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塵封檔案】係列之122：步步為諜

【塵封檔案】係列之122：步步為諜

——鄭璉與他的情報小組

本文轉載自公安月刊《啄木鳥》2021年第5期

作者：胡傑

一、孤兒寡母

　　1943年冬季，四川廣元的嘉陵江上曾發生一起沉船事故，船上數十名國民黨軍官無人生還。他們是第十三軍的下級軍官，此行的目的地是廣西桂林。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美國政府加大了對中國抗戰的支持力度。作為國民黨的王牌部隊，三十一集團軍總司令湯恩伯手下的第十三軍是第一批更換美械的部隊之一。這些軍官就是奉命前往桂林學習美式武器使用的。他們臨時征用了老百姓的木船橫渡嘉陵江，由於超載，其中一條老舊的木船行至江心時突然傾覆。

　　喪生的軍官中，有一個名叫張德俊的排長。張德俊是山東人，原是膠濟鐵路職工，於1939年夏投身抗日，帶著老婆孩子投考位於山東的中央陸軍軍官學校七分校，成為第十七期步兵科學員。張德俊是典型的山東大漢，為人豪俠仗義。上學期間，同學中有個山東老鄉染上癆病，奄奄一息。那時國家積貧積弱，即使軍人也得不到有效的後勤保障，僅憑學校的醫療條件，老鄉肯定保不住性命。危難時刻，張德俊給老鄉送去了五十塊銀元，讓他去大醫院看病。要知道，張德俊也不是什麽有錢人，這會兒又沒了經濟來源，還得養活老婆孩子，能拿出這麽一筆錢，是非常不容易的。這個名叫鄭璉的老鄉終於撿回一條命，就此跟張德俊成了鐵哥們兒。

　　張德俊的媳婦名叫張秀美，像她的名字一樣，長得也好看，1943年的時候，也就二十五六。丈夫遇難，對拖著一對兒女的她來說不啻是一場滅頂之災。老家讓日本人占了，她想回家也回不去，萬般無奈，她就到處打聽鄭璉的下落。軍校同學相互之間都是有聯係的，何況，他們畢業的時間還不長。1944年春，娘兒仨曆盡艱難來到陝西扶風，投奔在一所私立中學教書的鄭璉。

　　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的前身就是人們常說的黃埔軍校。國難當頭，正是用人之際，軍校的畢業生怎麽跑到寶雞當了教書匠呢？這就得先說說鄭璉是什麽人。

　　鄭璉生於1921年，山東省昌樂縣唐吾鎮鄭家莊人氏，父親是個畫中國畫的畫家。鄭璉的母親就生了他一個，母親去世後，父親續弦，又給他生了三個弟弟。高小畢業後，鄭璉去了青島學開車。出師後，就成了東亞打蛋公司老板娘的司機。

　　上世紀三十年代的青島是個比較發達的城市，如果不是抗戰爆發，中國第一條地鐵就會在青島開工了。曆史上，青島先後淪為德國和日本的殖民地，外國僑民相當多，他們來自德、日、俄、英、美、法等多個國家。青島當地不僅有德文、日文版的報紙，連英國的《泰晤士報》都有青島版。後來改名為山東大學的國立青島大學，聚集著老舍、梁實秋等一大批文人。

　　鄭璉打工的東亞打蛋公司是家英國企業，做的事情就是把雞蛋打成蛋液，冷凍後運往英國。鄭璉長相清秀，人又機靈，眼裏有活兒，特別難得的是，他愛讀書。他車裏隨時放著一本書，等老板娘的時候，總是靜靜地看一會兒，不像一般人那樣，東瞅瞅、西望望，隨意打發著無聊的時光。不出車的時候，他還會去圖書館自修文史。老板娘是牛津畢業，對這個愛讀書的中國小夥子自是高看一眼。

　　1938年元月，日軍在青島嶗山登陸，青島的好日子告一段落。嚐到了亡國奴的滋味，鄭璉一心想去打日本鬼子。老板娘極力挽留，鄭璉還是離開青島，回到了二百多公裏外的昌樂老家。很快，鄭璉就背起了一支漢陽造，成為縣上保安團十一連的一名班長。

　　昌樂保安團，實際上就是國民黨的一支遊擊隊。鄭璉他們和日本人打過幾次，勝仗不多。裝備落後是一方麵，更重要的原因是這幫人都不懂軍事。一次又一次功敗垂成、死裏逃生，鄭璉認識到，應該去上軍校，好好地學習一下軍事要領。

　　1939年夏，胡宗南的中央陸軍軍官學校七分校到魯南淪陷區來招生。得到消息，鄭璉馬上到沂蒙山去報名。他們這些學員在安徽阜陽集結後，步行一個多月來到洛陽，然後從洛陽坐火車到西安。七分校就在西安城南的王曲，距鍾樓不過二十來公裏。但是，他們並沒有馬上去王曲報到，而是先到西邊岐山的周公廟進行入伍訓練。訓練結束，從周公廟赴王曲期間，又在西安城南的廟坡頭住了一陣兒。在此期間，七分校又從陝西省內招了少量學生。

　　鄭璉他們中隊來了兩個插班生，其中一個叫於希長，來自陝北洛川。從於希長那裏，鄭璉第一次聽說了陝甘寧邊區和延安的情況，知道七七事變之後，已經有大批年輕人到延安參加革命了。於希長跟鄭璉睡一張通鋪，晚上熄燈，於希長沒少跟他說起邊區的事兒。鄭璉挺納悶兒：“那你為什麽沒去延安，反倒來西安上七分校？”

　　“你沒去過，陝北生活太苦……”於希長的陝北口音聽起來像傷風感冒。他告訴鄭璉，從勢力上看，共產黨比國民黨差得太遠了，將來成不了氣候。那個年代，像於希長這樣功利主義的想法，在年輕人中還是占主流的。

　　上了七分校，鄭璉對國民黨就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對國民黨的種種弊病，他非常反感、失望。和精神上的苦悶相比，生活條件的艱苦對他來說又算得了什麽呢？何況，世上居然有不花錢就能上大學的地方，那他鄭璉為什麽不去投延安呢？

　　盡管誌向不同，但鄭璉跟於希長處得不錯。被窩裏，他們可以無話不談。於希長說，他有個舅舅在洛川，是個買賣人，經常穿過封鎖線到陝北做生意。鄭璉就跟於希長要了他舅舅的地址，還讓於希長給他寫了封介紹信。這事兒，於希長當然不能跟任何人說。

　　1942年春天，鄭璉向校方請假，要進城看病。因為此前鄭璉生過大病，差點兒沒了命，所以沒費任何周折就獲得了批準。照著紙條上的地址，鄭璉找到了於希長的舅舅，由此人領著深更半夜過了封鎖線。到了富縣，邊區民兵把一身國民黨軍裝的鄭璉押到了甘泉鎮。在這裏，他見到了延安來的一位趙科長。

　　趙科長二十五六歲，清瘦，不修邊幅，穿一身挺舊的八路軍軍裝。他說話挺客氣，拿個筆記本，一邊問鄭璉，一邊在本子上記著。他問的，無非是鄭璉的個人經曆、七分校的情況，以及他去延安的理由。

　　“那我什麽時候能去延安？”等趙科長擰上鋼筆、合上筆記本，鄭璉迫切地問道。

　　趙科長是東北口音：“你還是先回七分校吧，回頭我會派人來找你。現在，還不方便讓你去延安。”

　　鄭璉瞪大眼睛：“為什麽？我說的句句是實話，不信你們可以調查呀！”

　　“我也沒說你說假話呀。隻是延安的大學現在不招生，你去了也沒地方待。放心，回頭我會派人找你的。”趙科長始終是笑嘻嘻的。不過，鄭璉覺得，他的笑是居高臨下的。這種笑，讓他覺得心裏沒底。他千辛萬苦地穿過封鎖線，怎麽會是這樣一個結果呢？

　　2013年6月，筆者曾專程趕往烏魯木齊，采訪已經九十一歲的鄭璉老人。鄭璉的家位於揚子江路一個老家屬院裏，老人耳不聾、眼不花，思維敏捷，隻是因為剛剛出院，身體比較虛弱。采訪中，鄭璉提到1942年春天去邊區的那段經曆時說：“解放後，我到西安藥王洞陝甘寧邊區公安廳報到時，跟接待我的情報處秘書蔡玉華說起過這事兒。”走南闖北多年，鄭璉的普通話已經聽不出什麽山東口音。“我說，我參加革命工作的時間應當追溯到1942年春天。可蔡玉華善意地提醒我，不要再提這段經曆。”

　　那個年代的人，對別的事情可以不計較，但對自己參加革命和入黨的時間卻非常在意。蔡玉華為什麽要這樣說呢？

　　“因為沒人能證明我的經曆，就等於沒人能證明我的清白。這方麵有很多慘痛教訓。何況，我隻知道接待我的人是延安來的‘趙科長’，連人家的名字都報不出來。”鄭璉老人聲音不大，說話時，特別長、特別白的長壽眉在輕輕地抖動。

　　實際上，那次審查鄭璉的人，是陝甘寧邊區保安處富縣檢查站站長趙去非。在情報工作方麵，趙去非是邊保（即陝甘寧邊區保安處）的一位幹將。石誌文、楊宏超等人，都是經他的手才成為諜戰中的傳奇人物。1942年，正值延安開展整風運動。“搶救失足者”過程中，“逼供信”盛行，很多一腔熱血投奔延安的青年學生被打成了“特務”。像鄭璉這樣有國民黨背景的，多半也是這個結果。

　　“聽了蔡玉華的建議，我從此守口如瓶，再沒跟人提起過這段經曆……”說到這裏，鄭璉做了個暫停的手勢，“我胸悶，要吸氧了，抱歉。”

　　在鄭璉的印象中，1942年的春天，關中已經暖風拂麵、桃紅柳綠，邊區卻乍暖還寒，小麥還沒有拔節，空氣裏彌漫的是車前草、艾草和芨芨菜混雜的氣息。這次邊區行，被鄭璉視為人生中的一次重大挫折。趙科長讓人把他“護送”出邊界的時候，他鼻子一酸，眼淚竟然流了下來。

　　回到七分校，鄭璉一直盼著趙科長派人來找他，可是，等到畢業也沒見有人來。

　　1943年春天，七分校十七期學員畢業，鄭璉被分配到甘肅酒泉的第四十二軍，在特務營機槍連當了一名排長。不久，聽說部隊要開拔，但不是往抗日前線走，而是要去新疆，鄭璉更加失望。當初上軍校也好，後來去延安也好，鄭璉都是為了上前線打日本鬼子。可如果去了新疆，還到哪兒去打鬼子？於是，鄭璉下決心要離開這支部隊。

　　想走，就得有去處。這個時期，鄭璉和陝西的同學、朋友聯係就比較多。其間，鄭璉從同學那兒弄到了兩本影響他一生的書，一本是艾思奇的《大眾哲學》，另一本是沈誌遠的《唯物辨證法講座》。那時候，鄭璉才二十出頭，說話沒把門的，動不動就跟別的軍官大談“對立統一”、“質量互變”、“否定之否定”、“資本主義最終將由社會主義取代”。如果說這種思想傾向隻是讓人覺得他是個另類，那麽，指名道姓地罵當官的克扣軍餉，就要得罪人了。

　　1943年冬，四十二軍要組建一個新兵團，營裏抽鄭璉帶十二個老兵班長去接新兵。途經平涼的涇川縣時，鄭璉瞅個空子跑了。也許，上司早就對這個異己分子不放心，鄭璉沒跑多遠就被五花大綁地抓回來。團長要把鄭璉當場活埋，幸好營長出麵說情，才把他關進了涇川監獄。

　　鄭璉的命運和他的老鄉、《隋唐演義》裏的秦瓊十分類似，每到危難時刻，就有貴人出手相助。鄭璉麵臨牢獄之災的時候，軍校的一個朋友把他救了。

　　國民黨暫編五十九師（即解放戰爭時在沙家店戰役中被彭德懷殲滅的整編一二三旅）有一個團駐紮在涇川，鄭璉的同學孫元昌在這兒當通訊排長。孫元昌跟鄭璉同歲，山東臨朐人。那麽，昌樂與臨朐相隔多遠呢？也就六十公裏，現在同屬濰坊市。這倆人的山東話都是一個口音。不僅是同鄉，倆人還特別對脾氣。當初駐紮在岐山周公廟的時候，一中隊的鄭璉和四中隊的孫元昌經常一起唱京戲。本來就是老鄉，又有共同的愛好，他們倆的關係當然是“杠杠的”。聽說鄭璉被關進涇川監獄，孫元昌比他還急，趕緊花錢活動關係把他給弄了出來。

　　還是在七分校的時候，時任國民政府軍委會軍令部長白崇禧曾來七分校校閱。桂係的白崇禧本來對蔣係就不以為然，趕上十七期學員招生時，河南、山東已經淪陷，生源緊張。不得已，隻能放寬條件。否則，像張德俊這樣拖家帶口的，怎麽可能被選上？

