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塵封檔案】係列之186：“心戰”遊戲

【塵封檔案】係列之186：“心戰”遊戲

 本文轉載自公安月刊《啄木鳥》2023年第07期

 作者：魏遲嬰、東方明

1962年6月，廣州市發生一起張貼反動標語的案件。其時，“三年自然災害”的困難時期剛剛結束，國民經濟尚未恢複，台灣國民黨反動勢力瘋狂叫囂“反攻大陸”，潛伏特務蠢蠢欲動，向我發起所謂“心戰”。警方循線追查，發現一個長期居住於廣州的馬來亞華僑富商似有作案嫌疑，不料，這位華僑卻是個被人操縱的精神病患者。一籌莫展之際，又一起反動標語案發生了……眼看“七一”將至，警方該如何終結這場“心戰”遊戲？

一、七張傳單

廣州，1962年6月13日。

一天之內，在海珠區海珠大橋北堍、北京路陳李濟聯合製藥廠門前，東山區執信南路東風東路、美華中路，越秀區六榕路，荔灣區南岸大街杜家巷口、光複中路區工人俱樂部門口等七處，接二連三發現反動傳單這些傳單內容相同，大意是目前國際形勢突變，國際共產主義陣營四分五裂行將退出曆史舞台，台灣“蔣總統”受此鼓舞，在鐵杆盟友美利堅合眾國的強力支持下，決定武力“光複大陸”。相信民眾必會酷似當年抗戰勝利時那樣簞食壺漿，迎接“國軍”將士的到來。為表對“蔣總統”的赤誠之心、忠擁之意，特向全市民眾倡議：7月1日，忠效黨國人士應向共黨展開秘密心理作戰，以張貼標語、散發傳單、投寄策反信函等方式迎接“光複”。對於積極參與本次心理作戰的人士，“黨國”必將按功論賞

傳單的落款是：“中華民國國防部心理作戰總隊駐大陸代表龍伯”。

當天上午8點10分至下午3 時許，這七外傳單陸續被過路群眾發現，即報派出所。其中一張被發現時，正好有一名解放軍戰士路過。他立刻勸止周圍指指戳戳議論的圍觀者，為防止消息擴散，他還脫下軍服上衣把傳單遮住，招呼過往群眾火速報告警方。事後，廣州警方發公函向戰士所在部隊表示感謝。

這七處地點的管段派出所接到報告後，不敢耽擱，馬上向分局匯報，同時指派民警前往現場維持秩序。分局刑偵技術人員迅速趕到現場，使用專業藥劑，小心翼翼地把傳單從牆上揭下來當天傍晚，這七處的多張傳單已經放在廣東省公安廳廳長王寧的案頭。

王寧是個年輕有為的革命幹部，1956年他出任廣東省公安廳廳長時不過三十三歲。他是1938年十六歲時加入中國共產黨的，次年奉組織之命，帶領三十多名黨員同誌離開家鄉山西省襄陵縣(今山西襄汾)，幾經輾轉抵達延安。先是被分配到安吳堡青訓班學習，後加入抗大和華北聯合大學組成的八路軍挺進縱隊，奔赴晉察冀根據地。

在艱苦的戰爭環境磨練中，1944 年6月他又被選送回延安，擔任延安大學行政學院黨支部書記、陝甘寧邊區保安處(即西北局社會部)二科科員，參加了邊區安保及社會部對“搶救運動”中被審查幹部的甄別平反工作。次年 4 月王寧同誌參加了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北聯合大學組成的八路軍挺進縱隊，奔赴晉察冀根據地。

在艱苦的戰爭環境中磨練後，1944 年6月他又被選送回延安，擔任延安大學行政學院黨支部書記、陝甘寧邊區保安處(即西北局社會部)二科科員，參加了邊區安保及社會部對“搶救運動”中被審查幹部的甄別平反工作。次年4月王寧同誌參加了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保衛工作，出色地完成了任務。

解放戰爭時期，王寧被派往冀察熱遼地區從事公安保衛工作，肅奸反特，穩定社會秩序，鞏固新政權。1948年底，王寧被選調到北平，北平和平解放後，他參加了開國大典的安保工作不久，他受命南下廣州，先後擔任省公安廳辦公室副主任、主任、副廳長、廳長。

到1962年，王寧從事政治保衛工作已將近二十個年頭了，如此張地向警方挑釁的敵特分子，在他的公安生涯中並不多見。敵特不但張貼反動標語，還煽動社會群眾參與，憑著敏銳的政治嗅覺，王寧意識到敵特此舉不可小覷。

秘書小黃向他匯報：“廳長，已有海外電台公開播報了廣州街頭出現“心戰’傳單的消息詳細情況，電訊監聽室正在整理，稍後就送來。”王寧點點頭：“這是一起特大案件，小黃你去起草一份電稿，我們要盡快向省委和北京公安部報告。”

當天晚上8時，“6·13”專案組成立，由廣東省公安廳、廣州市公安局以及從全市四個城區分局(越秀分局、東山分局、海珠分局荔灣分局)和一個郊區分局(剛剛由原黃埔區、芳村區、江村區合並)抽調的三十二名精幹政保偵查員組成，王寧親任專案指揮部總指揮，副廳長李誌傑、政保處代理處長尤信真任副總指揮。

專案組的首次案情分析會，正副兩位廳長都參加了(據《廣東省誌·公安誌》記載，其時廣東省公安廳隻配備正副廳長各一)。刑偵技術人員介紹了對送檢的七張反動傳單的鑒定情況大夥就此展開討論........

該傳單文字流暢，但談不上有什麽文采據此判斷，作者受過一定程度的教育。不過，分析其遣詞造句，不像是中文教授或學者、出版業編輯、報社記者之類，更不是前清或民國的遺老，其文化水平不會太高，也不會低於初中畢業。

傳單是墊襯複寫紙譽抄在 16 開白紙上的,白紙邊緣有裁切痕跡，很可能是整張大紙裁切而成。執筆人具有不錯的硬筆書寫水平，所寫文字中有很多是繁體字，運筆老練有力，應是中青年男性。通篇文字排列整齊，眷抄時為防止寫歪了，還在紙張的橫向邊沿兩端用尺子比著做了點狀標記。由此可見，此人平時行事比較講究，追求完美。

用來張貼傳單的是市麵上常見的“白象牌”液體膠水，商店裏的文具櫃台均有出售。案犯譽抄時使用的是圓珠筆，起筆時有細微的滲墨跡象。此時已是6月，廣州白天的氣溫都在 30 攝氏度以上，而且濕度比較大，在這種天氣裏，久置不用的圓珠筆容易發生這種現象。由此推測案犯是提前在某家文具店或某個商店的文具櫃台一次性購買了用於作案的紙筆。

這七張傳單都是被過往群眾發現的，每張被發現後都引起了圍觀，在圍觀過程中，難免有人上來摸摸看看指指點點，傳單表麵的指紋多而雜亂，無法提取到有價值的痕跡。不過傳單貼在牆上的高度和端正度，至少為偵查員提供了些許案犯的特征。比如根據傳單的高度偵查員估測張貼者的身高大約一米七左右；而每張傳單都貼得歪歪扭扭，說明張貼者和眷抄者(也可能就是傳單文稿的作者)並非同一人，因為他不具備之前分析的眷抄者“追求完美”的個性特征。因此，偵查員認為本案應是團夥作案。

讓偵查員感到不解的是，傳單的落款“龍伯”以及“中華民國國防部心理作戰總隊”看上去來頭不小，傳單的內容也表明，其作者接受過心理作戰訓練，而且具有相當的水準。可是，這個“龍伯”的作案過程就顯得有點兒小家子氣了。堂堂“國防部”下轄的特務機構，張貼“宣言書”兼“動員令”性質的傳單向中共叫板，所用的作案工具卻讓人一言難盡，竟然是用從文具店買來的整張白紙裁開，用筆頭漏墨的圓珠筆複寫，再歪歪斜斜貼在牆上，這就算是跟中共開戰了？

通常說來，台灣方麵的潛伏特務也好，派遣特工也罷，隻要是正式接受任務進行破壞活動的，其配備的武器裝備器材等都是精品，而且很多都是舶來品一一台灣特務機構既不缺錢，在這方麵又舍得花錢，他們追求的就是高端大氣上檔次的效果。而且，無論是哪種特工活動，理論上來說經曆的環節越少，留下的痕跡也就越少，越不容易被警方發現線索。所謂“中華民國國防部心理作戰總隊”的特工專家們不會不知道這些按說不可能讓“龍伯”執行任務時這麽寒酸一一為何不把傳單在台灣印好了偷運過來，反而讓“龍伯”自己采買紙筆自己譽抄，這不是徒增風險？

眾偵查員懷疑這個“龍伯”可能是廣州當地查肯定有幫助。不過，僅憑這些還無法把“龍伯”從茫茫人海中揪出來。王寧、李誌傑和尤信真交換過意見，李誌傑分派任務：從明天開始，來自五個區公安分局的偵查員分頭在本轄區進行訪查，人手不夠，可要求管段派出所協助，或向分局請求支援；從市局和省廳抽調的偵查員兩人一組，分頭走訪全市文具店或商店的文具櫃台，查摸近期購買過紙筆膠水的嫌疑對象。

會議臨結束時，王寧廳長傳達了省委領導的指示：“敵特分子張貼傳單之舉是衝著“七一來的。今天是6月13 日，距“七一’還有十七天，省委要求我們務必在“七一’前把這起反革命案件破獲，同誌們有沒有信心？”

三十餘偵查員齊聲回應：“有！”

