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韓慶成 答：葉文福
韓慶成：葉文福先生，您好！祝賀您榮獲《詩歌周刊》第二屆“致敬詩人”。
此刻我記起36年前的1979年，您的《將軍，不能這樣做》在《詩刊》社全國優秀詩歌評選中，獲得專家和讀者的一致好評而高票當選，但正式公布結果時，這首作品卻被偷梁換柱，您能否介紹一下當時的感受？今天，您又是如何看待這種光天化日之下的文字暴行的？
葉文福：韓慶成先生您好！
《將軍，不能這樣做》這首詩是《詩刊》1979年8月號發表的——迄今已有36個年頭了。8月號《詩刊》8月27日發到市場，9月4日的《解放軍報》就立即轉載了。9月8日，上海《文匯報》轉載了。9月13日，《遼寧日報》配了一篇老詩人白樺的文章轉載了。9月23日《青海日報》配了一篇本社評論員的文章《勸君莫當大渡河》轉載了，這篇文章長達半版，與我的詩一起占了整一個版麵。這些是就我知道的材料，還有不少地方的報紙、校刊轉載。這種狀況是中國詩前無古人到目前是後無來者的，這是中國詩第一次適時而準確地點中了中國病態社會的死穴。
36年過去，這個民族至今沒有消化這首詩，也就是說，沒有讀懂這首詩。包括許多朋友，包括許多正麵的評論家和反麵的小醜，包括許多讚揚者，至今還在說這首詩是所謂反腐第一槍雲雲。這個民族的淺薄使我心寒猶徹，這個民族的無恥更使我不寒而栗。我知道我已經成了暗箭之下的烈士，一生在文學道路上的孜孜追求成了一丘黃土，黯淡無光。但是我毫無怨言。詩是我的孩子，我有幸生下了這樣的好孩子，死而無怨。上世紀80年代初，還在我挨批判期間，有一位畫家畫我的肖像，完成之後，問我起個什麽名字，我不假思索，悲愴地說:《明天認識我》。
在這裏，我不得不借您的平台，再一次明確地道出我的詩的主題。自古詩無達詁，詩是供人無極限地想象的。要一個作者去解釋詩的主題，這本身就是一個無法忍受的痛苦。但是我沒辦法，36年過去，置身於這個無知的民族，在這個野蠻殘酷荒蕪的年代，我麵對的是這裏的聰明的和愚昧的人們，不知道是真的還是假的故意讀不懂我的詩，說我的詩是反腐的利器，要以它為他們認可的政治服務。
於是我不得不堅決地說：“否！”
我的詩《將軍，不能這樣做》是對這一場所謂革命的性質的拷問，對文學有一點常識的人都應該懂得，在這首詩中，所謂反腐，不過是進入主題的切口。
回望中華民族的曆史，封建專製有多長，腐敗就有多長，腐敗與專製是孿生子，是以我對所謂反腐根本沒興趣。這個時代的中國人，不去考求曆史的得失，不去徹底鏟除生長腐敗的土壤，反腐根本沒用，或者說隻是製造一個口號，來迷惑這個極易滿足的人人都自以為聰明的愚昧民族而已。
是的，這個民族至今不認識我。這不是我的不幸，是我的民族的不幸。一位真正的詩人，總是用自己的作品表達自己的信仰、性格、情操和美學觀點；一位真正的詩人，就是天生的熱愛自由的人，熱愛平等的人。這些美好的性格和追求，如果隻是某一個人的素質，倒也罷了。詩人不是，詩人熱愛並舍身忘命地追求自由、平等、知識、進步，是積攢了整個民族乃至整個人類的痛苦、奮爭和希望和能量，他應該是民族的代表，是人類的代表。每個健康的民族之所以都熱愛自己的詩人，我想就是這個內在原因。我很榮幸地當上了被鄧小平冠之以所謂自由化的代表。他惡意地給了我作為詩人的最高榮譽。可惜他死了，假如沒死，我或者可以反問一句：“我是自由化的代表，我很光榮。詩人是自由的化身。你呢？你是什麽的代表？你有膽量像我這樣誠實地回答麽？”
他當然不敢說出來。說的不做，做的不說——這就是他們的政治遺產。
我以自己的苦難，我以自己作為詩人的一生的苦難，終於弄明白了什麽是詩的內涵，弄明白了為什麽中華民族是一個詩的民族。
