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是中國的G2朋友？

10月30日，在韓國舉行了一場中美元首會晤，標誌著中美貿易戰正式休戰。當所有人都在關注貿易協議雙方都做了哪些交換的時候，有人卻注意到了談判背後傳達出的東西。因為就在中美元首會晤前一天，特朗普在社交媒體上發布了英文大寫推文“THE G2 WILL BE CONVENING SHORTLY!”（G2峰會即將召開！）。 

特朗普的言下之意，就是什麽G7啊，G20啊都是土雞瓦狗，唯有美國和中國，才是當今世界牌桌上僅有的兩位重量級玩家，有資格坐下來決定全球事務的走向。不僅如此，11月2日晚，特朗普在接受CBS專訪時，又說了一番話：

“我覺得我們（美中）相處得非常好，我認為與中國合作而不是將他們擊倒，可以讓我們變得更強大、更出色，我們與一個強大的國家（中國）保持著良好的關係。而且我一直認為，若能達成不錯的協議，與中國和睦相處總比對立好。”

一時間，許多人將此舉解讀為特朗普終於麵對現實，接受了中國不可阻擋的崛起，甚至願意開啟一個“中美共治”的新時代。

G2並不是一個什麽新概念，一山不容二虎並不是永恒的真理，如果兩個老虎覺得他們各拉一幫動物互相鬥，而手下的動物卻在左右逢源，朝秦暮楚地牟利，思來想去太不合算，風險也太高。不如利用自己的地位，兩個老虎談個協議，共治天下。寡頭就是這樣一種安排，在政治上，商業上多有先例。在二戰期間，曾有這樣一種苗頭，那時的G2是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美國和蘇聯。

富蘭克林·D·羅斯福總統在對蘇關係方麵采取了比他的繼任者哈裏·S·杜魯門，更為溫和、更具合作性的政策和態度。其實更為親蘇的是在羅斯福第三任期（1941-1945）擔任副總統的亨利·華萊士，如果不是在1944年的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上， 華萊士被保守派民主黨人聯手阻止了副總統連任提名，最終由哈裏·S·杜魯門取代。如果華萊士連任成功，他將在1945年羅斯福逝世後成為美國總統，很可能改變冷戰的初期進程。

華萊士認為美國和蘇聯是兩種不同類型的“民主”——美國是政治/民權民主（Bill-of-Rights democracy），而蘇聯是經濟民主（Economic democracy）。他堅信，隻要這兩種民主能夠合作，就能迎來他所設想的“普通人世紀”（The Century of the Common Man）的全球和平與繁榮。 羅斯福去世後，華萊士在杜魯門政府中擔任商務部長。隨著美蘇關係惡化，華萊士成為遏製政策（Containment）最堅定的反對者。他認為美國應該消除蘇聯“合理的恐懼、懷疑和不信任”，通過談判而非武力來解決問題。

第二次世界大戰剛剛結束，美蘇之間的裂痕正在迅速擴大，杜魯門政府內部傾向於對蘇聯采取強硬的“遏製”政策。華萊士作為杜魯門內閣中的商務部長，持有截然不同的觀點， 在他的著名的寫給杜魯門的信中，他闡述了自己的觀點：

理解蘇聯的安全需求： 華萊士認為，美國必須“消除俄羅斯對我們的目標所產生的任何合理的恐懼、懷疑和不信任”。他指出，鑒於蘇聯在兩次世界大戰中遭受的巨大損失，他們對在東歐建立一個“緩衝地帶”或擁有安全保障是“合理的”。

承認勢力範圍： 他建議美國應該承認蘇聯在東歐擁有“合法”的勢力範圍和安全利益，並放棄幹預這些地區的嚐試，以此換取和平。

反對軍備競賽： 華萊士認為，如果美國試圖通過建立軍事優勢來保障和平，隻會導致災難性的軍備競賽。他指出，即使美國擁有比蘇聯多十倍的核武器，也無法避免災難，因為雙方都有能力摧毀對方的主要城市。

建議談判解決： 他敦促美國通過“相互信任和信心”來解決爭端，主張與蘇聯進行認真的談判，特別是在原子能的國際管製與發展問題上達成協議。

雖然華萊士因為信件的泄露被解職，但以後的曆史，甚至近來俄烏戰爭的發展，都證明了他的先見之明！

而特朗普重啟G2念頭，這又是為什麽呢？答案很簡單，形勢變了。

2001年以來，中國的崛起以一種超出幾乎所有西方戰略學家預料的速度和規模展現在世界麵前。發展到現在，中國的經濟總量穩居世界第二，預計2035年超越美國，中國的製造業規模冠絕全球，科技在5G、人工智能、航天等諸多領域從追趕變為並跑甚至領跑。軍事力量穩步現代化，具備了在亞太地區有效反介入/區域拒止的能力，甚至在整個太平洋與美國掰掰手腕，也不是不行。

