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封殺中興,中國輿論場中,芯片元帥升帳。
美國人封殺中興,但並未封殺華為、小米、OPPO等,可以看到這並不是國與國之間的封鎖。然而,這仍引發了一種虛幻的屈辱感,於是事情變為:美國封鎖中國。這幾天,中國各層麵輿論都群情激奮的大談芯片。很多人甚至遷怒與其他行業,說國與國的競爭靠共享單車、外賣是不行的。言下之意,國人浮躁,隻看重短期賺錢,忽略了技術積累。
國家競爭?
這種國家競爭的說法在一定角度上是成立的。但同時也暗藏前提,有偏頗之處。瑞士、丹麥、冰島、新西蘭、加拿大,當下的國際分工中,都沒有自己的手機芯片。然而,這些國家,人民安康幸福,二戰後的世界秩序,也保證了他們不會受到外界威脅。他們不是國家競爭中的失敗者,而是優勝者。在現今的國際貿易體係中,他們並不需要完整的擁有這一切,依靠國際貿易即可,他們並不感到屈辱與失敗。
實際上,中國遠勝這些國家。戰鬥機、武器、導彈、汽車、高鐵、光伏,乃至互聯網的商業創新模式,已經可以說占據了國際產業的高端。所以,很大程度上,當下輿論迷戀的所謂往產業鏈高端走,與其說指的是高端,不如說指的是高端、且全麵。這是一個宏偉的目標,畢竟,英法德這些發達工業國家,也沒有完整的技術樹,即便是美國,其芯片也依賴於國際分工。
渴望獲得完整的科技樹,這是國人特有的迷思。
改革開放前,中國與西方對抗,用道義向中國人解釋世界關係,用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非正義與正義區分國家。改革開放後,這一套不用了,改用叢林法則向中國人解釋世界。在這套理論中,國與國之間不存在任何道義,隻有弱肉強食。實際上,當下國際關係,雖仍然有叢林法則的色彩,但也並不是野蠻的誰拳頭硬誰說了算的時代。所以,兩種對世界的闡釋都不真實,但潛在的,都指向中國與世界的對抗,渲染一種並不真實的屈辱感。這正是國家競爭這種說法暗藏的危險前提。
所以,說到底,意識形態對抗導致了技術封鎖,從而使得完整獲取技術樹成為必要。另一方麵它渲染出屈辱感,由此生產自力更生的產業鏈迷思,而芯片迷思則是最新的一個例子。
趕超!趕超!
自力更生,本質上是產業趕超。
趕超有多種途徑。最市場化的比較優勢戰略,一般都是從產業鏈低端開始慢慢爬升,速度慢,更重要的是,比較優勢戰略,理論上並不通向全麵、完整的工業體係,不能滿足全麵抗衡的目標。所以,市場化的趕超,並不能滿足中國短期、全麵的大國崛起的趕超目標。
另一種是彎道超車,即在新技術出現的時候,利用對技術同樣的不確定性,或僅是成熟技術的組合,或商業模式,一舉超過。在這一點上,不管是電動車、太陽能板,還是各種互聯網的商業模式,中國做得很好。
還有一種就是,以補貼等產業政策,去扭曲產品和要素價格,甚至以計劃製度替代市場機製,提高國家動員資源的能力,把資源廉價的、密集的投向某個行業,實行進口替代政策。形象地說,是直道強行超車。某種程度上當下輿論呼籲的,似乎能滿足芯片迷思、似乎能成就短期大國崛起的,就是這一種。
太陽之下無新事,直道超車,早已有之。
