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郎:我在七十年代做老師 (6) 77屆 zt
文章來源: 一片閑雲2016-01-15 07:29:32

接 肖郎:我在七十年代做老師 (5) 女生來娣 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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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七七屆

77屆中學生本來應該在73年秋季由小學升到中學,並由我們這批原來教73屆的老師來接手任教,但文革以來,中學弄得還要管學生畢業後的分配工作,到了73年這一屆,分配工作已經越弄越複雜,變得十分敏感,成為涉及上海千家萬戶老百姓生活中的大事,所以不得不讓我們老師要用半年的時間來對付。於是77屆學生隻能在小學裏等待,等我們這些老師忙完了73屆分配,到74年春季,才能讓他們升上來。我現在想不起來這半年的“等候”期間,那些小學是如何來安排這批學生的?是把他們“散放”“失學”在家呢,還是仍舊在原來的小學裏上課學習?如果仍舊上課學習,他們用什麽課本教材?還有,他們如果佔用教室和老師,那小學一年級新生是不是也得在家等待半年,要春季才能入學?實在是想不明白。

整個國家當時已經被幾根“攪屎棍”弄得天翻地覆,在今天看來,這種簡直就是“把教育視為兒戲”的咄咄怪事,當年的人們是早就見怪不怪了。

74年初,我接手了一個77屆班級,然後跟班做了他們差不多整整四年的班主任。畢竟接班時他們年齡還小,大多數學生還聽話,管得住,我也能以自己的方式和他們接觸,把自己的理念,感悟,非常有限的知識和他們共享。好在77屆的四年中學期間,既沒有拉練,也沒有學工學農這樣的事來無端幹擾,他們相對也是能夠學得比較多的一屆學生。

但是,那時整個社會還是在“四人幫”一夥人的反動統治之下,學校,老師剛剛想好好給學生上課,讓孩子多學些有用的知識,走上學校教育的正軌,“攪屎棍”們馬上又來鬧事,比較有影響的事件,是他們弄了“張鐵生”和“黃帥”這二個“反潮流英雄”出來。其實,下鄉知青張鐵生當時隻是抱怨因為農忙不夠時間複習,從而認為那時大學招工農兵學生的考試不公平,而小學生黃帥也隻是在自己的日記裏表示對老師有不滿意,但“四人幫”這些傢夥硬是扯成了一個是反對一切考試和測驗的“白卷英雄”,另一個是反對“師道尊嚴”的小女孩英雄。學校本來就夠亂了,老師這工作也極其難做,這些不可一世,狗屎不如的混蛋還要來如此胡攪蠻纏,你叫老師還怎麽上課,教育學生?記得當時我們所有的老師對當局這種顛倒黑白,混淆是非的做法,敢怒而不敢言,心裏真的涼透了。

我還是常常“掛狗頭,賣羊肉”,那時,又多了一個途徑,我可以光明正大地給學生“評水滸”了。因為毛在那年代講了一些有關“水滸傳”的話,不知道他是出於什麽樣的“陰謀”或“陽謀”,也不知道他講宋江“隻反貪官,不反皇帝”是啥意思,反正是全民傳達了。於是我時不時地在課堂上抽出幾分鈡也“評”上一段,很受學生歡迎,有時像是說書一樣,吊著他們胃口,我也乘機“漫天要價”:你們不光是上我的課不搗蛋,上其他老師的課也要遵守紀律,如果其他老師到我這裏來反映你們上課紀律不好,我就不評水滸了。學生為了要聽故事,搗蛋鬼也真地遵守課堂紀律起來。

我主要是用這些生動的人物和故事,來告訴學生什麽是對錯,什麽是善惡這些基本的倫理道德。我自己從心底裏不認同以“階級論”來劃分事情之對錯,人之好壞的觀念。文革期間之所以會發生種種慘劇人寰的暴行,原因之一就是無知的施暴者被灌輸了階級鬥爭的“極端”思想,以為用什麽樣的暴力來對待所謂的“階級敵人”都不為之過,都是革命行為,而當局也僅僅以一句“出於樸素的階級感情”來掩蓋,淡化那些施暴者種種光天化日之下的血腥罪行。這種無法無天,流氓土匪思想的流毒不知道有多深,有多廣,害死了千千萬萬無辜的人,拆散破壞了無數家庭,也毒害了整個國家,和民族!