　　白崇禧嫌胡宗南招來的學員質量不高，組織了一個龐大的考試團到西安來搞甄別考試。這一下，各總隊都慌了神，趕緊相互之間借兵，就這樣，還是查出了上千名不合格的學員，十七期學員六成都被淘汰，鄭璉所在的十四總隊被取消，並入十二總隊。那些被勒令退學的學員認為自己上當受騙，跑到西安請願。胡宗南在皇甫塬和韋曲塬設了兩道防線，抓了幾個鬧事的，餘下的大部分送到離王曲不遠的皇甫營房補習文化，叫“特科”。這些人最後也發了畢業證。

　　鄭璉、孫元昌有個被淘汰的軍校同學曲森在陝西省扶風縣政府當了秘書。曲森也是山東人，之所以能到扶風幹上這差事，是因為他跟扶風的劉縣長是老鄉。通過曲森介紹，1943年底，劉縣長把鄭璉安排在扶風縣豆會鎮的私立新民中學教國文和曆史。

　　本來以鄭璉的個性，也不會安心待在偏遠的豆會鎮教書，但鄭璉在這兒待得卻挺踏實。其實，他是被一套書迷住的。鄭璉愛看書，來到這兒，就去泡學校的圖書館。沒想到，私立新民中學的圖書館裏居然有一套《魯迅全集》，而且是沒人翻過的新書。書隻能在圖書館看，不讓借出去。於是，鄭璉天天晚上泡在圖書館，直到管理員下班才回宿舍。

　　就是這時候，張德俊的遺孀張秀美找到了學校。張秀美來扶風，其實是衝著鄭璉和曲森倆人來的。在軍校，張德俊跟曲森的關係也非常好。別的同學都在部隊裏，多是排長一級，張秀美沒法兒去投靠；唯有曲森和鄭璉沒在軍隊，而且還都在扶風。一下子多出三張嘴，鄭璉、曲森的負擔就重了。曲森幫忙在縣城租房，把娘兒仨安頓下來；鄭璉又請劉縣長幫忙，讓他在豆會鎮糧管所兼了個庫管員的差。

　　1944年春，也就是張秀美帶著倆孩子投奔鄭璉、曲森不久，日本鬼子占領了河南。受戰事影響，陝西境內的隴海鐵路裁員，鄭璉又遇見了另一個同學劉學禎。

　　和曲森一樣，劉學禎也是半道離開七分校的十七期“特科”學員。當軍官不夠格，可劉學禎卻是個有才華的國畫家。抗戰期間，年紀輕輕的劉學禎居然辦過個人畫展，他的一些畫作上還有臧克家的題詩題詞。那時候，藏克家就已經很著名了。

　　戰亂年代，靠畫畫劉學禎當然養活不了自己。他工作的地方是寶雞鐵路機車修造廠，鐵路一裁員，劉學禎隻得自謀出路。寶雞離扶風不遠，他和曲森、鄭璉經常見麵，和張秀美娘兒仨也熟悉了。不久，劉學禎找到了新工作，在國民政府大荔財政緝私所當差。他是個很善良的人，對張秀美娘兒仨很同情，也經常給他們捎錢捎糧，等於和鄭璉、曲森一起養活他們。劉學禎和張秀美之間逐漸有了好感，1945年春，兩人結了婚。從此，張秀美娘兒仨在寶雞安頓下來。而劉學禎、張秀美的家，也成了日後鄭璉的一個重要落腳點。

二、再入邊區

　　一次，鄭璉到大荔找劉學禎。劉學禎沒在，鄭璉就去縣上的文化館翻閱報刊。結果，他看到重慶出版的《大公報》上有一篇《中共中央、八路軍總部、陝甘寧邊區參觀訪問記》。文章詳細地介紹了共產黨領導下延安的情況，特別是延安大學不拘一格收學員的報道。鄭璉的夢想被再次點燃。

　　鄭璉有個朋友，在周至縣稅務局當職員。此人和鄭璉一樣，早就向往延安。5月間，鄭璉到周至找到那位朋友，兩人密謀投奔延安的事兒。此時，孫元昌已是暫編五十九師參謀處的作戰參謀，隨部隊駐紮在陝西三原縣。鄭璉專門去了趟三原，讓孫元昌幫他找路子去邊區。

　　鄭璉的軍校同學陳立民跟鄭璉也是死黨。陳立民是青島人，一張嘴，“喝酒”就成了“哈酒”。上學時，鄭璉大病一場，在身邊天天照顧他的人就是陳立民。陳立民分到了陝西保安團，因為是雜牌部隊，他倒是很快當了連長。鄭璉給陳立民寫了封信，約他到周至來，還是商量去邊區的事兒。陳立民的朋友老韓也在保安團當連長，他的部隊就負責看守三原與邊區交界的地帶。7月份，陳立民回信，讓鄭璉去找老韓。

　　見了陳立民的介紹信，老韓對鄭璉和他的那位朋友挺熱情。可一聽他們要從他的防區去邊區，老韓頭搖得像撥浪鼓：“我們這兒查得特別嚴，要是敢把你們放過去，你們前腳走，後腳長官就得把我抓起來。”接著，老韓給他們出主意，“我認識一個淳化的老漢，經常背上棉花去邊區換東西。你們要是真想去，可以花些錢，讓這個老漢把你們送過去。”

　　老韓說的這個辦法，和鄭璉第一次去邊區的路數類似。鄭璉覺得，這個辦法應該靠譜。於是，他和那個朋友分頭進行準備。朋友負責籌集路費，鄭璉負責搞情報。當時，大荔駐紮著一個美械裝備的軍。鄭璉通過同學關係，對這個軍的駐防情況進行了解；再找到孫元昌，告訴他自己已經有了去邊區的路子，讓孫元昌把暫五十九師守封鎖線的情況告訴他。他把弄到的這些情報整理成一份材料。

　　等這些準備工作都完成，8月初，哥兒倆來到三原，跟老韓會合後，雇了三頭毛驢騎上，去了淳化縣西北角的一個村子。老漢五十來歲，又黑又瘦，個頭隻有一米五幾。一見麵，老漢就把自己的煙袋鍋讓給老韓抽，看上去兩人很熟。老漢收下錢，說當晚就走。

　　半夜，老漢領著鄭璉二人悄悄出了村。一路爬溝越嶺，時而伏在地上一動不動，時而貓著腰一路小跑。鄭璉二人早就暈頭轉向，分不清東南西北。就這樣走了三四個鍾頭，天麻麻亮，莊稼地裏突然冒出幾個端槍的人：“站住！幹什麽的？”

　　鄭璉不由得渾身冰涼，心說：完了。不料，老漢笑嗬嗬跟端槍的人打招呼：“別開槍，自己人！”又跟鄭璉二人說，“咱到地方了，他們是邊區的民兵。”

　　聽老漢說明了來意，民兵們對鄭璉二人挺熱情，把他們領進了附近的一個村子歇著。天光大亮後，鄭璉二人被帶到了中共赤水縣委，一個自稱縣上統戰部長的小夥子安排二人住下。這個赤水可不是當年紅軍“四渡赤水”的貴州赤水縣，而是屬於如今的旬邑縣。赤水的馬欄就是劉誌丹紅二十六軍的誕生地。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期間，馬欄還是陝甘寧邊區的南大門，是關中分區的“首都”。

　　鄭璉二人住了一宿，被統戰部長派人送到了馬欄。見到地委統戰部的一位幹事，鄭璉遞上了之前讓赤水統戰部長看過的那些情報。接著，鄭璉的情報和他們二位一起，被轉送到關中保安處。關中保安處處長由中共關中地委副書記汪鋒兼任，副處長就是後來擔任過公安部副部長的邊保情報專家於桑。

　　接待鄭璉二人的，是保安科的丁超科長。丁超讓鄭璉他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寫自傳，以及來邊區有什麽訴求。要說訴求，他們二人都一樣，就是想到延安去上學。可材料交上去之後，丁超以組織的名義告訴鄭璉，和他一起去的那位朋友可以留在邊區；而他呢，還得回去。

　　“你是七分校畢業的，懂軍事，在胡宗南部隊又有這麽多同學關係，組織上認為你有做情報工作的條件。邊區正缺你這樣的人才，也缺這方麵的情報。經研究，組織上決定要你回白區做地下工作。”

　　聽了這話，鄭璉一臉失望。有了第一次去邊區和那位趙科長打交道的經曆，鄭璉猜測，眼前的丁科長又在跟他玩太極推手。丁超看出他在想什麽，拍拍他的肩膀：“不是立即回去，你要先在這兒接受培訓。這工作可比你到延安念書重要得多。你先住下來，咱們慢慢聊。”

　　這天晚上，鄭璉就住在丁超的窯洞裏，兩人聊了個通宵。鄭璉沒想到，這位年輕的共產黨幹部居然跟自己如此義氣相投。雖然做的是情報工作，但鄭璉能感覺到，丁超對他的真誠是不摻半點兒假的。

　　住下來之後，鄭璉從別人口中得知，丁超在邊區可是有“丁才子”之稱的。他是陝西鳳翔人，高中畢業生。在那個年代，這已經算是貨真價實的知識分子了。在培訓的兩個月裏，丁超指導鄭璉讀了大量理論著作，把鄭璉領進了馬克思主義的門；在情報工作方麵，鄭璉還是個門外漢，丁超則安排鄭璉進行了係統的培訓。

　　1945年8月15日，日本無條件投降。消息傳來，全國人民都以狂歡的方式慶祝著這一來之不易的勝利。即使在偏僻的山溝馬欄，歡呼聲、爆竹聲、敲打搪瓷臉盆的聲音也是徹夜不息。擔心被潛伏的國民黨特務發現，鄭璉在北邊山坡機關駐地接受封閉培訓，即使在這樣的歡慶之夜，他也不能下到坡底去。聽著遠處的喧鬧聲，鄭璉靜靜地坐在北山坡的窖洞前，任眼淚肆意流淌……

　　一場初雪過後，黃櫨樹上的紅葉就落盡了。離開邊區前，中共關中專署的楊專員和鄭璉談了話，還請他吃了一頓飯。臨別，楊專員緊握鄭璉的手，用力地搖了搖：“我們等著你立功的好消息啊！”

　　1945年11月上旬，丁超領著鄭璉先到了柳林鎮。丁超叮囑他，如果能夠進入胡宗南司令部之類的要害機關當然好，如果做不到，也不強求，要根據條件量力而為，也可以專門去收集邊區封鎖線上的情報。除軍事情報外，其他有價值的情報也要收集。

　　第二天，丁超委托一個做買賣的耀縣人把鄭璉帶出邊區。丁超緊緊握住鄭璉的手：“好兄弟，多保重！也許，咱們要等到勝利才能見麵了！”

三、封鎖線上

　　鄭璉給組織上留的固定聯係地址中，有一個是“寶雞郵政儲金匯業局鄭鴻飛轉”。鄭鴻飛是何許人呢？

　　鄭鴻飛，山東德州武城縣人，比鄭璉年長兩歲。如果生在和平年代，鄭鴻飛可能會前途無量，因為他當年是個地地道道的“學霸”。鄭鴻飛畢業於濟南的山東省立高中，那會兒，能從偏遠的武城考到省立高中的可沒有幾個。鄭鴻飛上高中後，日本鬼子占領濟南，學校的外語課由英語改成了日語，鄭鴻飛的英語、日語都很棒。高中畢業，再想上大學，不行了。國家正經曆戰亂，還有哪兒的大學能正常招生呢？鄭鴻飛為前途發愁的時候，機會來了：他被委任到恩縣當縣長！

　　恩縣就是現在的平原縣，與鄭鴻飛的老家武城縣是鄰縣，哲學家任繼愈、作家鄧友梅都是恩縣人。高中畢業就能回鄰縣當縣長，這不就是衣錦還鄉嗎？但那得看是什麽年代、誰封的官。鄭鴻飛的這個官，是汪偽旗下的山東省政府任命的——實在是人才匱乏，偽政府才跑到省立高中揀學習好的畢業生任用。

　　鄭鴻飛是“學霸”，卻不是書呆子。他當然知道，當這麽個縣長，就是把漢奸當牢了。從學校老師那兒一得到信兒，他就知道大禍臨頭，唯一的辦法就是腳底抹油。鄭鴻飛一路往不打仗的地方逃，一直跑到陝西寶雞才安頓下來。因為有文化，他先後在寶雞寶大酒精廠當過技術員、在千陽縣中學教過書，1942年，鄭鴻飛考取了寶雞郵政儲金匯業局的郵務佐，捧上了戰爭年代格外珍貴的“鐵飯碗”。

