪、應淩翔、孫曾八、謝炳馨、陳乃鈞、黃澤、錢樂天、李德壽、朱有清、黃翼夫、杭繼壽、吳祖寧等。這些教師當中，有的原本就是共產黨員、老革命，而大多數是當時非常優秀的青年教師。
全部下鄉的人被安置在上海郊區的上海縣寶北鄉的幾個生產隊，這個鄉西臨鬆江、青浦兩縣，其中有一個村子裏的名字叫王揚子橋的小木橋，恰在地圖上三縣相鄰的一個節點上。除了右派，還有一部分下放幹部，他們兼有監管右派的職責，如孔伯民、胡純和佟家謙等，他們有他們的角色，也許是因為他們中的一些人自身帶有政治上的不純性，所以管理起右派來，寧左弗右賴以自保，使得右派諸君在遭際上更是雪上加霜了。戲劇性的事情倒也發生過，比如這位佟**，原是馬列教員，他管理右派總是用階級分析的角度，左得出奇，本來隻是生產上農作上的失誤，他可以上綱為“破壞”，這是很要命的，要坐牢的啊。不過沒有幾個月，他自己也被補劃成了右派，同大家在一個隊伍裏勞動了。這樣的人，不管後來他自己有什麽感受，反正大家對他還是敬而遠之的。右派被分散在各個生產隊，臨時騰出一些民房讓大家住下，從第二天開始參加到分配的生產小組裏，和老社員一起幹活，基本上過著日出而作，日沒而息的農家生活，但是僅僅過了幾個月之後，由於成立公社和形勢緊張的原因，把右派作集中編製，以便於控製管理和幹更多更重的活。
這些原本是文弱書生的學生和教師，出人意料地竟會那麽快的適應這完全陌生的生存環境，他們對農活技巧的悟性好，掌握快，在重活中更見長足的進步，正是因為年輕力壯加上一棵虔誠的改造之心，不出半年時間，不少人，可以挑得起二百多斤的擔子，各個都有自己的記錄，不論是夏天炎炎烈日和冬天凜冽的寒風之中，他們都在經受著意誌的磨練和考驗，鋤草、鬆土、深翻、平整土地、插秧、耘田、挑稻子、積肥、挑糞、撐船、撈水草、撚河泥……無論什麽農活，他們可以很快進入角色，無可挑剔，淳樸的老社員，不時給予讚許的評價，在整個兩年時間裏，他們沒有星期天和節假日，兩個春節都沒有回家與家人團聚。60年的農曆歲末，正是三九嚴寒，生產隊為了給社員分魚，把水塘裏的水抽幹，我們當中的謝炳馨老師，一人獨擋一麵，在深沒大腿的池塘淤泥之中排水抓魚（其餘的人輔之配合），泥水冰冷徹骨，達一個多小時，上岸時嘴唇烏紫，渾身篩糠似哆嗦，岸上圍觀的男女社員無不為止感動，上岸以後，生產隊長親自倒白酒送到他手中，一切都在不言之中。
人勝過機器，卻又不如機器，在公社成立之初，連續近一個月的白天重勞動和夜晚挑燈夜戰深翻土地，每天16小時以上的重勞動使架架活的機器難以支撐，有人真心把發高燒臥病當作幸事，更有甚者，竟有人會產生很荒唐的念頭：自殘肢體以求得一時的歇息，飽漢不知餓漢饑，誰能想象困到站著撒尿都會打盹的現實呢？
一般來說，勞動關好歹都可以過得去，他們有的是力氣，耗盡了再生，無窮無盡。然而深受折磨是另外兩個關：生活關和討厭的思想關。生活上，最為窘迫的要數學生，學生下鄉後，原有的助學金一律取消，也就是說，他們付出了遠遠超過老社員的勞動和體力，不但分文未得，而還要家庭支付生活費，其中，最為捉襟見肘的是出身農村的和家庭成員也在政治運動中蒙受不白而改變了經濟狀況的，這種情形整整持續了兩年，他們節衣縮食，穿著滿是補丁的衣服，衣服是從最原始的定義上在起著作用：蔽體和禦寒。最難節省的要算是食糧了。從他們食堂飯桌上每人麵前吃空的一摞摞的飯碗來看，夠嚇人的，通常一頓飯24兩（16兩製）遠不是最高記錄，這也足見體力的消耗之大了。“開除學籍，監督勞動”的這部分學生，每月接受了15元的津貼，這是勞動教養的標準，平心而論，這15元，可是用比“保留學籍”那部分學生付出更為深重的心靈傷痛換來的，要是可以“自由兌換”，誰都寧肯不要這15元的。當然，兩年以後，所有受“保留學籍”的那部分學生的學籍也沒有保留住，與“開除”無異，這是後話了。教師們也有他們的苦衷，大幅度降薪有使贍養家庭和老人成為困難的。
