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筆由墨
不想那玉堂金馬登高第，隻望能高山流水遇知音。
【塵封檔案】係列之197：“一枝花”車禍之謎
本文轉載自公安月刊《啄木鳥》2024年第03期
作者：魏遲嬰、東方明
一、甜愛路車禍
上海市虹口區有一條小馬路，始建於1920年，最初是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務部為巡捕訓練射擊而修建的虹口公園靶場內的一條小路，故稱“公園靶子場路”。按照滬上習慣，居民將其作為一條弄堂看待。抗戰勝利後，當時的市政管理部門對全市一些道路名稱進行更改，因其與附近的千愛裏相通，遂根據“千愛”的諧音，改稱“甜愛路”。甜愛路南起四川北路，一直延伸至虹口公園東圍牆邊，長約八百米，是一條地處鬧市卻頗幽靜的馬路。本文說到的這起命案，就發生在四川北路和甜愛路交界處。
1952年10月18日，正逢周末。下午2點多鍾，一輛黑色“雪鐵龍”小轎車從外灘方向沿著四川北路行駛，繼而拐上空曠幽靜的甜愛路。司機是一個二十多歲的男青年，穿著打扮一看便是富家大戶的紈絝子弟。事後知道，這個名叫關惕三的公子哥兒中午在外白渡橋畔的禮查飯店(後改稱“浦江飯店”)為朋友慶生，喝了不少洋酒；當時尚未有禁止酒駕的規定，歡宴完畢，照舊駕車返回其位於虹口祥德路的住所。
可以想象，這樣的主兒，以往肯定沒少飆車。先前因為四川北路上車水馬龍人來人往飆不起來，現在轎車拐上了人車稀少的甜愛路，如果還不加速，那就對不起人生了。遂一腳踩下油門，開始了以往不知重複過多少次的酷爽體驗。
哪知，“雪鐵龍”的速度還沒完全發揮出來，關惕三突然發現前麵不知從哪兒冒出一個長波浪頭發的女子，忙不及踩下刹車。可是，已經晚了。那個長波浪女子在刺耳的刹車聲中被撞飛三四米開外，落下時腦袋正好磕在人行道外側的消防柱上，一頭濃黑的長發就像泡進了染缸，瞬間變成了紅色！
四川北路路口那家專門出售洋禮品的“馬可波羅禮品行”店員目睹了這起事故，隨即往上海市北四川路公安分局和乍浦路橋堍北蘇州路190號公濟醫院撥打了電話。一會兒，救護車一路鈴聲緊敲(新中國成立初期，救護車依然是由坐在副駕駛位置的人使用金屬棒敲打掛在車外的銅鈴示警)急急趕到。
隨車醫生下車檢視倒地女子時，北四川路分局派出的三名交警也駕著一輛三輪摩托車到達現場了。見那女子的頭部已經被撞成一個血葫蘆，幾人臉上均露出“完了”的無奈神情。那個醫生站起身，一邊脫下沾上鮮血的醫用橡膠手套，一邊下結論：“心跳、呼吸都沒了！”轉臉看看旁邊的交警，“警察同誌，我這就出具死亡證明單啦？”
三名交警均表示同意。醫生便向助手做了個手勢，後者從白大褂口袋裏掏出一本銀行支票簿模樣、蓋著公濟醫院業務章的空白冊子，向四周圍觀者問了句：“現場有死者親友嗎？”無人應答，遂在死者姓名欄裏寫上“無名氏”，及性別、年齡(隻是根據死者外表估計)、死因、死亡時間等信息，然後由交警過目簽字，並撕下一式三份的前兩頁給交警備存。
一般說來，救護車醫務人員的活兒到這兒就算是結束了，可以返回醫院銷差了。但這回卻遇到了意外——有圍觀群眾發現，那輛黑色“雪鐵龍”轎車裏的肇事司機已經昏迷在座位上了！
交警這時方才把注意力投向肇事司機，隻見關惕三歪著腦袋斜倚在駕駛座的皮靠背上，似是失去了知覺，立刻叫住正準備離開的醫生，接著上前拉開轎車的車門，連扶帶扯地把這個青年弄下來。
醫生在一旁指揮：“把他就地放平！”
這個醫生看似不過二十出頭，應該是剛從醫學院畢業，處理此類情況卻相當熟練——先解開衣領，伸手稍一搭脈，然後用聽診器聽心跳，抬頭對交警說：“沒事，估計是嚇著了。”
說著，醫生從白大褂口袋裏取出一個不知盛著什麽藥液的玻璃小噴壺，朝昏迷者鼻子下麵噴了幾下。一股刺鼻的氣味彌散開來，離得最近的三個交警都沒有戴口罩，忍不住接連打噴嚏。再看那青年，也醒過來了。
後來知道，這個名叫關惕三的青年患有暈血症，隻要看到鮮血，立刻血壓升高頭暈目眩，情況嚴重時，不省人事也不稀奇，就如此刻一般。
今天他駕駛的轎車撞飛了人，眼睜睜看到那女子鮮血淋漓的慘狀，頓時失去知覺。隻因路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遇難女子身上，一時沒有人留意到他。
這時，管段歐陽路派出所的民警趕來了。派出所不管交通事故，過來的四個民警是奉命前來協助交警處理現場的。他們抵達後，隨即勸離群眾，從一家水果店裏借來草繩拉起警戒線，取了草包蓋住死者遺體。交警見關惕三已經沒事了，便將其帶往他們開來的三輪摩托車那裏，讓他坐進車鬥，二話不說先銬了副銬子，留下一個交警看守，其餘二位負責勘查事故現場，無非是丈量距離拍攝照片之類的常規動作。
交警忙完，把處理遇難者遺體之事移交給派出所民警，再打電話通知分局交警隊開來一輛吉普車，把關惕三押到分局辦手續，羈押於分局看守所。
那時的交警隊分外勤內勤，先前三個交警屬於外勤，隻負責處理街麵上發生的交通事故。遇到今天這種人命車禍，是要扣留肇事者的，把人送進分局後就交由內勤處理了。其時新中國成立剛剛三年，還處於百廢待興階段。公安機關警力緊張，受命處理該案的隻有一個警察，名叫張伯仁，是個年逾五旬的留用舊警。
張伯仁早年在上海市警察局下設的警察訓練所刑偵班受訓，因成績優秀，結業後被派至市警察局刑偵隊當了一名見習刑警。見習期間參與偵查刑案立功，準予提前轉正。1937 年初冬，上海淪陷，華界警局被日偽接管，張伯仁被調至北站偽警局，從事刑事情報工作，負責收集各類盜竊案件的線索。
之前張伯仁在國民黨警局幹的是對付江湖匪盜的一線，對於追蹤、抓捕比較在行，現在讓他改行搞情報，還得從頭摸索。好在張伯仁是個肯動腦子的刑警，沒多久就跟黑道混上了關係。抗戰勝利後，日偽警局由國民黨政權接收，他依舊被留用，調回上海市警察局。此時他已經算得上是收集情報方麵的專家了，上邊兒說你還是繼續搞刑偵情報吧。如此又是三年多，到1949年5月上海解放，張伯仁並無曆史罪行或民憤，第三次被留用。不過，刑警不能當了，被分派到北四川路分局幹了交警。
北四川路公安分局的鬱局長是南下幹部，他對交警隊長說，這個老張是幹刑偵出身，據說拿得出些東西的，市局不知什麽原因指定讓他幹交警，我尋思著領導不會浪費人才，說不定過一陣還是會把他調整到刑警隊的。反正他在咱這兒也待不長，就沒必要安排到街麵上去了，讓他幹一陣子內勤吧。
根據慣例，今天這樁交通事故該由張伯仁負責處理。張伯仁跟出現場的交警辦了交接手續，隨口聊了幾句，又去分局後院的看守所訊問關惕三。
關惕三這當兒已經從剛才渾渾噩噩的狀態中走出來了。經過一番了解，張伯仁弄清了他的基本情況——
小夥子今年二十四歲，未婚，初中文化程度，職業是“升泰煤炭批發行”的庶務科員，其實是一年到頭基本不上班的，“升泰”是他老爸關鏡馨的產業。老關在滬上“煤炭八大行”中名列第四，從北洋時期一直到上海解放，即使在日偽統治期間，生意也做得順順當當。煤炭跟兵工、交通等戰略命脈關係密切，日軍得依靠其進貨、運輸渠道方麵的人脈，雖然對“升泰”采取軍管措施，但還是默許關老板有一些利潤可賺的。
關鏡馨是老江湖，抗戰時期暗中向活躍在上海的國共情報機關(甚至包括外國情報機關)提供便利，戰後沒有被“黨國”的接收大員列人懲治名單，照樣做他的生意。到了上海解放，老關又抬出當年他跟新四軍的關係，“升泰”的生意得以維持原狀，老關的兒子關惕三也得以維持他富二代的優裕生活。
家裏不差錢，他自小養成了大手大腳的習慣。“吃喝賭嫖”四大惡習，除了“賭”字因祖上傳下的家規嚴令禁止，他不敢違背，其餘三樣都是樂此不疲。上海解放後，人民政府對於禁毒(那時沿襲舊時說法，稱“禁煙”)雷厲風行,但對於妓院並未馬上取締。據史籍記載，上海灘最後一家妓院直到1953年方才關閉。因此，關惕三還能時不時約幾個哥們兒去行院喝花酒，用他的說法是“享受人生”。
不過，最近他已有兩三個月沒光顧煙花場所了，不是“三觀”開始轉變，而是防止患上性病的避孕套沒了，這玩意兒當時國內沒法生產，解放後市麵上已經斷檔，隻能靠不法分子從香港走私進來。其時朝鮮戰場激戰正酣，受戰事影響，他的境外渠道斷了，隻好退而求次，靠吃吃喝喝來消磨時間。當然不是普通人下個小館子那種吃喝，而是出入上海各大飯店“享受人生”。今天中午，他剛剛在外白渡橋堍的禮查飯店吃過西餐、喝了洋酒，自覺沒喝多少，不料開車行至冷僻幽靜的甜愛路時撞了人，而且一下子就把那個女子給撞進了閻王殿！
麵對張伯仁的訊問，關惕三神情惴惴：“早知道這樣，我今天不出門就好了。現在……警察同誌，我這事兒要坐牢的吧？”
張伯仁說：“眼下你先別想這些，事故還沒調查清楚呢。說說當時的情況吧。”
關惕三此刻腦子早就不暈乎了，當時的情況，他已經在心裏來來回回複盤了好幾遍：“我吃過老酒，覺得有點兒熱，想吹吹風，可一路上來來往往車子很多，車速提不上去……好不容易拐上甜愛路，我就想加速。這條路我每天都開的，有時要經過三四趟，跑熟了，知道可以拉到五六十邁也沒關係。哪知油門剛踩，忽然就發現車頭前冒出一個人來。我嚇了一跳，猛踩刹車，可來不及了，那個女人已經被撞飛出去了……就是這麽一個經過。”
訊問完畢，張伯仁就去聯係鑒定車輛和法醫驗屍了。鑒定那輛“雪鐵龍”倒是便當，一個電話搞定。檢驗死者遺體有點兒麻煩，需要死者親屬前來辨認，確認死者身份，家屬簽字之後才能進行屍檢。張伯仁把電話打到歐陽路派出所，派出所接聽電話的老曹也是留用警員，跟張伯仁沒少打過交道，經過一番調查之後，終於弄清了死者的情況。
這個女子名叫袁維珍，住甜愛路36號甲。那是一幢獨門獨戶的平房，帶院子，四周有高牆，原是一個何姓華僑資本家的產業，抗戰中期，資本家前往海外定居，把房契轉到了袁維珍名下。
上海解放後一周，6月3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掛牌，各分局也同時宣告成立，開始正常辦公。派出所通知居民前往登記戶口，以便領取新戶口本。袁維珍去了派出所，不過沒有登記，她帶著舊警察局新城分局頒發的戶口本，說她原先的戶口上在新閘路，人卻住在甜愛路，問民警她是把戶口登記在甜愛路呢，還是新閘路。民警說按照規定，你應該把戶口登記到新閘路，登記後如果你本人有在甜愛路這邊落戶的意願，並符合落戶條件，可以辦理戶口遷移手續。袁維珍遂去新城分局作了登記，事後還把新城分局的戶口登記小票拿到派出所給民警看了。
這種情況，在初解放時的上海市區算不上新鮮。可能正是因為這種對象不少，稍後市局規定，“凡是戶口在市區的居民，居住他區時不必向現居住地派出所申報臨時戶口，隻需作一次性報備即可”。因此，派出所並未去找過袁維珍，她在新城分局換領戶口本後，曾去派出所出示過小票，這就算報備過了。
次日上午一上班，張伯仁即揣著介紹信前往新城分局，到戶政股一查，確實有一個名叫袁維珍的在籍女子，出生日期是1924年4月21日，籍貫江蘇泰州，家庭成份雇農，本人未婚無業，戶籍登記地址在新閘路239號，實際居住地址則是甜愛路36號甲。
張伯仁把上述信息抄錄下來，請經辦警員小許蓋了章，卻沒立刻離開，而是遞過去一支香煙，給對方點燃。小許還沒滿二十歲，一看便知是解放後參加工作的公安學校速成班出身。按當時的規定，他屬於國家幹部身份，吃穿都是供給製，外有少量津貼。而老張這種留用人員則是按月發工資的，比全市勞動階層的平均工資水平還要高一些，這從他們各自抽的香煙上就可以看出來。小許抽自卷的劣質煙，而老張卻是抽“大前門”的。
張伯仁借著遞煙跟小許搭話，三兩句就扯到了本意上：“小哥，話說這個袁姓女子沒有工作，又沒結婚，那她靠什麽過日子？”
小許搖頭表示不清楚。
“我大老遠來一趟不容易，能不能幫忙查一下抗戰勝利後她在國民黨警局登記時的戶口底檔，那裏麵應該有一張表格的。”
小許抽了他的香煙，不好意思拒絕，就去裏間捧出了幾本用蠟線裝訂的底卡冊子。兩人翻了一陣，終於找出了袁維珍當初填寫的那張底卡，這女人原來是有職業的，工作場所在四馬路的“逍遙閣”。
四馬路就是福州路，舊時這條馬路上妓院密集，坊間說到某人跟四馬路有涉，大夥兒就心照不宣了。這個某人如果是女性，八成是職業妓女；如是男性，那就是嫖客了。小許一看也明白了：“‘逍遙閣’我聽說過，四馬路上有點兒名氣的，在公安學校上課時，給我們講社情的老師介紹過，‘逍遙閣’在四馬路的妓院裏屬於檔次比較高的。”
張伯仁問：“她在這邊上戶口的新閘路239號是什麽樣的房子？是她自己的嗎？”
小許家就住在新閘路上，想了想說：“239號……那好像是一座石庫門宅子吧？你稍等，我打個電話問派出所。”
派出所回複說，那是一個寧波老太太已故的老板丈夫留下的遺產，宅子很大，老太太自己住了兩間，出售了其中的一部分，餘下的出租，她是孤老，租金和售房款就是她的日常開銷。袁維珍上戶口的那間在前客堂二樓，大約二十來平方，是她向老太太買下的，時間是1944年。
張伯仁下意識地運用其刑警思維分析袁維珍的經濟情況——這女子有錢啊，八年前她應該才二十歲，就能自己掏錢買房子，在煙花這一行裏，可以算是鳳毛麟角了。不過，他沒有把這個想法向小許透露，又遞了一支香煙，和對方客套幾句，告辭而去。
從新城分局回北四川路分局，中間隻需拐一下，就是福州路185號市公安局。張伯仁去市局彎了一趟，把小許出具的那紙關於袁維珍單身一人並無家眷或者親友的蓋了公章的說明交給法醫室，這就算完成了法醫屍檢前的所有手續。
然後，張伯仁就應該回北四川路分局了，他也是這麽打算的。騎著自行車經過外白渡橋時，他突然改了主意，調轉車頭前往區房管局，想了解一下甜愛路36號甲那套獨門獨戶的平房的產權歸屬以及袁維珍的居住性質，老張做事細致，畢竟甜愛路36號甲那套房子的基本情況是他下裏弄打聽到的，嚴格說來並不作數，得向區房管局了解一下才是。
房管局的舊檔案顯示，甜愛路36號甲的產權果然屬於袁維珍，具體過戶時間是1943年1月。讓張伯仁暗暗吃驚的是，這房子是通過交易達成過戶的，足足三十八兩黃金！老刑警就覺得不對頭了：1943年時這個袁姓女子不過十九歲，哪來的這麽大一筆黃金？如果她手頭能拿出這麽大一筆款子買房，這樣的經濟實力，即使不做任何工作也能過一份滋潤日子，何必要去四馬路做妓女呢？這不是吃飽了撐的嗎？