　　郵務佐是個什麽職務呢？這就得說說民國時期的郵政管理。以中國近代郵政發祥地上海為例，職員序列從上至下為郵務官、郵務員、郵務生；實習生序列包括揀信生、信差、聽差、額外聽差；而工人序列包括郵差、郵役、雜役，總共十等。郵務長、副郵務長（1936年起改為局長、局長幫辦）屬於政府的特任官員，不在此列。1928年起，郵務官、郵務員改稱甲等郵務員，郵務生改稱乙等郵務員，揀信生改稱郵務佐。

　　郵政人員的薪水是按照職務等級確定的。1924年，一個剛入郵局的信差工資為銀元14.5元，資深的信差最高工資為37.5元。這是個什麽概念呢？當時市麵上一袋二十五公斤的麵粉是兩塊多錢，一斤煙台蘋果約兩角左右。如此算來，隻要當上信差，解決一家人的基本溫飽不成問題。信差還是低階職員，郵務員的薪水就更高了。因此，郵局的差事在那時十分吃香、競爭激烈，報考郵務員、郵務佐，門檻相當高，甲等郵務員需大學畢業，乙等郵務員要高中畢業，郵務佐至少也得初中畢業。在那個年代，初中畢業的人就算得上知識分子了。

　　名牌高中畢業的鄭鴻飛當個郵務佐，當然有點兒小小的屈才。但顛沛流離中，能有個穩定的生活來源才是最重要的。1945年初，他又考取了郵務員，同年5月，被調到四川萬縣專區郵電局任分局局長。不過，這個時候升官和高中畢業時升官情況類似——當然，這都是後話。

　　鄭璉是1943年通過同學曲森認識鄭鴻飛的。鄭鴻飛為人正派，樂於助人，又有文化，和好讀書的鄭璉有很多共同語言。從邊區回來，鄭璉先在鄭鴻飛這兒落腳。鄭鴻飛經濟比較寬裕，能養得起他這個白吃飯的朋友。

　　鄭璉弄到的第一份情報，還是來自孫元昌。在邊區，鄭璉已經把孫元昌的情況如實匯報給組織。孫元昌和他一樣，是在邊區掛了號的情報員。從邊區回來後，鄭璉從寶雞給孫元昌寫了信，兩人相約在三原縣城見了麵。這時候，暫編第五十九師已改編為整編第一二三旅，旅部設在三原縣東裏堡，孫元昌在旅部參謀處當參謀。在旅館裏，孫元昌連夜寫了一份關於整編第一二三旅的詳細報告，還畫了一幅兵力分配圖。鄭璉通過之前約定的方式，將情報送了出去。

　　1946年2月，鄭鴻飛捎給鄭璉一封“張富貴”（黨組織代號）寫來的信。鄭璉、孫元昌的情報受到了組織的肯定，組織上讓鄭璉盡可能多地了解封鎖線上國民黨軍隊的情況。於是，鄭璉來到三原東裏堡，住在了孫元昌家。

　　其時，孫元昌剛結婚不久。他媳婦陳玉琴比他小五歲，山西人，抗戰期間跟著她姑姑跑到了陝西。1945年，陳玉琴從陝西省立三原女子中學初中畢業，到淳化縣小學教書。陳玉琴在三原女中的時候有個同班同學叫郭淑惠，陝西涇陽人。女中畢業後，郭淑惠又上了陝西省紅十字會高級護校。寒假期間，郭淑惠來三原東裏堡找陳玉琴玩，正好鄭璉也在，四個年輕人過得特別開心。兩年後，鄭璉和郭淑惠結了婚，從此風風雨雨攜手一生。

　　孫元昌在參謀處的同事裏有個少校參謀盧文德，是七分校十四期的，算是孫元昌、鄭璉的師兄。盧文德是山東莒縣人，和孫元昌租住在一個院子裏，也有家小。軍隊裏，最鐵的圈子無非老鄉加同學。盧文德比孫元昌資曆深，平時對這個山東老鄉比較關照。兩家住在一個院子，誰家吃點兒什麽好的，肯定要給另一家分些嚐嚐。經常接觸，鄭璉發現盧文德跟他們是一路人，對於國民黨的腐敗也是一肚子牢騷。盧文德的軍校同學，有好幾個在陝西省保安團當團、營長，就駐紮在國統區與邊區的封鎖線上。鄭璉以找工作為名，讓盧文德給他幾個保安團的同學寫了推薦信。鄭璉提上禮物挨個兒去請，酒桌上，把他們的兵力配備以及調動情況都弄到了手。

　　鄭璉在馬欄培訓時認識了關中分區保安分處秘書陳鑒（新中國成立後曾任陝西省檢察院副檢察長），後來陳鑒告訴鄭璉，當初他們提供的封鎖線情報，對邊區人員出入封鎖線以及物資交流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杏黃了，麥熟了，轉眼間進入6月份。鄭璉騎著輛借來的破自行車，三天兩頭往外麵跑。一天，他剛回到東裏堡孫元昌家，孫元昌、盧文德麵色嚴峻：“你讓人盯上了，趕緊走。”

　　參謀部的情報參謀嚴鴻誠是“軍統”的人，因為孫元昌、盧文德的關係，跟鄭璉也認識。表麵上，他也跟鄭璉嘻嘻哈哈，但他早就開始懷疑鄭璉了——一個軍校畢業生，不在部隊幹，也不在外麵找工作，整天閑住在孫元昌家，而且老在封鎖線上轉悠，不是共黨間諜能是什麽人？私下裏，嚴鴻誠把這事透露給另一個情報參謀閻逢漢，說已經向上峰匯報，準備把鄭璉抓起來。閻逢漢跟孫元昌關係不錯，如果鄭璉被抓，孫元昌當然脫不了幹係。眼看朋友要遭大難，閻逢漢趕緊找機會通知了孫元昌。

　　鄭璉沒敢耽擱，馬上去了西安。他的新落腳點在雍興公司陝西分公司南院門門市部的連保震那兒。

　　雍興公司是宋子文旗下中國銀行西安分行經營的一個附屬企業，成立於1940年，主要經營棉紡織業。由於資本雄厚，又有中國銀行所屬的中國棉業公司做後盾，豫陝一帶的好棉花絕大部分都收到了雍興公司的打包廠裏。公司成立後短短兩三年內，就在陝西和甘肅經辦了十三個廠礦。抗戰時期，大後方一共才十幾萬個紗綻，雍興係統就占了七萬多，是當時西北實力最強的壟斷資本。

　　連保震也是鄭璉的軍校同學，而且不屬於被淘汰的那部分，但他畢業後沒在部隊幹，而是到雍興公司南院門門市部做了職員。因為他的推薦，鄭璉成為公司的試用職員，主要工作是為公司所屬各工廠采購辦公用品。對這份工作，鄭璉很滿意。一是有了經濟來源，二是可以東跑西顛，有時間去西安綏署以及城防部隊找同學聊天，從中收集情報。這期間，孫元昌兩次讓妻子陳玉琴來西安給鄭璉送情報。為了工作便利，鄭璉還讓盧文德在西安東木頭市太平巷一號租了房，盧文德的太太彭幼文帶著孩子住了過來，太平巷一號就成了鄭璉又一個聯絡點。

　　雍興公司的待遇不錯，本來，三個月試用期一滿，鄭璉就可以成為正式職員，薪水再漲一大截。可他隻在這兒幹了一個月，7月下旬的一天，鄭璉正在西安街頭的瓜攤吃西瓜，有人在他肩頭拍了一巴掌。一回頭，鄭璉看到一張長著一對小眼睛的四方大臉，一笑，眼睛就沒了。嗬，這人是他的軍校同學孔繁誠。

　　孔繁誠是山東曲阜人，軍校畢業後，他被送到重慶中美合作所接受特務訓練，現為交通警察第十六總隊的一個中隊長。孔繁誠告訴鄭璉，他們從四川來，準備接手陝西的鐵路警務。十六總隊有三個大隊，其中三大隊去了山西，一大隊將接手潼關至天水的警務，二大隊將接手鹹陽至銅川的警務。

　　“當個小商人有啥意思呀？軍校不就白上了？”聽說鄭璉的近況，孔繁誠深為惋惜，一個勁兒勸說鄭璉加入交警總隊。麵對老鄉加同學的一片誠意，鄭璉看上去動了心。

　　孔繁誠所在的中隊駐紮在鹹陽。過了幾天，鄭璉利用去工廠辦事的機會，去鹹陽找到孔繁誠，讓他寫了一封介紹信。拿著這封信，鄭璉到寶雞找到了十六總隊二大隊的梁大隊長。正是用人之際，梁大隊長對軍校畢業生鄭璉印象不錯。他讓鄭璉先回西安，等著總隊批複。

　　到了寶雞，鄭璉當然要見鄭鴻飛。他把要去交警總隊的事兒跟鄭鴻飛說了，鄭鴻飛一聲長歎：“老弟，我覺得你的書都白念了。之前我推薦你去教書，你不肯去；推薦你去《寶雞日報》當副刊編輯，你也不去。現在，你在雍興公司幹得好好的，卻偏要去當什麽交警。你當這是個什麽好活兒？”

　　鄭璉當然不是被孔繁誠的三寸不爛之舌說動的。他考慮去二大隊，是看中這是一個靠近邊區的軍職，便於收集封鎖線上的情報，也便於和孫元昌、盧文德聯係。

　　不久，十六總隊的批複下來了，鄭璉被任命為二大隊機槍中隊三分隊的分隊長。到職後鄭璉才知道，十六總隊原來是東北的鐵路警察，九一八事變後退到關內。西安事變後，張學良被軟禁，這支鐵路警察部隊被“軍統”收編，上上下下的正職都是“軍統”特務。像鄭璉這樣隻是軍校畢業，沒受過特務訓練的人不多。當然，鄭璉的官也小，不過相當於一個排長。而那些副職呢，一張嘴都是一股大碴子味兒，鄭璉所在三分隊的隊副老金是朝鮮族，已經年近六旬。

　　事情的發展出乎鄭璉的預料。到交警總隊沒幾天，突然接到命令，二大隊開赴河南鄭州接管平漢路北段警務，次日一早就出發。鄭璉腸子都悔青了，後悔不該離開西安。怎麽辦？開小差嗎？這可不是鬧著玩的。要知道，他待的地方可是“軍統”的特務窩子。且不說交警總隊是軍事化管理，不請假出不了門，就是逃出去了，他從此就是黑人黑戶，沒有立足之地。如此一來，他還怎麽弄情報呢？但是，來不及請示組織了，他隻好先跟著去鄭州。

　　第二天一早，在寶雞火車站，鄭璉正在集合隊伍，突然看見一張熟悉的麵孔，不由得倒吸一口涼氣。此人不是別人，正是孫元昌的同事、“軍統”特務嚴鴻誠。嚴鴻誠也看見了鄭璉，矜持地衝他點了點頭。

四、奉調河南

　　這時，鄭璉又巴不得馬上離開寶雞了。火車開到陝州，也就是現在的三門峽，部隊下車吃飯，滿頭大汗的孔繁誠出現在鄭璉跟前：“你認識嚴鴻誠？”

　　“認識。他跟孫元昌是同事，倆人不對路數。他是不是又說我是共產黨？”

　　孫元昌也是孔繁誠的同學，鄭璉一說，孔繁誠就明白了。孔繁誠說，嚴鴻誠現在調到了寶雞警備司令部，發現鄭璉後，他立即找到了梁大隊長，把鄭璉舉報了。“你是我介紹過來的，剛開車，梁大隊長就把我叫去了。我說，你是我軍校最好的朋友，愛看書，有學問，不過一直懷才不遇，牢騷多了些，可能有時候說話不注意場合。不過，忠誠方麵絕對沒問題。梁大隊長也覺得這個嚴鴻誠有點兒小題大做。”

　　鄭璉終於稍稍放心。孔繁誠摘了警帽，他的腦袋像一個散發著蒸氣的火車頭，一邊擦著汗一邊叮囑：“幹我們這行，都有懷疑一切的職業病。你以後說話做事還是注意點兒，這裏可不比一般的部隊。”

　　到了鄭州，二大隊卻一直在待命，因為黃河以北的平漢鐵路始終不通，他們無法履職。在鄭州駐紮下來，鄭璉馬上跟組織取得聯係，他提供的回信地址是“鄭州市東關華光實業公司會計室張雲沛轉”。

　　前文提到過，鄭鴻飛流落到寶雞後，曾經在寶大酒精廠幹過一段。這個“寶大”以及另一個名叫“寶光”的酒精廠，總經理都是鄭璉一個名叫程順堂的同鄉，論輩分鄭璉應該管他叫叔叔。抗戰勝利後，企業家們都雄心勃勃地想抓住機會大幹一場。程順堂看好的地方，就是鐵路縱橫、交通便利的鄭州。他到鄭州大辦實業，開了個華光實業公司，自任總經理。程順堂以前的總會計師張雲沛是鄭璉的好朋友，這次也跟著老板來了鄭州。

