閑情逸致
多彩人生
三、民眾為何會熱情參與“荒誕劇”的演出？
那麽，那些帶頭的幹部和積極分子又是圖的什麽呢？為什麽有那麽多人出於自願地積極表現呢？這裏可能有一點物質利益的作用，但那不是主要因素。四川省郫縣“紅光社”“放衛星”，宣稱早稻畝產3,752斤，省委馬上表彰，縣委則宣布，給放3,000斤以上衛星的社發獎金80元。雖說80元不是小數目，在當時可以買大米1千斤，但更重要的是它代表著榮譽。當時在很多人的心目中，爭上遊、奪紅旗是壓倒一切的榮譽。當然，也有不少人表現積極是為了當官升官，但這種人數量有限。在當時，更多的民眾積極表現隻能換來諸如“勞動模範”、“先進生產者”一類榮譽性的頭銜。再說，當官升官又是圖什麽呢？在“大躍進”初期，當幹部，尤其是當農村幹部，也是很辛苦的，物質報酬並不高多少（到了大饑荒時期，幹部可以利用職權少挨餓，其物質上的優越性變得更大）。在更大程度上，當官升官可以讓人有更大的成就感，這裏的誘惑主要還是在精神層麵。
在《反思大躍進》座談中，杜鋼建提出了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更值得研究的是整個20世紀中國人的參與願望與實際參與狀況之間的巨大反差中所反映出來的參與心態，也就是說，隻要有參與的機會，不論參與的後果如何，不論參與對於提高群體的道德水準是否有利，隻要有一定的自我的表現就行。”他指出：“這樣一種參與意識在當時乃至在今天都是很普遍的。”[8]
經曆過“大躍進”的人想必都還記得“大躍進”初期全民參與的熱烈景象。實際上，“大躍進”是由多種形式、接二連三發生的運動係列組成的，例如“除四害”運動、“講衛生”運動、“掃盲”運動、群眾性詩歌運動與美術運動、宣傳“三麵紅旗”的文藝活動、“大煉鋼鐵”運動、技術革新與技術革命運動等等。那時真做到了全民總動員，男女老少齊上陣。當時的中國人為什麽要熱烈參與大躍進呢？根源在於群眾運動誘發了人的表現欲。人往往願意通過語言和其他活動展示自己的才能與特性，從而獲得社會承認，這是最深刻的人性。極權社會壁壘森嚴、僵硬死板，人們的表現欲都被嚴格地限製在政府規定的極狹窄又呆板的模式之中。共產黨的“群眾運動”打破了生活常規，給人們提供了一個表演的大舞台；盡管表演的主題和方式都被嚴格規定，不可越雷池一步，但對於億萬民眾來說，那畢竟是一個可以自發參與和表現自我的大好機會。對很多人而言，隻要有自我表現的機會就行，至於表現的方式和主題倒是次要的。因為他們本來就少有屬於自己的見解，更少有堅持己見而甘於寂寞的勇氣。
由於共產黨控製了一切，它通過多年的思想教育與思想改造，把自己的價值觀強加給大多數民眾。它借助於廣播、報紙、各類標語等宣傳工具，再借用大會小會等儀式、紅旗彩旗等道具與歌曲音樂等，把全中國變成一座大劇院，營造出一種吸引人參與各種集體活動的社會氛圍，並將“階級敵人”排斥在這些活動之外。這樣一來，所有社會成員都會感到自己倘若不能參加這些活動，就會成為被社會拋棄的另類。我們切不可低估人的表現欲，別以為隻有精英與自命不凡之輩才有此欲望，芸芸眾生就沒有表現自我、爭取承認的追求。毛澤東搞群眾運動的一大特點是，他總是有意識地強調，“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群眾正因為曆來缺少機會出名露臉，一旦獲得這種機會更覺得新鮮刺激，格外來勁。由於當時的中國是高度封閉與價值一元化的社會，一點小小的出名都能使人感到大大的得意。例如前麵講過的“放”假“衛星”的例子，“紅光社”“放”假“衛星”出了名，在當時那種氛圍中，“和平社”的人就沉不住氣了。當時清醒和比較清醒的人自然也有，但是他們無法發出自己的聲音。也有人對自我表現表示淡漠。不過中國那麽大，人那麽多，你不上台唱自有別人上台唱。共產黨搭了台子，不發愁沒人上來表演，也不發愁沒有觀眾。進入改革年代之後，人們才省悟到當年那種種“積極表現”，縱然不是害人害己，起碼也是枉費精神。但我們若因此而去批評人的表現欲卻沒有意義，因為那是人之為人的一個基本特性。