二、大耳衰仔

次日，1962年6月14 日，各個偵查小組分頭出動執行任務，一天忙碌下來，查到了兩個可疑對象。

其中之一是“海珠組”查到的。根據分工海珠公安分局政保科副科長劉明擔任組長的“海珠組”的訪查範圍是海珠大橋北境和北京路陳李濟聯合製藥廠門前周邊區域，頭天在上述兩地各發現了一張反動傳單。

“海珠組”五名成員分成兩撥，康正常、小邢、老金三個訪查海珠大橋，劉明和小李負責陳李濟聯合製藥廠，發現線索的就是劉明和小李這一撥。

製藥廠大門右側沿牆設置有閱報欄，傳單就貼在外麵的玻璃上。閱報欄這種東西，如今已經比較少見了，年輕人可能根本沒概念。其結構和現在公交車站的廣告牌類似，不過是安裝在牆上的。先要在牆上打孔，再裝上預先製作好的木質框架，框架朝外一麵是可以向外打開的玻璃窗，平時上鎖。使用時，要先打開玻璃窗，然後把報紙或其他宣傳品如布告、通知等，用圖釘固定在裏側的木質底板上。那時尋常百姓經濟普遍拮據，訂不起報紙買不起收音機的大有人在，但人們關心國家大事的熱情並不因此降溫，遍布街頭的固定閱報欄前總是有忠實讀者，每天都會來隔著玻璃窗閱讀報紙，北京路上陳李濟聯合製藥廠門前的這個閱報欄也不例外。

這個閱報欄據說是1950年1月1日設立的其時廣州解放才兩個多月，陳李濟製藥廠還屬於私營性質。到1962 年，藥廠早就收歸國有，這個閱報欄也曆經了十二年的風雨。除了每天定時更換報紙，不時有人在玻璃窗上張貼置換房屋、婚姻介紹、舊貨出售之類的小廣告，有的幹脆用彩筆直接寫在玻璃上(解放後直到改革開放前社會上沒有房產、婚姻、職業等中介機構，更沒有廣告公司，全國所有報刊、電台、電視台不刊登或播發任何廣告)，但從未出現過內容出格的文字。可以想見，當天第一個發現這張傳單的群眾該是何等的震驚。

那是一位經常爭取先睹為快的老先生，算好了更換報紙的時間早早趕到，看到玻璃窗上竟然貼著這麽一張反動傳單，先是愣怔片刻，繼而高喊“快來人”。也就不過兩三分鍾，閱報欄前已經圍了二三十人，最靠前的那幾位出於激動和氣憤、嘴裏罵罵咧咧，甚至要動手撕扯，幸而被身後的人阻止，否則，傳單一定會被扯下撕碎，再踩上幾腳。那樣一來，連完整的物證都留不下，更別提在上麵尋找什麽痕跡了。

那麽，“海珠組”是如何發現可疑對象的呢？那就要說到陳李濟聯合製藥廠的一位名人章婆婆了。

章婆婆年過六旬，年輕時喪夫，守寡到老舊時人成婚早，章婆婆也是這樣，不但成婚早生子也早，到二十歲上就已經有三個兒子了。二十五歲那年，在洋行工作的丈夫隨同洋老板下鄉去查看粵地土特產情況時遭遇土匪，其夫是地方上有點兒名氣的南拳行家，以前曾在不戴護具招招著肉的擂台上獲得過名次，功夫可想而知。當即赤手空拳奮起反擊，單人獨鬥七八個握槍持刀的匪徒，掩護洋老板安全撤離，他最終卻雙拳難敵四手，被土匪殺害。

洋老板還算是有情有義，除了拿出一筆可觀的錢款撫恤，還通過其本國駐廣州的總領事館向當地軍警施加壓力，以“維護地方治安失職不力，導致友邦商人遭到嚴重傷害”為由，要求給予賠償，否則，將請求本國政府通過外交途徑解決。

舊中國的官府，最頭疼的就是“友邦”，無奈隻能滿足洋老板的要求，賠償了一千銀洋。洋老板分文不取，悉數送給章氏，讓她拿去安家撫養孩子。如今陳李濟聯合製藥廠的前身之一是“陳記藥廠”，洋老板與其有業務關係，經洋老板牽線，章氏拿出一筆錢款人股，每年都能拿到紅利，生活總算有了保障。

抗戰爆發時，她的三個兒子已經長大成人。三兄弟愛國情懷強烈，決定放棄穩定的工作，投奔中共東江縱隊抗日殺敵。章氏聞知表示支持認為“國難當頭，男兒當如此”。哪知，這一去，就是永訣。

抗戰勝利後，組織上派人前來慰問，告知章氏三子均在戰場上壯烈犧牲。四年後，新中國成立，廣州市民政局一下子送來了三張烈屬證和慰問金。章氏收下了烈屬證，退回了慰問金，說支援國家建設吧，我在藥廠有股份，每年有紅利可拿，足夠維持生活了。此後每年政府發的烈屬補助，她都照此辦理。

藥廠公私合營，政府給這位一門三烈士的媽媽開了一個獨一無二的先例：除了按其股份發給股息，還安排藥廠招收章婆婆為員工。其時章婆婆已經過了國家規定的退休年齡，在藥廠工會上了不到兩個月的班就退休了，由廠方按月發放退休金，還按規定享受全額醫保。

卻說發現傳單的當天正是陳李濟聯合製藥廠的發薪日，章婆婆患有風濕性關節炎，時好時壞，隻要出門，必定要拄手杖，還要時刻提醒自己“走得慢些”。上午10 時許，她從公交車上下來，行不多時，迎麵過來一個男子，神色慌張一邊走一邊不時回頭看一下，像是後麵有人追趕似的。章婆婆向來不管閑事，也沒有在意，兩人就這樣擦肩而過。

來到藥廠門口時，閱報欄前還沒有人。她是識字的，家裏訂著兩份報紙，因此對閱報欄不感興趣，更不曾留意閱報欄的玻璃窗上是否貼了反動標語。事後推算，如果當時章婆婆留意一下，她就會成為第一個發現反動標語的人了。

章婆婆去財務科領了退休金，正好有一輛外單位來藥廠辦事的汽車準備離開，送客的副廠長看見章婆婆，就請該車順道把她送回家。那輛汽車是從後門離開的，章婆婆並未看到廠門口鬧得沸沸揚揚的一幕，自然也不知道張貼反動標語事。

今天劉明、小李兩個前來現場查摸情況，因為標語是貼在製藥廠大門口閱報欄上的，兩人先去了門衛室，想向門衛了解一下昨天案發前是否注意到什麽可疑跡象。剛說了個開頭，財務室的出納來門衛室拿當天的報紙，門衛正在接待偵查員，他就自己動手，把財務室的報紙揀出來。就這麽幾秒鍾的空當，出納聽見門衛告知偵查員：“聽到門外有人大喊大叫‘快來人’，我下意識看了一眼牆上的掛鍾，記得是還差一點兒到10點5分的樣子......”

出納是個健談之人，當即接話：“那之前應該還有人經過閱報欄，就是三位烈士的母親章婆婆！”

這話引起了偵查員的注意，劉明馬上把目光投向出納：“你是怎麽知道的？”

出納解釋說，昨天上午10點前後，章婆婆來財務室領退休金。她是一個行事有板有眼嚴守規矩的老人，每次來領退休金，簽名時不但寫上當天的日期，還要寫上具體是幾點幾分。出納記得昨天她簽的時間就是10點03分。老太太是乘公交車來的，從車站下車步行到廠子，怎麽也要四五分鍾，那她路過閱報欄的時間，肯定是在10 點之前。

接下來，就要去向章婆婆了解情況了。出於保密的需要，警察不便登門拜訪，遂請廠方派車，把老人家接到廠裏。

章婆婆生性淡泊，喜靜厭動，加之上了年紀行動不便，跟鄰居交往甚少，她的興致都放在看報、聽戲曲廣播以及念佛上，直到被保衛科長開車接到廠裏，聽偵查員介紹了情況，才知道昨天廠門口發生的這一幕。她腦子還好使，馬上想起昨天下公交車步行前往廠子途中遇見的那個鬼鬼祟祟的家夥：“我估摸就是那個‘大耳衰仔’幹的。”

偵查員尋思，章婆婆遇到的這個家夥的確可疑，可僅憑“大耳衰仔”的特征，想在偌大的廣州城裏對號人座，這難度可不是一般的大。誰知章婆婆還有下文：“這個衰仔我見過，說起來還當過一段時間的同事哩。”

之前說過，1955 年公私合營，章婆婆作為特例，被陳李濟聯合製藥廠招為員工。頭天進廠報到，製藥廠黨企領導班子全體在廠門口歡迎，許多員工也紛紛自發趕來。她被當作貴賓一般迎往會議室，落座後書記奉茶，廠長削水果，恭詢這位特殊員工想去哪個崗位。章婆婆雖是製藥廠的多年股東，對製藥行業卻一竅不通，想了想說：“我可以去門衛室看大門，我識字，還可以分發報紙信件什麽的。”

這當然不行，讓三位烈士的革命母親看大門，那不是開玩笑嗎？章婆婆又提出：“去廠裏的廣播室也行。我普通話說得還算標準，會唱粵劇、京劇，花鼓戲也勉強能哼幾句，都是跟著電台學的台學的

廠長聽著撓頭，還是書記腦子靈光：“我看不如這樣，章婆婆您去廠工會吧，工會正在籌備一個圖書報刊室，您識字，也喜歡讀書看報，先過去協助籌建，正式開張後就交給您負責，您覺得怎麽樣？”

章婆婆很是滿意，當時就走馬上任。她幹這事還挺認真的，在籌建圖書室期間，為采購哪些類型的圖書、訂哪些報刊，她還數次下車間征求工人師傅的意見。關於“大耳衰仔”的諸般劣行，就是在下車間時聽說的。