　　在鄭州期間，鄭璉在大街上偶遇軍校同學盧振聲。兩人都很高興，找了個飯館小酌。當然，更高興的是鄭璉。他聽說盧振聲在劉峙的鄭州綏靖公署作戰處任作戰參謀，而且盧振聲還有個當軍長的叔叔。

　　盧振聲是大戶人家的子弟，公子哥兒，人不錯，但是個大嘴巴，天上知一半，地上全知道。上軍校時，鄭璉有點兒煩他，但這會兒，卻特喜歡聽他吹。從此，一有空兒，倆人就湊到一起喝一杯。於是，鄭州綏署的軍事意圖、部隊變動等情報，都從鄭璉這兒源源不斷地送了出去。

　　因為老鄉加朋友的緣故，鄭璉和張雲沛的交往也很頻繁。張雲沛說，程順堂交結非常廣，陸軍上將孫震每到鄭州，必到程順堂家做客。提到孫震，讀者可能不熟悉，他的侄兒孫元良比他有名；黃埔一期畢業的孫元良有個兒子，名叫孫祥鍾，後來在台灣當了演員，他的藝名叫秦漢。

　　1946年12月，孫震由四川調到鄭州綏署當副主任，兼任第五綏靖區司令官。孫震對程順堂非常信任，連私人財產都托付給程順堂打理。程順堂把鄭璉看作自己的晚輩，孫震來訪，從不讓他回避；孫震對這個很有眼色的年輕人也不反感，說起話來不拿他當外人。從此，鄭璉就經常去程順堂家，收集到不少政治、軍事和經濟方麵的情報。

　　鄭璉所在的二大隊，還曾兩度守過“花園口堵口”。說到“花園口堵口”，就先得說說當年蔣介石炸花園口。1938年蘭封會戰失利後，時任第一戰區參謀長的晏勳甫向第一戰區司令長官、河南省政府主席程潛提議，決開黃河之堤，阻擋追擊的日軍。程潛遂向蔣介石請示，蔣介石回電批準。擔任扒堤任務的是守衛黃河的商震部。起初，決堤口選擇在中牟縣境內堤壩較薄的趙口。可趙口泥沙太多，扒不開，於是，蔣介石命令貴州來的新八師扒其駐防的花園口。新八師連扒帶炸，1938年6月9日，花園口決堤。決堤造成89萬百姓死亡，1200萬畝耕地被淹，河南、安徽和江蘇三省大麵積受災。中國人以慘重的代價，延緩了日軍進攻的腳步，為國民政府的戰略轉移贏得了寶貴的時間。

　　1946年夏天，鄭璉從他在鄭州綏署的同學盧振聲那兒得知了蔣介石要在花園口堵口的消息。盧振聲說話總是自信滿滿，比如，陳述一件新聞，他一定要同時扮演評論員，把個人見解加到裏麵。這次他對鄭璉說：“蔣委員長命令，限三個月把口子堵上，讓黃河回歸故道。這一方麵是還他炸開大堤的賬，另外也是為了對付共產黨。”

　　不過，這回盧振聲說得沒錯。黃河故道一線大多數是解放區，花園口的口子一旦紮上，黃河回歸故道，這片地區又將變成一片澤國。蔣介石等於是把“以水製敵”的故伎重演一番，隻不過此時，他的敵手已經由日本人變成了共產黨。

　　得到這一情報，鄭璉趕快向組織匯報。此後，鄭璉所在的機槍分隊先後兩次執行過花園口堵口工程警衛任務。蔣介石曾下令限期完成堵口，否則要嚴辦。即便如此，工期還是拖得很長，最後於1947年春天合龍，鄭璉還得到過一枚國民政府頒發的合龍紀念章呢。

五、再次失聯

　　從1947年5月起，鄭璉就再也得不到組織上的任何回音了。此時，胡宗南占領延安已有兩個月。鄭璉當然無從知道，關中保安分處的幹部們都已經變成了居無定所的遊擊隊員，情報工作全麵處於停頓狀態。但是，哪怕是出於對丁超人格上的信任，鄭璉也堅信，組織上不會放棄他。

　　不光組織聯係不上，孫元昌、盧文德也隨所在部隊去了陝北，鄭璉與他們也失去了聯係。本來，鄭璉在鄭州開拓出的情報來源，組織上是很感興趣的。可是，弄到手的情報送不出去，情報就失去了價值。那麽，自己還有必要在鄭州待下去嗎？到了7月份，組織上依舊沒有任何消息，鄭璉決心回陝西去。

　　此時，交警總隊正在辦一個警長訓練班，把鄭璉調去當教育副官，負責編製教學大綱和安排每周的課程。鄭璉琢磨，如果此時逃跑，鐵路沿線可盡是交警總隊的“軍統”特務。明白了危險，他就不敢貿然行動了。正為怎麽跑發愁時，鄭璉又遇到貴人了！

　　鄭璉的軍校可真是沒白上，他的同學關德忠專門來鄭州找他。關德忠的父親關露霖在西安綏署教導第二總隊第九支隊當上校支隊長，此時，部隊正在河南駐馬店招兵。關露霖是行伍出身，書念得不多，腦子裏裝的都是舊軍閥那一套。他讓兒子給他舉薦個得力的人當副手。關德忠聽說鄭璉在鄭州，就專程趕來說這事兒。鄭璉自然是一口答應下來，這是返回陝西最好的辦法。

　　一個星期六的晚上，鄭璉帶了三個親信的警長，抬著他的兩箱子書，坐南下的火車到了駐馬店，當上了關露霖第九支隊的副支隊長。8月份，第九支隊就奉命開赴陝西。

　　部隊一進陝西，鄭璉就給丁超跟他約定的高陵、莊裏兩個地址寫了信——在馬欄，丁超曾跟鄭璉交代過，任何時候都不能直接去接頭。部隊駐紮在華陰一帶時，鄭璉請假回了趟西安。盧文德的家小在東木頭市太平巷一號，鄭璉想去看看組織上有沒有把信回到那兒。盧文德的妻子彭幼文告訴他，沒見有轉給他的信。離開東木頭市，鄭璉又去南院門找連保震，連保震那邊也沒有鄭璉的任何信件。

　　在西安住了一宿，鄭璉趕到寶雞，鄭鴻飛那邊也一樣，沒有轉給他的信；再折騰到三原，找到孫元昌的妻子陳玉琴，情況依舊。像斷了線的風箏一樣，鄭璉不知道該往哪裏飄，急得不得了。這工夫，他所在的教二總隊已經到了銅川，準備開赴延安。到了延安，會不會有機會聯係上組織呢？鄭璉趕緊追上部隊。他無論如何也沒想到，竟會以這種方式來到他夢想中的延安。

　　走到半路，傳來了鍾鬆的整編第三十六師在陝北吃了大敗仗的消息。這就是8月20日發生在米脂北邊的沙家店戰役。孫元昌、盧文德所在的整編一二三旅就屬於第三十六師，聽到這個消息，鄭璉心情複雜。最好的結果，是孫元昌、盧文德被俘，這樣，他們就能找到組織。可萬一他們死在戰場上呢？

　　部隊行進到洛川，正好遇到第一二三旅在收容殘部。鄭璉過去一打聽，居然沒費多大勁兒就找到了孫、盧二位。倆人都好好的，連輕傷也沒負，隻不過都是灰頭土臉。過去，二人收集的情報都是通過鄭璉交給組織的，他們自己和組織上並沒有任何聯係。對他們來說，鄭璉就是組織。見了鄭璉，他們問今後該怎麽辦。鄭璉心裏也沒數，隻能告訴他們：“等到了延安，我看看情況再說。你們等我的信兒。”

　　延安滿街都是國軍官兵，鄭璉想不出任何可以聯係到組織的辦法。除了心情沮喪，他還在為如何回西安發愁。從延安到西安，沿路都有國民黨軍隊在抓壯丁。深更半夜，車馬店裏熟睡的客人都會稀裏糊塗地被抓去，隻要是小夥兒，就是店裏的店員也照抓不誤。如果鄭璉單獨往回走，非被抓了壯丁不可。想來想去，鄭璉決定裝病，以生病軍官的名義住進醫院，再爭取坐醫院的救護車離開延安。

　　上軍校時，鄭璉曾大病一場。看病時，他認識了軍醫華醫生。華醫生是濰坊老鄉，曾在青島上過學，兩人有很多共同語言。等鄭璉病好，他們已經成了朋友。這時候，華醫生正好就在延安的野戰醫院。找到華醫生，鄭璉突然“病”了，而且“病”得不輕。野戰醫院是帳篷醫院，住不了幾個病號。兩天後，鄭璉就被救護車轉送到後方醫院。華醫生給鄭璉寫了條子，讓鄭璉去找他的醫生朋友繼續幫忙。結果，回到洛川，鄭璉甚至都不用在醫院裏住，隻是每個月去領一次薪水，這樣持續了半年之久。

　　在洛川，鄭璉經常和孫元昌、盧文德待在一起。沙家店戰役中，整編一二三旅旅長劉子奇被俘，新來的旅長朱俠對盧文德很器重，要他擔任西安留守處主任；而孫元昌這時已不再當參謀，而是調任運輸連連長。鄭璉認為盧文德的差事不錯，可以繼續留在一二三旅收集情報；而孫元昌當運輸連長意思不大，應該想辦法辭了差事離開部隊。

　　孫元昌這個運輸連，不是汽車運輸，而是馱馬運輸。他當運輸連長時還有個意外收獲。在陝北，他撿到了一大批書，有《資本論》、《聯共（布）黨史》、《列寧選集》、《政治經濟學》等。在國統區，這些書統統是禁書。孫元昌知道鄭璉嗜書如命，就利用職務之便給他偷偷運了回來。考慮到這些書如果被查出來會有大麻煩，鄭璉把這些書弄到了寶雞，分別放在劉學禎和鄭鴻飛家。以後每到寶雞，鄭璉就跑到這兩人家裏偷偷閱讀。在那個戰火紛飛的年月，能這樣閉門讀禁書，真的十分奢侈。

　　離開軍隊，鄭璉先去了三原，不久，孫元昌也來了。之後，兩人多次去西安，還以販川橘、川糖的名義去過寶雞鄭鴻飛那兒。去這些地方的主要目的，就是看組織上有沒有回信。看到鄭璉混成這樣，鄭鴻飛忍不住責備他瞎折騰。這時候鄭璉才跟他說，自己是在給共產黨那邊幹呢。

　　兵荒馬亂的年月，工作不好找，何況兩個開小差的軍人。孫元昌拿出他這些年的全部積蓄開了一家小磨麵房，兩人從早忙到晚。在此期間，鄭璉和郭淑惠領了結婚證。

　　1948年5月，眼瞅著麥子就要變黃，磨麵房即將迎來一年中最為繁忙的時節。一個掛少將軍銜的國軍軍官，帶著兩個隨從來到了孫元昌的小磨房。少將軍官四十多歲，紅臉膛，湖北口音，一腳跨進院子就衝鄭璉嚷嚷：“喊你們老板來！”

　　光著膀子的孫元昌趕緊放下手裏的活兒跑出來熱情招呼。來人名叫甘樹藩，黃埔軍校三期步科畢業生，與戴安瀾、王耀武是同一期的學員。甘樹藩原來是整編一二三旅的少將副旅長，沙家店戰役之前，他調到聯勤總部第七補給區幹後勤。現在，他出任第七補給區第四分監部的分監，又回到了三原。當初孫元昌在暫五十九師當參謀時，和甘樹藩打交道比較多，甘樹藩對孫元昌很是賞識。此番甘樹藩專門來找孫元昌，是想讓孫元昌去給他當主管人事工作的參謀。

　　這簡直是天上掉陷餅。隻一個眼神的交流，鄭璉與孫元昌就心照不宣。光膀子的孫元昌站起來，舉起沾著麵粉的右手，給少將分監敬了個標準的軍禮：“承蒙不棄，卑職赴湯蹈火，在所不辭！”

　　就這樣，孫元昌重新披掛起來，又成了一個軍人。此前，雖然天天在小磨房裏出大力、流大汗，鄭璉、孫元昌對國共戰場的局勢可是清清楚楚。胡宗南占領延安僅僅一年，西北戰局就急轉直下。1948年3月，彭德懷的西北野戰軍取得了宜川大捷，殲敵近三萬，整編第二十九軍軍長劉勘自殺。胡宗南被迫撤出延安，西安綏署的部隊被重新編為兩個兵團，其中陝西省主席董釗兼任司令的第一兵團的任務是防護後方，與西北野戰軍作戰的，主要是西安綏署副主任裴昌會兼任司令的第五兵團。

　　聯勤總部全稱國民政府國防部聯合後勤司令部，是國民政府國防部根據美國顧問魯克斯的建議，參照美軍的後勤體係設立的，統一負責各部隊的後勤保障。陝西屬於第七補給區，其下屬的第四兵站分監部是專門為裴兵團提供後勤補給的指揮機關，下轄運輸部隊、野戰醫院、兵站、各種倉庫等。兵馬未動，糧草先行，裴兵團的一切行動以及團以上作戰單元的駐地，事先都得告訴分監部。能到這兒去當參謀，不就是守住了一座情報富礦嗎？