四、毛澤東從經濟到政治的“華麗轉身”
1、從“七千人大會”到八屆十中全會期間發生了什麽？
“大躍進”慘敗了，導致了人類曆史上最大的、堪稱“人禍”的大饑荒。始作俑者毛澤東非但不自省，其個人威望數年後不降反升，還積累了發動“文革”的本錢。以今人眼光觀之，這似乎是咄咄怪事。但考諸當時的曆史背景，卻自有本原。
自中共建政以來，中國政局曾經發生過幾次重大轉折。如1957年從“大鳴大放”的“整風”到“反右”就是個轉折。另一次重大轉折是從“七千人大會”到八屆十中全會。與本文有關的是後一次轉折。“七千人大會”召開的時間是1962年1月11日到2月7日。八屆十中全會召開的時間是1962年9月24日至27日。兩次會議相隔不到8個月，可會議的基調卻發生極大的變化。單少傑認為：1962年對毛澤東本人來說，是“一個在其執政生涯中堪稱轉折的年份”。在這一年中，毛澤東“先是低頭退卻，後又昂首進擊，從而完成了他在施政方向上的重大轉變：由主要搞經濟建設轉變為主要搞階級鬥爭”。[9]
“七千人大會”的主題是檢討“大躍進”的缺點錯誤。劉少奇代表中央作書麵報告和講話，坦承經濟困難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毛澤東在會上發表了關於黨內民主集中製的長篇講話，好歹做了點自我批評，還鼓勵大家暢所欲言，營造“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麵”，“讓人說話，天不會塌下來”，強調“發揚民主”。八屆十中全會雖然也通過了關於調整經濟的若幹決定，但毛澤東卻發表了“關於階級、形勢、矛盾和黨內團結問題”的講話。全會公報宣稱：“在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整個曆史時期，在由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整個曆史時期（這個時期需要幾十年，甚至更多的時間）存在著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這兩條道路的鬥爭。被推翻的反動統治階級不甘心於滅亡，他們總是企圖複辟。……這種階級鬥爭是錯綜複雜的、曲折的、時起時伏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這種鬥爭，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黨內來。”會議的基調變成了“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
從“發揚民主”到“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無疑是個重要轉變。正如李誌綏所說：1962年秋季對毛和共產黨來說都是一個轉折點。“七千人大會”剛形成的開放氣氛頓時消失殆盡。毛於此時所提“兩個階級、兩條道路鬥爭”的理論，在“文革”開始時成為清算劉少奇等人的指導綱領。[10]如此重要的轉折究竟是怎樣發生的？毛何以能在半年多的時間裏就扭轉局麵，化被動為主動，重新贏得政治主導權呢？丁抒在《人禍》裏寫道：“1962年的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打了個漂亮的翻身仗。他用‘階級鬥爭’、‘資本主義道路’、‘修正主義’等似是而非的詞匯唬住了中央委員會。”從此，再也沒有人敢批評“三麵紅旗”，再也沒有人敢追究造成三年大饑荒的“人禍”問題，再也沒有人敢公開議論毛的是非了。[11]
