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塵封檔案】係列之199：首屆廣交會謎案

【塵封檔案】係列之199：首屆廣交會謎案

——又名：財劫廣交會

 本文轉載自公安月刊《啄木鳥》2024年第07期

 作者：魏遲嬰、東方明

《啄木鳥》2011年第08期曾經刊登過一篇《伸向廣交會的賊手》，披露了1967年文革期間，春季廣交會期間的一件大案。本文可以認為是其姊妹篇，講述的是1957年首屆廣交會期間的一個故事。

1957年，我國開始舉辦一年兩屆的中國出口商品交易會。鑒於當時我國出口商品大部分屬農副產品，季節性強，適宜在春、秋兩季成交，同時考慮到來自世界不同地區客商的抗寒抗熱能力各異，主辦部門決定將春、秋兩次交易會的地點設在廣州，時間定於廣州平均氣溫21。9攝氏度的4、5月間和23﹒1攝氏度的10、11月間。國務院總理周恩來親自給這一年兩屆的貿易盛會定了個簡稱：廣交會。

廣交會對新中國建國初期的對外交流起到了極為重大的作用。有這樣一種說法：“文革”期間，中國隻有兩件事沒有中斷，一是研製原子彈，二是舉辦廣交會其重要性可見一隅。

一、劫案突發

1957年4月25日，正是廣東一年中氣候最為宜人的日子，適合出門旅行。不過，對於外埠來番禺的男子陳鴻時來說，這天卻是他一生中的噩夢。

雖說早已是蜚聲海內外的僑鄉，但那時的廣東番禺跟如今不可同日而語，在行政隸屬上跟廣州市沒有關係，還是佛山地區專員公署所轄的一個縣。縣政府設在市橋鎮，坊間所謂“番禺”這個地名，狹義上指的就是市橋鎮，也就是現今的廣州市番禺區市橋街道。起初，縣政府駐地位於先鋒巷謝氏祠堂，1949年初遷移到海傍路(解放後改稱“紅星路”，1980年又恢複“海傍路”舊稱)西段。

海傍路東西走向，西起西堤路，東至東湧路，原是一條石板街，1940年擴建成一條長約四百米、寬七米的馬路。這條馬路上有一家曾被稱為“番禺第一”的“首都飯店”，原為私企，1956年公私合營，1957年1月轉為國營。剛剛提到的陳鴻時，就住在這座全縣最高級的賓館裏。

陳鴻時於昨日入住，今天一早即前往三十多公裏外的廣州市，下午5時許返回。他住在飯店一樓西側盡頭的1025客房，打開門鎖推門而入，意外發現房間裏竟然有一位不速之客！

那是一個三十五六歲的金發男子，高鼻深目，一看就知道是個“鬼佬”(舊時粵語中對西洋人的稱謂)。“鬼佬”坐在單人沙發上，手持當天的《羊城晚報》，沙發一側的茶幾上放著一杯熱氣氤氳的茶水。陳鴻時年過五十，有十多年的高血壓病史，醫生叮囑他“遇事不可激動”，這些年來他一向謹遵醫囑，不敢有違，親朋好友都說他的自律令人欽佩。可眼下，他覺得自己的血壓似乎控製不住了，耳中嗡嗡鳴響，下意識扶了扶鼻梁上的玳瑁框眼鏡，一雙小眼睛透過鏡片定定地盯著對方，一時說不出話來，腦子裏飛快地閃過一個念頭：難道我走錯房間了？

“鬼佬”顯然是讀懂了陳鴻時的眼神，當即以行動作答——隻見他身軀略一轉動，手上不知怎麽的就像魔術師那樣憑空多了一把寒光閃閃的匕首！他朝陳鴻時點了點頭，持刀的右手一抬，匕首脫手向上方飛出，堪堪似要紮入木質天花板時突然轉向，刀尖朝下掉落下來。陳鴻時還來不及出聲驚叫，男子倏地從沙發上起身，其敏捷就仿佛屁股底下坐著彈簧，起身的同時，身體來了個九十度轉向，麵對房門站著，一雙眼睛依舊盯著那把下落的匕首。說時遲那時快，待到匕首下落到與其肩膀平齊時，他探手朝刀身輕輕一撥，匕首聽話地改變了下落方向，無聲無息地紮進皮沙發的扶手！

這番肢體語言的意思很容易理解：先生，沒有走錯房間；但也不要有大聲呼救或轉身拔身逃走之類的動作，否則，隻怕這把匕首紮入的不是沙發扶手，而是你的要害了！

陳鴻時強迫自己穩住情緒，衝對方拱手：“這位先生不請自來，不知有何見教？”

“鬼佬”嘰裏咕嚕說了一串洋文，陳鴻時年輕時曾在英國生活過數年，通曉英語，當然聽得懂。對方的意思是：“閣下說什麽我不明白，你會說英語嗎？”說罷做了個“請坐”的手勢，他自己則在靠門一側的沙發上落座。

門口的位置被對方坐了，陳鴻時隻能坐裏側的沙發。經過對方跟前，他難免有些提心吊膽：生怕就此挨上一刀，好在這一幕沒有發生。他在沙發上坐下，斜側身體對著“鬼佬”，用英語詢問對方“有何見教”。

“鬼佬”聽懂了，翹起大拇指表示對陳鴻時英語口語水平的讚賞，然後用英語說：“我最近手頭有點兒緊，希望閣下幫個忙，我想，閣下是不會拒絕的。”

陳鴻時尋思，這不是廢話嗎？我敢拒絕嗎？沒辦法，隻有認倒黴，破財消災吧！於是用英語表示，想要什麽隻管拿走，我一定配合。

“我就喜歡跟閣下這種爽快人打交道。對於我們雙方來說，都會有一個相比其他不幸來說好得多的結果。閣下既然選擇‘首都飯店’作為下榻處，想必是有一定經濟實力的。這樣吧，你把隨身的鈔票——不論人民幣還是外幣，以及手表、戒指統統拿出來……哦，如果您使用的是名牌金筆，也請一並放在茶幾上。”

陳鴻時暗暗叫苦，這“鬼佬”看外表似是懂點兒江湖的，誰知行事一點兒也不江湖，打劫竟然不給苦主留回家的路費！

“閣下聽明白我的意思了嗎？要不要再說一遍？”見陳鴻時猶豫，“鬼佬”催問。

陳鴻時趕緊點頭：“不用！不用！”一邊說著，一邊已經把一直拿在手裏的深咖啡色鯊魚皮公文包打開，把裏麵的九百多元人民幣、三千多元港幣全部掏出來放在茶幾上；公文包的內貼袋裏放有空白支票本，對方沒提及，他也就沒掏。然後，又把手表、戒指和“犀飛利”大號側吸金筆取下，同時心裏還有點兒慶幸上月過生日時女兒送給他一副18K金框眼鏡：虧得此次旅行沒戴，否則肯定也被這“鬼佬強盜”看上了。

“鬼佬”掃了一眼茶幾上的財物，點點頭：“很好！現在，請閣下站起來，往前挪幾步。”

陳鴻時不知這家夥要怎樣對付自己，一顆心在胸腔裏又加速“怦怦”起來，但他隻有服從的份兒，往前一步步走到牆壁前。

“行了！就這樣站著，不準動彈！不準回頭！”陳鴻時遵命照辦，尋思對方若是要捅刀的話，自己這副姿勢，那應該是最理想的下手機會了。想到這兒，兩條腿就不由自主地顫抖起來上下牙也不住地打架。

“鬼佬”大盜的語氣裏帶著笑意：“不必緊張。常言道：破財消災。你已經‘出血’了，隻要你聽話，我不會動你一根汗毛的。”

陳鴻時心下稍安，隻聽身後傳來窸窸窣窣的動靜，想是“鬼佬”大盜在斂走財物。但他覺得這動靜持續的時間有點兒長——憑“鬼佬’大盜的身手，行動應該頗為利索才對，茶幾上也就是現金、手表、戒指、金筆幾樣東西，並無什麽大件，按說不需要這麽長時間。不過，事後想來，也許這段時間並不長，隻是陳鴻時的錯覺，畢竟處於生命危在旦夕的當口兒，所謂度日如年就是說的這種情況。

總之，這段說長不長說短不短的時間，在陳鴻時感覺，至少十來分鍾。他不知對方在搞什麽名堂，又不敢回頭去看，隻能老老實實麵壁靜候下文。兩條腿篩糠般的顫抖倒是停止了，可取而代之的是腳軟，眼看就要站不住了，忽聽房門“咯噠”一聲輕響——“鬼佬”大盜總算走了！

陳鴻時兀自不敢回頭，連喚三聲“哈嘍”沒有動靜，方才轉身。去衛生間看了看，確認“鬼佬”大盜果真離開了，立刻抄起床頭櫃上的電話搖柄就是一通緊搖。

那時通信設施落後，即便是“首都飯店”這種整個番禺縣唯一的高級賓館，內部也沒有總機，客房的電話都是由縣郵電局總機房接轉。郵電局總機話務員把報案電話轉到了縣公安局值班室，值班民警聞聽下榻於“首都飯店”的旅客遭遇搶劫，而且強盜還是個“鬼佬”，不敢怠慢，立即上報案情，同時叮囑陳鴻時待在現場不要離開，也不要讓其他人人內，公安局這就派人過來。

可惜的是，陳鴻時已經六神無主，放下電話，又慌慌張張前往服務台說明情況，引著幾個飯店工作人員到他的房間裏，這樣一來，現場的痕跡就給破壞了。稍後趕到的飯店保衛幹部老朱見狀立刻阻止，可還是晚了一步。

番禺縣警方反應很快，不過十幾分鍾，就派人過來了，而且排場也大，來了十多個刑警不說，竟然是縣局局長和分管治安、刑偵的副局長帶隊，市橋鎮派出所的民警自然也少不了但他們隻是奉命擔任外圍警戒，連進入現場的資格都沒有。此等陣容，令苦主陳鴻時大大意外——乖乖，發生個凶殺案也不至於來這麽多人吧！

上世紀五十年代，我國公安機關的現場勘查技術跟西方發達國家差距較大，勘查器材還是解放前舊警局留下的，至於手段，無非是獲取案犯在現場遺留的足跡、指紋等，分析其作案過程和特點，再結合苦主的描述，勾畫出案犯的形貌然後開展偵查工作。番禺縣警方也不能例外，他們對“鬼佬”大盜的描摹如下：

男性，三十五六歲，身高約在一米七以上偏瘦，體態精悍，臉部輪廓分明，脖頸有明顯的肌肉線條；臉型偏長，五官無甚特點，唯嘴巴略顯平直，下巴稍向前凸出；再有就是一頭濃密的金發。根據案犯體貌以及跟苦主的“交流”情形推斷，應該是一名外籍強盜無疑。

不僅如此，這主兒還不是個尋常的小毛賊，而是作案經驗豐富的慣犯：事先進入苦主的房間，自己動手沏了一杯飯店特地為接待首屆廣交會客商采購的頂級茶葉，一邊品嚐一邊瀏覽報紙；陳鴻時進入房間後，他穩坐不動，掏出匕首來了一出相當專業的雜要表演；搶劫得手後，還不慌不忙地窸窸窣窣弄了一陣，消除自已留下的所有痕跡，出門時甚至沒忘記把那份《羊城晚報》也一並帶走——上麵有他的指紋。因此，縣局一幹刑警一番辛勞下來，竟未能獲取案犯留下的任何痕跡，遂意識到這是一個相當難纏的對手。

一般來說，往下就該組建專案組，進行案情分析，四處走訪調查並布控贓物了。但此次並非“一般”情況。根據當時公安部規定的涉財刑事案件立案標準，“城市25元，農村15元即可立案；案值超過1000元屬重大案件，超過3000元屬特別重大案件”，陳鴻時被劫的港幣、人民幣就已經超過3000元了，再加上戒指、手表、金筆，此案顯然屬於上述立案標準中的特別重大案件”。此類案件須由番禺縣公安局上報至佛山地區專員公署公安局，由專署公安局決定是縣局獨立承辦，還是組建兩級公安局的聯合專案組。當然，專署公安局還應立即向廣東省公安廳報告。

不過，這天的日子比較特殊，番禺縣公安局可以不必上報專署公安局，隻消往省城廣州的“101專班”打個電話，就算是完成了報告程序。往下應該如何偵查，那就聽“101專班”的指令了。

二、鬼佬迷蹤

4月25日這天為何特殊，“101專班”又是什麽部門？要弄清這兩個疑問，就得從“中國出口商品交易會”說起了。

1949年10月14日，廣州解放，解放軍繼續南下深圳，兵至深圳河畔時奉命按兵勒馬。曆史檔案顯示，為了打破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陣營對新中國的全麵封鎖，保留香港作為“國際通道”的地位，毛澤東主席作出了“暫不收回香港”的戰略決策。1952年至1957年，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實施，新中國的建設需要大量物資，橡膠、化肥、鋼材、機械甚至瀝青等都需要從國外進口，但進口所需的外匯卻因帝國主義的封鎖很難獲得。為此，廣東省於1955年開始在廣州市舉辦名謂“華南物資交流大會”的內地土特產展銷活動，吸引香港、澳門的華僑商人前來采購內地的農產品、藥材和工藝品。連續兩年活動舉辦下來，每屆的成交額均達到數百萬美元。

這個情況引起了國家對外貿易部駐廣州特派員兼廣東省外貿局局長嚴亦峻的注意，由此產生了一個思路：既然這種小型展銷活動辦得不錯，何不辦個大的？把全國各行各業的外貿公司都集中到一個展覽會上，請外商來洽談，當麵成交，發揮整體效應，賺取更多的外匯支援國家建設。

1956年6月上旬，經時任廣東省委書記兼廣東省長陶鑄同意，嚴亦峻以個人名義通過電報向國家外貿部請示，建議在廣州舉辦全國性的出口商品展覽交流會。隨後，電報送至周恩來總理案頭。同年9月，國務院批準了這一建議，同時通知各部委予以支持。

中共廣東省委、廣東省政府隨即發出動員迅速組建籌備委員會，省委書記兼省長陶鑄、廣州市市長朱光分別出任正副主任，嚴亦峻理所當然擔任秘書長。廣東方麵按照周恩來總理關於“此事請直接向我通報進度”的指示，將一應情況報予總理辦公室。考慮到外商對於該交易會名稱的好記易讀，周恩來總理提議將“中國出口商品交易會”簡稱為“廣交會”。1957年4月25日，首屆廣交會在廣州中蘇友好大廈開幕。

在之前緊鑼密鼓的籌備過程中，陶鑄以老革命家的高度政治敏感，認為廣交會的舉辦，勢必成為新中國衝破帝國主義經濟封鎖與政治孤立打開通向世界大門重要窗口的一個重大經濟舉措，將會在全世界範圍內產生不可小覷的政治影響，因此，他指令籌委會必須把首屆廣交會的安全保衛工作提高到政治高度，不但要防止刑事犯罪分子作案搗亂，更要嚴防台灣美蔣勢力的滲透破壞活動。為此，廣東省公安廳專門組建了一個臨時專班——“101專班”，旨在全方位保證廣交會業務活動的展開以及所有參展中外客商的人身和財產安全。

該專班下設三個組：第一組是安保組，負責核實報名參展的境外客商身份、發放證件以及會場日常安全保衛工作；第二組是治安組，負責處理交易會期間發生的各種糾紛以及治安案件；第三組是專案偵查組，負責調查並處置交易會期間場內外(所謂“外”，指客商下榻的賓館以及賓館所在地)發生的所有以境外客商為受害主體的刑事案件，該組對外直接稱“101專班”。

“101專班”總指揮由廣東省公安廳副廳長(當時省廳主要領導就正副廳長各一人)李誌傑擔任，省廳政保處分管經濟文化保衛工作(自1957年1月開始，有一段時間全國所有公安機關的經濟文化保衛工作均隸屬於本機關政保部門)的副處長龍顯然作為副總指揮，主持廣交會期間專班的日常工作。

1957年4月1日，“101專班”正式組建先開了一天會，專班成員就如何開展廣交會期間的安保工作進行了認真研究，製定了若幹條暫行規定，其中有一條就是：廣交會期間，如若發生案件——廣交會會場所在地、參會中外客商下榻點和活動地點的公安機關在接到報案後，出警勘查現場的同時即報省廳“101專班”，由專班統一調派警力進行處置。

如此，番禺“首都飯店”發生“鬼佬”大盜搶劫案後，縣局刑警沒有就地開展偵查破案工作，而是立即將案情上報101專班”，等候專班的指示。

然後就要說到苦主陳鴻時了。陳鴻時來自香港，係九龍“大吉利商行”老板，此行的目的就是為了參加廣交會。可是，廣交會的會場中蘇友好大廈位於廣州市越秀區，他為什麽不住在廣州，卻在幾十公裏之外的番禺縣的賓館下榻？

這個原因，說出來可能會讓如今的年輕人難以置信——1957年的廣州市區內，可供境外客商作為下榻處的賓館飯店實在有限。有限到什麽程度？前來參加首屆廣交會的港澳地區東南亞國家的華僑和外籍客商總數不過千餘人，廣州市卻不具備把這些客商全部安頓在市區下榻的接待條件。那怎麽辦呢？廣州市政府隻好調撥車輛，將客人送到鄰近的佛山、番禺、從化等地過夜。這種狀況一直維持到改革開放後方才得到解決。

陳鴻時決定赴會的時間比較晚，又不熟悉報名流程，等他履行一應手續順利入境，於昨天抵達廣州時，被告知廣州市內能夠接待境外客商的賓館飯店均已滿員，連距離廣州比較近的佛山也沒空房了，無奈，隻好到番禺的“首都飯店”下榻。好在東道主免費提供車輛接送他也就不好再有什麽怨言。畢竟他是來談生意的，為的是賺錢，並非來廣州旅遊。況且，別說他一個港商了，一起坐大巴來番禺“首都飯店”住宿的二十多位參會客商，有大半還是持有英國、印尼、星加坡(即新加坡)等國護照的正宗外商哩！

誰知來內地隻不過一個晝夜，陳鴻時就遇到了這麽一場令人膽戰心驚的搶劫。幸虧他出發前聽從妻子和女兒的勸告，購買了赴內地旅行期間的財產險，而且寧可多花錢選擇了“全保”，被搶劫的財物可以得到賠償。

“鬼佬”大盜搶劫案發生後，番禺縣的縣委書記、縣長、公安局長都前往飯店對陳鴻時進行安撫，表示一定兌現事先對此次前來參會外商作出的承諾，賠償他的損失。陳鴻時頗感意外，香港報紙的時評文章裏說，所謂的賠償承諾，“不過是中共說說而已”，陳鴻時也深以為然。沒想到共產黨說到做到，還真的要賠償啊！遂告知自己已經買了保險，賠償就不必了，畢竟沒有損失。

縣長說：“既然如此，陳先生購買保險的費用就由我們來出吧。另外，請先生不要因為這個意外影響正常的采購計劃，我們可以給您換一個下榻處、費用概由我方承擔。”

“感謝縣長的美意，我還是住在這裏吧，就不給你們添麻煩了。現在我身無分文，那個‘鬼佬’大盜應該不會再來找我了。”

正聊著，已經離開的縣局偵查員去而複歸。為首被稱為“劉隊長”的那位把身後兩個穿便衣的男子向三位領導和陳鴻時作了介紹：“這是剛剛從省城驅車趕來主持辦案的‘101專班’的同誌。”

來人隨即取出公函交給縣公安局局長，其實公函的內容局長已經知道了，兩天前，縣公安局就接到指令：廣交會期間，與參會客商相關的案件均由“101專班”獨立調查。

所謂“獨立調查”，據說是省委書記陶鑄特別強調的，不管哪裏發生案件，隻要跟廣交會相關，均由“101專班”處置，本省各級公安機關隻有配合的義務，未經省公安廳長特別授權，沒有過問調查的權力。

這樣做的目的，當然是為了減少來自各方麵對辦案偵查員的“掣肘”。這種“掣肘”指的是常規的辦案製度——在平時，這些製度自然可以有效保證偵查工作順利開展，可是，廣交會會期隻有半個月，一旦發生案件，如果還是像往常那樣按部就班逐級請示、頻頻開會研究，有可能錯失破案時機。因此陶鑄認為，為保證首屆廣交會順利進行，在安保方麵應該采用“特事特辦”的原則。

