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頭山
無意邀眾賞，一心追殘陽
最近的俄美會談，爆出了烏龍。美國代表史蒂夫·維特科夫（Steve Witkoff）和普金會談時，他理解普金的條件是：烏克蘭撤出頓巴斯（頓，盧兩州）所有剩餘地區，換取俄羅斯撤出赫爾鬆和紮波羅熱俄羅斯占領區。維特科夫大喜過望，認為這是俄羅斯的重大讓步，馬上向特朗普總統匯報。特朗普也馬上同意和普京會麵，並在社交媒體上吹開了，說俄美談判取得重大突破，並向烏克蘭和歐洲作了通報。
消息反饋到俄國，被打了臉。俄國重申了條件，普京在談及烏克蘭停火時，提議烏克蘭需“和平撤出”赫爾鬆和紮波羅熱地區，連同頓巴斯地區剩餘烏占領土。而不是維特科夫理解的，將這句俄方要求“烏克蘭軍隊從這些地區撤出”的提議，錯誤地理解為“俄羅斯軍隊將從這些地區撤出”。
維特科夫在與普京的會談中，打破了長期以來的外交慣例，沒有帶自己的美國翻譯，而是完全依賴克裏姆林宮提供的翻譯。這是一種高風險行為。前美國駐俄大使邁克爾·麥克福爾（Michael McFaul）指出，克裏姆林宮的翻譯與美國國務院的翻譯在同一場會議中對同一句話的翻譯往往會有細微的差別，而正是這些差別可能導致誤解。有人也以此指責維特科夫對自己的俄語能力過於自信，說他的俄語也就小學水平，就以為不帶翻譯也行。
雖然俄羅斯重申了自己的立場，美國還是決定繼續執行峰會。但峰會將不是如慣常那樣，在低級層麵既定結論基礎上，由最高領導人背書的情況，而是在最高層直接談判，討價還價，其結果就很不確定了。
口譯是個很難的活兒，盡管能操多語者甚眾，但其中能擔當口譯者，是鳳毛麟角。而能在最高級領導人談話中擔當翻譯的，更是少之又少，這些翻譯的地位也是很高的。如馬英九，以前是蔣經國的英文翻譯，以後變成國民黨主席和中華民國總統。普裏馬科夫的職業生涯始於記者和翻譯。他是一名傑出的阿拉伯問題專家，精通阿拉伯語。在蘇聯時期，他長期在中東地區擔任記者，並為蘇聯高層提供翻譯和顧問服務。他憑借著對中東政治和文化的深入了解，以及卓越的溝通協調能力，逐步走上政壇，最終在1998年擔任了俄羅斯聯邦總理。
即使一個譯員兩種語言都很精通，但還是有點區別。大多數口譯員和專家都認為，聽母語翻成外語通常更難。這主要是因為口譯的最終輸出是在你的外語（第二語言）上。即便你的外語水平很高，在壓力下即時輸出時，你仍然會麵臨以下挑戰：
表達的細微差別和地道性： 你的母語中有很多習語、文化梗、俚語或非常細致的表達方式，很難在外語中找到完全對等的表達。你可能能理解意思，但很難在外語中做到像母語者一樣自然、流暢、地道地表達出來。
語言的流利度和準確性： 現場口譯需要你在幾秒鍾內組織複雜的語法和詞匯。即便母語者也會卡殼，更何況是在外語環境中。你犯語法錯誤、用詞不當的風險會大大增加，這會影響聽眾對信息的理解和對發言者權威性的判斷。
認知負荷更高： 你在處理母語信息的同時，還要實時將它“轉化”成另一種語言的邏輯和語法，這種雙重處理的認知負荷通常更大。
為什麽“聽外語翻成母語”相對容易？這並不是說它不難，而是它的核心挑戰在於理解，而不在於表達。理解是第一步，隻要你能準確、快速地理解外語中的信息，你就已經成功了一大半。 一旦理解了，你就可以利用自己母語的強大優勢，用最清晰、最優雅、最自然的語言將信息重新組織和表達出來。你的母語能讓你更好地處理複雜的句子結構，並用更恰當的詞匯傳達語氣和情感。 聽眾聽到的是流暢、自然的母語表達，這能讓他們更好地吸收信息，也更能信服發言者的內容。
至於同聲翻譯和延時翻譯哪一個更好，雖然兩種翻譯都出現在國家級別的會談中，但通常認為，延時翻譯，就是譯員在發言人說完一段話或一個完整的想法後才開始翻譯， 這種方法更準確，因為這給了譯員足夠的時間去完整理解、分析、消化源語言信息，並可以在翻譯前組織好自己的語言。因此，延時翻譯的譯文通常更嚴謹、更完整，也更能夠捕捉到發言人的細微語氣和深層含義。