當天下午，張伯仁前往甜愛路走訪車禍現場周邊的居民，繼續進行交通事故的調查工作，其間了解到的一個情況使他覺得袁維珍的死因似乎可疑，再三考慮後，他決定向領導報告，建議該案轉分局刑隊，啟動刑事調查。
那麽，老張了解到什麽情況呢？
車禍現場附近弄堂口設攤的皮匠“老江北”目睹了袁維珍被那輛黑色小轎車撞死的全過程。據其反映，在出事前大約五六分鍾，那女子就曾在對麵的人行道上出現過，見到老皮匠，還過來跟他打招呼：“爺叔你今天出攤啦？已經有兩天沒見你出來擺攤頭了。”還說她有一雙皮鞋可能受了潮，穿著有些緊了，改天拿到攤頭上來，請老皮匠給撐大一點兒。然後她就離開了。接著正好有人拿來鞋子請他釘掌，他隻顧談價錢，就沒再留意這女子之後的去向。
這筆生意由於客戶殺價過甚，黃了。這時，太陽光移過來了，老皮匠嫌熱，就把攤頭往旁邊移了一點兒。剛擺穩坐下，對麵人行道上袁維珍又出現了，在電線杆前駐步，看上麵貼著的調房、出讓家具、自薦家教之類的小廣告。隨著一聲汽車喇叭響，那輛黑色“雪鐵龍”從四川北路拐進甜愛路。袁維珍聽見喇叭聲，突然離開電線杆，快速來到馬路一側，迎著轎車就過去了。接下來的情形可以用疾如閃電來形容，刺耳的刹車聲中，轎車把袁維珍直接撞飛。老皮匠看得驚心動魄，口中喊著“不得了”，急急穿過馬路去查看袁維珍是死是活。
“老江北”反映的上述情況，再結合上午調查到的信息，張伯仁憑著一個老刑警的直覺，想來想去覺得可疑。這樁車禍有些蹊蹺，不過，這不是交警的管轄範圍。返回分局後，他向交警隊長匯報了調查情況，也說了自己的懷疑。隊長認為有理，隨即向分局鬱局長匯報。鬱局長曾在解放區從事過公安工作，對刑事案件比較敏感，認為有必要對此進行調查，遂拍板把該案轉到刑隊。
二、白銅寶匣
北四川路分局刑隊領導接受這項調查任務後，將其下達給第四組，組長裴雲飛正在翻閱剛從分局舊資料庫房裏找到的一些原滬上租界巡捕房留下的內部報刊。接到任務後，把張伯仁叫到刑隊了解情況。
聽完介紹後，裴雲飛說：“如此看來，您是對袁維珍生前擁有的房產來源存疑，才建議把案子移交刑隊的？”
張伯仁點頭稱是。
裴雲飛沉吟片刻：“這是我幹刑警兩年以來遇到的第一個非現行案件，死者的房產是解放前購買的，即使她那些錢鈔是靠坑蒙拐騙弄來的，也應該是解放前的事了。您看我才二十出頭，如果我們的懷疑成立的話，這個袁維珍犯案的時候我還沒成年呢。而且她還是從事青樓行業的，那我更是一頭霧水了。老張同誌，可不可以請您臨時過來幫咱四組一個忙？我早就聽說了，您是老刑警，破案經驗豐富，您過來幫忙的話，我心裏就有底了。”
張伯仁聽說讓他幹刑偵活兒，眼睛頓時一亮：“這當然好！不過得刑隊這邊去跟交警隊協商一下。”
“這沒問題，我請左指導員跟你們秦隊長打個招呼就是。”
就這樣，張伯仁被臨時借調到刑隊，與裴雲飛搭檔調查此案。當時他們根本想不到，這麽一個小線頭，竟然牽連出一樁大案，驚動了上海市公安局長揚帆乃至中共上海市委副書記潘漢年！
年齡相差超過一倍的兩代刑警隨即商議該怎樣著手調查。張伯仁建議：“這位袁小姐住在甜愛路，我們是不是應該先去那裏看看？不過，死者隨身攜帶的物品是隨同遺體一起送到市局法醫室的驗屍房的，不知裏麵有沒有鑰匙；而且，這會兒人家已經下班了……要不，我去找一位鎖匠師傅？”
裴雲飛擺擺手：“不妨事，咱倆先去看看再說。"
張伯仁覺得這話不大符合邏輯——他不知道裴雲飛是鎖匠出身，卻不敢表示異議。現在小裴是他的領導，領導說不妨事，那就跟著去吧。
兩人騎著自行車來到甜愛路時，已是晚上7點多。甜愛路本就僻靜，天黑之後，馬路上幾乎空無一人。來到36號甲門前，裴雲飛一看門上的司必靈鎖，就知道是荷蘭“鋼盾牌”。那是荷蘭的一個老品牌，民間稱為“紅毛鎖”，以安全牢固著稱。張伯仁自然也認得出來，不由皺眉：“這家夥難對付，尋常街頭修鎖配鑰匙的師傅恐怕還不行……廣東路上有個梁老師傅，曾在公共租界‘銀爵士五金洋行’執掌鎖具櫃台，已經退休了，住在二馬路明德裏。他應該是可以打開這種鎖的，需不需要我去把他請過來，回頭再向分局申請點兒費用作為酬金。”
裴雲飛臉上露出不以為然的神情：“先讓我試試看。”說著，掏出一串拴著二三十枚長短粗細不等鋼絲鉤的特製開鎖工具。
張伯仁微微一愣，隨即意識到這個年輕人多半接受過開鎖訓練。在老張看來，這屬於年輕人不知天高地厚，“紅毛鎖”哪是那麽容易就給你捅開的，人家百年老字號可不是白叫的。但老刑警懂規矩，不論裴雲飛能不能打開那把鎖，自己都不宜在一旁觀看，遂退後兩步，轉身觀望空曠的馬路。也就是這挪步、轉身短短數秒鍾的工夫，他身後傳來裴雲飛的聲音：“行了，咱們進去吧。”
張伯仁不由驚歎：“裴組長真是了得，這手開鎖技藝，簡直可與當年聞名遐邇的‘江南神鎖’竇老大平起平坐了！”
“那是我的師父。”
老張恍然：“怪不得！”
說著話，兩人入內，老張反手把門關上，裴雲飛打開電燈，隻見客廳裏一片狼藉，櫥櫃和桌子的抽屜均被打開，連護牆板也給撬開了，想必其他房間也是如此。進去一看，果然。
兩人不由麵麵相覷。看來是遭竊了，那就先簡單勘查一下現場吧。張伯仁從事刑偵工作多年，這方麵經驗豐富；小裴雖然年輕，卻是心思縝密，臨出門時還順手帶上了勘查包，這會兒正好派上用場。兩人配合默契，勘查結果很快就出來了——
入室者為一人，男性，根據其遺留下來的鞋印推斷，身高在一米七五左右，偏瘦；門窗完好無損、院牆沒有攀爬痕跡，估計此人應該是從大門進入現場的。裴雲飛當場拆下司必靈鎖進行檢查，上麵隻留下了之前他開鎖時的輕微劃痕，也就是說，這家夥是使用原配鑰匙開的門。
刑警不知道主人家裏是否藏有錢財，故無法判斷竊賊有沒有收獲。這主兒進門後進行破壞性搜索，不僅把客廳、主臥、客臥、書房等房間都翻騰了一遍，廚房和衛生間也沒有放過，連廚房裏那口盛放大米的青瓷壇子也弄了個底朝天，把大米全部倒出來了。另外，客廳外麵屋簷下橫擱著的四根晾衣竹竿也被取下，估計是懷疑主人把什麽物品藏匿於竹竿裏。離開時，他鎖上了大門，由此推斷，這應該是一個作案經驗老到的積年老賊。
裴雲飛幹了兩年刑警，沒遇到過這種案子，一時不解，問張伯仁有什麽看法。張伯仁說：“袁小姐前腳遭遇車禍，後腳屋子遭竊，我估計不是尋常盜竊案，多半跟袁小姐之死有點兒關聯。您問為什麽，因為這主兒是用鑰匙開的門嘛。我這就給市局值班室打電話，讓他們看看袁維珍的遺物裏有沒有鑰匙。”
說罷，張伯仁就出了門，到附近一家糖果店借用電話。市局總機倒是一打就通，可法醫室分機卻無人接聽，這個點兒早就下班了。隻好請總機幫忙找人了解情況，這一來一去，足有半個小時，對方告知：死者遺物裏沒有鑰匙。
看來剛才的分析靠譜，張伯仁尋思這個案子有搞頭，而這位“鎖王”出身的年輕領導也不是凡品，跟他搭檔，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應該拿得下這個案子。結案後，自己應該就能如願調到刑隊幹活了。
急匆匆趕回甜愛路36號甲，進門一看，老張嚇了一跳，裴雲飛不知從哪裏找出了一把斧頭，把客廳進門左側的硬木衣帽架挪開，砸碎了下麵的方磚，此刻，正用從廚房取來的銅勺一勺一勺地往外舀泥土。
“哎！裴組長這是怎麽的？下麵埋著東西？”裴雲飛還沒答話，手裏的銅勺已經碰到了泥土裏埋著的物件，聽聲音，應該是金屬盒子一類。他放下勺子，用手扒開泥土，取出那物件一看，果然是一個長七寸、寬五寸、高一寸的白銅匣子，外麵包裹的油紙尚未老化變脆，埋在地下的時間應該不會太久。
裴雲飛為何會對衣帽架下麵這塊地磚產生興趣呢？
剛才張伯仁出去後，他反複觀察現場，尋思竊賊這等操作手法，不像是隨機行竊，而是衝著某個目標來的。那麽，他的目的是否達到了呢？目前難以確定，但不妨從竊賊沒有收獲這方麵考慮。反正閑著也是閑著，何不試著找找看？
護牆板已經被竊賊撬開，櫥櫃抽屜之類也打開了，如果真有什麽東西藏著，八成在地下。那就先從客廳找起吧。據張伯仁之前的了解，袁維珍是 1943年買下這座宅子的，再看地磚表麵和接縫處的痕跡，至少是十年往上。袁小姐若要把什麽寶貝藏在地磚下麵，不大可能請匠人師傅把整個客廳重新鋪一遍，而應根據藏匿物件的大小，在其中一兩塊地磚上做手腳。如果她是個有心人，這種活兒應該自己動手。
不管是請專業匠人師傅還是由袁維珍自己操作，地磚可以原封不動重新覆蓋上去，但四周的接縫卻很難保持原貌。那時用來填充地磚縫隙的灰漿是摻雜有糯米粉的黃泥，不同的營造行(舊時對建築公司的稱謂)使用的灰漿配方不同，考究一些的，甚至對糯米的品種產地都有講究，因而竣工後地磚接縫的顏色也有細微區別。隻要發現這種細微差別，那就意味著“苗頭來了”。
可是，裴雲飛把客廳所有地磚的縫隙都檢查了一遍，卻並無異樣。畢竟隔行如隔山，也許是自己對泥水匠那一套活兒琢磨不夠吧，即便有些細微差別，自己也發現不了。那就隻好換一種方法了。
這個方法也簡單他從廚房裏找了一截木棍，逐塊敲擊地磚，指望哪塊發出空空聲，那就表明下麵藏著東西。不過，如果當初藏匿物品時把活兒幹得細致些，藏好東西後在周圍填充泥土，再用榔頭敲實，那裴雲飛這種方法也是檢查不出什麽貓兒膩的。果然，一番操作下來，依然毫無發現。就在裴雲飛準備放棄在客廳的尋找，轉而檢查臥室時，忽然注意到客廳進門左側衣帽架下牆根踢腳線與地磚的交界處似有異樣，當下心裏一動：難道是玩了個花招，搞了個另辟蹊徑？
所謂“另辟蹊徑”是這樣一種操作：不去動地磚，而是把護牆板下方踢腳線位置的那條木板卸下來，破壞牆腳表層的紙筋灰漿，鑿掉幾塊磚頭，使用適當的工具從這裏入手，在緊挨著的地磚下麵掏出一個可以藏匿物品的空間，藏好東西之後再填上土塞緊空隙，最後，補砌鑿碎的磚頭，抹上紙筋灰漿，再把拆下的木板複原，用膩子勾縫。
相比於單獨拆下一塊地磚而言，這番操作技術含量甚低，隻要有足夠的耐心和時間，外行也能勝任。不過，跟在地磚上做手腳一樣，容易露餡的位置還是接縫處，好在有衣帽架擋著，不易被注意到。裴雲飛起初也忽略了，但他運氣好，不經意地一瞥，發現衣帽架下麵踢腳線處的木板接縫顏色與周圍有異，拆開木板一看，牆上的那層紙筋灰漿明顯是後補的。那就沒什麽說的了，也不必費勁從這裏開挖，幹脆砸地磚吧。
鉚準位置，裴雲飛從廚房找了把劈柴的斧頭，對緊靠踢腳線的那塊地磚下手。這一砸，就砸出了那個白銅匣子。
當下，裴雲飛先給銅匣拍照，然後動手開匣。銅匣上有精巧的搭扣，上麵掛著一把小鎖。這對於裴雲飛來說就是形同虛設了。原本以為裏麵藏著首飾珠寶之類，待揭開匣蓋，兩個刑警又是吃了一驚，金銀首飾自是不少，此外還有一把嶄新的袖珍勃朗寧手槍和三十發子彈，及一串特製的開鎖工具。
稍後清點，銅匣內共有黃金、白金、珠寶首飾三十七件，按1952年的市價，少說上億元(此係舊版人民幣，與1955年發行的新版人民幣的兌換比率是10000：1，下同)，若以當時中國人民銀行收購黃金的價格，可折合黃金上百兩。袁維珍一個青樓女子，擁有兩處住所和如此數量的首飾已經是聞所未聞，何況還有手槍和子彈？
刑警的發現還不止於此。珠寶首飾下麵，有一根長約兩寸、大拇指粗，帶螺旋紋蓋子的黃銅管。旋開蓋子，裏麵有一小卷絲綢。裴雲飛用鑷子小心翼翼地取出來，攤平在桌上。看得出絲綢原來應該是白色的，現在已經成了淡黃色，顯然已經有些年頭。上麵從右到左豎寫著幾行毛筆字，書法不敢恭維，雖然不至於歪歪斜斜，但也好不到哪兒去，估計寫字人的文化水平大致上處於開蒙教育階段。
張伯仁一看右側第一行開頭的“三更迷魂香”五字，禁不住倒抽一口冷氣。裴雲飛注意到他的表情：“什麽情況？”
張伯仁不吭聲，拿起手槍檢查槍號，又查看幾件首飾上製造店商的銘印，這才開腔：“組長，這個被轎車撞死的女子是‘一枝花’啊……”
三、“無形一炷香”
大約二十五年前，江南黑道上突然冒出了一個行竊高手，自報匪號“無形一炷香”。自1926年到1942年這段時間裏，南京、鎮江、常州、無錫、蘇州、杭州這六個江南名城，每年都會發生一起盜竊重案。案件情節高度相似。作案目標必是高官或富商的宅邸；行竊的時間清一色是下半夜1點至4點。下手過程更是匪夷所思，連每年必定攤上一起案件的上述六個城市中刑偵力量最強的“首都警察廳”最有經驗的老幹探，也弄不清案犯是怎麽進的現場，反正事後勘查時，門窗的鎖具插銷完好無損，圍牆、房頂也未發現攀爬痕跡，至於足跡、指紋什麽的，就更不用找了——人家號稱“無形”，離開現場前肯定會把這些痕跡清理幹淨。
那麽，遭竊對象難道沒有任何察覺嗎？是的。請注意人家報出的匪號，“無形”後麵還有“一炷香”三字。在神不知鬼不覺潛入作案現場後，竊賊必會點上一支特製的迷魂香。這支香的長度和粗細也無人知曉，這些灰燼自然也不會留下。盡管如此，根據失主的描述，也可以想象到這位高人使用的王牌作案工具的厲害：下半夜所有失主都是沉沉睡去，什麽動靜也不知道，拂曉時分遠近此起彼伏的公雞啼鳴聲根本吵不醒他們，待他們睜開眼睛,往往都日上三竿了。
1942年2月的最後一天，厄運落到南京水西門日籍華人富商王雨岩頭上。王富商是江蘇泰州人氏，其父做過清廷的官員，民國後家道敗落。但瘦死的駱駝比馬大，他還能去日本留學，學的是當時中國赴日留學生的冷門專業——貿易。王門祖上沒人做過生意，可這王雨岩卻不知怎麽的，對貿易學特別有感覺，成績優異就不必說了，難得的是，隻要是與貿易相關的科目，他學起來一點兒不費勁兒，其超常的理解力和舉一反三的水平，往往讓那些挑剔的東洋教授都讚不絕口。
日本人精乖，王桑還沒畢業，校方代表就找他談話，請他簽約留校擔任助教。沒畢業沒關係，畢業證書的給！不想留校也可以，去經濟省的幹活，那邊對你大大的歡迎！
王雨岩真的就去了經濟省。那邊二話不說，先讓他加入了日本國籍，他自己起了個日本名字叫大本三郎。上司還給他說了一門親事，女方是正宗日本人，當時還是大學生。王雨岩到經濟省上班後，人家讓他分管對外貿易中與中國經貿往來的指導工作，名曰“顧問”，隻管指手畫腳，實權寸無。好在收入不錯，相對於國內同類職位算是高薪了，王雨岩很滿足。
這一幹，就是十年。“七七事變”爆發後，日本政府各部門要把開支壓縮下來支援軍隊，最好的方式就是開革公務員。王桑雖是日本國籍，依然屬於邊緣人群，在首批開革之列。其時日本國民的戰爭狂熱蔓延，王雨岩走到哪裏，都是白眼相待，自感無趣。他婚後未有子女，兩年前妻子患肺結核醫治無效而歿，從此無牽無掛，遂有了回中國的想法。