應該考察的是，“階級鬥爭”與“兩條道路鬥爭”的話語何以有那麽大的威懾力？為什麽劉少奇也要對毛有關“階級鬥爭”的提法立刻附和緊跟？考諸當時的國內外政治背景，造成這一轉折的原因在於“大躍進”遭到極其慘重的失敗。在內部，從黨員幹部到群眾都滿腹怨氣；在外部，西方世界猛烈抨擊，蘇聯則無情嘲笑，誓言要“反攻大陸”的蔣介石趁機宣稱要“解民於倒懸”。此時此刻，不僅毛澤東的個人權力，連整個共產黨的權力都麵臨1949年建政以來的最大危機。正是這種深刻的危機意識激發起中共上層的命運共同感。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提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具有強化政權威懾力的作用，所以能得到黨內同僚的支持。
以下對在“七千人大會”與八屆十中全會之間發生的幾件重要事情作一分析。
“七千人大會”後，毛澤東南下武漢，劉少奇和周恩來分別主持了兩次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和一次國務院擴大會議。這幾次會議對形勢的估計比“七千人大會”更嚴峻，並且提出一整套調整經濟的措施。隨後，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3人專程飛往武漢向毛匯報。毛同意了多數常委的意見，但強調不要把形勢看得“一團漆黑”。表麵上看，毛和劉等人對形勢的估計有所不同；其實，毛何嚐不知道形勢嚴重，他隻是反感別人把形勢的嚴重性講出來，因為那意味著他的錯誤更嚴重、責任更重大。
接下來，6月的一天，毛在中南海遊泳池先後召見了田家英和劉少奇。田家英主要講的是農民“包產到戶”的問題。事實上，當時中央的多數人（尤其是陳雲和鄧子恢）都比較傾向於“包產到戶”。毛先是靜靜地聽田講，一言不發，然後突然問道：“你是主張以集體經濟為主，還是以個體經濟為主？”田家英一時不知如何回答是好。等他出來後對逄先知說：“主席真厲害。”[12]毛對田家英的質問不是就事論事地討論“包產到戶”是否有利於恢複經濟，而是把問題變換成了要集體經濟還是要個體經濟這種“堅持社會主義方向”的“政治問題”，頓時就使田家英、陳雲、鄧子恢等人陷入了政治上的被動之境。當年的共產黨人信奉的基本教義是集體經濟優於個體經濟、公有製優於私有製、社會主義優於資本主義，這也是共產黨鬧革命、奪政權、從事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的信念基礎。1949年以後，中共匆忙地結束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在農村大搞集體化，欲“跑步進入共產主義”；如今要回到“包產到戶”的個體經濟，否定農業集體化，豈不等於走回頭路，自己否定自己？據說當時陳雲私下裏就講過：“看來農業集體化是搞壞了。但這個問題現在不好說，政治風險太大了。毛主席太看重農業集體化了。”[13]
那一天毛澤東與劉少奇在遊泳池邊的對話更值得分析。毛明知劉是主張退夠的，但是他一開口卻質問劉，“為什麽不頂住”――“你急什麽？壓不住陣腳了？為什麽不頂住？”劉解釋說：“陳雲、田家英是在黨內談意見，不違反組織原則，他們有想法跟你講，沒有錯。”毛說：“不在組織原則，而在內容！他們找了你，鄧子恢吵了那麽久，西樓說得一片黑暗，你急什麽？”雙方的情緒都很激動。劉衝口而出：“餓死這麽多人，曆史要寫上你我的，人相食，是要上書的！”毛反問：“‘三麵紅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不頂住，我死了以後你怎麽辦？”毛這樣講是在提醒劉，作為毛指定的接班人，他們的命運是聯係在一起的。其實，劉少奇何嚐敢把自己當外人，他說的是“你我”，這就表明他承認自己和毛是一夥的。毛的意思也很清楚：是不是否定“三麵紅旗”，土地分不分，不是經濟問題，而是關係到“我們”的位子坐不坐得住的問題。話點明了，劉還能說什麽呢？最後劉提出以下方案：“三麵紅旗”不倒、人民公社不散、高指標不搞，公共食堂不辦。毛也同意繼續進行經濟調整。兩人達成妥協。[14]
