閑情逸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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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 肖郎：我在七十年代做老師 (5) 女生來娣 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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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七七屆
77屆中學生本來應該在73年秋季由小學升到中學，並由我們這批原來教73屆的老師來接手任教，但文革以來，中學弄得還要管學生畢業後的分配工作，到了73年這一屆，分配工作已經越弄越複雜，變得十分敏感，成為涉及上海千家萬戶老百姓生活中的大事，所以不得不讓我們老師要用半年的時間來對付。於是77屆學生隻能在小學裏等待，等我們這些老師忙完了73屆分配，到74年春季，才能讓他們升上來。我現在想不起來這半年的“等候”期間，那些小學是如何來安排這批學生的？是把他們“散放”“失學”在家呢，還是仍舊在原來的小學裏上課學習？如果仍舊上課學習，他們用什麽課本教材？還有，他們如果佔用教室和老師，那小學一年級新生是不是也得在家等待半年，要春季才能入學？實在是想不明白。
整個國家當時已經被幾根“攪屎棍”弄得天翻地覆，在今天看來，這種簡直就是“把教育視為兒戲”的咄咄怪事，當年的人們是早就見怪不怪了。
74年初，我接手了一個77屆班級，然後跟班做了他們差不多整整四年的班主任。畢竟接班時他們年齡還小，大多數學生還聽話，管得住，我也能以自己的方式和他們接觸，把自己的理念，感悟，非常有限的知識和他們共享。好在77屆的四年中學期間，既沒有拉練，也沒有學工學農這樣的事來無端幹擾，他們相對也是能夠學得比較多的一屆學生。
但是，那時整個社會還是在“四人幫”一夥人的反動統治之下，學校，老師剛剛想好好給學生上課，讓孩子多學些有用的知識，走上學校教育的正軌，“攪屎棍”們馬上又來鬧事，比較有影響的事件，是他們弄了“張鐵生”和“黃帥”這二個“反潮流英雄”出來。其實，下鄉知青張鐵生當時隻是抱怨因為農忙不夠時間複習，從而認為那時大學招工農兵學生的考試不公平，而小學生黃帥也隻是在自己的日記裏表示對老師有不滿意，但“四人幫”這些傢夥硬是扯成了一個是反對一切考試和測驗的“白卷英雄”，另一個是反對“師道尊嚴”的小女孩英雄。學校本來就夠亂了，老師這工作也極其難做，這些不可一世，狗屎不如的混蛋還要來如此胡攪蠻纏，你叫老師還怎麽上課，教育學生？記得當時我們所有的老師對當局這種顛倒黑白，混淆是非的做法，敢怒而不敢言，心裏真的涼透了。
我還是常常“掛狗頭，賣羊肉”，那時，又多了一個途徑，我可以光明正大地給學生“評水滸”了。因為毛在那年代講了一些有關“水滸傳”的話，不知道他是出於什麽樣的“陰謀”或“陽謀”，也不知道他講宋江“隻反貪官，不反皇帝”是啥意思，反正是全民傳達了。於是我時不時地在課堂上抽出幾分鈡也“評”上一段，很受學生歡迎，有時像是說書一樣，吊著他們胃口，我也乘機“漫天要價”：你們不光是上我的課不搗蛋，上其他老師的課也要遵守紀律，如果其他老師到我這裏來反映你們上課紀律不好，我就不評水滸了。學生為了要聽故事，搗蛋鬼也真地遵守課堂紀律起來。