1926年加人中國共產黨的陶鑄，履曆中雖然沒有擔任過政保方麵職務的記載，但他參與的些重要工作卻是與“政保”、“諜報”有緊密關係的，諸如參加南昌起義、廣州起義及打入敵軍內部從事兵運工作，還在白色恐怖下秘密組織並指揮中共黨史上赫赫有名的“廈門劫獄”(作家高雲覽曾以此為題材創作了一部風靡全國、膾炙人口的長篇小說《小城春秋》，並被拍攝為同名電影)。1933年5月，陶鑄在上海被國民黨當局逮捕，判處無期徒刑。在獄中，他領導難友同敵人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被營救出獄後，先後擔任中共湖北省委常委兼宣傳部長、新四軍鄂豫挺進支隊代理政委等職。1940年前往延安擔任中央軍委秘書長、總政治部秘書長兼宣傳部長。平津戰役期間，陶鑄不顧個人安危，化裝進入北平，同傅作義談判，為北平和平解放作出了重大貢獻……

從陶鑄的上述革命經曆可以知道，他雖然未曾直接從事政保、情報工作，但其漫長的革命鬥爭歲月中有幾個重要階段都與政保、情報兩條戰線緊密相關，積累了豐富的經驗，現在用於廣交會的安保戰略構想上，還不是易如反掌？“101專班”的組建，就是廣東省公安廳基於陶鑄提出的“獨立調查”思路研究製定的。

番禺發生廣交會客商被劫案的消息傳到設在廣州市人民北路的“101專班”駐地，專班領導李誌傑、龍顯然迅即交換意見，指令專班第三組副組長景聲浩率偵查員辛震遠、伍今勝、麥逾、喻小豐、蔣益天驅車前往番禺，另抽調番禺縣公安局精幹偵查員五名，就地組建專案組對該案開展偵查，務求快速偵破，抓獲案犯，追回贓款贓物。番禺方麵自是極為重視，縣局按照預案，派刑隊隊長老劉帶領四名精幹偵查員向省城來人報到，前往案發地點“首都飯店”展開獨立調查。

“101專班”的偵查員乃是廣東省公安廳從全省各地公安局精選出來的政治可靠、業務過硬的紅專尖子。前來番禺主持調查的第三組副組長景聲浩是廣州市公安局政保處的一名科長，早在全麵抗戰爆發前就已是中共廣東省委情報部的專職情報員，初解放時，在中共中央中南局華南分局社會部擔任特別科副科長，主持偵破過多起敵特破壞案件。

景聲浩率領的五名偵查員也均非凡品，其中的伍今勝是廣東警界的刑偵高手，放在現在就是“刑偵專家”。他是韶關市公安局的留用老刑警，祖上三代均是緝盜捕快，可以說是“祖傳偵探”，對於偵緝盜竊案件有三十來年的實踐經驗，他的刑警生涯，可以寫成一部探案故事集了。此次組建“101專班”，省公安廳王寧廳長首批點將，其中就有他。

一行人抵達“首都飯店”後，景聲浩叫上伍今勝說：“咱倆先轉一轉，其餘同誌聽縣局劉隊長他們介紹情況。”

景、伍兩個果然出手不凡，隻在飯店裏裏外外轉了一圈，悄聲嘀咕了寥寥數語，就點破了先前縣局劉隊長一幹警員尚未解決的一個疑團：案犯這樣一個“鬼佬”，為什麽會選擇陳鴻時作為作案對象，他怎麽知道單獨下榻飯店一樓西側盡頭1025號客房的客人是一個理想的作案目標？

起初劉隊長懷疑可能是“首都飯店”的內部員工為“鬼佬”大盜提供了信息。如果這個案子不屬於“獨立調查”範圍，縣局一幹刑警隻怕已在查閱飯店內部員工的檔案了。而此刻景聲浩、伍今勝就這麽上下裏外一轉悠，就果斷指出：案犯是從飯店大堂服務台的水牌上獲取作案目標信息的。

“首都飯店”作為番禺唯一一家有能力接待外賓的賓館，當然必須達到服務行業軟硬兩“件”的標準。不過，民國時期僑商投資建造該飯店時，首先考慮到的是發揮番禺作為僑鄉的得天獨厚的優勢。設計者估計到，飯店落成開業後預計很長一段時間裏，其接待的旅客大部分是早年下南洋創業有成歸國省親的粵籍華僑，他們記憶中對這座小城的印象，還是幼年時期的。因而“首都飯店”既要提供國際大型酒店優越舒適的下榻條件，同時又要滿足海外遊子們懷舊的需要，建築風格保持舊時的特色，讓他們看到曾經十分熟悉的故鄉的“舊景老物”，有賓至如歸的感受。對於隨同他們回來的那些出生在海外的子孫輩來說，也能激發他們對故土的熱愛，算是一種鄉土文化教育。

基於上述考慮，設計者就把飯店大堂的服務台打造成舊時客棧的模樣。清末民初粵地的旅館客棧，在服務台(舊時稱“櫃上”)後的牆壁上釘有一塊水牌，像“首都飯店”這類較高規格的賓館，水牌製作得特別考究：擦拭得一塵不染、閃著歲月幽光的長方形紅木板上，寫著每間客房的房號，每個房號上方有一枚經年楠竹削製的竹釘，旅客登記入住後，賬房先生會據其姓氏加以“先生、太太、少爺、小姐”等身份稱呼，寫在一塊上端有一小孔的狹長紅木籌牌上，再掛於竹釘之上。直到相應旅客退房離店，這塊牌子方才取下。

有的華僑旅客估計此生可能不會再回故鄉了，臨行時要求把這塊背麵刻著“番禺首都飯店”，正麵寫著自己姓氏的竹牌帶走作為留念，店方必定應允，並由賬房先生當場操刀，將正麵的“某先生”等文字改為此公大名，雕刻後塗抹金漆，作為一件工藝品贈送旅客留念(這也算一種廣告)。

韶關老警伍今勝經驗豐富，觀察力強，進門時就注意到了櫃台後那塊長方形紅木水牌，上麵顯示1025客房僅住一位姓陳的男性旅客，當時就把這個細節記在心裏。稍後得知縣局偵查員一直沒能解決的疑惑——“鬼佬”大盜為什麽會選擇陳鴻時作為日標，遂和景聲浩說了說水牌的細節。兩人認為，案犯很有可能就是通過水牌了解到相關信息，把住在一樓西側走廊盡頭1025客房的陳鴻時作為下手對象的。

這種選擇對於案犯來說具有三個優勢：一是目標單獨下榻，孤身一人，容易控製，且房間的位置非常理想，從這裏經過的旅客或者飯店員工極少，在作案時間段，甚至可以說是沒有作案時，弄出點兒動靜，也不易被人察覺；二是該旅客既然住在“首都飯店”這種檔次的賓館，大概率是一個華僑商人，選擇其為下手對象，相比搶劫金發碧眼的西洋人，想來公安機關的重視程度會稍低一些；三是該旅客多半是來參加廣交會的，身上一定有些財物，但也不至於把全部家當帶在身邊，因而遭遇搶劫時不至於拚死反抗。生命和錢財哪個重要？相信他心中自有衡量。

在專案組舉行的首次案情分析會上，伍今勝把上述判斷說了說，在座偵查員包括縣局劉隊長等一致讚同。那麽，“鬼佬”大盜是怎麽預先進人1025客房的呢？這個，之前劉隊長他們已經弄清楚了——

陳鴻時與一幹客商乘坐廣交會主辦方安排的大巴抵達番禺，在海傍路“首都飯店”門前下車，早已等候多時的飯店服務員紛紛上前迎接為這些客商提供拎包提箱的服務。客商們一個個從大巴上下來，是需要耗費一些時間的，進店的次序就有先有後。這一點，案犯顯然估計到了，他事先等在飯店門口特為慶祝首屆廣交會舉辦的宣傳畫前佯裝瀏覽，待大巴抵達，利用這個時機，加之他那副“鬼佬”相貌，冒充第一個下車的外商旅客走進飯店大門，手裏還拿著一份《羊城晚報》。

大門內迎賓的服務員熱情問候：“下午好！歡迎回店！”

他則微笑回應：“Thank you！”

繼而，案犯拐入走廊，來到他事先選中的1025客房門前，正好遇到推著小板車往每間客房送開水的女服務員小許。小許一臉燦爛地“外商”打招呼：“Good afternoon。”飯店方麵事先開過會，強調過接待外商的禮儀，此刻，也不用“外商”自己掏鑰匙開房門了，小許主動拿出鑰匙串，用相應的鑰匙為案犯打開了房門。

如此問題就來了，如果案犯沒有巧遇服務員小許，那他該怎麽進門呢？技術開鎖嗎？似乎不大可能。如果他有這等本事，也不必冒著偌大風險潛入“首都飯店”作案了——那時廣州城裏錢多風險小的作案對象多了去了。據案犯落網後交代，他原本是打算在客房門口等候苦主的，憑其那副“鬼佬”相貌和一口流利的洋文，對方多半不會懷疑他是跟自己一樣的參會客商，在對方掏鑰匙開門的空當兒，他可以彬彬有禮地上前自我介紹，相信對方會發出“進去坐一會兒”的邀請。商人嘛，奉行的就是“多一個朋友多一條路”的交際宗旨，麵對同來參會的“外商”，陳先生應該不會放棄這個機會的。

此刻，專案組認為沒必要把時間浪費在這個細節上，而是著眼於另一個問題：“鬼佬”大盜作案後，是怎樣離開飯店的？

這個，之前縣局劉隊長因省公安廳的特別規定——廣交會期間所有涉外商的案件一律上報“101專班”，等待後續指令，就沒敢自作主張進行調查。待“101專班”指派的景聲浩、伍今勝一行趕到後，專案組偵查員分頭跟飯店的門童、大堂服務員進行了談話，據他們回憶，那一車外商抵達飯店後，大部分隻是稍作歇息，有的甚至剛剛放下行李就出去逛街了。由此偵查員推測：’鬼佬”大盜很可能混跡其中，從容離開現場。這裏需要稍稍解釋一下，新中國成立後，全國各大中城市的市區郊區交界處，都豎立著醒目的中英文告示牌，曰“外國人未經許可不準超越”。所有來華的外國人，均須嚴守此項規定(這項規定一直持續到改革開放後方才取消)。此番來廣州參會的客商，大部分沒來過廣州，或者雖然來過，但限於當時的規定，被告知隻能在指定區域內活動。而那些因廣州市的涉外賓館容納不下不得已被送到番禺住宿的外商卻“因禍得福”，獲準可以“有限超越”，在番禺縣逛逛(當然也隻限於縣城城區)。他們自然不會輕易放棄這個機會，人住飯店後，大多隻在房間裏蜻蜓點水似的停留片刻，就紛紛帶上照相機出門了。

那個時間段，飯店工作人員哪知道1025客房已經發生了一起搶劫案，更不會留意那些興衝衝外出的客商中，是否混進了一個西洋人長相的案犯。

往下，專案組就如何查摸“鬼佬”大盜的下落進行了研究，臨末定下以下三條——

其一，案犯是通過什麽途徑來到番禺縣城的？市橋鎮華僑居民頗多，卻無這等西洋人長相的居留人員，這麽一個特征明顯的“鬼佬”，隻要在鎮上出現，肯定逃不過老百姓的眼睛。因此，專案組偵查員應會同市橋鎮派出所民警進行全鎮走訪。

其二，廣州市周邊諸縣亦無“鬼佬”相貌的角色定居，這一點幹公安的都知道。但在廣州市區，由於曆史原因，有大約1300多名“鬼佬’相貌的居民(包括混血兒)，這些人中有小部分持有外國國籍，屬於外國人僑居廣州；大部分則是中國國籍，但其中部分人的配偶、父母是外國人。

專案組分析，涉案“鬼佬”有可能是這1300多人中的某個男性居民，大概率是持有中國國籍的混血兒。如果這個推測成立的話，那這個案犯就是從廣州市區潛赴番禺的。以當時的交通條件，他隻有乘坐公交車、內河航運客輪，或者搭乘運貨卡車、船隻抵達番禺；當然，也不能完全排除他使用摩托車或者自行車解決這幾十公裏路程的可能。不管案犯選擇哪一種方式，都做不到不被別人看見，而一旦看見，就會留下深刻印象。故而，專案組認為有必要對此進行排查首先走訪公交和內河航運相關單位。

其三，就是贓物布控了。這個比較簡單，隻須以省公安廳名義向廣州市以及周邊諸縣的公安局發布協查通知即可

時間緊迫，主持該案調查的景聲浩隨即作了分工，要求偵查員連夜開展工作。

那麽，這些措施有效與否呢？從大麵上來說，應該是沒問題的。但世事難預料，計劃趕不上變化，專案組這次恰恰遇到了意外……

三、劫案又起

“首都飯店”二樓東側2003客房下榻的是來自印度尼西亞首都雅加達的客商安達拉，她是與港商陳鴻時坐同一輛大巴從廣州市區來番禺縣市橋鎮的。安達拉四十歲出頭，係印尼土著家庭出身，其祖父、父親都是部落首領。她在少女時期跟著其老爸的好友、英國傳教士威廉神甫前往倫敦，在那裏上學、生活，大學畢業後嫁了一個英國海軍軍官。二戰即將結束時，軍官丈夫在海戰中陣亡。戰後，安達拉以寡婦身份返回印度尼西亞。

根據其部族的習俗，嫁到部族以外的女子不宜回鄉定居，回到印尼後，她選擇居住在雅加達，用撫恤金、亡夫的遺產以及部落首領老爸給予的讚助，經營一家對外貿易公司。她在英國上大學時攻讀的是貿易，畢業後在英國的商貿公司工作過，算是有一定經驗。不過，做生意不是件容易的事，她的對外貿易公司一直不溫不火，每年年終盤賬時雖然沒有虧損，但盈利有限，僅僅是勉強維持而已。

三年前，安達拉考慮到進口業務的便利，在香港設了一個辦事處。說是辦事處，其實隻是租了個門麵，雇了一個職員，相當於如今常見的“工作室”。門麵雖小，但安達拉很快發現，這個辦事處對於改善公司業務頗有益處。在香港設立這麽一個窗口後，可以直接跟中國內地做生意采購商品。之前，安達拉已經參加過廣州市舉辦的“華南物資交流大會”，采購的中國陶瓷運往印尼後大受歡迎，獲利可觀。此次中國方麵舉辦更大規模的廣交會，她自然是非來不可的。

安達拉去年來廣州參會時，由於“華南物資交流大會”規模不大，外籍客商都被安排在廣州市區的賓館下榻。這次，廣交會組織方把僑商外商的下榻點擴展到番禺、佛山、從化，她被安排到番禺。這是她第一次有機會遊覽廣州周邊的縣城，下午坐車抵達飯店辦好入住手續後，立刻興致勃勃地出門遊覽，連晚餐都是在外麵吃的。

直到晚上8點方才返回飯店。算算當天的行程，早上離開香港，中午到達廣州，前往中蘇友好大廈廣交會會場報到，然後坐車到番禺，又馬不停蹄地在縣城裏轉悠了幾個小時，整個一天安排得滿滿當當，安達拉的疲憊可以想見。回到客房肯定是想簡單洗漱一下就趕緊休息。

可是，安達拉未能如願。回到客房後，一杯薄荷茶還沒喝完，房門被輕輕叩響了。安達拉有去年來廣州參加“華南物資交流大會”的經驗，中國內地的治安狀況給她留下了深刻印象；而廣交會接待方出於“安定人心”的考慮，未把先前港商陳鴻時剛返回飯店就遭遇搶劫的情況告知其他住店旅客——誰能想到那個“鬼佬”大盜竟然殺了個回馬槍，回到飯店二次作案呢？

性格中本就有點兒大大咧咧成分的安達拉根本沒有“防範不測”的概念，她以為敲門的是飯店服務員，聽見叩門聲便去應門。房門開處站在眼前的是一個西方人相貌的男子，臉上露出友好的微笑，嘴裏輕聲用英語嘟噥了一句什麽，安達拉沒聽明白。但對方這副西方人的相貌讓她放鬆了警惕，尋思不是服務員，大概是同住在這家飯店的旅客，很可能跟自己一樣，是參加廣交會的外籍客商。於是，她也禮貌地報以微笑，並用英語詢問：“這位先生，您需要什麽幫助嗎？”

對方再次開腔，伴隨著一聲“Yes”，往房間裏跨出一步的同時，閃電般伸出右手鎖住了安達拉的咽喉！跟著又是一串快疾得令常人無法想象的動作，腳下使個絆子，苦主站立不穩，略顯臃腫的身體往一旁傾斜，眼看就要摔倒；這時對方突然鬆開了鎖喉的右手，快速繞到安達拉身後，左手將其扶住，右臂伸展，肘彎已經勒住了安達拉的脖頸。

安達拉被突如其來的鎖喉動作折騰得苦不堪言，驚嚇不說，還呼吸困難。待對方鬆開右手，她剛要呼救，不料案犯動作神速，身形一閃，又從身後控製了自己，她能明顯感覺到對方手臂對頸動脈的壓迫，頓時頭暈眼花，呼救聲也被憋在嗓子裏，轉化成一串難以遏製的咳嗽。待喘息稍稍平複，對方已騰出左手關上了房門，還順手扣上了鉸鏈。

就這樣，轉瞬之間，安達拉就落入了剛剛在“首都飯店”幹過一票活兒的“鬼佬”大盜之手。隨著房門關閉，他放開了作案對象，手裏憑空多了一把寒光閃閃的匕首，若是讓港商陳鴻時看到，一定會覺得眼熟。然後，他用英語對安達拉進行威脅，那套說辭和先前陳鴻時聽到的如出一轍。

安達拉也患有高血壓症，而且比陳鴻時更嚴重，當下血壓飆升，臉上一片緋紅，心跳也開始加速。“鬼佬”大盜似乎有些醫學常識，見狀便斷定這個不幸的女苦主有病，而且估計到她這趟旅行肯定帶了藥物，在她被迫遵命打開坤包交出錢財時，“鬼佬”大盜提醒她應該服降壓藥，以免由於眼下這場“意外”對健康造成影響。

安達拉服藥後，交出了隨身攜帶的港幣、美元和中午抵達廣州時兌換的人民幣，加在一起折合人民幣近萬元，此外還有黃金首飾三件。但“鬼佬”大盜並不滿意，又取過坤包檢查了一番。與之前打劫陳鴻時一樣，他對那本空白支票不感興趣；但這主兒對於玉石似乎略知一二，拿出安達拉的那枚簽名章，隻一看，臉上就露出如獲至寶的喜色，隨即把印章揣入懷裏。

這是一枚“黃金黃”田黃石獅鈕方章，凍透潤澤，質感細膩，蘿卜絲紋清晰綿密，通體呈黃金黃，外裹一層明顯的包漿，幽然古樸。稍後案件偵破，該印章被追回，古玩收藏專家的鑒定結論是：該印章的石料堪稱田黃石中的極品，市價至少三萬元人民幣。

警方從苦主安達拉那裏了解到，這枚印章是其已故英國丈夫當初在訂婚儀式上連同一枚2克拉鑽戒一起贈送給她的禮物，據說以前上麵是刻有篆字的，她丈夫連尋常漢字都不識一個，更別說篆體字了，根本不知其意。因為要送給安達拉改刻簽名章，就請人把上麵的篆字磨掉了。婚後，安達拉曾詢問過該印章的來曆，丈夫告訴她，十九世紀中葉，其祖父參加英法聯軍入侵中國，這印章是祖父搶到的戰利品。其實他祖父是個老粗，根本不識貨，隻是覺得這個印章顏色好看，體積不大方便攜帶，就留下了。祖父死後印章傳到他父親手裏，他父親更沒當回事，把印章跟家裏的一些零碎雜物放在一起。小時候搬家清理東西，他覺得這枚顏色如黃金般的印章很漂亮，開口向父親索要，父親就給了他。

偵查員查閱資料，所謂“十九世紀中葉參加英法聯軍”，那應該指的是第二次鴉片戰爭，1860年，英法聯軍進犯北京，在北京城郊燒殺搶掠。10月7日，侵略軍闖入舉世聞名的圓明園，搶劫園中的金銀財寶和文化藝術珍品，並放火焚燒。圓明園以及位於萬壽山、玉泉山、香山三山的清漪園、靜明園、靜宜園等處的宮殿、文物，全部在大火中化為灰燼。如此看來，安達拉的這枚印章就是其亡夫的侵略軍祖父在那次浩劫中掠奪的財寶中的一件。

念及苦主患有高血壓，抑或是意外獲取這枚田黃石印章，“鬼佬”大盜的心情不錯，接下來對安達拉的處置，相比港商陳鴻時“優待”了不少。陳鴻時被勒令麵壁而站，安達拉則可以坐在椅子上，雙手背在身後，當然也要麵向牆壁。對其的威脅警告，倒是跟之前對付陳鴻時一般無二：“你不必緊張。常言道：破財消災。你已經‘出血’了，隻要依言照辦，我不會動你一根汗毛的。”