1958年下半年，蔣介石給他們招惹了意外的麻煩，因為“反攻大陸”的言傳而使時局緊張了起來，記得有一個晚上，讓所有的右派集合起來加以訓話，四周有菏槍實彈的民兵站崗，並且當眾批鬥了一位陸姓右派學生，主要是他在私下裏說什麽“形勢緊張就要首先鎮壓內部的階級敵人”，這個話是沒有錯的，而且是很革命的，但是放到了階級敵人的嘴裏，總是可以分析出許多的情緒之類的嚴重問題來。那天的重頭戲還在最後，當晚抓走了三個右派學生，他們是內燃機車的周廣生、李德強和機製的白誌誠，好象跟“出逃”有關。
人羨慕機器，因為它們沒有思想，不產生苦惱，這些右派卻始終裝著百思不解的困惑，時而泛起：何錯之有和嚴酷的懲罰難以統一；公理何在的思索和沒完沒了的言不由衷的檢討；天真的幻想和渺茫的前景……
鬥轉星移，兩年過去，如前節所述，新疆在等待著他們。
（6）僅有幾例 鳳毛麟角
應淩翔，內燃機專業助教，業務上是佼佼者，因為當上右派後於58年下鄉勞動，由於錯誤嚴重，加之家庭出身不好，受到了教師右派中最重的一種處分：監督勞動，每月發生活費28元。1960年交大命他到新疆，他沒有接受，人各有誌，秉性使然，他憤然辭職回家去了。這在眾多的師生右派當中是僅有的一例，要知道在五十年代計劃經濟加上階級鬥爭的綱，辭去公職又加一頂“右派分子”帽子回家意味著什麽。後來的十九年時間裏，為了生存養家糊口，應淩翔替醫院磨針頭，走街穿巷搞修鎖配鑰匙之類的小修小補，大學教師亮相街頭，斯文掃地全然置之腦後，生存是硬道理，臉麵算什麽，反正已經在社會最底層。後來得悉應的不到新疆是因為家中有病弱老母需要照顧，大家為他的恪守孝道而非常感動。至79年，受惠於中共對右派的改正政策，應複回交大任教，不多久，即搞成了內燃機減噪音裝置的成果，不幸癌症過早地奪去了他的生命，壯誌未酬，英年早逝，惜哉。當年上海《文匯報》有過長篇報道，對他的一生多有肯定推崇之詞。
周國興，是機械係為數不多的最為年輕的研究生，當年剛剛二十歲出頭。事有湊巧，58年元月，周剛跟本科畢業班學生一道實習結束返校，由於在工廠數月的勞累，原計劃返校後有兩周的休假，恰巧在返校當天，看到總辦公廳前麵的布告牌上赫然貼著的告示：要求一律參加反右派補課的通知，落款是“交大黨委”，周頗不冷靜，鬼使神差，脫口而出：“我不參加，要休息”，並且補上一句“要是校辦發的通知，我就參加。”大丈夫一言既出，駟馬難追，但畢竟周不過是言者而不是行者，運動還是參加了，但這句話被揭發出來卻猶如重磅炸彈，有口莫辯。要知道在五十年代特別是到反右運動中被廣為套用的一個公式：反對某黨組織（有的甚至是反對某個黨員）就是反黨，反黨就是反革命。所以周在這次運動中被定為右派是順利順章恰如其分的事了（再揭發一些別的反黨罪行也不是難事）。禍從口出，為此而付出了非常沉重的代價，周於60年離研究生畢業還有半年被編入第二批送來新疆的隊伍，他是交大來疆百餘名右派師生中唯一的一名研究生，周在南疆接受強製勞動十多年，在人跡稀少的塔克拉瑪幹沙漠的農場與鐵鍬、坎土曼為伴度過了寶貴的青春年華，那麽多的日日夜夜的故事，加上憶當年的衣食住行種種，周至今難忘，時而詠之於口如數家珍，此間痛楚辛酸雖是如煙往事，但一直影響到後來。79年改正之後，才有機會用自己的知識專長，成了新疆高校教師隊伍中的一員新兵，比器舊時的同學，滯後的起跑是不可同日而語的了。
