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可能走了正確的路（ZT）

本文刊發在外交雜誌，作者喬納森·A·辛是布魯金斯學會邁克爾·H·阿瑪科斯特外交政策研究講席教授，也是約翰·L·桑頓中國研究中心的研究員。他於2021年至2023年擔任國家安全委員會中國事務主任，此前曾在中央情報局高級分析服務部門任職。加美財經編譯，不代表支持文中觀點或確認其中事實。

[外交雜誌：中國反對中國---習近平的成功與代價]

在習近平登上中國最高領導位置十三年後，華盛頓的觀察人士仍然對如何評估他的統治感到極為困惑。

對一些人來說，習近平是毛澤東的繼任者，掌握了幾乎全部權力，將國家塑造成自己的意誌延伸；對另一些人而言，習近平的權力極為脆弱，隨時可能被不滿的精英通過政變推翻。

有人認為，中國在習近平治下是一個擁有意圖、資源和技術實力的強大競爭對手，可能超越美國；也有人認為，中國已是一個瀕臨崩潰的經濟體。

不同人眼中，中國的增長模式可能是充滿活力的，也可能是停滯不前的，是持續創新的，也可能早已被困在過去。

在中國從新冠疫情中緩慢複蘇之後，外界對習近平戰略的分析變得更加複雜。2022年末，習近平突然終結嚴厲的疫情防控政策，重新開放國家時，華爾街並沒有討論中國經濟是否會強勁反彈，而是在爭論複蘇的走勢會像英文字母V還是W。

隨著經濟複蘇乏力，華盛頓的一些人則走向另一個極端，認為中國已達頂峰，治理體係失敗，將開始相對於美國的衰退。

這種分析上的混亂影響了美國對華政策。在特朗普第二任期開始時，美國官員稱中國是對美國的最大威脅，但他們似乎又認為中國經濟壓力如此之大，必將在貿易戰中迅速讓步——這種看法讓人想起毛澤東曾宣稱美國是“紙老虎”，看似強大，實則虛弱。

美國試圖通過加征關稅向中國施壓的努力失敗了。2025年4月，北京針對華盛頓的貿易升級作出回應，征收反製關稅，並切斷了對美國的稀土磁體供應。

中國經濟頂住了貿易衝擊，使北京獲得了新的信心。

自從封閉的非自由製度拖垮蘇聯以來，美國一直將自身的韌性歸因於政治體製有能力識別問題、提出方案並糾正路線。而對美國來說，最具諷刺意味的是，在習近平治下，中國這個政治高度不透明的體係中，官員雖然有動機掩蓋錯誤，但在坦率承認自身弱點、並采取措施加以應對方麵，反而比自詡靈活適應的美國體係做得更好。

中國在習近平領導下的崛起，不僅在挑戰美國的實力，也在挑戰美國開放社會的一項基本信條，開放辯論和質疑是係統自我糾錯的基礎。

在習近平看來，中國最突出的弱點，是四十年經濟改革的副產品。快速增長帶來了財富和實力，同時也伴隨著猶豫不決、腐敗和對外部的依賴。

無論如何評估他的領導能力，習近平確實識別了中國的許多脆弱點，並調動資源試圖讓國家變得更加有韌性。中國在麵對華盛頓發動的貿易戰時取得的應對成功，說明習近平的戰略正在奏效。

  改革被逆轉

2012年，習近平接掌中國共產黨領導權時，中國內外的許多觀察人士，對他前任胡錦濤未能推進改革感到沮喪。他們把習近平視為一個可能拯救中國共產黨、延續鄧小平自上世紀70年代末發起的“改革開放”事業的希望。

他們大多傾向於自由主義，期待習近平推出更加市場化的政策，進一步減少國家對經濟的幹預，甚至有可能放寬政治控製。

習近平一度被認為具有改革者的潛質。他曾在中國最富裕的三個沿海省份擔任要職，這些地方是市場化轉型的最大受益者。

很多人認為，作為一位深受尊敬的革命元勳之子，同時又是經濟改革的支持者，習近平具備前任所缺乏的權威和意願來推動變革。

但實際上，習近平上台的那一刻，也標誌著改革時代的終結。

2007年，習近平以胡錦濤接班人的身份回到北京時，他看到的不是持續的繁榮和穩定的領導架構，而是嚴重的體製失調。胡錦濤是通過聽命於黨內元老、推動集體領導體製上台的，這使他本人以及其他人難以作出果斷決定。

