閑情逸致
快樂人生
2015-09-16 11:38
曾經和好多曆史學者探討過“文革”平反問題，大家都說，最冤枉的要數農村的所謂四類分子。走資派錯整了，右派錯劃了，平反，恢複名譽，補發工資。農村的地富反壞，卻是整了就整了，沒見誰給你平反，沒見誰領過補助。
小學五年級的時候，有一天，班主任要登記家庭成分，讓我們全班同學自報，他站在講台上，拿著花名冊登記。“貧農”，“中農”，“上中農”，“下中農”，班上同學一個一個挨著報告。我報了自家，看到隔著一個座位那個女生趴在桌子上，捂著臉不肯抬起頭來，一邊肩膀哆嗦著，嚶嚶地哭。
旁邊有同學替她報了：她家是地主。
我就這樣認識了南火閃。
運城那一帶給孩子取名，經常有看出生那天的天氣的。“吼雷火閃，猛雨大點”，是老家形容雷暴雨的說法，火閃應該出生在這樣一個天氣，父親就給她隨便取了這樣一個名字。足見他的父親也沒有什麽文化，一個鄉村的土財主罷了。
等到我上初中，一天在學校黑板報看到一篇範文，那是學校推薦給全校學生的，這個高中大同學署名叫“南 ”，那時我們都不認識這個“ ”字，不知道這就是“南嶽”的異體字。隻覺得這個老大哥挺神秘。能取這樣的名字，作文肯定錯不了。
回村裏一說“南 ”，村裏知道他的就笑了，“你說的就是隨鎖麽。”
隨鎖是村裏叫的小名，他是火閃的哥哥。
他們的父親，我從小看到他，就是低眉順眼，不敢正眼看人。1960年代開始以後，經常看到上大會批判鬥爭。下了會，擔茅糞，掃大巷，到水利工地出公差。苦活髒活都是他的，還經常白幹，叫做義務工。
這個地主，村裏都叫他己卯。己卯是個幹支年號，農村取名字經常這樣，比方戊寅、乙未、甲辰等等。從名字看，他也沒有什麽特別，一個祖輩務莊稼的農民而已。
幾十年以後我接觸村裏檔案，才知道己卯這個地主，土改前家裏有70畝地，22間房屋。可見撐死了他也就是個小地主。他也沒有做過什麽像樣的鄉事。在閻錫山時代，他當過閭長，村副，不過管理幾十戶人家。他進過當時的“防共自衛團”，但曆史記錄也沒有什麽惡行。
我不知道老家土改怎樣劃定成分的，看土地證房窯證，我家22畝地，24間房子，房子間數和己卯差不多，我家是中農。可見土地多少很重要。我的鄰居提起劃成分，每每捶胸頓足，“我家80畝地，劃了富農。我爸和我大爹(伯父)就不分家，要是分了，一人40畝，哪裏夠得上地主富農?遭這些年的大罪!”劃成分如果這樣隨便，輕而易舉就毀了一個家，那也太兒戲了。
自從土改以後，農村的地主富農這一個人群就成為政治賤民，“依靠貧農，團結中農，打擊地主富農”是階級路線，曆次政治運動使得農村的打擊目標越來越明確，一有風吹草動，村民都知道拿地主富農開刀。1960年代“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口號響徹天地，批判鬥爭地主富農更加成為家常便飯。己卯在村裏，拉上過各種各樣的鬥爭會。鄉村的鬥爭，村民不講政策，經常使用一些殘忍的折磨手段。打罵是免不了的，我村裏常常看到一種自創的刑罰，就是一條凳子頂上再架起一條凳子，讓被鬥人站上去，大家發言，呼口號，趁著凳子上的“壞人”不防備，主持人一腳蹬倒凳子，高高在上的那個倒黴鬼便連人帶凳子摔倒在地，經常跌得鼻青眼腫。這樣的會，己卯參加過多次，以後再開會，大家高呼“上凳子”，己卯就嚇得尿到褲襠裏。