這一切，使得美國過去那種憑借絕對實力優勢，通過單邊製裁、軍事威懾或意識形態滲透就能輕易達成戰略目標的方式，在麵對中國時越來越難以奏效了。

而且，特朗普不是沒嚐試過。

特朗普第一任期的時候，一開始也的確抱著“速勝”的幻想，認為自己一加關稅，那依賴外貿的中國就要慫。但幾年的纏鬥下來，他們發現中國不僅沒有如預期般崩潰或做出顛覆性讓步，反而展現出了強大的經濟韌性和反製能力。

根據安倍晉三的回憶錄，特朗普有時候半夜給他打電話，都還在吐槽：

中國怎麽還不妥協啊，好煩啊！

所以，特朗普發起的突襲戰，變成了一場消耗戰，而且越來越殺敵一千、自損八百了！看看中國的稀土長臂管轄，看看中國的镓鍺管製，看看中國的航運港口費，看看中國的反傾銷、反壟斷調查，這一切都讓特朗普坐立難安，壓力山大。

終於，特朗普認識到，必須與中國這個體量相當的對手，以一種新的方式打交道了！這種方式，不再是簡單的遏製與對抗，而是在劃定基本盤的前提下，尋求共處與交易的可能。

說實話，做出這個決定，挺符合特朗普人設的。

特朗普是生意人出身。生意人嘛，一方麵是利益至上，另一方麵總是想做成生意來賺錢的，不願意掀桌子撕破臉。相比建製派那些老頑固，特朗普不是一個意識形態鬥士，他評判一切事務的唯一標準，就是利益。在他眼中，國際關係就是一場赤裸裸的交易。

國家不分大小強弱，都是市場中的競爭者，而他的使命就是為美國“砍下最好的價錢”。在這種思維模式下，當他發現中國是一個無法被輕易擊倒，持續對抗隻會導致雙方不斷失血的“硬骨頭”時，他的商業本能就會開始發揮作用。繼續死磕是不劃算的，與其在一條看不到盡頭的戰線上耗費無窮資源，不如及時止損；與這個強大的對手達成一項“交易”，實現一種體麵的“停戰”；

這在他看來，這就是一種“贏”。在韓國，特朗普終於見到了他一直夢寐以求要見的中國獨裁者習近平，據他說，這次談得非常好，在1-10分之間，可以打12分，超好！其實那些商業方麵的，手下人都談好了，這些話題也到不了G2 的分量，要談G2 ，就要像隆中對，雅爾塔那樣，談天下大事。

特朗普和習近平有沒有談天下大事呢，特朗普說，習近平答應幫忙解決俄烏戰爭問題，這很令人吃驚，搞得俄國連夜派人去北京問個明白。但從以下事實看，他們可能確實談到了俄烏問題，而且已經開始了交易！

十多年來，華盛頓的對華政策一直基於一個核心動詞：遏製！奧巴馬總統的“亞洲再平衡”戰略將美國海軍和空軍資產的 60%調動到了太平洋司令部。其中不言而喻的任務是：將中國人民解放軍封鎖在第一島鏈內。此後的每一屆政府都重複著同樣的說辭：美國必須主導該地區，以保護航行自由、台灣以及基於規則的秩序。這裏的關鍵詞是“主導”（dominate），而非“平衡”（balance）。

而特朗普剛剛拋棄了這一劇本。當記者在釜山問及台灣問題時，他表示沒有提及；當他們問到中國購買俄羅斯石油的問題時，他揮手不答，避開了問題。一天後，國防部長皮特·赫格塞斯在吉隆坡會見中國同行時宣布，華盛頓現在在太平洋地區尋求的僅僅是“力量平衡”（balance of power）。聽到沒？是平衡（balance），而不是主導（dominate）。用通俗的話來說，這是一個U型轉彎。

特朗普為何會放棄以往的強硬鷹派姿態？因為他想要達成一個更大的目標：為烏克蘭戰爭找到一條退出台階。他曾試圖直接與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進行溝通，但空手而歸。今年夏天在阿拉斯加，普京甚至拒絕討論停火問題。特朗普公開承認了這一點。因此，他轉向了唯一一個對莫斯科仍具有真正影響力的首都：北京。