我主要是用這些生動的人物和故事，來告訴學生什麽是對錯，什麽是善惡這些基本的倫理道德。我自己從心底裏不認同以“階級論”來劃分事情之對錯，人之好壞的觀念。文革期間之所以會發生種種慘劇人寰的暴行，原因之一就是無知的施暴者被灌輸了階級鬥爭的“極端”思想，以為用什麽樣的暴力來對待所謂的“階級敵人”都不為之過，都是革命行為，而當局也僅僅以一句“出於樸素的階級感情”來掩蓋，淡化那些施暴者種種光天化日之下的血腥罪行。這種無法無天，流氓土匪思想的流毒不知道有多深，有多廣，害死了千千萬萬無辜的人，拆散破壞了無數家庭，也毒害了整個國家，和民族！
然而，那時的社會上，統治者們的腦子裏還是以這種階級鬥爭的思維為主導，比如，對社會上的各種犯罪，統統以階級鬥爭論處，其實絕大多數都是年輕人因為無正事可做，犯的流氓或鬥毆事件，於是就是沒完沒了的公判大會。我們的學生，一般會被組織去參加這種公判會，以接受所謂的階級鬥爭教育。最荒唐離譜的一次公判會，是在公判現場（一個體育場）裏槍斃一個大概是因為打架鬥毆致人死亡的年輕犯人，而我的學生，都是未成年的中學生，竟然被強迫去看殺人！
1976年9月，毛終於死了。舉國上下，隆重地為他做了“頭七”，各地開追悼會，到處擺滿了白花圈，人們胸掛黃紙花，臂套黑紗布，還都要哭喪著個臉。但是一個月不到，以他老婆為首的四人幫就被抓了，幾天後，應該是為老毛死後做“五七”了吧，但是長城內外，大河上下，全國各地卻是更加隆重地開了慶祝大會，那正是紅旗飄揚，鑼鼓喧天，人們喜氣洋洋，興高采烈，高唱“祝酒歌”：“十月裏響春雷”，“千杯萬盞也不醉”！
我們做老師的，凡是有一點點良心的人們，誰都知道，教育和學校這一塊地方，必須要改了，不改的話，國家的前途真的要被糟蹋完了！僅僅幾個月後，大約在77年初，我們學校就把77屆學生按照優，中，差重新分班。這並不是我們學校的發明，大概全上海的中學都這樣做了。分班一般是分成兩頭小，中間大的橄欖狀，我們學校是分出二個尖子班，二個差生班，絕大部分的學生被分在中間班。這樣分班，從表麵上看，是因為學生中文化知識上的“貧富”差距太大，再混在一起上課，大家都學不好。但實際上，這種分班卻也是為尖子班學生的高考作準備，給他們配備了最好的老師和教材，拚命加料，提高。雖然那時高考還根本無影無蹤，八字沒有一撇，但老師們堅信，那一刻一定會來的，隻是遲早的事。所以，後來歌功頌德的人們把恢複77屆高考全歸功於鄧小平一人身上，確實，這事他做得對，做得好，可事實是，民間早就為高考在作準備了，要早於他作出決定起碼有半年（中央的教育工作會議決定恢複高考大約是8月份）。
學校的那二個差生班，學習當然是差到極點，其中的一個班，學生並不是很“壞”的那種，上課也並不搗蛋，僅不過屬於腦子不大開竅。而另一個，是把全年級各班最調皮搗蛋鬧事的“壞”孩子集中一起，全部是男生，共收了37條“地煞星”好漢。領導和我說，這個班主任的位置，非你莫屬。我想想也是，年級組裏其他所有老師，起碼是本科或專科的科班出身，隻有我，一個濫竽充數的高中生而已，當然隻能去教這樣的班級了。