對地主富農分子的殘酷鬥爭，當然株連到他們的子女。除了連帶批判，政治上的侮辱歧視也是壓得你抬不起頭。入黨提幹招工這些好事和他們無緣，稍微不注意，堅持反動立場的大帽子就扣上了。平時，他們也是鐵定的落後分子，批評敲打那是客氣的。
己卯知道在鄉下當農民，就把孩子捂死了。他千方百計努斷筋骨要供兒子上學。隨鎖的學習成績也還遂人意。1950年代，農家孩子上學的還很少，己卯決意供隨鎖在本村讀了小學，又到東三裏村讀了完小。完小畢業，隨鎖考到舜帝廟中學讀初中，初中畢業，隨鎖考進遠近聞名的運城康傑中學。在我們那裏康傑中學鼎鼎大名，考進康中，幾乎就叫做一隻腳踏進了大學的門檻。但是隨鎖康中畢業，沒有考上大學。1964年上半年，他在臨猗縣中學補習複讀，這就是我和這位大校友的一段短暫交集。複讀大半年，隨鎖還是沒有考上大學，這就隻有死了心回家當農民。
幾十年以後我看到隨鎖的檔案，才知道他沒有考上大學，也曾經悲觀失望，認為這都是家庭成分不好，影響了自己，“從此背上了沉重的家庭成分包袱”。隨鎖的懷疑不無道理。到了四清運動，階級鬥爭的弦繃緊再繃緊，突出政治突出再突出，農村的地富子女是很難被大學錄取的。我上高中時，有地主富農家庭出身的同學，每當填表，好多都小心翼翼填上“地改”“富改”，那是摘了帽子的地主富農的意思。像己卯這樣還戴著地主分子帽子，他的兒子要想進大學，那是難於上青天。
隨鎖一回村，立刻嚐到了地主子女的滋味。
那時村裏的高中畢業生很少，像隨鎖這樣的名牌中學畢業的更少。而隊長都是些一字不識的粗人笨人，有時難免起點爭辯。於是隨鎖的檔案裏就記載了這樣的評價：“高傲自滿，目中無人，看不起貧下中農，不服從隊幹的領導。”
和隊長有爭吵，就是“辱罵汙蔑革命幹部”。
社員也不放過他，有人私下揭發，隨鎖給大隊菜地澆園時，偷吃菜地的洋柿子(西紅柿)黃瓜。
隨鎖已經到了結婚年齡，大閨女都不願意嫁給成分不好的。經人介紹，隨鎖隻好找了一個二婚。
隊裏蓋馬房，媳婦要回娘家，隨鎖給隊長請假一晌。下午沒回來，隊長立刻讓隨鎖去叫，天黑了也要叫回來。
最危險的是，凡地富子女出點事情，一概以思想反動來推論。大事小事或者本來不是什麽事情，都上綱到十分可怕的程度。
生產隊開會，隨鎖隨意在一張紙上亂寫人名，寫的是一批近代曆史名人，可巧，裏頭有蔣介石，這還了得，有人看到了，隨鎖嚇得立刻找到工作隊坦白。
那時實行大寨式評工計分，幹完活全隊討論誰該得多少工分。有一個貧農社員上工沒有帶毛選，隊幹主張評得低一些。隨鎖隨口說：北大有一個美國教授，思想反動，國家還給他高薪呢。這也遭到大隊小隊駁斥，最後的結論是：混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拿反動教授和貧下中農類比，影響極壞。
隨鎖也知道這一切都是因為有一個地主老子。1964年他提出和己卯分家另過，己卯早年就死了老婆，全指望和兒女在一起，這會兒最小的兒子鬧分家，己卯氣得吐了血。但是有什麽辦法，為了孩子的前途，己卯答應了。從此這個家就是己卯一人住一人起火做飯，隨鎖和火閃兄妹相依為命。一個完整渾全的家，分成兩個小家。村人無不歎息。