好在不至於有生命危險，安達拉稍稍放心。她並不知道之前港商陳鴻時被劫的情況，對於“鬼佬”大盜在其背後發出的塞塞窣窣的動靜也是不得其解。不過，她並未像陳鴻時那樣聽見“鬼佬”大盜離開房間時的關門聲——大盜離開時帶走了房間鑰匙，他是用鑰匙在外麵輕輕鎖上房門的，沒發出一點兒聲音。正因如此，安達拉一直心下惴惴，不知大盜有沒有離開。很長時間後，她才戰戰兢兢回過頭來，發現大盜已走，於是打電話報警。

以景聲浩為首的專案組偵查員剛忙完排查布控等一應必須連夜要做的工作，回到番禺縣公安局在後院為他們安排的臨時駐地，正準備一邊吃公安局食堂送來的夜宵，一邊匯總情況，突然接到“首都飯店”的二次報警電話，不由得個個目瞪口呆！一幹刑警都是經驗豐富的老偵查員了，連續作案的案犯他們也不是沒見過，但“鬼佬”大盜這般膽大包天器張至極的作案手段，卻是連想都沒敢想過！當下，自是顧不上吃夜宵了，匯總會議也別開了，全體出動再次前往“首都飯店”吧。

飯店那邊，派出所民警已經到達現場，但這是“101專班”管轄的案件，帶隊的章所長隻是安排民警對飯店實施封控，不管外商僑商還是飯店員工，所有人都禁止出入。個別參會客商貪戀小城夜景，在外麵逛到半夜才回來，也都被攔在飯店門口，核實身份後請至飯店對麵的小學，在老師辦公室暫時休息，有飯店服務員為他們提供茶飲點心。

專案組一幹偵查員趕到飯店時，見門口停著一輛救護車。原來飯店方麵見苦主安達拉的情狀似乎有異，一問才知道她有心血管疾病，遂往縣人民醫院打電話要救護車。偵查員抵達時，醫生正在飯店底樓的夜班員工休息室為安達拉作現場檢查。安達拉聽說警察來了，即刻要求停止檢查，要向警察說明遭劫過程，以便警方盡快抓到案犯，挽回其損失。景聲浩下令：“老伍同誌留下，和我一起聽安達拉陳述情況，其餘同誌勘查現場，大家抓緊時間行動吧。”

聽了安達拉的一番陳述，景聲浩、伍今勝不約而同領會了“鬼佬”大盜把客房鑰匙帶走的意圖——他對鑰匙其實並無興趣，之所以帶走，是為了達到不發出一丁點兒聲響就把房門關起來的目的。這樣，安達拉就不至於立馬發作大喊大叫，給他爭取時間，以便順利逃離作案現場。

如果這個推測準確的話，這主兒應該是一出飯店大門，就把這枚拴在木牌子上的鑰匙扔掉了。這麽一個已經沒有作用的物件，留在身邊反倒容易惹出麻煩，比如遇見夜間街頭經常能看到的警民流動巡邏組，人家上來盤查甚至搜身，那枚鑰匙就可能導致穿幫——鑰匙牌上有“首都飯店”字樣，自從下午港商陳鴻時遇劫，這家飯店的名字已成為整個縣城公安人員的敏感詞，他身上帶著有敏感詞的鑰匙，人家自然要進一步盤查。他這麽一個金發“鬼佬”冒充別的身份不好使，若謊稱自己是下榻“首都飯店”的參會外商，人家一句話就能讓他現原形——“你說你是來參加廣交會的，那好護照拿出來看看。”

之前的案情分析會上，眾偵查員已經對其真實身份進行過討論，認為他多半是一個廣州市區的混血兒居民，係中國國籍，所以他是拿不出護照來的。如此，等待他的就是手銬了。

景聲浩、伍今勝交換過意見，隨即直奔飯店大門。

“鬼佬”大盜要扔掉鑰匙，不可能是隨手之舉。“首都飯店”大門外是馬路，馬路兩側都是商店、住家，夜間關門上鎖，並非綠化帶那樣可以隨意丟棄東西的地方。加之為了迎接首屆廣交會的舉辦，給外商僑商留一個好印象，商鋪門口的人行道都打掃得幹幹淨淨。從昨天開始，鎮政府和周邊的居委會還專門組織類似如今“朝陽群眾”的熱心大媽上街，提醒路人注意保持環境衛生，製止亂扔垃圾廢棄物的行為。這時候天早就黑透了，大媽們都回家了，但馬路上還有行人經過，“鬼佬”如果就地扔掉鑰匙牌，很容易被人注意到，鑰匙牌很快就會落到警察手裏，那豈不是等於告訴人家自己的逃竄方向嗎？

兩位偵查員一出門，景聲浩一指左前方二十多米處的垃圾箱：“咱們先到那裏去看看！”

因為夜間少有居民出來倒垃圾，所以垃圾箱還是有一些垃圾的。景、伍二位用手電筒一照，很快就發現了安達拉房間的鑰匙牌。這個發現對於本案的偵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鬼佬”大盜在搶劫陳鴻時和安達拉之後，都做了一番飯店清潔工的活兒，消除了自己留下的所有痕跡。可是，他忽略了鑰匙牌，隨手就把它扔進了垃圾箱。此刻，鑰匙牌被偵查員發現，隨即送往縣公安局檢驗室提取了指紋。稍後，這個指紋對於確定作案者的身份起到了關鍵作用。

景聲浩、伍今勝聽取安達拉的陳述以及尋找鑰匙牌的時候，其他偵查員同時對“首都飯店”內部包括安達拉所在的2003客房進行勘查，亦有重大發現——查明了“鬼佬”大盜在搶劫港商陳鴻時之後直到對安達拉實施搶劫前這段時間的去向。

並非像之前分析的那樣，“鬼佬”大盜在搶劫陳鴻時之後，混跡於出門遊覽的客商中逃離了飯店，相反，他依舊留在飯店裏，更確切一點兒，他就躲藏在二樓和三樓之間的樓梯間裏

這個樓梯間的麵積不足10平方米，被飯店作為放置床上用品的庫房。“首都飯店”的客房門鎖都是當初建造時從荷蘭進口的原裝“強盾牌”旅館專用門鎖，那是歐洲名牌產品，售價不菲，故而僅用於客房，飯店裏其他需要安裝鎖具的房間，使用的就是民間常用的司必靈鎖了。樓梯間庫房門上的這把司必靈鎖，可能是產品本身有缺陷，也可能是多年使用下來，出現了“金屬疲勞”現象，反正最近這段時間頻繁出現故障，具體表現就是房門經常關不攏。本案發生後，飯店請來鎖匠師傅檢查，鎖匠師傅的結論是，並非鎖具本身的問題，而是房門與門框連接處的金屬合頁鬆動導致的。

這個情況，隻有飯店內部的客房服務員方才知曉（他們天天跟床單被套打交道，出入的次數較多），其他部門的工作人員根本沒注意到，更別說住店的旅客了。“鬼佬”大盜不知怎麽在事先踩點時留意到了這個細節，在製定搶劫計劃時，把這間庫房作為兩次作案之間的臨時藏身點兼休憩處。

那麽，偵查員是怎麽發現這個藏身之處的呢？說起來，這原因歸根結底還是要怪“鬼佬’大盜自己。

按說這廝的反偵查意識已經算是夠強的了，前後兩次搶劫離開現場前，都須做一番可能比飯店服務員還要認真仔細的清潔工作，出門時甚至把手帕壓在門把手上，以免在把手上留下指紋。但百密一疏，他還是犯了一個想當然的錯誤——“首都飯店”既然是接待外商的涉外賓館，對環境衛生的要求自然比一般的飯店高得多，比如走廊的地麵，那是時刻要保持光可鑒人的。走廊經常有清潔人員打掃，案犯兩次進行搶劫作案前剛好有清潔工擦過地。他雖然清理了房間裏的鞋印，卻忘了在走廊裏也會留下足跡。

這個疏漏，在他對港商陳鴻時實施搶劫時就已經存在。但陳鴻時被劫是第一個案件，苦主打電話報警後，又去飯店服務台說明情況，引著好幾個工作人員進入房間，現場難免混亂。盡管有負責安保工作的退伍軍人老朱喝止，提醒大家注意保護現場，卻還是晚了一步，走廊裏“鬼佬”大盜留下的足跡已被破壞了。

第二個案件的情況就不同了。一是安達拉在“鬼佬”大盜離開後，並未慌慌張張開門呼救——她有心髒病，知道這時候自己不能激動，否則當場犯病也說不定。因此，她是直接打電話報的警，報警後也沒有離開房間。二是陳鴻時遭劫後，老朱因為沒能保護好現場，受到了縣公安局方麵的批評。老朱自是惱火，當即召集飯店員工，給他們做了一番關於保護現場的講解。

前麵說過，飯店並無電話總機，客房裏的電話是由郵電局總機房轉接的，飯店方麵直到警察去而複返，才知道剛剛又有一位住店客人遭劫。而值夜班的老朱有了前車之鑒，聞訊立刻守在二樓樓梯口，不但不許員工上樓，連住在二樓的旅客也不讓離開自己的房間。偵查員得以對二樓走廊的地麵進行技術處理，使用化學藥劑顯示出“鬼佬”大盜的來去足跡，輕而易舉地複原了這廝的行動軌跡——他是從二樓、三樓之間的樓梯間出來的，到2003客房作案後，大搖大擺地下樓出了飯店大門。

接下來，偵查員對樓梯間內部進行了勘查。“鬼佬”大盜應該是考慮到這個臨時藏身點被警方發現的可能，別說指紋了，連樓梯間地麵上的腳印都被他用隨手可取的床單枕套之類的臥具用品擦拭掉了。房門的內外把手上也沒提取到其指紋痕跡，照例，他在開關門時墊上了手帕。

“首都飯店”再次發生針對廣交會境外客商的搶劫案的情況，第一時間上報到省城廣州的“101專班”。省公安廳領導聞訊吃驚不小，王寧廳長隨即指派“101專班”總指揮李誌傑、副總指揮兼專班第三組組長龍顯然率偵查員齊寶勝、嶽星辰、衣今晴連夜驅車趕到番禺，充實專案組並指導破案。

4月26日淩晨，李誌傑在“首都飯店”的會議室裏主持了案情分析會。匯總一應情況後大夥兒對於“鬼佬”大盜的認知提高了一個層次。難怪這家夥竟敢挑戰由廣東省政保、經文保和刑偵部門中遴選出來的精英偵查員組成的“101專班”，他在這兩起前後相繼的搶劫案中顯示出的策劃水平、作案技能、心理素質和反偵查能力，實在是不可小覷！一幹偵查員討論下來：重新為其勾畫了綜合特征，這個勾畫對於接下來的偵查工作起到了方向標的作用。

四、疑蹤浮現

“101專班”第二次案情分析會勾畫的“鬼佬”大盜的綜合特征，事後之所以被視為“方向標”，是因為它徹底改變了原先對該案犯身份的認定。而這個重新認定的產生，來自廣東省公安廳王寧廳長的提示。

早在延安時期，王寧就有在陝甘寧邊區政府保衛處從事政保和刑事案件調查的經曆，之後始終沒離開過政保戰線，主持偵破的案件多不勝數，其中也不乏涉外案件，但發生在番禺的這起連環搶劫案，在他的破案生涯中也是聞所未聞。

作為一個老政保，王寧勤於思考，善於從不同角度分析問題。4月25日當天，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等中央領導前來參加開幕式，王寧肩負著重大警衛責任，其神經的緊張程度和工作的繁忙程度可想而知。但在獲悉番禺發生針對參會港商的惡性搶劫案後，他並沒亂了陣腳，而是見縫插針地把所有碎片化的時間利用起來考慮這起案件的偵破方向，最後聚焦於一點：這個有著一副西方人貌相的案犯，究竟是“正宗”外國人呢還是有著西洋人血統的中西混血兒？

得知“首都飯店”發生第二起針對參會客商的搶劫案時，王寧還沒有休息，正在自己的辦公室裏批閱公安情報部門收集的外電對中國首屆廣交會開幕新聞的反響材料。當下，他和“101專班”總指揮李誌傑副廳長商量對策。李誌傑等人動身前往番禺後，王寧往番禺“首都飯店”撥打電話，向專案組副組長景聲浩了解勘查現場的情況，對各種細節反複斟酌。

李誌傑一行抵達番禺沒多久，就接到了王寧的電話，他提出了一個觀點，請專案組在分析案情時予以考慮。

王寧廳長的觀點是：“鬼佬”大盜並非外西洋人，也不是持有中國國籍的中西混血兒，而是一個華人！為什麽？因為王寧廳長認為，該案犯在兩次作案之間差不多三個小時的間隔裏，別出心裁地藏匿於同一家飯店的樓梯間，這背後顯然是大有文章的。

王寧在電話裏隻是提到了一個思路，建議專案組沿著這個方向繼續往下分析。李誌傑也是三十年代就開始從事政保工作的老公安，接到王寧廳長的電話後，馬上領悟了其中的用意。不過，在案情分析會上，他不能直接發表意見，以避一言堂之嫌。在專案組研究完已經掌握的情況後，方才傳達了王廳長的指示。

一幹偵查員既然能夠被選為“101專班”成員，自非凡品，當下皆有頓悟之感：省廳領導的水平就是高啊！咱們怎麽光是考慮這個案犯“膽大包天”、“心理素質超強”、“顯然是慣犯”之類的特點，卻沒想到這廝藏匿於樓梯間之舉背後的文章？

所謂“背後的文章”究竟是什麽呢？眾們查員作出了如下分析——

“首都飯店”二、三樓之間的樓梯間庫房鎖有故障，並被案犯利用作為臨時藏身點，案犯顯然不是25日下午搶劫港商陳鴻時之後才發現這個地方的，而是事先對這家飯店進行過踩點。上世紀五十年代，全國各地的涉外賓館有個清一色的規矩，謝絕閑人進來溜達。案犯踩點，那就隻有采用下麵兩種方式之一方能順利進入現場：一是有登記入住“首都飯店”的旅客身份；二是冒充訪客，打著訪問住店親友的名義進人賓館。

距省城廣州三十多公裏的番禺縣，並非外籍人員可隨意進出的地區。前麵我們曾經說過番禺和廣州周邊其他縣城的華僑居民雖然不少卻並無“鬼佬”大盜這等長相的外籍居留人員。如果此人是外國人，他就隻能在廣州市區活動，無法隨意進入市區以外區域，更別說跑到番禺去了。

那麽，他會不會是持有中國國籍的中西混血兒呢？這個可能性亦被專案組排除了。據飯店方麵說，這個樓梯間的門鎖是清明節前一天才發現損壞的，如果案犯以混血兒中國人的身份入住“首都飯店”的話，工作人員肯定會對其這副外國人貌相留下深刻印象；甚至番禺這邊的市橋鎮派出所也會予以注意，畢竟其時已有通知下達讓“首都飯店”做好接待參加首屆廣交會的僑商外商的準備了，這也是公安機關的一個具有重要政治意義的任務，誰都不敢怠慢。

因此，案犯進入“首都飯店”踩點，不但是以中國人的身份，而且持有登記住宿所需的一應證件或證明，他的相貌也一定是中國人的；否則，服務台工作人員肯定會對其留下深刻印象。還有一種可能，他是以拜訪住店旅客的名義進入飯店的。如果是這種情況，他也要在大堂服務台填寫訪客登記單，訪客登記單上有一聯回執，離店時他必須把有被訪者簽名並填寫時間的回執交還服務台。他在登記單上填寫的當然也應該是中國居民的身份。

如此看來，這個所謂“鬼佬”的西方人相貌，是案犯精心化裝的結果。這活兒對於有心“做出一番作為”的案犯來說，其實算不上特別犯難，無非是準備一個金黃色假發套，找本專業書籍，瀏覽些許化裝手法，再從戲劇用品商店買些化裝用的膏粉油彩，改變自己的膚色甚至可以用染色的橡皮泥一類的東西把鼻梁墊高(或者案犯的鼻梁本身就很挺拔)，用隱形眼鏡改變瞳孔的顏色，再對著鏡子演練一番西方人的舉止動作，大致上就可以讓別人把他看成是一個西方人了——這種簡單粗糙的化裝肯定是有不少漏洞的，但人都有先入為主的成見，乍一看之下認定對方是個老外，即便有漏洞，也不去注意了。

經過這麽一番梳理，眾偵查員頓時個個振奮：這不省事多了，哪兒都別去折騰了，翻查“首都飯店”近期的旅客人住登記單和訪客登記單，不就可以發現線索了嗎？

主持案情分析會的“101專班”總指揮李誌傑認為這個辦法可行。這時，已經能聽到窗外此起彼伏的公雞報曉聲了，考慮到大夥兒的工作強度，他建議大家先吃點兒東西，休息幾個小時再投入工作。但一幹偵查員都表示，時不我待，不需要休息，先把線索找出來再說說不定案犯還住在飯店裏呢，別讓他趁著這個空當跑了。

李誌傑和專案組長龍顯然低聲交談片刻，繼而作出安排：“那就這樣吧，不屬於專案組正式成員的縣局劉隊長幾位先去休息，專案組同誌一半吃飯休息，另一半查閱飯店的旅客登記入住材料，兩小時後輪換。一旦哪一撥查到線索，那就要辛苦大家，發揚連續作戰的精神，不管是不是在休息，都要衝鋒陷陣了。”

案情分析會結束，龍顯然留下與副組長景聲浩主持偵查工作，李誌傑則跟大夥兒告辭坐車返回省城。他也是一夜沒睡，隻能在回程途中打個盹兒了。作為肩負首屆廣交會安保重任的領導，開幕次日要做的工作肯定不少，光是聽取前一天的工作匯報，就得耗費不少時間和精力。

番禺縣公安局方麵考慮到省廳領導返回途中的安全，指派縣局刑隊副隊長張堅鬆帶著兩名警校實習生駕一輛吉普車護送。張堅鬆也是一宿沒合眼，這小夥子是部隊偵察兵出身，身體素質甚佳，一路上連個哈欠也沒打。不過，稍後他卻挨了批評，而且是直接由李誌傑作出的——回到廣州後，李誌傑跟番禺縣公安局局長通了電話，批評的措辭比較嚴厲，當然，連同局長也一並捎帶進去了。

李誌傑在番禺縣公安局專案組臨時駐地參加案情分析會的時候，縣城市橋鎮發生了一起盜竊案，縣郵電局的一輛專門用於送電報的摩托車被盜。這輛綠色摩托車是停放在郵電局後院那間專供電報送報員待命的屋子裏的。

番禺雖然是一個小縣城，卻因“僑鄉”之故，電報比較多——大多是從境外發來的國際電報。當時國家郵電部有規定，郵電局收到電報後應迅即處理，普通電報必須在一小時內送達，加急電報則是即收即送。如此，縣郵電局的這輛顏色醒目的摩托車就成了市橋鎮上的一道流動風景線。

車子的使用頻率這麽高，停放處也就不鎖門了，反正是在郵電局內部，唯一可以通行的大門晚上是關著的，而且還有門衛值守，多年以來從未有過任何閃失。誰知1957年4月25日這天，對於市橋鎮來說，簡直就是一個“黑道日”。當天下午和上半夜，“首都飯店”發生了兩起按當時公安部的刑事案件立案標準來說屬於“特別重大”的涉外搶劫案，下半夜又發生了縣郵電局摩托車被盜案。

當天午夜，有一份加急電報需要立刻送出。送報員小薑正在前院郵件分揀庫房跟夜班同事喝茶聊天等候送件，接到內線電話，直奔後院去取車。可是，摩托車卻不見了。問大門口的門衛，門衛告訴他，別說摩托車了，這段時間連自行車也沒出去過一輛。

郵局方麵當即向縣公安局報警。刑隊值班的副隊長張堅鬆帶上兩名刑警到現場一看，就明白是怎麽回事了——

郵電局後院外是一條河，沿河這一側沒有道路，河邊建築物的後牆都是建在一長溜石駁岸上的。郵電局是民國時期設立的，那時交通條件落後，大多送往鄉鎮的郵件隻能靠船，故此建造時在後麵圍牆上開了一道門，在石駁岸上砌了青石台階，供上下船使用。新中國成立後，縣城通往鄉鎮的交通狀況得到了改善，有的與縣城之間修築了公路，有的雖未通路，但縣裏成立了內河航運公司，縣局與下麵不通公路的鄉鎮之間開通了小火輪航線，來往郵件就由郵局方麵送往碼頭裝船，屆時鄉鎮郵電所有專人在碼頭等候接收。

