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頭山
無意邀眾賞，一心追殘陽
5月26日，美國總統喬·拜登 (Joe Biden) 發表聲明（中文譯文），要求情報界“加倍努力，收集和分析可以使我們更加接近一個明確結論的信息”，查明SARS-CoV-2病毒的來源。這個病毒引起了致命的COVID-19(2019冠狀病毒病)大流行病。
聲明說，美國情報部門“已經“圍繞兩種可能的情景形成共識”——SARS-CoV-2“要麽源自人類與受感染動物的接觸，要麽源自實驗室事故。”
《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5月23日也報道說，武漢病毒研究所 (WIV) 的三名研究人員曾在2019年11月生病住院，其“症狀與COVID-19和常見季節性的疾病一致”。這篇報道引據美國政府情報作為其消息來源。
這個研究所的研究涉及對從蝙蝠身上收集的冠狀病毒的研究。武漢當然是 COVID-19在2019年12月首次被發現的地方。
中國官媒采取主動出擊方式，一再以誤導性的宣稱來駁斥實驗室泄漏的說法。
這些宣稱包括中國環球電視網(CGTN)6月4日發表的一篇題為《專家：病毒來自中國實驗室之說零證據》的英語報道。報道依據的是疾病生態學專家彼得·達紮克 (Peter Daszak) 說過的話。他是今年早些時候前往中國武漢追溯 COVID-19大流行病起源的世界衛生組織(WHO)調查小組成員。
中國環球電視網的報道包括2020年5月的一個片段，其中達紮克表示：“有大量證據表明，這些病毒通過捕獵和食用野味等方式反複由鄉村地區的野生動物傳入人群。”
達紮克稱：“這種病毒出自中國實驗室的證據為零”。
中國環球電視網還援引達紮克的話說，中國已成為“一項陰謀論的受害者”，並稱，“該病毒幾乎不可能出自實驗室。”
然而，僅僅專注於實驗室泄漏論中的證據缺口是在誤導。事實上，病毒溯源仍然是一個有時會引發激辯和猜想的事情，有些科學家說，如果沒有更多的紮實證據，也許永遠也不會知道真相。
對駁斥實驗室泄漏論的人作出回應的生物技術企業家尤裏·戴金(Yuri Deigin)這樣說：“關於病毒純屬自然起源的反向假設也尚未有強有力的證據。”
馬裏蘭大學國際與安全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米爾頓·萊滕伯格(Milton Leitenberg)也指稱，SARS-CoV-2病毒“作為自然演化而產生於野外”與該病毒是 “位於武漢的兩個病毒研究所之一的蝙蝠冠狀病毒研究的後果……兩者同樣都基於推論和猜想”。
世衛組織的報告發布後，這個世界衛生機構的負責人譚德塞(Tedros Adhanom)表示，關於病毒源頭的“所有的假設都有待評估”。
5月14日，《科學》(Science)雜誌發表了一封來自18位生物學家的信，信中表示認同譚德塞的意見。
他們寫道，“在得到充分數據之前，關於自然產生和實驗室溢出的兩種假設，我們必須都認真對待。一項適當的調查應該是透明、客觀、數據驅動的，包含廣泛的專業知識，得到獨立監督，並且負責任地設法將利益衝突的影響降至最低。”
主倡者
5月27日，達紮克接受《本周病毒學》(This Week in Virology)采訪時中質疑《華爾街日報》那篇報道的合法性，該報道重新激起了人們對實驗室泄漏論的興趣。在采訪中，他被問及了科學家們的那封信。
達紮克說：“科學家說這應該調查，這沒問題。但如果你得到的唯一證據是你無法看見的東西，因為它是情報，那麽即使情報……即使見過情報的、媒體這星期引述的那些人也說，沒有住院的證據，他們患了什麽病也不清楚，這就不是什麽讓你能夠真正合理地啟動一項重大審查的事情。”