隨鎖為了表示自己徹底和反動家庭劃清界限，向大隊表決心：
“他氣得吐血，我也不給他看病。”
“我結婚，所有東西都是我個人置辦，不要他管。借債也不要他還。”
“我們的關係已經徹底破裂。我給他說，我不是你的兒子，你也不是我的父親。他也說，我不靠你，你不靠我，生不養，死不葬。”
隨鎖的決絕，現在看來太沒人情人性。換到那一個階級成分決定人生前途的歲月，我們應當能夠理解這個地主兒子的殘忍和無奈。他要過正常生活，他不要歧視侮辱，他就必須舍棄親情，殘酷地和生身父母一刀兩斷。他要表現，給社會看，給領導看。這個表現也許有點過分，在全國一片階級鬥爭的喧囂聲中，在那個沾上地富成分就終生不得翻身的歲月，他下手有些狠，我們還是要原諒他的幼稚莽撞才是。而己卯，他自己再受苦，隻要孩子從此和自己這個地主脫了粘連，他還計較什麽呢。
隨鎖這些義舉有用嗎?雖然那時也喊“重在表現”，地富子女的表現卻是沒有什麽分量的。除了樹立幾個大義滅親的典型裝裝門麵，絕大部分地富子女依然生活在祖輩的巨大陰影之下。摘帽右派仍然是右派，摘帽地富仍然是地富分子。劃清了界限又怎樣?他還不是你的老子?生在地主富農家裏，這是你的原罪。大隊專政指揮部讓隨鎖填表，“家庭成分”這一欄，隨鎖還不是隻能填上“地主”。無論怎樣賣力洗雪，無論怎樣出格表現，甚至親手把老子推上祭壇，做出一些當政者鼓勵的禽獸之舉，換來的仍然是懷疑和敵視。1960年代一直到“文革”，多少地富分子的家庭，都演出過這樣的絕情悲劇，都曾經被階級鬥爭這隻巨大的手撕得粉碎。革命的大熔爐，正在加溫燃燒。為了救贖自己，地富子女不惜向親人施暴，以換取進入革命隊伍的準入證。如此這般，能夠脫胎換骨嗎?鬥爭毀滅了親情，在祖國的巨大版圖上，高頭村這一角，不過隨風起舞，人狂我狂。
大隊將隨鎖內定為專政對象，指定隨鎖做出檢查交代。隨鎖交代了自己不服從領導，不安心農業生產，想當小教，說反動話，偷吃隊裏黃瓜西紅柿等等罪行。最後向全村保證：
以上都是自己對黨、對人民、對貧下中農極大的犯罪，對不起最最敬愛的偉大領袖毛主席，對不起黨對自己的精心培養，辜負了貧下中農對自己的期望。我還很年輕，毛主席、黨和人民絕不會將自己放到社會主義大門外的。我也絕不會執迷不悟。我要好好學習毛主席的著作，洗心革麵，痛改前非，重新做人。我向我們最最敬愛的偉大領袖毛主席、向廣大的貧下中農保證：
一：堅決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堅決忠於毛主席，忠於毛澤東思想，忠於毛主席的革命路線。
二：堅決聽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話，聽貧下中農的話，聽革命幹部的話，服從領導，堅決站在貧下中農一邊。
三：在勞動中絕不挑肥揀瘦避重就輕，一定服從分配，在勞動中改造自己的世界觀。
四：遵守法紀，絕不容許偷盜和違犯黨的一切利益的事情發生。
五：以上由廣大貧下中農監督，爭取重新做人。
隨鎖這樣檢查，看得出，他的問題已經十分嚴重。在村裏，他的日子已經十分難過。隻能忍氣吞聲，逆來順受。
鄉村早婚，火閃也到了嫁人的年齡。不敢挑揀，在鄰村申村找了個對象，小夥子叫劉豐年，也是成分高。人家不挑剔她就謝天謝地，她就這樣匆匆嫁了人。