就在這時，未婚的小姨子小田穀子突然提出要嫁給姐夫做填房，和他一起去中國定居。這簡直是天上掉餡餅，王雨岩遂攜新妻坐船出發，於上海淪陷後的第三天抵達，先在法租界混了半年，又去了南京。
這主兒的商業頭腦實在不錯，到南京後，用自己曆年的積蓄加上小田穀子的私房錢開了一家門前高懸太陽旗的洋行，經營的產品隻有一樣——舶來品避孕套，而且隻做批發生意，謝絕零售。南京地麵上的老百姓都說這王漢奸瘋了，什麽生意不好做，竟挑這一門著手。王雨岩從前的中國朋友中也有些沒民族氣節的，上趕著過來巴結。提及避孕套生意，王雨岩說日本陸軍部正在起草文件，要求在華部隊必須“適當配備”避孕套，兩個用項：防止性病以及特種軍事用途。
前一項好理解，這後一項，那些老同學就不懂了，避孕套還有軍事用途？王雨岩冷笑：“你們中國人這種腦子，隻配做亡國奴。告訴你們，大日本皇軍在中國征戰，許多地區到處塵土飛揚，對於士兵槍支的保養徒增麻煩。因此，大日本陸軍部的專家想出了一個簡單有效而且經濟的對策——行軍時用避孕套罩住槍口，這不就把沙塵給擋住了？而且不妨礙緊急狀況出現時的快速反應，要使用武器，順手一擼不就給擼下來了。就算不擼也沒啥，直接勾扳機就是，子彈照樣出膛嘛。”稍後的情況還真如王雨岩所說，他這家洋行的避孕套批發生意特別興隆，輕而易舉就賺了個盆滿缽溢。
王雨岩雖然在朋友麵前趾高氣揚，其實也有自知之明。他是日本國籍不假，但他心裏清楚，在老百姓眼中，他依然是不折不扣的漢奸。像他這樣的料，別說在戰爭期間了，就是中日戰前，也是不受國人待見的對象。這當兒日本人在中國燒殺搶掠，還製造了震驚世界的南京大屠殺，但凡是個有點兒血性的中國人，都恨不得吃小日本的肉，喝小日本的血。盡管他自認為其所作所為並沒有得罪到具體哪個人，隻不過做個避孕套的生意嘛，但肯定有人對他的項上之物感興趣，故而對自己的生命安全極為在意，不但把住所遷到了治安有基本保障的南京市區北側，取名“靜修閣”，還雇請了四名保鏢，其中兩人是日本人，家裏的下人也是從泰州老家找來的。如此嚴密的保護措施，他的性命倒是無虞，卻被江洋大盜盯上了。
卻說1942年2月28日晚上，那個縱橫江湖十六年一直毫發無損的“無形一炷香”采用開鎖手段從後門進了“靜修閣”。“靜修閣”既有中外保鏢，又有日本狼狗，外加觸發式警報裝置，戒備森嚴，“無形一炷香”不敢有半點兒疏忽，事前多次踩點，將其內部情況摸得八九不離十了，才製定了作案計劃。
首先用毒餌解決了狼狗，繼而用迷魂香熏倒了前院值班的兩個中國保鏢，想想還不放心，又潛入後院，在輪班休息的兩個日本保鏢的宿舍裏點了支香，確認四人都失去了意識，這才潛入二樓王雨岩臥室，將王熏昏後下手行竊。據汪偽警察局辦案刑警的統計，“無形一炷香”這次收獲頗豐，竊得的金器、珠寶、美鈔折合黃金在百兩以上。
這也是“無形一炷香”此生的最後一案。說來難以置信，終結了這個黑道高手的竟然是一個名不見經傳的東洋女子——由王雨岩的小姨子升級為填房的小田穀子。
王雨岩壓根兒就不知道，他的第二任妻子竟然是日本特務。當初他在日本被經濟省開革，被迫狼狽赴華，其實是日本特務機關一手策劃的，為的是讓小田穀子前往中國進行特務活動有一個令外界信服的理由。
說到小田穀子的具體任務，就不得不提到日本陸軍部所轄的一個比較特殊的部門——“陸字05室”，該室的主要職能就是對日本陸軍派遣在外的所有特務機關的活動進行秘密監察。
中學還沒畢業，小田穀子就被軍方物色作為特工培養，接受一係列正規特務訓練後，先是被派遣到台灣，學習如何跟中國人打交道，後又被派遣到澳門、香港“實習”， 經考核成績優秀，晉升為陸軍少尉，然後就在特務機關的安排下嫁給王雨岩，隨夫赴華進行秘密工作。小田穀子的這番經曆，連其枕邊人王雨岩都渾然不知，更何況“無形一炷香”，否則，也不敢去動王雨岩的腦筋了。
“無形一炷香”在“靜修閣”搜刮了一番,照例消除了所有的痕跡，在客廳的牆上留下一行江南六城警方早已熟悉的墨跡“無形一炷香到此一遊”之後從容而去。前腳剛離開，後腳小田穀子就回來了，這絕對是一個計劃外事件，使得原本要到天亮後才被發現的盜竊案提前暴露，最終導致“無形一炷香”折戟沉沙。
事先小田穀子對丈夫說，她要外出參加一個夜宴活動，活動的舉辦者是日本華東派遣軍第十三軍師團參謀長鬆本少將，而鬆本少將的夫人是小田穀子的閨蜜。以往這種情況，小田穀子肯定要和閨蜜聊個通宵，當晚就住在閨蜜家，不料那天鬆本夫人突然身體不適，夜宴活動不得不提前結束。
小田穀子回家一看，自是震驚。也顧不上對丈夫等一幹被熏昏者施救，先取出秘藏的無線電收發報機，向“陸字05室”駐上海的秘密據點拍發急電報告此事。這倒不是心疼自家遭竊，急著追回損失。小田穀子也算是資深特工了，麵對這種情況，她首先想到的是：“此舉是不是哪個特務機關所為？我的秘密身份是不是被人察覺了？”
那麽，發過電報，就該去救治丈夫了吧？沒有。如果她存著這份念頭，就不會被“陸字05室”選中了。她在家裏各處轉了一圈，查看自己的秘密是否有暴露的可能。之前小田穀子在一些關鍵地方撒下了特工專用的細粉，一旦有人經過就會留下痕跡。“無形一炷香”再厲害，也鬥不過職業特工。於是，十六年來一直未在現場留下過任何蛛絲馬跡的江南黑道高手，終於遭遇了滑鐵盧。
“陸字05室”把這些信息轉給了軍方，案發第二天，南京日軍憲兵隊特高課接管此案，“七十六號特工總部”和汪偽“首都警察廳”奉命協助。
一星期後，日偽特務和警探追蹤到蕪湖，在市郊一座尼姑庵裏找到了在此帶發修行的女居士穆夫人。不過，他們未能將其生擒活捉。這位江南黑道高人聽見前院喧嘩、尼姑庵四周犬吠頻起，就意識到是怎麽回事了，當場服毒自盡。待一幹特務闖入後院，她已經氣絕身亡.…
說了半天，江洋大盜“無形一炷香”和此刻裴雲飛、張伯仁調查的案子有什麽關係呢？關係還真不小。這起交通肇事案的死者袁維珍，就是“無形一炷香”的親傳弟子，此女真名殷千媚，師父還給她取了個匪號，曰“一枝花”。
四、漏網女弟子
這位神秘的穆夫人一共收了四個弟子，均為女性。她本人隱居蕪湖尼姑庵，四個女弟子則分別居住於上海、杭州、南京和蘇州。她每年分赴江南六城作案，女弟子們一般都要提供助力，諸如事前踩點，事後提供安全處所幫師父藏身之類。
穆夫人自盡後，日偽警特把尼姑庵挖地三尺，卻沒搜得任何財物。他們當然不會就此罷手。尼姑庵的住持說，穆夫人是兩天前回來的，說是去上海探望親友了。可她作為禮品送給住持的諸如棗泥麻餅、玫瑰酥糖和上好的碧螺春茶葉，卻都是蘇州特產，日偽警特遂把蘇州納入了偵查視線。
通過對那些出售土特產店鋪的調查，日偽警特鎖定了穆夫人在蘇州落腳的旅店，繼而從旅店方麵獲知，為穆夫人訂房間的是一個何等長相的年輕女子，穆夫人在旅店居住期間，這個女子還多次來拜訪。又費了一番功夫，終於把該女子抓獲。她就是穆夫人的小弟子唐潔芳。
唐潔芳被捕後，供出了她的三個師姐——上海的大師姐“一枝花”殷千媚、杭州的二師姐康菊芯、南京的三師姐黎賽翠。康、黎兩人隨即落網，而“一枝花”殷千媚在上海的住址三個師妹均不知曉，故而未能順藤摸瓜一並擒獲。
日偽警特根據被捕三女的口供分析，穆夫人在南京實施對“靜修閣”的作案後，應是先去了上海，在滬上盤桓了數日，又去了杭州，然後才到蘇州。其南京弟子黎賽翠供述，師父以往赴南京，都下榻於她家，這次卻並未提前知會，她根本不知道師父來南京了。聽說“靜修閣”遭“無形一炷香”光顧，她大吃一驚，不知師父這次為何不跟她聯係。
康菊芯供稱，穆夫人來杭州後，並未去她家，而是在外麵給她打了個電話，約她在“奎元館”見麵。當晚，師徒倆在“奎元館”的一間小包房裏吃了頓飯。席間穆夫人說，這可能是師徒倆的最後一麵了。康菊芯暗暗心驚，忙問何故。穆夫人告訴徒弟，近日她在南京幹了一票，照例馬到成功。但不知怎麽，總覺得有點不對勁。
康菊芯心存僥幸，寬慰師父：“師父您吉人天相，不會有事的。”
穆夫人長歎：“有沒有事，要看命數。我當時就卜了一卦，大凶……出道以來，從沒有過這種卦象，看來這回是要翻船了。離開南京後，我去了上海你師姐千媚那裏，剛才對你說的話，我也對她說了。我給你們師姐妹留下了一點兒東西，暫時放在千媚那裏。無事便罷，一旦我出了什麽事，她自會召集你們去上海，那些東西，你們姐妹分了，日後安身立命，都有個好歸宿。”康菊芯當即哭拜，伏地三叩首。待她抬起頭來，穆夫人已經飄然而去。
其後，穆夫人又去了蘇州，對唐潔芳也作了一番類似的交代。她還告訴唐，在南京作案前，她就隱隱有不祥的預感，故而沒有跟黎賽翠見麵。此次來蘇州，她沒像以往那樣住在唐潔芳家裏，而是選擇住旅店，也是這個緣故。
於是，日偽警特在上海全市布下天羅地網，搜捕殷千媚。其時已是1942年3月，隨著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占領滬上租界，孤島時期結束，整個上海都被日軍控製。但上海畢竟是個國際大都市，想在茫茫人海中找到一個行蹤不定、無人了解其底細的江洋大盜的弟子，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偽警局奉命抽調精幹刑警組建“專案協辦組”，當時在刑偵大隊當差的張伯仁也被選了進去。為抓捕殷千媚，滬、寧兩地的日偽警特一共出動了上百人，從1942年3月中旬開始，一直忙活了四個多月，最後依然兩手空空。
到了這年7月底，從南京那邊過來偵辦案件的警特撤回去了，上海偽警局的“專案協辦組”也就地解散。從此，“無形一炷香”的這個漏網女弟子“一枝花”就再也沒有音信了。不過，張伯仁等一幹刑警閑來無事，喝酒飲茶瞎嘮嗑時還經常提到她，都認為這個女盜應該還在上海，當然，肯定是改名換姓洗白身份了。手裏的贓款贓物，夠她花一輩子了，她若是識時務，應該再也不會露麵了。
老刑警張伯仁說到這裏，不由感慨：“都是定數啊，這個‘一枝花’竟然躲在甜愛路，就這麽讓一輛轎車給撞死了……”
裴雲飛先前聽張伯仁說到“一枝花”，就感覺有點兒耳熟，待對方說到“無形一炷香”，立刻想起自己的授業恩師“江南神鎖”竇老大講述江湖掌故時，曾提及這個名號。但竇師父感興趣的是此人的開鎖技藝，沒交代這個江洋大盜的最後結局，甚至也沒說明此人的性別。倒是說起過“無形一炷香”有四個弟子，其中大弟子“一枝花”是得其真傳的。
另外，裴雲飛記得師父還說過，“無形一炷香”的開鎖技藝可能跟自己同出一脈，具有開鎖速度快疾、手法幹脆利落、工具五花八門的特點。怪不得當時看到白銅匣子裏那套開鎖工具，他就有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尤其是那串精鋼鉤子，不但跟竇師父傳給自己的那套形製相似，而且還多出十幾枚。
當然，這隻是一閃而過的念頭。裴雲飛的思路很快回到案子上，他遞給張伯仁一支香煙：“老張，你剛才說的這些，是從哪裏得知的？”
張伯仁說：“我看過南京王宅案子的贓物清單，清單上列出的首飾，不少來自南京八大銀樓之一‘梁永泉金店’。剛才那個銅匣裏的金器，也有不少打著‘梁永泉’的印記。還有就是那支勃朗寧手槍，跟贓物清單上的槍號一模一樣。所以我才推斷，那個被轎車撞死的女子就是‘一枝花’。至於‘無形一炷香’那個案子的情況，都是該案撤銷後跟刑隊的弟兄閑聊時聽說的。按咱們這行的規矩，敏感話題要麽不談，隻要說了，應該都是實情。”
裴雲飛覺得對方此言不謬：“這樣看來，咱倆為調查袁維珍車禍致死案，誤打誤撞翻出了十年前的舊賬。這事往下怎麽辦，還得請示領導。我在這裏守著，辛苦你再跑一趟，往分局打個電話，要是刑隊領導不在，就直接向鬱局長匯報，請求派員過來保護現場，檢點這些財物。”
可以想象，往下裴、張一老一少光是匯報情況，製作清單，起草帶現場勘查圖的書麵報告就得忙一陣了。待完成這些工作走出分局大門時，外灘的海關大鍾正好敲響十二下。
第二天上班後，鬱局長把裴雲飛叫到局務會議上，讓他談談工作思路。裴雲飛建議去南京老虎橋監獄外調，尋找穆夫人其餘三個弟子的下落，讓她們辨認照片，看袁維珍是不是她們的大師姐，如果是，可以向她們了解相關情況，從中尋找線索。與會領導均表示讚同，鬱局長當場批了條子，讓他去財務股領差旅費，和張伯仁一起前往南京。
五、“逍遙閣”的“清倌人”
裴雲飛、張伯仁兩人這趟差一出就是五天。他們認為，穆夫人那三個女弟子當初既然是被日偽南京警方逮捕的，也該由日偽南京地方法院審判。估計三女罪不該死，判處有期徒刑後押解南京當地唯一有女監的老虎橋監獄服刑。至今已時隔十年，如果她們還在服刑那最省事，若是被釋放了，監獄方麵也該知道她們的去向。來到老虎橋監獄一打聽，得知這三個女賊是在1942年4月被日偽南京地方法院判的刑，二弟子康菊芯領刑十二年，三弟子黎賽翠十年，四弟子唐潔芳八年六個月。其中康菊芯在老虎橋監獄服刑兩年多，於抗戰勝利後被其家屬托關係移押老家杭州的監獄服刑了；唐潔芳於1950年11月刑滿回了蘇州；南京解放後，人民政府接管監獄係統，黎賽翠在老虎橋繼續服刑，因表現較好，於去年9月23日提前獲釋。
兩刑警根據老虎橋監獄提供的地址找到黎賽翠，拿出袁維珍的照片請她辨認。黎賽翠一眼認出，照片上的人就是殷千媚，還說這個大師姐長相甜美，江湖人稱“一枝花”。至此，袁維珍就是“一枝花”的判斷終於得到了證實。
但往下，這位師妹就提供不出什麽有價值的情況了，不但不清楚她住在上海什麽地方，也不知道她跟著穆夫人或單獨作過些什麽案子。穆夫人的反偵查意識非常到位，在四地各收一個徒弟，未經她的允許，師姐妹之間不能私自見麵。即便是召集徒弟相聚，也盡量避開蕪湖、上海、南京、杭州、蘇州這幾個城市，相聚的日期由其分別通知。有時師父不打招呼，突然出現在某個徒弟所在的城市，其目的或是帶徒弟在當地作案，或是知會一些長三角地區警方的反盜動向之類的情況。
此時距穆夫人自裁已有十年，黎賽翠提及這個黑道師父時，語氣仍舊恭恭敬敬，由此可見這個“無形一炷香”的厲害。
裴雲飛、張伯仁商量了一下，認為有必要去南京市公安局調閱日偽“首都警察廳”留下的關於王雨岩宅被盜案的刑事檔案，也許能夠獲得些許線索。可他們的指望落空了，日偽舊檔案中有關此案的記錄沒有超出張伯仁了解的範圍，至於其他雞毛蒜皮的細節，也跟他們要調查的“一枝花”不沾邊。