從前年開始，郵電局後院的臨河後門就基本不再打開了，隻有每年夏冬兩季局工會搞福利活動，聯係鄉下產地采購瓜果、水產、豬肉糯米等發放或低價出售給本局員工時，才打開後門卸貨。沒想到，這個後門竟被案犯利用撬開門鎖，把摩托車搬上其劃來的小舟，再將後門虛掩，案犯則駕船“水遁”了——這條被案犯作為運輸工具的小舟，自然也是從附近順來的。

“首都飯店”連續發生兩起涉外惡性搶劫案，偵查員張堅鬆三人是知道的。案發後，縣公安局以及鎮派出所非值班民警幾乎都被從家裏召集來分派任務，前往市橋鎮水陸道口執勤盤查謹防“鬼佬”大盜開溜。郵電局摩托車被竊張堅鬆自然而然地聯想到“鬼佬”大盜身上。不過，他們的思維依然局限於“鬼佬”大盜的西洋人相貌上，和另外兩個刑警討論下來，認為即便真的是“鬼佬”大盜竊走了摩托車，這主兒也甭想駕車離開市橋鎮——進出市橋鎮的道路都封鎖了嘛，這麽一個老外騎著摩托到處跑，不是馬上就被認出來了？

那麽，作案者還偷了一條小舟，會不會劃船開溜呢？三人認為也沒有這種可能，因為市橋鎮通往外麵大河的水道也已封鎖了。“鬼佬”大盜隻能躲在縣城的某個隱蔽角落裏，等天亮再尋機會逃離。

按正常的辦案程序，張堅鬆三個應該打電話向刑隊領導匯報初步的調查情況，聽候領導的指示。可今天情況特殊，因“首都飯店”的兩起涉外搶劫案，不僅刑隊隊長、指導員，就連正副局長都在外麵身先士卒守卡布控，那時候又沒有傳呼機或手機，卡點也不可能有固定電話，那就隻有等他們回來再說了。如此，張堅鬆隻是往派出所打了個電話，通報了縣郵局失竊摩托車之事。派出所的領導也都在外麵，為抓捕“鬼佬”大盜忙碌，留守值班的兩個小民警無法通知所領導，僅僅是記錄了情況，至於如何處置，那要等所領導回來再說。

待到專案組的案情分析會結束，縣局局長致電張堅鬆，命令他帶兩個實習警員，開上一輛吉普車，護送李誌傑副廳長回省城。生怕誤了李副廳長的時間，局長說得有點兒急，讓張堅鬆抓緊過來，張也就沒來得及向局長報告郵局摩托車失竊之事，反正他在值班日誌上已經作了詳細記錄。

要說張堅鬆在此事上有什麽失誤，那就是他在見到李誌傑時，應該報告一下的。可是話又說回來，其實也怪不得張堅鬆。麵對匆匆忙忙要趕回省城的省廳領導，人家不跟你說話你敢主動攀談嗎？更別說多嘴多舌說什麽摩托車失竊了。

這位張副隊長後來受到了一個小處分，但並非因為他未向李誌傑說及此事，而是他在勘查現場時，竟然沒了解到一個重要情況——上白班的另一位送報員把他的整套行頭，諸如郵電製服、大蓋帽、郵袋、手套等洗滌後晾曬在後院裏“鬼佬”大盜在盜竊摩托車的同時，把這些東西也一並順走了。

從案值來說，這幾件行頭簡直微不足道，但此舉對於“鬼佬”順利逃離番禺並進行第三次作案起到了重要作用！

五、佛山失手

那麽，剛回省城的李誌傑為什麽又往番禺打電話呢？其中原因，自然還是跟“鬼佬”大盜有關。

張堅鬆估計錯了，“鬼佬”大盜正是用小船載著摩托車，從番禺警方嚴密的水陸封鎖中脫身的——之前警方認為“鬼佬”大盜既然是“鬼佬”，肯定不熟悉本地那些小河港漢，加之警力不足，隻能在水網的幹流上布控。誰知“鬼佬大盜偏偏走的就是這些連本地人都不一定說得清楚的水路，七拐八繞找機會上了岸。最關鍵的是，他卸下了“鬼佬”的化裝，恢複了本來麵目，再變身郵局送報員。封控卡點的民警哪裏料得到這一節，即便看到他，簡單查問兩句也就放行了。

讓警方再一次震驚的是，他並不是像尋常盜賊那樣，作案之後銷聲匿跡躲風頭，而是“再接再厲”，開著摩托車直奔佛山，趕下一個場子——進行第三次搶劫作案！

不過，這回“鬼佬”大盜的運氣不像在番禺縣城那麽順遂了，他遇到了一個厲害對手，差點兒被人家拿下！

前麵說過，由於廣州市內涉外賓館的接待能力有限，首屆廣交會的一部分境外客商被分流到番禺、佛山、從化三地。“鬼佬”大盜下一個作案地佛山，舊時係廣東省南海縣下轄的一個鎮，解放後，起初由鎮轉市，成立佛山市人民政府，屬佛山地區軍管會管轄。1950年1月12日，經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批準，佛山升格為地級市，由廣東省人民政府和珠江專署實行雙重領導。1950年7月20日，佛山重新劃歸南海縣，稱南海縣佛山鎮。佛山市政府變成了佛山鎮公所。1951年1月12日，經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批準，佛山再次改鎮設市(縣級市)，籌備期間，對外仍稱“南海縣佛山鎮”。直至1951年6月26日，佛山市各界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召開，正式公布佛山改鎮建市。

佛山是比番禺名氣還要響的僑鄉。當地有一條上世紀三十年代初修建的馬路——永安街(解放後改稱永安路)，不長，隻有五百來米，但這條馬路上有三個處所卻是全國知名：佛山大酒店、正埠碼頭和葉問拳館。其中以佛山大酒店名氣最響，直到改革開放前夕，這家由旅美華僑鄺泗先生出資建設的高級酒店，仍然是公認的佛山地標性建築。首屆廣交會組委會在考慮參會境外客商分流下榻時，自然要把佛山大酒店作為分流地的首選。

佛山大酒店

卻說4月26日淩晨2點40分——這個時間是被酒店大堂服務台記錄下來的，當時，有兩個女服務員在大堂值夜班。夜間事少，她倆正有一搭無一搭地閑聊，忽聽一陣摩托車引擎聲由遠至近。佛山這樣的小城，摩托車屬於稀罕交通工具，不僅私人擁有的鳳毛麟角，就是公家單位也沒幾輛、除了公安局，也就是縣郵電局了。兩個服務員往常值夜班時有過經驗，半夜三更的，應該不是公安局，多半是郵電局給住店旅客送加急電報來了。果然，摩托車駛至酒店門前，引擎聲戛然而止。

通常送報員都是把摩托車停在大門外的白石地坪上，下車直接進門，今夜這位卻似乎比較小心，停車後又把摩托車推了數步，將車子停在酒店大門右邊的石獅子裏側。不過，這是服務員事後回想起來的細節，當時她們並沒有覺得有什麽異常。

接著，穿一身綠色郵電局製服、頭戴大簷帽、肩背綠色帆布工作包的送報員快步進入大堂，走到服務台前駐步，目光在寫著住宿旅客姓名的水牌上掃溜。坐在服務台裏麵的服務員仰臉看著他問：“哪位客人的電報？”

送報員伸手在綠色帆布工作包裏翻找，發出一陣紙張摩擦的嘩啦嘩啦的聲音。服務員沒站起來，沒看到他翻出來的是什麽，想當然以為是平時送報員使用的那個綠色漆布封麵的郵電專用工作本子。送報員低頭看了看，又把視線投向水牌，用粵語說：“哦，就是三樓10號房間的羅伯特先生！”

話音未落，他拔腿就直奔樓梯，而非使用電梯。這又是一個反常之處，但服務員隻當這位性子急，三樓並不算高，坐電梯進進出出還麻煩，幹脆就直接走樓梯了。

這個送報員，自然就是“鬼佬”大盜了。這主兒從番禺郵電局竊得摩托車及郵電製服等送報員行頭後，駕駛小舟在小河漢輾轉，避開水路卡點上岸，化裝成郵電局送報員大搖大擺逃離了警方封鎖圈，騎著摩托車直奔佛山，前往佛山大酒店送“加急電報”。

他其實根本不知道酒店下榻的旅客中有一個叫羅伯特的外商，進門後在水牌上看到這個名字，明顯是個老外，想必是來參加廣交會的，隨口就說了，同時，也把此人作為下一個作案目標。至於此人年紀多大，身體是否壯實，他也來不及考慮——仗著自己有些格鬥本領，加之有前兩次在番禺作案輕而易舉得手的成功經驗，此番到了佛山，一對一製服一個對手料無問題。當下，他來到三樓10號客房門前，按響了門鈴。沒想到，這回他卻栽了跟頭。

這個房間裏住的旅客羅伯特先生，名字普通，歐美國家男子常用，這位客商也的確是葡萄牙國籍，但卻是地地道道的華裔。羅伯特先生本姓羅，少年時的名字叫“伯堂”，後去國外經商，娶了一個葡萄牙妻子，遂加入了葡萄牙籍，人鄉隨俗，把自己的名字稍作修改，就成了羅伯特。

羅伯特這年三十六歲，身材瘦高，膚色白皙，舉止斯文，看似白麵書生一個，其實身手不凡，乃是澳門武術界小有名氣的業餘拳師。他祖上兩代都是詠春拳高手，到他這一代，家族子弟依舊從小習練拳術。羅伯特是其家族三代二十來個子弟中功夫最好的一個，曾代替開武館的堂兄多次接受江湖武人的挑戰，從無敗績。1950年，澳門舉行“港澳青年散手大賽”，他獲得中量級季軍。可以想象，當“鬼佬”大盜遇到這位年歲與其相仿的季軍時會是怎樣的情景。

門鈴按響後，早已入睡的羅伯特瞬間即醒，翻身下床，悄無聲息地踅到房門口，隔著房門問：“哪位？”

他說的是粵語，“鬼佬”大盜本應警惕，但他自己也是個冒牌洋人，思維習慣已成定式，一時間沒反應過來，遂用粵語回答：“郵電局，送電報的。”

羅伯特每年都來內地談生意，不止廣州，最遠到過東北沈陽，知道內地的治安狀況不錯，再說這次是作為首屆廣交會的參會外商來的，料想公安方麵會有嚴密的安保措施，當下不疑有他隻管開門。

兩人一照麵，“鬼佬”大盜才發現羅伯特原來是個華人，略感吃驚，但還是按照事先想好的方案行事，一步跨進客房，手腕一轉，亮出匕首直抵羅伯特的胸前：“別出聲！識相的照我說的去做，轉身，舉手，往前走！”

羅伯特出身拳師世家，不但實戰經驗豐富，對江湖黑道也不陌生，當下假意示弱，一邊點頭，一邊聽話地舉手轉身。哪知轉到一半，他忽地來了一招“轉身後擺拳”，“鬼佬”大盜猝不及防，抬手用匕首迎上去。羅伯特當然不會用空手去碰匕首，當下拳變掌，擊中對手持匕首的右手腕。“鬼佬”大盜嘴裏“哎呀”一聲，匕首脫手飛出。他情知這回遇到了硬茬子，自己不是人家的對手，更不可和對方糾纏，那就三十六計走為上吧。

這廝的實戰經驗也是相當豐富，沒有抹頭就跑，轉身的同時，摘下頭上的那頂郵局員工的大蓋帽砸向羅伯特。這一招出乎羅伯特的意料，不知對方是什麽路數，下意識一掌劈開，隻聽嘩嘩啦啦一陣聲響，帽子裏掉落無數黃豆，在地上撒了一大攤。羅伯特馬上明白，對方這是為了分散自己的注意力，也是為了阻止自己繼續追擊——這麽些黃豆撒在地麵上，肯定影響行動，自己穿著客房裏的拖鞋，跑起來本就有些不便。而且幸虧對方藏在帽子裏的是黃豆而非石灰粉，否則自己一雙眼睛怕是保不住了。一念及此，他不禁暗道僥幸。

就是這一瞬間的遲疑，“鬼佬”大盜已經跟羅伯特拉開了距離。羅伯特懂得窮寇莫追的道理，萬一對方以命相搏，自己為此受點兒傷什麽的，那就太不劃算了。於是他也就不再追趕，退回房間關上房門，給飯店總機打了電話——佛山大酒店是有內線電話的。

佛山市公安局接到報警，迅速派員趕到現場。但案犯是駕著摩托車逃跑的，他下樓經過服務台時相當從容，服務員尚不知情，也沒注意他出門後是朝哪個方向逃竄了。因此，追查一時無果。

不過，“鬼佬”大盜這次在佛山作案意外失風，還是給“101專班”留下了若幹破案線索。

獲悉下榻於佛山市“佛山大酒店”的參會外商遭遇搶劫，而且作案者高度疑似“鬼佬”大盜，“101專班”總指揮李誌傑立即聯係在番禺主持偵查工作的龍顯然。此時，專案組還在進行查閱“首都飯店”旅客登記信息的工作。李誌傑告知了佛山發生的案件，說他馬上帶著廣州市公安局的刑技人員前往佛山，要求龍顯然也帶幾個偵查員前往。

從廣州到佛山要比番禺近得多，龍顯然率麥逾等偵查員趕到佛山時，李誌傑那一路已經在勘查現場，跟服務員談話了。李誌傑向龍顯然介紹了已經掌握的一些情況，兩人都認為，佛山這個案犯顯然與之前在番禺連作兩案的“鬼佬”大盜是同一人。

顧及天亮後廣交會安保方案的落實工作，李誌傑必須坐鎮廣州。和龍顯然交換過意見，他就匆匆趕回省城去了。臨走前，他向龍顯然作了以下交代：番禺、佛山的三起搶劫案串案並偵，專案組分為A、B兩組，龍顯然任專案組組長兼A組組長，目前留在番禺負責查閱“首都飯店旅客登記資料的景聲浩任專案組副組長兼B組組長。A、B兩組分別負責調查番禺、佛山發生的案件，調查中如果發現案情交集密切，可把A、B組合二為一，聯合開展工作。另外，專案組根據調查工作鋪開後的情況，隨時可以“101專班”的名義，調遣番禺、佛山兩地的警力提供協助，不必另行請示專班。

李誌傑離開後，龍顯然召集偵查員就地開了一個案情分析會。會上眾人認為，“鬼佬”大盜之前連續在番禺“首都飯店”作下兩起案件接著逃出包圍圈奔襲佛山，不料在第三次作案時遭遇武術好手羅伯特，如果不是他往地上撒了一把黃豆，阻止羅伯特繼續追擊，說不定已經被拿下了。雖然還是讓這廝逃了，但他逃得倉促，來不及像之前在番禺作案那樣從容消除痕跡，留下了些許對破案有價值的蛛絲馬跡.

案犯進入“佛山大酒店”時，直接用一口流利的粵語向大堂前台值班服務員表明其郵電局送報員的偽裝身份，上樓後與羅伯特隔門對話，說的也是粵語；之後與羅伯特進行短暫搏鬥，被羅伯特一掌砸在手腕上，匕首脫手，眼看就要敗北時，“鬼佬”大盜祭出脫身法寶——摘下藏有黃豆的大蓋帽扔向羅伯特，摘掉帽子後露出的不再是“滿頭金發”，而是黑發平頭。

據此，偵查員一致認為，該案犯是個假“鬼佬”，對王寧廳長之前的判斷更是由衷佩服。往下，偵查員對上述細節一一進行分析，重新對這個假“鬼佬”進行勾畫。

其一，案犯那把被羅伯特砸飛的匕首，經中共東江縱隊偵察兵出身的偵查員嶽星辰辨認，應該是抗戰期間美國援華飛行員的標配武器之一。戰後，這些匕首、左輪手槍之類的飛行員防身武器以及其他諸如飛行夾克、飛行手套等裝備，作為剩餘物資落到了戴笠執掌的“軍統”手裏，至於“軍統”是怎麽處理的，那就不清楚了。

嶽星辰有一位戰友，當年參加過營救被日軍擊落的美軍飛行員的行動，獲救的美軍飛行員離開東江縱隊駐地前，為表示對營救和護送人員的感激，把隨身攜帶的武器裝備都贈送給了營救小組，嶽星辰的戰友拿到的就是這麽一把匕首。那位戰友後來轉業去地方，將匕首送給嶽星辰留念。這把匕首現在還在嶽星辰家裏。

專案組偵查員分析，美軍飛行員的標配武器被戴笠看上弄到手了，當然不是這個國民黨“特工王”有收藏軍用武器的愛好，應是配發給“軍統”特工了。從案犯顯示出的作案策劃、施手段、反偵查意識和從容冷靜等綜合素質看，倒像是一個曾經接受過正規訓練的特工所為。但這並不意味著案犯此番接二連三對外商室施搶劫，就一定是台灣特務機關策劃的對廣交會的破壞行動。

為什麽這麽說？如果“鬼佬”大盜的幕後指使者是台灣特務機關，他們不會僅僅滿足於搶劫幾個外商，而是著眼於“影響巨大的政治性案件”，即對廣交會會場實施爆炸、縱火，對參會客商進行投毒、暗殺等。當然，搶劫參會客商製造恐慌氣氛，抹黑大陸的社會治安治理，這種事台灣特務機關也不是幹不出來，但相對於廣交會這種世界關注的大型活動，如此小打小鬧，那敵人的胃口也未免太小了。

基於上述理由，偵查員認為即便案犯曾經有“軍統”或其他特務機關的背景，現在他也已經不是特務身份了。

其二，嚴格說來，從4月25日下午5時許到4月26日淩晨2點多，該案犯一共作下四起刑事案件，其中三起是針對參會境外客商的搶劫案，還有一起是盜竊番禺縣郵電局的摩托車及製服。這四起案件中，他非常小心地避免留下指紋。前兩起搶劫案，他自己動手消除了(唯一失誤是遺漏了飯店鑰匙牌上的指紋)；盜竊郵電局的摩托車時，因存放摩托車的車庫平時不上鎖根本不必他動手；在佛山作案時，羅伯特打落了他的匕首，他還把送報員的大蓋帽擲出，以幹擾羅伯特的追擊，可這兩樣東西上也沒留下他的指紋——他穿著郵遞員的全套行頭，還包括騎摩托時戴的手套。

麵對如此情形，偵查員難免提出疑問：這廝為何要刻意隱瞞自己的指紋？

案犯消除作案現場的指紋，自然是擔心警方提取指紋後，據此查摸到其下落。警方根據指紋查摸案犯的手段，簡單來說就是兩個字——比對。這種比對包含兩個層麵的內容：如果警方發現了嫌疑目標，則把指紋與嫌疑目標進行比對如果沒有嫌疑目標，那就隻有去看守所、監獄類的地方，比對在押人員或已釋放人員檔案中的指紋底卡，進行大海撈針式的查摸。

要知道，那時中國警方的指紋鑒別技術和西方國家有很大差距。哪怕就世界範圍來說，在本案發生時的1957年，痕跡學技術尚未電子化，隻能進行人工比對。這種比對的效率是非常低的，誤差率也很高。因此，那些沒有前科的主兒在作案時，一般都不在乎在現場留下指紋——除非被抓到，否則，即便警方得到了指紋，也沒什麽用處。

當然了，所有具備反偵查意識的案犯在作案時都會盡可能地避免留下指紋，可本案案犯對此的執著程度，似乎有些誇張。偵查員由此推測，這家夥十有八九是一個有前科的主兒，至於是因什麽案由被捕的，目前還不好說。刑事案件的概率比較大，但考慮到此人有“軍統”特務背景他所犯的案子，也可能與政治有關。

其三，案犯能說一口流利的粵語，而且對番禺、佛山兩地的環境比較熟悉，了解“首都飯店”、“佛山大酒店”兩家賓館的內部情況(對”首都飯店”似乎更為熟知)，因此，有偵查員認為案犯應該是廣東本地人，曾在番禺居住過一段時間，也不止一兩次去過佛山。

但也有偵查員持相反的觀點：該犯懂粵語並不能說明他一定就是廣東人；熟悉番禺和佛山也不一定意味著他曾經來過。

番禺是個小地方，雖然是著名僑鄉，進出境的外僑比較多，可這些外僑的祖上也都是本地人，他們都是說粵語的。如果一個不懂粵語的外也人來到這裏，那是比較顯眼的，很容易被派出所、居委會或群眾中的治安積極分子注意到，何況廣交會期間，番禺作為參會外商的住宿地，公安機關進一步加強了治安防範。但如果案犯有參特務活動的經曆，必定具備學習方言的能力，這是特務機關招收人員的必要條件之一，他會說一口地道的粵語，也就沒什麽可奇怪的了。至於悉番禺和佛山的環境，這個問題也好解釋，比如，他在當地有同夥，可以通過同夥了解“首都飯店”和“佛山大酒店”的情況。