　　孫元昌去分監部上任不久，鄭璉就把磨麵房給賣了，在第五十一號兵站謀了個押運員的差事。可是，找不到組織，即使守著一座情報富礦，又有什麽意義呢？鄭璉就琢磨著，前方戰事如此吃緊，他押運物資到前線補給，沒準兒就會被解放軍俘虜；即使沒被俘，他離前線這麽近，也應該有機會找到解放軍。然而，去幹了兩三個月，卻什麽機會都沒找到。

　　對於讀書人來說，打發無聊最好的辦法就是看書。手裏的書看完了，就得去買、去借；而看了書，就有了想法，就需要找有共同語言的人交流。因為這樣的愛好，無論走到哪兒，鄭璉都會結交兩三個書友，在三原中學教書的李力群就是其中之一。

　　李力群也是山東人，性格豪爽。此時物價飛漲，學校老師領到的薪水連自己都養不活，瘦得像麻稈的李力群卻拉著鄭璉去吃三原老黃家的小酥肉。吃完飯，鄭璉要付錢，李力群卻不由分說，像打架一樣付了賬。往回走的路上，兩人對國民黨又是一通臭罵。接住鄭璉的一個話尾巴，李力群突然說：“你有沒有膽子投共產黨？”

六、不速之客

　　李力群告訴鄭璉，他和邊區已經建立了關係。話說到這個份兒上，鄭璉也就挑明了：“我在那邊也有關係，但很久沒聯係了。你能不能幫我帶封信過去？”

　　當天晚上，鄭璉給“張富貴”寫了封信。除了匯報他和孫元昌、盧文德現在的情況，鄭璉還寫到了自己失去組織後的苦悶心情。從事情報工作之後，他寄給組織的信都很簡短，從不涉及個人情感，但這次，他真的動情了。他想，這封信丁超一定會看見的。

　　送出這封信，鄭璉連日來的鬱悶一掃而光。不等組織上回信，他就開始行動了。他要讓自己和情報靠得更近。

　　第四兵站分監部的構成是這樣的：分監當然是最高長官，分監之下設參謀長和參謀室。參謀室設主任一名，人事參謀一名，作戰參謀三名。孫元昌擔任的就是參謀室的人事參謀。參謀室之外，還有主管汽車運輸的交通科，主管野戰醫院、救護部隊的衛生科，主管各種倉庫、糧品兵站的糧秣科，負責各種武器倉庫和兵站的軍械科，負責炮彈、子彈倉庫的彈藥科等。

　　分監部要為裴兵團服務，裴兵團的作戰處就要把作戰行動及團以上位置及時通知分監部參謀室，作戰參謀將補給細節、時間、地點等在作戰日誌中一一列出，經參謀室主任、參謀長審閱，再經分監批準，由各科具體執行。

　　孫元昌推薦鄭璉出任作戰參謀。他本來就是人事參謀，又是甘樹藩的紅人，他的推薦立馬奏效。很快，鄭璉告別五十一號兵站，到參謀室上班了。

　　擔任作戰參謀不久，鄭璉就發現了分監部與裴兵團之間的問題。本來，軍隊作戰具有主動性，而後勤保障部門為其服務，天然是被動的。按常規，兵團作戰處應當及時主動地通知分監部，以便不誤補給。但在國民黨軍隊，“店大欺客”是常事兒。裴兵團作戰處的人老是一副“老子在前方賣命”的口氣，拿分監部當家裏的下人使。沒轍，分監部隻好反過來，主動去聯係裴兵團。這跑腿兒的事，就隻能是參謀室的三個作戰參謀來做了。三個參謀中，劉參謀是鄭璉的同學，房參謀資格要老得多，年紀也比鄭璉大五六歲，跑腿兒的差事自然就落到劉參謀和鄭璉身上。劉參謀私底下還有些怨言，鄭璉卻一句怪話也沒有。

　　1948年8月至11月，胡宗南在澄合戰役中損兵五萬餘人。為了遏製解放軍的攻勢，他除了在銅川、耀縣、富平一線部署三個軍之外，還以戰鬥力較強的六十五軍為基礎，另撥一個軍編為十八兵團，由六十五軍軍長李振兼任兵團司令，歸西安綏署副主任兼第五兵團司令裴昌會統一指揮。11月，裴昌會把司令部搬到鹹陽，分監部也跟了過去。

　　一天，鄭璉到軍營附近一個理發鋪子理發。鋪子裏人不多，剛一進去，麵前連椅上一個顧客放下了正看著的報紙，露出一張笑臉來。這人正是李力群。

　　兩人一前一後出了鋪子，拐進一條僻靜的巷道。李力群告訴鄭璉，信已經捎到了解放區，給他當交通員的就是他的小舅子。這次來鹹陽，是為了取鄭璉搜集的情報。鄭璉考了李力群幾個問題，都回答無誤。於是，找個無人處換上李力群帶來的便裝，跟他去了一家旅社。在這裏，鄭璉把最新情報寫下來，交給李力群帶走。

　　轉眼之間，樹葉落盡，關中蕭瑟的冬天來了。隨著前線戰事吃緊，作為分監部的核心，參謀室也在高速運轉，鄭璉的工作非常繁忙。

　　一天下午，傳令兵通知他，有個親戚來找。鄭璉已經多年沒和山東的家人聯係了，他們怎麽能找到他呢？或者是郭淑惠的親戚？作為隨軍家屬，郭淑惠也從三原搬到了鹹陽，在軍營外麵租房子住，左鄰右舍都是她這樣的軍官家屬。可如果是她的親戚，去找她就行了，怎麽會找到這兒來？也許，是組織派來的？但李力群和他有事先商量好的聯絡方式，完全沒必要冒險跑到軍營來。那麽，來的到底是什麽人呢？

　　分監部是軍隊的要害部門，門前戒備森嚴。鄭璉走到二道門裏，看見一個穿著黑棉襖的小個兒正伸長脖子往裏瞅。兩人一照麵，小個兒就衝鄭璉喊：“表哥！”

　　小個兒是本地口音，具體說，是陝西西府口音。鄭璉在扶風教過書，對這一帶的口音很熟悉。自己哪有這樣一個表弟呢？鄭璉心裏已經清楚了：“走，咱們回家說。”

　　鄭璉家離得很近，走路也就五六分鍾。進門後，小個兒伸出右手，把一個寫在紙條上的“璉”字讓鄭璉看。字是鄭璉自己寫的，上麵做了記號，故意和平時的書寫習慣有所不同。這是他和丁超的約定，緊急情況下陌生人找他得有個憑據呀。郭淑惠正在縫嬰兒的小衣服，鄭璉對她說：“淑惠，你到門口去看著點兒。”

　　寶雞解放後，解放軍在搜捕國民黨殘兵

　　郭淑惠拿著針線活兒，搬起椅子坐到了門外。屋子裏隻剩下鄭璉和小個子“表弟”。“表弟”不說話，像是在等著鄭璉發話。可鄭璉卻一聲不吭，一臉陰沉，在屋子裏轉來轉去，看都不看小個兒一眼。鄭璉的態度讓小個兒越來越緊張，不由自主把手伸進衣襟。

　　“把家夥放下，到裏麵去！”鄭璉聲音不大，卻嚇了小個兒一激靈。“表哥”腰帶上也別著手槍，但他並沒有去碰。小個兒定定神，把手從衣襟下收回，掀門簾子進了裏間。鄭璉示意小個兒坐下，“誰讓你來的？”

　　“張富貴……”小個兒還是有些膽怯的樣子。論個頭兒、論力氣，如果沒有槍，他根本不是鄭璉的對手。

　　“嗯，你說是我親戚，這樣還好些。”鄭璉點點頭，像是自言自語，接著進入正題，“組織上怎麽說的？”

　　“領導讓我告訴你，你們的情報非常有價值，但也要注意保護自己。今後，你們要切斷跟李力群這條線的一切聯係，由我擔任交通員。從今以後，你跟組織聯係時的化名改為‘王青玉’，孫元昌的化名改為‘李文盛’……”

　　兩人聊下來，鄭璉得知小個兒交通員名叫胡均榮，陝西乾縣人。一般老百姓對軍事禁區是心存敬畏的，特別是有憲兵荷槍實彈把守的地方。看上去像個農民的胡均榮卻敢徑直到分監部找鄭璉，他哪來的這份膽子？原來，胡均榮就是個當兵的。第一次去分監部，他穿著軍裝硬往裏闖，結果被人攔在門外。回去以後才換了便裝，以鄭璉親戚的名義再次去分監部。之所以要這樣冒險，實在是因為任務緊急，耽擱不得。

　　胡均榮在孫蔚如的第四集團軍下麵的九十六軍當班長。1945年初，部隊駐紮在河南靈寶的關道口時，美軍飛機被日本人擊落，胡均榮被派去護送跳傘的美國飛行員回後方。那一次，胡均榮狠狠感受了一把美國人在中國的特權。一路盡心盡力把美國人送到軟臥車廂門口，人家連句客氣話都沒有。回來的路上，胡均榮罵罵咧咧，挺不平衡。身邊兩個一起執行任務的士兵又給他添了把火，大講反對特權之類的紅色道理，參照對象就是延安如何如何。這些話都說到了胡均榮的心裏，跟這兩位的關係也越來越近，後來還受他們指派，去靈寶縣城送過兩次信。抗戰勝利後，那兩個人要去解放區，讓胡均榮繼續留在部隊，以後會跟他取得聯係。

　　可是，胡均榮等來等去，卻一直沒人來找他。轉眼到了1948年，國民黨眼瞅著越來越不行。總不能就這麽幹等著吧？胡均榮決定去延安。去延安，先要靠近邊區。於是，胡均榮脫離原部隊，跑到三原的十七旅幹了一個月，又通過熟人關係落腳到三原縣的保警隊。後來，他果然找到了兩個共產黨的關係，準備了一番，就化裝成商人北上。

　　北上途中，有人卻拿著胡均榮的照片找到了他。來人姓陳，是中共三原縣委社會部長。陳部長說，那張照片是關中地委城工部的同誌交給他的，他想讓胡均榮給組織跑一次交通。胡均榮一心想去延安，陳部長勸了半天他才答應。陳部長讓他找的人就是鄭璉。胡均榮跟陳部長說好，隻跑這一次。沒想到，他這跑交通的差事一直跑到了國民黨垮台。

　　當晚，鄭璉安排胡均榮住在自家的二樓上。天不亮，胡均榮就被叫醒了，鄭璉把已經寫好的情報交給他。胡均榮當即把情報藏在雨傘頭裏，趁著夜色出了門。

七、糧草先行

　　1949年3月初的一天，孫元昌來到裴兵團司令部，偶然聽到作戰處長李國英給耀縣縣長打電話，限期準備一個騎兵師三日的馬料。這個情況未寫入作戰日誌，第四分監部根本不知道。

　　孫元昌回來就和鄭璉琢磨開了，李國英為什麽要直接給地方上布置糧草任務呢？胡宗南在耀縣沒有騎兵部隊，那麽，這三日的草料是給誰備下的？答案隻有一個——青海過來的馬家軍。隨後，他們從馬家軍派來的聯絡參謀口中證實了這一情況，並且得知了馬家軍計劃到達淳化、耀縣地區的準確時間。二人馬上把這一情報傳了出去。

　　1949年3月，中共西北局社會部製作了一份西安城市圖。和普通的民用地圖不同，這張圖上標注了國民黨軍警憲特等所有重點、要害機關所在地。這是地下人員冒著生命危險搜集情報繪製的。西北局社會部製作這張圖，顯然是為了一野解放西安做準備。由這張圖可以看出，1949年3月，一野的注意力是集中在西安的。此時，一野司令員彭德懷已經前往河北平山參加西柏坡會議去了，駐紮在耀縣柳林南原的一野司令部由副司令員張宗遜當家。

　　孫元昌、鄭璉傳出去的，的確是一份萬分緊急的情報。如果一野方麵不知道，以騎兵的速度和馬家軍的剽悍，腹背受敵的一野司令部肯定要吃大虧。得到情報，一野領導機關馬上轉移，同時做好了戰鬥準備。3月12日，馬步芳的愛將馬得勝率二四八師來襲，與解放軍在柳林鎮展開大戰，馬得勝被炮彈炸死。戰後，馬得勝的屍體被運到鹹陽，裴昌會組織司令部軍官進行吊唁，孫元昌、鄭璉也混在人群中，目睹了馬得勝的遺容。