這人當時大約二十出頭，其已故父親曾是製藥廠的會計主管，人稱何先生，抗戰勝利後告老辭職，以工廠發給他的一次性離職補償入股，每年拿一份分紅。廣州剛解放，何先生病重，臨終前向前去看望的工廠代表提出要求：其十四歲的兒子何一鍇不是讀書的料，估計難成大器，他很是為其今後的人生擔憂，故冒昧請求廠方，看在他幾十年勤勤懇懇為藥廠效力的情分上，待兒子成年，給兒子一個飯碗

不久，何先生病故，製藥廠老板去何宅吊唁，向何先生的遺孀表態：日後如果其子願意進製藥廠，工廠一定接受。

四年後，何一鍇初中畢業，中考落第，於是去製藥廠當了一名徒工，被安排在機修車間。頭兩年，何一鍇幹得還不錯。小夥子有老爸的遺傳基因，腦瓜聰明，在徒工中屬於學手藝最快的一個，兩年時間完成了三年的學習內容，經測試其技術水平達到鉗工四級。老板拍板，讓他提前滿師。所謂的“提前滿師”，相當於學校裏的“跳級”，那是相當不容易的，何一鍇在廠裏著實出了一陣風頭。

何一鍇小時候家住海月西街，跟附近幾個街坊的孩子一起廝混長大，偷雞摸狗上房揭瓦的事做了不少。正因如此，老爸何先生不放心，才將他托付給藥廠老板，請老板日後關照。待老何病歿，何一鍇去藥廠上班，何家也從海月西街的祖屋搬到水均南街，何一和鍇那幾個兒時玩伴漸漸斷了聯係。

要是照此發展下去，何一鍇沒準兒能有個不錯的前途。誰知那幾個兒時玩伴不知從哪兒得到消息，特地橫穿東山區趕到何家，說是祝賀他滿師出徒，請他下館子喝酒。自此，何一鍇就和他們恢複了交往，同時也上了賊船。

那幾位都是羊城地麵上小有名氣的扒手“伸手必得”阮老二的徒弟。其時阮老二年紀不小了，中過兩次風，雖然沒死也沒癱，但讓他再去“伸手必得”，那是連想也不敢想了，就是坐著不動窩，雙手也顫抖得不能自製。這個老賊的日常開銷當然不成問題，除了曆年作案積累，還有一眾弟子的供奉。飽食終日之際憶往昔在黑道上的“崢嶸歲月”，不禁有種“壯心不已”的感慨，尋思要把自己的一手扒竊技藝傳承下去，必須物色一個器質不凡的對象作為弟子。

從徒弟那裏聽說了自小就被人稱為“大耳”的何一鍇學鉗工提前滿師的消息，阮老二不由得動了讓這小子傳承衣缽的心思。於是，就讓徒弟找上門去敘舊。酒酣耳熱之際，阮老二適時出現，不動聲色地對他進行麵試。結果是一試即中，老賊非常滿意。接下來，就跟何一鍇單獨長談了一番。這老賊不但扒竊技藝了得，還是個無師自通的心理專家，沒多大工夫，何一錯被洗了腦，當場拜師。

在解放後的廣州黑道上，“伸手必得”阮老二已經算得上是扒手中的元老了。他那手技藝雖然已經無法施展，但秘不傳人的訓練方法和作案經驗還在腦子裏，以何一鍇的天分，如果能一學到底，沒準兒若幹年後也能在江湖上出人頭地。可惜人算不如天算，學了不到三個月，阮老二第三次中風，這回閻王爺不肯放過他了，在送醫院的途中就斷了氣

阮老二一死，何一鍇就隻能跟那幾個師兄廝混了。他跟阮老二學了兩個多月，“應知”方麵超過眾師兄，“應會”卻幾乎還沒人門：那畢竟是需要花時間苦練的，而且還需要實踐。他倒並未知難而退來個金盆洗手，轉而向一幹師兄討教。那幾個師兄在阮老二眼裏都是缺少天分的不入流分子，根本沒有得到過老賊的真傳，但實踐經驗比較豐富，對這位小師弟也是“關愛有加”，紛紛傳授作案經驗，還帶他去現場“以身試技”。當然，馬失前蹄的情況也時有發生，被人當場抓住，揍一頓送派出所在所難免。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專政機關對於扒竊作案的處置還停留在舊時的行業思維上，一般的小偷小摸不太放在心上，通常都是嚴進寬出。再說還要看扒手的出身，如果屬於勞動人民，哪怕是被群眾當場抓獲扭送來的，多半是口頭教育一番,在羈押室待上幾個小時就把人放了。碰到屢教不改的，加上出身不好，才考慮拘留或勞教之類的處理方式。

那時候沒有互聯網，各分局、派出所之間信息溝通不順暢，扒手換個管段作案，一旦失手被抓，隻要咬死了說是第一次，多數情況下也能享受“寬出”的待遇。所以，何一鍇的師兄們也不在乎。當然，小何每次都是在一旁觀摩，相對著失風落網的風險，太不仗義了。漸漸的，他也從觀摩發展到了實踐。

這一實踐，何一鍇在享受成功喜悅的同時也順帶體會了“鼻青眼腫”和民警“秋風黑臉”的滋味。而且他和師兄們的情況不同，他是有單位的，不像一幹師兄那樣是散兵遊勇，雖然前幾次被扭送民警並沒處理他，卻打電話給其供職的陳李濟聯合製藥廠，讓保衛科來領人。幾次三番下來，他的行徑單位裏無人不知，由此也得了個新的綽號­——“大耳衰仔”，自然是調侃他學藝不精，連續吃癟。

章婆婆去廠工會上班時，正是員工熱議“大耳衰仔”的當口。老太太不禁好奇，和人閑聊時隨口打聽這小夥子是怎麽一副模樣。有人指指窗外經過的青年，悄聲說“就是他”。如此，章婆婆就留下了印象。

不久後的一天，新華書店給工會送來訂購的圖書，章婆婆接到門衛室的電話，匆匆下樓，不小心崴了一下，把腳踝骨弄了個骨裂，休養了三個多月才痊愈。再回到廠裏，廠領導對她說：“章婆婆，您早已過了退休年齡，又受了傷，今後就不必來廠裏上班了，按月來領退休金即可。平時有什麽事情需要廠裏幫您解決的，托人捎個信兒就行。”

於是章婆婆就過了幾年退休生活，隻是每月領退休金那天才跟廠裏人打交道，其間聽說過一些有關“大耳衰仔”的情況，說是在廣州火車站扒竊失風，被公安拿下，因其屬於屢教不改，在拘留所關了一陣，被送去勞動教養了。

偵查員立刻找保衛科核實。根據 《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教養條例》規定，勞教屬於人民內部矛盾，係行政處罰而非刑事處罰。人送走了，關係仍在其原工作單位，教養期滿後可以回原單位繼續工作，當然，公安局須給被教養者的單位送一份《勞動教養決定書》的副本，存入人事檔案。

保衛科立刻查閱檔案，找到了《勞動教養決定書》的副本。偵查員一看，上麵寫明何一鍇是1960年5月19日由廣鐵分局送勞教的，期限三年。屈指一算，那得明年5月才解教嘛，難道提前放出來了？

劉明隨即吩咐小李給廣鐵分局打個電話。同下來，並非提前解教，何一鍇是一個月前從農場逃回廣州的。農場方麵給廣鐵分局發了電報，要求協查，分局已經轉給管段派出所了。派出所今天上午剛剛向分局反饋，說居委會接到群眾舉報，“大耳衰仔”在附近的“群英影劇院”門口出現過。

這個情況自然引起了劉明的重視。“大耳衰仔”解教期限還沒到，竟然從勞教農場逃回來了，而且在發現反動傳單的地方出現。據章婆婆反映，其神情舉止完全是一副驚弓之鳥的狀態。這小子多半有問題！

三、紅鼻子皮匠

與此同時，由東山和郊區分局五名偵查員組成的“東山組”訪查到了另一個嫌疑對象

仇燕飛是東山分局政保科第二組組長，由於平時辦案的關係，跟東山區各派出所的民警比較熟悉。今天上午，其他偵查員都外出訪查去了，隻有他和搭檔汪大慶兩個還待著沒走在幹什麽呢？給東山分局下轄的各派出所打電話，要求他們留意昨天張貼反動標語嫌疑對象的線索。

打完電話，仇燕飛對汪大慶說：“老弟，往下就要看咱倆的運氣了，但願別白忙活。今天這太陽有點兒厲害，水壺灌滿水了吧？好吧出發！”

話音剛落，電話鈴倏然響起，最先打去電話的“東東”派出所(係偵查員對東風東路派出所的愛稱)有反饋了。所長龍錦堂說可能有專案組感興趣的情況，讓他們盡快過來一趟。

龍錦堂是中共東江縱隊偵察員出身，有這等經曆的人，基本坐不住，廣州解放後轉業到公安係統，他還是這個習性，隻要不是開會或寫報告，一天的大部分時間都騎著一輛破自行車在下麵轉悠。今天上午仇燕飛來電話時，他剛準備下街道。接聽完電話，就推著自行車出了派出所大門，迎麵碰到萬福裏居委會主任老金來反映情況。

萬福裏那邊有一個獨身男子，名叫簡震丘三十三歲，是個皮匠，因為長著一個酒糟鼻子人稱“紅鼻子皮匠”。皮匠這個行當屬於個體手工業者、公私合營時，政府不知出於什麽考慮沒把一眾皮匠列入合營範圍，簡震丘無單位收編、仍舊過著自由自在的日子。

不過，他的情況跟其他同行有所不同。他原是皮鞋店小開，抗戰爆發前一年，他家的皮鞋店失火，連房子帶貨物、原料、設備、工具，一股腦兒焚毀，還熏死了老板娘和女兒，簡氏父子逃得快，總算保住了性命。在羊城小有名氣的“簡記皮鞋店”從此不複存在，簡氏父子沒有資金東山再起，連住房都沒了，隻好流落街頭，幸好老簡還有皮匠手藝，倒也不至於餓死。