2、中共高層的危機意識
在1962年8月的北戴河會議上，毛澤東提出：“究竟走社會主義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農村合作化要不要？”然後又進一步提出：“從現在起以後要年年講階級鬥爭，月月講，開大會講，黨代會要講，開一次會要講一次，以使我們有清醒的馬列主義頭腦。”在8月9日的中心小組會上，毛澤東把話講得更白了。他一開講就是：“今天來講共產黨垮得了垮不了的問題。”這就明確點出政權危機問題。接下來毛說：“共產黨垮了誰來？反正兩大黨，我們垮了，國民黨來。國民黨幹了23年，垮了台，我們還有幾年。”毛這樣講，是不是危言聳聽呢？未必。當時的中國，共產黨的統治似乎固若金湯。其實，中共高層對問題的嚴重性是一清二楚的，因此他們都有危機意識，自然不會認為毛的講話是危言聳聽。
“大躍進”既然造成了曠古未有的大災難，親身經曆著饑饉和壓迫的民眾，難道毫無觸動？後人研究大饑荒這段曆史時，最費解的可能就是當年何以不曾爆發大規模的反抗。據說劉少奇講過：要不是中國的老百姓太好，早就發生了“匈牙利事件”。劉少奇當然明白，與其說是中國的“老百姓太好”，不如說是中國共產黨控製得太嚴密。劉少奇所說的，“餓死那麽多人”、“人相食”，隻是高層才能掌握的“國家機密”，老百姓不得與聞。無論是經濟崩潰、人口大量死亡，還是國際社會的嘲笑抨擊，民眾均無法從媒體上知悉。那時候的報刊廣播以及各單位的領導所作的報告，口徑高度一致：數年大饑饉被說成是“國民經濟遇到暫時困難”，原因則是“連續3年特大自然災害”再加上“蘇修逼債”；中央的“調整、鞏固、充實、提高”方針已經大見成效；總的情況是“形勢大好，尚有困難，前途光明”。那場標榜為“發揚民主”的“七千人大會”，原本就是一次關門會議，說是要“讓人講話”，但其實不過是讓黨內幹部在封閉的會場內向中央講點實話而已。這次會上的各種講話與發言都對外保密，就連會議本身媒體都沒有報道一個字。
中共的立足之基就是封鎖真相。早在1959年的廬山會議上，毛澤東對高幹們說得明明白白：“一個高級社（現在叫生產隊）一條錯誤，七十幾萬個生產隊，好幾十萬條錯誤，要登報，一年到頭也登不完。這樣的結果如何？國家必垮台。就是帝國主義不來，農民也要起來革命，把我們這些人統統打倒。”後來萬裏也說過：“如果這些情況讓工人、農民、知識分子知道了，不推翻共產黨才怪呢！”[15]大饑荒結束後，周恩來曾反複叮囑要把有關因饑餓而死亡的統計數字銷毀。因為他知道，如果人民知道了這個可怕的數字，絕不會原諒共產黨；千載之後也不可能得到曆史的原諒。
在這樣的製度下，當時黨內的務實派麵臨極大的困境：一方麵，他們知道黨犯了大錯，不改不行，而且希望改得徹底一些；另一方麵，他們又擔心，正因為黨犯的錯實在太大了，一旦打開了糾錯的口子，會不會引發連鎖反應，局麵還控製得住嗎？這種危險是存在的，除非大家都堅決地維護黨的統一，在有限度糾錯的同時強化政權的威懾力。也正是在1959年的廬山會議上，李銳對黨中央徹底失望了。他說：我覺得悲哀、失望。我們這樣一個大黨，在這樣重要的曆史關頭，整個中央委員會，除了幾個挨整的當事人，竟然沒有一個人敢站出來講一句公道話！真是大寂寞，大悲哀……。[16]然而，這豈隻是為一個人講公道話的問題，這是關係到億萬中國民眾有沒有飯吃、會不會餓死的大問題。