即便胡錦濤想強化自身權力，他的前任江澤民早已通過布置親信，將胡的手腳束縛住。胡對政策方向的調整，包括應對現代化進程中日益嚴重的不平等問題，都未能真正推進。

同時，腐敗已根深蒂固，甚至滲透到應當維護黨權力基礎的公安和軍隊中。

習近平將巨大的政治能量集中在提升中國韌性上。在習近平看來，鄧小平留下的集體領導體製是造成黨內諸多問題的根源。權力分散在高層領導人及其在官僚體係中的盟友手中，使得黨內紀律渙散。

他似乎還判斷，中國的繁榮使幹部變得軟弱。對外開放確實推動了中國經濟的發展，但也帶來了自由主義價值觀的輸入，威脅到共產黨核心信仰。

同時，中國日益依賴其他經濟體，尤其是美國。自2018年以來，美國對大量中國商品施加的貿易限製，讓習近平清楚意識到經濟相互依賴帶來的真實風險。

習近平不僅試圖緩解改革開放時期遺留下來的種種問題表象，更要解決他認為的根本病灶——徹底逆轉自由化。

他的執政可以用學者卡爾·明茨納的術語來描述：一場“反改革運動”。習近平正在將黨重新推到列寧主義的核心，即對政治和社會的控製，並為之重塑方向，不再走革命或改革的路線，而是邁向技術工業和軍事力量的紀律性推進，以增強中國的地緣政治地位。

在大多數外部觀察人士看來，這場反改革極為危險，因為拋棄了中國從貧困走向強國的成功經驗，也帶來了強人政治下的潛在政治風險。

但習近平的行為背後，是他對黨內最迫切擔憂的弱點的清醒認知，特別是內部腐敗，以及美國在支撐中國繁榮中扮演的令人不安的角色。

習近平並沒有推動更大程度的經濟開放，而是集中他的權力和資源，應對那些部分源自以往改革的威脅。

在他看來，阻礙中國趕超美國的，不是國家幹預過多或威權政治，而是這些深層次的問題。

  泡沫破裂

中國當前的種種失調，很多是繁榮發展帶來的副作用。

毛澤東去世後，中國共產黨領導人並沒有一條清晰的路線圖，來引導中國在不放棄共產主義信念的前提下走向開放。他們曾在革命中作出巨大犧牲，對資本主義及其弊端仍抱有深深的懷疑。同時，他們也不願將中國重新帶回毛時代的混亂。

領導中國走過1980年代的那批黨內高層，包括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勳，在毛時代的權力鬥爭中都曾遭到清洗。經曆了十多年的反複拉鋸之後，經濟改革最終占上風。

1989年天安門廣場抗議者遭到軍事鎮壓之後，鄧小平得以壓過那些想遏製自由化的黨內元老，推動中國朝更開放的經濟方向發展。

鄧小平的“南方談話”，以一係列支持市場作用的講話為標誌，重新點燃了在鎮壓事件後被擱置的經濟改革進程。

為了鞏固自己的政治遺產，鄧小平不僅欽點了自己的直接繼承人江澤民，還選定了“繼承人的繼承人”胡錦濤。在新的政治環境下，沒有哪個新一代領導人能自稱是革命奠基人，鄧的背書賦予了江澤民和胡錦濤合法性，也幫助他們平穩度過黨內權力交接的種種考驗。

江胡二人都和平退位，確立了一個脆弱但意義重大的權力交接慣例。

這種領導層的穩定，加上改革步伐的加快，帶來了令人震驚的成果。整個1990年代和2000年代初期，中國經濟年增長率持續保持在兩位數。從1992年鄧小平南巡至2012年習近平上台這二十年間，平均年增長率超過10%。

中國的現代化轉型無處不在：高樓大廈迅速崛起於上海等城市的天際線中，道路鋪設延伸至廣大農村，將此前孤立的村莊與全國聯係起來。

鄧小平還製定了一項成功的外交戰略，避免地緣政治對抗，為中國贏得了發展經濟的時間。

他提出，中國應當“韜光養晦”，隱藏實力、積蓄力量，這一戰略後被簡要概括為“韜光養晦”。

改革帶來了經濟增長和地緣政治上的緩衝空間，但也滋生了腐敗、不公和不平等。

在所有領域中，最能體現中國政治與經濟錯綜複雜失調的，就是房地產。房價曾飆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但自2021年以來大幅下滑。上世紀90年代末，中國領導人開始允許城市居民獲得可在私人市場交易的長期住房使用權，這是為刺激經濟增長而實施的自由化改革之一。