好不容易熬過抗戰，迎來勝利，老簡也病歿了，留下的積蓄幾乎不夠辦喪事。幸虧簡震丘繼承了老爸那手製作皮鞋的手藝，總算可以勉強養活自己，掙得的錢鈔也比尋常小皮匠多些。

老簡是個本分人，前半生開店和氣生財，後半生家道敗落做皮匠，沒有沾染上流氓無產者的習氣，而且對兒子管教甚嚴。待老簡一死，簡震丘就把持不住自己了，開始跟幾個差不多年齡的地痞廝混，沾染了一身惡習，雖然還沒到五毒俱全的程度，但也差不離了。

就在這時，廣州解放了。和他交往的那幾個地痞都有出身問題，老子不是被槍斃就是被判刑，他們也是成年人了，再沒機會因年齡小逃避打擊，於是收容的收容，逃跑的逃跑。其中有一個參與過特務老子的反革命活動，幹脆判刑坐牢。簡震丘一看形勢不對，趕緊歇菜。可是，做皮匠的收入實在太低，他又大手大腳慣了，盡管手藝不錯，依舊入不敷出。怎麽辦呢？簡震丘靈機一動，以定製、修理皮鞋為幌子，跟那些一看便知有生活作風問題的男女搭訕，從事拉皮條的第二職業。

拉皮條屬於違法行為，派出所發現後對他進行訓誡，還治安拘留過幾次，但效果平常。1957年秋天，公安機關借著國家頒布《關於勞動教養問題的決定》的東風，給了他一個改過自新的機會一還算客氣，勞教一年。

 

一年時間很快過去。簡震丘解教回廣州後還是做他的皮匠活兒，人脈還在，依舊暗中從事拉皮條的第二職業，派出所隻好繼續對他予以特別關注。當然，對於這種對象，龍所長不可能派民警去專門盯著，發揮群眾專政的作用就可以了。戶籍警跟居委會說了說，眾大嬸大嫂大媽積極行動，簡直可以說是那個年代的“天眼工程”。

今天上午，居委會成員上班後(“上班”是習慣說法，當時的居委會隻有一個領頭的主任兼書記是領薪水的，其餘都是義務性質，每天忙完自己家裏的活兒，再到居委會接受主任分派的任務，一年忙到頭分文不取，照樣樂嗬嗬的)，在一起嘮的主題就是昨天發生的反動傳單案。正聊著，居民老周拿了張匯款單過來蓋章，要證明上麵的收款人“周阿二”乃是他的小名，以免去郵局領款時說不清楚。聽見大家的議論，老周隨口反映了一個情況——

他的鄰居“紅鼻子皮匠”簡震丘最近突然闊綽起來，不但天天雞鴨魚肉，還有用僑匯券才能買到的茅台酒、中華香煙、罐頭和高級糕點。

僑匯券是當時國家為吸納外匯印發的一種物資購銷憑證，市民收到境外寄來的外匯去銀行取款時，隻能拿到按照規定匯率折算的人民幣，但可以獲取同等麵額的僑匯券，憑券可在專門商店或櫃台購買市麵上難得見到的緊俏商品。

簡家與老周家一牆之隔，牆壁就是普通磚頭砌的，還是單層，隔音效果極差。昨晚老周睡覺，可隔壁“紅鼻子皮匠”卻在和另外兩個人喝酒聊天。迷迷糊糊中，老周聽見“紅鼻子皮匠”說：“這種活兒如果多幹幾次，咱們就可以時不時聚一起，喝這樣的酒，抽這樣的煙，吃這樣的罐頭糕點.......”

老周倦意正濃，聽了也就聽了，沒去多想今天來到居委會，聽到眾人的議論，立刻想起昨晚聽到的隻言片語，尋思不對啊，“紅鼻子皮匠”最近表現反常，那反動傳單別是他貼的吧？遂把對簡震丘的懷疑說了說。

那年頭兒台灣天天叫囂著“反攻大陸”，廣州又是比較敏感的沿海城市，人們腦子裏階級鬥爭的弦日夜繃得緊緊的，居委會主任兼書記老金頓時一個激靈：“大夥兒都聽著，老周反映的這個情況非常重要，我這就去派出所向龍所長當麵報告；從現在起，你們幾位包括老周在內都不要離開這間屋子，更不能再提起這個話頭兒，嚴格保密，等候龍所長的指示。這可不是開玩笑的事，萬一出了什麽婁子，那可是吃不了兜著走啊！”

仇燕飛、汪大慶趕到“東東”派出所，所長龍錦堂把上述情況介紹了一遍。接到居委會的報告後，他已經指派戶籍警老錢過去了。讓老錢先把那個皮匠控製起來，再把反映情況的鄰居老周一起請來派出所做筆錄。龍所長看看表：“估計這會兒他們應該在回來的路上了。”

正說著，老錢回來了，身後跟著老周，卻沒那個簡震丘。再看老錢臉上的神情，仇、汪二人便知情況不妙。

果然，老錢報告說：“那個皮匠不在家。同了周圍的街坊，說“紅鼻子’昨晚來了兩個朋友、喝酒聊天到很晚。照平時，今天上午他肯定睡懶覺，要到中午才起來，去對麵雲吞店吃點兒東西再出攤。今天不知怎麽的，早上天剛亮就起來了，和那兩個朋友一起出去了。我怕信息有誤，又去平時他擺攤頭的五聖廟門前看了看，果然沒見他出攤。問了旁邊修理鋼筆打火機的攤主，說他已經有好幾天沒出攤了......

情況匯報到專案指揮部，簡震丘與“海珠組”查摸到的何一鍇一並被列為緝捕對象，由“海珠組”、“東山組”在相應管段派出所的協助下尋找此二人的下落。

到晚上9點多，何、簡兩人落網。李誌傑副廳長下令：立刻把兩個嫌疑人押解市局，連夜訊問！

四、另案處理

這是一次高規格的訊問，專案指揮部的兩位領導副廳長李誌傑和省廳政保處代理處長尤信真一人負責一個對象，不過，訊間結果卻不盡如人意。

何一鍇承認自己是從勞教農場逃出來的，逃離的原因是“吃不飽”。這話多半是真實可信的一一被稱為“三年自然災害”的經濟困難時期剛剛結束，人們還沒緩過勁兒來，別說勞教人員，就是負責看管的管教民警以及社會上的廣大人民群眾也是節衣縮食過日子，但是，對於張貼反動傳單一事，何一鍇卻是一臉懵懂。

“那麽，昨天你去過陳李濟聯合製藥廠嗎？”李誌傑問。

“這個.....我去過。”何一鍇回答。

“去幹什麽？”

“我在外麵閑逛，就是路過。”

“具體是什麽時間？”

“記不太確切，大概是上午 10點來鍾。”

“你剛剛從勞教農場脫逃，不會不知道自己上了公安機關的追逃名單吧？竟然還敢去原單位門口晃蕩？你這膽子也太大了吧！”

對此，何一鍇的解釋是，他逃回廣州後不敢回家，就在外麵瞎混，有一頓沒一頓，最近幾天連窩頭都吃不到，餓得兩眼冒綠光。人餓久了，不僅四肢無力頭暈眼花，神誌可能都不清楚了。昨天上午，他就是處於這種狀態中，不得已還要四處奔走。千什麽？找吃的嘛！就因為神誌不清，也沒認路，稀裏糊塗來到了製藥廠門口，直到看見那塊“公私合營陳李濟聯合製藥廠”的牌子，他才發覺不對勁兒。這時候掉頭往回走，反而容易惹人注目，他隻有硬著頭皮往前走。還好門衛沒留意到，走出老遠，他才鬆了口氣......

李誌傑冷笑：“何一鍇，看來你還沒弄清楚狀況，知道你現在在哪裏嗎？”

“這個......剛才那幾位同誌帶我過來時，我是坐在吉普車後排中間的，兩旁都有人，沒看清外麵的情況。”

協助訊間的偵查員劉明開腔了，一字一頓：“那你聽好，這裏是廣州市公安局！”

“然後呢？哦.......我的意思是，市局下麵的哪個分局？”, 何一鍇遲疑片刻

“沒有下麵了，就是市局！”

“啊？！我這點兒小事，竟然還驚動市局了？”

“小事？張貼反動傳單，你覺得還算小事？”

何一鍇這才如夢初醒，公安局如此興師動眾，原來懷疑我是特務分子！這可不得了呀，再不說清楚，是要掉腦袋的！於是，就把去製藥廠的緣由一五一十交代了。

前麵說過，何一鍇在公私合營陳李濟製藥廠幹的是機修鉗工，同時兼職扒手。他雖然拜過名師，但隻學了三個月的“應知”，往下的“應會”還是一班師兄傳授的。師兄們其實並未得到師父的真傳，但這小子聰明，自己琢磨，再結合幾年的實踐，長進驚人。不過，最終還是逃不過被公安機關打擊的犯罪分子宿命。

他在勞教農場期間，正趕上三年困難時期，幸虧他會機修活兒，農場發揮其特長，沒打發他下地幹活，而是做了農場的機修工，日常夥食總算比其他勞教人員強點兒。饒是如此，也是營養不良，骨瘦如柴。於是，他就動起了逃跑的腦筋。