那些中央委員們在廬山會議上豈隻是不肯講公道話，而是不將民眾的命當作生命。在中共最高層中，陳雲大約要算是清白的了，在“大躍進”和“文革”這兩大“國家之罪”上，他的責任都不大。然而就是這個陳雲，在1981年體製內外的自由派人士提出要製定出版法時，他卻說：“過去，我們就是利用國民黨的出版法和國民黨做合法鬥爭。現在，我們決不允許別人也利用這樣的出版法和我們做合法鬥爭。”可見他對共產黨政權的反自由反民主的性質是何等的清楚，何等的自覺，又是何等的堅持。所以，雖然共產黨的內部和上層出現了重大分歧，但在民眾眼裏仍然是個堅強統一的整體。
當然，即便當時民眾充分了解到大饑荒的可怕真相，在政治高壓下，又能怎麽樣呢？1957年，青年學生原本自以為是幫助黨“整風”，“大鳴大放”僅持續了一個月，而且“放”的程度還相當有限，隻不過有一些公開的批評聲音並披露了某些重大事件的真相，於是很多人一夜之間就成了“右派”。其實，中共的高幹們又何嚐不擔心政治打擊的威脅呢？從“文革”時期劉少奇對家人講的一句真話，可以看出他的恐懼。劉少奇在“文革”中被整肅後，即將與王光美訣別，那時王光美估計自己也會進監獄，放心不下6歲的小女兒，便對劉說，如果她也要坐牢，那就隻好把小女兒帶到監獄裏，“《紅岩》裏不是就有個‘監獄之花’嗎？”劉少奇聽了苦笑：“那是國民黨的監獄，不是共產黨的監獄。”由此可見，作為這套製度的創立者之一，劉深知“我們共產黨”比國民黨黑多了。但直到訣別之前，他從不敢把這種話對朝夕相處的妻子講過。
按照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的比喻，極權社會好比洋蔥頭，越是外層的人越天真輕信，越是核心的人則越是犬儒化。人們要了解中共高層人物的內心，不但要看他們公開講了些什麽，還要看他們在內部講了些什麽；不但要看他們講出口的話，還要聽他們的弦外之音，找出潛台詞，否則就無法了解他們的心理，無法解釋他們的行為。
托克維爾早就發現，專製政權最脆弱的時候，常常不是其政績最惡劣的時候，而是它開始糾正錯誤或改革之時。因為政績最惡劣之時，往往也是民眾最沮喪消沉、最絕望之日。而一旦統治者不得不大規模糾正自己的錯誤或改革原有體製，那就會使沮喪的人們燃起希望。不是苦難，而是希望，才能促使人們起來抗爭。統治者出來糾錯或改革，就是公開暴露自身的弊端和弱點，釋放它原來壓抑的某些力量，這就會導致統治者威信的降低和異議力量的加強。由於糾錯或改革，民眾開始有了自信，原本朦朧的不滿情緒會迅速上升為明確的批判意識，他們的欲望和期待也隨之提升，並由此而產生出進一步改革的要求。東夫在《麥苗青菜花黃――大饑荒川西紀事》一書中曾記述，恰恰是在1961年共產黨開始糾正“大躍進”時期若幹極端措施的時候，特別是在1962年“七千人大會”之後，來自黨內的和社會上的異議聲音才大量浮現，而且日顯激烈――“文革”期間稱此為“1961年到1962年牛鬼蛇神大出籠”。
3、為什麽最壞者當政？
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裏專門寫了一章，題目就叫“為什麽最壞者當政”。他寫道：“我們很有理由相信，在我們看來似乎是構成了現存的極權主義製度的最壞特點的那些東西，並不是偶然的副產品，而是極權主義遲早一定會產生的現象。著手計劃經濟生活的民主主義的政治家很快就會麵臨這樣的選擇：是僭取獨裁權力，還是放棄他的計劃，而極權主義的獨裁者不久必定會在置一般的道德於不顧和遭受失敗之間作出選擇。正是因為這個緣故，那些無恥之徒和放蕩不羈之人，才在一個趨向極權主義的社會裏有更多的獲得成功的希望。”[17]哈耶克這裏講的還是那些“著手計劃經濟生活的民主主義的政治家”，中共本來就是極權主義政黨，所以在其內部，這種“最壞者當政”的趨勢就更明顯更強大。