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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譽為億萬知識青年福音書的信件原文
上世紀60年代，我與成千上萬的知識青年響應黨的號召上山下鄉，到農村去，到邊疆去，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把我們的青春熱血、理想和追求毫無保留地奉獻給了祖國的廣闊天地、山山水水。蹉跎歲月，時光流逝。當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春風吹遍祖國大江南北，全國上下平反冤假錯案，百廢待興，成千上萬的知識青年陸續返城時，我們韶華已逝，一切已事過境遷。我們這些當年熱血沸騰的上山下鄉知識青年們一下子成了城市裏安家立業的困難戶，在很多人眼裏我們是“三等公民”。即使給安排了工作，工種一般也是最差的。苦，我們並不怕，上山下鄉這麽多年，什麽苦沒吃過？最令人感到不平和辛酸的是，都已人到中年即將老年的我們，如今上有老、下有小，可由於下鄉插隊農齡不算工齡，我們的工資級別、住房、培訓、福利待遇等都將從零開始，這就使我們陷入經濟困窘之中。下鄉的農齡算不算工齡，這個問題解決與否，直接影響數以千萬計的知識青年及其家人的生活乃至生存問題。在這種情境下，我與1979年返城的老知青，當時就職於湖南株洲湘江機器廠辦公室秘書的蕭芸商議，決定鼓起勇氣就農齡問題給湖南省委省政府領導寫了一封信，此信最後得到了當時的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的親筆批示，根據這一批示，1985年國家勞動人事部頒發了1985（23）號文件——《關於解決原下鄉知識青年插隊期間工齡計算問題的通知》，聞訊的知青們奔走相告，欣喜若狂，因為我們在農村插隊期間的農齡可以堂堂正正按規定轉成工齡了！
翻開被深藏封存了近30年的8368號檔案卷宗，這封被譽為數千萬知識青年福音書的信件原文如下：
各位領導：
我們都是六四——六八年下鄉，七八——七九年回城的知識青年。奔赴廣闊天地的熱烈場麵曆曆在目，青春熱血在胸膛裏升騰的情境記憶猶新。在農村，我們日複日、年複年，泥水裏滾，汗水裏泡，一幹就是十多年（最長農齡達十五年），在黨的政策召喚下，我們流著眼淚回到“娘家”。
作為社會曆史的一朵浪花，“上山下鄉”成了過去，並即將被遺忘。但我們這些親曆者對自己的不尋常的曆史卻是銘心刻骨的，因為，我們把人生最美好的一段獻給了她。我們並不是犧牲者，也不是碌碌無為的庸人，猶如將軍回首戎馬生涯一樣，我們常常回味那不尋常的“蹉跎歲月”。在國家機構幾乎癱瘓，生產停頓的動亂時期，我們幾千萬知青在農村，自食其力（不與城裏同胞爭飯吃，爭穿用），深居茅棚（不與城裏同胞爭房住），荷鋤肩擔（不與城裏同胞爭飯碗），糧棉田裏，我們曾灑下了多少汗水，這對當時國家經濟狀況的平衡，社會秩序的穩定應當是有積極作用的。若不如此，國家又會是何模樣？這些看不見的、因而不被人重視的貢獻，不應當隨著曆史的推移而被抹煞。
令人費解的是：在城裏複員軍人軍齡算工齡，家屬、閑散勞動力轉正前的合同期、臨時期都算工齡，而作為有組織，有號召，有計劃上山下鄉運動的積極參與者——下鄉知識青年的“農齡”卻被一筆勾銷了，這點，我們不能理解，也不能忍受。上山下鄉在當時來說是黨的工作的一個部分（應當這麽說！這是客觀發展的必然結果），遺憾的是，有的人總是把知識青年回城看成一種“恩準”（這種人的另一種觀點是下鄉“活該”），因而知青的“苦衷”無人過問。彈指間，皺紋、白發都爬上了我們的眼角、頭上，堂前父母老，膝下兒女大，說來慚愧，我們的工資數（元）比年齡數（歲）還要少。若遇不測，還要欠債度日，甚至一如過去，老著臉皮伸手向親友要錢。如今提倡向前看，國家前途是令人鼓舞的，但我們個人前途是不可卜的，現在大家多在傳說：八五年以後，國家工資製度將要改革，我們這些“無學曆、少工齡、缺乏技術特長”的老知青輩將會作何安排？國家是否能理解我們這些為數不多的人的憂慮（也是成千上萬人的）？