兄妹倆沒有想到，1968年，才是他們的噩運。
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到這年5月，全國掀起了“群眾專政”高潮。“群眾專政”是1968年的熱詞，指的是把專政對象交給人民群眾。過去，對地富反壞的專政，都是通過專政機關進行。逮捕判刑關押戴帽子，要通過公檢法審查，刑拘也隻有公檢法有權行使。“群眾專政”了，由人民群眾直接行使專政權，在村裏，也就是由貧下中農和全村社員行使專政。這實際上是公開號召在底層濫施刑罰。在鄉村，一場大規模的非法拘禁、私刑、拷打甚至殘殺由此掀起狂潮。對付農村四類分子的慘無人道的肉刑多發生在這一時段，肉體消滅也是常見的事情。湖南、廣西等地農村肆意殘害四類分子，造成和平年代的大批無辜殺戮，幾十年後終於大白於天下，讓人們領略了那個年代的恐怖和血腥。高頭村，也在狂風中顫栗發抖。
群眾運動，轟轟烈烈。小隊社員揭發，說己卯家裏藏著槍支手榴彈。
戴帽地主，家裏私藏武器，當然十分危險。公社大隊非常警惕，幾次找己卯談話，己卯不承認有槍。一群人到己卯家裏搜查，就那麽幾間房子翻了個遍，搜不出來。大隊又找隨鎖，動員隨鎖配合。全村召開群眾大會，公告敵情。隨鎖在大會上保證，三天交出槍來。回到家裏，隨鎖白天黑夜動員說服，講明隻有交槍才是唯一出路，無奈己卯一直說沒有藏什麽槍。隨鎖給大隊治保再做匯報，說己卯“狡猾抵賴，死不承認”，要求把他“交給大隊處理”。
大隊把有嫌疑的四類分子集合到關帝廟，集中拷問己卯的藏槍。審問在關帝廟大殿進行。大殿的大梁上，一根粗繩子穿過，一頭五花大綁捆了己卯。“說，槍藏在哪裏?”不說?那頭繩子一拉，呼啦啦己卯就吊上了屋梁。吊起，放下，再問，還是沒有。呼啦啦再吊起。關帝廟的大殿，嗬斥和慘叫聲響成一片。
懸空吊起時間長了，己卯的兩條胳膊疼痛難忍，實在支撐不住了。他乞求，能不能落落地，讓我的胳膊歇緩一下?
大隊幹部拿過一杆紅纓槍，哢嚓朝地上一插，矛頭的木杆正好栽在己卯的肛門附近，他說：坐上，歇歇吧!
己卯就這樣，肛門頂著木杆，胳膊總算能吊得輕些。
那人獰笑著問：怎麽樣?這會兒覺得合適了吧?
己卯認真想了一下，回答說：嗯，好像比將將捏個強一些些。
這是當地的一句方言，好像比剛才稍微強一些些的意思。
有一根尖細的木頭橛子頂一頂，已經是享受，是恩惠。人要痛苦到什麽程度，才能對換一種刑罰感恩不盡?
己卯的這一句名言，從此傳遍全村。
這是高頭村的一個著名典故。每當人們需要用一種殘酷的手段緩解痛苦的時候，會學著己卯的聲調，說：嗯，好像比將將捏個強一些些。
己卯受不了刑罰，隔天放出，在村南一口井跳井自殺。
那是他的地，土改前就是他的地，土改後再分，還是他的地。井也是他家的老井。他被自家的財產要了命，是在1968年6月4日。
村人把己卯打撈上來，連忙給火閃報喪，火閃趕來，跪在屍體前大哭。大隊幹部在一邊訓斥：
己卯與人民為敵，死了活該。你還哭?你的立場站到那裏去了?
火閃止不住哭，一邊抽泣一邊訴說：我造了啥孽，怎麽托生到這樣一個家啊!我是哭我哩，我哪是哭他哩啊!
火閃是哭她爸?還是哭自己?這父女二人的命運，哪一個，不值得善良的人們痛哭一場!
