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頭山
無意邀眾賞，一心追殘陽
今天是“九一八事變”紀念日。對曆史最好的紀念，莫過於廓清曆史發生與演變的真實脈絡。
東北淪陷與國民政府的內部角力
“九一八事變”發生時，東北軍領袖張學良，正在北平出席慈善義演。戲散後張見到急電，匆匆離去。淩晨一點，張召集東北軍在北平的高級將領開緊急會議，指示“避免衝突，不予抵抗，……以免兵連禍結，波及全國。”①會議開了一個通宵。
次日淩晨，張決定電告南京，請中央向國聯提出抗議；下午，張接見日本記者，就事變發表意見，說道：“昨夜接到奉天報告，知有中日衝突發生，我等無抵抗之力，且無必戰之由，故我已嚴令部下絕對不抵抗，任日本軍之所為。”②
對於下達了這樣的指示，張學良晚年留下了兩種看似矛盾的解釋。他在接受日本NHK采訪時稱，“你責備我不抵抗，我不承認，責備我對日本這件事情判斷錯誤，那我承認。我自己考慮，日本不可能這樣做，軍人要這樣做，（日本）政府也會要控製它。……我不能不承認我對日本的判斷是判斷錯了。”還曾對其他媒體說過，“九一八事變，我輕信了老蔣，成了萬人唾罵的不抵抗將軍。”③
其實，兩種解釋並不矛盾。
日本外務省及關東廳情報檔案中，收有蔣介石7月12日致張學良之密電，內有“此非對日作戰之時”之語；還收有同期張學良致榮臻密電，內稱：“此時與日本開戰，我方必敗，敗則日本將要求割地賠款，東北萬劫不複，宜力避衝突，以公理相周旋。”也就是說，事變之前，南京政府及張學良方麵，均已意識到關東軍可能在東北生事；而關東軍方麵，也已偵測到了南京政府及張學良應付其生事的基本立場。④
9月6日，事變爆發前12天，張學良還曾致電東北軍方及東三省政務委員會：“現在日方外交漸趨吃緊，應付一切，亟宜力求穩健。對於日人，無論其如何尋事，我方務當萬分容忍，不可與之反抗，致釀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屬切實遵照注意為要。”⑤
張的這一指示，與南京政府的對日政策同調。
當時，南京政府的基本判斷是日本政府會製約日本軍方，使其行為不至於失控，且事變前夕，宋子文已與重光葵商定，將於9月20日同赴東北，對中日懸案做通盤商討，之前的萬寶山事件、中村事件的處理，也已在談判中打開僵局。
如南京政府所料，日本外務省確曾幹涉過關東軍的行動。9月5日，在獲悉“關東少壯軍官圖迫中國軍隊使其衝突”之密報後，外相幣原喜重郎曾電訓駐奉天總領事，命其取締企圖尋事之浪人。電報稱：“近來關東軍阪垣大佐，在貴處儲備相當豐厚之資金，策動國粹會浪人，製造中日事變。聞將……在九月中旬作具體之行動。希對浪人，切實取締。”但這種阻撓未能發生實際效果，南京顯然錯估了日本政府對軍方的約束能力。⑥
日本學者戶部良一認為，關東軍發動事變的目的，“是試圖占領包括北滿在內的整個滿洲”，而且“試圖通過計謀挑起日中間的衝突，……造成日本的國際關係緊張，形成對外關係的危機。……他們的目標是打倒‘腐敗墮落’的政黨政治”。如此，關東軍自然不可能受日本政府的製約。⑦
蔣介石因身在軍艦之上，未能及時獲知事變發生的消息——9月18日晚9時半，蔣自南京登上“永綏”號軍艦，前往江西南昌。晚10時20分左右，日軍在沈陽發動事變。19日晚，蔣接到上海電報，獲知東北出事，隨即致電張學良，鑒於日方誣蔑中國軍隊炸毀鐵路，中方對外宣傳應努力辟謠。⑧
21日下午，蔣返回南京。23日，國民政府發表《告全國國民書》，宣布“已嚴格命令全國軍隊，對日軍避免衝突”。此後相當長一段時間裏，南京方麵寄望於尋求國聯的支持來處理事變，而未曾給張學良和東北軍下達過“抵抗命令”。⑨
台灣學者黃自進認為，事變前夕，蔣的基本判斷是“日本政府不致冒破壞《九國公約》的大不韙而侵略中國”。而且，事變前夕，蔣正致力於“與日本的陸軍中樞建立起戰略夥伴關係”。其中僅1930年度，國民政府與日本陸軍省之間，就簽署了多達16項武器買賣的契約，其金額占到了該年度中國對外采購武器總金額的三分之一強，日本已成為當時中國的第一大武器采購國。鑒於這種關係的存在，蔣認為，“零星的衝突隻要控製得宜，事情總有轉圜餘地”，所以《告全國國民書》中有“對日軍避免衝突”這樣的句子。⑩
但事情的發展，超出了南京國民政府的預料。據日方檔案，事變期間，日軍僅包括10400名關東軍及4000名朝鮮軍；關外的東北軍則有179500名之多。事變結果，日方在105天內鯨吞整個東北，死傷僅1200餘人。?