隔天，兩人去蘇州，接著又趕到杭州，見到了唐潔芳、康菊芯。這二位，前者嫁給了一個開茶葉店的老板，已經生了孩子，後者則在杭州郊外的一個尼姑庵裏出家了。考慮到保護她們的隱私，兩刑警是在當地公安局的安排下和她們秘密見的麵。此舉讓她們頗為感動，都願意為刑警的調查提供協助，可她們所說的情況跟黎賽翠一般無二。當然，這兩位女性都保持著職業黑道超強的眼力,盡管時隔十年，還是在第一時間準確無誤地認出了照片上的大師姐。
返滬途中，裴雲飛、張伯仁對麵臨的情況進行了分析，既然袁維珍的三位師妹提供不出有價值的線索，那就必須重新開辟一條調查之路。裴雲飛提議：“要不咱們去袁維珍生前的‘工作單位’了解一下情況？”
回到上海已過中午，兩人直接去分局銷差，在單位食堂對付了幾口冷菜殘羹，便直奔四馬路的“逍遙閣”。
讓兩位刑警慶幸的是，這趟終於沒有白跑。
“逍遙閣”是四馬路上一家論經營時間可以進入前六名的老字號。
1900 年鬧義和團那會兒，從京城逃出來的難民中有一個出身於沒落旗人家庭的中年女子關氏。她帶著八歲女兒一路南下，輾轉一個多月才來到上海。原本打算投靠一個早年來滬上跟洋人合夥做生意的親戚，不想母女倆千辛萬苦找到其在上海公共租界的寓所時，這位親戚剛剛因病醫治無效咽氣了。好在這個發跡買辦不是忘恩負義之徒，直到臨終前還在念叨著關氏已故丈夫生前對他們全家的關照，向私人律師口授遺囑，命全體在場家眷簽字，自己掙紮著在上麵按了一枚指印，給關氏留下了一筆銀洋。
關氏的已故丈夫曾在北京入股與人合夥開過妓院，雖然並不直接參與經營，但關氏整日價聽到的都是這類話題，對於行院多少是有些了解的。她在上海落腳後，就用買辦親戚給她留下的這筆贈款和另外一個逃難旗人合夥開了“逍遙閣”。
關氏人很聰明，情商也不低，而且出身武官家庭，丈夫也當過清軍的下級軍官，因而自帶一股豪邁氣質。幾年下來，她把上海灘那些地痞流氓、租界巡捕籠絡得很是到位，“逍遙閣”的生意說不上多好，但也能經營下去，在同行業中處於中等水平。一晃兒二十年過去，關氏走完了她的人生之路，把已經獨資的“逍遙閣”留給了女兒富翠兒——關氏的夫家是富察氏，待清帝退位、民國成立，遂改姓富。
富翠兒十八歲上嫁了個工廠小開，小兩口原本過得不錯，不料結婚才兩年多，丈夫遭遇橫禍，租界流氓打群架時他正好路過，避讓不及，竟在混亂中讓人給砍死了。夫家原本就對這個兒媳的家庭出身不滿，隻因那小開戀著人家要死要活非富翠兒不娶，才勉強同意了這門親事，如今小開一死，夫家便將其掃地出門。
富翠兒回到母親身邊，不想參與行院管理，就去公共租界的一家洋行找了份打雜的工作。富翠兒長得有幾分姿色，待人接物懂得進退，處事周全得當。時間稍長，被經常來洋行的老板小舅子、供職於巡捕房的英國技術警官威廉看中，娶其為妻。可惜好景不長，威廉奉派出差，不幸感染霍亂，救治無效，一命嗚呼。
富翠兒人生中第二次以寡婦身份回到了“逍遙閣”，其時她隻有二十六歲。這回她認命了，斷了再嫁的念頭，跟母親學習打理行院。其母病逝後，富翠兒接手“逍遙閣”，打出了一套令滬上煙花行業大跌眼鏡的組合拳——
先是裁減人員，不管以前在其母手裏立下的是死契還是活契(死契係妓女人院時買斷終身，生死由命，打死勿論，如要從良嫁人，須向老鴇交納一筆錢鈔；活契類似雇傭合同，老鴇不得隨意打罵，但可以按照行規予以經濟製裁，若要提前離開，那就得承擔“違約責任”)，隻要想離開的，可以任意走路，無須承擔所謂的“違約金”。
再是把“逍遙閣”的所有男性從業人員即北方稱為“大茶壺”的雜役兼保鏢以及廚子全部辭退，改聘女性。那麽，如果有人來“逍遙閣”鬧事該怎麽辦？這個，富翠兒袖中另有乾坤：她有母親及第二任丈夫生前留下的巡捕房和幫會人脈，而且她聘任的女性員工，不但具有幫會背景，體格也類似北地著名的“三河老媽子”，還都會些三腳貓拳腳功夫。
還有第三，就是將“逍遙閣”提高檔次，擴大經營範圍，登報招聘“清倌人”。所謂“清倌人”，就是指隻賣藝、不賣身的青樓從業女子，不但相貌清麗脫俗，還精通吟詩作對、琴棋書畫等才藝。
富翠兒的這套組合拳打出來，一時間，“逍遙閣”顧客盈門，預約不斷，有的甚至要等到一個月之後。加之富翠兒跟警方和幫會的關係，給人一種安全感，滬上甚至外埠一些“清倌人”紛紛跳槽“逍遙閣”，投到富翠兒門下。不僅如此，還有不少並非職業“清倌人”，但由於各種原因願意從事這個行業的女性前來應聘，已經易名袁維珍的殷千媚就是其中之一。
不過，上海解放後，“逍遙閣”的生意就一落千丈了。裴雲飛、張伯仁前去調查時，“逍遙閣”尚未關閉，但已經是門可羅雀。該行院於本案發生後的次年關門歇業，富翠兒之後創辦了一家私立幼兒園，1958年幼兒園轉為公辦，富氏退休，返回北方原籍地，不知所終。
富翠兒告訴前來調查的刑警，袁維珍未曾報名預約，而是在一個狂風暴雨之夜突然登門求見。當時她自報二十歲，南京人氏，以前未曾從事過青樓行業，對其也不了解，因家中發生變故，不得已離家出走來到上海。赴滬途中，買了份《申報》消磨時間，在報上看到了“逍遙閣”的廣告，對“清倌人”職業產生了興趣，比照廣告所列條件，自認為合適，就有了登門造訪之念。
以富翠兒的江湖經驗，馬上意識到這姑娘不是尋常女子，從其表現出的那份明顯超出年齡的從容老到，即使以“不尋常”的標準來衡量，也絕非凡品。富翠兒估計，這女子多半是道上角色，是個有故事的人。
富翠兒的性格跟其母相似，骨子裏具有“冒險基因”，如果擱在當今，沒準兒就是“翼裝飛行”、“低空跳傘”等生命極限運動的熱衷參與者。體現在這件事上，就是迅速作出決定：啥都別問，先把她收下再說！如此，袁維珍這個正被日偽警方通緝的黑道美女，就成為“逍遙閣”的一名“清倌人”，殷千媚這個名字以及當初師父穆夫人給她取的“一枝花”匪號，從此徹底湮滅了。
一段時間下來，富翠兒覺得自己的眼光不錯。袁維珍雖然從未接觸過“清倌人”這門職業，但她非常聰明，“清倌人”的諸般應知應會，跟她一說就明白。吟詩唱曲、彈奏樂器她原本就在行，舞蹈繪畫沒接觸過，不過，經富翠兒請來的師傅調教，由於其超常的悟性加上肯下功夫，進展驚人。
本來照這勢頭，袁維珍成為“逍遙閣”的翹楚不成問題，畢竟“清倌人”的才藝僅僅是吸引客人的手段，並不需要達到專業藝術標準。可袁維珍自己卻並不願意出名，當然，她從來不曾跟富翠兒當麵表示過。
袁維珍每當發現自己即將進入“逍遙閣”預約榜前三名時，就向老板富翠兒請假，時間有長有短，少則三天，多則七八天，最長時有過半個月的。至於影響收入，袁維珍根本不在乎。
時間一長，富翠兒更加懷疑袁維珍係警方通緝對象，就產生了弄個明白的念頭。倒並非故意跟袁小姐過不去，也不是擔心萬一被捕牽連“逍遙閣”，憑她跟警方的關係，這點兒小事還是能擺平的。
富翠兒的第二任丈夫，也即那個巡捕房的英籍警官生前有個要好的同事，上海淪陷後轉而為日偽警察局效力。大約在1944年春，富翠兒請其相幫打聽最近幾年(重點是1942年前後)外埠警方通緝的有可能潛藏在上海的女性逃犯的情況。此人的辦事效率相當高，也就不過三天時間，富翠兒就拿到了六份外埠警方發至日偽上海警察局的協查通報，其中五份有照片，一看就知不是袁維珍；還有一份由日偽南京“首都警察廳”發出的協查通報沒有照片，但其文字描述與袁維珍酷似。
富翠兒恍然，原來這位袁小姐乃是曾在江南黑道上赫赫有名的大盜“無形一炷香”穆夫人的弟子“一枝花”，不由暗自慶幸沒虧待過人家，否則像袁小姐這樣的角色，哪天要想跟她富老板過不去的話，對“逍遙閣”來個放火投毒，抑或施展本門手段將貴重細軟席卷而空，那還不是輕而易舉？從此，富翠兒與袁維珍心照不宣，相安無事地維持東夥關係，徹底斷了靠袁小姐讓“逍遙閣”在滬上青樓行院揚名立萬的念頭。
1949年5月上海解放，新政權提倡新風氣，“逍遙閣”的生意逐漸清淡，登門來會“清倌人”的主顧更是日漸減少。1950年初秋，袁維珍向富翠兒提出離開“逍遙閣”。怕富翠兒誤會，她特意說明，並非是想另謀高就，而是不打算再從事“清倌人”這份職業了。好聚好散，富翠兒自不會難為她，更不提什麽“違約金”。袁維珍也很領情，在四川北路“泰山飯館”請富翠兒吃了一頓分手飯。飯後，又邀富翠兒去附近她的住所喝咖啡。直到這時，富翠兒才知道袁維珍住在甜愛路。此後，富翠兒再也沒跟袁維珍見過麵，也沒有通過其他方式聯係過。
盡管富翠兒和袁維珍打了多年交道，對她的了解其實有限得很，甚至提供不出和袁維珍交往稍微密切些的同事或顧客，裴雲飛多少有點兒失望。張伯仁卻正相反，畢竟是老刑警，經驗豐富，這時他已經有了點兒想法。他向富翠兒打聽：“你那次去甜愛路袁小姐府上，在她家裏見過什麽值錢又便於隱蔽攜帶的財物嗎？”
富翠兒說：“像袁小姐這樣的人，金銀珠寶自然少不了的，但她不可能拿出來給我看……哦，我想起來了，要說值錢的東西，她有一架德國蔡司照相機！當時她還說，這相機有自拍功能，要和我拍一張合影，好留個念想。可是，相機裏的膠卷用光了，那就拍不成了。她說改日備好新膠卷，就去‘逍遙閣’找我。想來隻是一句客套話吧，反正她後來再也沒去過‘逍遙閣’……”
兩個刑警對視一眼：在查看袁維珍甜愛路的住所時，並沒有發現這樣一架照相機。是袁維珍生前處理掉了，還是被潛入其住所的不速之客給順走了？
蔡司照相機是德國名牌，哪怕是多年前的舊貨，也能賣出相當高的價格。裴雲飛、張伯仁商議片刻，決定去中央商場碰碰運氣，打聽一下這幾天是否有人出手這麽一架照相機。說不定，這架蔡司照相機可以成為此案的突破口呢？
六、賭神“小王爺”
位於外灘附近中央路(今沙市一路)上的中央商場出現於抗戰勝利伊始。當時根據中美雙方的協議，大批美國戰艦向華運送戰略物資。不料，當這些戰艦抵達中國時，日本已經投降。是原路返回還是把這些物資卸下來?高層還沒個說法，遂停泊在上海外灘黃浦江江麵上等候進一步的命令。
美國大兵自由散漫，讓他們長時間窩在軍艦上欣賞黃浦江江景，顯然沒這個耐性。既然來到這個全球聞名的國際大都市，那就上岸去尋求人生快樂吧。當然，這是要花錢的，當兵雖然也發餉，但這點兒錢拿來尋歡作樂是不夠的。那怎麽辦?好辦，他們偷偷撬開貨倉，順一些奶粉、軍毯、軍用夾克、香煙、五金器具等，借上岸遊玩的機會向上海市民廉價銷售。
大兵們是小打小鬧，軍官們就是監守自盜，發展到後來，甚至艦長都明目張膽組織下屬成批拋售。這等規模的交易，就沒法在外灘一帶的馬路邊進行了。於是，上海官方就以中央路為中心辟出一塊空地作為交易市場，這就是中央商場的雛形。
待美國軍艦離開，又輪到國民黨政府的那些“劫收大員”登場了，他們假公濟私，公然把接收的各類敵產弄到中央商場削價出售。中央商場遂發展為上海最大的舊貨市場，同時，也是盜賊銷贓的首選。如此，也就引起了警方的注意。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每天都有化裝成顧客的便衣混跡其中，或走訪攤商，或蹲守嫌疑人。
由於職業原因，裴雲飛、張伯仁對中央商場的攤位分布非常熟悉。進商場後，兩人直奔專門出售舶來品照相機、望遠鏡、顯微鏡的“老解舶來行”。這家攤商的老板名叫解達，照相師出身，幾年前見中央商場生意做得紅火，幹脆從著名的“王開照相館”辭職，利用自己的優勢，來中央商場開設了這麽一個攤位。裴雲飛、張伯仁以前為調查案件，沒少來“老解舶來行”走訪，跟老解都熟悉。裴雲飛開腔道明了來意，沒想到競撞上了好運，他剛說完，老解已進入店堂，從裏側靠牆的大櫥裏拿出了一架帶皮套的物件。打開皮套，正是一架德國“蔡司”相機。
老解說，這是三天前有人來賣掉的。來人是一個三十來歲形貌猥瑣的瘦高個兒男子，後麵跟著一個十五六歲的少年。老解看了看照相機，認為不錯，雙方談了一個合適的交易價格。老解跟對方說，如今是新社會了，人民政府有規定，賣舊貨要憑工作證、戶口簿或者派出所證明。那男子說“我知道”，轉臉對那少年說:“阿五頭，把戶口簿拿給老板登記。”
說著，老解從櫃台裏拿出登記冊，翻到那一頁。兩刑警定睛一看，上麵登記的出售人名址是:閘北區鴻興路79號，戶主柳仁道。
張伯仁對上海的街巷裏弄分布了如指掌，知道鴻興路79號屬於閘北分局寶山路派出所的管段。兩人遂前往寶山路派出所，跟戶籍警小周一說要找鴻興路79號柳仁道，小周一臉驚詫:“老柳頭兒上半年中風了，臥床不起，他應該不會犯啥事兒吧?況且人家解放前是在碼頭上扛大包的，正宗產業工人，無產階級啊!”
裴雲飛問:“他家有沒有一個被稱為阿五頭的少年，十五六歲的樣子?”
“那是他兒子。”
“行，就找這小子啦!”前往鴻興路途中，小周介紹，阿五頭大名柳五福，是該戶七個子女中的老五，現年十五歲，沒讀過書，終日遊手好閑，跟一幫小太保鬼混，經常闖禍，是派出所的常客。
聽小周這麽一說，兩刑警不免擔心，這小子腳頭這麽散，不一定老老實實在家裏待著，今天隻怕要白跑一趟了。還好，到鴻興路79號時，正是晚飯時分，阿五頭在家裏吃晚飯。見戶籍警登門，這小子二話不說，放下飯碗就朝後院跑，被小周三步兩步追上去老鷹抓小雞似的一把薅住。就地訊問，阿五頭承認是他偷拿了家裏的戶口簿，陪後弄堂爺叔去中央商場賣掉了那架照相機，一共賣了兩百萬元(此係舊版人民幣，與1955年發行的新版人民幣的兌換比率是10000:1，下同)，他得了兩萬元，已經花光了。
所謂“後弄堂爺叔”的身份也很快弄清楚了。那是個二十八歲的青年，名叫壽生根，小業主出身，其父是箍桶匠。本人原是船廠雜工，因偷竊廠裏的銅料被船廠開革。這人結過婚，妻子是蘇北逃荒來的一個寡婦，不料婚後數月，竟卷了壽家的細軟來了個不辭而別。那時還是舊社會，壽家也沒去警局報案，報也是白報，這種事根本沒人管。其後壽生根破罐子破摔，偷船廠銅料的事就是老婆離開後發生的。那時上海剛解放，壽生根被抓了個現行，蹲了三個月的看守所。獲釋後，壽生根沒正事可做，又學會了賭博，終日跟一幫賭徒混在一起，最近如何，戶籍警小周就不清楚了。
刑警在壽家沒見到這主兒的影兒，據其家人說，壽生根昨天傍晚出去，到現在還沒回來。裴雲飛和張伯仁聽著心裏都是一緊，這主兒別是卷入了案子，讓人家給滅口了?正要離開，壽生根卻回來了。那就沒什麽可說的了，跟咱們走趟派出所吧!