對應上述觀點，還有一個佐證——藏在那頂那電局大蓋帽裏的黃豆。案犯偷竊郵電局摩托車，還順走了一套郵局製服，卻並不包括黃豆。那麽，他在“佛山大酒店”和羅伯特搏鬥時撒向對方的黃豆是從哪裏來的？

偵查員分析，黃豆可能有兩個來源：第一，從外埠潛入番禺時隨身攜帶。不過，“鬼佬”大盜在番禺“首都飯店”作案時，並沒有穿郵局製服，也沒戴帽子。如果那時他身上就帶著黃豆隻能放在衣服兜裏。但據“首都飯店”的兩個受害者回憶(他們都曾跟“鬼佬”大盜近距離接觸過)，案犯的衣褲兜裏不像藏著什麽重物；那就隻有第二，當地的同夥為他提供了黃豆。

討論至此，在番禺縣城市橋鎮主持調查工作的景聲浩忽然打來電話，向組長龍顯然報告：“首都飯店”本月的旅客人住登記資料已查閱完畢，沒有發現可疑對象。

“鬼佬”大盜不曾入住“首都飯店”，進一步表明他在番禺縣城很可能有同夥。眾偵查員很快達成共識。龍顯然遂決定暫時中止在佛山這邊的調查，全體前往番禺縣城市橋鎮，集中力量把那個同夥揪出來。

六、三個嫌疑

一幹偵查員驅車抵達番禺，已是4月26日清晨。龍顯然跟副組長景聲浩互相通報了一應情況：“同誌們一夜基本上沒休息，這案子不知道還要耗多久，大夥兒先睡幾個小時吧。我去跟縣局領導聯係一下，請他們安排人員，會同市橋鎮派出所的民警，梳理一下鎮上的居民，看是否能發現點兒線索。”

當天下午1點多，專案組十餘名偵查員集中在縣局會議室召開案情分析會，刑隊劉隊長和市橋鎮派出所章所長列席，兩人介紹了初步的調查情況。

當時，廣東省凡是跟“僑鄉”沾邊的城鎮治安情況一般都比其他地方要好一些，畢竟整體經濟狀況比其他地方都強。但就居民構成成分和社會關係來說，則比較複雜。根據專案組給出的條件——“可能有政曆問題”、“解放前曾在縣城與’軍統’下轄的諸如’駐僑鄉小組’之類的特務組織有接觸或幹脆就是這類組織的成員”、“曾因盜竊坐過牢”，刑隊和派出所對全鎮上百名符合條件的對象進行了排查，結合他們最近的活動情況，最終梳理出三個嫌疑對象。

第一個嫌疑對象叫汪似仙，是個三十七八歲的寡婦，廣州人氏，出身武師家庭，自幼隨父兄學過些拳腳，與尋常大漢一對一比畫，據說都是勝家。她仗著這份優勢，做起了一幫不良男女組成的幫會“威風堂”的堂主。這個堂口的名字雖然“威風”，其實也就隻有十七八個成員，背後也沒什麽靠山，根本做不出市麵，隻有幹些“拆白黨”、“打秋風”、“強叫花”之類的下三濫勾當，靠敲詐和強買強賣弄些小錢而已。舊時的警察局對於這種小打小鬧的團夥，都是睜一眼閉一眼，隻要不犯大事，壓根兒就懶得過問。

汪似仙人如其名，的確有幾分姿色，在她的母老虎脾氣不發作時，那副溫存模樣還是有些“楚楚動人”的。二十歲時，她嫁給了一個在廣州銀樓做賬房先生的金姓男子。這位金先生是浙江人，他是怎麽跟汪堂主結識的，外界無從知曉。反正在1940年暮春時節的一天，兩人忽然宣布結婚，還在報紙上刊登了一則啟事。汪似仙跟這位金先生成親後沒幾個月，就去了番禺縣市橋鎮，經營一家由丈夫盤下的茶葉店。稍後，金先生也結束了銀樓的工作，到番禺做起了茶葉店老板。

後來知道，金先生是“軍統”派赴廣州的情報特工，之所以娶汪似仙，是為了利用她掌控的“威風堂”收集情報。至於辭去銀樓工作遷往番禺做茶葉生意，那是出於情報站安全的考慮。汪似仙結婚之後，已經不再管“威風堂”的事務，都是由丈夫以她的名義打理，那十多個成員則成了“軍統”的外圍嘍囉。

要說這位金先生的運氣實在是不怎麽樣，眼看到了1945年8月13日，距日本投降還有兩天，他竟然失風被捕，次日越獄時被擊斃。駐番禺的日軍接到廣州的命令，本準備逮捕汪似仙的，恰巧汪在鄉下的一位親友去世，她去協助操辦喪事，因而逃過一劫。

轉眼日本投降，汪氏不再有被捕的危險，遂回到市橋鎮。“軍統”給了她一筆撫恤金，並發還茶葉店的房產(之前被日軍抄沒)，她把茶葉店改成了茶食店，生活還過得去。“威風堂”的那班狐朋狗黨在金先生出事時作鳥獸散，她從此就算是退出江湖了。不過，據坊間說法，她的茶食店經常有外埠來人進出，偶爾逗留一兩天，給人鬼鬼祟祟的印象。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廣州解放。公安機關接到舉報，對其采取收容審查措施，但一番調查下來，並未發現她有什麽涉諜活動，隻是生活作風問題。

獲釋後，她的茶食店肯定是開不成了，好在她有一手不錯的裁縫手藝，就做起了個體戶。這些年來，她仍不時與一些本地或者外地的男子有來往。因為她是單身，派出所也不便幹涉。但這次就不同了，廣交會期間發生了“鬼佬”大盜搶劫參會外商的案子，當地警方認為她的社會關係複雜，有向案犯提供幫助的可能，遂將其列入嫌疑名單。

第二位叫歐陽衝，時年三十二歲，是個街頭設攤的小皮匠。此人生性好吃懶做，還嗜賭如命。抗戰期間當過偽軍，隻因是個大頭兵，抗戰勝利後沒受到國民政府的追究。國共內戰爆發國民黨兵源緊缺，他被抓了壯丁。好在他是皮匠出身，屬於“專業技術人才”，到部隊後，長官免除了他的日常訓練，打仗時也沒讓他上陣，而是在軍中做了一名專職皮匠。1949年，他所在的部隊被解放軍包了餃子，全部當了俘虜。按照政策，對於他這種普通士兵，願留願走由他自己選擇，歐陽衝選擇了走，於是就發給路費讓他回鄉。

回到番禺，他還是做皮匠老本行，賭博也依然繼續。之前他在國民黨部隊混了三年，不參加訓練，空閑時間比較多，就跟一班衛士、夥夫廝混，吹牛擺龍門陣，從此又成了一個話癆。他在街頭擺攤，比較適宜發揮話術，這主兒一旦打開了話匣子就收不住，一直要吹到口幹舌燥方才罷休。就是在一次吹牛時，他無意中透露，在國民黨軍隊期間，他曾跟一個“保密局”特務交上了朋友。

國共內戰後期，蔣介石放心不下軍隊，生怕部隊被中共策反起義投誠，遂指令“保密局”和“國防部二廳”派遣特務下到部隊進行秘密監視。歐陽衝所在的部隊就有一個姓丁的軍官，其職務是“後勤供給調查員”，實則是“保密局”特務，不知怎麽的，丁某跟歐陽衝比較談得攏，漸漸成了朋友。

後來，歐陽衝所在部隊被解放軍包餃子，丁某到底是做特務的，竟然從包圍圈裏逃出生天。歐陽衝被解放軍釋放回鄉時，廣州還沒解放。丁某不知從哪裏得到了這個消息，特意趕到番禺看望，還給了他一些錢讓他安家。歐陽衝用這筆錢娶了個小寡婦。丁某還跟他交代，局勢不妙，黨國”一敗塗地，廣東全省不久都將“淪陷”，叮囑他以後在共產黨治下過日子得小心些。

可惜，丁某的這個關照，歐陽衝沒怎麽放在心上。去年12月，他接到丁某的來信，是從韶關監獄寄來的。丁某在信中當然不會言及自己的特務身份，隻說不小心吃了官司，無人救濟，希望歐陽衝給予幫襯。歐陽衝倒是講義氣的，那一陣賭運也不錯，正好手頭有些錢鈔，又是匯款又是郵寄包裹，忙得不亦樂乎。一天歐陽衝跟人聊天時，隨口聊到了這個話題上，那自然是要自吹自擂一番，主題倒並非炫耀他認識國民黨特務，而是要告訴人家自己是多麽的義薄雲天。

想不到，此番吹牛吹出了禍事。這話不知怎麽傳到了派出所，戶籍警請他去“喝茶”。他尋思覆水難收，說出的話肯定是收不回來了，隻得實話實說。派出所分析，丁某被判刑，十有八九跟其以前的特務身份無關，遂向韶關監獄寄發機要公函核實情況。

果不其然，丁某於1954年搶劫了一位回國探親的華僑富商，被捕後判了七年徒刑。在韶關監獄服刑期間，他意外遇到了一個留用警員沈某。沈某以前在廣東省警察廳刑隊任職時，客串過“軍統”廣州站的編外特務，歸丁某領導。這下，兩人都吃驚不小——隻要其中一個捅破這層紙，丁某必定會被重新審查，加刑是跑不掉的；沈某雖然不再是刑警，調到監獄當了一名管教員，但好歹也是穿警服的，一日追究其“軍統”編外特務的黑曆史，以當時的形勢，警服穿不成是小事，淪為階下囚也不是不可能。

這二位都是接受過特殊訓練的，對此心照不宣，保持默契。沈某利用監獄管教的身份，暗中對丁某予以關照。丁某寫給歐陽衝的那封信，就是沈給寄出的。歐陽衝的回信寄到監獄後，也是沈以丁某所在小隊管教員的身份開拆審閱，再轉交丁某的，寄給丁某的錢鈔和食品衣物，也是沈去郵局代領的。

這是監獄管教員的日常工作，無人會產生懷疑。隻是沈某沒有想到，曾經的上司這回可是害了他：丁某拿收到的錢請沈某購買了些日常生活用品，這些用品看似無害，但經接受過特工技能訓練的丁某一番拆解，竟然製造出了開鎖工具，於上月中旬來了個不辭而別。監獄方麵當即組織追逃，但這個逃犯是“軍統”特工出身，他的越獄是經過精心策劃的，逃出去之後在哪裏落腳藏匿，自然也有預案，不像尋常小蟊賊那樣容易落網。

監獄方麵收到番禺縣市橋鎮派出所的公函方知自己單位出了內奸。沈某立刻被控製，關押於韶關市公安局看守所。他的罪行已經坐實，就等著法院宣判了。但對丁某的追捕一直未能取得進展，這個越獄逃犯就像狂風中斷了線的風箏一樣，不知飄到哪裏去了。

市橋鎮派出所接到韶關方麵的通報，內部產生了兩種觀點：一種是應拘拿歐陽衝，追究其“資助特務越獄潛逃”的罪行；另一種則認為，歐陽衝並不知道丁某要求“救濟”是為越獄，況且丁的信是從監獄寄出，而歐陽衝的回信和錢也是寄往監獄，“資逃”的罪名似乎顯得有點兒牽強。

派出所長和指導員都是持後一種觀點的，他們還考慮到，人家韶關監獄方麵隻是打個電話來通報情況，並沒要求派出所這邊對歐陽衝采取措施，表明人家應該是有想法的。咱們這邊弄得這麽大張旗鼓，隻怕對方臉麵上不好看。都是同行，沒必要弄得不愉快，還是先緩一緩再說吧。

轉眼到了今年3月底4月初，省廳的指示下來了，要求番禺縣公安局著手準備首屆廣交會的安保工作。同一天，縣局也收到了韶關監獄發來的要求協助緝捕逃犯丁某的公函。

其時市橋鎮派出所的警力幾乎都撲在廣交會安保工作上，無暇顧及韶關方麵的這份公函，連回複函件都沒寄。4月25日“首都飯店”搶劫案發生後，由於一應調查工作概由省廳“101專班”負責，當地警方根本不清楚狀況，派出所也沒將此人跟搶劫案聯係起來，直到奉專班之命在鎮上排查“鬼佬”大盜的同夥，才想起這麽一號人物。

第三位叫韓阿狗，是個年屆五旬的單身小老頭兒，平時推著一輛除了車鈴不響其他部件哪裏都響的破自行車，沿街叫賣零食小吃。此公係本鎮名人，不但市橋鎮盡人皆知，在番禺全縣也稱得上是家喻戶曉。究其原因，倒不是小老頭兒本身有什麽過人之處，而是他有個革命烈士兒子。他的兒子叫韓瀟清，其母因難產而死。大概是老天爺要給自打出生就失去母親的孩子一點兒補償吧，僥幸存活的小韓天資聰慧，加上勤奮好學，從小學到大學十幾年間，竟然沒讓家裏掏過一文錢學費。

此話怎講？因為老韓家貧，又是年輕喪妻，舊時這種家境，要送兒子上學幾無可能。但韓瀟清實在是太有天分了，六歲跟著幾個鄰裏小學生玩耍，不知不覺間竟然就識得上千個字，還能背誦小學課本上的一些詩文。坊間均覺稀奇，說他是神童。消息傳到小學堂，校長登門拜訪，當場一測試，立刻作出決定：可以分文不付入學，一應課業用品(舊時對教材文具的稱謂)皆由老夫私人資助，直至畢業。

小學應讀六年，韓瀟清四年半就畢業了。當時對優異學生采取“跳級”製度，升學還免試。這種特優生，中學、大學都歡迎，於是仿效小學做法，學雜費全免。

韓瀟清進入中山大學化學工程係後，仍是特優生，而且在大二那年秘密加入中共地下黨，成為學生運動的骨幹分子。大四上半學期的一個星期天，已是支書的韓瀟清在其就讀大學的宿舍主持支委會，不料遭叛徒出賣，警察局出動大隊馬前來緝拿。危急關頭，韓瀟清為掩護其他六支委撤離，抱著他試製的炸藥衝向荷槍實彈的警察，與敵人同歸於盡。

韓瀟清的犧牲自是一樁重大新聞，坊間議論紛紛，有感慨者，有惋惜者，也傳到了活躍在廣州郊區的一個半匪半幫會的江湖人物阮老三耳朵裏。阮老三那當兒剛剛作下一樁大案——搶劫了一個國民黨省級官員的宅第，因而受到當局的通緝，被警察局、保安團攆得四處躲藏，有時一天之內要換好幾個落腳點。聽說有個大學生抱著包炸藥與警察同歸於盡，阮老三大為讚歎，對手下表示：這小夥子是條好漢，吾等就是要有這種精神！去打聽一下小夥子的眷屬住在哪裏，今後就由我阮老三提供接濟。

稍後，追捕風聲過去了，阮老三果然派人去市橋鎮給韓阿狗送錢送物，還在一個風雨飄搖的夜晚潛至鎮內悄然登門拜訪，順帶去給韓瀟清上了墳。之後，阮老三每隔一段時間就會派人給老韓送些錢物，來路肯定有問題——他的“創收”渠道隻有打劫，但他比較注意不能給老韓帶來麻煩，送來的生活物資都是專門從商店購買的，至於錢鈔，那肯定是贓款了。韓阿狗雖然有一個革命烈士兒子，但他本人的思想覺悟還是屬於舊社會底層群眾的水平，再說他的生活狀況的確不容樂觀，有阮老三的資助，那當然來者不拒。

中共黨組織也沒有忘記老韓這個烈屬，盡管處於國民黨的白色恐怖之下，還是不定時派人秘密慰問。老韓見到兒子生前的戰友，自是覺得親切，每次都熱情款待，對方隻要有時間，他總得拉呱一陣閑話，地下黨方麵由此了解到阮老三對其的資助情況。

抗戰爆發後，阮老三被日偽保安團招安，做了一名營長。組織上認為此人講義氣，可以爭取，派人慰問老韓時，打著老韓的名義拜訪阮老三，做了不少思想工作。效果還是有一些的，阮老三雖然對共產主義事業不感冒，但人不傻，對英雄的同伴們還是很佩服的，為地下黨提供了不少有價值的情報。

抗戰勝利前夕，阮老三率部向國民黨地下武裝投誠，還帶過去幾個手上沾滿中國軍民鮮血的日本軍官，受到國民黨方麵的嘉獎，抗戰勝利後晉升為保安團參謀長。如此，他為中共提供情報的來源又有了拓展。

本來，阮老三是很有可能投向革命陣營的。誰知造化弄人，阮老三這人江湖習氣比較重，不太在意官場規矩，不小心冒犯了省保安總隊司令潘厚升，被軍法處關押。擔心被老潘喝高了下令“拉出去”，阮老三半夜挖牆洞逃跑了。本來潘厚生隻是一時火起，想嚇唬嚇唬這個渾身匪氣的部下，並沒打算真的把他怎麽樣，現在阮老三不告而別，潘厚升覺得丟了麵子，幹脆來了個“全省通緝”。這個，阮老三倒是不怎麽在乎——他人生三分之一的歲月都是在“全省通緝”中度過的。讓阮老三沒想到的是，此一時彼一時，保安總隊裏想取而代之的大有人在，江湖上的仇家聽說他失勢，也動起了“報仇”和“賞金”二者兼顧的心思。不久，阮老三遭了暗算，一命嗚呼。那麽，這件事跟韓阿狗此刻被派出所懷疑又有什麽關係呢？

要說阮老三本人，倒是已經跟老韓沒有關係。當年阮老三跟中共秘密接觸後，組織上關照他以後不必接濟老韓，組織上會關心烈屬的。阮老三明白，中共此舉是為了避免日偽因其跟老韓過從甚密產生懷疑，自是一口答應。可是，阮老三不再跟老韓有關係，他那些嘍囉則未必。

這些年來，曾奉阮老三之命去市橋鎮給老韓送錢送物的嘍囉們已經跟老韓混得很熟了。抗戰勝利後，那些家夥中有的離開了阮老三的隊伍，有的金盆洗手改行做生意，有的繼續為匪，還有的加入了“軍統”、“中統”等國民黨特務機關。待阮老三死後，他們和老韓的聯係依舊保持著，尤其是為匪為特的那幾位——老韓是住在市場門口的單身漢，白天晚上出入都方便，可以避免引人注目。江湖人士嘛，自然有一份義氣，他們有事路過市橋鎮時，就順便來看看韓老頭兒，送一份禮，老韓則像以往一樣留飯奉酒，反正他一個人過日子也寂寞。

派出所多次接到群眾反映，說老韓跟一幫不三不四的人結交，疑有窩贓銷贓之嫌。首屆廣交會開幕前幾天，還有鎮上居民看見有陌生人晚上進入老韓家。此為一，還有二。前麵說過，老韓是以沿街叫賣小吃零食為生的個體經營者，他可以為案犯提供黃豆。

“可以為案犯提供黃豆”，這話在如今的讀者聽來有點兒莫名其妙，黃豆算什麽稀罕東西，即便家裏沒有，市場上也多的是，怎麽還成了懷疑一個人的理由了？這裏有必要解釋一下-

新中國成立後，社會安定，人口增長迅速但帝國主義對新生人民政權施行經濟封鎖，加之國內工農業基礎本就落後，民眾生活的三大保障物資糧油棉供應不足，國家於1953年推出了“統購統銷”政策，把糧油棉的生產、收購、銷售納人計劃，進行統一管理。該項政策意義深遠，持續時間很長，直到1992年方才取消。

在本案發生的那個年代，中國城鎮居民的糧油都是定量供應的，而且品種也有限製。全國各地根據地理位置、種植作物的不同，定量供應的糧油品種也有差別。比如，南方供應大米以及少量麵粉；而北方就不同了，大米、麵粉是被稱為“細糧”的，隻能少量供應，主要是玉米、高粱之類的粗糧。如今可以隨意在市場上選購的黃豆、綠豆、赤豆、花生、芝麻之類，均屬於糧油物資，黃豆、綠豆糧站偶有供應，但嚴格限量；至於花生、芝麻等油料作物，那是出口換外匯用的，根本不會投放市場。直至上世紀七十年代隻有過年的配給物資裏才能見到少量的花生芝麻那麽，當時的居民基本上就吃不到這些東西了嗎？也不能這麽說。食品廠以花生、芝麻等為原料製作的花生糖、芝麻湯圓一類的點心，以綠豆赤豆為原料製作的棒冰、刨冰等冷飲，是可以用現金加糧票購買的，當然了，那時人們的經濟收入普遍不高，這類點心也是難得能吃上一次的。