扒手出身的勞教人員，在脫逃名單中所占比例相對較高，因為他們有特殊的謀生本領，到了社會上好比如魚得水，其他脫逃人員擔心的什麽鈔票、糧票、住宿介紹信等必需品，對他們來說都不是事兒。何一鍇是此道中的高手，那就更不在話下了一個月前，何一錯成功逃離，徑直返回廣州。當然不敢回家，但他有不少狐朋狗友，加之偷幾份空白介紹信偶爾住住旅館，住宿方麵不成問題，兩年多的勞教生涯給了他足夠的“反省人生”的時間，他給自己製訂了往後的“人生規劃”打算分三步走：

先是平安度過最初三個月的追逃風頭期，這三個月裏不能作案，一旦失風被捕，那就不是勞教了，得勞改，至少三年起步，碰到不客氣的法官，五年七年也是有的；待三個月後風頭過去可以零星作案，次數宜少，動靜要小，下手目標必須瞅得準，不但要有油水，還不能是軍人、警察、高級幹部或他們的眷屬，以防動靜鬧大，被公安機關惦記上；如此“低調”堅持兩年左右，就可以利用竊得的介紹信偽造身份，尋找機會在郊區落戶洗白，弄一個修車攤之類。立穩腳跟之後，以經營修車攤為主，必要時作個案子增加點兒收入。

目前尚處於初級階段，三個月內不能作案可是生活來源怎麽辦呢？總不見得天天吃朋友的吧？如今社會治安好轉，朋友們也輕易不敢作案了，以前的積蓄或許有些，可“三年自然災害’的餘波尚在，沒有糧票、副食品券，光有錢也買不到吃的。思來想去，除了作案，隻有一條路可走一一何一鍇被送勞教之前還跟人合夥作過幾起案子，沒來得及分贓。現在，隻好去向他們討要了，想來對方不敢不給，否則一旦兜出來，那就是兩敗俱傷了。

“舊賬未清”的對象有三個，其中一個叫裴小暉的，是何一鍇在陳李濟聯合製藥廠的師弟。裴師弟學的也是鉗工，技術不精，常挨師傅的榔頭柄，但對於諸般歪門邪道卻是無師自通。這小子出身資本家家庭，抗戰勝利後，其父被國民黨政府定為漢奸，弄了個人財兩失，家道敗落。裴小暉隻好認命，進藥廠做了一名機修工。小時候優裕的生活已成遙遠的記憶，沒想到碰上了何一鍇這麽個師兄，對其作案得手後揮金如土之舉煞是羨慕。禁不住何的拉攏，就做了給何一鍇望風或打籬笆(用各種方式轉移苦主的注意力)的幫手。

何一鍇被送勞教前一天，兩人去百貨商場作案，得手後還沒離開樓麵，失主發現被竊，大聲嚷嚷著“抓小偷”。何一鍇即把錢包轉移給裴暉，自己“挺身而出”，指責失主狂呼亂叫，嚇了他這個“心髒病患者”一跳，目前心律失常，要對方陪他去醫院檢查。如此，兩人肯定就吵起來了，裴暉則趁機開溜。本以為逃過一劫，不料第二天在火車站作案失風，還是折進了局子。

何一鍇打算向裴師弟討贓款，當然不敢出現在製藥廠門口，他打算在附近找部電話，讓裴師弟出來見個麵。電話機很快就找到了，就在馬路對麵距製藥廠二十來米的毛巾廠門衛室，門衛是個慈眉善目一看就好說話的老伯，何一鍇上前賠著小心請求借用，果然一說就成。老伯還說外麵太陽大，讓何一鍇進屋裏打電話。事後回想，幸虧對方這個提議，否則何一鍇可能就提前失去自由了。

怎麽回事兒呢？原來，何一鍇剛剛進入門衛室拿起電話，一輛公交車在馬路對麵停下，下來一群乘客。何一鍇生就一雙骨碌碌的賊眼，平時無事也習慣東張西望，此時背著勞教脫逃人員的身份更是將這一“特長”發揮得淋漓盡致，下意識朝馬路對麵的車站方向張望，隻掃了一眼，馬上把臉轉了個方向——乖乖，公交車上下來的乘客中有一張熟麵孔一一老向！

老向是何許人也？他是勞教農場的追逃組組長，中共東江縱隊偵察員出身，有著兩條大長腿，勞教人員背地裏就稱他“長腿老向”

老向平時待在農場的時間不多。農場在省城有個辦事處，“長腿老向”在那裏占了一間不滿十平米的屋子，辦公、生活都在裏麵，唯一的現代化設備是一部可以打長途的電話機。老向或是在辦公室裏指揮追逃，或是在全國各地東奔西跑，抓捕在逃人員。何一鍇的勞教案由是扒竊，若論對社會的危害性，在當時的各類刑事犯罪中排名靠後。因此，對於他的逃跑！農場起初也不怎麽重視，逃了半個月才把信息報給老向。

老向也不重視——有比何一鍇罪行更重的脫逃人員需要抓捕，得先“關照”那些家夥。這樣一拖，又是半個月。終於把手頭的要緊事忙活完，輪到關心一下何一鍇了，於是前往陳李濟聯合製藥廠，準備先摸摸情況。

老向的出現，讓何一鍇驚出一身冷汗。電話當然不能打了，他擔心老向要去廠裏外調，那樣的話，頭一個找的肯定是裴小暉，這不是自己往槍口上撞？何一鍇裝作撥不通電話，謝過門衛老伯拔腿就走，一邊走一邊不住回頭看一一擔心老向從後麵追上來。

聽了何一鍇的上述交代，李誌傑表麵上聲色不露，心裏卻暗暗歎氣。當然，何一錯交代的內容是否屬實，還需要核實。劉明立刻往勞教農場駐廣州辦事處打電話。

此時已是半夜，好在工作習慣使然，老向從睡夢中被突然驚醒，腦子竟是絲毫不糊塗。不僅不糊塗，警惕性還很高，他問明劉明的身份後隨即掛斷，再撥打市局的總機轉接過去，以防有人冒充公安人員套問案情。

老向證實，6月13日上午10時許，他的確乘坐公交車前往陳李濟聯合製藥廠去了，但他並未進廠，隻是在附近轉了轉，熟悉一下環境，接著又去何一鍇住家附近向周圍鄰居了解情況。第二天，也就是6月14 日，他繼續對何以前的那些狐朋狗友進行調查。本打算15號一早去製藥廠正式外調，不料何一鍇當夜就落網了。

老向反映的情況與何一鍇的交代基本吻合如此，何的嫌疑就排除了。

這時已是6月15日淩晨2點，另一撥由省廳代理政保處長尤信真主持的對嫌疑對象簡震丘的訊問還在進行。“紅鼻子皮匠”跟偵查員玩零口供，一直不吭聲，坐在那裏扮演悶罐子。問得急了，隻是搖頭。再問，一邊搖頭一邊指指自己的耳朵。問是否耳朵有毛病，還是搖頭。

尤信真惱了：“拿紙筆來，寫給他看！”麵對寫了訊問內容的紙，簡震丘仍舊不吭聲。訊問被迫暫停，一幹偵查員商量來商量去最終達成了一致意見：起初小看了這家夥，抓到之後倉促進入訊問階段，有種“問到哪裏算哪裏，反正他繞不過去”的想法。沒想到這家夥不跟偵查員繞，而是以沉默作為武器，讓偵查員也沒法兒繞。那就隻得改變訊問策略，尋找重點突破口了。簡震丘的主要疑點是“消費反常”，在跟狐朋狗友喝酒時說的內容，也引人往反動傳單方麵聯想。

偵查員提議：“那就盯著這兩個重點來訊問吧？”

尤信真說：“還不夠，咱們得把那兩個與簡震丘一起喝酒的主兒查到，先問問他們。”

這活兒得聯係“東東”派出所，專案組隨即派了三位偵查員趕過去。正好是龍所長值班,聽說要尋找跟簡震丘一起喝酒的那兩個狐朋狗友，龍所長思忖片刻：“你們專案組的事都是急茬兒、那就隻好連夜行動了。除了你們三位，本所民警得全部叫來加班，沒準兒還得驚動分局，動靜小不了。”

偵查員說：“動靜再大也沒辦法，這是尤處長下達的命令。龍所長您是老土地，就擔綱主持吧？”

龍所長是東江縱隊偵察員出身，幹這類活兒挺有章法，當即請專案組偵查員跟分局聯係調派治安、刑偵民警連夜去分局看守所提審最近落網的地痞流氓，看他們是否知曉平時跟“紅鼻子皮匠”簡震丘交往廝混的主兒；本所民警全部下巷子，把那些不務正業整日價四處閑逛伺機小偷小摸的小混混兒都叫到派出所挨個兒詢問。

這安排還真產生了效果，天亮時分，終於查摸到前一天晚上跟簡震丘一起喝酒的主兒，分別是居住於永安坊直街的麥小寶和廟前西街的陳芝忠。兩人被民警從床上揪起來，直接提溜到市局。

麥小寶、陳芝忠老老實實作了交代。讓偵查員失望的是，他們與簡震丘共同策劃實施的案子，在當時雖然也被列為重罪，卻與反動傳單無關——他們竟然把拉皮條的業務發展到了在廣州的外國人身上！

隨即再訊問簡震丘。同夥已經招供，死扛著沒有任何意義，他對自己的犯罪事實供認不諱。經偵查員調查核實，三犯的罪行屬實，那就隻有另案處理了。

至此，專案組手頭的兩個嫌疑對象都查否了。好在當天傍晚傳來消息，市局政保偵查員蔡仲春、易金山兩人訪查到了一條重要線索！

五、文具來源

廣州地區長期以來受源遠流長的嶺南文化影響，涵蓋文學、戲劇、工藝、建築、民俗等諸多元素的文化市場一向發達，舊時經營文房四寶生意的店鋪尤其多，一直到上世紀六十年代，街頭還不時可見騎著自行車沿街兜售文具的流動小販，各種合法或非法的文具攤頭更是數不勝數。因此，專案組調查反動傳單所用材料來源那一路偵查員的工作相當繁雜。