領導的意圖，無非是讓我管住這些搗蛋的孩子，不讓他們去影響其他的人，不出事就是“上上大吉”。但我也有些責任感，屬於既然做，就想把事情做好的那種人。第一天給這個班上課，我記得大致講了這樣意思的話：“我們都是來自五湖四海，因為一個共同的原因，走到一起來了。”於是，全班同學都樂了。然後，我讓大家講講自己是從什麽時候開始“壞”的，都怎麽個“壞”法，因為“壞”，都吃過些什麽苦頭，受到過哪些“懲罰”。學生們都高興，好在大家都是“壞”到了一起，沒了顧忌，人人開始顯擺，痛說“壞”史。大家講夠了，我話題一轉，嚴肅擺出正題：那我們這個班今後怎麽辦？學生們都沉默了，不作聲。我指出，無非是二條路，一條，大家一路“壞”下去，我陪大家，混到畢業。另一條，我帶領大家，於死地而後生，從此變一種活法，給所有瞧不起我們的人“一點顏色看看”。
毫無懸念，所有的學生都願意走第二條路。但怎麽個走法？我建議，首先要建立班級的榮譽感。我把意圖和大家一說，所有學生都明白，也願意這麽做，那就是在學校裏從“學雷鋒，做好事”開始。
我們學校也有二十來年曆史了，就像是個老房子一樣，總是有幾個堆著雜物垃圾的場所和角落，雖然人人看著不舒服，但誰都感到不是自己的事，不願去管。利用放學後的幾天，我帶領全班同學就把這個活給幹掉了。我們學雷鋒有點不一樣，雷鋒同誌是悄悄地做好事，不讓人知道，但悄悄地寫在日記本裏，然後不知道怎的，又被人悄悄地看到了他的日記。我們沒有那麽“高尚”和“偉大”，我們是大聲地，大張旗鼓地，就要讓人人知道，我們在做好事啦！垃圾堆清理幹淨了，麵貌一新，全校師生都看到，都知道是我們這個“差生班”幹的。
我再給學生打出一條口號，叫做“我們也有一雙手，勤勞勇敢不怕苦。”這是表明，雖然我們學習比不過其他人，但是我們有力氣，能幹活，這就是我們的長處優點。以後，全班又粉刷了學校裏的幾堵牆，再貼出通告，各班如果有課桌椅壞了，隻要往我們“差生班”教室外的小信箱裏投入一個紙條，告訴是哪個教室，我們放學後立即去修。這是因為學生中有幾個會點木匠活，可能他們的老子就是廠裏的木工，所以孩子多少也學了些手藝，這種資源是一定要用。
做這些事情並不是很難，不到一個月，我們這個“差生班”的形象和牌子就樹立起來了。全校表揚，人人皆知，這是一支特別能幹活，能吃苦的隊伍。我也是個會“作”的人，堅持學校領導一定要同意，讓我們班的學生也參加校門口的值勤工作，就是每天學校開門，學生進出校門時來維持秩序的工作。這樣的工作，一天早，中，下午放學有幾次，本來是由學校高年級各班的紅衛兵學生輪流來做，本身也有一種榮譽和榜樣的性質，如今我們這個班級的學生也戴著紅袖章，像模象樣站在學校門口維持秩序，這些原來的“壞”孩子們心裏不知道有多麽自豪！
老毛一死，四人幫倒台，人人都知道，完全不得人心的上山下鄉政策不可能再繼續下去，毫無疑問，現行的中學生畢業分配製度也必然要改變。那時候，盡管人們並不知道會是怎麽個改法，但有一點是明確的，就是不可能再吃“大鍋飯”了。上海各工廠，用人單位早就不滿意這種“隻按家庭情況”來分配的製度，嚐夠了這種製度所帶給單位的直接惡劣後果。由於他們沒有選擇用人的權利，學校分來了，不管“優劣”，隻能照單全收，進來後，再調皮搗蛋，或完全不合適單位所需，也不能開除辭退，造成了那時“不做36，做也36”的極度不正常的現象（當時上海青工的工資都是36元）。 而知識界，教育界，更是借批判四人幫一夥長期散布“書越讀越蠢，知識越多越反動”的謬論，已經矛頭直指那時的教育方針，揭露其實質就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是封建帝王的“愚民政策”。
世道要變了，大家在等待，等待那“大浪淘沙”時代的真正到來。