這一政策釋放了大量積壓的住房需求，催生了一場全國性的房地產熱潮，成為曆史上規模最大的房地產繁榮之一。

城市土地在法律上歸地方政府所有，地方政府將土地出售給開發商，以填補財政。2005年，胡錦濤政府取消了延續兩千年的農業稅，這一政策減輕了農村貧困農民的負擔，但也切斷了地方政府重要的收入來源。

從那以後，各地官員更加依賴土地出讓收入來平衡預算，很多地方甚至以暴力方式驅逐農民，以獲取土地收益。

此後幾年，中國形成了巨大的房地產泡沫，而全國財富很大一部分與房地產緊密相連，其他領導人對限製泡沫擴張猶豫不決。

但在習近平執政的前兩屆任期中，盡管多次嚐試溫和地給市場降溫未果，習近平最終在2020年強行戳破了泡沫。他對房地產開發商的融資施加限製，切斷了核心商業模式。房地產銷售額已從2021年中占GDP的18%跌至2025年的7%，新建住房開工量下降了70%。

這一崩盤是導致中國經濟增長疲軟的主要原因之一，抹去了許多中國家庭的財富，也在中國急需消費拉動經濟之際打壓了消費者信心。但習近平出於對房地產過度膨脹可能帶來風險的警惕，一直不願大規模出手救市。

中國房地產行業的興衰，展現了改革核心機製的運行邏輯。

即使中國領導人成功實施一些迫切需要的改革，如推動房地產商品化或廢除延續數百年的農業稅，解決了一部分問題的同時，也製造出新的問題。

製度性腐敗讓改革難上加難，因為地方官員常常抗拒變革，或趁機謀取私利。習近平上台後，優先處理他那批更自由化前任留下的問題，無論代價多高，反彈多強烈。

他的這些破例做法引發大量不滿和失望，但並未引發真正的政治後果，這顯示出他權力基礎的穩固。

  強化韌性

早在亞裏士多德時代，政治分析家就注意到，寡頭政治往往在權力分散與權力集中的兩股力量之間搖擺。

對習近平和許多中共領導人而言，中國政治體係中過於分散的權力削弱了胡錦濤的執政能力，威脅到黨的治理效能。將權力集中在習近平手中，被視為必要的矯正措施。

習近平利用這種集中化的權力，不再推動進一步經濟自由化，而是轉向提升國家經濟和政治韌性的方向。

軍隊和安全機構在習近平集權及反改革進程中發揮了關鍵作用。自2012年起，習近平發動的反腐運動強力整肅軍隊和安全係統。他清除權力強大的高層官員及其網絡，並為鞏固自身控製，往往連自己提拔的接班人也不留情麵地清洗。

這場運動雖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黨內普遍存在的腐敗，但更重要的是，讓黨內高層始終處於不確定與服從狀態，從而加強了習近平對他們的掌控。

盡管清洗了軍隊和國內安全部門的領導層，習近平與前任一樣，仍然為這些機構提供大量資金支持。中國對警察和安全力量的投入幾乎與軍隊相當。習近平鼓勵他們利用新興技術，係統性地擴展監控與維穩能力。

習近平在上台初期，曾下發名為“九號文件”的內部文件，警告西方價值觀的危害。這一外泄文件標誌著中共對外來思想日漸寬容的態度發生逆轉，並開啟了對中國民間社會的壓製時代。

習近平明確表示，他的目標是保護中國免受他所認為的外部顛覆影響，從而糾正改革開放幾十年來帶來的問題之一。

改革開放還帶來了對外國經濟體的依賴，習近平也將如何讓中國擺脫全球經濟波動的影響作為重要任務。

2020年，習近平提出“雙循環”戰略，強調以國內市場為主的“內循環”機製，涵蓋商品、服務與技術，並配合“外循環”的國際貿易與投資模式。借助中國龐大的內需市場，習近平的戰略意圖是降低對外部的依賴，同時增強全球對中國經濟的依賴。

