閑情逸致
多彩人生
撰文丨墨黑紙白
將民主、自由、人權等歸屬於美帝國的普世價值，這種認知絕不僅僅是一些五mao和自幹五低劣、落後的意識認知，就連一些“趙家人”（其意可百度之）以前跟我聊天時都時常告誡我說：“要時刻提防普世價值，世界觀不能由西方國家說的算。”我聽了之後無不覺得這些“趙家人”竟然也和他們的奴才們一樣可悲，他們不會知道中國文化早已經包含了所謂的民主、自由和人權等價值觀。
如同清王朝的貴族們永遠不會懂得中國文化的包容性，從而瘋狂的采取閉關鎖國的鄭虎性策略，最終權貴們妄自尊大，而奴才們則坐著破落的大船等著一起集體撞冰山。如同一些人認為自己沒有衣服，所以不必要廉恥，也不必要進步之可能，甚至阻礙有想要進步之可能的人，說他們背叛祖宗，其實這奴化之人根本早就忘了自己的祖宗到底有過哪些思想，自然更不必說發揚光大了。
相關事件
在哲學等人文科學上，普世價值（英語：universal value）泛指那些不分領域，超越宗教、國家、民族，出於人類的良知與理性之價值觀念。普世價值與絕對真理是兩個不同領域的概念，易被混淆。普適價值包括但不限於：民主、自由、法治、人權等等。國家有義務捍衛國民與生俱來的權利，如生存的權利、免於恐懼的權利、生育的權利、知的權利、免於匱乏的權利、思想的自由、表達的自由。普世價值既不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也不是人類文明的最高成果，它隻是人類道德的最低底線，是人性最後的那塊遮羞布。
事件評論
我記得，當年清政府因為被西方的船堅炮利打開國門之後，兩次國都失守，他們最終決定搞洋務運動，派官員前往西方走訪學習，學習回來的官員們，無不認為西方無論是製度還是經濟都要比“上國”好上很多，於是這群官員們都被清政府“法辦”了。於是有人說：“過去幾百年，中國人很執著地學習、接納西方，走西方的路。中國人在過去幾百年遇到過短暫的與西方文明的衝突，但總體來講，從利瑪竇開始一直到清代中早期，中國人對西方文明並沒有完全拒絕。”
既然有人這麽認為，那麽我們是否可以將西方文明視為洪水猛獸看做是兩種不同的意識？一種來自學界，將人家先進的製度和先進的經濟等文明當做複興中華文明的一種思想來吸取？一種來自“鄭界”，始終將那種製約權力，發展民生的西方文明視為洪水猛獸。所以不能說中國人對西方文明並沒有完全拒絕，隻是來自學界的接受和來自“鄭界”的拒絕，誰更能影響中國未來的走向？無疑還是“鄭界”，但偶有不同的是民間自發型的“鄭界”，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首先從學界的文化意識接納中脫離出來，認為所謂之改良清鄭虎是做不到根本改變的，所以孫中山以推翻清鄭虎為己任，雖然一次次起義，一次次失敗，最終還是在在武昌新軍們的起義中打開了推翻清王朝的大門，更多人的覺醒，已經讓無法自我進步的清鄭虎不得不走向滅亡，這並不是當時的國人不給他們機會，他們落後的蠻夷民族思維決定了他們死亡的必然。
而今，生活剛剛有些起色的我們，就又開始了清王朝時代的妄自尊大，動輒東方大國，動輒拳打美帝，腳踢日邪的思想不斷縈繞在民間，即便是一些軍方的2缺代表還能恬不知恥的高呼：“以犧牲中國一半城市的代價，轟炸美國一半的領土。”竟然還有一群二筆們跟著叫好，這種狂熱的戰爭分子，你真的不害怕嗎？你知道損失中國一半的城市是怎樣一種人間煉獄嗎？倘若僅僅是這樣一種無知的叫嚷也就作罷，但目前我們對民主、自由、法治、人權等價值觀，竟然有意識的歸類於西方帝國主義們的價值觀，我們不但不能用，反而要積極反抗，民主寫作是皿煮、自由認為是無組織無紀律，撕開法治的衣服看到的是赤裸裸的人治，人權認為是各國有各國的國情。知道我為什麽不同情清王朝的覆滅嗎？知道為什麽有人會認為西方列強用船堅炮利為中國人打開了啟蒙之路嗎？其根源就在於清王朝的權貴和民間大多是這種落後的意識，隻有當時學界和革命者們清醒的認識到清王朝的可恥在哪裏。