村人招呼隨鎖兄弟把老人埋葬了。隨鎖害怕大隊，推脫說自己已經“劃清界限”，不能埋葬這個地主分子。架不過村裏人勸說，還是出麵把父親埋葬了。
己卯死了，批判己卯的聲浪卻是沒有止息。大隊做了個紙紮人，一張紙條子寫上“地主分子南己卯”，貼在紙人身上，繼續聲討批判。同時，不斷給隨鎖施壓，要他交代那些私藏的武器。隨鎖無奈，幾次找到大隊為自己辯屈，又一次義正詞嚴給大隊寫了保證：
我向廣大的革命幹部，向廣大的貧下中農保證，我絕沒有也絕不敢隱瞞南光榮的槍支彈藥，自從革命運動中廣大群眾揭發出南光榮隱藏槍支彈藥後，我問了他好幾次他都不承認，我也知道黨的政策的寬大，交出來無罪，我也下決心把它搞出來，隻要有就非搞出來不可。所以在紅衛兵大會上我向大家保證三天交出槍支，當天晚上回來就沒有睡覺給他講政策說服，隻有交出來才是唯一出路。不交出來死路一條。他是負隅頑抗，死不認罪。那天早起，我就對大隊幹部說了，大隊說你回去再好好動員。我回來接著給他講道理，講政策，他一直頑抗，死不承認。第三天我找到大隊，請交給大隊處理，大隊答應了。這次他畏罪自殺，是帶著花崗岩腦袋進墳墓，是應得的後果。請廣大的革命幹部貧下中農相信我，我沒有隱瞞南光榮的槍支彈藥。黨培養了我十幾年，我也知道黨的政策的寬大，我是絕不敢隱瞞南光榮的槍支彈藥的。請廣大革命幹部貧下中農革命群眾監督我吧，我絕沒有隱瞞南光榮的槍支彈藥。
隨鎖一口一個南光榮，南光榮是誰?不知道己卯的大名，誰能看出他是在指說自己的生身父親?“文革”時期逼迫地富子女和家庭“劃清界限”，這中間一個個不認親戚朋友，不認生身父母的悲慘故事，把一個民族的人倫關係毀滅到極限。以階級鬥爭為綱，撕裂千千萬萬個家庭，正是那個時代的彰明昭著的惡行。
幾十年以後回憶，高頭人說，己卯哪裏有什麽槍支彈藥?那些都是謠傳。如果有，己卯怎麽會跳井自殺也交不出來，大隊反複搜查也搜不出來。己卯拚著一死，隻能說明他沒有什麽槍，也沒有什麽彈藥。幾十年來，己卯的老院基幾經遷建，挖地丈深，誰曾見過槍支彈藥?憑借一句謠傳，嚴刑拷打逼人致死，這是“文革”年代最為慘無人道的革命壯舉。像己卯這樣的地主，即使在民國時代有過剝削，土改已經鬥爭，至“文革”20多年的屈服改造也算還了孽債。然而在出身論血統論甚囂塵上的時候，農村老老實實規規矩矩的地富分子，也隻能又一次拉來祭旗再做犧牲。五月專政的紅色恐怖席卷全國，多少無辜的底層賤民慘遭打殺，天地永遠記著這個畸形歲月發生的悲慘的故事。
1968年5月，高頭村還有一個四類分子跳井自殺。在村裏，他小名叫染兒。
文革結束以後，鄧小平胡耀邦同誌大力平反冤假錯案。乘著全國的大勢東風，隨鎖兄妹找到公社縣裏，要求落實政策，給父親的死有一個交代。幾番奔跑，1978年，臨猗縣革命委員會以臨落複字第221號文件形式，給己卯的案子作了答複：
關於南光榮死亡問題的結論
南光榮，男，死年58歲，地主出身，戴帽地主分子。本縣李漢公社高頭大隊人。解放前曾充任偽閭長、村副、自衛隊長並參加過閻匪暗殺團等。文化革命中，在審查其曆史問題期間，於1968年6月4日投井自殺。
這個落實政策的結論好沒道理。誰個不知道南光榮是投井自盡?問題是他為什麽投井?好端端的他會投井?他擔任過閭長村副等，按政策夠不上曆史反革命。所謂防共自衛隊，也沒見有什麽行為。他這樣的人，死得活該嗎?