他們先是跟市商業局聯係，市商業局又把任務分派給各區商業局，饒是如此，還是花了兩天時間才把全市各文具商店以及大型百貨商場附設的文具櫃台一一訪查到。可是，此類文具用途廣泛，而且用戶幾乎覆蓋整個社會麵，銷售人員根本記不得每次交易的細節或某個顧客的特征。

眼看調查進入死胡同，偵查員蔡仲春接到了一個電話。

蔡仲春這年二十六歲，尚未成家。他是遺腹子，母親靠著幫傭打工將其撫養長大，考入省公安學校，畢業後分配至市局政保處當了一名偵查員。電話是鄰居打來的，說其老母親得了急性闌尾炎，現已送往醫院，讓他火速前往。

這當兒小蔡正忙著，冷不丁兒接到這個電話，一下子愣了。旁邊戰友見之，知他遇上難事了，一問，果然。尤處長當即批假，讓小蔡趕快去醫院，並致電市局行政處，要求以組織名義跟醫院聯係，請院方對該病員予以特別照顧。

蔡仲春火速趕到醫院，其母正在做手術，手術室門口坐著送母親來院的鄰居以及聞訊趕來的兩個舅舅。要說蔡仲春還真是個一心撲在偵查工上的好同誌，聽到母親手術一切順利，他腦子裏馬上琢磨起反動傳單所用紙筆的來源問題，忽然想起小舅是市商業局文化用品科的科員，就向他打聽有關紙筆銷售渠道的事兒。

小舅不知問這個幹嘛，但是還是隨口說了說，無意間提及的一個情況引起了蔡仲春的注意：上周開始，市手工業局在越秀區中山四路文廟舉辦“迎暑假文具用品展銷會”，這是該局組織下屬各相關生產廠家、作坊，繞過中間商直接向市場銷售的一個新舉措，此舉還受到了省商業廳的表揚……

小舅往下還說了什麽，蔡仲春沒往腦子裏印。他想的是，這個情況之前沒了解到，得趕緊補上。

這時，市公安局行政處指派的一名女警匆匆趕到，說是奉領導指派，前來幫忙照料蔡仲春同誌的母親。蔡仲春心裏一鬆，尋思我留在這邊也沒啥用，組織上這麽關心我，我還是抓緊時間去查訪線索吧。他跟兩個舅舅交代了幾句就匆匆離開了。為節省時間，小蔡還借用醫院門衛室的電話讓搭檔易金山騎摩托車過來接他，兩個人一起去核實線索。

廣州的文廟，跟其他城市的文廟在說法上有所不同。明代初建時蓋的是學宮，其中隻有部分建築物供祭祀孔子之用，是謂“文廟”，而其他建築則因其所在地稱為“番禺學宮”。上世紀二十年代大革命時期著名的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就是在這裏舉辦的，新中國成立後，講習所舊址成為羊城的一處名勝。

蔡仲春的搭檔易金山是個二十三歲的小夥子，部隊偵察兵轉業，其性格以及行事風格跟蔡仲春頗有相似之處，兩人遇事很容易溝通，往往會想到一塊兒去。此刻，兩人對去文廟調查寄予很大的希望，但思想上也做好了一無所獲的準備。畢竟在刑事偵查工作中，總是失望多於希望，白忙活的調查是他們工作中的常態。不過這次，兩個小夥兒真的撞到了好運。

這條線索初看並無任何引人注目之處——市手工業局臨時借用文廟作為促銷本係統工廠商品的直銷場地，其中一部分就是文具。前來設攤的文具廠商中，有一家瀕臨倒閉的小廠，產品包括書包、複寫紙、油印機、圓珠筆、卷筆刀等。這家工廠歸荔灣區福州路街道管理，是大躍進時代的產物，名叫“躍進文具用品廠”。

按照街道的想法，本打算把所有剩餘產品發給職工作為遣散費的，遭到工人普遍反對，紛紛去電去信向上級主管部門告狀，事情漸漸鬧大。區裏、市裏要求街道“妥善處理”，街道方麵正一籌莫展時，聽說市手工業局在文廟舉辦廠商產品直銷活動，便把剩餘產品全部拉到文廟折價銷售，指望一舉解決遣散費的難題。

不料，理想很豐滿，現實卻骨感，由於即將卸任的廠長優柔寡斷，打折幅度不大，產品缺乏競爭力，在直銷活動中幾乎無人問津。街道領導老田急了：“產品賣不出去，還準備拉回來發給工人作遣散費嗎？大夥兒如果鬧到市政府甚至省裏，那還了得？”

一怒之下，老田當場把廠長提前遣散，打發到區政府在近郊辦的搞生產自救的小農場下地勞動去了，他自己坐鎮文廟，好歹也要把這些剩餘產品賣出去。

其時國內經濟形勢嚴峻，老百姓手頭拮據，類似文具這類消耗品，多是本著能省就省的原則，夠用就行了，哪怕展銷會就在自家門口，也不會動心。老田在文廟的攤位前吆喝了一上午，銷售情況還是不容樂觀。正一邊喝水潤嗓子，一邊抽著自卷的劣質香煙沒奈何時，大客戶來了！

那是一個五十多歲的小老頭兒，一身南洋華僑裝束，頭上是一頂白色西裝，頭上是一頂亞麻材質的淺色紳士涼帽，手持紫檀木鑲銀手杖。此人來到“躍進廠”的攤位前，一件件商品看了一會兒，才以一種傲慢的姿態微微揚起下巴，抬起手杖朝老田一指：“你是管事的？”

老田這個氣啊。他雖然隻是個街道主任兼書記，卻是1945年參加地下黨的老資格，平時在街道辦不敢說有呼風喚雨的威風，但下屬見到他也都是恭恭敬敬，一口一個“田主任”。可是眼下，為了把這批貨銷出去，他還是強壓住怒火，臉上露出當年從事地下工作遇到國民黨軍警盤查時的諂媚笑容：“老先生，您請這邊坐！”

小老頭兒沒動地方，隻管按照自己的思路開腔：“你是管事的？買賣上的事做得了主嗎？”

老田連連點頭：“當然做得了主，老先生有何吩咐？”

“能做主？行！那我就告訴你，我看上這些貨了，準備全部買下。把貨單拿給我看看，然後再談價格。如果合意，這就成交，當場銀貨兩訖。不過，你們得把貨給我送到指定的地方。聽說如今有規定，批量購買任何貨品都需要單位證明，沒關係，我回頭會辦理的。”

老田聽著，簡直懷疑自己的耳朵出了問題，不由得喜出望外：“行！行！行！老先生請坐，貨單這就給您老過目！”

小老頭兒看了貨單：“總價多少這上麵沒寫，你說說看。”

老田參加革命工作這麽多年，一天也沒接觸過買賣上的事，這時才有點兒後悔把廠長攆走了。轉念一想，這幾個工人中總有比我懂的吧？於是把貨單遞給他們：“你們算一下總價。”然後對小老頭兒說，“您老請坐，稍候片刻。”

小老頭兒坐下，跟老田聊了幾句閑話，語氣也客氣了些：“請問這位先生尊姓台甫？”

在場充當臨時售貨員的那四位工人，有三個都是二十歲出頭的年輕人，聽著都是一臉懵懂。老田也是一怔，都解放十幾年了，這老先生居然還保持著舊時那一套。好在這套禮儀老田並不陌生，當下按照舊時規矩答稱：“晚輩姓田，草字玉甫，世代羊城本地人氏。”

小老頭兒微微點頭：“老朽區照銘……”說著，掏出一張名片遞過來。

這名片也是舊時的格式，繁體字豎排，上寫“馬來亞檳城華粵財團永久次席董事區照銘”。老田不由得暗暗咋舌，原來是一位華僑商人啊，他買下這麽些文具要幹嗎？運到境外去？這算不算外貿生意，是否需要上報外貿部分批準？

區照銘像是看出了老田的心思，解釋道：“老朽是出生在廣州的，童年、少年時代在羊城度過。當年我四歲開蒙，讀過的三處私塾，現在都已經是公辦小學了。我買下這些東西，是打算分贈給那三所小學的貧困學生，順便貼補學校經費不足。小學方麵會開出證明，如果需要區教育局蓋章，我也是能辦到的。”

老田聽了心裏一鬆，尋思這就好辦了，這筆買賣沒有後顧之憂了。

這時，貨款總價算出來了，一共是1321元8角4分。這筆金額在如今看來簡直微不足道，但在1962年的廣州，可算得上一筆巨款了，可以購買一套二手瓦平房。區照銘卻是眉頭都沒皺一下：“那就麻煩田先生打電話給運輸公司叫輛汽車，你們幾位幫著把這些貨裝上，拉到寒舍。運輸費我出，裝卸費就不付了。我隨車而往，途中經過銀行讓司機停一下，田先生和我進去辦一下劃款手續。”

就這樣，“躍進廠”的最後一筆買賣圓滿成交。這筆買賣，對於“躍進廠”也好，福州路街道抑或手工業局也好，隻是一種正常的貿易來往，但對於此刻的偵查員來說，卻是一條重要線索。蔡仲春、易金山兩個認為有必要繼續往下追查。

以他們通常執行調查任務時的行事風格，肯定立馬就去區照銘的住處拜訪了（老先生給街道主任老田的那張名片上有地址），可這回心裏卻有些犯嘀咕：這小老頭兒如果是外國國籍，那就屬於涉外調查，按照規定，還要跟外事科溝通。兩人合計，是否首先去管段派出所了解情況，但是保險起見，還是先確認一下涉案的那幾樣文具是否屬於“躍進廠”的產品吧。