學校向來是個敏感的地方，我的這班學生，在第一波的小浪裏，就已經被掀翻了，被打上了“差生”和“次品”的標記。不管是有意還是無意，我後來在這個班級裏經常講的和做的，就是告訴我的學生一個簡單的道理：擇優汰劣，這本來就是一個健康社會的必要機製之一。我努力幫助他們認清楚這個形勢，從而給自己定位，知道自已可能做不了什麽，但是還能做什麽，隻要努力，也可以成為一個有用的人，幫助他們重建自信和自尊，不讓他們更沉淪下去，提醒他們，不要將來被這個社會所淘汰。
畢竟是畢業在即，又親眼看見社會在發生變動，而自已就要踏上這樣的社會，所以很多學生，即便是再難纏的學生，也都能感到我的一番苦心。另一方麵，由於這個班級的特殊性，學生們反而感到了從來沒有過的“平等”，因為在班裏，大家“腳碰腳”（差不多的意思），在校內，大家努力了，也沒有人再歧視他們。學生們由此萬分愛護班級的榮譽，他們自己在班裏有“共識”和“協議”：“辣XX的，拉狗（誰）敢在學校裏“茄胡落調”（搗蛋的意思），出校門就擺平他！”
77年10月，上海的報紙登了中央關於恢複高考的通知（現在知道是77年10月21日），我讀後，雖然發現自己也在可以報考之列，可是我最初的反應是無動於衷，感到那事好象已經太遙遠，不關自己什麽事，中學畢業十多年，早就不做那夢了。一個多星期後，學校裏有一個也是崇明出身的老師來找我，希望我能和他一起考，他說全校有十幾二十個崇明老師，除了他之外，居然沒有一個人想考。我被他一說，就像是戲文“思凡”裏的角色，動了心，畢竟當年也是實在想讀大學。這樣“蕩漾”了二天，終於把持不住，鼓足勇氣去和領導支部書記說，那時候做什麽事情都是要領導先批準。
領導聽後拍著我的肩膀說，“一個蘿卜一個坑，你要走了，誰來填這隻坑？你也不想想，退一萬步說，就算你考上了，我那能會放你走？還是安心本職工作吧。”他說的是大實話，那年代，領導和單位掌握生殺大權，調動工作絕對是他們說了才算。我於是隻好死心，古佛青燈，不再夢什麽想。
到了11月8日（我非常清楚記得這日子），領導來找我，說當初勸你不要考，現在上麵有文件下來，各級組織不能阻撓符合條件的考生報名參加考試，他不想違背政策，所以來問我，究竟還考不考。我心中的死灰霎那間又複燃，就說，那我考吧。領導其實也是個好人，但從他的角度，當然想要留住我，真正是“威逼利誘”全用上了。領導對我說，他剛剛找了另一個想考的老師談話，那位老師現在決定不考了，因為他打過入黨申請報告，黨支部會很快考慮解決他的組織問題，如果他走了，他過去要求入黨的一切努力就要從頭來過。領導跟我擺明：你要考的話，現在學校裏就是你一個人考了，你應該想一想，萬一你考不上，全校師生都會知道，那樣的話你會很尷尬很難堪。如果你不考呢，支部也會認真考慮你的組織問題，他會很快就安排我去聽黨課。
我當時心裏真的笑了，我想我什麽時候想到過要入黨啊？我說：“我相信謀事在人，成事在天，決定還是考”。領導無奈地說：“11月6號是報名截止日期，今天已經過了二天，這樣，我給你半小時，你馬上填好報名表格給我，我正好要去區裏開會，大概還是能把表格放進去”。我於是立即填表格，卻不知道填什麽誌願（可以填三個），前幾天那張介紹大學裏各係和專業信息的報紙，早就扔掉了。結果辦公室裏的老師們七嘴八舌，幫我隨便選了三個。這三個專業，真的是“發情的馬牛也不來電”，毫不相幹的那種。誰知道就是這幾秒鍾的草率，定了我的終生飯碗。有時候，人生的道路就是幾秒鍾決定，一勾一劃之間的事兒！
離開考試隻有一個月時間複習，我每天還要上班上課。但我們老高三的底子厚，雖然畢業十幾年了，拾起來也快。後麵的事情就是進考場，體檢，錄取。象做夢一樣，我真的考上大學要走了。