也正是因此，“鬼佬”大盜在佛山作案時撒了一把黃豆阻止羅伯特追擊之舉，才能成為警方追查的線索。

在市橋鎮上，可以追查黃豆來源的地方有兩處：一處是縣城的豆製品作坊，那是縣商業局副食品公司下轄的一家國營工廠，內部管理嚴格對於豆製品的原料黃豆的控製相當於糧站的米麵、飯店的飯菜、食品廠的糖果糕點，員工下班時想帶出一粒隻怕也難，所以警方先不予考慮。還有一處，就是韓阿狗了。

老韓雖然有一個犧牲得轟轟烈烈的優秀兒子，但他本人卻碌碌無為，唯一的謀生手段就是自己製作若幹樣零食小吃沿街叫賣，賺些微薄利潤以維持生計。他自製小吃的原料，除了鹽之外，幾乎都在國家統購統銷物資目錄上榜上有名：花生、芝麻、黃豆、蠶豆、瓜子，甚至包括白糖。

縣民政局曾經動員他放棄個體經營，進國營食品廠當一名員工——老韓是烈士遺屬，有這個資格，但老韓自由散漫慣了，哪裏受得了管束，就拒絕了。民政局工作人員想給他點兒顏色看看，不再為他的個體作坊供應糧油，花生、芝麻、黃豆什麽的當然也斷了。不過，作為普通居民的糧油副食供應額度還保持原樣，這點兒供應量自己吃喝倒是足夠，用來做小吃零售，那就別想了。老韓想不通，放出風聲說打算捧了烈士兒子的遺像去省城告狀。縣政府方麵雖然沒做錯什麽，卻也不想把事情弄得沸沸揚揚——回頭最終解決的那一棒，還是要回到縣民政局嘛，何必呢？遂想出了一個折中方案，對這個番禺縣獨一無二的自產自銷零食個體戶網開一麵，芝麻、花生是絕對不能給他的，但黃豆、綠豆還勉強，此外每月再配售給他一定數量的幹棗、山楂和白糖，讓他以此為原料試製產品出售。

韓阿狗對於鼓搗零食頗有天賦，不但用這些食材開發出了新產品，還攬收鄉人獵得的麻雀、野雞、野免等製作鹵菜，小買賣做得還算不錯。不過，這次他遇到了麻煩，派出所要請他去談話……

七、真凶浮現

汪似仙、歐陽衝、韓阿狗三人是差不多同時間段被派出所民警傳喚的。傳喚雖由派出所出麵，正式跟他們談話的卻是省廳“101專班”的偵查員——由於案件的保密性質，別說派出所警察了，就是縣局刑隊的偵查員都自覺回避。

和三人的談話是同時分別進行的，半小後，汪似仙和歐陽衝的嫌疑都被排除，這二位沒有作案時間，再說家裏也沒有黃豆可以提供案犯。

跟韓阿狗的談話就有點兒意思了。龍顯然掏出香煙，在場四人每人點了一支，剩下的都遞給了老韓，烈士家屬嘛，總要體現出來照顧，老韓很滿意。

龍顯然順勢就問到了每月配給下來的五斤黃豆的去向：“坊間有反映，說您最近出售的零食品種不少，但黃豆製作的好像沒有了，這是怎麽回事？”

韓阿狗承認，黃豆大部分被自己吃了，但也確實提供了一個情況。

卻說昨天半夜時分，老韓剛剛忙完第二天一早出攤銷售的零食製作，一陣引擎聲響由遠及近，在家門口戛然而止，然後就有人敲門了。扣上鍋蓋去應門，來者卻是郵電局送電報的郵差，但不是平時在街頭偶爾瞥見的那個小夥子，而是一個三十六七歲的中年男子。

那郵差說：“大叔，我不是來送電報的，家裏有孩子，買您的成品我買不了多少，我來點原料，糧食，賣給我一點？”

聽到孩子，老韓善心大發，拿了個做買賣時給顧客裝零食的小紙袋抓了幾小把黃豆放進去，叮囑對方，“我不賣糧食，這個可以給孩子磨點豆漿，不要錢。”

那人收下黃豆，再三道謝，上車而去。整個過程，也就一兩分鍾。

龍顯然問道：“你肯定那人是縣郵局送報的郵差？”

別走，今晚的五百萬是你的

老韓點頭：“肯定沒錯！人家身上穿的、頭上戴的、手上套的、胯下騎的，就是郵局送報疑的全套行頭嘛！那輛摩托，咱番禺全縣就這麽輛，還有假的？退一萬步說，就算那人是假的，跟咱這做小生意的又有啥關係呢？不就給了他幾小把黃豆嘛！”

瞧他那副神態以及說話的語氣，不像是胡編亂造。不過，有一點偵查員還需要問清楚：“那人說話哪裏口音？”

“當然是廣東口音嘛，說得還算是流利。”

“算是？什麽意思？”

老韓解釋：“他那口廣東話，似是廣州城區的口音，但我一聽就知道他不是廣東人，肯定是來廣東後學的——說得的確挺流利的，可還算不上純正，有的字聽著不準。不過，作為外埠人來說，能把粵語說到這份兒上，應該算是不錯了。”說著，他眨了眨眼睛，仿佛突然醒悟，“哎，不對呀，您三位首長盯著我問這個算咋回事？去郵電局找他聊幾句不就清楚了嘛！”

老韓離開後，偵查員對此進行了討論。大夥兒認為，跟老韓談話的最大收獲，就是這個冒牌送報員的廣東話被老韓聽出不純正，看來並非土生土長的廣東人，但因其比較明顯的廣州市區音，推測這家夥在廣州生活過一段時間。這“段”，應該不少於一兩年——外埠人能夠把粵語學到被老韓這樣的正宗老廣東認為“流利”程度，沒有一兩年時間是很難做到的。

之前專案組判斷“鬼佬”大盜在番禺有同夥，但跟韓阿狗等三人接觸下來，全部排除了他們的同夥嫌疑，看來這個推測並不準確。那麽就有了另一種可能：“鬼佬”大盜本人曾在番禺生活過一段時間。聯想到他那把作案用的美製行員匕首，以及其刻意隱瞞自己指紋之舉，就不得不想到兩點（1）可能原來被警察局處理過；（2）可能曾經在國民黨特務機關供職過。

偵查員麥逾說：“那個韶關監獄的特務丁某以前不是曾在番禺的‘軍統局駐僑鄉小組’待過嗎？可惜這家夥越獄逃跑了，否則咱們倒是可以去找他調查一下。

一語提醒了龍顯然：“哎！咱們可以去省廳的檔案室查查，那裏也許保存著‘軍統局駐僑鄉小組’的材料！”

龍顯然隨即作出安排，他和偵查員辛震遠留守番禺，其餘偵查員由副組長景聲浩帶隊前往廣東省公安廳的“老檔案庫”。

所謂的“老檔案庫”設在沙麵，是一幢獨立的三層小洋樓。早年曾是英國商人沙勃特的住宅，後來沙勃特因中風導致半身不遂，生意做不成了，遂把公司關了房子賣掉，回國養病去了，接手小洋樓的下家是從南洋回國的華僑郝先生，他們一家在那裏一住十年。待到全麵抗戰爆發日寇逼近廣州，郝先生舉家去了東南亞。小洋樓波日軍霸占，成了憲兵司令部的檔案庫房。抗戰勝利後，國民黨政府將小洋樓作為敵產沒收。抗戰期間，東南亞大部分地區也曆經戰火，郝氏全家不知所蹤，因而小洋樓沒收也就沒收了，無人向國民黨政府討說法。

不過，據坊間傳說，自從英商沙勃特一家離開後，小洋樓屢屢發生“鬧鬼”事件，說得活靈活現。國民黨廣州市警察局接收小洋樓後，原打算辟為單身警官宿舍的，就因“鬧鬼”傳說而罷休，和日本人的處理方式一樣，依然把小洋樓作為檔案庫房使用。

廣州解放後，小洋樓由廣東省公安廳接管原封不動保持原狀，派了一批大學生去整理舊檔案，接著成立檔案室，作為秘書處下麵的一個獨立科室。解放七年多以來，“鬧鬼”的傳聞倒是沒有了，但無端發生過幾次火警，消防隊勘查過觀場，沒能找出起火原因。好在發現得早，沒有太大損失。不巧的是，就在廣交會開幕那一天前夜，老檔案庫再次發生火警。這次不同以往，發現不及時，燒掉了不少來不及清理的舊檔案，還險些把房屋引燃釀成火災。

專案組副組長景聲浩去省廳開查閱單時聞知此情、不由心裏一沉，尋思可千萬別出什麽意外，把我們要查的檔案給燒毀了。

一行偵查員到得沙麵，景聲浩惴惴不安地遞上內部查閱單。那時候檔案管理都是清一色人工，接待警員一連翻了好幾冊目錄，這才查到有關“軍統局駐僑鄉小組”檔案的存放位置，按鈴喚來工作人員引導偵查員前往。看來檔案還在，景聲浩的心這才放回肚子裏。

據該檔案卷宗記載，1939年5月，番禺縣市橋鎮大東路上一家名喚“粵韻雅閣”的飯館老板鍾某突發心髒病不治身亡，其在香港行醫的兒子鍾應重趕回番禺操辦父親的喪事。飯館當然無法再經營了，遂以較低的價格轉讓給一個名叫魏複祥的廣州人。

這個魏複祥據說是三代廚師出身，其父魏慶棠中年時攜家小去了上海，在外灘附近開了一家中等規模的粵菜館子，魏複祥的廚藝是老爸親傳的。魏慶棠有三個兒子，都是他帶出來的廚師：還規定他們在三十歲前必須自立，靠祖傳廚藝謀生，開店或者打工都可以。魏複祥排行老三，三十歲那年，他謹遵老爸的囑咐，決定前往廣州創業。

魏老爺子不知道的是，他這個小兒子早在1936年初就已秘密加入了由戴笠執掌的“複興社特務處”(“軍統”前身，初創時稱“複興社特務科”，稍後擴展為特務處)，此次是遵照“團體”安排，前往廣州從事特務情報活動的。根據“軍統”高層的謀劃，“軍統”廣州站應在廣東兩大著名僑鄉佛山、番禺各設置一個秘密據點，通過跟當地華僑以及眷屬的接觸，收集境外情報、發展情報人員。魏複祥在番禺主持的秘密據點代號“B65”，對外以飯館為掩護，也即他剛剛盤下的“粵韻雅閣”

這家粵菜館除了老板魏複祥，另有七名特務員工，還在市橋鎮當地雇傭了兩個女性幫傭(她們並不接觸特務工作，屬於毫不知情的局外人)。按照“軍統”的規矩，除了粵菜館老板魏複祥使用真名，七名特務員工均使用化名，兩個幫傭在檔案中則分別被稱為“郭氏”、“張氏”

對於偵查員來說，能夠查到這一步已經頗感滿意了，往下還是要回番禺繼續調查，如果“鬼佬”大盜是“粵韻雅閣”的七名特務員工之一，那抓到這家夥就有希望了。

八、小周是誰

抗戰勝利後，“粵韻雅閣”被魏複祥盤給番禺當地人陸曦漫，改為古玩鋪；解放後又成為中藥店。中藥店已公私合營，經理竟還是陸曦漫：也不知他是怎樣完成從古玩商到藥材商這個跨行業的角色轉換的。

4月28日，專案組偵查員登門拜訪陸經理交談之下才知道，這位陸經理居然是自己人。他原先一直在海南島那邊從事地下活動，抗戰勝利前半年，因內部出了叛徒，緊急撒退至省城廣州。抗戰勝利後，被派往番禺建立秘密交通站鬼使神差地從“軍統”特務魏複祥手裏盤下了“粵韻雅閣”。兩人誰也不曾想到，他們竟是不共戴天的對頭。談完轉讓事宜，簽了合約，魏複祥還下廚燒了幾個菜，請陸曦漫喝了一頓老酒，此事估計組織上也不清楚，反正從未跟他說起過，直到今天專案組找他調查方才知曉，感慨一番是難免的。

專案組長龍顯然請老陸聊聊當時他跟魏複祥以及粵菜館那七名員工見麵的情況，畢竟老陸是紅色特工，職業素質沒的說，隻要是他打過交道的人，肯定能留下印象。可是，龍顯然失望了。陸曦漫跟魏複祥簽約時，粵菜館事實上已經處於歇業狀態，那些夥計都被魏老板打發走了。此刻老陸得知真相，回想下來，方才意識到這家粵菜館的確反常——飯館轉讓尚未簽約，老板就把員工都打發走了，哪有這樣做事的？但如果是特務組織轉移或撤離秘密據點，那就說得通了。

如此，老陸就提供不出有關那七個特務員工的任何情況了。見偵查員臉上露出失望的神色老陸又補充：“粵菜館的那兩個女傭倒還沒離開，魏老板說她們是市橋鎮上的，用著方便，手腳也勤快，建議我留用。”

龍顯然眼睛一亮：“你把她們留下來了？”老陸點頭：“當時是留用下來了。其中一個又幹了兩年，去鄉下走親戚時失足落水溺死了；另一個幹到解放後，直到古玩店根據商業局的規劃改為中藥店，她說聞不慣藥材氣味，辭職回家了。她叫郭金芳，今年應該有五十來歲了吧，家住鎮外陳家橋。她有時到鎮上辦事路過這邊，總會進店跟我打個招呼，說幾句閑話。逢年過節家裏做了湯圓、粽子，也要給我送一些過來。

偵查員隨即去走訪郭氏。據郭氏回憶，那個粵菜館的魏老板待下人還不錯，不過性子有點兒冷，整天板著一張臉，很少見到他露出笑容。不單對郭氏和張嫂兩個幫傭冷淡，對館子裏的廚子、賬房、跑堂都不大搭理，更不許郭氏和張嫂跟他們聊天，說這是他定的店規，所有人都得嚴守，否則就開革。因此，郭氏並不清楚那七名員工的情況，但他們的名字、個頭、相貌，那還是能說得上來的。

這些情況對專案組並無多大幫助。那些特務使用的都是化名，偵查員手頭有“佛山大酒店那個奮起反抗打退“鬼佬”大盜的外籍客商羅伯特的筆錄，其中描述了“鬼佬”大盜的相貌但時隔十幾年，郭氏的碎片化記憶跟羅伯特的描述很難重合。

大夥兒自是失望，龍顯然尤自不甘，跟郭繼續聊下去，不斷予以啟發，終於獲得了一丁兒可以勉強稱作蛛絲馬跡的線索：飯館的跑堂小周，有時還能跟魏老板說上幾句閑話。之所以二人的關係比其他人稍顯密切，據郭氏分析，大概是他倆都喜歡聽粵劇的緣故。晚上飯館打烊後兩人經常鑽進後堂那個被稱為“老板間”的房間裏，關上門，一邊喝茶一邊聽收音機裏播的粵劇，有時還聽外國廣播。外國廣播說的自都是洋文(郭氏稱之為“鬼佬話”)，魏老板不懂“鬼佬話”，小周倒是能聽下來，同步翻譯給魏老板聽。至於內容，郭氏壓根兒就沒留意過，此刻也就無法複述了

龍顯然聽著心裏一動：難道這個“通曉鬼佬話”的小周，就是眼下我們要找的“鬼佬”大盜？當下，詳細詢問小周的相貌、口音，以及所有能回想起來的有關小周的情況。郭氏搜尋記憶，卻提供不出更多的內容。龍顯然換了一個角度，問郭氏是否聽說過“粵韻雅閣”包括魏複祥在內八名東夥離開番禺後的情況。郭氏最初的回答是“沒印象”，即將結束談話時，突然想起一個模糊的細節，說前年或者大前年，她曾聽東湧路的牛老大說起過，在廣州的某條馬路(具體地名她記不清了)上，看見人行道邊的宣傳畫廊裏貼著公安局的布告，上有被捕特務的照片，牛老大說其中一張照片上的人像是粵菜館裏的跑堂小周。

牛老大隨即被請到派出所。這人本名牛菊生，幹的職業也跟牛有關係——開著一家鋪子，專門出售熟牛肉。郭氏當時的差使之一，就是每天提著一個上麵蒙著擋塵白布的竹篾生漆食盒去“牛老大熟食鋪”把預訂的熟牛肉拎回來。

牛老大原是在碼頭上裝卸貨物的搬運夫，後來閃了腰不能再負重，就改行賣熟牛肉。別看他五大三粗，絡腮胡子，使人見之容易產生“四肢發達，頭腦簡單”的聯想，其實他腦子一點兒不笨，居然自己琢磨出了一種特殊的烹飪牛肉的方式，一經推出，立刻受到街坊們的追捧。魏老板品嚐更是讚不絕口，宣布今後粵菜館供應的熟牛肉一律從牛菊生的無名小鋪進貨。這就相當於為牛菊生打了一個效果極佳的廣告。老牛再次發揮他聰明才智，請人製作了一塊字號招牌，曰“牛老大”。從這以後，人們也就以此稱呼，牛菊生的本名倒無人提起了。

現在，已經退休的牛老大像一頭馴順的老綿羊一般坐在偵查員麵前——他老爸曾是粵西老家裏的地主，盡管這地主有點兒名不副實，也就比富農多了幾畝地，而牛老大少年時代就已離老家，到城市謀生去了。但牛老大沒有如實向政府說明這個情況，謊稱其係貧農出身，待人家查清楚，老實不客氣地給他戴上了一頂“地主崽子”的帽子。聽偵查員問他這幾年是否去過廣州市區，他馬上解釋：“大前年……哦，就是54年夏至日那天我去過省城，是去看腰傷老毛病的，當時政府還沒給我戴地主帽子，我是可以自由行動的。”

偵查員示意他不必緊張，警方並非來找他麻煩的，而是了解些情況，遂將郭氏之語提了提，牛老大承認，小周的照片是他親眼所見，至於照片下麵寫的什麽、他大字不識一籮筐，那就看不懂了、聽旁邊人說好像是“刑事犯罪分子”，肯定要判刑的。

專案組認為，如果牛老大沒有認錯人，那他提供的這個情況大抵就可以成為一條線索了。於是，當即返回廣州。

要查摸宣傳畫廊這事兒，偵查員不必往其他單位跑，找市局辦公室即可。那時，公安局並未專設宣傳部門，而公安條線的情況基本不會登報或者在廣播電台宣傳(電視台尚未開張)。即便是出於政治需要，向社會公布某案件或者個別罪犯的案情，也不是公安局自己寫稿，而是由市委或省委宣傳部指定報社、電台派記者來公安局采訪，寫了通稿，報紙、電台一起使用。公安局出麵接待的部門是辦公室(初解放時稱“秘書科”)，指派某個科員引領記者前往相關業務部門就是。

至於牛老大所說的“宣傳畫廊”，一年也難得有一兩次，名義上是公安局與市委區委宣傳部門聯合辦的，其實公安局隻提供照片和材料，具體操辦都是宣傳部門的事。此刻偵查員向市公安局辦公室一打聽，對方馬上想起，說那是1954年6月的事兒。那個時間段，公安機關正在進行旨在“內防外堵，構築鐵籬”的專項行動，陶書記(即陶鑄，當時的職務是廣東省委書記兼省長)指示，要把廣東省尤其是廣州市公安機關牢牢把守祖國南大門的事跡在社會上作一個宣傳：挑選一些典型案例，分門別類推出幾期圖文並茂的街頭宣傳欄，對境內罪犯企圖偷渡、境外敵特意潛人形成震懾。

市局辦公室有一個自設的資料庫，建局以來所有活動的資料都完整地保留著。資料顯示954年6月下旬牛老大在永漢路(1966年改名北京路”，沿用至今)看到的那期宣傳畫廊是市公安局配合“內防外堵，構築鐵籬”專項行動推出的四期宣傳專欄中的最後一期，該期挑選了最近半年內廣東省公安廳協助全國數省市查緝隱藏或潛逃廣州及廣東省其他地方的曆史反革命分子和重大刑事犯罪分子的十八起案件，牛老大如果沒記錯時間的話，他所說的小周應該就在這些照片之中。結合“粵韻雅閣”女傭郭氏的回憶，跑堂小周聽得懂“鬼佬話”，而“鬼佬”大盜也能說一口流利的英語，那這個小周就能和眼下“101專班”的目標對上號了。