2025年4月和5月，在特朗普第二任期伊始發生的短暫貿易戰表明，中國已成功提升了自身應對美國關稅的能力。習近平避免采取高成本的刺激計劃，僅提供最低限度的支持，以緩解對經濟和出口導向型產業的最嚴重衝擊。

此外，北京也學會了如何將美國對中國重要原材料的依賴，轉化為反製工具，例如對稀土磁體的管控，這些材料是許多美國產品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

習近平還將經濟政策重心放在提升中國高科技製造能力上，以增強國家韌性。

他向技術與工業領域注入大量資源，而對宏觀經濟的整體表現則相對忽視。這一過程雖效率不高，但效果顯著。據彭博社對13項關鍵技術的分析，中國在其中12項中處於領先或具有全球競爭力地位。在

綠色能源等領域，中國甚至過於成功，湧現出的企業數量過多，導致激烈的價格戰，並對整體經濟造成通縮壓力。

習近平還摒棄了鄧小平“韜光養晦”的低調外交策略，轉而采取一種可稱為“亮劍出擊”的新路線。

這種轉變同樣源於對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西方經濟模式失靈的看法。由於中國較西方國家更有效應對危機，中共內部越來越多的聲音認為，中國應在全球發揮更重要的作用。

胡錦濤曾拒絕大幅調整外交政策，僅在鄧的“韜光養晦”基礎上稍作補充，提出“中國要積極有所作為”；而習近平上台後，借助中國不斷增強的自信，主動強化其民族主義立場。

在第一任期內，他積極主張中國對周邊地區的主權主張，尤其是通過在南海填海造地，增加了3000多英畝土地。這些舉動為他在清洗軍隊高層時提供了政治掩護，也讓他在外交需要妥協時免於內部指責。

但習近平的態度也可能出於真正的信念，他認為中國已到應當承擔大國責任的時候了。

這一立場既反映了自然的代際轉變，也體現了習近平對中國真正問題的新定義。習近平是首位從改革時代開始其政治生涯的中共領導人。他的仕途與後毛時代經濟的高速發展以及隨之而來的陣痛密切相關。

  信賴親信

在處理他繼承的問題時，習近平又製造了新的難題，尤其是打破了毛澤東之後最重要的一項政治成果：政權和平交接機製的製度化。

習近平廢除了國家主席任期限製，並將副主席一職從培養接班人的崗位變成了退休官員的安置位置。他還拒絕讓任何其他文官進入黨的最高軍事機構。未來習近平的接班人無法借此積累軍中支持，將很難穩固權力，其任期也很可能短暫。

威權體製尤其容易陷入接班危機。

蘇聯始終未能解決接班問題：前幾任蘇共領導人不是死於任上，就是遭到清洗；戈爾巴喬夫則引領體製走向瓦解。對習近平而言，關鍵挑戰是，如何在賦予接班人足夠權力以便其日後掌權的同時，又不讓這個接班人過於強大，在習近平仍掌權時構成威脅。

即使習近平在2027年下屆黨代會上指定接班人，如何把握這個權力平衡仍將是難題。也不能保證他的選擇能順利成為“儲君”。

在胡錦濤之前，很多被看作接班人的人物，最終都被清洗、逮捕、排擠，甚至死於未上位之前。

接班問題固然棘手，但不太可能導致中共垮台。這個政黨挺過了更劇烈的危機，比如文化大革命和1989年天安門事件。

真正的問題是，習近平的反改革是否削弱了黨從錯誤中學習的能力。中共有一段充滿災難性錯誤的曆史，例如1959年至1962年大躍進帶來的大饑荒。但在毛澤東去世後，這個黨顯示出極強的學習能力。雖然仍會犯嚴重錯誤，例如在放開新冠限製後未做好應對感染激增的醫療準備，但他們很少在同一個地方跌倒兩次。

當特朗普第一任期發動貿易戰時，北京反應遲緩，倉促應對；而在2025年特朗普宣布所謂“解放日關稅”後，北京已經做好準備，迅速推出一係列反製措施，表明中共仍具備快速應變的能力。

盡管權力高度個人化可能限製中國糾錯的能力，但習近平建立的集權控製體係至今仍能在必要時調整方向。

作為革命領導人之後，習近平似乎本能地意識到，身邊的人都有動機向他報喜不報憂。這或許就是他在黨內高層安排熟悉且信任的官員的原因：這些親信能夠以不挑戰他權威的方式私下講出實情。

