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理逝世後的一段日子裏（下）

不久，就聽說了中央要求不要擴大悼念總理規模，難以理解。在幹部子女的圈子裏，漸漸傳開了中央內部各種鬥爭的消息，矛頭直指江青和上海幫。那上海幫在上海人們心中沒有什麽威望。倒是那幾年鄧為首領導下的整頓，頗得人心。

剛聽到“四五”運動時，還有點不解。就我們所在的周圍，悼念總理的活動還是組織得相當不錯。覺得北京的人們，沒必要這樣將毛推到把事情做絕，並授人以柄，致使鄧難以翻身。可那反擊右傾翻案風，實在讓人打不起精神來。醫院宣傳部負責人找到我，要借調我幾日，脫產為宣傳部寫稿，幫助出大字報和版報。我以老毛的學生還是要“以學為主”為理由給推脫了。

很快，傳來了“總理遺言”和“天安門詩抄”。讀到“總理遺言”，觸動了人們各種心緒。在同學和醫院的圈裏，那 “總理遺言”到我手較早，我自然忍不住帶去在圈裏半隱蔽半公開地傳開了。

約兩周後，病理切片組的負責人戴老師和我私下說，醫院裏已開始查“總理遺言”謠言的來處，對幹部子女特別留意。已有人問過他是否從我手裏看到過“總理遺言”，被他裝糊塗否認了。他要我當心，切不可天真到了承認這事。

過了兩天，衛校招我們學生幹部回校批鄧。會後校黨支部副書記姚老師找我談話。他是文革前區教衛辦的老幹部，文革中曾下放到我就讀的中學任職。我中學班上的副班主任梅老兄和他很熟。在我被分到衛校就讀初，梅曾托過他照顧我。姚老師和我聊了會兒家常，然後告訴我，學校也在查“總理遺言”的傳播。他找我談話就是要向我調查，但我不用回答，他知道該怎麽匯報。我們就這樣笑嗬嗬地結束了談話。

 

這樣的一段日子，讓我看清了人們的民心所向。同年十月，“四人幫”（或“五人幫”）的垮台，可謂是水到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