匝瑜

血壯山河-抗戰第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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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47 血壯山河之蘭封會戰 餘波 6

(2023-02-02 05:01:37) 下一個

6

 

既然徐州會戰失敗無人擔責,那蘭封會戰的責任還是要查一查的。

薛嶽是前敵總指揮,要說戰敗薛嶽當然要擔責任。可是實際情況不是自己的部隊不打,而是真的打不過人家。況且戰場比較簡單,過程也不長,薛嶽在指揮上並無什麽錯誤,如果讓他擔責任,也不合適。況且原本是第1、5戰區聯合作戰、結果第5戰區突然崩潰,隻好第1戰區獨立對付可以預期的全部日軍進攻、這本來就不可能啊。

不過還是要找責任,那隻好找找下級的責任吧。

商丘失守是一個重要因素。其實大家在前文都已經看到了,商丘阻擊戰在這個情況下是無法完成的,黃傑在這裏也是盡了力的,即便是死守商丘那隻有全軍覆沒,而且日軍可以一邊圍攻商丘一邊可以繼續向西,那這樣的全軍覆沒有何意義?

商丘的問題要說責任,那隻有孫桐萱的責任較大。戰前軍令部已有安排,可是第3集團軍在商丘阻擊戰的時候全無動作,雖說自己承受日軍第10師團的壓力,但是全無戰場配合實在是說不過去。可是剛殺了人家的韓複榘,現在又要搞孫桐萱,這個幹法合適嗎?

湯恩伯也沒法動,第20軍團是徐州會戰第一功勳部隊,最早進入戰區,最後撤出戰區,此時再指望人家再打一場硬仗,太過分了吧,是不是?

那商丘的事情就隻有黃傑了,撤職!

黃傑晚年有一個《自述》,“猶憶弱冠請纓,白髮從政,幾番風雨,幾度滄桑,個人經曆的事故,實在是太多了,自非片言可盡,隻能就過去工作中每一時期印象較深的,作簡要的記述。”按照黃傑的這個說法,“每一時期印象較深的,作簡要的記述”,那麽這個商丘的事情算不算“印象較深的”呢?

“第8軍的任務,是竭力堵擊商邱方麵日軍西犯,當時圍攻商邱的日軍兵力,約步兵一個旅團、砲兵一聯隊、機械化兵一個營、工兵、通訊、汽車各一個中隊,我第八軍協同友軍,迎擊堵截,奮勇作戰。”黃傑《自述》全文13628個字,關於商丘阻擊戰總共就是這些88個字,而且自己被撤職的這件事,提也沒提。沒提也對了,兩個月後,1938年9月黃傑調任成都中央軍校教育處處長,1940年5月又調任桂林中央軍校第6分校主任,負責軍事教育工作。關於從軍頭轉到80萬禁軍教頭的事兒,黃傑《自述》,“中原會戰結束,抗戰進入了第二階段,國軍的整補,幹部的訓練,任務至為重要,民國二十七年九月,我奉命調任成都中央軍校教育處處長。”

“抗戰進入了第二階段,國軍的整補,幹部的訓練,任務至為重要”哈哈,把撤職說成另有重用,這也是回憶錄的一種寫法啊。

商丘的事情還有一個責任人,第187師師長彭林生。雖說是黃傑最後讓人家一個新編步兵師守衛三天的命令不地道,不過再不地道的命令也不是鬼話連篇的情書而是一道硬邦邦的命令,彭林生是違反了這個命令的。當然,彭林生是請示了自己的軍長李漢魂之後才撤的,不過此時第64軍軍長的命令不能替代第8軍軍長的命令,因為現在第187師歸於第8軍指揮,那麽就是要聽黃傑的,所以彭林生也被撤職,不過很快調任第4戰區傷兵管理處處長。

隨即武漢會戰爆發,李漢魂當然要給彭林生一個機會,任命彭林生被任命為第64軍前敵指揮官,指揮第155師、156師和一個預備師對日作戰。1940年,彭林生任廣陽守備區指揮官。次年春,日軍進占廣東的開平、台山、新會、恩平等4個縣。第4戰區長官公署任命彭林生為四縣自衛隊的總指揮。

1944年彭林生回鄉與蔣伏生、東安王仡組織祁、東自衛總隊。蔣伏生任總指揮,彭林生與王仡任副總指揮。

抗戰勝利後,彭林生解甲回籍經商。1948年冬,彭林生策劃在祁邵一帶起義。為籌備起義經費,賣杉樹、賣田產、賣鋪店共得銀洋6.5萬元,稻穀1380擔。又派人到香港、廣東等地購買武器300多件。後因各種原因,祁邵起義未曾實現。

1949年6月間,中共衡陽工委委派趙琦組建革命武裝。趙琦與彭林生於同年7月下旬在後南橋成立中國人民解放軍湖南遊擊部隊第一縱隊,彭林生任副司令員。彭當即拿出300條槍裝備部隊,並拿出一萬塊銀元做部隊活動經費。在較長一段時間內縱隊的軍需供給由彭林生解決。白崇禧懸賞通緝彭林生,並把彭家一棟18間的新建樓房放火燒毀。

1949年10月8日祁陽城解放,彭林生被任命為零陵軍分區高級參謀。

1951年8月23日鎮反槍斃。

彭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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