然而,那時的社會上,統治者們的腦子裏還是以這種階級鬥爭的思維為主導,比如,對社會上的各種犯罪,統統以階級鬥爭論處,其實絕大多數都是年輕人因為無正事可做,犯的流氓或鬥毆事件,於是就是沒完沒了的公判大會。我們的學生,一般會被組織去參加這種公判會,以接受所謂的階級鬥爭教育。最荒唐離譜的一次公判會,是在公判現場(一個體育場)裏槍斃一個大概是因為打架鬥毆致人死亡的年輕犯人,而我的學生,都是未成年的中學生,竟然被強迫去看殺人!

1976年9月,毛終於死了。舉國上下,隆重地為他做了“頭七”,各地開追悼會,到處擺滿了白花圈,人們胸掛黃紙花,臂套黑紗布,還都要哭喪著個臉。但是一個月不到,以他老婆為首的四人幫就被抓了,幾天後,應該是為老毛死後做“五七”了吧,但是長城內外,大河上下,全國各地卻是更加隆重地開了慶祝大會,那正是紅旗飄揚,鑼鼓喧天,人們喜氣洋洋,興高采烈,高唱“祝酒歌”:“十月裏響春雷”,“千杯萬盞也不醉”!

我們做老師的,凡是有一點點良心的人們,誰都知道,教育和學校這一塊地方,必須要改了,不改的話,國家的前途真的要被糟蹋完了!僅僅幾個月後,大約在77年初,我們學校就把77屆學生按照優,中,差重新分班。這並不是我們學校的發明,大概全上海的中學都這樣做了。分班一般是分成兩頭小,中間大的橄欖狀,我們學校是分出二個尖子班,二個差生班,絕大部分的學生被分在中間班。這樣分班,從表麵上看,是因為學生中文化知識上的“貧富”差距太大,再混在一起上課,大家都學不好。但實際上,這種分班卻也是為尖子班學生的高考作準備,給他們配備了最好的老師和教材,拚命加料,提高。雖然那時高考還根本無影無蹤,八字沒有一撇,但老師們堅信,那一刻一定會來的,隻是遲早的事。所以,後來歌功頌德的人們把恢複77屆高考全歸功於鄧小平一人身上,確實,這事他做得對,做得好,可事實是,民間早就為高考在作準備了,要早於他作出決定起碼有半年(中央的教育工作會議決定恢複高考大約是8月份)。

學校的那二個差生班,學習當然是差到極點,其中的一個班,學生並不是很“壞”的那種,上課也並不搗蛋,僅不過屬於腦子不大開竅。而另一個,是把全年級各班最調皮搗蛋鬧事的“壞”孩子集中一起,全部是男生,共收了37條“地煞星”好漢。領導和我說,這個班主任的位置,非你莫屬。我想想也是,年級組裏其他所有老師,起碼是本科或專科的科班出身,隻有我,一個濫竽充數的高中生而已,當然隻能去教這樣的班級了。

領導的意圖,無非是讓我管住這些搗蛋的孩子,不讓他們去影響其他的人,不出事就是“上上大吉”。但我也有些責任感,屬於既然做,就想把事情做好的那種人。第一天給這個班上課,我記得大致講了這樣意思的話:“我們都是來自五湖四海,因為一個共同的原因,走到一起來了。”於是,全班同學都樂了。然後,我讓大家講講自己是從什麽時候開始“壞”的,都怎麽個“壞”法,因為“壞”,都吃過些什麽苦頭,受到過哪些“懲罰”。學生們都高興,好在大家都是“壞”到了一起,沒了顧忌,人人開始顯擺,痛說“壞”史。大家講夠了,我話題一轉,嚴肅擺出正題:那我們這個班今後怎麽辦?學生們都沉默了,不作聲。我指出,無非是二條路,一條,大家一路“壞”下去,我陪大家,混到畢業。另一條,我帶領大家,於死地而後生,從此變一種活法,給所有瞧不起我們的人“一點顏色看看”。