我給我的“和尚班”，“地煞星”學生們上了最後的一堂課。前麵幾十分鍾，我象正常上課一樣，到最後十分鍾，我給學生們講了幾句很“江湖”的告別話，大致是說，我們相處了近一年，師生一場。這一年裏，我對大家有嚴厲，有不尊重，有冒犯的地方，請多多原諒，包涵，你們幾個月後也要畢業離校，今後大家各奔東西。這節課完了，從這個教室出去，我和你們的師生關係就斷了，過去所有的恩怨，希望從此一頁掀過，就此了斷，今後我們是朋友熟人相處了。對我有什麽不滿意，要罵要揍要報複，這十分鈡，就留給大家了。
然而，我話音剛落，卻發生了我做夢也想不到的一幕：
隨著班長的一聲“起立”，全班同學“刷”地一下筆挺地站起，一聲“一二三”的口令，他們用吼叫般的聲音，重複了三遍“謝謝老師！”接著，有三個學生各捧著一樣東西離開座位上前，把手中的東西放到了我麵前的講台上，我一看，原來一個是深綠色的軍用書包，一個鉛筆盒，裏麵有二支鋼筆（我後來知道，一支是英雄，另一支是永生，是學生們反複精心挑選的），還有幾支鉛筆和橡皮，尺子之類的文具，另一樣是一本裝璜極其漂亮的日記本，第一頁上有所有37個學生的簽名。其中一位學生，代表大家說，這完全是全班同學自發的決定，籌集了自己的零花錢買的，希望我去大學裏好好讀書。他們都很後悔，過去一直沒有努力學習，但大家保證，今後一定不再學壞，不辜負老師的期望，也要做個對社會有用的人。
此時下課鈴聲響起，學生們始終筆挺地站著，我不敢再正視看他們一眼，匆匆收拾起講桌上的東西，奪門而出，落荒般逃走，回到辦公室，終於忍不住，才像個孩子般地哭出來。
文革以來，我深刻剖析自己，慘痛觸及靈魂。我在中學時代，曾經嚴格地要求自己，非常努力地學好每一門功課，象每一個有理想的年輕人一樣，憧憬美好的未來，想要做個科學家或工程師，為國家效力。文革讓我一步一步走到了社會的底層，我做過工人，當過農民，飽嚐世道的艱辛，漸漸扔掉了過去讀書時的所有夢想，終於認識清楚，自己就是社會上另一類型的一個混混。今天我何德何能，竟然收如此厚禮，這等殊榮！
大學四年，又留校做了近二年助教，一直伴隨著我，完成我的學業和工作的，就是這一套文具和書包。
【後記】：2015年夏，我收到了一封e-mail，署名的是我77屆班的一個學生，她試探性地問，她輾轉得到了這個信箱地址，但不能確定是不是我的。我馬上回了信，說，是我。不多一會兒後，她回信，說她立即把這個消息發到了他們的微信朋友圈，就是當年的中學同學圏，她用“炸圈”來形容找到了我的消息，原來他們想方設法找我有很多年了，一直牽掛著我，懷念過去相處的日子，但不知道我在哪裏。接下來的幾天裏，我收到了很多很多信，這才知道，學校尖子班中的很多人，都在78，79年考上了本科大學，或大專，他們後來工作得很好，很多女生現在都開始退休了。他們幾乎都告訴我同一件事，那就是當年我考上了大學，對於他們來說，無疑是一個最大的鼓舞，激勵他們拚命學習，最後得以考上大學，而在那個年代讀了大學，也改變了他們的人生軌跡。
盡管猶豫再三，但是這些學生的信，還是鼓勵我，讓我把這一段在中學裏做老師的經曆寫出來。
2015年12月於美國。
億萬農民“拿不到自己的血汗錢”？那隻會發生在毛時代。
當年讀馬卡連珂的《教育詩》，受過感動。這多少影響了我會工作在教育崗位。肖老師的這《老師篇》，寫的是我們曾有過（作為學生）的類似親曆，更是打動人。這篇“77屆”，讀到學生們全體起立那一段，淚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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