專案指揮部接到兩位偵查員的報告，認為他們的考慮比較周到。問題是，“躍進廠”的那些產品一件不剩都被老先生買走了，如何取樣比對呢？指揮部的兩位領導尤信真和李誌傑商量片刻，想出了一個辦法：由“躍進廠”出麵跟老先生交涉，佯稱檢點貨物數量有誤，領導指示要進行核查，嚴格執行“多退少補”原則。當然，前往參加檢點的“躍進廠”人員中，有兩個是偵查員蔡仲春和易金山。

據老田說，那天貨物送到後，就在區家底樓客廳一側堆著。可是，待偵查員趕到時，那批貨物已經不見了蹤影。區照銘告訴廠方人員，送貨當天下午，他感到不適，去醫院檢查，醫生說是中暑，把他留下來住院觀察。次日午前出院，下午即通知那三所受贈小學前來把東西拿去自行分配了。

偵查員隨即去那三所小學調查，發現他們拿到的貨物跟“躍進廠”賣給區照銘的數量、品類嚴重不符。交易清單上列明的紙張、油印機、油墨並未交給校方，而圓珠筆、複寫紙和膠水也對不上數目。

真正有價值的線索終於出現了！

六、精神病患者

專案組隨即對區照銘的情況進行了初步調查——

區照銘，1905年出生於廣州，其父區拂塵係南洋華僑。據家譜記載，區拂塵已是家族下南洋的第三代，生在馬來亞（即今馬來西亞），長在馬來亞，祖父、父親為其積累了比較可觀的財富，十八歲時就獨自經營兩家工廠、一座橡膠園和一條數千噸的遠洋貨輪了。區拂塵娶妻妾有三，其中一個小妾榮氏是廣州人，即區照銘的生母。榮氏在廣州生下區照銘一年後，就被丈夫接往馬來亞，區照銘留在外公外婆身邊。

在廣州待到十一歲時，區照銘方才被父親接往馬來亞檳城作為接班人培養。這是一個天分不凡的公子，他在七年之間竟然跨過了文化教育和商業經營的雙重關卡，而且順便還把南拳練到了略有小成的水平。老父病歿，區照銘執掌家族產業，到1936年，三十一歲的區照銘已經是區家掌控的“華粵財團”的首席董事，不但在檳城，就是在全馬來亞也赫赫有名。

這時，區照銘的人生發生了轉折。或許是應了那句“天妒英才”的老話，也有人認為他是中了競爭對手的暗算，忽然有一天，好端端的一個人一覺醒來，竟成了精神病患者，動不動對人拳打腳踢，加之他的南拳基礎，尋常三五個壯漢都製不住他。這在區氏家族中當然是一個特大事件，當地社會上也是議論紛紛。檳城各路中西名醫走馬燈似的出入區家宅邸，卻是個個束手無策，誰也說不清他到底出了什麽問題。

區照銘是“華粵財團”的首席董事，他的健康直接關係到區氏家族和財團的利益，財團召開董事會，區氏家族也召開了家族內部會議，經過激烈討論，最終達成一致意見：選出五位董事暫時代行區照銘的首席董事職責，區照銘送往廣州休養，一年之內，“華粵財團”保留其首席董事職位，一年之後，若區照銘還沒痊愈，則必須讓出首席董事的職位，但依舊是董事會成員，而且是終身的，直至區照銘死亡。

就這樣，區照銘回到了廣州。經過一年多的治療，廣州名醫也未能把他完全治愈，但效果還是有一些的，至少不會上演武瘋子的戲碼了。但他在“華粵財團”首席董事的職位自然保不住了，對此他並不在意，曾經的那種對家族事業的熱情和執著，在他身上早就看不到了。

這些年來，他的病情大體穩定。偶爾也有狀態不佳的時候，時令更替、自身健康狀況的變化或者情緒受到刺激，都會導致病情發作。不過，即便發作，也不會再變回武瘋子，其症狀無非是嗜睡，或者癡迷某樁事物，比如逛街、遊泳、聚餐、送禮等，而且這種所謂的癡迷，來也匆匆去也匆匆，不會維持多長時間。對於區照銘這樣的富豪來說，要滿足他這種癡迷簡直是舉手之勞，不致給廣州的親戚或家裏的傭人帶來什麽麻煩。再者，有人請自己免費吃大餐送禮品，何樂而不為？

區照銘位於越秀區西湖路的住宅，是以前他爺爺在南洋發跡後回廣州置地建造的一座花園洋房，傳到他老爸手裏又翻修過，兩次動工的質量、材料堪稱頂級，以上世紀六十年代的標準看，也屬於一流的建築水準，隻是和它的主人一樣，留下了歲月的痕跡。區照銘犯病時尚未成婚，其後家族裏也不再有人提出為他張羅婚事的動議。他在廣州過著單身日子，當然，有傭人照料。

1936年區照銘定居廣州後，先後有幾個傭人在被稱為“區家公館”的這幢花園洋房裏為他服務。如今，公館裏有男女傭人各一。男的是個聾啞人，人稱“韋叔”，老家在十萬大山，侍弄花草經驗豐富，在公館裏幹的就是花匠。雖然五十多歲了，但身體健壯，對主人極為忠誠；女的人稱“柳嫂”，三十多歲，海南人氏，性格開朗，精於廚藝，手腳麻利，哪怕半夜三更被主人喚起讓她做夜宵，她也能以最快的速度把美味的食物端到區照銘麵前。

廣州解放後，區照銘的戶籍一度讓派出所民警頗傷腦筋。他是馬來亞國籍，戶籍警征求他的意見，是否放棄外籍，入籍中國，成為一名廣州市居民，可區照銘不同意。那就隻能把他算在“在粵寄居的外籍僑民”裏，即便如此，也需要有個戶口本落籍。況且韋叔、柳嫂的戶口也需要落籍。

這該怎麽辦？派出所民警思來想去，認為需要為區照銘找一個法律上的監護人。問題是廣州解放後，區照銘在廣州的親戚都去了海外，沒人可找。情況逐級上報到市局，市局領導認為區照銘是病人，情況特殊，在符合新中國相關規定的前提下，可予以合理通融，特事特辦。於是，廣州市公安局外事科給檳城警方發函，說明區照銘的情況，建議“華粵財團”和區氏家族共同商議，確定一名海外監護人，並公開登報聲明。由該監護人親筆並經當地公證官公證後出具函件內容有二：一是允許韋錦道(韋叔)、柳彩霞(柳嫂)落戶廣州的區家公館；二是委托韋、柳作為區照銘的可撤換監護人(所謂“可撤換監護人”，意即當監護人不再履行監護人職責時,比如韋叔、柳嫂被辭退或者因其他緣由離開區家，可以更換其他監護人)。

如此，這個問題好歹算是解決了。1955 年國家開始搞統購統銷，糧食和日用工業品定量供應，問題又來了：區照銘沒有戶口，就無法建立糧油供應關係。

 

當時這種情況在全國各大城市都有，國家糧食部就此發文規定：可以為外籍僑民專設糧食供應關係，但需要嚴格審批。

既然是審批，就免不了一連串的審批手續居委會、派出所派員上門，請區照銘在材料上簽字。誰知區照銘勃然大怒，原本好好坐在沙發上的，忽然一躍而起，拍桌大罵，罵的不僅是來人，還有政府。自然，來人也灰頭土臉地被轟出了區家公館。

事情匯報到區裏，區領導頭都大了，可人家是外籍人士，必須慎重，以防鬧出什麽涉外糾紛，遂請分局會同街道前往區家公館再次協調結果一樣，還是被區照銘罵出門，不知是這個老華僑覺悟低呢，還是老毛病發作了。

眼看定量供應施行在即，這事得盡快落實呀！商量來商量去，終於有了一個折中的辦法：老先生是精神病患者，他的事兒不必征求其個人意見了。柳嫂、韋叔兩個不是監護人嗎，幹脆請他倆代區照銘簽字吧。不料，韋錦道、柳彩霞兩個都是文盲，連自己的名字都不會寫。經辦此事的民警一聲歎息：“不會寫字，按手印吧......

這是總算塵埃落定了。進入“三年自然災害”後，全國人民生活物資奇缺，區家在海外的親友得知大陸經濟形勢嚴峻，紛紛給老爺子郵寄各種各樣的物資，整袋白麵、整桶食油、整箱雞鴨魚蝦和牛肉豬肉罐頭源源不斷，西點糖果奶粉煉乳之類更不必說，甚至還有西洋參等補品。區照銘一個人當然吃不了那麽些，兩個傭人兼監護人幫著奮力解決依然綽綽有餘，區照銘又開始犯病——但這回犯病，卻是人人都歡迎的，街坊鄰裏、居委會、派出所都是他的贈送對象。

多年以後，韋叔回憶一生中吃得最好的日子，首推“三年自然災害”時期，旁人都以為他在說反話，其實都是實情。

往下，就要說說區照銘購買的那批文具短缺的原因了——區家公館遭竊。

卻說那批文具運到公館後，帶隊的街道主任老田指揮幾個臨時營業員把貨卸在客廳一角。臨走時，區照銘吩咐女傭柳彩霞取出罐頭、餅幹各一箱相贈，讓眾人拿去分了。老田幾個沒聽說過區照銘其人其事，麵對著這等闊綽的饋贈，個個瞠目結舌。須知那個年月，這樣兩箱食品，即使是廣州市長恐怕也不是想弄就能弄得到的！

老田等人離開後，區照銘吃了午飯，照例午睡，接著就出現了中暑症狀。柳彩霞見之著急，趕緊叫上韋錦道，兩人向附近工廠借了輛板車，四根竹竿撐起一塊油布遮陽，把區照銘拉到醫院。醫生診斷下來，果真是中暑，說得住院觀察一下。柳彩霞便跟韋錦道連喊帶手勢作了番交流，自己留下服侍主人，韋錦道回公館看家。