有些出人意料的是，習近平營造的緊張政治氛圍，本身也提供了另一條獲取真實反饋的路徑。和其他高效的威權領導人一樣，習近平可以利用他在下屬間培養的不信任，將他們彼此對立，通過比較不同的信息，推斷出更接近真相的判斷，即便信息來源本身並不可靠。

習近平對自己反改革行動的信心，還受到美國自身治理失能的進一步強化。

像習近平一樣，特朗普政府認為行政權力過於分散，正試圖強化和集中總統個人權威。在美國，越來越不受約束的行政權力，正開始與20世紀拉美一些由民粹主義者掌權、長期動蕩的共和國趨同。

但與特朗普的個人集權偏離美國製度設計初衷不同，習近平的權力集中則完全符合中國共產黨的運作邏輯，這個體製傾向於強化而非約束最高領導人。

結果就是，特朗普製造了政策不確定性和政治混亂，削弱了美國的國家能力，而習近平的集中化反而增強了中國的韌性。

這一局麵並未被習近平及其同僚忽視。他們繼承列寧式思維，本就傾向於認為美國正在走向墮落與衰退。

過去二十五年裏，中共的首席意識形態官王滬寧，一位政治理論家，在上世紀80年代末訪美期間寫下了《美國反對美國》一書，描述他在美國觀察到的矛盾。他指出美國存在“危機暗流”，強調美式個人主義帶來的腐蝕性影響及其造成的孤立感。

習近平本人也深以為然，曾稱西方國家正遭受“物質主義和精神貧困等慢性疾病”的困擾。這些擔憂正是習近平要解決的“改革病灶”的核心。

與習近平政府的紀律與條理相比，美國表現得心不在焉、缺乏連貫性。中國官員和分析人士現在掌握了越來越多的證據，支持他們對美國功能失調與衰退的判斷。

冷戰結束以來，美國幾乎應對每場重大危機都處理失當，削弱了國內外對其製度的信心。2001年“9·11”事件後，美國以虛假理由發動了一場破壞性且代價高昂的伊拉克戰爭，耗盡了應對中國等更強大挑戰者的能力和意誌。

2008年金融危機期間，華盛頓拯救了金融係統，卻沒有救助受害民眾，加劇了不平等，引發了公眾幻滅。

而在麵對新冠疫情時，盡管美國擁有世界頂級的公共衛生機構，政府的應對卻一塌糊塗，進一步加劇了社會疑慮和對政府的不信任。

盡管屢次犯錯，美國仍然是全球超級大國，但這主要依賴於曆史賦予的特權。就像一個被寵壞的孩子一樣，美國即便犯下嚴重錯誤，也能避免其他國家可能遭遇的毀滅性後果。

當華盛頓的戰略家還在爭論中國是否已達頂峰時，中國的同行也在進行類似的討論，且得出了頗為相似的結論。中國官方媒體診斷美國患有“霸權焦慮症”，認為華盛頓無法接受一個多極化世界的到來。

正如美國學者哈爾·布蘭茲在分析中國時所言，一個已達巔峰的強國更可能采取激烈手段發泄不滿，中國觀察人士也得出類似結論：焦慮的是美國，它在努力維持自己的地位，並越來越不擇手段地捍衛全球主導地位。

冷戰初期，戰略家喬治·凱南曾擔心，如果歐洲的民主國家被蘇聯吞並，美國可能會對自身製度失去信心。而今天的挑戰則正好相反：美國對自身製度信心的衰退，很可能不是失敗的結果，而是失敗的原因。

相比之下，習近平的反改革，包括持續的高層清洗和房地產崩盤帶來的影響，並未引發中國的信心危機。相反，習近平反而更有信心，因為他可以用技術突破等實質成果來證明自己政策的有效性。

他還能保持耐心，因為他的項目本就是長期性工程，不會像那些極端波動的政體那樣頻繁改弦更張。

確實，越來越多的華盛頓官員在討論中國時使用冷戰式語言，卻並不願意承擔那些艱巨而昂貴的任務，比如重建國防工業基礎，或是強化關鍵供應鏈。

如果這一局勢持續下去，美國很可能會陷入一種“反向羅斯福戰略”——高聲談論美國實力，卻揮舞著越來越小的“大棒”。

習近平穩健而有條理地推進中國的戰略地位，而美國則顯得分心和混亂。對習近平的誤判，歸根結底是美國自身無力解決問題的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