事情並非都是千篇一律的，交大青年右派教師當中，潘震昌和夏寅孫是例外，他們分別是機械和車輛專業的青年教師，業務上是佼佼者，雖然58年也下鄉實行監督勞動，但是因為60年沒有在來新疆的行列之中，又有幸沒有完全脫離自己的專業，有發揮自己專長的土壤，特別是79年改正之後，更是如魚得水，在專業和教學上有頗多成績，臨近退休，他們分別職至上海第二工業大學副校長和上海鐵道大學教務長。
（7）強頭倔腦 罪加一等
在全校歡慶反右鬥爭取得巨大勝利，數百名右派紛紛低頭認罪認真檢討的同時，竟出現了幾位公開不服，提出申辯的散兵剩勇，他們實屬鳳毛麟角，不成氣候，然而他們以自身人格的力量發出的正義之聲是多麽難能可貴，其中，繼船電二的黨員趙長根要根據黨章申訴之後，要數船製三的傅瑞榕了。
傅瑞榕，上海市人，55年入交大船製係，是年19歲，在58年定成右派以後，拒不接受黨委給予他的“保留學籍，勞動察看”的處分，又不認識自己的右派罪行，聲言“我沒有錯。”堅持說“中國科技落後，應該向外國學習；外行不能領導內行，外行應該向內行學習。”不是右派言論。為此，船製係黨總支又專門為他一個人，在新上院600號，組織了一場由船製三年級六個班全體同學參加的“辯論會”，把他的這兩條右派言論痛加批駁，二百多號義憤填膺的學生的口號聲一陣緊似一陣，把他的敢於挑戰群眾，蔑視黨的決議的囂張氣焰狠狠地壓了下去，就在這一天，58年的7月8日，宣布了黨委對他的升了級的處分決定：“開除學籍，勞動教養”，宣布的聲音剛落，公安徐匯分局的囚車就把他押走了。在公安局關押18天之後拉到了橫濱路723號的教養所，關夠了一個月之後於8月18日上火車統一送往甘肅省。同車一批很多的人，有複旦大學的教師右派，也有同濟大學的學生右派，可以想見的是這部分被公安局接受的為數不多的右派，不論是教師，還是學生，無疑是屬於既情節嚴重又態度惡劣的傅瑞榕這樣的分子了。他們被送到了甘肅省安西縣的昌馬水庫修水庫，挑土打壩，幹了半年之後被轉移到馬宗山煤礦挖煤，運煤，約過了兩年，到了60年底，礦上已經餓死了一半的人，有限的口糧，常年無菜，喝的水是煤井的水（幹部喝的水是從遠處拉去的），到了最後的三個月，活著的那一半人也全部停工了，都患著夜盲症，個個骨瘦如柴，除了還有一口氣，實在幹不成活了。最終，由於領導上的人道主義決定，於1960年12月，將他們全部從甘肅押解到新疆，緩解了吃的問題，從而得以告別了死神。傅在新疆繼續勞教期間，每月發給生活費15元，扣除13.5元的夥食費，還剩1.5元，生活的艱難是可以算得出來的，然而，與甘肅相比，好象已經是身處天堂了，民以食為天的道理就在這裏。直到63年4月解除教養後工資增加到每月28元，略有改善，而右派帽子直到79年改正時才去掉，這之後，才被安排做教員的工作。
傅瑞榕由於一生如此苦難的經曆和巨大的心靈創傷，至終身未婚，退休後按照政策規定辦理了返回上海定居的手續，如今的上海，物是人非，也不是他理想的歸宿，所以，還是又回到他的第二故鄉新疆，以度過晚景。綜觀傅的坎坷一生，今天真讓人感慨歎息，四十七年前發生的事，依然令人難以置信，假如當年政府和學校，對青年學生能多一分寬容假如黨能聽一聽當事人的申辯而不是濫用權力，這樣後來的一個一個的人的悲劇也許是可以避免的。
（8）上書言事 監獄伺候