　　按說跑裴兵團作戰處，是作戰參謀的事兒。作為人事參謀，孫元昌怎麽也跑起了裴兵團呢？這就要說起鄭璉、孫元昌他們的公關活動。

　　參謀室主任胡劍青是他們二人的直接上司。上司看下屬，都喜歡聽話的。如果有能力還聽話，自然更加喜歡。鄭璉、孫元昌就是這樣的人。在這樣一個人心浮動的世道裏，手下這倆參謀還能任勞任怨就不易了，難能可貴的是，他們還知道體諒上司。胡劍青是個靠薪水吃飯的軍人，家裏有老婆有孩子。可現在物價飛漲，想吃點兒雞蛋、吃點兒肉，誰買得起？但這兩個開過磨坊的年輕部下手頭就比他寬裕，偶爾打牙祭，他們一定會叫上胡劍青。而且，動筷子以前，人家先給他的老婆孩子留一份兒，裝在軍用飯盒裏。更讓胡劍青感動的是，孫元昌是分監的紅人，人家本來是犯不著這樣巴結他的。

　　參謀部也是雜事一大堆，分監派下來的臨時工作，哪樣也不能耽擱。這些事參謀不幹，就得胡劍青這個主任去幹。胡劍青經常把劉參謀派出去幹別的事，鄭璉卻從不訴苦。一天晚上，他和鄭璉兩人值班。吃著鄭璉買回來的烤紅薯，他們有一搭無一搭地閑聊。鄭璉隨口說：“跑兵團作戰處，一個人確實有點兒忙不過來。孫參謀人事上的事情不多，能不能讓他幫幫我？”

　　胡劍青知道鄭璉和孫元昌的關係不一般，反正都是自己手下，隻要把活兒幹了，誰多幹一點兒少幹一點兒，跟他有啥關係呢？他也樂得送個順水人情。這才有了孫元昌跑裴兵團這樣的事情發生。

　　至於胡宗南放棄西安的情報，鄭璉、孫元昌也是通過一些細節預先獲知的。孫元昌跟第四分監部主管糧秣的一個同事閑聊時得知，1948年底，政府沒有給西安最大的鹹豐麵粉廠調撥下一年度磨製軍粉的小麥。駐紮在西安的這麽多軍隊，難道不吃糧了嗎？不吃糧，意味著什麽呢？他們趕快把這個情報傳遞了出去。

　　錢不值錢的年月，在飯館吃吃喝喝就成了一件十分奢侈的事情。鄭璉、孫元昌跟裴兵團司令部的作戰處長李國英、情報處長黃思用等人，就是通過吃吃喝喝拉近了關係。他們之間的媒介是胡劍青。同樣通過小恩小惠，他們與作戰處主管作戰日誌的參謀交上了朋友。這位參謀不僅給他們透露情況，有時候幹脆把作戰日誌直接交給他們，讓他們隨便摘抄。於是，不光裴兵團，連友鄰部隊甚至解放軍的動向，他們都一目了然。

　　裴昌會雖然是兵團司令，但好多事兒做不了主，因為胡宗南管得特別細。開會，就是胡宗南的一個重要管理方式。胡宗南的軍事會議開得頻繁，又不好把軍長、師長們都叫到西安去，就通過無線電開會。軍情緊急時，就不分白天晚上，夜間開會成了家常便飯。開會就需要做筆記。將軍們誰還親自記筆記，都帶個專門記筆記的參謀，反正，無線電裏胡長官又看不見。裴兵團的軍事會議，第四分監部的分監當然必須到場，甘樹藩也要帶個作戰參謀去幫他記筆記，而他帶的人，不是孫元昌就是鄭璉；有時候甘樹藩要去西安綏署或者陝西省政府開會，孫元昌就會作為跟班陪同。

八、扶眉戰役

　　1949年的春天匆匆忙忙進入了尾聲。一個多月前，裴兵團司令部又由鹹陽搬到了三原。分監部沒有搬——軍官們都帶著家小，沒人願意搬來搬去，分監就派參謀長到三原設立了個前進指揮所。既然成立了前進指揮所，總得有人過去。鄭璉向參謀長表示，他願意跟著一起去三原。自從來到分監部參謀室之後，鄭璉的表現參謀長當然是看在眼裏的。且不說他會討上司喜歡，單看工作，他也一直是積極主動的，不像很多軍官那樣一肚子牢騷。參謀長當然願意帶鄭璉而不是房參謀那樣的人去三原。

　　參謀長的級別不低了，他不可能自降身份往裴兵團跑。這樣，跑裴兵團作戰處的差事又由鄭璉一個人包下了。每次去過裴兵團之後，鄭璉都是先把情報寫下來送給邊區，然後再電話通知鹹陽分監部。

　　5月2日深夜，裴兵團司令部情報處長黃思用來電話，說有特別緊急的情況，要分監部指揮所主任（也就是參謀長）快去。接電話的是鄭璉：“主任這會兒不在，我能替他來嗎？”

　　到了裴兵團司令部之後，黃處長告訴鄭璉，胡長官和裴司令剛開完軍事會議，決定放棄西安撤到寶雞。“這個行動計劃你可以看一下，有關的內容可以摘記。”黃處長隨手把一個本子交給鄭璉，“這可是絕對的軍事機密，我和你們主任是朋友，才想著盡快告訴他，省得你們到時候手忙腳亂。”

　　黃思用對這個天天見麵的作戰參謀印象不錯，沒拿他當外人。鄭璉把本子打開，胡宗南各部後撤的時間、路線和到達扶眉一帶的預定地點一目了然。

　　離開作戰處，鄭璉沒回前進指揮所，而是回到家中。這次鄭璉來三原，郭淑惠也跟著來了。按組織上的要求，他們家就成為一個聯絡點。房子是組織上安排的，房東是西北農學院的教授。部隊去鹹陽時，孫元昌的妻子陳玉琴沒有跟著。這樣，孫元昌在三原的家就成為另一個聯絡點。到這兩個聯絡點來取情報的交通員仍然是胡均榮。

　　自從臥底第四分監部後，鄭璉、孫元昌傳遞出的情報實在是太重要了。這讓組織上認識到，通過交通員以傳統方式傳遞，太慢，也不安全。3月底，組織上曾通知鄭璉去開會，但鄭璉在三原實在沒法兒脫身，就讓鹹陽的孫元昌代他去了。會上，組織提出要跟他們建立空中聯絡，但電台得他們自己搞，組織上派報務員、給密碼。盧文德在西安好不容易弄到一台收發報機，正跟組織商量把電台建在哪裏的時候，戰爭形勢急轉直下，4月，胡宗南就要放棄西安了。電台最終沒能建立起來，他們的情報仍然通過交通員人工傳遞。

　　回到家，關起門，鄭璉飛快地把情報寫下來，讓郭淑惠趕快交給“表弟”。之後，他才回到指揮所，叫醒睡夢中的主任，又電話通知了鹹陽。

　　扶眉戰役在1949年7月10日正式打響。此前的兩周，國民黨軍隊上上下下處於一種樂觀狀態。6月下旬，裴昌會視察漆水河沿線陣地，有部下問他能否把這種局麵維持到水果成熟。裴司令一口濰坊話：“吃了桃子，咱吃西瓜；吃了西瓜，咱還要吃蘋果。說實話，我還準備在這裏過年呢！”

　　裴司令的自信是有道理的。在東起武功漆水河，西至扶風益店鎮、羅局鎮、眉縣車站這一百華裏長的地帶，胡長官排列了四個軍三道防線，層層疊疊，互相呼應，進能攻，退能守。不過，軍事上的較量，是建立在情報較量基礎上的。解放軍對國民黨軍隊的一舉一動一清二楚，國民黨方麵對共軍卻一無所知。解放軍在西安、鹹陽、周至、戶縣地區究竟有多少人，華北兵團過沒過黃河，如果過來了，究竟過來多少、什麽番號、最近有沒有進攻的準備，不管是甘肅省主席、一一九軍軍長王治岐那邊，還是西安綏署這邊，誰也弄不清，也很少有人去關心。這兩周裏，兩方部隊的軍官們都在享受著戰前難得的寧靜，喝酒、打牌成了主旋律。

　　接下來，就是兵敗如山倒。國民黨軍隊損失4.4萬人，而解放軍卻僅僅傷亡4700餘人。當時擔任一野二兵團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的徐立清、二兵團參謀長張文舟二人，曾聯合撰文回憶這次戰役（《陝西文史資料》第17輯）。據他們說，在扶眉戰役中，擔任穿插任務的是二兵團十師。從黃昏到次日拂曉，十師一夜急行軍走了一百五十華裏，途中穿過三四公裏長、三百多米深的大溝，涉過齊腰深的河水，隻用了四十分鍾。除了渡河時敵人試圖進行阻擋，這一夜的行動都非常順利；與此同時，十一師也取道清水營西進。十一師官兵甚至詐稱敵軍番號，騙開了益店城門，將一百二十名守敵全部俘虜。如果沒有敵軍準確的布防情報，這樣的軍事行動可能嗎？盡管回憶錄裏不曾有隻言片語提到情報的作用，但我們有理由相信，正是有了鄭璉等人提供的重要情報，解放軍才能在扶眉戰役中準確地穿插到國民黨三十八軍軍部後麵，打得裴昌會滿地找牙，全線崩潰。

九、鐵甲列車

　　5月3日，鄭璉等前進指揮所的人都回到了鹹陽。一天後，三原解放。這次出來，鄭璉沒有帶家屬，他的理由合情合理——老婆剛生孩子不久，又在生病，實在沒法兒跟著走。聽說西安的城防司令換成了楊德亮，鄭璉決定去趟西安。軍校剛畢業時，鄭璉就分配到甘肅的四十二軍當排長，當時四十二軍的軍長就是甘樹藩的黃埔三期步科同學楊德亮。此時，西安一派戰前的緊張空氣，連大街上都在修碉堡。楊德亮喊的口號是“固守西安”，鄭璉認為，有必要了解一下楊德亮的底牌。他是不是真的決心跟解放軍作戰；如果棄城而逃，他會不會把這座古城毀掉？

　　鄭璉的軍校同學王懷忍在楊德亮的參謀處，為此，鄭璉專門去西安找了他。都到了這個節骨眼兒，王懷忍跟自己的老同學也沒什麽可遮遮掩掩的。他說，胡長官確實要放棄西安，所以，楊德亮的“固守西安”不過是個煙幕彈。楊德亮還跟親信說，他不會照胡長官的意思對西安進行破壞，留下個千古罵名。

　　回到鹹陽，鄭璉傳出這份情報，坐上了最後一列開往寶雞的火車。楊德亮撤離西安三天後，解放軍進入西安城。也許，西安沒有毀於戰火，也有楊德亮的功勞。

　　離開西安不久，裴兵團後勤機關被壓縮整編，第四分監部被裁撤。為了繼續搞情報，孫元昌想辦法調到了李國英當處長的裴兵團作戰處當了個參謀；鄭璉也由李國英介紹，到寶雞城防司令部參謀科當了作戰參謀。

　　寶雞城防部隊其實就是青年軍二一四師，師長王菱舟就是城防司令。王菱舟是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第九期畢業生，算是鄭璉的師兄；更重要的是，王菱舟是山東省齊東縣人，跟鄭璉是老鄉。1949年12月26日，部隊起義前，王菱舟在四川新津被擊斃。也就是說，鄭璉和他打交道的時候，已經是他人生的最後階段。

　　鄭璉到寶雞的時候，王菱舟的警衛營長正好調職去了別處。本來，王菱舟打算讓鄭璉接任，但鄭璉說：“我以前也沒怎麽帶過兵，要不，還是讓我當參謀得了，熟門熟路。”

　　參謀是個聽嗬的角色，營長好歹是個主官。在軍隊裏，有幾個不願意當主官的呢？王菱舟看看眼前的鄭璉，有點兒難以理解。不過，有李國英的麵子在那兒擺著，又是同鄉、師兄弟，王菱舟二話沒說，讓鄭璉去參謀科上任，仍然是作戰參謀。如此一來，鄭璉就有理由去視察陳倉山上的所有防禦工事，並且複製了一份寶雞城防工事圖。不過，這份城防工事圖並沒能送出去——戰局的變化實在太快，胡宗南最終並沒有和解放軍決戰寶雞。

　　7月13日，扶眉戰役打響三天後，王菱舟接到命令，讓他先在前沿抵擋一陣兒，然後撤到北麵陳倉山主峰防線，憑借工事死守，以吸引解放軍，綏署再調集主力進行反包圍。於是，王菱舟口述，由鄭璉起草了一份命令，然後他帶著鄭璉和一些隨從到火車站，向“元龍”部隊司令部的兩個團以及西麵的保安團下達命令、檢查部署。所謂的“元龍”部隊，其實就是有兩輛裝甲列車的鐵路交警旅。每輛鐵甲列車上裝備有八門加農炮和若幹高射機槍，以及士兵一個連。