胡適1929年在《我們要我們的自由》一文中談到：“近兩年來，國人都感覺輿論的不自由，在“訓政”的旗幟之下，在“維持共信”的口號之下，一切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都得受種種鉗製。異己便是反動，批評便是反革命……一個國家裏沒有紀實的新聞而隻有快意的謠言，沒有公正的批評而隻有惡意的謾罵醜詆——這是一個民族的大恥辱，這是摧殘言論出版自由的當然結果。我們是愛自由的人，我們要我們的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這幾種自由是一國學術進步的必要條件，也是一國社會“鄭智”改善的必要條件。”時常有人說：“魯迅的批判到了現代依然管用。”而我更多的認為，胡適對當時社會溫和的批判同樣適用於當下的社會，尤其是關於當時他對他的社會輿論的看法，與我對現在社會輿論的看法，我完全認同於他當時的認知要高於現在包括趙家人在內的大多數國人，這不是一種胡適的思想竟然如此超前的光芒，而是一種社會的恥辱可以讓故去多年的人當時的想法竟然可以重新印證現代社會，這太可恥了。
我在胡適的文集中還看到這樣一句話：“對於西方之文明，有三種態度，一種是抗拒，一種是全盤接受，一種是選擇性接受，既然今天沒有人堅持抗拒，我的討論將隻限於後兩種。”胡適的這段話完全可以作為當時知識界對中西方文明的共識，當然有人會罵胡適不過是帝國主義的走狗，這號人就不說了，習慣了做奴隸的人你是怎麽也不會叫醒他的。也就是說，在當時的社會，當時的知識界明顯能夠感受到我們的社會和“郭嘉”麵對自己落後的文化，麵對西方強勢的文化，他們知道應該從吸收中改造中國的文化，從而與世界的腳步不是離得太遠。而今我們現在還在將一些價值觀規劃到西方人獨有的層麵，甚至還有要求抵製西方文化的主，認為中國文明已經被西方文化侵蝕太久了，大家崇洋媚外，大家認同西方文化高於中國文化，這種認知是有多麽的淺薄？
中國的文化，隻要我們自己不作踐，不像某十年一樣對自己的文化打砸搶，沒有人能夠斷了我們中國的文化，你可以自己開私塾去教四書五經，我也可以在文字中倡導楊朱、墨翟之道，這都是中國文化。郭嘉先生一麵抵製外來文化入侵，一麵打著孔子的旗幟席卷全世界，誰敢說中國文化破滅了？我們不過是從選擇性的抵製西方文明，和選擇性的宣揚中國文明，這種做法我不談對與錯，我隻想說的是，既然中國文化可以走向全世界，那麽何必又畏懼再向民間輸入民主、自由等觀念？而去告訴民間普世價值是洪水猛獸呢？尤其是在目前反貪形成一種運動的同時，積極在中國實踐反貪機製和權力製衡等機製，以及放開輿論監督和提高公民權利和社會福利等等，而今積攢下來的民心不要得之於反腐運動，又失之於反腐運動才好。
現在有人提出中國才是普世價值的最先倡導者，這個人是誰？名之曰馬勇，職稱是社科院近現代研究所研究員。但他的格調還是很低的，認為世界現在其實已經回到了周天子時代，馬勇說：“中國文明有幾個東西深刻影響了今天的世界。一是王道主義立場，美國人引導這個世界，實際上回到了中國古人所向往的周天子格局，“率有道伐無道”。從原來一個小中國撐起現在的一個大世界，這就是王道主義立場。還有一個“仁者愛人”的儒家人道主義，我們講的普世價值，這些東西都是很重要的核心內容，而這些最初並不是西方的，而是中國的。”他的這句話我認同一些，譬如美帝率有道伐無道，但我們說它是在幹預其他國家的內政，當然除了中國和曹縣外，其他世界各國都知道美帝打擊的無一不是殘暴的獨裁者。說實話我很樂於見美帝去打擊這些獨裁者，哪怕是收編了這個國家，你依然要按照美國的價值觀給予人家選票。不過就儒家的仁者愛人這個理念，我不認為是中國文化中的普世價值。
有人可能又要說我見識淺薄，美帝是賊心不死之國，亡我中華久矣，狼子野心。這麽說我的請隨意。我隻想說一點，為什麽在目前這個世界格局中，我們不能去主導各國的價值觀？我們為什麽不能去率先打擊獨裁者，為小國國民的幸福創造空間？原因是你沒有國力和經濟嗎？不僅僅如此，是因為你本身可能還遺傳有這種獨裁者的基因，你畏懼兔死狐悲，從東歐劇變，到蘇聯解體，我們是在惆悵他們被滅國了嗎？不是，我們是在糾結他們的權威時代終結了。
中國的思想中，從先秦開始，楊朱倡個人之自由，墨翟倡兼愛之思想，這種自由和兼愛，我們看起來與現在所謂的普世價值中的民主和自由有什麽區別嗎？要知道墨翟可不僅僅提倡每個人都能夠平等互愛，他可是也倡導選舉權的？墨翟是不是中國人？如果是，那麽他的思想是不是中國的傳統思想？楊朱算不算中國人？如果是，那他的個人自由算不算中國傳統文化的範疇之一？你要知道的是即便是孟腐子，大罵楊朱和墨翟是無父無君之徒，是禽獸之輩，他依然得低下頭，黯然道：“楊墨之言盈天下。”中國人接受民主和自由的觀念是從先秦就開始的，中國人被秦製一統天下之後，被孔孟之道拘束了思想，這才是可悲的根源所在。隨後千百年來一次次朝代的滅亡，一次次的興起，甚至是主體民族漢族的滅天下之悲，這都不能解釋專製的可恥？而今還要為專製兜底，而且在民間有廣泛山呼萬歲的基礎，到底我們可悲，還是西方人可恨？