毫無懸念,所有的學生都願意走第二條路。但怎麽個走法?我建議,首先要建立班級的榮譽感。我把意圖和大家一說,所有學生都明白,也願意這麽做,那就是在學校裏從“學雷鋒,做好事”開始。

我們學校也有二十來年曆史了,就像是個老房子一樣,總是有幾個堆著雜物垃圾的場所和角落,雖然人人看著不舒服,但誰都感到不是自己的事,不願去管。利用放學後的幾天,我帶領全班同學就把這個活給幹掉了。我們學雷鋒有點不一樣,雷鋒同誌是悄悄地做好事,不讓人知道,但悄悄地寫在日記本裏,然後不知道怎的,又被人悄悄地看到了他的日記。我們沒有那麽“高尚”和“偉大”,我們是大聲地,大張旗鼓地,就要讓人人知道,我們在做好事啦!垃圾堆清理幹淨了,麵貌一新,全校師生都看到,都知道是我們這個“差生班”幹的。

我再給學生打出一條口號,叫做“我們也有一雙手,勤勞勇敢不怕苦。”這是表明,雖然我們學習比不過其他人,但是我們有力氣,能幹活,這就是我們的長處優點。以後,全班又粉刷了學校裏的幾堵牆,再貼出通告,各班如果有課桌椅壞了,隻要往我們“差生班”教室外的小信箱裏投入一個紙條,告訴是哪個教室,我們放學後立即去修。這是因為學生中有幾個會點木匠活,可能他們的老子就是廠裏的木工,所以孩子多少也學了些手藝,這種資源是一定要用。

做這些事情並不是很難,不到一個月,我們這個“差生班”的形象和牌子就樹立起來了。全校表揚,人人皆知,這是一支特別能幹活,能吃苦的隊伍。我也是個會“作”的人,堅持學校領導一定要同意,讓我們班的學生也參加校門口的值勤工作,就是每天學校開門,學生進出校門時來維持秩序的工作。這樣的工作,一天早,中,下午放學有幾次,本來是由學校高年級各班的紅衛兵學生輪流來做,本身也有一種榮譽和榜樣的性質,如今我們這個班級的學生也戴著紅袖章,像模象樣站在學校門口維持秩序,這些原來的“壞”孩子們心裏不知道有多麽自豪!

老毛一死,四人幫倒台,人人都知道,完全不得人心的上山下鄉政策不可能再繼續下去,毫無疑問,現行的中學生畢業分配製度也必然要改變。那時候,盡管人們並不知道會是怎麽個改法,但有一點是明確的,就是不可能再吃“大鍋飯”了。上海各工廠,用人單位早就不滿意這種“隻按家庭情況”來分配的製度,嚐夠了這種製度所帶給單位的直接惡劣後果。由於他們沒有選擇用人的權利,學校分來了,不管“優劣”,隻能照單全收,進來後,再調皮搗蛋,或完全不合適單位所需,也不能開除辭退,造成了那時“不做36,做也36”的極度不正常的現象(當時上海青工的工資都是36元)。 而知識界,教育界,更是借批判四人幫一夥長期散布“書越讀越蠢,知識越多越反動”的謬論,已經矛頭直指那時的教育方針,揭露其實質就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是封建帝王的“愚民政策”。