到得寶山路派出所一審，壽生根交代得倒也爽快，說那架照相機是他四天前晚上賭博贏來的，對方作價五十萬元，他就拿到中央商場賣給了“老解舶來行”。他是識貨的，知道這是德國“蔡司”，世界名牌，兩百萬出手都便宜了。可自己留著也沒用，他不會照相，更沒興趣折騰此類玩意兒。
“那麽，是誰輸給你的呢?”
“那人我還是第一次見麵，不過據說他在道上有點兒名氣，大家都叫他老郝，是不是真姓郝我就不清楚了。”
“當時怎麽個情況，你詳細說說。咱們先把話撂在前頭:老實交代，若有半句虛言，對你的處理尺寸可就不一樣了。”
壽生根遂作了如下交代。此前他盜竊船廠的銅料被扭送公安局，因涉案價值不算大，而且是第一次，再加上家庭出身是勞動人民這在當時是有講究的，所以分局沒讓他簽“逮票”(即逮捕證)，以收容審查方式關了他三個月。
他在看守所關押期間，同監房有一名在押人犯，在長三角道上“江南八大博戲高手”(博戲，即賭博)中排名第二。此人名叫單超，一張蠟黃臉，讓人一看就能聯想到肝病晚期。聽同監房的犯人議論，此人是涉嫌特務活動被抓進來的，具體案情誰也說不清楚。
如此，犯人們就心知肚明了，這類角色多半是要押赴刑場的。單超自己大約也明白這一點，一進監房就哀歎“看來是不可能活著出去了”。同監人犯知道此人是博戲高手，按照黑道規矩，對他尊重有加，稱其“單爺”，還有些人犯趁機向其討教博戲訣竅。單超閑得無聊，有時也跟他們聊聊這方麵的趣聞。壽生根在旁邊多少蹭到了一些，當時沒當回事。獲釋後麵臨失業的困境，回憶起“單爺”心裏一動:我何不照著試試?
老話說，賭場無常勝。如果忽然出了一個常勝將軍，那此公必是出千老手。所謂“江南博戲八大高手”，其實就是江南八個超級老千，單超是其中一個。這人被華東公安部認定為“長期向國民黨反動政權特務機關提供技術服務，從事反革命活動”的特務分子，於三個多月後被押上全市公審大會判處死刑立即執行。這個“技術”，就是博戲。一個賭徒能夠把賭技上升到為特務組織提供“技術服務”，其水平之高可想而知。壽生根並未正兒八經向單超學過賭博，隻是以旁聽生的身份有一句沒一句蹭了點兒皮毛，這會兒試著跟人玩了幾手，竟然非常有效。於是，他就改行做了賭徒。
新中國成立初期的上海灘，同樣是財產型犯罪，賭博比搶劫、偷竊、詐騙更容易在道上成名——上海解放後，公安機關加大了對偷搶騙等犯罪活動的打擊力度和防範宣傳力度，官方打擊與民間預防相結合，產生了自上海開埠以來最好的效果。案子發得少了，從前黑道上對偷搶騙案件津津樂道的熱度也降了溫，可那些主兒每天三五成群湊在一起吃吃喝喝，總要嘮點兒什麽，遂把賭博推上了頭條。故而壽生根這種原本不入流的角色竟然也有了名氣，被吹噓成“江南博戲八大高手”之一單超的入室弟子，還送了他一個名號，曰“博戲小王爺”。
出名也不見得是好事，尤其是對壽生根這種半吊子而言。打自有了“小王爺”這個名號，雖然一班街頭混混兒見之都點頭哈腰，但每天的賭博日程也被道上朋友排得滿滿的不得空閑。他的賭博技藝其實隻能算是“三腳貓”，可人家不管，不斷有人約他“玩一把”，其實就是挑戰。挑戰者中，甚至還有杭州、蘇州、南京等地聞名而來的職業賭徒。
壽生根哪敢接受挑戰？道上規矩，賭博時哪位爺如果出千作弊當場被人識穿，輕者逐出賭博圈子，發誓永遠不碰骰子;重則當場剁手指沒商量。這個規矩在解放後繼續存在，直到“文革”期間，滬上坊間還不時冒出某人被剁手指的傳聞，甚至發生過命案。無奈，壽生根隻好東躲西藏，對外放風說自己患了肝炎，反正手頭暫時不缺錢鈔，可以對付一陣子。
其實“成名”之後，反倒不需要他自己掏錢消費了，自有一班小混混兒以認識“小王爺”為榮，動不動請他下館子。所以，上海灘雖然大，隻要有心，還是能夠找到他的。
那天，壽生根剛和幾個認識不久的小混混兒在“老半齋”吃過飯出來，沿著馬路往外灘方向散步想消消食，便被兩個青年當道堵住，其中一個綽號“三寸頭”的不久前曾和他一起玩過牌，被他小施手段就掏空了口袋，贏了三百多萬。兩人客客氣氣打招呼，邀請他去附近“福州旅社”喝茶。壽生根還沒祭出“傳染病”的法寶，對方已經開口:“小王爺，您可千萬別抬出什麽毛病嚇唬咱們，即使您真有什麽毛病，哪怕是肺結核，咱也不在乎。”
那就沒法推托了。賭場有言，輸家不開口，贏家不許走。而且贏家不能拒絕輸家的約局，否則犯了眾怒，後果很嚴重。當下，他隻好恭敬不如從命了。
到了旅社才知道，“三寸頭”並不參賭，隻是旁觀者，參賭的除了攔路邀約的另一個青年，還有兩個年歲跟壽生根相差無幾的男子。按照規矩，賭場上是不必作自我介紹的，四人一桌，以所坐位置臨時稱為“阿東”、“阿南”、“阿西”、“阿北”。壽生根這天坐的是“阿南”，他先前在“老半齋”喝了酒，有點兒興奮，尋思既然坐下了，那就讓他們領教領教我“小王爺”的手段，把他們的口袋全掏空!
這場賭局曆時六個小時，壽生根離開時，不但掏空了那三位的口袋，其中梳大背頭的“阿西”還將其挎包裏的照相機押上企圖作最後一搏，但他的水平純屬菜鳥，在賭場新秀“小王爺”麵前，隻有做輸家的份兒。輸給壽生根的那架照相機，就是甜愛路36號甲袁維珍住所失竊的“蔡司”。賭場上以實物充賭資，作價比典當行還低，這架名牌舶來品照相機隻折價五十萬元。壽生根猜到十有八九是贓物，尋思留在手裏不妥當，還是拿到中央商場出手算數。他家的戶口簿被老娘鎖在五鬥櫃裏拿不出來，他就想起了前弄堂的阿五頭，這小子是自己的粉絲，哄他偷偷把自家的戶口簿順出來用一下，到時照相機賣掉了，給他一點兒小錢就是了。
如此，“阿西”成為裴雲飛和張伯仁下一個關注目標。盯著壽生根反複盤問下來，得知那個“阿西”和壽生根一樣，並非“福州旅社”的訂房者，至於房間是“阿東”還是“阿北”出麵租訂的，他也不清楚。查到這一步，那就必須去“福州旅社”走一趟了。
到“福州旅社”一問，“東南西北”四個賭客誰也不是訂房者，這個房間這天無人租用，是臨時讓“東南西北”使用一下的。“福州旅社”是私有產業，老板姓丁，係那個曾輸在壽生根手裏的“三寸頭”的姐夫。“三寸頭”有時見旅社有空房，就會跟姐夫做個小交易，臨時作為賭場掙點兒外快，回頭他給姐夫送兩瓶老酒或者香煙。
這種動作每月總有那麽三四次，倒是從未出過事，這回可把丁老板嚇得不輕。解放後旅館業是被公安局列入“特種行業”的，經營者每個星期都要去派出所參加學習會，由治安民警告訴他們什麽好做什麽不好做;有時，還有工商所幹部到場宣講違反政府規定的案例處理，吊銷執照算輕的，重的折進局子沒商量!丁老板連夜跑到徐家匯敲開嶽丈家門，把小舅子“三寸頭”拉到旅社交給刑警。
裴雲飛、張伯仁就地訊問，“三寸頭”告訴刑警，那個“阿西”真名叫什麽他不清楚，他是在不久前去南市文廟賭博時跟對方遇上的，聽賭友叫他“一掘頭”。憑著那份在黑道混了些年頭練就的眼力，他覺得對方的道行遠超自己，便對人家比較尊重，也有著以後能得到對方提攜的心思，臨分手時說自己的姐夫是“福州旅社”的老板，有啥事兒需要自己效力的，盡管開口。
這是三個星期前的事。日前，有個自稱“一掘頭”的男子往旅社打電話，說他是“三寸頭”的朋友，托丁老板轉告，中午請“三寸頭”去附近的“春秋館”吃個便飯。“三寸頭”如約前往。原以為“一掘頭”可能會帶一兩個小混混兒充當跟班，到了飯館一看，隻有他一個人。兩人要了酒菜，吃喝閑聊。賭徒相聚，自是三句話不離本行，聊著聊著，就說到了滬上賭界新秀“小王爺”。“三寸頭”提及“小王爺”語氣恭敬，“一掘頭”卻不把此人放在眼裏:“我老早就想會會這家夥了，可找來找去，總是“隻聞其名，不見其人’。老弟，你有法子找到他嗎?”
“三寸頭”說:“我曾經跟‘小王爺’玩過幾次，算是臉熟，可以試試。如果找到，怎麽通知您?”
“一掘頭”留下一個電話號碼，還叮囑:“打通後不必傳呼人來接聽，隻消請電話亭爺叔轉告46號的阿雲，說‘信已寄出’就是了。”
“三寸頭”在道上屬於小角色，不過小角色有小角色的優勢——整天四處轉悠，消息靈通。他隻用了一天時間就打聽到，其結拜弟兄之一小肖將在“老半齋”請“小王爺”壽生根喝酒，於是立刻通知“一掘頭”。雙方商定，就在“老半齋”外麵候著，把“小王爺”請至“福州旅社”玩一場。這一賭，“一掘頭”輸得抬不起頭，差點兒把身上的西裝脫下來抵賭債。
訊問結束，張伯仁分析那個“一掘頭”可能是個盜墓賊，要不怎麽把挖掘工具作為江湖名號呢？裴雲飛判斷:“這主兒是個賊應該沒錯，不過不大可能是幹盜墓的，大概率是個登堂入室的慣竊。所謂‘一掘頭’，指的不是挖掘工具钁頭，而是掘壁洞的‘掘’，意思是這家夥對牆壁建材質地非常在行，可以快疾無聲地開掘出一個洞孔以實施盜竊。咱倆先去趟電話局，查明‘三寸頭’交代的這個電話號碼對應的地址，再通過管段派出所了解一下46號阿雲的情況。到這一步，要逮住‘一掘頭’應該沒啥懸念。”這話說得很有預見性，次日中午,“一掘頭”落網!
七、“開路先鋒”和帥哥特工
“一掘頭”真名叫尹關先，乃是盜賊界頗有名氣的掘壁洞專家。掘壁洞這活兒說來簡單，其實學問不小。舊時以掘壁洞為作案手段的盜賊，各有心得技巧，按照地域有派別之分。能不能博采眾家之長？肯定有人這麽想過，但實施起來不容易。如果真有人這樣做了，多半會引起道上同行之間的矛盾，甚至發生你死我活的流血事件，比如，不是該派別的人卻使用該派別的技術作案，那不是相當於嫁禍他人?
可“一掘頭”這廝卻不管不顧，在各個派別之間不斷跳槽，學習到技術精髓之後就不告而別，集諸派別技術之長，成為江南黑道上的一個頗有名氣的獨行大盜。
抗日戰爭期間，“一掘頭”尹關先被“軍統”上海站看中，指派特務與其秘密聯絡，以“鍾點工”形式多次有償執行需要通過掘壁洞潛入現場進行的暗殺、爆炸、縱火、偷竊情報、營救同夥等行動。上海站頭目戲稱他是“開路先鋒”，許諾發給他“免死金牌”，如若戰後他作案落到警方手裏，可以不追究。抗戰勝利後，“軍統”沒有食言，還真的給南北各大城市警方打過招呼。不過，他卻沒機會享受這份特權。
並非這主兒突然良心發現改邪歸正了，而是從1945年底到1949年5月上海解放這段時間，他運氣不佳，先是患上了急性肝炎，又遭遇車禍，身體元氣大傷，而掘壁洞既是技術活兒，又是體力活兒，兩樣缺一不可。尹關先的技術還在，但體力跟不上，幹不動以往那種特殊的土木工作業了，遂改行玩起了賭博。
問題是隔行如隔山，他在掘壁洞方麵的靈性對其賭博沒有絲毫幫助，十賭九輸，有時實在手氣不佳輸得債台高築，也會接受新手掘壁洞愛好者的邀約，向他們提供有償技術指導。他還發明了一種藥水，專門用來對付特殊材料砌造的牢固磚牆。這種藥水灌到玻璃瓶裏，瓶口上裝一個噴嘴，往牆縫一噴，不管砌牆的灰漿是用水泥黃沙還是糯米粉黃泥，都會變成豆腐渣。
尹關先搞這個發明原本是想自己使用，藉以彌補體力不足，誰知產品出籠後道上朋友紛紛搶購，他就徹底打消了重操舊業的念頭，靠兜售獨家配方的藥水掙錢鈔。尹關先還會研判政治形勢，認為新中國不會任由流氓盜賊橫行，於是打定主意，準備開家雜貨店鋪做個小生意，娶妻生子太太平平過日子算了。
如若不是屠世臻的出現，尹關先或許真的就退出江湖安安分分做良民了。可惜命不由人，尹關先的“良民夢”還沒開始就結束了。
屠世臻早先是“軍統”上海站的情報特工，上尉軍銜。此人在業界小有名氣，一方麵是因他的個人能力，另一方麵也是靠天賦——他是個名副其實的大帥哥。當初他被“軍統”招募後，教官們一致認為，此人適合做專門對付女性對手的情報特工，應當注重這方麵的培養。屠世臻不負上司所望，從特務班畢業後很快幹出了成績，其美男子相貌把日本女特務都迷倒過。
前麵說過,“一掘頭”被“軍統”上海站看中，經常幹些“開路先鋒”的活兒。而屠世臻就是“一掘頭”和“軍統”之間最初的牽線人。
那麽，屠世臻又是怎麽跟尹關先結識的呢?他倆相識於四馬路，那是屠世臻開展情報工作的一塊重要地盤，又是上海全市淪陷後他的一個安全藏身處所。其時尹關先盜竊作案頻頻得手，手頭錢鈔多得花不掉，就去逛妓院、吃花酒。雙方就這麽認識了。要說尹關先的眼光還是比較毒的，覺得屠世臻“不同凡響”，懷疑對方有可能是“地下工作者”，便想試探一下。如若確實，不妨跟對方結交，萬一哪天作案失風，逃到國統區可以有個靠山。正好這時有個江湖朋友托他弄支手槍，他就試著向屠世臻開口。
屠世臻是受過正規訓練的特工，那份眼力自是厲害，跟尹關先甫一接觸，就感受到了這人的異樣氣質。一般說來，這種角色不是江湖黑道，就是日偽特務。兩人總是在青樓碰麵，為了安全起見，屠世臻也要設法盤對方的底。這種操作，用不到他本人出麵，隻消跟同僚打個招呼即可。對於“軍統”上海站來說，要查尹關先這麽一個對象的底細簡直易如反掌，也就不過兩三天，“一掘頭”的大致情況就摸清了。
正好這時“一掘頭”期期艾艾向他開口，詢問是否可以幫助買一支手槍。屠世臻嗬嗬一笑:“包在我身上，不過，我也想請兄台幫個小忙。”
說是幫忙，其實就是試試“一掘頭”的身手，看是否如江湖傳言般神乎其神。屠世臻請“一掘頭”施展手段，幫自己掘洞“開路”，盜竊一個洋人的住所。登堂入室並非為了情報，目標是外國人的高級化妝品(戰爭期間市麵上根本搞不到)，屠世臻開展桃色攻勢，少不了這類玩意兒討工作對象的歡心。
事後，屠世臻對尹關先的掘壁洞技術佩服之至，說這種快速無聲的操作簡直就是一門藝術。遂正式向上司打了一份報告，認為這人身懷絕技，可以為“軍統”的地下活動所用，建議將其發展為外圍成員，不久便被批準。
從此，尹關先就成了“軍統”臨時工，采用單線聯係方式，其上線就是屠世臻，兩人的交往一度非常密切。待抗戰勝利，美男特工屠世臻因精通英語，被派往海外。臨行前，兩人喝了一頓酒，屠世臻交給尹關先一枚刻有戴笠親筆英文簽名的銅質證章——也就是江湖上所謂的“軍統免死牌”。他叮囑尹關先:“要學會控製自己的欲望，不能讓它膨脹，否則，‘免死牌’也救不了你!”