這一結果，既與關東軍的行動不受日本政府約束有關，也牽涉到南京國民政府的內部角力。
事變爆發時，中國內部，除南京政府外，還存在一個以胡漢民、汪精衛、孫科為代表人物、以廣東軍閥陳濟棠、廣西軍閥白崇禧、李宗仁等為後盾的“廣州國民政府”。胡漢民在國民黨內有“黨魁”的身份，蔣介石是軍事領袖；南京與廣州之間的衝突，實際上是國民黨內部黨權和軍權的爭鬥。
廣州政府成員
這種爭鬥，嚴重影響了國民政府對“九一八”事變的處理。
事變爆發後，南京國民政府展開外交運作，東北局勢尚有挽救餘地。“特種外交委員會”（專為解決事變而設）當時出具的最機密報告，對形勢的判斷相當準確。內稱，“日本之軍事政策，必定要達到完全占領東三省之目的，其外交當局……已逐漸追隨軍部行動”，“國聯……此次決不對日作戰，因此不能采取任何有力之製裁”。
關於中方對策，委員會的提議是：“決不先對日本宣戰”，但“軍事犧牲，亦所不恤”，尤其是“對於錦州方麵，如日本來攻，隻有盡力抵抗，以樹立政府在人民間之信仰……俾中國不至瓦解而亡。”也就是說，錦州是南京國民政府在事變中的最後底線。?
但東北軍最終選擇不放一槍一彈棄守錦州。這種做法的背後，既有張學良個人的原因，也與國民政府內部的政治鬥爭密切相關——事變發生前，寧（蔣介石）粵（胡漢民）已然分裂，武力相向。粵方曾三次派密使赴東京會見外相幣原，謀以承認日本在中國東北的“既得權益”，作為購買日本武器的交換條件（南京政府當時也在致力於向日本購買武器）。事變發生後，南京號召停止內戰，一致對外；但粵方誌在倒蔣去張，其“外交部長”陳友仁與日方交涉時稱，“日本除蔣去張之主張，與粵府毫無二致”，且承諾倒蔣成功後，粵府可按“大亞洲主義”與日本謀妥協。?
這種爭鬥，嚴重影響了南京國民政府對“九一八”事變的處理。廣東方麵借事變向南京頻頻發動政治攻勢，一度將蔣介石逼到（1）親自“率師北進，與倭寇決戰”（2）取消黨治、開放政權的地步——前者是為了盡力保存自己的軍權，後者是為了拆掉胡漢民的黨權。不過，這種極端做法，未能得到南京政府的支持。?
所以，錦州告急之日，恰是粵方激烈通電要求蔣介石下野之時。蔣是張學良在國民政府的政治靠山，蔣下野勢必牽動錦州戰局，粵方絕非不知，但胡漢民恨蔣已深，堅持蔣下野是和解統一的不可妥協條件，蔣遂於1931年12月15日通電辭去本兼各職，南京政府隨之陷入運作真空。1932年1月3日，日軍兵不血刃占領錦州——當時，張學良曾得到情報，取代蔣介石的孫科政府雖一再敦促他抵抗日軍，私下裏卻與日本政府達成了“查辦張學良”的共識。?
錦州既失，東北遂告徹底淪陷。
李頓報告書與日本的戰後反思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國聯在中國政府請求下，派出由英國人李頓率領的“國聯遠東調查團”（通稱“李頓調查團”）前往東北，調查中日爭端及事變真相。
1932年10月，國聯向各國公布了李頓調查團提交的報告書。
李頓調查團報告書長達270餘頁，共10章。前8章是調查結論，從法理層麵澄清了以下幾點事實，披露了日本有預謀的侵略行徑：
（1）“九一八”事變中，日軍行動“不能視為合法自衛之辦法”，其有“精密預備的計劃”；
（2）“滿洲國”為日本扶植成立，其政權“不能認為由真正及自然之獨立運動所產生”；
（3）承認東北三省領土及主權歸中國所有。?
報告書後2章是李頓等人向國聯提出的解決意見。
他們不主張東北恢複原狀，而建議設立一個“自治政府”，包括“相當數額之外國顧問，其中日本人應占一重要比例”；中日軍隊全部撤出東北，改由兩國憲警維護治安等。此外，報告書稱日本出兵東北，不止是“此一鄰國以武力侵犯彼一鄰國邊界之簡單案件”，還是有“赤色危險”的複雜問題。報告書還認為，九一八之前，日本在東北擁有特殊利益，中國的反日行動損害了日本的利益。?