上世紀20年代的蘇聯工業化比重很小。蘇聯政府采取了不允許市場機製,利用國家壟斷地位,扭曲工資、能源、原材料等要素價格,進行工農業產品不等價交換;用低利率政策、低匯率政策、通貨膨脹、犧牲當前消費、進行強製性的工業化積累,發展重工業。蘇聯的趕超取得了成功。但卻同時造成工業體係比例失調,人民生活水平低下。曾有這樣一個蘇聯政治笑話:蘇聯可以造出最好的客機,西伯利亞的人就可以趕到莫斯科去排隊買麵包,然後當天返回。在不斷的趕超戰略之下,蘇聯誤判,被美國誘導進入軍備競賽的趕超之中,終於崩潰。
中國的趕超曆史更加沉重。
1949年之後,原本既定的長期的新民主主義時期被快速結束,通過農產品統購統銷,農業集體化,扭曲要素價格,壓製消費,使產品與要素流向重工業部門。在百花齊放,繼而反右擴大化的陽謀壓製了不同言論之後,1958年底,中國的趕超戰略開始了令人驚懼的一跳。
在1958年,周恩來和陳雲指示報紙社論提出反冒進,這激怒了毛澤東,在嚴厲批評反冒進並勒令周恩來寫檢討,周恩來淚灑檢討書之後,毛澤東發動了旨在使經濟超常規發展的大躍進。在趕美超英的口號中,鋼鐵元帥升帳,以鋼為綱,把鋼作為工業化的趕超基準,用工農群眾運動的狂熱,去推動大躍進趕超戰略,實現工業化的神聖目標。幾乎就在同時,大饑荒出現,大躍進失敗。這不但導致了彭德懷與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的決裂,也導致了劉少奇與毛澤東矛盾,文革接踵而來。文革中,中國工業遵照偉大領袖毛主席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教導,狠批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的爬行主義、洋奴哲學、造不如仿,仿不如買等等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堅持走自己工業發展道路。作為這個路線的成果,國產萬噸風慶輪成功遠航歐洲返回後,被大肆宣傳,20多萬人上船參觀,更被用來批判洋買辦、崇洋媚外、洋奴哲學。其實,這根本是自欺欺人,鄧小平說,他二十年代去法國乘的船就是萬噸輪了。
某種程度上,中國改革開放之前,就是一部充滿血與淚的趕超史。直到改革開放,中國才從趕超戰略中走出來。
放棄趕超戰略之後,中國用市場化機製理順要素價格,更強調民生、老百姓的經濟自由多了,消費也多了起來,隨後,中國加入WTO,融入國際體係。此後,僅僅20年不到,中國鋼鐵產量在90年代末達到世界第一,並從此一直保持,其產量比2-8位的國家的總量還要多,產能過剩反而成為頭等難題。2012年,中國的造船完工量、新接訂單量、手持訂單量,這3大世界造船指標,達到世界第一。
曆史與中國人開了一個極其沉重卻充滿反諷意味的玩笑。
在計劃經濟時期,趕超戰略之下,即便砸掉鐵鍋,餓殍倒地,也未能獲得如此產量。而放棄趕超之後,中國卻快速發展。實際上,如果不是這種趕超戰略,中國的工業化進程其實可以更快一些。曆史並不遠,可人們已經在迫不及待地忘記。
補貼是有效的嗎?