　　扶眉戰役後，裴兵團全線潰退，混亂中孫元昌、鄭璉與交通員失去了聯係。這會兒，鄭璉正遺憾好不容易弄到的寶雞城防工事圖送不出去，胡宗南又下令放棄寶雞、退守秦嶺。王菱舟接到的命令是，撤退時必須把寶雞的鐵路橋、渭河公路大橋和西北地區最大的機車修配廠統統炸掉。晚上十點左右，東南方向的槍聲已經響成一片，解放軍越來越近了。難道就這麽眼巴巴看著他們把鐵路、公路和工廠都炸了嗎？鄭璉心裏很著急。王菱舟也著急：“交警旅可不能掉鏈子呀，這幫人！”

　　鄭璉自告奮勇：“要不我去看看？”

　　“好，你告訴他們，務必堅守到十二點以後才能撤。每隔半小時，要用電報跟我聯絡一次。”

　　交警旅防守鐵路的東麵，鐵路兩側有野戰工事，再後麵，鐵軌上有兩列鐵甲車炮火支援。鄭璉一看陣地就明白，再拖倆小時，王菱舟一定能按照原計劃，將鐵路、公路和工廠統統炸了。怎麽阻止計劃執行呢？隻有把交警旅弄走，讓解放軍從正麵突進市區。可怎麽把交警旅支走呢？謊報命令讓他們撤？人家一個電報就能核實。

　　冒著槍林彈雨，鄭璉鑽進了交警旅長所在的鐵甲車，旅長以為有新命令，鄭璉說：“沒有，還是守到十二點才能撤。”

　　一聽這話，旅長開始發牢騷：“媽的，本來在天水好好的，胡長官硬把我們調來。步兵哪兒都能跑，我們是捆在鐵路上的屎殼郎，有個破鐵甲有啥用？待會兒讓共軍把後路斷了，我們怎麽跑？”

　　鄭璉遞上一根煙，趁點火時，悄悄在旅長耳邊說：“反正你們也是臨時歸王師長指揮，要是我，還是活命要緊。你不給他發電報，將來就是上軍事法庭，他不是也沒證據嘛。”

　　旅長是個愛讀《水滸》的人，覺得山東人就是義氣，盡管他跟鄭璉沒什麽交情，可關鍵時幾句話，人家就點醒了他這個夢中人。

　　鐵甲車往西開了。中間一空，解放軍就衝了過來。鄭璉的事情還沒完，冒著隨時被流彈擊中的危險，他又摸到了火車站，找到工兵營長，厲聲對他說：“趕快下命令不要炸了，留下工廠、倉庫，將來反攻回來還能用。炸了，你我將來就是罪人，等反攻回來，上峰追究，你恐怕會當替罪羊！”工兵營長嘴裏還在“這個、這個”地犯猶豫，鄭璉火了，“你聽東邊的槍聲，快到東閘口了吧？想當俘虜嗎？”

　　工兵營長忙不迭地打電話：“不要炸了，快撤！”

　　結果，除了渭河公路橋上的一個橋洞被炸塌，所有已經布好炸藥、導火索的工廠、橋梁和倉庫都沒有引爆！

　　這裏還有一個小插曲。王菱舟奉命要炸掉的工廠裏，包括鄭璉的同學劉學禎待過的寶雞鐵路機車修造廠。此前，鄭璉猜到胡宗南有可能要炸這家廠子，曾跟劉學禎說，讓他組織工人秘密護廠。這天夜裏，工兵要進廠放炸藥，被劉學禎他們的護廠隊攔在了門外。工人人多勢重，而且手上居然有槍，工兵們不敢硬來。正在僵持中，他們接到了撤退命令，然後就悄悄溜走了。

　　事兒辦完了，自己是不是也該跑了？鄭璉冷靜地考慮一番，然後整理一下軍容，他要回到王菱舟身邊去。從性格上講，鄭璉絕對是個完美主義者，他想盡力擴大戰果。之所以要回到司令部，他是想配合解放軍，活捉王菱舟！可是，這天夜裏，由於不熟悉市區環境，解放軍在占領火車站、大馬路、二馬路一帶之後，就再沒往縱深發展。

　　王菱舟匆匆將師直部隊集結起來，沿著北麵山邊一條小道逃走。跟著司令部到達渭河邊，鄭璉知道，活捉王菱舟的想法落空了，再跟過河，自己就危險了。王菱舟和交警旅長、工兵營長一照麵，鄭璉是什麽人他就清清楚楚了。趁著夜色，也趁著過河前的混亂，鄭璉悄悄躲進了路邊的一座糧庫，聽著嘈雜的人聲漸漸遠去。

　　天亮了。鄭璉從窗戶向外望去，滿街都是解放軍。他聽到了自己內心深處的一聲呐喊——解放了！

十、明朗的天

　　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1949年7月14日寶雞解放這一天，果真是一個大晴天。從藏身的倉庫出來，鄭璉跟一位解放軍軍官說明了自己的身份，要求見他們的領導。來到寶雞火車站，鄭璉見到了一位解放軍旅長和一位政治部主任，他把西安綏署剛剛換發的代號表交給他們，並口述了裴兵團撤退至雙石鋪的計劃。

　　剛解放，寶雞社會上很亂。有解放軍戰士結隊巡邏，也有特務在搞暗殺、打冷槍，為非作歹的人也想趁火打劫。鄭璉在劉學禎家住了幾天，埋頭在他的那堆書中間。等外麵安定下來，他來到寶雞地委，公安處長焦萬海接待了他。焦萬海比鄭璉大兩歲，陝北宜君人，原先就在關中分區保安處工作。鄭璉去馬欄時，他們見過麵。寒暄之後，鄭璉迫不及待地問：“丁超同誌在哪兒？”

　　然而，焦萬海告訴他，丁超已經犧牲很久了。

　　“怎麽可能呢？我們一直有聯係呀！”鄭璉不肯相信。他腦子裏的“組織”，就是丁超啊！

　　丁超比鄭璉大四歲，陝西鳳翔人。鳳翔與扶風同屬陝西西府，丁超對扶風一帶也很熟悉。對白區過來的人，保安處當然持審慎態度，組織上當初讓丁超跟鄭璉談話，應該是有針對性的。山東口音的鄭璉如果不是真的在扶風當教師，丁超很容易發現破綻。

　　丁超本來不姓丁，他的本名叫王誌賢，1936年從寶雞虢鎮省立二中高中畢業後，在家鄉的陳村小學教書。抗戰爆發後，同校教師丁新武介紹他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41年到了邊區後，他改名丁超。丁超曾擔任中共寶雞縣委書記和鳳翔縣委書記。在國統區當中共的縣委書記，丁超做的工作當然都是秘密的，主要是辦夜校、培訓黨員、發展基層黨支部等。再後來，他就負責跑買賣，比如把邊區的羊毛賣到國統區，再從國統區運送布匹、藥品等到邊區，捎帶著也做些護送地下黨員進邊區之類的事。1943年，丁超到關中分區保安處當科長。“搶救運動”中，他曾被關押過。把鄭璉派回國統區後不久，丁超調任新近成立的西府工委委員，分管幹部工作。

　　丁超曾和一名省委交通員一起，策動他的鳳翔老鄉、國民黨陝西保安六團三大隊大隊長董策成起義。董策成雖然隻帶了二百人投誠，卻受到毛澤東的親自接見。據說，毛澤東對他的當麵評價是：你起義在關中是第一次，由關中打開一個缺口，進來的人數雖然不多，但影響很大。

　　董策成是1946年8月14日率部起義的，8月26日晚，丁超在旬邑南官村宿營時，被巡邏人員開槍誤傷，終年二十九歲。

　　確認丁超已經犧牲，鄭璉的眼淚不由得湧了出來。

　　拿著焦萬海給的路費和出具的證明，鄭璉來到西安藥王洞的陝甘寧邊區政府公安廳情報處報到，重新歸隊。而此時此刻，孫元昌在漢中的處境卻變得越來越危險。

　　7月初，在裴兵團作戰處當參謀的孫元昌又被調到已經遷往漢中的第七補給區司令部參謀處。部隊退到雙石鋪後，王菱舟很快就知道了鄭璉是什麽人。後來見到李國英，王菱舟明確地說，他介紹來的鄭璉是共產黨。李國英吃了一驚，馬上聯想到跟鄭璉關係密切的孫元昌很可能也是共產黨。李國英身邊有孫元昌的朋友，朋友悄悄捎話，李國英已經跟第七補給區司令部打了招呼，孫元昌若去報到，就等於自投羅網了。孫元昌、陳玉琴趕緊帶著孩子躲到了城固縣鄉下。

　　雖然脫掉了軍裝，孫元昌卻一刻也沒忘記他的使命。像鄭璉試圖配合解放軍活捉王菱舟一樣，孫元昌、陳立民也曾在漢中謀劃，試圖活捉陝西省政府主席董釗。

　　1948年8月，剛當上陝西省主席不久的董釗到南京參加過一次軍事會議。那次會議，能去的兵團司令以上將領幾乎都出席了，一片悲觀失望的氣氛，提出了一大堆問題，沒有一件能夠解決，最後無果而終。散會前，參謀總長顧祝同讓大家好自為之，大家聽了都覺得泄氣。回來後，董釗跟他的親信、警衛團長張緘三說，半年前就已經沒人相信能打敗共產黨，現在更沒希望，隻好聽天由命了。在警衛團當搜索連連長的陳立民是張緘三的親信，平時，張緘三和他無話不談。董釗的話，很快就傳到了陳立民的耳朵裏。諸如此類的風吹草動，鄭璉、孫元昌都會整理成情報傳遞出去。

　　張緘三跟陳立民透露過，董釗計劃從漢中走陸路退到四川。陳立民是1948年底組織上正式批準參加地下工作的，一得到信兒，陳立民就和孫元昌反複商量，決定在前往四川的路上設法活捉董釗。然而，董釗最後卻是坐飛機離開漢中的。沒抓成董釗固然遺憾，但陳立民還是做成了一件事——在部隊行經四川綿陽的時候，他終於說服了張緘三率部起義。

　　1949年10月，交通員胡均榮來到漢中，試圖與孫元昌、盧文德接頭。早在4月份，預料胡宗南遲早會跑到漢中去，鄭璉就讓盧文德辭職不幹，趕快去漢中。盧文德的嶽父是漢中人，在漢中有些窮親戚。鄭璉讓盧文德提前先去把聯係點建起來。兵荒馬亂的年月，謀生尤其不易。盧文德找不到工作，一家老小又要吃飯，實在沒辦法，隻好去拉板兒車，賣苦力謀生。

　　胡均榮沒找到孫元昌、盧文德二人，卻被漢中警備司令部的特務抓去。他扛住了嚴刑拷打，一口咬定自己是逃難的。實在問不出什麽，特務把他給放了。胡均榮最終還是找到了盧文德，就住在他家。解放後，胡均榮先是在陝西省公安廳工作，後來調到勞改部門的陝西新安磚廠任管教民警，和鄭璉他們再沒見過麵。

　　1949年冬，漢中解放。孫元昌、陳玉琴夫婦向陝甘寧邊區政府公安廳南線工作站報到，和在南線工作站任秘書兼做財務工作的鄭璉相會。鄭璉、孫元昌隨南線工作站前往成都的途中，與陳立民在四川劍閣見麵。後來，組織上介紹陳立民到西北民大學習，畢業後，陳立民被分配到青海。他鑽研陶瓷技術，自學成才，在青海陶瓷廠由技術員、工程師，一直幹到廠長。上世紀八十年代，陳立民離休回到青島老家，在那邊安享晚年。

十一、懸壺濟世

　　情報生涯中，鄭璉所到之處，每每有朋友在關鍵時刻給他幫忙。這些人裏，包括並不知道他底細的老鄉張雲沛、華軍醫和軍校同學孔繁誠、盧振聲等人。鄭璉為什麽會有這麽多朋友呢？這當然與他的性格、他的為人處世有關。這一點，我們可以從解放後他如何對待自己的朋友上略見一斑。

　　漢中解放時，盧文德仍然在拉板兒車。他找到鄭璉，要求參加革命工作，但鄭璉卻沒有同意：“現在實行供給製。如果你參加工作，你一家六口，外加你的老嶽母，都得要公家供養，這給國家造成的負擔也太重了。我的意思，你就繼續自食其力，別給國家添麻煩了。”

　　在國民黨軍隊裏，盧文德比鄭璉資曆深，而且是鄭璉的師兄；可是，在為共產黨做情報工作方麵，鄭璉則是盧文德的領路人。而且，盧文德不是組織批準的正式情報人員。盡管盧文德為鄭璉、孫元昌情報小組做過很多工作，包括收集情報、以自己的家作為鄭璉的情報聯係點，甚至為情報小組弄來了一部電台，但他的身份卻是相當於臨時工一樣的外圍人員，不能像鄭璉、孫元昌、陳立民他們那樣，直接去找組織。

　　一直以來，盧文德對鄭璉言聽計從。此時，盡管臉上寫滿了失望，但盧文德知道，鄭璉說得沒錯。那個時候，鄭璉的思想在共產黨幹部中是具有普遍性的。許多黨和國家領導人也一樣不肯讓自己的親屬沾光，享受供給製。