這些建議，是基於中日兩國國力，以及東北的既成局麵，而做出的妥協——日本已在東北實現了全麵控製，是當時的既成事實，報告書如此建議，相當於要求日本“吐出部分到嘴的肥肉”。
也就是說，在法理層麵（原則），李頓報告書承認中國對東北的主權，否定日軍的行動屬於“自衛”，否定偽“滿洲國”的合法性。在現實層麵（權變），報告書不認為可以單憑國聯的裁決就使東北恢複“九一八”前的原狀，而是建議設立一個有日本顧問參加的“自治政府”。
圍繞李頓調查團報告書的內容，當時的中國政界，形成了兩種對立意見。
蔣介石對報告書所提建議十分不滿，認為“李頓對於調停之主張，亦太怕日寇矣”，但承認“調查之日本責任，尚屬公道”，因此決定對報告書“有修正與保留之接受，而不拒絕”。汪精衛時任行政院院長，他公開聲明，“中國政府對於李頓報告書，讚成其所持態度，表示滿意”。?
在國聯主持交涉的顧維鈞，同蔣介石看法一致，“前八章關於事實的敘述，看來是正確地反映了滿洲的形勢，但最後兩章（包括建議）則似乎很受既成事實的影響”。?
胡適則稱報告書“代表世界公論”，李頓等人的建議“未嚐不是一種解決的途徑”。在胡適看來，“如果承認日本在滿洲的條約上的利益，和承認滿洲的自治權，可以取消‘滿洲國’，可以使中國的主權與行政權重新行使於東三省”，那麽“這種條件是我們可以考慮的”。?
蔣介石的政敵，則多對報告書持全盤否定意見。
比如，胡漢民說，報告書“幾為自毀立場，而暴露其無維護正義，主持公道之能力”；馮玉祥、李烈鈞稱報告書“混淆真相，顛倒因果”，“挽救國難，在於積極抵抗，惟抵抗乃能表現民族求存之決心，惟決心乃能轉移國際之視聽，徒而求助國聯，實為民族自殺”。
日本國內對於李頓調查團報告書的意見，則極為一致，幾乎眾口一詞指責該報告書“不公”。
日本政府發言人稱，“該報告書對日本不公正之處甚多，但對華不公正之處則絕無”。日本陸軍對於報告書中的指責，表示“這是對皇軍的一種侮辱，是越權行為”“要對該報告加以痛擊，使至於體無完膚”。日本政府還起草了《對<李頓調查團報告書> 之意見書》，指責調查團“漠視日本所提之詳細證明文件”，“不信擁護滿洲國之人士”，而“對來曆不詳或不明之情報反予以不正當之信任”，因此報告書“有偏見”、“不可靠”、“無根據”。?
為維護其侵略利益，維持“滿洲國”，日本政府拒不接受李頓調查團報告書，並威脅稱，如果國聯一味無視日本要求，通過調查書草案，那麽“日本帝國必須斷絕與國聯的關係”。
國民政府選擇將“九一八”事變提交國聯，而非直接對日交涉，主要是擔心直接與日本交涉，會因國力弱小而被“任意要挾”，造成“失國權愈大”的後果。日本的選擇則恰恰相反，拒絕國聯幹預，希望直接與國民政府交涉。
所以，當國聯正式介入之後，日本以宣布退出國聯的決絕方式，拒絕了基於李頓調查團報告書的國聯決議，使國聯要求日本限期撤軍的決議未能生效。
這是一個三方皆輸的結局：國聯喪失了它的威信和影響力；日本失去了身為國聯成員的一切利益，在世界外交舞台上走向孤立，日本公眾輿論對西方的敵視加深，對軍人集團擴張主義的支持更加頑固；中國也未能依靠國聯對東北問題有所挽救。
參與國聯交涉的郭泰祺，事後曾如此感慨：
“外交無實力為後盾，求人之難，實難於上青天”；“（中國實力不足，）國聯亦以空城無計，反遭暴日當頭之棒喝，蓋國際聯盟會之本身，原為空虛之物耳”。
即使如此，中國也並非全無收獲。通過李頓調查團報告書，至少向世界申明了中國被侵略的事實。如胡適所言，當時的中國尚無做國際宣傳的經驗和能力，若無李頓調查團報告書，中國恐將在國際宣傳上重蹈甲午戰爭的覆轍（日本將甲午戰爭描述成了一場文明國家與野蠻國家的衝突），這是李頓調查團報告書的“最大功用”：
“因為厭惡中國近年排外的囂張，因為日本宣傳能力之大，因為中國自身政治之實在不滿人意，所以同情於日本的議論在各國頗占優勢。……我們雖用全力做宣傳，終不能期望國外輿論的一致同情於我們。……止有負世界重望的公斷人的報告可以統一世界的是非，矯正世界輿論的錯誤。”?