曾經和好多曆史學者探討過“文革”平反問題，大家都說，最冤枉的要數農村的所謂四類分子。走資派錯整了，右派錯劃了，平反，恢複名譽，補發工資。農村的地富反壞，卻是整了就整了，沒見誰給你平反，沒見誰領過補助。國家賠償遠遠沒有覆蓋這個人群。農民，說到底，還在下等公民之列。平時受盡侮辱，死了命也不值錢。
隨鎖兄妹的出頭之日，是在隔年的1979年。這年1月，中共中央頒發文件，給農村地主富農分子摘帽，為地富子女呼籲公正待遇。那個文件叫做《中共中央關於地富分子摘帽和地富子女成分問題的決定》，文件認為，經曆了二三十年的改造，絕大多數地富分子都改造好，應該統統摘掉帽子。至於地富子女，以後不再和地富家庭出身掛鉤，他們的身份一律認定為“人民公社社員”，“在入學、招工、入團、入黨和分配工作等方麵，主要應看本人表現，不得歧視”。與這個文件配套，公安部也同時發文，要求迅速貫徹中央決定，“要把群眾評議，報縣革委批準、張榜公布摘帽名單這幾個程序，銜接得很緊，力爭在較短的時間內，把這件事情辦好。”可以看出，最高領導急於處理好這一個群體的國民待遇問題。從頂層到全體國民，我們意識到對於這一個被侮辱被損害的群體欠了賬。從上到下急吼吼地落實政策，解放這些幾十年屈身為奴隸的人們，你能感到國家的某種歉意，能感到對於30年政策偏頗的深層思考。
掀開千斤巨石，洗去政治烙印，屈辱和猥瑣一掃而光，隨鎖和火閃兄妹，迅速投身於1980年代初期的改革開放大潮之中。土地承包了自家種自家收，不用再看隊長的臉色了。農民也能做生意了，長途販運不叫投機倒把了，雇工也不叫剝削了。隨鎖、火閃劉豐年兩口，立即動手，操持辦廠。火閃豐年在村裏辦了個手套廠，製作皮手套，給外貿加工出口。廠子很是紅火，雇了20來個人，車間幾十台工業縫紉機嚓嚓嚓響著，加工廠的工人統一作息吃飯，一時蠻像樣子。兩口子不甘心小打小鬧，接著又搞藥用南瓜粉加工，包地收南瓜，加工成一種治糖尿病的原料，一時也很暢銷。火閃夫妻和村民簽合同收南瓜，大隊幾十畝地連片，南瓜產地有些規模。夫妻倆在村子裏，也是踩得山搖地動。
商品經營當然有風險。隨鎖在東北伐木料，嚐盡艱難困苦。隔年又和兒子承包汽車跑運輸，終於因為不熟悉車況，賠了本。車子拍賣，還賬了事。
隨鎖跑車，村裏用老戲台子抵押貸的款。這個時候，鄉信用社追著還款，不還款就拆房子。隨鎖遠在東北，千山萬水之外寫來了求告信：“我今年苦幹加巧幹，一定還賬。至於房子，就別拆了。拆了也賣不了幾個錢。蓋，可是要脫幾層皮的。”當年的創業艱難和起步風險，隨鎖和火閃兄妹都是寫照。
1980年代初期，改革呼喚出頭鳥。像隨鎖火閃他們，都是村裏的能人。他們有能耐，也有氣魄。一旦擺脫了政治重負，他們的能量立刻像火山爆發噴湧出來。他們大功不成，村裏有人笑話他們，更多的人們投去的卻是敬佩的目光。八十年代，改天換地的八十年代，新時期號召放開手腳，大部分農民卻還是不敢動彈。那時鄉裏村裏上門動員辦廠辦企業，隻要你答應，立刻提供貸款。可是老實巴交的農民誰敢要這筆錢?公社幹部和村幹部常常因為放不出貸款犯愁。隨鎖火閃豐年他們，就是那一批敢於出頭的人。在鄉下，他們是第一個動手吃螃蟹的敢於冒險的闖將。這需要見識，也需要魄力。也是長期被壓在底層，讓他們有改變地位的強烈願望，有豁出去拚一把的勇氣。這時，長期遭受壓迫一轉成了地富子女的優勢。這一個人群八十年代初期的大膽出動，至今依然是曆史上空的一抹亮色。