世道要變了,大家在等待,等待那“大浪淘沙”時代的真正到來。

學校向來是個敏感的地方,我的這班學生,在第一波的小浪裏,就已經被掀翻了,被打上了“差生”和“次品”的標記。不管是有意還是無意,我後來在這個班級裏經常講的和做的,就是告訴我的學生一個簡單的道理:擇優汰劣,這本來就是一個健康社會的必要機製之一。我努力幫助他們認清楚這個形勢,從而給自己定位,知道自已可能做不了什麽,但是還能做什麽,隻要努力,也可以成為一個有用的人,幫助他們重建自信和自尊,不讓他們更沉淪下去,提醒他們,不要將來被這個社會所淘汰。

畢竟是畢業在即,又親眼看見社會在發生變動,而自已就要踏上這樣的社會,所以很多學生,即便是再難纏的學生,也都能感到我的一番苦心。另一方麵,由於這個班級的特殊性,學生們反而感到了從來沒有過的“平等”,因為在班裏,大家“腳碰腳”(差不多的意思),在校內,大家努力了,也沒有人再歧視他們。學生們由此萬分愛護班級的榮譽,他們自己在班裏有“共識”和“協議”:“辣XX的,拉狗(誰)敢在學校裏“茄胡落調”(搗蛋的意思),出校門就擺平他!”

77年10月,上海的報紙登了中央關於恢複高考的通知(現在知道是77年10月21日),我讀後,雖然發現自己也在可以報考之列,可是我最初的反應是無動於衷,感到那事好象已經太遙遠,不關自己什麽事,中學畢業十多年,早就不做那夢了。一個多星期後,學校裏有一個也是崇明出身的老師來找我,希望我能和他一起考,他說全校有十幾二十個崇明老師,除了他之外,居然沒有一個人想考。我被他一說,就像是戲文“思凡”裏的角色,動了心,畢竟當年也是實在想讀大學。這樣“蕩漾”了二天,終於把持不住,鼓足勇氣去和領導支部書記說,那時候做什麽事情都是要領導先批準。

領導聽後拍著我的肩膀說,“一個蘿卜一個坑,你要走了,誰來填這隻坑?你也不想想,退一萬步說,就算你考上了,我那能會放你走?還是安心本職工作吧。”他說的是大實話,那年代,領導和單位掌握生殺大權,調動工作絕對是他們說了才算。我於是隻好死心,古佛青燈,不再夢什麽想。

到了11月8日(我非常清楚記得這日子),領導來找我,說當初勸你不要考,現在上麵有文件下來,各級組織不能阻撓符合條件的考生報名參加考試,他不想違背政策,所以來問我,究竟還考不考。我心中的死灰霎那間又複燃,就說,那我考吧。領導其實也是個好人,但從他的角度,當然想要留住我,真正是“威逼利誘”全用上了。領導對我說,他剛剛找了另一個想考的老師談話,那位老師現在決定不考了,因為他打過入黨申請報告,黨支部會很快考慮解決他的組織問題,如果他走了,他過去要求入黨的一切努力就要從頭來過。領導跟我擺明:你要考的話,現在學校裏就是你一個人考了,你應該想一想,萬一你考不上,全校師生都會知道,那樣的話你會很尷尬很難堪。如果你不考呢,支部也會認真考慮你的組織問題,他會很快就安排我去聽黨課。

我當時心裏真的笑了,我想我什麽時候想到過要入黨啊?我說:“我相信謀事在人,成事在天,決定還是考”。領導無奈地說:“11月6號是報名截止日期,今天已經過了二天,這樣,我給你半小時,你馬上填好報名表格給我,我正好要去區裏開會,大概還是能把表格放進去”。我於是立即填表格,卻不知道填什麽誌願(可以填三個),前幾天那張介紹大學裏各係和專業信息的報紙,早就扔掉了。結果辦公室裏的老師們七嘴八舌,幫我隨便選了三個。這三個專業,真的是“發情的馬牛也不來電”,毫不相幹的那種。誰知道就是這幾秒鍾的草率,定了我的終生飯碗。有時候,人生的道路就是幾秒鍾決定,一勾一劃之間的事兒!