曾任清華政治學係主任的餘日宣，在1932年11月發表演講時，也對李頓調查團報告書給出了中肯的評價：
“（日本）常在各處宣傳他們占東三省的理由是如何的充足，所以有許多國家因為聽了日本一麵之詞，對於中日的關係發生種種誤解，以為日本有理，中國無理，他們現在看了這個報告，至少對於日本的信任心總會要減少些。”?
也就是說，阻止日本洗白“九一八事變”，使其在國際外交上陷入了被動境地，是李頓調查團報告書帶給中國的最大價值。
1951年，據時任日本首相兼外相的吉田茂的指令，日本外務省啟動了一項秘密調研，旨在徹底檢討自“滿洲事變”以來，至太平洋戰爭結束，日本在外交上的致命失誤。研究曆時數月，後形成一批絕密文件，至2003年才解密公布。
其中，關於“九一八事變”的部分，文件認為，即便外務省無力阻止軍方的行動，也不應該讓事件發展到“滿洲國獨立”的程度、更不應該讓日本退出國聯。即便國聯成員國全體反對“滿洲國獨立”，日本作為五大常任理事國之一，也應設法留在其中。
石原莞爾
簡言之，退出國聯，使日本自絕於國際主流社會，陷入國際孤立，“成了日本和英美決裂的開端”，為其後與德、意結盟提供了路徑。?
注釋
①張的具體行蹤，可參見：何世禮，《為曆史作見證：“九一八”之夜張學良在何處》。《盛成回憶錄》，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第29-30頁。洪鈁，《九一八事變當時的張學良》，收錄於《文史資料選輯 第6輯》。
②《張學良開口說話：日本NHK記者專訪錄》，遼寧人民出版社，1992，第76頁。
③《張學良開口說話：日本NHK記者專訪錄》，第77頁。（日）臼井勝美：《昭和史的最後證言——張學良》，遼寧大學出版社1993，第72-73頁。《張學良口述曆史——西安事變是逼出來的》，(台)聯合報2001年10月28日。
④蔣指示，收錄於日本外務省紀錄密電情報關係卷；張指示，見關東廳7月15日上外務省次官電。轉引自梁敬錞《九一八事變史述》，第114頁。至晚在8月25日，關東軍還曾破譯過沈陽市公安局對下屬秘密傳達的“容忍自重、力避發槍”的指示。
⑤中央檔案館：《日本帝國主義侵華資料選編·九一八事變》，中華書局1988，第67頁。中央檔案館：《日本帝國主義侵華資料選編·九一八事變》，中華書局1988，P67。
⑥東京審判紀錄，第30343頁。
⑦戶部良一，《満洲事変から日中戦爭まで》，收錄於《中日共同曆史研究報告 近代史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第239-242頁。
⑧楊天石，《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2》，華文出版社，2010，第45-61頁。
⑨馮筱才，《“不抵抗主義”再探》，《抗日戰爭研究》1996年第2期。
⑩（台）黃自進，《蔣介石與日本：一部近代中日關係史的縮影》，中研院近史所，2012，第153-156頁。
?（日）陸軍參謀本部，《支那時局報第四十三號》 （1932 年3月24日），日本防衛廳防衛研究所藏，原件。轉引自：黃自進，《九一八事變時期的日中政治動員與軍事作戰》，（台）政治大學曆史學報第26期。
?《特種外交委員會呈送中央政治會議之報告》，收錄於《戴季陶文存》。
?日本外務省紀錄（中國內亂關係卷），轉引自梁敬錞《九一八事變史述》，第140頁。
?羅敏，《走向統一：西南與中央關係研究（1931-1936）》，社科文獻出版社，2014，第49-54頁。
?劉維開，《國難期間應變圖存問題之研究》，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14，第20-24頁。
?周美雲：《重評李頓調查團報告書》，《安徽師大學報》1992年第3期。
?《國聯調查團報告書》，《革命文獻第40輯》，台北1978年。
?洪嵐《<李頓調查團報告書>公布前後中國社會各界的反響》，《史學月刊》2006年第5期。
?《顧維鈞回憶錄》第二分冊，中華書局2013年，第55頁。
?胡適：《一個代表世界公論的報告》，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第11冊，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236頁。
?張敬祿，《評<李頓調查團報告書>》，《齊魯學刊》1990年第6期。
?胡適，《國聯報告書與建議案的述評》，《胡適文集》第11冊，第273頁。
?餘日宣，《李頓報告書的研究》，《滬江大學學術講演錄》，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191頁。
?日本外務省文件：《過去外務省的一般性失誤》（1951年1月23日）；《“日本外交的失誤”的作業報告》（1951年2月28日）；《日本外交的失誤》（1951年4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