尹關先從未動用過這塊他渴望多年的“免死牌”。倒不是他謹遵“聽人勸吃飽飯”的宗旨，從此謹言慎行，而是接連而來的肝病加車禍，讓他沒機會像以前那樣作案，國民黨警方自然也不會關注他。
“軍統”有紀律，屠世臻去海外後，不能與國內親友聯係，尹關先不過是一個工作中的過時夥計，一般說來，即使“軍統”沒有這方麵的規定，兩人也不會產生任何交集了。這一點，尹關先當然清楚。因此，他以為與屠世臻這一別，此生就沒有見麵的機會了。待上海解放，他甚至刻意提醒自己，應當把屠世臻忘個幹淨。不過，那枚“免死牌”他還珍藏著，盡管這時簽發者墳頭上的草都已經長得老高了。
尹關先安安穩穩過了三年，到1952年10月18日，他的好日子到頭了。那天晚上，他前往“新都溜冰場”溜冰，散場後在馬路邊等出租車時，一個男子經過他身邊，撞了一下他的肩膀。四目相對，尹關先簡直難以置信，這不是屠世臻嗎?他怎麽回來了?
兩人進了附近的咖啡館坐定，尹關先才得以仔細打量屠世臻。算起來已經分別七個年頭了，對方的容貌幾乎沒有變化，還是那副瀟灑風流的美男子模樣。
“你怎麽回……”
“來”字還沒出口，尹關先往下的話就硬生生被對方一道犀利的眼神逼回了喉嚨。屠世臻眨眼間又恢複常態:“此番來滬，是想請老弟幫個忙。有言在先啊，不管你是否願意幫這個忙，我都可以為你提供一個隨我去香港的機會，半個月內我就要動身;至於到了香港之後你是選擇定居還是另去其他地方，聽憑閣下意願，如果需要兄弟我提供助力，隻要我做得到，自當竭力成全。”
尹關先喜出望外，馬上表示願意效力，當然也非常想去香港。
“那咱倆就算說好了。這事有點兒著急，今晚就要辦妥，不過沒什麽難度，對老兄你來說是小菜一碟。”說著，屠世臻把一枚鑰匙放在尹關先麵前，“這回不用你施展‘一掘頭’的看家本領，隻需拿著這把鑰匙，去甜愛路36號甲走一趟，那屋裏今晚沒人。目標是一個中號‘百雀羚’盒子，盒蓋是被膠水封住的，不用打開，完好無損地交給我就是。那屋子的主人是有些財物的，看中什麽盡管取了就是。”
尹關先瞥了一眼牆上的時鍾，9點40分。這種活兒一般得下半夜動手，他尋思可以先回去睡一會兒，養養精神。於是，伸手拿過鑰匙:“拿到那個‘百雀羚’盒子後，幾時交給你?在哪裏見麵?”
屠世臻說:“你先把盒子藏好，等我給你打傳呼電話，還是在這個咖啡館見麵。”
就這樣，尹關先在下半夜潛人甜愛路36號甲，一通翻箱倒櫃，竊得首飾現金若幹，以及那架“蔡司”照相機，卻沒找到屠世臻所說的“百雀羚”盒子。這是他事先沒料到的結果，心中不免惴惴。
次日下午2點多，尹關先聽見弄堂口傳呼電話亭的爺叔喊他，估計是屠世臻來電話了，立刻三步並作兩步跑出去接聽。哪知來電話的是個女子，聽嗓音有三十多歲，粗聲粗氣說了句“現在有空嗎，到老地方來一趟”，沒等他吭聲就把電話掛斷了。
尹關先不敢怠慢，連忙騎了輛自行車直奔咖啡館。跟屠世臻一見麵，對方先說話了:“東西沒拿到?”
尹關先:“沒找到那個盒子，那去香港的事……”
屠世臻打斷他的話:“放心!講好跟我一起出去的，我說話算數，你等我消息就是，不出半個月，我們肯定離滬。另外，你可以先做些準備，比如把手頭鈔票換成‘黃白綠’之類。”
尹關先依言行事。他手頭的人民幣不多，也就不必去黑市兌換了。從甜愛路36號甲竊得的財物多是珠寶首飾，直接帶上出境就是，需要處理的，就是那架德國照相機了。他尋思不如把手頭的人民幣和這架照相機作為賭資去賭一把，能贏最好，輸了亦不足惜。道上新近冒出來的那個“小王爺”風頭正盛，他一直想會會，就去找了“三寸頭”，委托他邀約成局。
他是有輸個精光的思想準備的，並不心疼，沒想到“小王爺”沒妥善處理好那架德國相機，讓警方順著線頭追了過來。這下，不但海外去不成了，“提籃橋”恐怕也躲不掉了。
應該說，尹關先對前景的估計還是過於樂觀了。經調查，抗戰期間他為“軍統”上海站提供的“開路先鋒”有償工作，雖然大多數的目標是日偽方麵，但也不乏針對中共地下組織以及共產國際在滬秘密機關的，而且造成了實質性損害。如今他又參與台灣特務機關在滬的活動，這些賬一筆筆跟他算下來，最終的結果是押赴刑場沒商量!
八、“百雀羚”的秘密
提審過尹關先，獲知了上述情況，裴雲飛和張伯仁一老一少兩刑警都有一種意想不到的震驚:從一宗交通事故發現疑點，現在竟然成了政治案件!而且來頭不小，尹關先交代的那個屠世臻，看來是台灣“保密局”派遣到大陸的特務嘛!
回到分局，裴雲飛先向刑隊指導員匯報。指導員隻聽了個開頭，馬上抄起內線電話接通局長辦公室，鬱局長剛聽到“敵特”二字，立刻打斷:“啥都別說了，叫小裴這就過來當麵匯報!”
鬱局長聽了裴雲飛的匯報，馬上召來分局政保科長常興坤:“老常，你這就派三位同誌去分局看守所，把剛被刑隊關進去的那個叫尹關先的人犯單獨看押，沒有我的命令，不準任何人接近，更不許提審!”常興坤領命而去，鬱局長又撥通了市局揚帆局長的電話，說有疑似敵特案情，需要當麵匯報。
去市局時，他把裴雲飛也帶上了。揚帆局長聽過匯報，隨即拍板，這個線頭上交市局，由市局政保處成立專案組，具體負責人是政保處特偵二科科長盧祿定，裴雲飛和張伯仁調入專案組。
這個以袁維珍死亡日期為代號的“10·18”專案組一共有七名成員，由盧祿定任組長，榮仁萬擔任副組長，組員除裴雲飛、張伯仁外，還有淩亞敏、丁金剛、牛振光三位偵查員。
當天晚上，專案組舉行首次案情分析會。這個會一直開到次日淩晨3點多方才結束，大夥兒對案情作了如下的梳理：
其一，從已被捕的“一掘頭”尹關先交代的內容看來，那個被稱為“美男特工”的屠世臻，極有可能是台灣“保密局”派遣來滬進行某項特務活動的。以屠世臻參加“軍統”的年頭推算，目前應該已經是校級軍銜了，其執行的任務估計也是有一定等級的。
其二，尹關先最初跟屠世臻相遇，是在四馬路的妓院。那時還是抗戰期間，活躍在上海灘的國民黨“軍統”、“中統”以及“軍委會二廳”(“國防部二廳”的前身)等情報機關的特工，都把妓院、特別是租界內的妓院作為開展工作的理想場所。而10月18日甜愛路車禍中的死者袁維珍，就曾是四馬路“逍遙閣”的一名“清倌人”。由此推測，袁維珍可能與屠世臻相識，屠世臻持有甜愛路36號甲的鑰匙就是佐證。況且，抗戰期間屠世臻執行任務的目標多是女性，“美男特工”略微施展手段，勾引個把“清倌人”應該不是什麽難事。
那麽，屠世臻會不會把袁維珍發展為“軍統”抑或“保密局”的特務呢?不排除這種可能，但多數專案組偵查員認為可能性不大。特務組織也不是動不動就拉人上賊船的，比如“一掘頭”尹關先，他給“軍統”提供了那麽多次掘壁洞的服務，依然是外圍人員。袁維珍之所以跟屠世臻有瓜葛，多半是感情原因。這種感情在抗戰期間就已存在，抗戰勝利後屠世臻被派往海外，兩人的聯係中斷。此次屠被派遣來滬執行某項任務，就順理成章地續上了舊情。
其三，尹關先交代，屠世臻指使他潛入袁維珍住所行竊，目標是一個“百雀羚”盒子。“百雀羚”是一款上海灘乃至江南地區家喻戶曉的化妝品品牌，於1931年問世，創始人是時年二十八歲的滬郊嘉定黃渡人顧植民。該款產品甫一推出，就受到上海市民的熱捧，電影明星阮玲玉、周璿、胡蝶等均對其推崇備至。“百雀羚”的包裝樸素大方，多為扁圓形的金屬盒子，分大中小三種規格，屠世臻讓“一掘頭”尋找的，是一個中號盒子。
這盒“百雀羚”有什麽秘密呢?眾人分析，有可能其中藏匿著某件對於屠世臻乃至“保密局”來說意義重大的物品，屠世臻潛入上海後，覺得隨身帶著不方便，就將其藏於一盒“百雀羚”之內，存放在袁維珍的住所。
不知屠世臻和袁維珍之間發生了什麽，影響了兩人的繼續交往，袁維珍有意或無意扣下了那個“百雀羚”盒子，讓屠世臻非常緊張，千方百計要把這個盒子弄到手。接著，10月18日，袁維珍遭遇車禍，當天晚上，尹關先受屠世臻唆使，潛入甜愛路36號甲，卻沒能達到目的。不過，目前並無證據支持導致袁維珍死亡的那場車禍跟屠世臻有關。根據交警方麵對肇事司機關惕三的訊問以及圍繞此人展開的調查，無法認定是他故意撞死了袁維珍。
專案組討論到這裏，副組長榮仁萬提出了一個設想:法醫的屍檢結果表明，袁維珍生前喝過酒。另據車禍的目擊者反映，袁維珍是朝著那輛肇事汽車撲上去的，這與司機的說法吻合。會不會是袁維珍生前喝下的酒裏摻有某種可以導致人產生幻覺的藥物?榮仁萬的這個設想引起了眾人的共鳴，盧祿定隨即給市局法醫室打電話詢問。法醫回複，死者的血液中確有酒精成分，但未檢出包括海洛因在內的麻醉或致幻藥物。不過，沒檢出不等於沒有，比如某些毒素可能導致產生幻覺，而常規的檢測手段是化驗不出來的，法醫建議專案組查一下死者最後那頓飯究竟吃了些什麽。
專案組長盧祿定拍板，就從袁維珍生前的最後一頓午餐著手調查!
九、最後的午餐
調查袁維珍10月18日那天的午餐在哪裏吃的倒是不難。首先，偵查員排除了袁維珍在其甜愛路36號甲自己住所用餐的可能。車禍發生後，張伯仁向附近居民了解情況時，至少有七八人都說中午那段時間袁小姐曾在甜愛路上出現過，其住所斜對麵弄堂口的皮匠“老江北”則看見袁維珍於午前11時許從住所出來，往北朝虹口公園方向去了。偵查員推測，袁維珍的最後一頓午餐是在住所附近的某家館子吃的。
眾人分頭走訪，10月27日中午，偵查員淩亞敏在甜愛路北側靠近虹口公園的一家隻有一個門麵的“小四川菜館”訪查到了相關信息。
這是一家滬上市民稱為“夫妻店”的小館子，店主叫周遊，他告訴淩亞敏，那位袁小姐是他這家小館子的常客，多年來每周至少一次過來用餐，基本都是獨來獨往，進門坐在店堂裏側那副雙人座頭麵朝門口的座位上，點兩個菜，要一瓶“小炮仗”(當時滬上的一種燒酒，一瓶二兩半，因瓶子形狀與爆竹相似，故而有此稱謂)，從容不迫，邊吃邊喝邊看報紙。喝完酒，招呼上一小碗米飯，把剩菜拌在飯裏吃了。
有時她也會帶其他人來用餐，但從來都是隻帶一人，還是坐在那副座頭上。同來者多是與其年歲相仿的女性，跟她一樣打扮得時尚靚麗。一般情況下，帶別人來用餐，都是袁維珍掏錢請客。當然也有例外，少有的幾次，她和一個長相英俊的青年男子過來用餐，那就是對方請客了。那男子出手很大方，買酒的找頭都給周遊當小費了。店主夫婦還注意到，每當與那英俊男子一起來用餐時，袁維珍都是刻意打扮過的，看著那男子的目光裏，愛意毫不掩飾。
淩亞敏斷定，那個男子應該就是“軍統”的“美男特工”屠世臻了。再問這個男子出現的時間，也對得上號。在周遊的印象中，那男人最早出現在他的餐館是1943年夏秋之交，到抗戰勝利就不再見其蹤影了;然後，大約兩個星期前，那男子又和袁維珍過來用餐了。看樣子兩人親密依舊，不過點酒菜、會鈔都是袁維珍操辦，而不是由那男子出麵。
一個星期前，也即10月18日，袁維珍又來了。這次就有點兒一反常態了。以往袁維珍都是過來吃晚飯，這次來的時候卻是中午11點多。而且她也沒有像往常一樣化妝打扮，素麵常裝，手裏拿著一瓶酒。神態倒是與平時無異，不久那個英俊男子也進門了，穿著一身嶄新的藏青色中山裝，足蹬白色牛皮運動鞋，也是嶄新的。他手裏提著一個彩色小竹兜，裏麵裝了什麽看不真切，因為上麵壓著一份《解放日報》。兩人在店堂裏側的老位置落座，還是由袁維珍點了菜。事後，周遊回想起來，這次點菜有個跟往常不同之處。不知是什麽緣故，袁小姐用餐從來不點湯，那個男子也從沒提過要湯;可這次待袁小姐點過菜，男子卻問周遊店裏有些什麽湯，還征求袁維珍意見:“咱們是不是點個五味覃菇湯?”
袁維珍表示讚同。男子又問:“老板，貴號這道湯是用哪裏出產的覃菇烹飪的?”
周遊說:“一般是川西野生覃菇，有時也用青海的。”
男子從竹兜裏取出一小包幹覃菇:“這是我一個雲南朋友捎來的大紅菌幹，老板你用這覃菇給我們煮湯吧。”
周遊雙手接過，仔細端詳，讚不絕口:“哎呀先生，大紅菌可是罕見的雲南特產，我做了二十多年廚子，也隻是聽說，從未見過。聽說這種覃菇不但鮮甜嫩滑，還有安神補血的奇效，特別適合貧血的人食用。”
覃菇湯熬好時，酒已經下去了一半，看兩人狀況，聊興正濃。周遊把湯端上去，砂鍋蓋一揭開，一股香氣彌散開來，袁維珍情不自禁說了聲“真香啊”，男子便拿起湯勺給她舀了一碗，接著又給自己盛湯。周遊離開時，身後傳來袁維珍的讚歎:“我長這麽大，還從沒喝過這麽可口的湯呢!”
這天生意不錯，店堂裏座無虛席，之後那副座頭上的情形，因為店家夫妻隻顧忙碌，沒去留意。大約1點鍾，兩人吃喝結束，已有幾分醉意的袁維珍招呼周遊會鈔。周遊去後廚結算賬單，再出來時，那個男的已經不在了。
聽周遊一五一十說完上述情況，淩亞敏問:“那鍋湯喝完了嗎?”
“喝完啦!覃菇一片不剩，湯汁也沒留一滴!袁小姐還反複嘟噥，說這大紅菌確實名不虛傳，熬的湯實在太好吃了!”
“你覺得當時袁小姐的神態舉止是否正常?”
“袁小姐那天喝得有點兒多，說話舌頭都大了，不過神誌還是清醒的。她掏錢會鈔時，隨口算出了八千四百元的找頭，說就當是小費了。以往她偶爾也給小費，不過要算那天給得最多了。”
“結賬時那個男子不在店堂，是先走了還是怎麽的?”
“我估摸是去對麵弄堂上廁所了吧。我這店地方實在太小，沒設衛生間，吃喝時間長的顧客都是去對麵弄堂上廁所的。”
淩亞敏又去對麵弄堂口，向常年設攤加工爆米花的老頭兒打聽。老頭兒告訴他:“那天中午1點出頭，確實有這麽一個男子進了弄堂，是不是上廁所我就不知道了。”
淩亞敏就不解了，時隔九天，老頭兒怎麽記得這麽清楚?對方解釋:“後來聽說，那位小姐前腳從‘小四川’出來，還沒進家門就被汽車軋死了，所以我就記牢了。”老頭兒還給偵查員分析，他覺得那位小姐被汽車軋死，肯定跟她喝多了老酒有關係。“那天下午我沒有生意，坐在小凳子上抽著香煙望野眼(滬語，意即閑瞅街景)。那位小姐從對麵飯館出來的時候，走路就有點兒晃悠，穿過馬路，就在我攤頭前麵停下了，隨後那個男子從弄堂裏出來了。正好有輛空三輪車路過，被那男子招停，兩人上車走了，是朝四川北路方向去的……”
“留心三輪車的牌號了嗎?”話一出口，淩亞敏就意識到這是白問，一個爆米花的小販怎麽會有這種“下意識”呢?