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上，“上書言事”是一大罪，重者施之極刑，十惡不赦，大凡上書言事者，沒有一個有好下場的，四川的李天德因為在1975年寫萬言書《獻國策》致函中共中央、人大常委會而被人民法院判處死刑，後來改判二十年有期徒刑。國防部長彭德懷元帥因為廬山會議的《萬言書》被毛澤東撤職罷官，直至文革中被迫害悲慘病死。作家胡風在1955年因為文藝問題的《萬言書》而身陷囹圄二十多年，溯之1953年，政協委員梁漱溟老先生因為三農問題上書言事而受批判，被毛澤東斥之為“反動透頂”，罵成“殺人犯”，羞辱之辭無以複加。（詳見人民出版社出版《毛澤東選集》第五卷107頁-115頁）。
殷興榮，江蘇無錫人，55年中學就入了黨，56年入交大船企專業，任學生會副主席，為人質樸耿直，努力學習，忘我工作，不多言談。萬萬沒有想到，在58年初反右補課的收尾聲中，突然爆出冷門，赫然出現了關於殷興榮右派材料的大字報，主要羅列了他的一些所謂的“修正主義”觀點，劃為右派，不無牽強之嫌，但是鐵定為右派分子，白紙黑字已公布於眾。順便提一句，學生會主席王德潤，這位船製四的東北漢子，也以類似的原因劃成了右派，至此，交大的反右派是到了非常的徹底，而且有點瘋狂的地步了。
殷興榮由於“情節較輕”，而且態度又比較好，作為寬大的少有的典型，得了一個繼續讀書“留校察看”的最輕處分，並且最早於59年國慶被摘掉了帽子。61年正常畢業之後分配到了重慶。
下麵的故事平鋪直敘，既合情理又讓人匪夷所思，而且顯得有點悲壯。殷於67年在重大結婚成家，幾年裏育了三個兒女。大學裏教著書，小日子過得還可以，然而因為對反右運動的看法一直深埋心頭十多年，鬱悶難擋，文化大革命這個萬花筒，也著實的激發了他的天真的書生氣，使他跨出了可怕的一小步：從腹誹到上書。於是就發生了向黨中央和毛澤東本人寫信上書的事，為了能讓中央和毛本人可以收到信，他在信封上寫了“毛遠新收”，是想通過毛的侄子轉交的辦法，不可謂不深思熟慮，先後兩封信寄出的時間已經是74年和75年。毛遠新收到後保存了第二封，當他一垮台抄家時把殷的信也抄了出來，由於是真名實姓，又有落款地址，所以毫不費力的直轉四川重慶到重大，信中的關鍵詞是“反右是解放後最大的一次曆史冤案”，遂於77年4月5日以“反對黨的基本政策”為由，以現行反革命罪將其逮捕，同年6月21日在重慶大學公判，判了他有期徒刑五年，並押送到四川西昌附近的大涼山勞改農場服刑勞改，直到79年4月4日平反提前出獄，在獄中呆了整整2年，一天不多一天不少。出獄後補發了兩年的工資1200元。然而接踵而來的不幸是，妻子因為丈夫的入獄，跟人而去，家庭破碎了……
筆者跟殷興榮原是同係同屆的學友，並且在學生會工作中共過事，原本的印象，他是普普通通的一位同學，然而在經過疾風吹打，大浪淘沙之後，他的形象顯得格外高大，欽佩之心油然而生。別人想做而不敢做的事他做了，彰顯了他為正義和真理而不顧個人安危的大無畏精神。國外專家在研究中國知識分子問題的專論中，對中國知識分子挨整的地位探討中往往認定有知識分子自身性格弱點的原因在內，這說得不算過分，不錯，形形色色的人都有，靈魂換勳章的有，踩著別人肩膀往上爬的有，而更多的是逆來順受，明哲保身，隻是說，外國人對中國的國情知之不深，“上書”這一最和平理性，最符合組織原則的行為，竟會因為加上“言事”而有罪，可以投入監獄以致極刑，這是“人治”的中國國情。
願上書言事者戒變為上書言事者讚，願從“人治”早日走向“法治”。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