可麻煩的是，1954年那次宣傳活動的資料中，涉及十八起案件的三十七名犯罪分子，其中並沒有一個姓周的——“粵韻雅閣”的特務員工用的都是化名，麵對這些照片，偵查員們不免茫然，其中哪個是所謂的小周，或者說哪個是“鬼佬”大盜？沒別的辦法，隻能請見過小周和“鬼佬”大盜的兩位證人前來辨認。龍顯然隨即下令，派車把下榻於佛山大酒店的外商羅伯特先生和番禺的郭氏接過來；同時，從市局政保處調取這三十七名案犯被捕後在看守所留下的指紋拓印卡片，與4月25日“鬼佬”大盜在番禺“首都飯店”作案後丟棄的客房鑰匙牌上的指紋進行比對。

當天下午4時許，上述兩項工作順利完成。羅伯特和郭氏對三十七張照片的辨認結果均指向同一個人，而此人的指紋與鑰匙牌上的指紋一致。至此，專案組已經完全可以確認，當年“軍統”廣州站在番禺的秘密據點、代號“B65”的“僑鄉小組”特務之一小周，就是“鬼佬”大盜無疑。

那麽，這個小周又是怎麽被廣州警方抓獲的呢？現在人在哪裏？

廣州市公安局的刑事案卷顯示，番禺“粵韻雅閣”的跑堂小周，真名叫賴安佛，1920年出生於廣州市的一個五金商人家庭。六歲時，其父賴福升因買彩票上當受騙破產，遂將五金店盤出，帶著還清欠債後所剩無幾的錢款，攜一家老小前往上海謀生。

賴福升早年曾在香港一家英國人開的洋行做過跑街(推銷員)，能說一口流利的英語。可以想象，這樣的角色腦子通常是不笨的，隻要不是對財富過於貪婪(諸如鬼迷心竅、投資彩票)，就不至於混到過不下去的程度。來到上海之後，他在公共租界租了一處狹小的住處，開始盤算今後如何過日子。發財暫時不敢去想了，先把一家幾口的生活維持下去吧

盤算下來，自己的優勢有三：一是通曉英語，二是懂的怎樣做生意，三是他們全家都入了天主教。在被稱為“十裏洋場”的上海灘，具備這三個優勢，隻要腦子沒什麽毛病，不可能過苦日子。於是，賴福升心裏有了主意。

次日，賴福升就上街溜達，大馬路、二馬路、三馬路、四馬路、五馬路、六馬路(舊時滬上坊間對南京路、九江路、漢口路、福州路、東路、北海路的稱謂)，這六條在公共租界所有的商業街一條條跑到，了解街上各家洋行是否有意招收員工，麵試自己可以勝任的職位。他的特長擺在那裏，光一口流利的英語和那副典型的經理人氣質，內行人一看就清楚。當天，就跟一家出售洋油(煤油)的美國洋行簽了合約，成了一名跑街先生。

賴福升對這一行並不陌生，盡管要推銷的商品不同，但推銷方式大同小異，隻要摸清規律，做成生意並不難。況且當時上海灘大片地區尚未通電，或者雖然通了電，但仍有眾多裝不起電燈(即便裝了，也無力支付電費)的貧困市民，油(煤油)仍然有一定的市場。因此，也就過兩三個月，賴福升的營銷業績就令洋行老板驚歎不已。

謀生問題解決後，賴福升就要考慮一對孩子的學業了。當時，外國教會在上海租界投資辦教會學校，在租界內工作和居住的外籍以及華人教友的子女可入學讀書，還免費供應午餐。賴福升夫婦就把女兒和兒子送去，順利通過入學考後，姐弟倆就成了教會小學的學生。小學畢後，兩人又相繼升入教會初中。

就在賴安佛升入初中那年，爆發了“七七變”和“八一三事變”。賴福升倒是有愛國心，參加了租界華人自發組織的“公共租界民眾抗日前線支援會”，他有駕照，被分派到運輸隊，駕駛汽車往前線運送民眾捐贈的物資。可惜沒幹得幾天，在一次運輸途中遭遇日本軍機的空襲，又是投擲炸彈又是機槍掃射，賴福升不幸中彈身亡。

如此，賴家就斷了生計。這時賴安佛的姐姐已經出嫁，丈夫祖籍廣東，隨家人去了香港，又輾轉到南洋經商，回國後在上海開了家公司。姐夫認為上海從此不會太平了，建議一家人去香港，把小舅子也帶去，可以給他安排一份工作。不知賴安佛當時是怎麽想的，婉拒了姐夫的好意，堅持要留在上海。家人勸不動他，隻能由他去了，他母親也和女兒女婿一起去了香港，留他一個人在上海。好在日本人還沒占領租界，他在租界裏以打零工為生，勉強還過得下去。

1941年12月上旬，太平洋戰爭爆發，上海全境淪陷。賴安佛開始感到日子不好過了，才想起來去香港，誰知香港很快也被日軍占領，他跟母親和姐姐、姐夫的聯係就此中斷，後來再也沒能續上——當年12月18日，日軍進攻香港，姐姐、姐夫全家均在日軍的炮擊中罹難，之後，賴安佛就在上海灘四處奔走，混跡江湖，直至上海解放。像他這類人如果沒有戶籍的話，放在解放後，那就是無業遊民。但賴安佛有原公共租界的戶籍，房東也同意他繼續居住。

舊時上海的租房市場有個規矩，房客租房時立把一筆雙方商定的錢款押在房東那裏，稱為“頂金”。房客隻要按約付租金，房東無權將其驅逐。如果房租上漲，原房客有優先選擇權。房客退租，房東同時也要退還“頂金”，如若當初的“頂金”不是紙鈔，而是銀洋或黃金，則需按照市價折算或者原物奉還。賴安佛的父親租房的“頂金”是黃金，這麽些年下來，金價上張頗多，房東不論是還黃金還是折算現鈔，都覺的不舍，因此他也並不願意賴安佛退租離開。

至於謀生，據賴安佛交代，平時主要是做些散客生意，賺點兒中介費；沒生意可做，就給船、機器廠翻譯一些技術資料(他在教會學校讀書，通曉英語)，有時滬上店家搞展銷活動，出售外地不知哪個旮旯裏運來的土特產，也會叫去充任臨時營業員，專門向那些旅居上海的外國僑民兜售；另外，他還做英文家教、溜冰教練、拳擊陪練，還做過電影公司的龍套演員……總之，這是個萬金油的角色，謀生手段五花八門，甚至客串過綠林好漢。他之所以在廣州落網，就是因為搶劫。

賴安佛是在上海作下的搶劫案，為什麽會在廣州被抓？這個，相關材料上的記載語焉不詳，隻說他是越獄脫逃。賴安佛在廣州火車站被巡邏民警認出——印有他照片的協查通報已經發到廣州，三位民警早就爛熟於心，當場將其摁倒在地，不容分說扣上手銬，押解到派出所。

按當時公安機關的規定，隻要查明確是逃犯，且無在本地犯罪的證據，本地警方是無權訊問的。於是，車站派出所將其押送市局看守所，由市局專門負責協查外埠逃粵案犯的臨時部門“外省逃犯協查組”跟案發地警方聯係，由對方派員將案犯押解回去。因此，廣州市局的資料庫裏並無關於賴安佛的犯罪情況。

專案組偵查員翻閱過賴安佛的材料，都有一個疑問：這家夥沒交代曾在番禺化裝飯館跑堂，給“軍統”幹過活兒嗎？

再看上海市公安局的協查通知，上麵隻寫著賴安佛是一起重大搶劫案的逃犯。看來，賴安佛把自己的特務曆史隱藏得很成功。按說賴安佛被押解回滬，就其所犯罪行，判刑應該不輕，可距今不過三年，這主兒怎麽就再次在廣州出現，而且連續作下了更嚴重的連環搶劫案，成為“101專班”的目標？

由此推測，賴安佛大概率是從服刑場所越獄脫逃了。

案情上報至“101專班”總指揮李誌傑副廳長，李副廳長與王寧廳長交換意見後，命令專案組派四名偵查員坐飛機前往上海，調查賴安佛的下落；如果該犯在廣州作案後已逃回上海或周邊地區，則就地展開偵緝。同時，以廣東省公安廳的名義發函上海市公安局，請求給予最大的協助，力爭盡快把其逮捕歸案！

九、兩度越獄

4月29日中午，專案組副組長景聲浩率領偵查員麥逾、喻小豐、辛震遠搭乘民航班機抵達上海虹橋機場。上海市公安局長黃赤波已經接到廣東省公安廳王寧廳長的電話，指示市局政保部門抽調三名偵查員組成臨時協辦小組，協助廣東警方偵查該案。景聲浩一行四人下飛機時，黃赤波指派的聯絡員查思傑已經在舷梯處等候了。

查思傑駕車把景聲浩四人送至市區延安東路的大滬飯店。該飯店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內部招待所，不對外開放，隻向全國各地來上海辦案的公安同行提供食宿，飯店門口有持槍公安部隊戰士晝夜站崗，對所有進出人員盤查甚嚴。辦完入住手續，景聲浩即向查思傑簡略介紹了一應案情。上海同行的辦事效率甚高，查思傑不但已經將廣東公安來滬調查逃犯賴安佛之事通報了上海市公安局勞改處(當時勞改處屬於公安局管轄)，還向勞改處提了一個建議：最好請了解逃犯賴安佛相關情況的勞改處同誌提前趕到大滬飯店，廣東偵查員一到，就可以馬上聽取介紹了。人家這個案子頗有些緊迫，據說北京公安部高層也已發話，要求在首屆廣交會閉幕前破獲案件，抓獲案犯，追回贓金贓物。

後麵左側大樓即為大滬飯店

因此，景聲浩等四位偵查員入住大滬飯店後，連水都沒來得及喝一口，市局勞改處派來的兩位同誌就已經出現在他們麵前了。這兩位同誌分別是勞改處保衛幹部翟雄傑和逃犯賴安佛服刑的上海市第七勞改管教隊(對外稱“勞動鋼管廠”，即如今的上海市北新涇監獄)管教組副組長葉泰山。葉泰山是上海解放時從山東老區過來的接管幹部，依然是一口山東話，賴安佛的相關情況就是由他介紹的————

賴安佛於1954年因搶劫罪入獄。以當時的標準來衡量，賴安佛屬於“無固定職業人員”，其本人成分則是“城市平民”，但那段時間他又是介紹生意，又是搞翻譯，還兼帶著做英文家教什麽的，其收入可不是一般的“城市平民”能比的。他有一個未曾辦理過結婚登記手續，但已公開同居數年的女友，名叫徐品麗。

徐是“仙樂門”舞女出身，後來身材發福無法控製，用如今的說法可能是患上了肥胖症，如此，舞女當然做不成了。反正賴安佛那時收入不錯，她就待在家裏做起了家庭婦女，即如今的全職太太。不過，徐品麗受職業影響，慣於跟外界交際，老讓她待在家裏受不了，閑來就跟鄰居打麻將，沒多久就上了癮，而且賭注越來越大。

賭博這一行，有一個挺邪門的規律：接觸伊始的菜鳥沒腦子都能贏，特別有成就感，似乎自已成了賭神，漸漸就被那種欲罷不能的感覺控製了。再往下，就是從輸贏各半到輸多贏少，最後則是一敗塗地債台高築。

徐品麗也沒能逃脫這個魔咒一般無解的“規律”，而且“仙樂門”紅舞女出身的她生性倔強，凡事都不服輸。幾個月下來，為了還賭債她把家裏稍稍值錢些的東西幾乎都賣光了。那一陣賴安佛在廣東跑生意，其實就是充當香港、澳門走私客和內地買家之間的中介，兩個多月後返滬，見家裏簡直像是經過一場浩劫的情景，不由大驚。問清緣故，倒也並未責怪徐品麗，說你沒準兒著了人家的道兒了，贏家怕是出了老千.

賴安佛對賭博有些心得，接受過特務訓練的那雙手也比較擅長出千。於是，他就把一幹參與打麻將的鄰居請來，說自己剛在外地發了點兒小財，最近有些閑空，咱們玩玩。那幾位自是知道賴安佛這是要為徐品麗出口氣，但賭場有規矩輸家不開口，贏家不許走。輸家的邀約，他們作為贏家是不能拒絕的，隻得硬著頭皮上場。

其實這幾個鄰居還真的不會出千，徐品麗之所以敗北連連，是她的牌技太差，加之運氣不濟。鄰居們遇到賴安佛這樣的對手，隻好自認倒黴。其中一個解放前混過幫會的老頭兒見勢不妙，次日便借口血壓高不玩了。但他不玩，就成了三缺一，賴安佛當然不幹。老頭兒遂請來了一個幫會中的朋友代其上場。那位朋友是資深老千，賴安佛算是遇到了克星，一夜之間把他在廣州掙得的一千多元輸得精光。

淩晨牌局結束時，對方問今晚還玩不玩。賴安佛如果不應戰，那輸掉的一千多元就成了沉沒成本，隻得橫下一條心：“繼續！”

賴安佛又緊急向周遭熟識的“城市平民”借了一千元高利貸。可是，技不如人是客觀事實。賴安佛看出對方是職業老千，自己那點兒伎倆，逃不過對方的眼睛，他不敢出千，又抓不住對方出千的把柄，那一千元又打了水漂。

往下，賴安佛就麵臨著被債主催逼的窘境，舞女出身的徐品麗也順帶著受到債主糾纏，坊間臉麵全無。她跟賴安佛並非正式夫妻，戶口也不在賴安佛的居住地，幹脆來了個不辭而別。沒幾天，賴安佛就被幾個債主堵在家裏，一把寒光閃閃的菜刀放在他麵前，說不還債也可以，你自己剁下一根手指頭就是了！賴安佛求爺爺告奶奶人家才答應寬限三天。

三天時間，一千元是掙不出來的，也沒人再敢把錢借給他。走投無路之下，他懷揣一把匕首，在北京東路40號專供外賓購買緊俏商品的友誼商店門口轉悠，終於候到了一對說英語的老年夫妻。兩人在選購野山參的櫃台付款時，賴安佛隔著擦拭得一塵不染的玻璃窗，瞥見那老頭兒出的錢包裏有一厚遝英鎊，他當即決定將這對洋夫妻作為搶劫目標，往下就是一路跟蹤。

洋夫妻離開友誼商店去了外灘，然後又進了外白渡橋畔的黃浦公園。賴安佛尾隨入內，用一口流利的英語上前搭訕。對方對這個中國人頓起好感，賴安佛就充當了他們的臨時導遊，將他們引至一個隱蔽角落，亮出了匕首。

該著賴安佛走黴運，那老頭兒倒是沒有反抗，乖乖交出錢包。就在賴安佛心下竊喜之際，曲徑通幽的假山那邊突然晃出來兩個男子。更不巧的是，兩個男子是外地來出差的軍人，今天剛辦完事，回程車票已經買好，趁這幾個小時的空當在附近轉轉，也算沒白來上海一趟。這二位是上過戰場的，槍林彈雨都闖過來了，對付賴安佛一個小賊還不是手到擒來。如此，賴安佛被當場拿下，扭送附近的福州路185號上海市公安局。這樁搶劫案的苦主是外賓，據說還有些來頭————老頭兒是英國共產黨的一位知名人士，跟中共一直保持著友好關係，這次是受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的邀請來華訪問的。按說這種對象，原本應指派專人陪同，但人家說有人陪著玩得不痛快，還是自個兒隨意漫遊稱心。之前他們在北京待了一周就是這樣，昨天到了上海，也要求依樣接待。接待方不好勉強，隻得由著他們，不想竟然被賴安佛盯上了。

這個案子的影響非常壞，以1954年的刑事判案尺度來說，肯定是要“從重從快”的。要不是賴安佛隱瞞了自己那段“軍統”特工的曆史，估計上刑場也有可能。饒是如此，他還是被判處十年有期徒刑，先是在收押新犯人的提籃橋監獄關了三個月，然後被押解第七勞改管教隊(即勞動鋼管廠)服刑。

建國初期，監獄服刑人員中堪稱“人才濟濟”，各個行業的技術尖子都有，賴安佛雖然能說一口流利的英語，也算不得什麽突出的特長分派勞役崗位時，監獄管理方就打發他去拉管子。

所謂“拉管子”，指的是把原材料運往軋鋼車間，壓製成板材後運到成型車間，在成型車間加工成毛坯鋼管後運往電鍍車間，最後，再把經過電鍍的成品運到庫房。那時這種活兒都是使用人力，把鋼管裝到特製的板車上，從一個車間運往另一個車間。在監獄管理方看來，賴安佛這種身強力壯的犯人，幹這種活兒最合適了。

不過，獄方認為合適，賴安佛未必認同。他哪裏受得了這份罪，遂利用運輸過程中的監管相對寬鬆的機會，於入獄半年後越獄脫逃。勞改隊隨即組織追逃小組進行追捕，費了老大的勁兒，卻沒查摸到任何線索，最後逃犯還是被廣州火車站巡邏民警抓住的。

賴安佛被押解回滬後，在第七勞改隊的禁閉室裏關了兩個多月，收到了一紙新的判決書：加刑二年。屈指一算，他要在勞改隊待到1967年才刑滿釋放。勞改隊為防止他再動越獄的腦筋，給他換了個勞役崗位，去成品倉庫發貨。那也是一個體力活，每天要把打包好的鋼管裝上前來提貨的卡車。這一幹就是三年，賴安佛表現得很老實，每年的評審表上，獄方給出的評價都是：能遵守監規，積極勞動，小組學習時能主動發言，深挖犯罪根源，雲雲。

哪知，1957年2月24日，這個被獄方認為“大有轉變”，不至於再動越獄腦筋的犯人，又一次跟第七勞改隊來了個不辭而別。他是怎麽逃跑的？曾參與過追逃工作的第七勞改管教隊管教組副組長葉泰山搖頭歎道：“不瞞您幾位說，我們琢磨到現在，也還沒弄清楚呢……”

幾位廣東偵查員不由得麵麵相覷，逃犯越獄近兩個月了，監獄方麵還沒弄清楚他是怎麽逃跑的，這個賴安佛不愧是幹過“軍統”特務的，有兩下子。由此聯想到他們幾個赴滬查緝的前景不容樂觀。不過，不管困難多大，都是必須克服的。賴安佛若已逃回上海，那就要在上海將其抓獲；如果不在上海，那也要查摸到有價值的線索，盡快發現其逃竄方向和目的地，一舉拿下！

上海市公安局勞改處兩位幹部老翟和老葉對廣東同行的期待是顯而易見的。對於監獄方麵來說，最為頭痛的就是犯人越獄。而且這個賴安佛越獄後還不消停，一出手就是一晝夜連作三案，苦主都是前來參加首屆廣交會的外商，不但社會危害性極大，這個影響肯定是要傳到海外去的，於國家聲譽有損啊！可市局勞改處及第七勞改隊對於該犯的追逃卻毫無進展，他們能不著急上火嗎？

從偵查破案的專業角度說，案發後(不論是一般刑事案件還是越獄案件)72小時內如果沒發現有效線索，往後破案的難度就會成倍增加，翟、葉二位自然也明白這個道理。兩人雖然沒有明說，但對於僅靠市局勞改處自身抓捕賴安佛歸案嚴重缺乏信心。此刻，代表廣東警界最高水平的“101專班”偵查高手抵滬，他們頓時覺得有了依靠。

後來知道，勞改處在得知廣東偵查員即將抵滬的消息後，分管副處長跟市局政保部門聯係提出第七勞改隊的追逃小組與廣東的專案組聯手開展新一輪的追逃工作。政保方麵的意見是：設想很好，提法不妥。包括我們政保部門在內，都隻有“協助調查”的資格，你們那個追逃小組也是如此。“天下公安是一家”這話沒錯，但指的是團結一致精誠合作。合作分等級，在這個案子上，廣東方麵是主辦，我們隻是協辦。“聯手”這種說法，有些不把自己當外人的意思。人家廣東偵查員表示客套可以這麽說，咱們可不敢越位。

由於這個緣故，翟、葉兩位表達得很婉轉也很謙遜：“咱們追逃小組全力以赴協助您四位開展工作，組員們已經在樓下大堂待命了。

剛才聽老葉介紹賴安佛越獄脫逃的一應情況，景聲浩腦子裏就在飛速旋轉，此刻，他先向翟、葉表示感謝，然後說：“如果這會兒方便的話，咱們先去一趟第七勞改隊看看？”

翟、葉一時間沒理解廣東同行的意圖，但人家此舉毫無疑問是破案需要，那就沒什麽可說的了，照辦就是。一行六人下樓，上了早已等候在飯店門口的小巴車。市局指派的聯絡員沒有隨行，他的職責是協調廣東專案組在滬辦案期間舉凡用人、用車抑或其他偵查工作所需，但不接觸具體的偵查工作。