而同聲翻譯，譯員幾乎是和發言人同步進行翻譯，邊聽邊說。這種模式對譯員的認知能力要求極高，大腦需要同時進行“聽”、“理解”、“組織”和“說”這四個過程。在這種巨大的時間壓力下，譯員很難做到每個詞都完美匹配，有時需要做出權衡，以確保整體信息的流暢性和完整性，因此在細節上的精確度可能會有犧牲。
還有現場翻譯和不在場翻譯的優劣，一般認為，現場翻譯更好，譯員能夠直接觀察到發言人的肢體語言、麵部表情、眼神交流和現場氛圍，這些非語言信息對於準確理解和傳達細微之處至關重要。譯員可以更好地與發言人及聽眾建立聯係，方便在必要時進行眼神確認或請求澄清，確保翻譯的準確性。
因此，最好的口譯方式，是兩國領導人各配備一個己方的翻譯，翻譯在場，采用延時交替式翻譯，各方翻譯聽對方領導人的發言後翻譯成自己的母語。
還有一個情況，就是領導人本人也懂對方的語言。或者兩國使用同一種語言，如英國和美國，美國和印度。但作為一種外交禮儀，在正式會談中，還是需要翻譯。翻譯在外交談判中的作用遠不止於語言轉換，他們的存在是外交禮儀和風險控製的關鍵組成部分。翻譯是雙方會談內容的官方記錄者。他們需要精確地記錄下談話的每一個細節，並提供給本國團隊作為會議紀要的參考。即使領導人自己能聽懂，翻譯的存在確保了雙方對談話內容有共同、正式的理解，防止日後出現“你說過，我沒說過”的爭議。
語言和文化差異是客觀存在的，即使是英國和美國的英語也有差別，印度的英語有很強的口音，特朗普聽不懂印度記者的提問就是一個例子，其實那個提問大多數人聽不懂。翻譯的存在能給領導人一個緩衝，讓他們能把全部精力放在戰略思考和政治立場上，而不是糾結於如何用外語精準地表達自己的想法。翻譯員也像一道安全網，為領導人提供一個“第二聽覺”，如果他發覺自己的表達不精確的時候，可以適時糾正，確保信息的準確性和完整性。
曆史上有因為翻譯不當，出現了災難性的結果的例子。最經典就是1945年，盟軍向日本發出《波茨坦公告》。日本首相鈴木貫太郎在記者會上被問及對此的看法時，使用了“默殺 (mokusatsu)”一詞。這個詞在當時被口譯和報道為“以沉默輕蔑”，帶有強烈的拒絕和不屑意味。這個譯法最終被盟軍高層采納，並被認為是日本拒絕無條件投降的信號，從而加速了對日本的軍事打擊。但鈴木首相的原意更接近於“暫不予置評”或“不發表評論”。
另一個例子，1956年，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在一次會談中對西方外交官說了一句俄語：“Мы вас похороним”。這句話被口譯員直接翻譯成了英語的：“We will bury you”（我們要埋葬你們）。西方媒體和政界將這句話解讀為赤裸裸的核戰爭威脅，認為蘇聯要用武力摧毀西方世界。這在美國引起了軒然大波，成為了冷戰宣傳的典型案例。其實赫魯曉夫的本意並非軍事威脅，而是源於馬克思的一句格言。他想表達的是“我們會在曆史上超越你們”或“在曆史的進程中，我們終將戰勝你們”，這是一種意識形態和經濟上的勝利宣言。
鄧小平1979年在日本回答記者關於蘇聯的問題時，說蘇聯這個王八蛋。這確實不妥，但日語譯者翻成了“馬鹿”，意思是很糊塗的混蛋，那語氣不是太重。而英語譯者翻成“son of bitch“（婊子養的），意思倒是接近原意， 但確實有損鄧總形象。所以現在這中國領導人很少接受記者提問了，言多必失。
所以說，翻譯可不是件小事，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對我們一般人如此，對大人物更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