企業是以利潤導向,按經濟規律辦事的,沒有企業願意搞芯片,從業者工資低,不是因為沒情懷,中國人太浮躁,而是因為經濟發展水平,全球自由貿易分工,科研體係,乃至長期產權安排,都不傾向於自己搞芯片。
經濟自有規律,當中國技術、經濟,製造到了那一步,自然就會做。實際上,經過多年的發展,國內半導體生態逐漸建成,設計製造封測三業發展日趨均衡。當然,市場機製下的產業升級,是相對緩慢的,遠不如倡議產業政策那麽激動人心,那麽能擴大部門權力與預算。所以,林毅夫提倡政府識別產業優勢、因勢利導的新結構主義,成為政府的座上賓,而張維迎的市場理論總有著微妙的危險。
補貼、產業政策當然是有用的,但效率始終存疑。當然,以中國當下的經濟體量,有限度的向芯片行業輸血,不會傷筋動骨,但如真要在CPU、GPU、模擬芯片等領域全麵直道趕超,並不見得毫不吃力。芯片不是空間站,火箭,導彈,這樣的國家工程,而是講性價比、良品率、利潤的市場行為,在這些目標之下,美國的芯片也是全球分工的結果。中國完全獨立的芯片體係大概率的會遇到性能低,良品率低,成本高等問題,需要政府補貼,且需要長期持續,而研究上也需要大量基礎研究作為依托、也需花錢。那麽,擠占其他領域的民生預算,也必然難免。
更重要的是,扭曲本該按市場化原則配置的要素效率到底如何呢?可以肯定的是,一批人要發財了。用砂紙抹掉外國公司logo的漢芯醜聞不遠,新能源汽車大規模造假騙取國家財政補貼,已不了了之。顯然,沒有補貼,私人資本投資的企業斷不會這樣自己騙自己。
芯片行業僅僅跟隨性發展,就涉及巨大的投資。若要站在世界領先水平,更需要大量的研發投入,這些研發投入大、見效慢、周期長、且充滿風險。顯然,這需要給企業家以長遠而穩定的預期;建立完善的知識產權保護體係;透明、公開的科研體係,遠非一蹴而就之事。更重要的是,這些東西,涉及更加基礎的製度。所以,某種程度上,如果說芯片如果是工業的皇冠上的明珠,那麽,它同樣是一係列製度的結晶。
產業政策、補貼必然陷入另一個惡性循環。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意思,必然包含著你離不開我,我離不開你。用非市場方式,試圖快速的掌握完整的科技樹,往小處說,是小農意識在國際關係、國際貿易領域的體現,往大了說,體現出的是中國對和平與發展的不信任,必然會引發外界的進一步反彈。
國與民
饑荒結束之後兩年,也就是1963年,一個男孩出生了。他的整個少年時期,都處於趕超戰略階段,物質貧乏、充斥著各種票證;他成年後,則經曆了快速豐裕起來的生活。或許正是這兩種對比,使他在自己風靡世界,描述人類與外星人抗爭的小說《三體》中,這樣描述人類的技術趕超:在技術趕超帶來的大蕭條之後,人類放棄了趕超,轉而專注眼下的生活,但技術進步卻飛快的出現了。是的,即便劉慈欣可以看做是工業黨,有征途是星辰大海的情懷,但他仍然寫出了著名的給歲月以文明,而不是給文明以歲月。畢竟,經曆過物質貧乏才能明白,人的歲月靜好,才是一切的根本目的。
外賣、共享單車、網約車、街邊的小餐館,這些東西,在一定角度,並不比芯片等而下之。它們是市場經濟模式導向下的典型例子。市場經濟帶來了人民的安康幸福,提供了長治久安的績效合法性。中國這40年的快速發展,在於以市場配置資源,也就是說,是放棄重工業趕超的結果。實際上,拋掉宏大目標,關注日常生活,尋求個人幸福、自我實現的動機,才是經濟發展,技術經濟的真正動力。美國60年代半導體初起之時,是如此;美國芯片產業的鼻祖仙童公司的八個叛逆者,也是如此;中國的快速發展,也是如此。
所以,芯片迷思、趕超戰略背後的本質問題是:如何認識國家與人的關係。某種程度上,在並不真實的屈辱教育之下,中國輿論已經喪失了從個人、老百姓、從自己的角度去看待世界的能力,取而代之的是動輒的大國視角,家國情懷。
愛因斯坦永久放棄德國國籍72年後,德國這個當初被愛因斯坦拋棄的國家,決定將2005年命名為愛因斯坦年,並決定將愛因斯坦的政治信條刻在政府大樓上:國家是為人而設立的,而人不是為國家而生存。
所以,此次中興被封殺,如果激發芯片迷思,並不是國之幸事。產業政策,財政補貼,不可或缺,但是,過猶不及,中國未來的各產業趕超戰略,仍需尊重市場機製,不能以狂熱推動,不能犧牲民生福利。國家競爭,終究應該為國民服務,給人民以芯片,而不是給芯片以人民。把國家奉獻給中國人,而不是把中國人奉獻給國家,隻有這樣,中國才能在國家競爭中真正勝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