中華民族之所以是詩的民族，是因為中華民族的詩是中華民族思想的旗幟。她嘩啦啦地飄揚，美麗而悠揚，召喚著一代又一代的思想家、思想者對中華民族一代又一代的專製統治進行體味，反思，否定和徹底的反抗。她使中華民族美麗，人性，高尚，善良，純樸。
什麽是詩呢？關於詩，世界上有無數解釋。作為一位中華民族的詩人，我的第一理解是：詩，就是你打我，我沒有能力還手，但我有能力勇敢地說：痛！
詩的本質，就是痛。痛是可以轉換的。轉換成愛，轉換成對美的賞析和追求，對愛的追求和歌吟；轉換成恨，轉換成對假、醜、惡的仇恨和鞭撻等等。
中華民族之所以是詩的民族，就是從古到今一直在痛。詩人們隻有痛得躲進詩行裏，喊出來，才能減輕些微疼痛。
我們的祖先在創造漢字的時候，大約就深刻地體味到詩的滋味。漢字的“詩”字，左邊是言，右邊為寺，合起來就是——語言的寺廟。所以我認為，詩是一門宗教。但詩不是佛教，不是道教，不是儒教，不是世界上任何一門宗教，而是詩教。
詩教的教主是詩人自己，詩教的教徒也隻有詩人自己。
詩人寫詩，不是為讀者寫的，而是為自己寫的。讀者讀詩，是願讀者讀，如同香客進香，是用寺廟幽靜的環境、悠揚的鍾鼓之聲稀釋自己的痛苦。
所以，把詩延伸到寺——詩無言為寺。什麽意思呢？我想大約是說，寺廟也是詩，是詩的固化，是飄忽的詩的思維的固化。所以我的詩學觀是：詩者，寺也，語言之寺也；寺者，詩也，無言之詩也。
這個時代的中國的“社會主義者”們創造了一個奇跡：他們可以肆意地做各種無法無天的事，人民卻不能有任何哪怕是恭謙的那怕是文學的、詩的不同看法、不同意見。
《離騷》作證，中華民族最偉大的詩人屈原就是一位用整個生命熱愛自由、熱愛平等的詩人。中華民族一代代知識分子正是透過他華美的詩句撲捉到他對自由對平等的生死之愛才尊他為詩祖的。
說一句閑話，最近有一個分管法律的高級官員說要抵製西方的法律觀念雲雲，我看了直笑。追求自由、平等，恰恰是中華民族的本源。《離騷》是中國的吧？《離騷》說：“勉升降以上下兮，求矩鑊之所同。”大意是指上上下下到處尋求法度的一統，一致。這是西方的麽？這是南方的，楚國的。
我經過了終生難忘的“文革”，看過了鋪天蓋地的歌頌“文革”、歌頌這個那個的所謂詩。我親眼看見過時永福一夜寫一首長詩《毛澤東之歌》、《周恩來之歌》、《朱德之歌》、《楊開慧之歌》等等，有一首傳下來了麽？隻會留下曆史嘲笑的把柄。更可笑的是，我們麵臨的現實，是你寫一千首歌頌萬歲的詩沒人理你， 隻不過是所謂詩人們的保命底線而已。時永福寫了那麽多廉價頌歌，無人置評，後為一點小事，被誣為強奸犯，像扔破鞋一樣扔到垃圾桶裏去了。
“文革”過去幾十年了，中國人總結了一丁點兒教訓了嗎？沒有。有一個小醜跑到寶塔山上去寫所謂詩表示效忠，還當上了所謂詩壇領袖——真乃是無恥成家了。
確實有些將軍建議把我開除黨籍、軍籍，遣送回家，更有人要把我槍斃。詩發表不久，《北京晚報》已經登出了目錄、時間、頻道，準備播出瞿弦和朗誦的這首詩。當時沒有電視，我個人也沒有收音機，朋友們幫我找到收音機，可是到了時間，調好了頻道，卻是別的節目——不聲不響就刪掉了。後來終於傳來了消息，說是當時黨內分管文教口的耿飆見了這首詩拍起桌子大罵：“老子住牛棚他在哪兒？剛回來消停了幾天他就來說三道四！這家夥是從哪裏來的？”派人打電話直接刪掉了這個節目。
我根本不認識的二炮政委陳鶴橋，在全兵種政工會上說：“有個叫葉文福的，寫詩說我拆幼兒園蓋別墅。我今天莊嚴聲明：第一，我是拆了幼兒園，但我隻拆一半；第二，我是花了幾十萬元，但花的是人民幣，不是外匯；我花的錢是在我這個級別允許的範圍之內的。”幸好二炮機關有不少幹部是我們工程兵而且是我們126團調過去的，把這個消息傳給了我。不過這個消息後麵還有陳鶴橋不敢說的消息，那就是為什麽陳鶴橋隻拆了一半幼兒園？是因為二炮的幼兒園占麵積很大。再者，陳的老婆是幼兒園園長，如果全拆了，她就當不成這個在家就可以當的園長了。而且，他說他花的錢是在他這個級別允許的範圍之內是純粹的謊話。負責為他籌劃別墅的朋友告訴我，他不知道超過了多少倍。這個朋友一直向上級反映，上級沒一點動靜，陳鶴橋在上麵的支持下，還有恃無恐將他轉業了。