中國的思想到了明末，中國再一次麵臨滅天下之時，黃宗羲作為漢人，率先提出了對專製主義的仇視，不僅僅認為“天下為主，君為客”，甚至還提出了民治、立公法，廢私法，人權平等這些比楊朱和墨翟更近一步的思想，這種思想完全超越了所謂的《論語》、《尚書》以及《孟子》，同時也毫不為他增添光芒的說，他的思想也超越了楊朱和《墨子》一書。人家講天下和朝廷分得很清楚，中國最大的問題不是朝廷腐敗，而是製度落後，所有的專製製度必然不能長久，故而中國每逢若幹年必然興起農民起義。
其思想的光芒最為重要的還不是反對專製，黃宗羲的民主思想最為突出地表現在其伸張民權，倡導主權在民，表現在主張人民有議政權和監督權方麵。他把這兩項權利歸之於學校，在他看來，學校既是培養知識分子的基地，也是評議朝政、實施輿論監督的場所。當然我們也能看到黃宗羲思想的局限性，他也沒能將這種民主思想有意識的擴張到“鄭智”上，譬如開設專門的議論朝政和輿論監督的場所，如參議院、眾議院等等，而這些到了清末窮途末路之時，才開設了谘議局。這是中國近代以來第一個省級民意機構的設立，中國人第一次可以感受到自己與國家同在，也是中國第一次民意代表選舉。至此，中國文化中的所包含的普世價值，第一次在中國開花，但可悲的是，清王朝扭扭捏捏的小女子狀，最終還是死於專製。
顧炎武是黃宗羲同時代的人，他所提出的觀念雖然沒有黃宗羲那麽深刻，但卻從底層開始倡導“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這與中國傳統中在儒家文化裏那些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有了本質的區別。也與舊國人意識觀中的“平時袖手談心性，臨事一死報君王”的落後意識觀念有了本質的啟蒙。但可悲的是，這種思想提出在明末，到了清末大多數中國人還是一種效忠君王的落後思維，國家的意識從未上升到我要生活的一個美好、民主的、自由的的地方。即便是現在，你問一些中國人，什麽是國家？他們還會是會認為，趙家人的國就是國家。對於不能將國家從民間開始認為是每一個人的國家，落後的家天下意識永遠會折磨著中國人無法走向公天下。
咱們很樂於去問，誰是世界上最早記載“哈雷彗星”的國家呀？咱們的曆史學者們肯定會倍兒驕傲的說：“前613《春秋》載有世界對哈雷慧星的最早記錄.星的出現有詳細記載.論記錄時間之早，首推《春秋》。”你真的很驕傲嗎？那為什麽它叫“哈雷衛星”而不叫“魯國彗星?”我們古代國人生活習慣講求實用主義，實用於服務君王，實用於服務農業，唯獨不實用於深入研究和啟迪民智，這既是秦製主義之罪惡，又是國人在權威統治下的自我閹割之禍。
即便如此，而今的國人，遠遠還不如古代的國人，古代的國人好歹還是有些人願意坐下來跟你說，什麽是自由，什麽是民主，什麽是主權在民，什麽是天下興亡，匹夫有責。而今的我們，也許是權威有意識的誘導，所謂自由、民主是西方的價值觀，我們中國萬不可用之，研究之，民更不可知之。這是多麽的無恥？寡廉鮮恥的很。以前的國人好歹還能夠創造出不亞於現在所謂的普世價值的思想，而今的國人卻一味的認為是洪水猛獸，並且將這些思想，無知地或者選擇性地從中華文明中摘出，這是赤裸裸的對中華文明的蔑視，甚至是斷送。
我所希望的，不是隻有戰亂的時候，我們民族的思想可以發揮精粹，可以創造不亞於西方文明的思想，所以我不希望我們隻有在春秋戰國的時候可以出楊朱和墨子，也不是隻有在民國紛亂的年代可以出胡適、魯迅、徐光啟、李之藻、嚴複、辜鴻銘、林紓、林語堂、傅雷、朱生豪、楊憲益等。我希望我們在和平的年代就可以思想多元化，民眾主權化，公民意識普及化，中國在未來的競爭中在不至於遭受太大的災難，這最關鍵的不在於權貴們如何誘導你不關心國家命運，而在於你到底有沒有意識到國家的興衰與你個人的意識息息相關？你本可以有資格、有權利去參與到國家的發展中，你與曆史同在並不是一種奢望。與諸君共勉，不要再傻嗬嗬的說自己是沒有衣服而裸奔的古人了，一些古人的意識可能都比你的意識強上很多。
2015—12—29落筆於墨辯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