中國是俄羅斯的經濟生命線。去年，中俄雙邊貿易額達到了 2440 億美元，其中大部分是中國購買的折價西伯利亞石油和天然氣。莫斯科的戰爭機器依賴於中國的機床、微芯片和銀行轉賬而運轉。習近平無法強迫普京完全讓步，但他可以給莫斯科製造不適。隻要私下暗示未來對俄軍民兩用產品的出口將受到審查，或是透露能源交易可能會被重新談判，又或是放緩人民幣的流動性——任何這些舉措都會讓俄羅斯感到刺痛。特朗普深知這一點。習近平也知道他知道這一點。

美國的條件是：美國在台灣海峽和南海地區緩和軍事壓力。中美軍方各層級（從戰區指揮官到艦長）恢複定期對話，危機熱線保持暢通。海上事件得到管控，避免升級。以此換取中國向俄羅斯施壓，使其接受與烏克蘭的“凍結衝突”：也許沒有正式的和平條約，但沿著當前戰線實現持久停火，並有地麵觀察員，重建資金與中立保證的安排。

對特朗普而言，回報是巨大的：他結束了一場並非由他發起的戰爭，並可以自居為和平締造者。他保留了北約（NATO）——盡管有所削弱，但仍保持完整——同時迫使歐洲投入更多資金購買美國的武器。他為與戰後俄羅斯打開了能源交易的大門，因為屆時俄羅斯將急需市場和資金。

大豆和稀土的交易固然不錯，但它們隻是表麵的。真正的戰利品是一個不再向頓巴斯地區的黑洞每年流失萬億美元的歐洲和美國，美國不可能完全不管，盡管他說所有的錢都是北約出的，美國不是北約的頭嗎？這能省下多少錢！

習近平獲得的甚至更多：隨著太平洋地區的局勢趨於平靜，中國可以集中資金投入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發展綠色鋼鐵、第六代無線技術、特高壓電網等將定義未來十年的產業。軍備競賽和國安競爭耗費財富和注意力。特朗普剛剛給了北京一個數年的“假期”，使其可以擺脫這方麵的壓力。“一帶一路”倡議可以擴展到正在重建烏克蘭而分散了注意力的歐洲。

這一切都是不確定的。 普京已經用三年的時間證明了時間站在他這一邊。他可能會盤算，再進行幾個月的消耗戰就能擊垮烏克蘭士氣，並分裂西方陣營的團結。歐洲各國領導人——尤其是巴黎、柏林和倫敦——仍然夢想著像當年在阿富汗消耗蘇聯那樣來消耗俄羅斯。

然而，各方的利益動機還是有交集的：特朗普（Trump）希望在 2026年中期選舉前獲得一項政治遺產。習近平希望在解決國內債務和技術瓶頸的同時，保持一個穩定的周邊環境。普京希望獲得製裁解除和一個體麵的停戰。凍結衝突讓這三位領導人都能獲得可以在國內交代的成果。

如果烏克蘭的和平得以開始和維持，其影響將是深遠的：印巴關係： 在釜山會談中被順帶提及的印度和巴基斯坦，將會密切關注大國之間的口頭施壓是否能夠凍結它們自己的長期爭端。中東局勢： 中東地區因代理人戰爭而筋疲力盡，可能會發現美國和中國的特使能夠達成聯合國力所不及的休戰協議。非洲發展： 非洲大陸正受到中美兩大強國的拉攏。它將通過誰真正交付了電力和鐵路來衡量新的全球治理模式，而不是通過在達沃斯（Davos）聽到的演講。

到底有沒有這方麵的交易，可以看以下方麵的發展：觀察解放軍海軍在台灣附近出動架次是否減少；觀察中國的海關數據是否顯示出對輸往俄羅斯的出口進行更嚴格的審查；觀察兩國元首下次通話後是否會發表一份中美聯合聲明，這份聲明可能措辭平淡，提到“支持歐洲局勢降溫。有這些，就是交易真實有效的信號。

如果兩國開始了交易並取得良好成果，那有助於向一個真正的兩級世界邁進。即使是冷戰時代的兩級，也比冷戰後的美國單極，或二戰前，一戰前的多極世界要穩定。至於俄羅斯夢想的三體，那會像天體中的'三體“一樣，因無法預測從而無法存在。

但願G2 成真，而特朗普可能因其特殊的性格和地位，可以做到以前的美國總統都無法做的事，而成為一個天選之人。如果他能成功，那特朗普可以成為又一個”中國人民的老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