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9日上午,民革中央召開全國“兩會”新聞宣傳工作通氣會。民革中央副主席修福金介紹,在提案中將建議中山裝作為國家正式禮服。(2月29日《新京報》)
近現代以來的中國,還沒有哪種創新的服飾樣式,能像“中山裝”這樣,會成為一種重要的思想與文化的象征。在一些重要國是活動場合,國家領導人也常會著中山裝出席。但要像民革中央提議的這樣,以國家法規的形式,將中山裝固定為國家“正式”禮服,還是慎重為好。
其一,探究中山裝之來源,或會令不少民粹思想者較為尷尬。因為,中山裝最初的靈感,據最可信的說法是:孫中山先生當年旅日時,喜歡穿日本學生裝;而日本學生裝用的是日本海軍裝樣式;日本海軍裝則是學的歐洲軍裝。根據《義務教育課程標準實驗教科書——中國曆史八年級上冊》(人民教育出版社)中第八課《辛亥革命》(P39附錄)中介紹說:“中山裝的樣式基準來自當時日本的學生製服”,亦可佐證這一說法。那麽,無論從涉日曆史,以及今天國人的感情接受程度上,顯然,中山裝這一來曆,估計要將其樹為國家“正式”禮服,這多少會讓很多“純粹”的愛國者們難以接受吧?
其二,中國有上下五千年的曆史,而不隻是僅有晚近的百年文化。中山裝本身,是與孫中山先生發動革命時所依托的“驅除韃虜,恢複中華”思想息息相連。因為扔掉清服、剪除長辮子,換上中山裝,這成了當時一種“反民族壓迫”的革命象征。而在今天,作為五十六個民族一家親的人民共和國,如果仍以此曆史象征的服裝作為“正式國服”,是否合適,也值得商榷。
其三,在一個多民族、曆史悠久的國度,我們真要找一個更具文化浸潤與共識的代表性民族服裝,大家或仍會見仁見智。比如在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會麵時,各國領導人共穿的“唐服”,其與中山裝相比,從過去、現在與未來的長遠角度看,是否更適合作為國家“正式”禮服呢?就曾有專家們熱議要將“唐服”作為“國服”呢——如果真需要確定所謂國家“正式”禮服的話,這些都應該讓公眾、專家有更多討論的空間,也會給政府對此決策,多出不同的參考意見。
其四,我們今天有無必要以政府或法規的名義,固定國家之正式禮服呢?這顯然仍值得探討。雖然,曆史、文化、思想等的內涵,可以借助於服裝等儀式感強的文化樣式來加強,但是,如果我們所謂的傳承與發展民族文化,多是用心和醉心於像服裝等形式的固化,比如像一些組織舉辦的穿漢服、行漢禮;學生集體給父母洗腳;對老師行叩拜禮等,卻並未潛心學到“取其精華、剔除糟粕”的中華文化的精神內涵,並將之與當代中國核心價值觀有機結合,或許這樣的文化儀式感,最終仍不過是一種形式主義罷了。
可見,是否有必要以國家名義,將中山裝法定為國家“正式”禮服,仍不妨多議一議,考慮遠一些——可別讓朝令夕改的情況不時出現,那就會讓所謂的國家“正式”,最終就能變成不嚴肅、不端莊了。
強加於人 一定失敗
中山裝太土,大概一種改良式的唐服比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