達紮克在那次采訪中與哥本哈根大學病毒流行病學教授、世衛組織成員塞婭·費舍爾(Thea Kolsen Fischer)一道露麵。費舍爾早些時候曾暗示SARS-CoV-2大流行病可能起源於泰國而不是中國，從而引發爭議。
達紮克在反駁實驗室泄漏論方麵既發揮了關鍵作用，也引起了兩極分化。他是生態健康聯盟(EcoHealth Alliance)的負責人，這是一家總部位於美國的組織，“開展有關全球衛生、保護和國際發展的研究及外展項目。”
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提供了370萬美元給生態健康聯盟，圍繞“了解蝙蝠冠狀病毒的出現所帶來的風險”進行研究。
根據《自然》(Nature)雜誌2017年發表的一篇文章，生態健康聯盟接著再用這筆錢資助在武漢病毒研究所進行的研究。該研究所 “分離了大約300個蝙蝠冠狀病毒序列”。
2020年2月，英國醫學雜誌《柳葉刀》(The Lancet)刊登了一些健康科學家的一份聲明，“強烈譴責暗示COVID-19病毒並非自然起源的陰謀論”。
非營利組織美國知情權(U.S. Right to Know)於2020年11月發表了一些信函，顯示達紮克起草了《柳葉刀》刊登的聲明，並且促使其他科學家參與簽署。三名簽署人已經撤回了先前的立場，他們如今說，實驗室泄漏假設值得聆聽。
美國羅格斯大學化學與化學生物學理事會教授、瓦克斯曼微生物研究所實驗室主任理查德·埃布賴特(Richard H. Ebright)對《台灣英文新聞》(Taiwan News)說，達紮克有明顯利益衝突，而“世衛組織和《柳葉刀》的審議不能被視為可信調查 ”。
一些國際科學家在另一封公開信中表示，世衛組織小組“沒有充分篩查利益衝突”，並且“目前還沒有證據顯示這種病毒有一個完全自然的起源。”
達紮克反駁了指稱他同情中國的說法。他辯稱，實驗室泄漏的爭議不是為了服務公共衛生，而是為了“放大懷疑”，然後用以“維持或擴大（政治）權力”。
武漢實驗室
各種科學和間接證據交匯在一起，正在使人們越來越關注實驗室泄漏說。
《星期日泰晤士報》(The Sunday Times)去年夏天報道說，與SARS-CoV-2相似度達96.2%的一種冠狀病毒的樣本曾在中國雲南一個有蝙蝠棲息的廢棄銅礦中被發現。那個代號為“RaTG13”的樣本被送往武漢病毒研究所。《星期日泰晤士報》報道說，2012年進入這個礦的六名男子出現了類似肺炎的症狀，其中三人最終死亡。
世衛組織與中國3月30日發布的聯合調查報告作出結論說，SARS-CoV-2最有可能起源於蝙蝠或穿山甲，然後通過一中間動物傳播給人。這一中間動物的種類尚未確定。
該報告雖然稱大流行病“極不可能”起源於實驗室，但也補充說“實驗室事故的確會發生”。
美國之音2020年4月援引《華盛頓郵報》的一篇文章報道說，美國國務院2018年初的電報顯示，曾多次訪問這個研究設施的美國駐北京大使館幾位官員曾警告說，那裏的安全措施不足。
正如美國之音《揭謊頻道》(Polygraph.info)和其他媒體先前的報道，2020年2月，在北京集中管控所有關於COVID-19病毒的出版物，“所有的研究在發表之前都需要經過一個由中國政府控製的工作組批準”之前，曾有兩位中國科學家推測，“該致命冠狀病毒可能來自武漢的一個實驗室。”那篇論文後來遭到刪除。
關於SARS-CoV-2病毒基因組，即其遺傳密碼，是否顯示在實驗室中被人為操作的跡象，也存在著科學爭議。
這種病毒所謂的“刺突蛋白”的一個具體特征是，病毒通過刺突蛋白穿透宿主細胞並引起疾病。這一特征被一些科學家認為使得這種病毒比其他與 SARS相關的冠狀病毒更具傳染性和毒性。這引發了人們對該病毒曾被基因改動的猜測。
武漢的那家實驗室在負責冠狀病毒研究的石正麗領導下一直在從事“功能增益”實驗，進行這些實驗的目的是為了確定這些病毒是否構成潛在風險以及如何加以控製。