共產黨用強力推行其“大躍進”的“偉大理想”，其手段之惡劣野蠻，使得在共產黨內部的善者進退兩難，而惡者則如魚得水。由於這種理想本身的謬誤，很快就招致慘重的失敗。這樣一來，共產黨就麵臨重大選擇：要麽老老實實地承認錯誤，承擔罪責，這就很可能導致一黨專製的瓦解；要麽強詞奪理，以錯為是，甚至變本加厲，如廬山會議那樣；或者是，在維護專製權力的前提下對政策作出有限的調整與改革，這就必須維護和加強黨的高度統一，一方麵文過飾非，繼續以謊言欺世；一方麵展示鐵腕，震懾與鎮壓一切敢於揭露其罪惡和挑戰其專製權力的人。顯然，這種事隻有壞人幹起來最得心應手，最容易取得主動；但凡還有良知者隻能三心二意地勉為其難，所以就淪為附庸。於是就形成了最壞者當政的局麵。
不可否認，共產黨內也有好人與不太壞的人。但是在共產黨內，好人總是吃不開，好人總是被壞人“綁架”。壞人做了壞事，官逼民反，好人要維護黨的統一，要維護黨的權力不容挑戰，就必須維護政治高壓以震懾人民，就必須替壞人背書，就必須默許甚至支持壞人對民眾的鎮壓。這樣一來，好人就和壞人同流合汙了，變得和壞人相差無幾。毛澤東之所以能在八屆十中全會上贏得主導權，說到底，就因為共產黨是這樣一個將黨的利益與權力奉為第一原則的政治集團。有了這個第一原則，挾天下以奉一黨就順理成章了。這就是中共在鑄成餓死3,000多萬人這一大錯之後，罪魁毛澤東居然可以繼續名正言順地當“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因為這是極權主義的邏輯使然。
4、目標轉移與價值替代
1962年6月劉少奇與毛澤東在中南海遊泳池邊談話後，“回來感到壓力很大”。可以說，這種壓力來自於他有種被毛澤東“綁架”的感覺。他本來希望毛能接受其他政治局常委們的意見，改得再徹底一些，但是被毛堅拒；到頭來他還隻有依著毛，所以心情很沉重。在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提出“階級鬥爭”和“兩條道路鬥爭”這些說法，劉少奇不管是否情願，也必須緊跟附和，因為要維護黨的權力，要加強可能被弱化了的鎮壓機器的威懾力。正是通過這種“綁架同船者”的手法，毛澤東終於重新站穩了腳跟，但也僅此而已。這和他4年以後發動“文革”以後享有的絕對權威還相差很遠。那麽，毛又是做了哪些事使自己到達權力頂峰的呢？這就是目標轉移與價值替代。
毛在“七千人大會”上不得不做了些許輕描淡寫的“自我批評”。但他仍然保留了黨主席和軍委主席這兩項最重要的職務。更具實質意義的是，毛依然被尊奉為中共的“教皇”。在憑藉意識形態統治的共產黨國家，誰在意識形態上占據正統地位，誰實際上就擁有最高權力。劉少奇一派人或許認為，既然他們已經掌握了處理實際工作的大權，既然毛澤東的錯誤在中共高層內部已經是心照不宣，那麽，他們今後有望借助於自己在黨政體係內的某種實力約束毛澤東的恣意妄為。
還在1961年，毛就被迫放棄了有關“三麵紅旗”的一係列激進政策，但是他依然堅持保留了“三麵紅旗”的口號。此舉絕非無關緊要。從表麵上看，毛不過是在悄悄地糾正錯誤的同時力圖使自己保全麵子；然而，正是憑藉著這個似乎已被抽空的“麵子”，毛對外維護住自己一貫正確的神話，並為日後的反擊預留下了重要伏筆。接下來，毛做了兩件事。除了重提“階級鬥爭”之外，他又發動了“中蘇論戰”，擺出一付要爭當國際共運龍頭老大的架式，這既給“三年困難時期”積下的民怨找了個出氣筒，又刺激與迎合了中國人那種虛妄的民族主義情緒，故而贏得了黨內的附和景從。再接下來，毛號召“學雷鋒”，批判文藝“毒草”；以後又提出“農業學大寨、工業學大慶、全國人民學習解放軍”的口號，在城鄉展開了“四清運動”。更重要的是，和這些運動相伴隨的，是毛開始將自己打造為“神”，重要步驟之一就是發動了規模越來越大的“學習毛主席著作”活動－－在這一點上，林彪控製的解放軍扮演了重要角色，林也為自己的墳墓掘下了第一鏟土。毛的這些心計沒有白費，因為通過這些活動，終於在廣大民眾、尤其是在青少年的心目中，樹立起毛澤東的無與倫比的偉大形象。