我所在的軍委工程兵政委王六生就在工程兵政工會上說：“葉文福這號人，還批判什麽？直接槍斃算了。”這話是幾十年後，當時參加這個會議的人告訴我的。
就我知道的關於這首詩的評獎情況大致是這樣：
1、1981年詩刊社主持的這次優秀詩作評獎是改革開放至今唯一一次全國讀者直接用選票評選的。那時候沒有網絡，都是讀者寫信投票的。因為當時詩刊社有我不少朋友，每天從全國來的選票數都有人告訴我，每天都是《將軍，不能這樣做》一詩遙遙領先。現在都是所謂專家評選，都是所謂專家收了錢評選，或根據上麵的意誌評選，遊戲而已，鬧劇而已，有什麽文學意義呢？
詩刊社根據讀者選票，決定選出得票最多的前35首詩為獲獎詩，其中1—3名為一等獎；4—10名為二等獎，11—35名為三等獎。我有三首詩不但在35名之內，而且分別是第一名——《將軍，不能這樣做》、第四名——《祖國啊，我要燃燒》和第十一名——《站崗》。這就意味著，我一個人就有一個一等獎，一個二等獎，一個三等獎，而且每一首詩都是那個等級的第一名。
2、當時發獎大會是在京西賓館召開的。會前，我已經知道劉白羽給作協寫信，說我的《將軍，不能這樣做》這首詩汙蔑軍隊高級將領的事了。當時的悲憤之情是無法用語言可以形容的。本來想拒絕參加發獎大會，但是一想，你拒絕參加有什麽用呢？人家可以更順利地開會，隱瞞不該讓新聞知道不敢讓人民知道的醜惡部分，讓人民隻知道所謂美好的部分，這是他們幾十年來最會幹的伎倆，我決不能讓他們得逞。我深深知道，這不是一首詩的榮譽問題，而是整個民族的前途問題，我作了最壞的打算，決定拚死一搏。
我一個人設計了一個在發獎大會上的行動計劃。為了實施這個計劃，我買了一雙細紗白手套——想以此顯示詩人品德的高貴，買了劉白羽的幾個散文小冊子，裝在軍用挎包裏，到京西賓館參加了發獎大會。
我的不配合不妥協態度早已通過許多朋友的秘密渠道傳到了作協。開會的頭天晚上，作協的七位副主席集體找我談話——到現在我隻記得有張光年，有艾（青）老——七個人真是七嘴八舌地把整個情況給我說了一遍，說作協的為難處，說了文學要為政治服務等。要求我配合大會，具體怎麽配合怎麽配合都講得很細致。為了封住他們的嘴，我早就想好了好辦法。我第一句就問：“你們都是作協副主席，你們對我說的這些意見都請示了巴老嗎？”
巴老是當時的作協主席，可是巴老基本不到北京。我於80年底寫的一首抒情長階梯詩《青春的歌》在這次發獎大會之前不久的全國劇本創作座談會上，被馮驥才看後大大誇獎了一通，隨後被他寄到上海《收獲》。幾十年隻登長篇、中篇小說、根本不登一首詩的大型文學雜誌《收獲》，竟然一字不改，立即全部登出來了。我從心底裏崇敬巴老，我知道我的思想得到了巴老的首肯。果然，我這一句話擊中了七位副主席，好一會兒，隻有艾（青）老歪著頭，斜視了我一眼，半正經半幽默地說：“沒有。”其他人也都笑了。我說：“這麽大的事情，你們連直接領導都不匯報不請示，你們是奉了誰的命令來要求我配合你們的無恥出賣的？”幾位老人誰都不做聲了。我堅定地說：“老人家們，你們別勸我了，我肯定不會妥協的。我不妥協的理由是你們的無理。為了保衛這首詩，為了保衛這首詩的立場，我將英勇地戰鬥一生——從現在開始。明天我肯定要造反，我肯定要打擊你們的無恥，你們準備去吧，我已經準備好了！”說完我就先退出了那個小會議室。
我這一生由衷地崇敬艾（青）老，感謝艾（青）老，因為艾（青）老在我一生最重要的幾年裏，無微不至地關懷我，體貼我，指導我，關鍵時刻還保衛我。那種真誠超越了個人情感，使我深深感到了我們民族的體溫的溫暖，感到了文學的傳承的偉大力量。
