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脫歐”或更利全球化

美國貿易代表弗羅曼日前表示，英國“脫歐”後有可能加入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關係協定(TTIP)和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這印證了此前的一個判斷，英國脫掉歐盟“緊身衣”，更方便搞全球化。換言之，通過地區一體化搞全球化的選擇，在英國看來走了彎路。

金融危機以後，歐盟在歐元區加強金融監管，主張公平貿易而非自由貿易，這在英國看來實際上在反全球化，損害了英國利益。英國經濟競爭力倚重金融、法律等高端服務業，率先從歐債危機走出來，與歐洲大陸國家拉開距離。此次公投時英國人在移民問題上發泄對歐盟的不滿，也就在於其希望的移民是高端服務業人才，而非來自東歐。

跳出歐洲看世界，更能理解英國“脫歐”的初衷：未來十年，英國海外市場90%的增長來自非歐盟國家，尤其是中國、印度等新興國家。“脫歐”後的英國，更能打造中英合作黃金十年，這讓其他西方國家感到不爽。不久前，卡梅倫為此遭受G7其他成員攻擊。

更一般來說，全球化並沒有如預期地同化世界，反而在發起全球化的西方內部造成分層，英國“脫歐”、特朗普現象是典型例證。經濟結構和競爭力分層，是造成西方內部板塊裂變的肇始，這在去年英國率先加入亞投行時已見端倪。這對中國處理與西方世界關係帶來重要啟示，也提醒我們反思區域化和全球化的關係。

區域化未必是全球化的最佳方向和路徑。以前大家都認為區域一體化是達到全球化的必經路徑或是高級路徑，而且歐洲一體化是最深、最廣泛、最高水平的，結果它自己就出現逆轉。正如英國“脫歐”所顯示的，歐盟隻是歐洲的選擇之一，並非必然選擇。全球化的負麵效應，也讓人們不能對地區一體化想當然。

這同時促使我們重審全球化時代的政治。政治並不完全是精英設計，自上而下的政治設計遭遇自下而上的反抗。歐洲一體化的逆轉和英國“脫歐”，都是如此。

地區一體化與全球化分道揚鑣了，理智遭受情感的解構，精英遭受大眾的解構，這提醒我們重新看世界。比如我們老說東亞遲早要融入歐洲的模式，很多人認為歐洲代表世界的未來，歐盟是人類發展先行者，現在就有別的路徑了，或是因為全球化本身錯了，也可能是原來的單向思維方式有問題。

對我們來說，最重要的啟示是，“一帶一路”建設並非將歐盟模式推向歐亞大陸，反而是多樣性的亞洲模式在歐亞大陸的演繹。“一帶一路”一方麵要重視機製化軟肋問題，另一方麵也要“一國一策”，發揮好政府與市場雙輪驅動，不能迷信市場化與地區一體化邏輯，而是要打造“包容、均衡、普惠”的合作架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