果然，對方搖頭。淩亞敏還沒來得及失望，老頭兒接下來說的話卻又給了他一個“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欣喜——老頭兒竟然跟那個葛姓三輪車夫熟識。當下，淩亞敏踩著自行車直奔四川路橋公濟醫院。找車夫為何去醫院呢?老頭兒告訴他，老葛的老婆大前天患了急性闌尾炎，這會兒葛師傅肯定在病房陪老婆呢。
淩亞敏從老葛那裏了解到以下情況——
當時三輪車沿著甜愛路朝四川北路方向緩緩而去，不久女子就睡著了。老葛繼續往前蹬了沒多久，男子忽然輕聲招呼“停車”。老葛剛把三輪車刹停，他就敏捷地下了車，雙腳落地的同時，已把一張一萬元鈔票塞到老葛手裏:“把她送到前麵36號甲，叫她下車就是。”
男子給的車費超過正常價格兩三倍，老葛覺得意外，心裏有些吃不準:“這……先生，她喝醉了……”
“沒事，36號甲就是她的家。她姓袁，到時你喚她‘袁小姐’就是，如果她問到我，你就說我去買點兒東西，一會兒就去她家。”
男子出手大方，說話語氣又有親和力，老葛覺得不像騙人;再說了，即使人家說謊話，跟他這個車夫也沒關係，是他叫的車，自然聽他的。
男子下車後，匆匆穿過馬路，去了哪裏，老葛沒留意。往下也就不過兩三分鍾，袁小姐醒了，見身邊沒人了，急叫“停車”。待老葛把三輪車停在馬路邊，女子急煎煎問道:“屠……哦，倪先生人呢?”老葛說了情況，女子又問倪先生往哪裏走的，老葛說不曾留心，女子隨即下車走了。
專案組隨即對上述情況作了研析，一致認為根據袁維珍脫口而出的“屠”字以及“小四川菜館”店主夫婦對那個英俊男子的年齡、外貌、口音的描述，此人應該就是“保密局”特工屠世臻。而屠世臻帶著大紅菌幹菇請店家烹飪之舉，更是疑點重重大紅菌係無毒覃菇，而屠帶去的恐怕是某種食用後能導致人產生幻覺的毒覃菇。
袁維珍下三輪車後，毒性發作，神誌失常，恐怕連自己家住哪裏都想不起來了。一腳高一腳低晃悠到甜愛路和四川北路交界處，正好遇到富二代關惕三駕著黑色“雪鐵龍”迎麵而來，於是悲劇發生了。
以上整個事件應該和“百雀羚”盒子有關，屠世臻和袁維珍並排坐在三輪車後座上的時候，袁神誌不清，屠世臻可以輕鬆獲取她身上的住所鑰匙。
專案組長盧祿定對隻用了一天時間就查到了上述情況感到非常滿意，對偵查員淩亞敏大加讚揚，說破案後要給他請功。接下來要做的，就是趕緊查摸到屠世臻的蹤跡，盡快將其緝拿歸案。他安排裴雲飛和老張再去會會尹關先，看能否有新的收獲。
十、青樓女特工
尹關先落網後，因涉及特務案件，先是被北四川路公安分局鬱局長下令單獨關押，當天晚些時候，分局奉命將該案移交市局政保處，尹關先也被移押至市局看守所。他是被作為敵特要犯對待的，有專人負責看押。麵對裴雲飛、張伯仁的二次提審，狀態還是比較放鬆的。
裴雲飛對此感到不解:“見到我們你好像還挺高興，怎麽想的?”
尹關先嗬嗬一笑:“不瞞二位，我以前跟警察局打過不少交道，東洋人的憲兵隊我也進去過，知道辦案的規矩:被抓之後，如果承辦警員調換，那就意味著情況不妙，要往嚴裏整了;承辦員還是原來的，那就好，說明案情不重。您二位這是第二次審我了，沒換別人，那說明我的案子還算輕的。”裴雲飛心裏嘀咕，這可大錯特錯了，不過既然他有這樣的想法，也好，就順著這家夥的思路跟他聊吧。
“老尹，我們兩個今天過來，嚴格點兒說，也算不上提審，你看我們連筆錄都沒做，是不是?不過，這也並不是說你老尹的案子就不嚴重。就拿你過去的那些事兒來說吧，既是盜竊慣犯，又跟國民黨特務有勾結，真要嚴辦，判你十年八年算客氣的。但話又說回來，那都是解放前的曆史問題，我們沒發現你在解放後作過什麽案子，除了這次被特務分子利用，潛入甜愛路36號甲。公安機關的政策你肯定聽說過:坦白從寬，抗拒從嚴。我們可以給你提供一個減輕處罰的機會……”
說到這兒，裴雲飛故意停頓下來，引得尹關先一對眼珠子滴溜溜亂轉，兩片嘴唇微微嚅動，忍了又忍，終於把“是什麽機會”的話頭咽了回去。張伯仁適時掏出香煙，先給裴雲飛遞了一支，兩人點燃香煙抽了兩口，老張這才像是突然想起似的，又點了一支送到尹關先嘴裏。尹關先貪婪地連吸數口，壯起膽子:“報告政府，敝人願意用實際行動爭取減輕處罰!讓我做什麽，請盡管賞示，縱然赴湯蹈火，也在所不辭!”
“那好，我們跟看守所說一下，給你紙筆，你寫一份決心書，先表示個願意改造的態度。你可要認真對待，這是要放入卷宗的，是結案時對你從寬處理的依據之一。”
“我一定認真寫……”
裴雲飛、張伯仁裝模作樣站起來準備離開，張伯仁忽然“想起”一件事，對裴雲飛說:“上次那份筆錄送上去後，領導說那個傳呼電話的事還不夠清楚，既然過來了，要不要順便問一下?”
“對啊，你不說我還差點兒給忘了。”裴雲飛重又坐下，“老尹，上次提審時你說的那個‘軍統’特務屠世臻。和你見過兩次麵，一次是10月18日晚上在‘新都溜冰場’門口，然後你們倆去了旁邊的咖啡館。另一次是第二天下午，一個女子打了你家弄堂口的傳呼電話，通知你去頭天那個咖啡館和屠世臻見麵，是這樣嗎?”
昨晚專案組分析案情，都認為查清屠世臻打電話的位置是關鍵。麻煩的是，解放前上海市的電話公司，有原公共租界的英商、美商電話公司，原法租界的法商電話公司，也有民國政府開辦的國資電話公司。上海解放後，這些電話公司逐步由新政權接管，到本案發生時，已成立上海市電話局(如今上海電信的前身)，但使用的設備還是原來的。這些設備分別是英、美、法、德、日五個國家生產的，由於帝國主義對新中國實施經濟和技術封鎖，這些不同國家生產的設備無法整合成一個通信網，這就導致了一個難題——無法追查主叫號碼的位置，哪怕是市電話局對此也束手無策。裴雲飛、張伯仁前來提審尹關先，目的就是想從該犯口中得知更多的細節，指望能發現蛛絲馬跡，順藤摸瓜找到屠世臻的藏身處。於是，一老一少兩個偵查員就合演了這麽一出戲。
尹關先腦子裏隻想著如何能夠獲得從寬處理:“您二位問的是屠世臻給我打傳呼電話的事兒?讓我想想………”
尹關先這一想，還真想起了一個細節——那天他原以為打來電話的是屠世臻，誰知對方是個聽上去三十多歲粗聲粗氣的女聲，對方打電話的環境也有些嘈雜，隱約能分辨出“削刀磨剪刀”的吆喝聲。說了上述這個細節後，自覺於警方尋找屠世臻的蹤跡沒什麽幫助，心裏還有一種“過意不去”的歉意，苦思冥想一番又補充說:“那磨刀師傅是一副公鴨嗓子，不知對你們是否有用?”
一聲“削刀磨剪刀”的吆喝，對於尋常案件的調查不會有什麽幫助。單憑這一聲吆喝在全市上千個傳呼電話亭周邊查摸線索，那要耗費多少人力物力?通常領導也不會同意這麽幹。但對於一起涉敵特案件就不同了，這種耗費肯定是值得的，而且是必須的。
當天下午，專案組以上海市公安局政保處的名義向全市二十個公安分局發出指令，要求迅即布置各分局下轄的派出所對各自管段內的傳呼電話亭進行秘密查訪，尋找一個沿街招攬活兒的公鴨嗓磨刀匠。
這一步走對了。當晚7點多，訪查結果陸續反饋回來:全市共有三個符合排查條件的目標，這三人都是蘇北揚州人，平時穿街走巷途經的傳呼電話亭有十三處。
劃定了範圍，接下來的工作就需要專案組自己做了。這最後一步調查，耗費了三天時間，至10月31日傍晚，終於確定了那個主叫電話的位置。該電話亭位於長寧路一個名叫“一如裏”的弄堂口，在上海市電話局的傳呼電話分布圖上，它的標號為“0171”。據電話亭老爺叔回憶，那個電話是一個名叫王桂花的無業女子前來撥打的。
時隔十三天，來打電話的人不計其數，老爺叔怎麽記得這麽清楚?這其中是有緣由的——王桂花還真是一個讓鄰裏過目難忘的女子。
王桂花時年三十歲，浙江嘉興人氏，幼年時就被帶到滬上一個經營南貨店的人家做童養媳。“八一三”淞滬抗戰時，她正要與南貨店老板的兒子成婚，戰事突然爆發，夫家決定推遲婚期。本以為這場戰事時間不會太長，哪知到11月中旬，日軍在金山衛登陸，國民黨軍隊敗退。為配合陸軍擴大戰果，日軍戰機紛紛出動，飛臨上海華界上空投擲炸彈，機槍掃射。王桂花夫家的南貨店被一顆炸彈砸個正著，頓時成為一片火海，全家人隻有奉婆婆指派去米店糴米的王桂花幸免於難。
命保住了，可賴以生存的南貨店卻沒了。隨著日軍長驅直入，華界全部淪陷。王桂花逃入法租界，身無分文，隻有行乞為生，待交通恢複後再回嘉興鄉下娘家。叫花子做了沒幾天，一個不慎，著了人販子的道兒，被賣到四馬路一家妓院做了妓女。
王桂花說話粗聲粗氣，長得倒還是有幾分江南女子的俏麗相的。她是被人販子賣到妓院的，所以是“死契”，沒少挨過老鴇的打罵。不過，兩三年後老鴇就不敢碰她了——她結識了一個“七十六號”的漢奸特務。這個特務綽號“歪鼻頭”，戰前是青幫分子，十六鋪的職業流氓。這種雙料角色，老鴇當然是得罪不起的，王桂花被“歪鼻頭”看中後，不用人家發聲，老鴇就不敢為難她了。
前麵說過，當時活躍於滬上的各路國民黨特工是把青樓行院作為理想活動場所的。王桂花跟“歪鼻頭”有了交往，“軍統”方麵即將其列為發展對象，以便通過王桂花從“歪鼻頭”那裏刺探情報。王桂花的想法很簡單，民族大義什麽的她根本不在乎，她關心的一是保全自己的性命，二是盡可能多地獲得錢財，為自己贖身。如此，“軍統”那邊沒費多大力氣，就把她發展為臨時工。
王桂花從“歪鼻頭”那裏獲得了不少情報，終於引起了對方的懷疑。好在“軍統”認為留著王桂花還有用，“歪鼻頭”還沒來得及跟王桂花攤牌，就被“軍統”行動特工在外灘擊斃了。
王桂花得以繼續為“軍統”效力，她的臨時工組織關係轉到了美男特工屠世臻手裏，接受屠世臻的領導。這婦人天資一般，嚴格說並不是幹特工的料，即使是讓她幹臨時工也有點兒勉為其難。但王桂花有一個優勢，她知道自己腦子笨，也從不自作聰明，屠世臻讓她幹什麽就幹什麽，讓怎麽幹就怎麽幹，從來沒有“我想”、“我以為”之類的念頭，這讓屠世臻比較滿意。
抗戰勝利後，屠世臻離開上海前往海外前夕，向上級遞交的工作匯報中特意提到了王桂花，建議可以根據這個女人的性格特點安排一些活兒，相信她能勝任她非常聽話，隻要指示準確得當，就不會發生意外。這在特工術語中被稱為“行為可靠”，相比於“信仰可靠”、“思想可靠”、“性格可靠”、“技能可靠”等，這類特務適宜從事最低級的活動。別小看這種“低級”，有些時候，所謂的“高級”特工還幹不了這些“低級”的活兒，比如常年累月化裝乞丐、囚犯 ，當然也包括妓女，進行沒有期限的枯燥潛伏之類。
屠世臻是實戰經驗豐富的資深特工，他的建議，上級自然要認真考慮。不久，上級派員在王桂花不知情的情況下對其進行了一番秘密考察，認為基本合格，遂以已去海外的屠世臻的名義每月給她一份津貼，卻從來不給她派活兒，留待需要的時候再動用。
王桂花拿著“軍統”(稍後改組為“國防部保密局”)的津貼，繼續從事其青樓行院的第一職業，過著與其他煙花女子相同的日子。上海解放後，人民政府著手對妓院的改造，打擊了一批勾結國民黨特務、日偽漢奸從事反革命活動，以及剝削欺壓殘害妓女的惡霸老鴇，廢除“賣身契”，允許妓女從良。1951年春，王桂花離開妓院，經居委會牽線，嫁給了一個名叫宮平道的男子。
宮平道的老爸是英商電話公司的高級工程師兼股東，可想而知是一個知識分子，娶的妻子也是知識分子，在法租界廣慈醫院從事化驗工作。兩人成婚後，生了三個子女，兩女一男。兩個女兒大學畢業後嫁給了洋人，小兒子宮平道卻讓父母頭痛。
這位富家公子的長相沒得說，集中了父母的優點，一米七五的身高，不胖不瘦的身材，相貌看著也順眼。如果評選美男子，遇到類似屠世臻那樣的對手，當然是要落選的，但拿個提名獎應該沒有懸念。遺憾的是，宮公子的腦子似乎有問題，坊間老百姓的說法就是“腦子裏少一根筋”。
單單少一根筋倒還好，這個宮平道還有“花癡”傾向。每當春天來臨，郊野四下裏油菜花盛放，春色盎然花香撲鼻時，四鄰八舍就該提防宮家那個“阿三頭”了，不但少女少婦要嚴加提防，即便中年婦女也不敢大意，唯恐遭受“阿三頭”的騷擾。也有防不勝防的時候，那宮家就隻有花錢來擺平了。
這樣到了解放後，勞動人民翻身了，對宮家的態度就強硬起來。派出所民警登門警示，跟宮平道本人當然是說不通的，白費口舌，就把責任壓到父母頭上。父母商量下來，沒奈何，還是掏錢吧。不過，現在是新社會了，過去那一套出事後花錢彌補的老辦法行不通了，這錢鈔得用在未雨綢繆方麵，每年4、5兩個月，雇兩個身強力壯的閑漢到家裏來日夜看著兒子。
這樣做也隻是權宜之計。宮公子腦子有毛病，身體可壯實著呢，平時感冒發燒都少見，估計壽命長著哩!一勞永逸的法子倒是也有，那就是替他娶個媳婦。可宮平道的名聲不佳，父母托人物色了好幾個對象，人家都不幹。此時新中國的婚姻法已經頒布實施，不能像舊社會那樣掏錢買個媳婦進門了。老宮夫婦正頭痛的當兒，居委會工作人員上門來說媒了。她們受上級指派，要求動員起來，為從良妓女解決擇偶問題。
老宮夫婦在政治方麵比較敏銳，對解放以來新政權的治國路數已經明了，知道凡事都應響應政府號召，不能有頂風逆流之心，更不能挑三揀四，幹脆給兒子物色一個“受苦姐妹”(當時社會上對妓女的稱謂)進門算了。
就這樣，王桂花成了宮家的兒媳婦。她也識相，知道新社會新風氣，舊時彩禮那一套就免了，但結婚不能沒房子。她隻提出了一個要求:宮家必須提供一套產權屬於宮平道和王桂花共有的獨門獨戶的房子作為兩人的新居。
這個要求對於宮家來說不算苛刻，老宮夫婦把一如裏之前出租的上下六間帶天井的一座小樓給他們作為婚房，配置了全新的家具和生活用品，還給了兩人一千二百萬現鈔。以1951年的物價，這絕對是大手筆。二人成婚那天，王桂花乘坐宮家從“強生出租車公司”租來的婚車前往一如裏，在民政局工作人員的見證下過門，成為坊間的一個重大新聞，不僅一如裏，甚至長寧路部分路段都是觀者如雲。王桂花由此在這一帶出了名。
宮平道娶了王桂花之後，“花癡”症狀果然到此為止。不過，智商依舊。父母聽說中醫或許有法子對付，就訪到了一個老中醫，老中醫建議除了吃藥，還可以通過氣功、太極拳、釣魚等活動靜心養性。老宮夫婦認為釣魚可以一試，遂給兒子買了釣具。沒想到的是，兒子竟然從此喜歡上了釣魚，還交了幾個釣友，每次出去垂釣還都有收獲。
三個月前，宮平道與釣友去浦東唐家灣釣魚時突遭暴雨，幾人躲進河邊一個牛車棚。雨停後，魚兒浮遊水麵，正是釣魚的好機會。幾個釣友紛紛行動，宮平道那邊很快就有魚兒上鉤。這條魚還不小，被宮平道用釣竿拽到岸邊，正待俯身去捉，腳下一滑，身子沒穩住，一頭栽到河裏。這條河不算寬，但很深，正是漲潮，水流湍急。宮平道不會遊泳，眾人眼睜睜地看著他冒了三次頭，就再也沒能浮上來。
現在，王桂花被專案組盯上了。組長盧祿定帶著三名偵查員來到派出所了解王桂花的基本情況，上述她跟國民黨特務之間的瓜葛，是後來才知道的。
偵查員認為，王桂花目前獨居，且其居所位置處於一如裏這條“死弄堂”(滬上坊間把隻有一個出入口的弄堂稱為“死弄堂”或者“斷頭弄”)的最後一家，打開後門就是另一條馬路，這種條件，容易被屠世臻這樣的資深特務作為棲身處。長寧路派出所的林所長遂派戶籍警前往一如裏，悄然把居委會主任和治保委員請來，了解王桂花最近的活動情況，以及家裏是否有外人出入。
兩個居委會幹部都說，近日沒見王桂花家裏有陌生人出入。不過，這並不能排除她在家中留宿外人的可能性。王家後門那條小馬路有數十米長，兩側都是工廠或倉庫的圍牆，既無商鋪也無住家，倘若從後門出入，恐怕不會有人留意到。那麽，該如何弄清楚其家中的情況呢?待居委會幹部離開，老盧對三個偵查員淩亞敏、丁金剛、裴雲飛說:“你們都有什麽想法?”