抵達北新涇後，專案組隨即投入工作，要求第七勞改隊管教組把賴安佛平時接觸比較多的同小組、同崗位的犯人喚來談話。專案組這四位還真不簡單，在等候犯人過來時，他們請老翟、老葉引領著去了趟成品倉庫，兩個月前賴安佛就是從這裏脫逃的。勞改隊方麵一直沒弄明白賴安佛是怎麽越獄逃跑的，專案組偵查員就那麽轉了轉，問了問倉庫的發貨情況，竟然當場就解決了這個疑惑。

偵查員麥逾指著一輛進入倉庫準備裝貨的大卡車：“犯人是乘車逃跑的。”

翟、葉兩個都是一愣。老翟是在局機關上班的，不清楚下麵的情況，以目光詢問葉泰山：是不是？

葉泰山語氣猶疑：“不太可能吧……所有進出勞改隊的車輛，都須在頭道門、二道門停下、由警衛進行檢查。首先查看的就是駕駛室，裏麵的司機、裝卸工都得下車，讓警衛檢查內部；然後再查看車廂裏裝的鋼管，那是一目了然的，一捆捆堆得整整齊齊，別說一個人了，就是一條小狗，一隻小貓也藏不了。

葉泰山更是不解：“車輛底部怎麽藏人呢？又沒有空間？”

景聲浩也笑了，衝四人中最年輕的偵查員喻小豐一擺手：“小喻，你的個頭兒和賴安佛差不多，給同誌們演示一下。

那輛大卡車已經停下，正準備調轉車頭，把車廂移至吊鉤下方以便裝貨。景聲浩走過去，示意司機下車，裝卸工坐著不動，然後坐到駕駛位置，示意喻小豐開始。

隻見小喻閃到車尾，一矮身子就消失在卡車底下。旁邊站著的偵查員衝駕駛室打個手勢：“行了！”

景聲浩隨即發動引擎，熟練地調轉車頭，朝前行駛了十幾米，又倒車返回，在眾人麵前停下，熄火下車：“小喻出來吧。

喻小豐從車底鑽出來，衣服上沾著些許油汙，接過司機遞過去的回絲把雙手擦了擦，嗬嗬笑：“簡單嗎？就是這麽回事。”

一臉驚異的葉泰山蹲下去查看車底，兀自有點兒反應不過來：“這是…”

喻小豐解釋：“我是手足並用勾住下麵的那個大軸套，把身子掛住。隻要身體素質好，手腳再靈便些，用這種方式掛在車底，堅持個十來分鍾沒問題。這點兒時間，已經足夠卡車開出大門了。

葉泰山恍然：“哦，原來如此！”

這時，倉庫辦公室窗口伸出一個腦袋：“老葉！管教組來電，犯人已經集中過來了。”

勞改隊一共召集了十九名犯人。當時第七勞改隊的監房每間十張雙人上下鋪，一共關二十個犯人，賴安佛不辭而別後，第七勞改隊未曾進新犯人，那張鋪位就一直空著。每個監房就是一個小組，二十個犯人白天去車間勞動，晚上回監房休息，星期天、節假日，或者因檢修生產設備停工，則晝夜都在一起，閑著沒事就是天南海北胡侃，相互之間比較熟悉。專案組偵查員希望從這些與賴安佛同一小組的犯人口中獲取可以作為線索的蛛絲馬跡。

十九個犯人見麵，老葉作過介紹後，由景聲浩唱主角：“大家放輕鬆些，咱們隨便聊聊，主要是想請大家回憶一下，平時跟賴安佛聊天，他都說過些什麽。”

一幹犯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沒人主動開口。景聲浩為調節氣氛，也不管勞改隊禁止犯人吸煙的規定，讓偵查員拿出幾包“飛馬牌”香煙，連同火柴往服刑犯人自製的乒乓球台(權當會議桌使用)上一扔：“大夥兒別拘束，一邊抽一邊說。”

眾犯人頓時踴躍，以令人難以置信的速度和靈巧的手法把香煙瓜分了——火柴沒敢分，這是違禁品，絕對不能帶回監房的。抽著久違的香煙，犯人們臉上露出愜意的神情。景聲浩問他們對於賴安佛的越獄有什麽看法。

有個犯人一邊吞雲吐霧一邊報告說：“這家夥有些本事，這一逃竟然就逃到了老遠的廣州去，再逃隻怕就要偷渡去香港了。”

另一個犯人緊接著開腔：“他還真的說過以後有機會要去香港，他在香港有親戚…”

偵查員聽著，不由得暗自擔憂：賴安佛選擇廣交會客商作為搶劫對象，是不是早就有了作案後偷渡去香港的打算？這主兒別是沒回上海，而是逃到香港去了。

這些犯人年複一年待在與世隔絕的環境裏，日複一日見到的都是管教員和同監犯的臉，勞改隊別說連廣播都聽不到，管教上大課還得拿著個白鐵皮喇叭幫助傳聲，生活過得無聊至極，相互之間聊天也是同樣的內容反複念叨，等同於炒冷飯。難得有從廣東來的偵查員給他們開座談會，圍著乒乓球台坐著，還有香煙抽，這份興奮勁可想而知。有人開頭發言，話匣子就打開了，你一言他一語爭相開口，一輪說完了，還要作第二輪第三輪的補充，補充完了，見偵查員似乎還是不太滿意，抑或也有故意延長座談會時間讓偵查員再掏幾包煙出來的念頭，便挖空心思找話題。景聲浩是何等人物，哪能看不出這些家夥的心思？隻是不點破。他尋思這些家夥先前所說的內容大抵是靠譜的，往下就難說了。怎麽才能引導他們繼續說些有用的內容呢？片刻他就有了主意。待一個犯人發言結束，他看了看手表：“哦，都過下班時間了，你們該開飯了吧？”

有犯人說：“我們晚飯開得早，隊長看著我們開了飯才下班的，一會兒咱們隻有冷飯醬菜填肚子了。”

景聲浩扭臉問葉泰山：“這邊幹部灶上有啥可以讓他們吃的嗎？”

老葉說：“米飯應該還有，不過菜估計沒剩什麽了。夥房是卡著用餐人數做飯的，都快立夏了，剩菜不敢隔夜……不過，炊場(即犯人夥房)應該有早上剩下的饅頭。”

景聲浩忽然想起，剛才坐車過來時，看到勞改隊大門外不遠處有一家飲食店，外賣窗口的招牌上寫著有肉包子，就掏出鈔票和全國糧票，讓老葉派人買幾籠肉包子回來。四位偵查員、老翟老葉和這十九名犯人一起吃了這頓特殊的晚餐後，座談會繼續進行。

景聲浩這招果然有效，剛才似乎已經把話都說完了的這些家夥，吃了久違的肉包子，頓時又有了新話題。又是數輪發言，座談會一直開到晚上8點多方才結束。從這些發言裏，偵查員終於發現了一個小小的線索……

十、劫犯伏法

這個特殊的座談會上，一個姓崔的犯人反映的情況引起了專案組偵查員的注意。

崔某原是上海煤炭公司的職員，其入獄的罪名是“曆史反革命分子”。倒不是他參加過“軍統”、“中統”、“國防部二廳”、“七十六號”之類的特務組織，而是曾經有段時間腦殼進水(他自己的說法)，迷上了“一貫道”。迷到什麽程度？他把剛去世的老爸留下的遺產、據說是出自清廷大內的古玩字畫共十一件捐給“一貫道”，還準備辭去私營煤炭公司財務領班的高薪職位，去“一貫道”做一名義務信徒。

就在這時，他突然生了一場大病————腦膜炎。這種病即便放在如今也是很危險的，七十多年前就更別說了，中醫手裏基本無治，家人將其送進廣慈醫院請西醫料理，一條性命總算保住了，另外也保住了他那份高薪。病愈後，他的腦子也恢複正常了，對自己曾經癡迷“一貫道”感到不可理解，遂登報聲明退出。但是，已經送出去的那十一件國寶級古玩字畫肯定是要不回來了。須知當時“一貫道”的勢力厲害到舊政權官方對他們都無可奈何，其信徒中有不少都是國民黨黨政軍高級官員及官眷。

解放後，崔某沒把這段曆史當回事。新政權通令凡是參加過反動黨政軍警憲特以及反動會道門的分子主動到管段派出所或分局登記，崔某曾是“一貫道”骨幹分子，但他認為自己已經退出“一貫道”了，有報紙刊登的聲明為證嘛，登記什麽的跟自己沒關係。起初也的確沒人找他麻煩，甚至“鎮反”運動、“三反五反”運動都沒波及到他。哪知到了1953年，他終於逃不過去了。

當年12月，上海進行全市範圍的針對有政治曆史問題對象的篩查，就把崔某篩了出來，政法機關對崔某的案子是有過研究的，據說內部有兩種意見：從嚴與從寬。從嚴有從嚴的理由，從寬有從寬的依據，估計是兩種意見一時未能統一，就暫時將其收押於福州路185號上海市公安局內設的看守所裏。三個多月後，持刀搶劫外賓的賴安佛首度落網，因案情重大，直接關進了市局看守所，跟崔某同一監房。從此，這兩人就像被膠水粘住了似的：一起上了在人民廣場舉行的全市公判大會，同一批被押解提籃橋監獄又同一批進了北新涇第七勞改隊，分派到同一個監房。

這還不算完，賴安佛第一次越獄跑到廣州被抓回來之後，兩人還是同一個監房。座談會開始前，經驗豐富的偵查員先了解了一下十九個犯人的簡單情況，得知崔某在第七勞改隊的犯人中與賴安佛同監房時間最久，對其發言就比較留意。可這個崔某天生沉默寡言，加之和其他犯人出身不同，他出身於大戶人家，本就見多識廣，後來又常跟“一貫道”上層打交道，達官貴人、社會名流見得多了，對於同監房的犯人大多不怎麽待見，也很少參與他們的聊天。座談會期間，崔某是在場犯人中開腔最少的一個。不過，抽了政府的香煙，再說人家是大老遠從廣東趕來的，他什麽情況都不反映，那也有點兒說不過去，就附和著大夥兒的話頭稍稍說了幾句。

他的這個心態，被偵查員看出來了。吃過肉包子，休息片刻再開會時，景聲浩特地叫他坐在自己旁邊。如此一來就不一樣了，他覺得這是政府對自己另眼相看的特別禮遇，那就不能隨意敷衍了。可思來想去，又實在想不起平時跟賴安佛的交流中有什麽警方感興趣的內容可以提供。偵查員提示：“你跟賴安佛朝夕相處，他有沒有說過自己的個人情況，比如家人、朋友、同學之類？”

崔某受到啟發，終於想起一個細節：“我記得當初開過公判大會，我和賴安佛一起被押解到提籃橋監獄。沒幾天正是監獄的接見日(舊時叫探監，解放後稱接見)，有個女的來看他，還給他帶了很多東西。後來他告訴我，這是他沒領過證的老婆，原先是個舞女。在他入獄前，舞女老婆就離家出走跟他拜拜了，沒想到今天會來看他。他恨這個女人，女人送的東西他不想接受，轉身就要回監房，被政府隊長叫住，非讓兩人說說話。接見期間他始終沒開腔，都是女人在說。”結案後專案組開總結會，崔某所言內容被偵查員認為是這次座談會獲取的最有價值的一條線索，偵查工作因此撥雲見日。

次日，4月30日，景聲浩等四位偵查員前往提籃橋監獄，翻查三年前某女性探望賴安佛的登記，當然，她叫徐品麗。根據監獄規定，直係親屬可在獄方指定的時間前往監獄接見服刑人員，個別特殊情況，直係親屬以外的人，比如原單位同事、鄰居、同學等，持證件或證明，經監獄批準也可以接見。徐品麗跟賴安佛雖然同居數年，但並沒有登記，再說賴安佛判刑時她已出走，她是怎麽獲準去監獄看望賴安佛的？偵查員對此感到困惑。

好在提籃橋監獄還保留著三年前的接見登記，分門別類管理得很好，偵查員隻說了姓名日期，管理員就像圖書館檢索書目那樣從架子上抽出一本冊子，翻到其中的一頁。上麵的記載一目了然，徐品麗是以“事實夫妻”的名義前往監獄接見賴安佛的。

這二位不是沒去民政局登記嗎，她怎麽向獄方證明他們是“事實夫妻”？原來人家有證明，是居委會出具的一張三指寬的小條子，寫明是'事實婚姻關係”，當然沒寫徐品麗已出走。

偵查員在提籃橋監獄獲取的情況僅限於此，至於其他，監獄方麵就不清楚了。畢竟賴安佛隻在提籃橋監獄待了三個月，而且剛剛押解過去監獄方麵就已經根據市局勞改處的犯人調配計劃，規劃好該批犯人的去向——調配給第七勞改隊。因此，管教幹部跟這批犯人並沒有過多的接觸。

不過，偵查員此行的目的已經達到，他們從監獄的記載裏獲知徐品麗的住址，隨即登門拜訪。

徐品麗於1955年登記結婚，嫁的當然不是賴安佛，她的丈夫是港務局的技術員莫某。出乎偵查員的意料，莫某並不符合一般人對“技術員”的刻板印象，諸如戴著一副近視眼鏡、文質彬彬之類，而是一個五大三粗的黑麵大漢，喪偶。據鄰裏反映，莫某再婚後對徐品麗很照顧，還托人給徐品麗找了一份在小學後勤幫忙的工作。偵查員登門這天，他正好輪休。盡管有派出所民警陪同著，他還是代妻子認真看了景聲浩等四人的證件，確認並非冒牌，方才把裏屋的徐品麗叫出來。夫妻倆請偵查員落座，沏茶遞煙。景聲浩尋思，接下來要問的是徐品麗曾經的事實配偶賴安佛的情況，當著莫某的麵多有不便，事先已關照戶籍警將其喚到一邊去“閑談”，算是變相回避。哪知徐品麗說：“你們是來外調賴安佛的吧，沒關係，我早就跟老莫把一應情況都說過了。”

莫某也說不礙事，不過，他還是拿出一副象棋，和戶籍警一起去門外下棋了。

這一趟果真來對了。徐品麗講述的賴安佛1954年因搶劫入獄的情況，跟偵查員之前了解到的有不少出入——

這廝有個姘頭，名叫賈慧萍，蘇北鹽城人氏，早年逃荒來滬，進了一個在上海周邊地區演出淮劇的草台班子學唱戲，後來嫁了一個舊警局的探長夏某。賴安佛跟夏某是朋友，有段時間經常出入夏宅，跟賈慧萍也成了熟人。上海解放後，夏某未被新政權公安機關留用，改行在馬路邊擺了個修車攤頭。不久，他被人檢舉在日偽時期當過四川北路日本憲兵隊特高課的暗探，不但每月領津貼，還時不時有賞金拿，這就意味著這主兒的暗探活兒幹得比較到位。

正值“鎮反”運動期間，公安機關反應極快，上午收到檢舉信，午後已將夏某逮捕。夏某自知罪行深重，押解途中突然掙脫綁繩(當時公安機關的械具都是舊警局留下的，本就不夠用有時周轉不及，隻好用繩子代替)企圖逃脫，被警員當場開槍擊斃。

賈慧萍也受到了影響，工作由菜場營業員改為清潔工，收入也減少了。賴安佛知道後，便去關心。沒多久，兩人就勾搭上了。

徐品麗對此渾然不知。1953年底，賈慧萍因偷竊菜場的副食品拿去倒賣，被管理方開除，生活來源無著，不得已，打算將其居住的房子出售。賴安佛得知後，用自己的錢作為賭資，企圖幫賈慧萍掙點錢(賴於1954年因搶劫落網後，隱瞞了賈慧萍的情況，對警方的說辭是為了幫徐品麗翻本，反正其時徐已出走，無法為自己辯解)，被徐品麗發現，與賴安佛大吵一場，回了娘家。

不久，賴安佛住所地派出所給徐品麗打電話，說你丈夫因搶劫已被公安局抓捕，羈押於市局看守所，你給他把一應日常生活用品送去。徐品麗更加惱火，說我和賴安佛沒有登記過，他不是我的丈夫，他的事我不管！

派出所有些為難——他們接到看守所的電話後，已經答應通知徐品麗，讓她給賴安佛送生活用品，哪知這個女人一口拒絕。那時看守所裏在押人犯的生活用品，都是家屬或供職單位負責，沒有單位的，那就隻能找家屬。一般來說，這不會成為什麽問題，偶爾有家屬不願意送的，派出所過去做做工作，也就解決了。隻有那些既無單位又無家人的，或者外埠來滬作案，聯係不上家人的，才由看守所方麵解決生活用品問題。但也不能從公款中支出——經費裏沒有這種項目開支，隻能把那些已釋放人犯沒有帶走的生活用品給他們使用。看守所接到派出所的回複，就是采用的這種辦法。

不久，賴安佛的房東又找到派出所，說要收回房子，請派出所協助解決處置裏麵的東西，如果派出所不管，他就要去分局，反正人是政府抓的，那政府就要管到底。這個皮球派出所踢不開，即使暫時踢開了，繞一圈還得回到派出所。無奈，派出所跟區民政局聯係，兩個單位各派一人去找徐品麗，由民政幹部向徐說明其與賴安佛係“事實夫妻”關係的法律規定，再由派出所民警敲打了幾句，如果不配合政府，那就公事公辦，所方將給市教育局發函，讓教育局聯係你供職的小學……

徐品麗這下沒法推托了，隻好答應下來，但她要求戶籍警必須到場，把清理出來的東西處理掉。派出所答應了她的要求，最後的結果是，賴安佛住所裏的東西，能賣的都賣給舊貨店，所獲錢款由派出所保存；賴安佛的衣服鞋帽之類，則由徐品麗送到提籃橋監獄。徐品麗與賴安佛沒有開過結婚證，擔心監獄方麵不予接見，居委會還幫著出了一紙證明。

這是賴安佛入獄後徐品麗唯一一次前往監獄探望，之後，兩人就徹底斷了聯係。

聽了徐品麗的上述陳述，偵查員馬上把關注焦點轉向賈慧萍身上。徐品麗不知道賈慧萍的住處，但說得出其以前供職的菜場。專案組致電市局聯絡員請求協查，很快查到了賈慧萍如今的住所地——虹口興安坊。偵查員先去管段派出所，那邊已經接到市局電話，早就把居委會幹部悄然請來候著了。

興安坊居委會的成員構成在當時的上海灘比較少有，三個專職成員中有兩個(主任和治保委員)是男的。治保委員老鍾告訴偵查員，近段時間賈慧萍的電話很多。老鍾的妻子楊嬸值守傳呼電話亭，昨天晚飯時正好跟丈夫聊起，下午她接到一個稀奇的電話，還是她做傳呼員六年來的首次。

為什麽說“稀奇”呢？原來電話是郵電局打來的，要求傳呼住在14號的賈慧萍，說她有一封電報，先前送報員已經來過，該址無人，估計是外出了，現在打個電話問一下，這家人有沒有回來。

賈慧萍接聽了電話，回複說：“我這會兒在家，馬上送來吧！”

偵查員聞之頓時一個激靈，景聲浩立刻起身，去了另一間辦公室，電請市局聯絡員立刻聯係郵局方麵，秘密調取賈慧萍昨天下午收到的那份電報的存根。

半小時後，聯絡員回電告知，該電報是從武漢市漢口郵局發出的，內容是“江申8號5月2日晨6時抵十六鋪”，沒有落款。

偵查員估計，這應該是賴安佛發的電報。4月26日淩晨他在佛山作案後潛逃廣州，乘坐火車於27日抵達武漢。不知出於什麽原因，在武漢待了兩三天，昨天下午方才坐江申8號客輪離開漢口。

景聲浩以廣東省公安廳政保處名義緊急聯係長航公安，要求核查江申8號客輪的乘客，發現賴安佛即予逮捕！他還特別提醒：該犯有超強格鬥技能，抓捕時務必小心；捕獲後須嚴加看守，謹防脫逃。

一小時後，長航公安來電：該犯已經落網！並告知專案組，客輪下一站將在南京停靠，請專案組派人前來交接。

景聲浩向廣東省公安廳匯報後，率專案組偵查員離開上海，於當晚抵達南京。其時，南京市公安局政保處已接到廣東省公安廳的急電，指派警員在下關碼頭與客輪乘警辦理了交接手續，暫時把賴安佛羈押於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

5月6日，賴安佛被專案組偵查員押解至廣州，所有贓金贓物一並移送。賴安佛對其一夜之間連續搶劫三名廣交會客商的犯罪事實供認不諱，其後來去武漢也隻是為了銷贓和遊玩。

1957年9月，賴安佛被廣州市人民法院依法判處死刑，立即執行。賈慧萍犯包庇、窩藏罪，領刑七年。

（全文完）

[信筆由墨]

【塵封檔案】係列之》058：伸向廣交會的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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