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本書是美國出生的華裔作者寫的回憶錄,講述她不同尋常的一段經曆。
Miss Kuo(應該是郭小姐),台灣移民的女兒,哈佛大學畢業後,去Arkansas的黑人區教中學,在那裏了解黑人區的曆史和現狀,也結識了一群黑人小朋友,這其中就有Patrick。兩年後,她回到哈佛讀法學院,開始社會精英的生活。直到朋友告訴她Patrick因為過失殺人而入獄,終於激起了她一直藏在心底的內疚:如果她留在Arkansas教書,這些孩子的命運會不會不同?她決然返回阿肯薩,通過幫助Patrick,來完成自己的救贖的故事。
Miss Kuo讓我想起一個詞:白左。自從Trump上台,白左就成了華人創造的負麵詞,連美國報紙都報道了這個詞。在某些華人眼裏,白左操著不該操的聖母心,喜歡對所謂的弱者,比如非法移民,比如黑人表示同情。華人從來沒有討論過“黃左“,可能大部分華人都還在奮力為自己的社會地位拚搏,鮮有聖母心。我猜即使有黃左,會不會被唾沫淹死:祖國還有地方需要你獻愛心,誰要你去關心亞非拉!而郭小姐以台灣人的身份,倒是可以避免這些指責。
郭小姐在她的書裏穿插了她自己做為移民成長的經曆,父母對她的期望: 爬藤,有個好職業,嫁個好人。早期她對父母的期許有掙紮有順服,所以回去讀法學院,然而最後,她還是掙脫了父母的期望,走了自己想走的路。書裏也描述了黑人的曆史和現狀,在這樣一個被現代文明遺棄的小鎮,當地孩子的命運其實從他們家族的男性的命運可以預期,他們會輟學,然後或者在各種事故中被打死(販毒,黑幫火拚);或者入獄。那麽郭小姐為什麽會內疚?為什麽會執著要去改變一個人的命運?為什麽會以為她可以改變一個人?
Patrick的妹妹智力低下,有一天和鄰居的一個男人去開party又被送回家,關心妹妹的Patrick和這個人發生爭執,失手殺人。郭小姐說這是所有人的錯: 如果母親可以在家照顧妹妹,如果學校可以約束學生按時放學或者提供校車,如果鄰居是正常人可以托付,那麽妹妹就不會亂逛;如果父親在家,在爭執的時候出來說話,如果警察可以依賴,那麽爭執的時候可以叫警察,那麽Patrick就不會拔刀相向;如果不是在這樣貧窮的地區,暴力是耳濡目染的家常便飯,Patrick也不會用這樣的方式解決衝突。是的,這個地方的社會病了。然而,郭小姐沒有指責係統,而逃避自己的責任,她苛責自己,認為如果不是為了追求自己的名利而離開阿肯薩,Patrick還會在學校裏讀書,而不會中途輟學。
這愧疚是白左的聖母心,卻也是精英分子的良心。郭小姐本可以一直帶著這種若有若無的愧疚,過自己精致的日子,然而,她決然放下作為律師的新生活,回到阿肯薩,為自己贖罪。七個月裏,她每天到監獄探望Patrick,給他布置作業,一起讀書,寫作,一起回顧黑人曆史。有一個真誠關心你的人,是讓這樣的孩子不至於沉淪的關鍵。在等待判決的過程中,這樣地區的法律係統 的低效, 家人的無助,都是平常我們在電視上看見的CSI斷案完全不同的一幕。這些是美國的陰暗麵,是一個分裂的美國。在Coming apart這本書裏麵裏麵,主要是講了貧窮的白人;Elegy of hillbilly鄉下人的悲歌,也是講美國白人。這些白人直到推動Trump上台,他們的絕望才得到更多的關注。黑人的貧困地區,有類似的困境,卻是哪怕第一位黑人總統上台,也鮮少得到關注。
在陪Patrick讀書的過程中,郭小姐的收獲是,對自己的移民身份有了更深的認同,就如同黑人不知道黑人鬥爭的曆史,她也不知道自己家族的曆史。她也終於學會聆聽自己內心的聲音,勇敢追求自己要走的道路。
郭小姐有多重身份,盡職的教師,少數民族,移民的後代,社會精英。而她最突出最珍貴的品格就是同理心。她對於孩子們有深刻的同情,堅信自己的力量可以改變一個人。她運用文字的力量,把孩子們帶入文學世界,鼓勵他們用寫作來表達抒發感情。
書中,她的父母的麵目是熟悉的,那樣一心期望孩子成功的父母,和周圍無數為了孩子爬藤而瘋狂的華人父母也沒有不同。然而最後,父母接受了她的意願,又和那些有控製欲的華人父母大不同。
我也自問自己,能不能做到郭小姐的父母這樣?
Coming Apart這本書,講述了美國社會分裂的現實,卻也沒有更好的良藥,隻說中上層要走出自己的精致世界,去帶動下層人民,才能扭轉日益分裂的社會。郭小姐的故事,倒是很好的解釋了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