幾人你一言我一語正商量著，林所長帶著那二位居委會幹部之一劉阿姨去而複歸。老盧立刻意識到有新情況了。
果然，那位劉阿姨說，剛才和居委會主任出了派出所，兩人分別走了兩個方向回家。劉阿姨穿過馬路，正好遇見從菜場買菜出來的居民章嬸。她心裏一動:章嬸就住在王桂花家對麵，不知她是否看到過什麽情況。
遂駐步招呼對方，先扯了幾句閑話，臨時編造的說法是有人托她問問王桂花是否有意再嫁。章嬸說:“我看她是打算再嫁的，不止是打算，沒準兒已經有對象了。”
劉阿姨忙問何故。章嬸說，最近一段時間她在夜深人靜時起來給豆芽澆水(章家男主人是經營綠豆芽、黃豆芽的小販，發豆芽過程中，晚上要定時澆水)，經常聽見王桂花家裏有動靜，有時還傳出很輕的男子說話聲。就在剛才，章嬸出門買菜，還聽見王桂花在裏麵說話，說的什麽沒在意，好像稱對方“李先生”。劉阿姨尋思這個情況得趕緊報告派出所，遂轉身回來了。
盧祿定聽到“李先生”三字，立刻想起那個姓葛的三輪車夫提到過，酒醉加藥性發作的袁維珍以“倪先生”稱呼屠世臻，滬語中“李”、“倪”二字發音相近，王桂花所稱的“李先生”，多半就是“倪先生”!當下二話不說，抬手按了按懷裏的手槍:“那就立刻行動!林所長，你這邊能否找幾個人手，最好是有實戰經驗的，帶上武器，幫我們守住弄堂口?”
“沒問題!”
四名偵查員隨即離開派出所，直撲一如裏王桂花的家。到得門前，也不叩門，精諳格鬥的彪形大漢丁金剛二話不說一腳踹開。偵查員穿過天井，衝進客堂。定睛一看，八仙桌一側坐著一個正在斟酒的男子恰好王桂花端著熱氣騰騰的砂鍋從廚房出來，見狀一個激靈，砂鍋落地，四分五裂，沸湯亂淌。
該男子正是屠世臻，他是老特務，估計以前也曾遇到過此類情況，當下一躍而起，身形移動之間，手裏已經握了一支手槍。可他還沒來得及瞄準，已被旋風般衝到跟前的丁金剛一掌劈在手腕上。手槍頓時被砸飛，屠世臻慘叫一聲，左手捂住右手手腕，疼得臉色煞白，事後才知道，老丁這一掌竟然將其腕骨劈了個骨折!
十一、“刺蝟方案”
屠世臻、王桂花落網後，隨即被押解市局。盧祿定主持了對屠世臻的訊問，獲得以下情況。
抗戰勝利後，屠世臻被派赴海外從事情報活動，1950年因貪汙特費事發，調回台北關押數月後降級使用。1951年得以重新啟用，派至“保密局”香港站任外勤組長。也許是流年不利，在抓捕一名越南“工作對象”時，不知怎麽地認錯了目標。更糟糕的是，那個被認錯的對象拒捕，在打鬥中挨了一槍，送醫院搶救不及，一命嗚呼。很快弄清楚，死者竟然是香港警隊的一名便衣!緊接著，他這個小組連他在內的五名特務被香港警方逮捕。
這次事故動靜很大，港方把五名特務送上法庭，審理下來，為首的屠世臻獲刑七個月，這已經是考慮到台灣方麵的麵子了。
1952年3月，屠世臻刑滿釋放返回台北。一下飛機就被等待在機場的“保密局”特務帶走，按照規矩又是一通審查，折騰了三個月，最後的處理結果是:念其係“軍統”時期的資深同誌，且已在香港蹲了七個月監獄，不再給予降級處分，但記過一次，存入檔案。
屠世臻被搞得灰頭土臉，尋思留在台北估計沒有翻身之日，遂要求再去香港站，“哪裏跌倒哪裏爬起來”，好歹也要立下功勳，掙回麵子。上峰答應可以考慮。他想想不穩當，又備了一份重禮，送給人事處長。
這下算是定心了，等了個把月，人事處的通知下來了，命其以“保密局”聯絡副官的身份潛赴上海，執行一項名謂“刺蝟方案”的絕密任務。屠世臻本想去香港，結果卻被派往上海，雖是百般不願意，也無可奈何了，隻能在心裏把人事處長一家罵了個遍。
其時朝鮮戰爭打得正酣，台灣方麵一直想利用“韓戰”對大陸做些動作，什麽“反攻”、“光複”之類純屬做夢，但趁機多發展一些特務，建立若幹秘密潛伏組織之類的“小目標”還是可行的。於是，“保密局”派人前往上海進行特務活動。
當年“軍統”在上海組建了“軍統”上海區，其下轄的上海站、蘇州站、杭州站，除了有編製的正式特工，還有若幹類似臨時工或鍾點工的編外成員，比如前麵說過的“一枝花”袁維珍、“一掘頭”尹關先就是這類角色。編外成員中不乏江湖成名人物、身懷絕技的黑道高手，也有身居重要崗位者，比如電話局技工、鐵路局調度員、銀行金庫保安等，他們是由在編特工一對一發展的，其中有些曾協助“軍統”執行過一些特殊任務，有的則尚未動用過，處於隱身狀態，等候著“組織”的召喚，直到上海解放也沒參與過任何特務活動。
此次“保密局”製訂的“刺蝟方案”，就是要從原“軍統”人事密檔中調出這些人的材料，從中遴選若幹人作為首批激活或發展對象。之所以將屠世臻派遣上海執行這項任務，是因為屠世臻在抗戰期間一直在滬上活動，熟悉環境，還跟部分“暗棋”或準“暗棋”打過交道，甚至指揮他們從事特務活動，比如袁維珍、尹關先和王桂花。
袁維珍和尹關先是江湖黑道上的成名角色，名列首批發展對象之中。至於王桂花，原本是入不了具體製訂“刺蝟方案”的“保密局”特工專家的法眼的，屠世臻了解到任務的具體內容後，認為王桂花的住所可以作為自己的安全棲身處，遂向上峰提出，將王桂花納人名單。“保密局”通過上海的潛伏特務組織對王桂花進行了一番秘密考察，方才批準了屠世臻的請求。
考慮到屠世臻潛入滬上後可能會遭遇的“萬一”,“保密局”對方案的細節進行了精心策劃，比如被列入首批名單的十七名成員，除了王桂花、袁維珍、尹關先等屠世臻原先就打過交道的，其他成員的姓名住址聯係方式，屠世臻在出發前並不知情。待其安全抵滬，再通過事先約定的方式在指定的地點與其進行交接。至此，屠世臻才拿到了那份完整的名單，當然，是使用密寫藥水書寫的。屠世臻把名單上的內容默記於心(這是作為一個特工必備的素質)，隨即銷毀。
根據計劃，屠世臻與這十七名成員麵對麵拍板敲定後，要起草一份密電放在約定地點，由其他潛伏特務組織拍發台北。而拍發這份密電所需的密碼本，就藏在那個“百雀羚”盒子裏。
至此，我們終於知道那個神秘的“百雀羚”盒子裏裝的是什麽東西了，那是一份關係到“刺蝟方案”最終成敗的生死符。屠世臻抵達上海後，先是在王桂花的住所棲身，就把這份“生死符”藏匿於王家的某個隱蔽角落，女主人並不知曉。稍後，他又跟袁維珍接上頭，發現這個“清倌人”竟然對自己感情依舊。
如果讓屠世臻在十七名成員中選出一個他最信任的人，他無疑會把票投給袁維珍。那個“百雀羚”盒子，自然也就從王桂花家轉移到袁維珍的住所。他把盒子直接交到情人手裏，千叮萬囑:“這盒子裏放著回頭我們一起去海外的‘鑰匙’，務必藏好!”
袁維珍的住所位於冷僻的甜愛路，屠世臻認為這裏的安全係數要比王桂花那裏高。應該說，這個判斷沒啥問題。但袁維珍得變化，卻大大出乎了他的意料。
怎麽說呢?那個年代有個人們經常掛在嘴邊的說法:“舊社會把人變成鬼，新社會把鬼變成人”。袁維珍的變化就是真實寫照。這個江洋大盜出身的青樓女子，盡管抗戰期間做過“軍統”的臨時工，但其實她對政治從來不曾關心過;解放前是這樣，解放後也是如此。可是，中共領導下的新社會就是有那種讓人意想不到的神奇魔力，袁維珍不關心政治，政治卻來關心她了。
其時上海已經解放三年多，無處不在的新氣象新思想，就像一陣陣無孔不入的清風，潤物無聲地影響著社會上的每個人。袁維珍對於周圍的變化也不是完全無感，但並未與自己聯係起來。當她決定跟隨夢中情人潛赴海外去過她向往已久的幸福生活時，忽然對解放後身邊發生的一切產生了強烈的留戀之情。這種情感就像打開了一道閘門，三年多來從沒有刻意去記憶的新社會的一幕幕浮現眼前。曆經三天三夜的反複思慮，她作出了決定:不去海外了!不但自己不去，還要勸屠世臻也留下。他是特務不假，可政府有家喻戶曉的坦白從寬政策，我要動員他向政府自首，坦白檢舉，立功贖罪!
袁維珍是江洋大盜出身，對黑道規矩了如指掌，對於特務這一行的思維模式卻完全摸不著邊。當晚，她就把自己的心思向屠世臻和盤托出。可以想象，屠世臻聞聽此言時該是何等震驚。緩過神來，他的第一個念頭就是將袁維珍滅口，但馬上強迫自己按下了刹車鍵:不能啊!“生死符”還在她手裏，不知她藏在哪個旮旯!如果現在就向她索要，肯定會引起懷疑，得先哄著她把“百雀羚”盒子交出來再滅口。屠世臻故意沉吟半晌，才提出讓他考慮兩天。
這天是10月16 日。次日上午，屠世臻仍然像往常那樣外出，聯係名單上的其他成員。袁維珍不知道他究竟去幹些什麽，也不多問。
屠世臻既然已經動了殺機，就開始考慮怎樣不留痕跡地結束袁維珍的性命。他以前參與過一些暗殺行動，對殺人並不陌生，但倉促之間要他不留痕跡地處理掉一個大活人，手頭又沒有相應的藥物或器械方麵的準備，還真是有點兒犯愁。這天他跟兩個名單上的成員見麵，下午見第二個成員老苗時，終於在腦子裏生成了一個主意。
老苗並不姓苗，之所以有這個綽號，是因為他是苗族人。老苗於1935年來到上海，在南市老城隍廟擺地攤賣草藥。他有一門祖傳獨家本領，擅長配製各種各樣的毒藥，在雲貴川一帶是個頗有名氣的“毒藥專家”。如此，就難免跟江湖黑道扯上關係，被官府盯上，不得已才逃到上海以賣藥為生。當然不敢給別人有償配製毒藥了，老老實實賣草藥。
抗戰爆發後，信息靈通的“軍統”特工聞知老城隍廟還藏著這麽一個特殊人才，就打算把他發展為外圍成員。也不知“軍統”是怎麽做他思想工作的，反正老苗答應必要時可提供協助。待抗戰勝利，“軍統”搞複員，像老苗這樣的自然無人搭理，遂與“軍統”中斷了關係。
現在，屠世臻又找上了他。據“保密局”在滬上的潛伏小組調查，解放後老苗的日子越來越不好過。不僅是他“毒藥專家”的身份，而且公家人認為他曆史不清，為此，還把他收容審查了三個月。最近又有新動向，雲貴川方麵頻頻有公家人來滬找他外調，老苗焦頭爛額，擔心政府翻舊賬，那他可就吃不了兜著走了。因此，聽屠世臻說明來意，老苗馬上表示願意隨其一起去台北，為“保密局”效力。
談完了正事，屠世臻把話題轉到對方的專業上，“隨口”聊起如何才能神不知鬼不覺地要人的命，還查不出真正的死因。老苗已把屠世臻作為上司看待，有問必答，當下嗬嗬一笑:“這還不是小菜一碟?”說著，拿了個紙袋裝了些覃菇幹遞給屠世臻，告訴他隻消如此這般就解決問題了。
當晚，屠世臻宿於甜愛路。袁維珍見他並未像斷線風箏一般一去不返，更是相信他沒有欺騙自己。屠世臻正盤算怎樣套問那個“百雀羚”盒子藏於何處，袁維珍主動開腔了，問那個盒子裏有什麽秘密。屠世臻如實相告，但這隻是個鋪墊，往下才是重點:“既然你不打算跟我去台灣，我一個人去也沒什麽意思，這個盒子裏的東西也就沒用了。不過，你還是要收藏好，如果我決定去自首，那是要交給政府幹部的。”
袁維珍聽屠世臻話裏話外透露出願意自首的傾向，高興還來不及，哪裏還作他想?隨即拿出鑰匙打開床頭櫃:“我把它藏在這裏了。”
看到“百雀靈”盒子，屠世臻終於放心。晚餐時，屠世臻就想拿出覃菇幹煮湯，又擔心袁維珍毒性發作癲狂起來驚動鄰居，到時自己不好脫身，就沒有行動。
10月18日，屠世臻出門較早，臨行前提議中午碰頭，兩人一起去“小四川”吃飯。就這樣，毫無提防的袁維珍著了屠世臻的道。
接下來，就是取回那個“百雀羚”盒子了。屠世臻生怕警方對袁維珍之死生疑，不敢自己去，遂想到了“一掘頭”尹關先。反正尹關先是他下一個要接觸的對象，幹脆讓他把這事辦了吧。哪知尹關先去搜查了一遍，卻沒發現那個“百雀羚”盒子的蹤影。
不得已，屠世臻隻有自己出馬了。第二天晚上，他冒險前往甜愛路。剛到袁維珍住處門口，就聽見裏麵傳來錘子敲擊的聲音--其時裴雲飛正在用斧頭砸客廳的地磚。他意識到可能穿幫了，當即轉身離開，不敢再動去袁宅搜尋那個盒子的念頭。
此後，屠世臻又回到長寧路一如裏王桂花家避風頭。名單上的十七名成員，他已經聯係上了十五人(包括已經死去的袁維珍)，剩下兩個緩一緩也不妨事。既然密碼丟失，暫時跟台北聯係不上，隻有等台北方麵派遣潛伏特務聯係自己了一冊上峰知道他藏身王桂花家，自己這邊長時間沒動靜，自是要設法弄清楚發生了什麽狀況。
訊問結束，盧祿定向上海市公安局揚帆局長匯報了一應情況。揚帆局長當即下令，出動上百軍警，分頭將名單上的十四名成員抓捕歸案其中袁維珍已死，尹關先、王桂花已落網，還有兩個屠世臻沒來得及聯係的，警方幫他“聯係”上了。
但這個案子破得還不算圓滿，因為尚未找到那個“百雀羚”盒子。當天下半夜，專案組全體出動，還請來了市局技術人員，對甜愛路36號甲進行了一番徹底搜查，就差把房子給拆了，依然沒發現那個盒子的蹤跡。
裴雲飛想到了一種可能性--袁維珍對情郎抱有很大期待，會不會打算吃飯時繼續勸說屠世臻自首，來個速戰速決，飯後就陪著屠一起自首，因而幹脆把“百雀羚”盒子帶在身上了?而屠世臻壓根兒沒想到這一層，兩人坐三輪車返回時，他竊取了袁維珍的家門鑰匙，卻沒留意那個盒子也在袁的身上。結果袁維珍毒性發作，被汽車撞飛，那個盒子從身上掉落，比如，滾到附近的下水道裏去了?
專案組根據這個思路，終於在甜愛路與四川北路交界處的一處窨井裏找到了那個“百雀羚”盒子。
1953年1月中旬，屠世臻、尹關先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其餘王桂花、阮順七(老苗)等案犯分別被判處無期徒刑、有期徒刑不等。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