離開考試隻有一個月時間複習,我每天還要上班上課。但我們老高三的底子厚,雖然畢業十幾年了,拾起來也快。後麵的事情就是進考場,體檢,錄取。象做夢一樣,我真的考上大學要走了。

我給我的“和尚班”,“地煞星”學生們上了最後的一堂課。前麵幾十分鍾,我象正常上課一樣,到最後十分鍾,我給學生們講了幾句很“江湖”的告別話,大致是說,我們相處了近一年,師生一場。這一年裏,我對大家有嚴厲,有不尊重,有冒犯的地方,請多多原諒,包涵,你們幾個月後也要畢業離校,今後大家各奔東西。這節課完了,從這個教室出去,我和你們的師生關係就斷了,過去所有的恩怨,希望從此一頁掀過,就此了斷,今後我們是朋友熟人相處了。對我有什麽不滿意,要罵要揍要報複,這十分鈡,就留給大家了。

然而,我話音剛落,卻發生了我做夢也想不到的一幕:

隨著班長的一聲“起立”,全班同學“刷”地一下筆挺地站起,一聲“一二三”的口令,他們用吼叫般的聲音,重複了三遍“謝謝老師!”接著,有三個學生各捧著一樣東西離開座位上前,把手中的東西放到了我麵前的講台上,我一看,原來一個是深綠色的軍用書包,一個鉛筆盒,裏麵有二支鋼筆(我後來知道,一支是英雄,另一支是永生,是學生們反複精心挑選的),還有幾支鉛筆和橡皮,尺子之類的文具,另一樣是一本裝璜極其漂亮的日記本,第一頁上有所有37個學生的簽名。其中一位學生,代表大家說,這完全是全班同學自發的決定,籌集了自己的零花錢買的,希望我去大學裏好好讀書。他們都很後悔,過去一直沒有努力學習,但大家保證,今後一定不再學壞,不辜負老師的期望,也要做個對社會有用的人。

此時下課鈴聲響起,學生們始終筆挺地站著,我不敢再正視看他們一眼,匆匆收拾起講桌上的東西,奪門而出,落荒般逃走,回到辦公室,終於忍不住,才像個孩子般地哭出來。

文革以來,我深刻剖析自己,慘痛觸及靈魂。我在中學時代,曾經嚴格地要求自己,非常努力地學好每一門功課,象每一個有理想的年輕人一樣,憧憬美好的未來,想要做個科學家或工程師,為國家效力。文革讓我一步一步走到了社會的底層,我做過工人,當過農民,飽嚐世道的艱辛,漸漸扔掉了過去讀書時的所有夢想,終於認識清楚,自己就是社會上另一類型的一個混混。今天我何德何能,竟然收如此厚禮,這等殊榮!

大學四年,又留校做了近二年助教,一直伴隨著我,完成我的學業和工作的,就是這一套文具和書包。

【後記】:2015年夏,我收到了一封e-mail,署名的是我77屆班的一個學生,她試探性地問,她輾轉得到了這個信箱地址,但不能確定是不是我的。我馬上回了信,說,是我。不多一會兒後,她回信,說她立即把這個消息發到了他們的微信朋友圈,就是當年的中學同學圏,她用“炸圈”來形容找到了我的消息,原來他們想方設法找我有很多年了,一直牽掛著我,懷念過去相處的日子,但不知道我在哪裏。接下來的幾天裏,我收到了很多很多信,這才知道,學校尖子班中的很多人,都在78,79年考上了本科大學,或大專,他們後來工作得很好,很多女生現在都開始退休了。他們幾乎都告訴我同一件事,那就是當年我考上了大學,對於他們來說,無疑是一個最大的鼓舞,激勵他們拚命學習,最後得以考上大學,而在那個年代讀了大學,也改變了他們的人生軌跡。

盡管猶豫再三,但是這些學生的信,還是鼓勵我,讓我把這一段在中學裏做老師的經曆寫出來。

2015年12月於美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