我回到房間不一會兒，艾（青）老就到我房間裏來了，一句話沒說，抓住我肩頭就往外走。進了一間小會客室，艾（青）老問我：“你說你準備好了造反，怎麽個造法？”我就把我設計好的一整套方案和盤托出。艾（青）老一直靜靜地聽我講述，憂鬱的眼神使我終身難忘。當我說我要在主席台上用戴白手套的手把劉白羽的幾本小冊子從挎包裏掏出來，砸到他臉上時，艾（青）老鐵青著臉猛地站起來，徑直往外走。走到門口，打開門，手握著門把手，回過身來，輕輕地說了我終生不忘的四個字：“打人犯法！”
打人犯法。是的，尤其是這時這刻，小人們正愁找不到把柄，艾（青）老及時地提醒了我，使我沒在關鍵時刻犯曆史性錯誤。
第二天發獎大會上，賀敬之在中間，台上站著七位發獎者（我還是隻記得有艾（青）老，有張光年），所以領獎者也就七個人一組上台領獎。我一看劉白羽沒到場，十分惱火。我準備了一份發言稿，準備即使搶也要搶到話筒在大會上發言。可是台上沒有話筒。這就是說，人家已經精心防著我了。我坐在第五排，我左邊是高伐林。我低聲對伐林說：“我不動，你就別動。”伐林點了點頭。
這裏我想講一個終身難忘的大會花絮。
因為發獎大會是京西賓館召開，京西賓館屬軍隊管轄，所以代表和觀眾入場的時候，有幾個帶袖標的戰士在過道上來回巡查。當時《不滿》一詩的作者駱耕野穿一件大紅背心，坐在和我同一排左邊的最邊上。有一個戰士到他身邊，說他穿背心不符合禮儀，輕聲要求他去換件襯衫。駱耕野是一位極有性格的詩人，馬上大聲叫道：“幹啥子喲，軍隊不要越權，我是老百姓，哪個要你管？”指著我說，“管你的軍人去。”那個戰士悻悻地走了。
因為把第一名的詩取掉了，所以無法評詩的一、二、三等獎，所以小說、報告文學獎都有等級，隻有詩的獎項沒有等級。我最後得獎的詩是《祖國啊，我要燃燒》。
當喊到我的名字和我得獎的詩名的時候，我立即站起來，取下軍帽，狠狠地摔在座位前的條形桌上，再坐下，閉上眼睛。
這時候，全場幾千人鴉雀無聲，靜得令人發寒。我不知道這種令人窒息的時間有多長，我隻知道連我自己都幾乎窒息了。除了高伐林與我一樣端然而坐，身邊好幾位得獎者都湊過來低聲勸我，我不為所動。台上的七位發獎者也都站在那裏不知所措。我不知道要如何僵持下去，我隻知道不能接受這樣的結果。如果隻是個人榮譽，我絕不在乎。我理解的是這關乎民族的前途，我決不能有絲毫退讓。
大會幾乎開不下去了。雙方都無言地僵持著，沒有人動。
終於，《人到中年》的作者諶容大姐從前兩排轉過身來雙手緊握著我的手，朗聲說：“葉文福，好樣兒的！你如果今天直接上台領獎，我還真有點瞧不起你。但是到此為止，該你做的你做到了。再堅持，就授人以柄。你大概不知道上麵的情況，作協已經盡了最大努力，能開這個會，已經不容易了。你知不知道有人要砸這個會？”大姐流淚了，我也流淚了。大姐狠狠地拍了拍我的肩膀，推了我一下。我仿佛感受到一股魔力，默默戴上軍帽，離開了座位。
我從右麵走上台，站在台口，到七位發獎者麵前隻有幾步路，但這幾步路對於我就如同萬裏長征。我站在台口，輕聲說了一句全場都能聽到的話：“我從寫第一首詩起，就不是衝著這樣的領獎台來的。”
其實也就是走個過場，與七位發獎者握握手，就下來了。
當天晚上開小組會。艾（青）老與我一個小組。艾（青）老知道我有個發言稿，是準備在大會上發言的。所以剛坐下來就大聲說：“葉文福，你不是有個發言稿嗎？大會念不成咱們小會上念——我來替您念！”
艾（青）老替我念了發言稿。
3、幾十年後，當時的詩刊社編輯部主任吳家瑾女士給我寄來一封當時詩刊社由她執筆寫給作協的一封抗議信原信複印件，這封信堅決地反駁了劉白羽對這首詩的誣陷。幾十年之後，我也就一笑了之了。
來源：《詩歌周刊》第15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