達紮克在2016年2月關於新發傳染病和下一次大流行病的一個論壇上討論了上述研究方法。他說研究人員隻關注通過動物進入人類的病毒家族。他還描述了在中國的同事們進行蝙蝠病毒功能增益研究的情況：
“那麽，當你得到一個病毒的序列，而它看起來像一種已知的有害病原體的親戚，就像我們對SARS做的那樣，我們在蝙蝠身上發現了許多其他冠狀病毒，其中有些看起來跟SARS很相似。因此，我們對刺突蛋白，---附著在細胞上的蛋白質，進行了 (基因)測序。”
“接下來我們，哦，我沒做這個工作，但我在中國的同事們做了這個工作，你創造偽粒子，你插進來自這些病毒的刺突蛋白，看它們是否跟人體細胞結合。在這個過程的每一步，你都越來越接近真的有可能在人身上成為致病性的病毒。所以你縮小了範圍，降低了成本，你最終得到少量的真的像殺手一樣的病毒。”
https://twitter.com/i/status/1402811250904555520
有些人試圖根據上述評論來暗示一項陰謀論，這些評論是在一個公共論壇上發表的，美國公共事務衛星有線電視網(C-SPAN)作了現場直播。
石正麗一直堅稱新冠病毒並非來自她的實驗室。 美國科普雜誌《科學美國人》(Scientific American)去年6月報道說，石正麗稱，從COVID-19患者身上采集的病毒基因測序表明，“沒有一個序列與她的團隊從蝙蝠洞穴取樣的那些病毒序列相匹配。”
達紮克並不是對實驗室泄漏論提出異議的唯一科學家。2020年3月，大流行病出現之際，一些科學家寫信給《自然醫學》(Nature Medicine)雜誌，說他們“不認為任何類型的基於實驗室的假設情景是有可能成立的”。
這封信的主要作者、加州拉霍利亞的斯克裏普斯研究學院免疫學和微生物學係教授克裏斯蒂安·安德森（Kristian Andersen）一開始認為實驗室泄漏假設同樣有可能成立。但作過基因研究後，他後來說該病毒“毫無疑問”起源於自然界。
據生活科學網(Live Science)報道，安德森得出結論說，SARS-CoV-2病毒中刺突蛋白的特征“是自然選擇的結果，而不是基因改造的結果”。
安德森後來受到了批評，因為他起初曾在2020年1月31日的一份電子郵件中告訴美國國家過敏和傳染病研究所所長安東尼·弗契醫生(Dr. Anthony Fauci)說，SARS-CoV-2的某些特征有可能“像是被改造過”。
安德森在一條現在已經看不到的推文中解釋道，雖然他一直“認真考慮實驗室泄漏的可能性……但是重大的新數據、廣泛的分析和許多討論”導向一個不同的結論。這條推文說: “那份電郵所顯示的是這個科學過程的一個明顯例子。”
政治與虛假信息
政治因素和中國的缺乏透明繼續使一個原本就複雜難解的話題更加撲朔迷離。赤裸裸的虛假信息更是在把水攪渾。
在“零證據”報道刊出一天後，中國環球電視網又發表了一篇英文報道，題為《中國敦促美國解釋德特裏克堡和日本731部隊的研究》。中國官方媒體和官員反複散布一些錯誤的猜疑，稱病毒來自位於馬裏蘭州德特裏克堡的美軍生物研究實驗室。
美聯社和大西洋理事會的數字取證研究實驗室今年2月發布的一項為期九個月的調查發現，中國起了 “散播有關COVID-19起源的外國虛假信息的帶頭作用”。
現在，關於病毒起源的辯論在美國已被深度政治化，批評者稱世衛組織討好中國方麵。世衛組織高級官員警告說，充分了解大流行病的過程已經“中了政治毒”。
世衛組織突發衛生事件項目執行主任邁克·瑞安(Mike Ryan)5月28日說： “將世衛組織置於入它已被置入的境地，對於我們試圖開展的科學工作很不公平，坦率講，它把我們作為一個組織置入了一個不可能拿出世界想要的答案的境地。”
瑞安表示，最近媒體對此事的報道“幾乎沒什麽實際新聞或證據，或者新材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