有不少學者認為，毛澤東思想與經典馬克思主義很不相同。馬克思強調存在，毛澤東強調意識；馬克思強調經濟基礎，毛澤東強調上層建築；馬克思強調物質，毛澤東強調思想。不過依我之見，毛澤東並非一向如此（至少不是從一開始就走那麽遠）。他領導中共取得政權之初，本來也打定主意從事經濟建設，強化社會主義的物質基礎。第一個五年計劃成功之後，毛澤東求勝心切，說“我們不能走各國經濟發展的老路”，遂發明了“大躍進”，對鋼鐵、煤炭、糧食和棉花等主要產品都提出了產量加番的具體指標，把年產多少鋼、多少糧看得比天還重。象“15年趕上英國”、“超英趕美”這類口號，今人隻知道去批評它的不切實際，很少注意去考察它背後的價值標準。所謂“超英趕美”，無非是指在短時期內使主要生產部門的產量達到英美的水平，其不言而喻的大前提是把物質生產的發達程度視為衡量社會先進與否的標準。可以說，在很大程度上，毛澤東後來對馬克思的修正是出於現代化建設受挫的反動。隻因為“大躍進”遭到慘敗，毛澤東發現打造經濟基礎是他個人能力的“弱項”，但又不甘心認輸，才另辟新徑，獨樹一幟地高談精神之作用。
在“大躍進”遭到慘敗之後，如果繼續遵循生產力標準，中國的情況簡直令人十分沮喪絕望。就在這時，毛澤東開始了轉移目標，並提出了另外的價值標準。於是，“超英趕美”的口號悄悄收起，“反修防修”的口號登台亮相。“政治掛帥”與“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取代了“向科學進軍”。經濟少講甚至不提，“革命”、尤其是“思想的革命化”則大講特講。物質的指標換成了精神的指標，革命不再是社會發展的手段，革命本身就成了目的，成了標準，也成了中國人的人生目的與意義。那時，評判一個人的唯一標準就是“你是不是革命的”，而革命的標準則早已置換成“聽毛主席的話”。
按照毛澤東當時推出的“世界革命”話語，剛剛走出數年嚴重饑饉的中國人突然發現自己從貧困中進入了一個全新的“更高”境界：資本主義早就陷入“垂死腐朽”之境，現在的問題不是中國要如何追趕西方（其潛台詞是中國不如西方先進），而是中國要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受剝削受壓迫的人民（那意味著中國才是最先進的）；同時，國際共運陣營的領袖蘇聯墮落變“修”，喪失了革命精神，不再是中國追隨的榜樣；“世界革命”的中心已經曆史性地轉移到了中國，毛主席已經成為“全世界人民心中的紅太陽”；中國的經濟固然不算發達，但那都是先人（封建王朝與國民黨）的錯，洋人（列強侵略）的錯，而且，經濟不發達並沒有多大的重要性，列寧不是早就講過“先進的亞洲，落後的歐洲”嗎？深諳“國君”之心的林彪則在1965年進一步宣稱：北美和歐洲好比“世界的城市”，以中國為首的亞、非、拉廣大地區則好比“世界的農村”；今天的世界正處於“農村包圍城市”的局麵，勝利必定屬於我們而不屬於他們。可以想見，毛這番工於心計的目標轉移和價值替代不難贏得黨內的廣泛支持。畢竟，大饑荒的罪責不僅在毛，也在黨，因此整個黨都需要文過飾非。再上一個台階，作為統治有5千年曆史的世界第一人口大國的中國共產黨，它總不能滿足在各個領域都馬馬虎虎、平平淡淡，甘心做世界的二流、三流角色（毛在1958年的成都會議上講過：“中國應當成為世界上第一個大國，因為人口多嘛！”），否則對內、對外都不好交待。