火閃豐年的南瓜粉廠，也遇到難關，南瓜爛在地裏沒人收，廠子破產，豐年躲債不見了蹤影。
廠子履行破產手續後，火閃和豐年離了婚，嫁到了運城。這個男人有工作，她從此住到了城裏。
火閃不藏不掖，高調走完了自己的離婚結婚程序。依照鄉俗，她在娘家高頭村請了十幾桌親戚朋友，宣布人生第二春開始。
火閃離婚再嫁，村裏多說火閃的不是。依我說，這是火閃的自主選擇。這也是麵對人生重大問題，地主女兒南火閃的第一次自主抉擇。在那個“隻許規規矩矩，不許亂說亂動”的年代，一個地主女兒，怎樣生活，怎樣言行，由得了她嗎?稍微越雷池一步，各方麵的打擊幹涉就紛至遝來。你隻能在社會的監視下低眉順眼循規蹈矩。這一次，火閃終於放開手腳給自己做了一回主。既然每個人的人生選擇都未必盡善盡美，我們為什麽要求火閃舉手投足閃閃發光?她不過為自己打算，礙著誰了?她樂意盡可隨她。
火閃豐年和隨鎖這兩家的最後一次合作，是給小學生印刷作業本販賣。豐年不懂經營業務，隻是憨膽大，放任在外營銷的業務員吃回扣。這一回，廠子可是賠塌了，徹底拔鍋倒灶。隨鎖也在外推銷，豐年指責隨鎖收賬不交錢，由此鬧了意見，斷了親戚，一家人反目成仇。
這一年高頭村正月二十五古廟會，劉豐年也來了。他不為趕會為鬧事。在高頭村村委會門口，他張貼了一張大字報：
眾位鄉親聽我言，我是申村劉豐年。
隨鎖和我是親戚，互不說話好幾年。
勸我辦廠他牽頭，一心給我跑外頭。
他今富得流了油，我的光景到了頭。
生意賠了我認栽，不該收賬不還錢。
隨鎖是個什麽人，大家替我多宣傳。
從這個大字報看，他們已經鬧得很僵。至於其中的衷曲，誰又能說得清。村裏人說，這就是把兩家的醜事攤給大家看，把隨鎖損了一頓。兩家從此交惡，隨鎖兄妹也從此斷了來往。
豐年死在九十年代，隨鎖死在前幾年。他們死後，他們的兒子頗得先祖家風，生意做得風風火火。隨鎖的兒子在晉北開熟食店，在太原買了房子，已經定居省城。火閃的兒子在運城開著一個燈具店，做霓虹燈燈箱，在運城置辦了兩棟小樓，一棟住家，一棟辦廠。他們都已經成為新一代的城市移民。兩代人的接力，終於填平了上一輩的政治陷坑，現在，後人驕傲地麵對新生活，從他們眼裏看出的，是平等和自信。
關於地主南光榮，他們都知道得很少。畢竟他們是孫子一輩了。
在運城找到火閃，她住在城中一棟小樓裏。一層擺滿了長長短短的鋁合金條子，有機玻璃構件，那都是製作霓虹燈的加工原料。她也68歲了，和孩子住一起。
剛開春的時候，她回過一次村裏，娘家給大嫂過周年，隨鎖的兒子也回去了。
他們見了麵，沒說話。
隨鎖兒子說，我姑就不理我。
火閃說，我是他姑哩，他不叫我，我能叫他?
看來這兩家的恩怨，還延續到了下一代。從飽受欺淩到揚眉吐氣，從相依為命到形同陌路，50多年來，這一家地主兄妹，走過了坎坷曲折的人生之路。品味一下，讓人五味雜陳，感歎不止。從淒風苦雨的艱難時世扶攜著走出來，又在發家致富的大潮裏結了怨。此時暮雲四合，星垂平野，看得出，火閃，心有千千結。
曾經的歲月有溫暖，卻是血淚相合流。今日，他們早已不再困在一窪涸轍，他們的天地無比廣闊。展望遼闊的海域鳶飛魚躍，那又何必俯首低回，懷念苦難。或許人生動如參商不相見，畢竟他們是在各自的水域盡情地遨遊，理解他們吧，今天終於有能力相忘於江湖。
(作者說明：文內引用文字均來源於高頭村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