　　實際上，鄭璉、孫元昌是在1950年7月才一起入的黨。那時，他倆都已經被調到中央軍委情報部新疆站工作。1954年，鄭璉收到了盧文德的來信，再次要求出來工作。從信上得知，盧文德的日子越過越艱難，鄭璉的心情很沉重。他找到新疆情報站的站長嚴夫，說明了盧文德在地下工作中的貢獻，以及他現在的困境。嚴夫對鄭璉的地下工作是了解的，他馬上給漢中市委書記王希俠寫了信。不久，盧文德被分配到國營漢中日用化工廠工作，直到1986年離休；盧文德的妻子彭幼文也被安排到當地供銷社工作。

　　但不是所有人鄭璉都能幫得上，比如鄭鴻飛。1955年，新疆情報站的人事幹部轉給鄭璉一封四川萬縣郵局調查鄭鴻飛曆史問題的信件。鄭璉對鄭鴻飛是知根知底的，他如實寫了一份材料，介紹鄭鴻飛的曆史，以及他當年對地下工作的貢獻。不久，鄭璉收到了鄭鴻飛寫給他的信。信中，鄭鴻飛講述了他在萬縣郵局遭受的不公正對待。鄭璉回信告訴老友，自己已經給組織寫了證明他曆史問題的信，讓他相信組織。誰想到，郵局有檢查郵件的得天獨厚的條件，鄭璉的回信，居然被萬縣郵局扣下。不僅如此，郵局方麵還給新疆情報站寫信，控告鄭璉“向反革命分子通風報信”。

　　鄭鴻飛怎麽就成了反革命呢？他倒黴就倒黴在業務能力太強，臨近解放，卻被國民黨政府任命到萬縣專區郵電局當了個分局局長。國民黨的官，還又懂英語又懂日語的，在工農幹部眼裏，他不是反革命又是什麽呢？

　　那個年代，組織比個人更有說服力。新疆情報站領導並不聽鄭璉的解釋，而是更願意相信作為地方組織的萬縣郵局。單位要求鄭璉不得再與鄭鴻飛通信。在組織眼裏，鄭璉本就是國民黨舊軍官出身，不可避免地沾染著反動階級的氣息。此後的政治運動一個接著一個，鄭璉每每都有如履薄冰的感覺。組織上發了話，他哪兒敢再背著組織繼續跟“反革命嫌疑分子”鄭鴻飛保持聯係呢？鄭璉隻能把牽掛與惦記埋藏在心底。

　　1964年夏季的一天，鄭璉下班回家，家門口的地上坐著一個衣衫破舊、渾身肮髒的中年人，走近一點兒，都能聞到他身上的臭味兒。看到鄭璉，胡子拉碴的中年人站了起來，怯生生地說：“是鄭璉吧？我是鴻飛，鄭鴻飛！”

　　鄭鴻飛的突然造訪，是為他的妻子。幾年前，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到萬縣招工，鄭鴻飛的妻子譚智被錄取，可最終，譚智卻因孩子生病沒能走成。新疆來的同誌對譚智印象很好，臨分手，給她留下了一個證明，歡迎她隨時去。

　　在萬縣郵局，鄭鴻飛因為曆史問題說不清，淪為政治上的賤民。郵局又是個安全重地，政治上不可靠的人，哪怕是看大門也讓人不放心。1960年，鄭鴻飛被掃地出門，下放到萬縣竹藤廠當工人。竹藤廠是個憑手藝吃飯的地方，鄭鴻飛不會編竹器，就掙不到養家糊口的錢，他夫妻倆要養活三個女兒呢。

　　萬般無奈，鄭鴻飛隻好退職自謀生路。他先是以爆米花為生，可時值“三年自然災害”期間，大家都勒緊褲腰帶過日子，政府認為爆米花是浪費糧食，把這個行當取締了。沒辦法，鄭鴻飛隻好去做苦力，到長江碼頭當搬運工。可是，鄭鴻飛是在公安部門備了案的人。重慶人對當年日軍的轟炸記憶猶新，他們恨日本人，更恨給日本飛機指示轟炸目標的間諜、漢奸。一個懂日語的家夥，天天在碼頭上活動，這不明擺著是個日本間諜嘛！鄭鴻飛連這事兒都幹不成了。

　　絕望中，鄭鴻飛夫妻倆想起了幾年前那張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招工證明。這次來烏魯木齊，鄭鴻飛就是想去兵團問問，這份招工證明還算不算數。當然，他也想見見兩位老朋友，看他們能不能幫幫自己。

　　鄭璉此時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統戰部工作，而孫元昌則是新疆軍區司令部的軍人。晚上，郭淑惠給飯桌上添了幾個菜，鄭璉又讓孩子去喊來了孫元昌。其實，見到鄭璉之前，鄭鴻飛已經去兵團問過了。時隔數年，兵團已不再需要人，對方明確答複，那張證明已經沒用了。鄭鴻飛說，要不是想到三個女兒，他早就不想活著了。

　　聽了鄭鴻飛的哭訴，兩位老友也心如刀絞。可除了勸他多喝兩杯，他們什麽忙也幫不了。沒有所在地出具的證明，鄭鴻飛在烏魯木齊是沒法兒住招待所的，就是能住他也住不起。鄭鴻飛隻能住在鄭璉家裏。本來，鄭璉想讓他多住一陣子，別的忙幫不了他，讓他在這兒改善一下生活總行吧？可沒過兩天，鄭璉單位的領導就找他談話了：“有個叫鄭鴻飛的人來找你了嗎？自治區公安廳接到四川省公安廳的電話，說鄭鴻飛是日本特務，從萬縣逃跑了，可能要逃到國外去。他對家裏人說是要到新疆統戰部找鄭璉。你趕緊勸他回去，否則，出了問題你得負責！”

　　領導的態度是嚴肅的，他代表的是組織，而不是個人。在階級鬥爭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的年代，鄭璉還敢說什麽呢？他隻好替鄭鴻飛買好火車票，給他帶上些盤纏，提著郭淑惠為他準備的幹糧，送他上火車。

　　鄭鴻飛成為鄭璉心頭的痛，讓他一想起來就揪心。1986年，中顧委委員李啟明來到烏魯木齊，鄭璉跟李啟明說起了鄭鴻飛的遭遇。李啟明曾經在陝甘寧邊區保安處擔任過主管情報工作的副處長，對鄭璉、孫元昌他們當年的工作很清楚。聽了鄭璉的匯報，李啟明心情沉重，提筆給四川省公安廳寫了一封信。不久，萬縣郵局給鄭鴻飛落實了政策，恢複了工資待遇，辦理了離休手續；他的妻子譚智也享受了離休幹部家屬待遇。而此時，鄭鴻飛已經六十七歲，中風偏癱。在病痛的折磨中，鄭鴻飛又活了十年，於1996年去世。

　　如果說鄭鴻飛還算長壽，當初給過鄭璉很多幫助的劉學禎命運就更加悲慘。解放後，劉學禎在他原來工作的寶雞鐵路機車修造廠搞工會工作。1957年的整風運動中，性情直率的劉學禎沒沉住氣，給廠領導提了不少意見，結果被打成極右分子送去勞改，就病死在勞改場所。

　　盡管鄭璉誠惶誠恐、夾著尾巴做人，還是沒能躲過文化大革命。1970年，他被打成“壞分子”，開除黨籍和公職，遣送回山東原籍監督改造。那年月，不知有多少夫婦沒能經受住這樣的考驗，通過劃清界限自保，但郭淑惠卻平靜地接受了這一切。鄭璉的老家鄭家莊土地貧瘠，老百姓生活極為困難，鄭璉掙到的工分，不夠換回他的口糧。郭淑惠頂著政治上的壓力，一邊拉扯兒女，一邊按時給鄭璉寄錢。“文革”結束後，郭淑惠像“秋菊打官司”一樣，不斷向自治區黨委審幹辦提出申請，要求為鄭璉落實政策，直到1979年鄭璉被平反。

　　2013年6月，筆者見到了郭淑惠老人。老人看上去腿腳不太好，在家裏走路已經需要拄拐杖。和鄭璉一樣，她也是眼不花、耳不聾，頭腦清楚。在烏魯木齊采訪鄭璉老人的時候，郭淑惠一直在一旁笑眯眯地聽著我們說話，一臉的風清雲淡。

　　改革開放初，在新疆民委工作的鄭璉接到老家一位叔伯兄弟打來的電話。老家縣委統戰部找到他堂弟，說鄭璉的父親在南朝鮮（當時尚未與韓國建交，官方對韓國的稱謂就是南朝鮮）去世了，留下一筆可觀的財產，讓他去繼承。戰亂年代，鄭璉的畫家父親由山東老家流落到東北，又由東北到了朝鮮，最後在南朝鮮落腳。因為是聽統戰部門幹部轉述，堂弟也不能提供什麽更細致的情況。電話裏，鄭璉沉默良久，然後告訴堂弟：“你讓統戰部轉告南朝鮮方麵，就說這家人都死光了。這筆財產，隨便他們怎麽處理好了。”

　　南朝鮮是什麽地方？和蔣介石政府一樣，是美帝的走狗！雖然改革開放的春風已經撲麵而來，但人們的思維方式可是冰凍三尺。本來就脫不了國民黨舊軍官這層皮，再加上一條海外關係，而且是和美國如此親密的南朝鮮的海外關係，這怎麽得了？鄭璉實在是怕了，隻能選擇這樣一種方式和父親，或者說是和自己的過去劃清界限。

　　造化弄人。“文革”期間被發配原籍，卻成全了鄭璉，讓他成為了一個懸壺濟世的醫生。鄭璉的舅舅是個中醫。小時候，鄭璉對中醫挺感興趣，舅舅覺得孺子可教，用心教過他。“麻黃湯中用桂枝，杏仁甘草四般施；發熱惡寒頭項痛，喘而無汗服之宜。”鄭璉小時候背下的《中醫湯頭歌訣》，幾十年後仍然能夠張嘴就來。

　　回到家鄉，別的書不能看，鄭璉就弄了一堆中醫方麵的書。不光紙上談兵，他還給別人看病。起初，是自家的親戚、左鄰右舍，後來，他的名氣越來越大，真成了個杏林中人，而且聲播四縣，好些人都慕名前來求醫。七年裏，一共有幾萬人次找他看過病。幹過情報工作的人，做事情當然絕不馬虎。每次看病，他都會認真地留下筆記。不經意間，鄭璉一共寫下了三十餘萬字、十幾本從醫記錄。落實政策回新疆的時候，家鄉的父老鄉親把鄭璉送了一程又一程。

　　平反後，鄭璉僅僅工作了五年時間，於1984年離休。2014年12月13日，在剛剛過完九十三歲生日後第四天，鄭璉在烏魯木齊溘然長逝。

【評論】

不過這一期完全是諜報人員的傳記，不是破案子的那種...

鄭璉生於1921年，山東省昌樂縣唐吾鎮鄭家莊人氏——難得看到個老鄉啊

完全基於自己的信仰，自覺的幹上了情報工作，並沒有黨的直接領導，安排工作，可敬可歎！

不為名利，不怕死，哪怕是受夠委屈，隻為眾生！

這個係列的故事一直都很精彩，隻是這個論壇上好像對這個係列討論的氛圍不是太熱烈...

這可是真餘則成的故事

吸取教訓呀，組織關係不明確，後來受了不少不白之冤呀。

被拉出來的，和派出大進去的，貌似待遇不同

你的功勞無人知曉，你的功績與世長存！致敬先輩！感謝樓主持之以恒給我等提供這麽好的精神食糧！

真實的諜戰遠不如諜戰影視那麽羅曼。

對自己人太狠了。

剛看完了，感覺跟流水賬一般，這個作者似乎不太懂得取舍，導致文章的可讀性很差。再說說故事的主人公，細讀以後不難發現這位鄭先生顯然工作能力、資質平平，否則我黨不會讓這麽一個言行都很左的年輕人去當炮灰，他能善終也算是福星高照了。

沒有驚天動地的傳奇，但全部是人生信念不懈的追求，平淡中感覺到強烈的心靈震撼。致敬老一輩的革命者！

地下工作者不可能個個都是餘則成。情報工作隻要你進入工作環境，基本上都是日常情報作業，不太可能有太多的驚險，傳奇什麽的，其成就要看你能潛多久。

國民黨不敗沒道理，人事關係這麽混亂，在部隊幹兩天就可以不幹走人，換一個部隊繼續混，也沒人管，這不是篩子了，是打開大門請共黨入內

而且進去動不動就幹副手或要害部門

感覺在國民黨幹事完全靠人際關係，認識上麵的人就行了，完完全全的一個封建組織。

看的步步驚心啊，勝利來之不易。

[愛城華僑]

勝利來之不易）大家都看到了： 勝利之後 怎麽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