極權主義需要不斷地製造幻象，營造高潮。它需要打出自己的獨家“品牌”，不但要有足以令民眾獻身的“偉大目標”，而且還要有足以令民眾驕傲的偉大成就，否則就無法證明自己的“偉大、光榮、正確”，無法維持自己的絕對權力。因此，一種幻象和高潮破滅了，就必須迅速地用另一種去填充。大饑荒後的中國現實是，要在經濟上、物質上創造奇跡已全然無望，所以共產黨急切地需要轉移目標、轉移視線。“玩”經濟“玩”砸了就“玩”政治，物質“玩”不轉了就“玩”精神。在這一點上，毛和他的黨息息相通，他的同僚及下屬也有同樣的焦慮，因此也有著同樣的需要。所以上下一拍即合，全黨仍然緊跟毛澤東。就這樣，一種具有原教旨主義特征的毛澤東思想出現了。它遠比原教旨主義更偏狹，更色厲內荏，更富於攻擊性；不論是對中國的傳統文化還是對西方的文明都更帶敵意、更不寬容。有識之士無疑會對此感到不安和憂慮。黨內高層比較清醒、比較務實的人也試圖抵製，但為時已晚。毛的個人權威在黨內高層中或許打了折扣，但在全黨、全軍、全民的範圍內卻達到了頂峰，而最為毛的這套思想瘋魔的，就是“兩眼一抹黑”卻自以為可以參與決定世界命運的青少年，尤其是那些城市裏的大學生、中學生。於是，毛澤東終於握有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本錢了。
在關鍵的1962年，劉少奇等人出於維護黨的利益和權威，維護了毛，依從了毛。精明一世的劉少奇可能以為他這樣做是與毛同舟共濟，當時他萬萬猜想不到，就在那時，毛澤東已打定主意，一俟時機成熟，就要把劉少奇打下那條“船”。不久之後，“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爆發了，中國被“偉大統帥”引領著從一個災難走向了另一個災難。
【注釋】
[1]東夫，《麥苗青菜花黃――大饑荒川西紀事》，田園書屋（香港），2008年5月出版，第94頁。
[2]出處同上，第130頁。
[3]出處同注1，第133頁。
[4]出處同注1，第110頁。
[5]淩誌軍，《曆史不再徘徊》，人民出版社（北京），1996年1月，第79－80頁。
[6]楊繼繩，“就《墓碑—中國60年代大饑荒紀實》答客問”，多維新聞網，2008年10月27日。
[7] 楊繼繩，《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天地圖書有限公司（香港），2008年5月出版，下篇，第706頁。
[8]秦暉、杜鋼建、王東成、黃鍾、楊支柱，“反思大躍進”，中國學術論壇網 站，2003年11月24日（www.frchina.net/data/personArticle.php? id=159）。
[9]單少傑，《毛澤東執政春秋》，明鏡出版社（香港），2000年12月出版，第 231頁。
[10] 李誌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台北）， 1994年10月出版，第382頁。
[11] 丁抒，《人禍―大躍進與大饑荒》（修訂本），九十年代雜誌社（香港）， 1996年3月出版，第360頁。
[12] 高曉岩，“劉少奇、毛澤東和四清運動”，《南方周末》，1998年11月20日10版。
[13] 轉引自楊繼繩的《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下篇，第1010頁。
[14] 王光美、劉源等，《你所不知道的劉少奇》，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90頁。
[15] 淩誌軍，《曆史不再徘徊》，第110頁。
[16] 李力康，“我的舅舅李銳（下）”，《領導者》（雙月刊），2008年4月號， 總第21期。
[17] 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出版，第130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