可以毫無愧色地說，最後回城的我們這些知青幾乎是勤勤懇懇、踏踏實實幹在農村的老實人。中國有句俗話：“老天不欺負老實人”，我們希望，國家在調整低工資，製定工資改革政策的時候，能考慮到我們的客觀情況和實際困難，能在國家財政經濟允許的情況下，適當提高我們的經濟地位，使我們能和全國人民一道富起來，不至於永居“第三世界”，更重要的是，要使“下鄉吃大虧論”無立足之地。我們真誠地希望，我們微弱的呼聲能換回祖國領導者傳送的福音。此致
崇高的敬意
湖南省部分老知青
一九八二年十月七日
蕭芸文才很好，在湘潭地區鄉下插隊時曾擔任過連隊秘書，尤其擅長撰寫反映知青生活、思想情況的報告，文革期間她還給中央寫信反對“血統論”。知青返城後，由於插隊農齡不算工齡，造成廣大知青工作安排差，工資待遇低，精神上受歧視，內心苦悶壓抑，經濟上十分拮據，生活上陷於困境。在這種不得已的境況下，我與幾十名知青戰友再次找到蕭芸，懇求她能為廣大知青寫一篇申訴報告。這封信就這樣誕生了。而當蕭芸興衝衝地把幾易其稿的定稿信拿出來請知青們閱讀、簽名的時候，大家卻你讓我、我讓他地互相推諉，誰也不敢帶頭簽名。因為當時文革“文字獄”的遺風還盛，如果撞到政治槍口上，判個“現行反革命”也不是不可能。麵對簽名紙上的空白，此時的蕭芸感受到了巨大的壓力和孤獨。毀稿肯定不行，一旦有禍，定會罪加一等，隻有獨自承擔風險了。想到這裏，蕭芸天不怕地不怕的個性又促使她一不做，二不休，毅然把信尾落款的“湖南省部分老知青”劃掉，改寫成了“執筆人：株洲市湘江機器廠辦公室蕭芸”，隨後立即把信寄了出去。
這封信一寄出，蕭芸當時感到如同寄出了自己的命運。據蕭芸後來回憶說，自從信發出後的那一段時間，她每天坐在辦公室裏隻要一聽到電話鈴響，心裏就緊張地嘣嘣直跳，害怕是公安部門打來電話追查信的問題；看到陌生人到廠裏或到廠辦公室問什麽情況，害怕是便衣警察來調查寫信人……其緊張程度不言而喻。然而，誰又會想到，就是這封信，後來使成千上萬名曆盡千辛萬苦插隊生涯的知識青年們得到了一份尊重，一個肯定，也從而奠定了廣大知青返城後在工作、經濟乃至生活的起點。因為工齡涉及到中國勞動者未來的養老退休金核算等一係列問題，所以說，蕭芸這封信最重要的是解決了廣大知青的插隊農齡算工齡這一關鍵問題，從很大程度上改變了廣大知青後半生的命運。
此信寄出後，一路順風，曆經三位領導之手。信最先寄到湖南人民出版社的潘運告書記手上。據蕭芸後來說，當時信寫好後沒有人敢簽名，她以個人名義簽了名，也覺得問題難辦，如果沒有熟悉的領導引薦和督辦，可能會出現兩種情況：一是因信件內容涉及當時最敏感的政治問題，可能被追查打擊；二是被作為一般群眾來信處理，石沉大海。蕭芸將信直接寄給潘運告書記，是有其淵源的。因為潘運告原來在蕭芸下放的湘潭縣擔任過縣委副書記，分管過知青工作，蕭芸當年寫的知青材料，還幾次得到潘運告書記的批示。所以，當蕭芸陷入進退兩難之際，一下子又想起了當年曾分管過知青工作並關注過她的老領導。潘運告書記接到蕭芸的信後十分重視，因為“知青問題”家家有，也算是一個比較重要的問題了。他將信當即交給辦公室主任林大智，並囑咐及時轉交其他社領導傳閱，以出版社收集民情民意的名義提交省委。出版社黨委在信件前附了呈詞，加蓋了鮮紅的大印章，將信立即派專人送轉到了中共湖南省委辦公廳。湖南省委辦公廳文電處看到這封信和出版社的呈詞，覺得事情重大，當即將信轉呈分管文電和來信來訪工作的辦公廳領導，辦公廳領導看後又立即將信轉呈給分管來信來訪和知青工作的省委副書記劉正，劉正副書記看完信後當即批示：此信件反映情況屬實，請中央批示。當時，正好湖南省委有一批急件派專人坐飛機到北京呈送胡耀邦總書記批示，於是，這封信又加蓋了中共湖南省委的大紅印章，青雲直上的到了北京，並順利轉到了總書記的辦公桌上。不久，知青農齡轉工齡，成為胡耀邦總書記落實政策“六年兩千件”中的一件。（責任編輯 吳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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