次日午前，區照銘已無礙，柳彩霞叫了輛出租車，隨同主人回家。區家公館是由上輩人設計的，建築風格有點兒特別，屬於中西結合：大門像是西方古堡模樣，推門而入，迎麵卻是一道古色古香的九龍影壁。繞過影壁是前院，一角靠圍牆有兩間平房，那是花匠兼雜役韋錦道的臥室和工具間。穿過前院，是一幢西式兩層洋樓，上下各有五間。洋樓後麵一側依牆建了兩間斜頂披屋，那是女傭柳彩霞的住處。再往後就是後院的花園了，出了花園後門是一條寬約十多米的小河，與珠江連通，活水長流，清澈澄淨。

主仆兩個回到公館，進大門穿過前院，柳彩霞掏出鑰匙打開洋樓的大門。推門而入，兩人都吃了一驚--昨天中午買回家後在客廳一角堆得齊齊整整的那批文具讓人給翻亂了。這應該不是韋錦道所為，他沒有洋樓鑰匙，即便有，以其多年在區家公館服務的職業品性，也不可能擅自翻騰主人的東西。區照銘馬上意識到，公館昨晚進賊了！

柳彩霞性格開朗活躍，話到嘴邊攔也攔不住：“哎呀，這賊人進咱公館什麽東西不好偷，偏偏偷這些文具，也不好出手啊……”

一語提醒了區照銘，二話不說上了二樓。樓上五間屋子，中間是客廳，兩側各兩間，分別是區照銘的臥室和書房，以及供奉祖宗牌位的專室和放置古玩字畫等收藏的庫房。查看下來，臥室和書房的房門均被撬開，櫥櫃、抽屜都被翻過，好在東西沒少；床尾那口立式保險櫃上有撬過的痕跡，但未被撬開。

這口保險櫃是區照銘的父親從英國“諸爾登鎖業公司”定製的，高寬厚分別是110 厘來70厘米、60厘米，精鋼所製，真材實料，重達半噸。竊賊遇到這類物件，算是開了眼界，同時肯定也大歎倒黴一一他根本沒法兒搬走。鎖具上的劃痕表明竊賊曾嚐試撬鎖，稍後警方派員勘查現場，特地外聘了鎖具專家協助，據專家說，這種保險箱即使用軍用手雷對付，估計也沒奈何。

區照銘見保險櫃無恙，總算鬆了口氣。柳彩霞力主應該報警，韋錦道雖然說不出話，卻也是邊點頭邊打手勢表示讚同。區照銘想了想，緩緩搖頭：“隻不過損失了一些文具，那反正是要捐贈出去的，多點兒少點兒都沒關係，更沒必要麻煩警察。再者，消息傳開去，四鄰八舍都知道咱們遭賊光顧了，臉上也無光。算了吧，這件事就到此為止，你們不要再議論。”

這事就這樣過去了。

三天後，發生了張貼反動標語的大案。聾子韋錦道當然不知道，柳彩霞則是次日早上去菜場時聽說的。回到公館，她一迭聲的“不得了”，向主人報告這個消息。哪知，正在喝早茶的區照銘淡淡地說：“這事我已經知道了。”

柳彩霞頓感無趣，同時也有點兒納悶兒，老爺子昨天回來到現在還沒出過門，他是怎麽知道的？

偵查員去區家公館調查時，當然也要跟區照銘談到反動傳單之事，一邊說一邊觀察他的反應。老爺子還是一副淡定樣子：“這事那天柳嫂買菜回來就告訴我了，其實之前我就知道。”

偵查員問：“您是怎麽知道的？”

老爺子語氣輕鬆：“聽‘美國之音’嘛。”

“美國之音”在那時是歸入“敵台”範疇的。若是換了別人，多半要被請進局子談談，可這事發生在區照銘身上，偵查員就沒奈何了，老爺子不但是外籍人士，是統戰需要團結的華僑，還有精神病，如果公安對其進行處理，萬一人家再犯了毛病，鬧出涉外糾紛，甚至被扣上一頂破壞統戰的帽子，那可怎麽收場？

偵查員隻好把話題轉到盜竊案上：“公館遭賊，為什麽不報案？”

區照銘說：“我又沒遭到啥損失，報案麻煩你們幹嗎？再說，目前大陸的情況，連年災禍，盜賊四起，也是事實啊。”

偵查員無語，麵對一位長期精神病患者，跟他聊是聊不出什麽來的，偵查員隻得作罷。

七、閉環審查

這是反動傳單案發生以來唯一有價值的線索，專案組自然要緊緊抓住不放，派出刑偵技術人員前往區家公館勘查現場。

洋樓內案犯留下的腳印已經全部清理掉了，這是區照銘在決定不報警後吩咐女傭柳嫂打掃幹淨的。撬櫥門、抽屜和保險櫃的痕跡還在，取證後分析下來，認為案犯作案手法生疏，如果是老賊，不會嚐試用這種笨辦法撬盜保險櫃。但是，案犯卻知道就地取材用區家的抹布擦拭掉指紋，說明其有一定的反偵查意識。

那麽，他們是怎麽進入公館的呢？刑偵技術人員根據現場留下的痕跡判斷，案犯是弄了一條船從公館後麵的那條小河抵達後門的，停船後未撬門，一人攀牆而入，然後把門打開讓同夥入內。潛至洋樓後麵廚房的窗下，砸碎廚房玻璃，伸手開鎖而入。

6月17日晚，專案組舉行全體會議，與會偵查員認為，這很可能是一起內外勾結合夥作的案子，案犯對於區家公館內部的情況很熟悉，他們知道這天晚上公館裏麵隻有韋錦道一個人在，而這個老花匠是聾啞人，根本不必擔心驚動了他，肆無忌憚打碎玻璃開鎖入內，整個作案過程從容不迫。

案犯的目的，其實就是為掠走那批貨物中的油印設備：油印機、油墨、刻版鋼板、蠟紙等，這類設備在當時大氣候下的東南沿海城市，尤其是福州、廣州這樣的省會城市是控製購買的，個人肯定買不到，單位購買必須持有本單位的介紹信，並由上級單位加蓋公章。案犯為實施他們的罪惡計劃（印製反動傳單），必須在安全的前提下獲取這些設備。因此，直接去文具店購買，並不在案犯的考慮之內。

那就隻有想辦法盜竊了。鑒於台灣方麵“反攻大陸”的叫囂，為防範敵特的破壞活動，公安機關要求所有常日班單位每天晚上必須安排專人值勤，稱為“防夜”。案犯如若試圖對文具商店進行夜竊，萬一遇上夜間值班人員，那事情就鬧大了，不利於接下來實施印發反動傳單、標語之類的“心戰”行動。退一步說，即使夜竊得手，文具商店遭竊這類案子本身也勢必引起公安機關的高度關注，接下來的調查和防範力度肯定會加強，對他們的行動構成威脅。

聽說市手工業局搞了個產品直銷，他們就把主意打在這上麵。當然，即便是在直銷活動上，他們也不敢明目張膽購買大量油印設備。這時候突然冒出個仗義疏財的區老爺子，他們自是喜出望外，緊跟著策劃實施了對區家公館的夜盜。他們是衝著那批文具來的，至於撬開多個櫥門及抽屜，並試圖撬竊保險櫃，很可能玩的是障眼法，掩蓋他們的真實目的。

而偵查員之所以產生“內外勾結”的懷疑，就是因為過於巧合了。就在案犯苦於找不到獲得油印設備的途徑時，區照銘卻莫名其妙跑到文廟的直銷活動上大量采購搞捐贈。盡管可以用其財力雄厚外加精神狀態不穩定來解釋，可依然讓偵查員感到過於牽強。而且遭竊之後，區照銘居然不報警，這怎麽看怎麽像在給案犯打掩護。

此外，如果真的如偵查員懷疑的那樣是內外勾結作案，這個“內”的範圍有多大？是區照銘一個，還是老花匠韋錦道、女傭柳彩霞都參與了？

當晚，專案指揮部三位領導王寧、李誌傑、尤信真作出決定，次日起對區照銘、韋錦道、柳彩霞三人進行閉環審查。

所謂“閉環審查”，在當時還是個比較新鮮的說法，指的是偵查員登門對區家公館的三個嫌疑對象進行調查，而被調查對象不能擅自離開審查地點，反正這是你家，生活物資應該是什麽都不缺的，倒是進行審查的偵查員必須嚴格遵守公安紀律，又是適逢經濟困難時期，生活上的種種不便可以想見。

之所以采用這樣的審查方式，是因為三個對象中的區老爺子是外籍人士，又是在東南亞多少有些名氣的“華粵財團”的終身董事，說他是企業家那是當之無愧的。警方在和區照銘的接觸中要充分考慮到統戰政策。目前階段，對這樣一位人士，拘不能拘，傳訊不能傳訊，隻能來個“閉環”。專案總指揮、廣東省公安廳長王寧對此有特別指示：“閉環”不是強製，審查對象如果要求外出就醫、購物、散步什麽的，一概滿足，但要做好安保工作。

專案指揮部指派省廳政保處代理處長尤信真負責這次閉環審查，挑選十二名專案組偵查員參加該項工作（其中有一名精通啞語），廣州市公安局外事科的兩名警員也一同前往。區家公館沒有電話，公安局特地聯係電話局給臨時安裝了一部，以便及時傳遞信息。當然，這需要獲得房主區照銘的同意。

區照銘對此倒是沒意見，還說等公安局忙完了調查，電話也不必拆了，就作為區家公館的私家電話了，他會承擔一應費用。警方答應了他的要求。老爺子挺開心，當場開了一瓶珍藏多年的洋酒請偵查員同飲。偵查員婉拒，他就自斟自飲。與此同時，警方對他的第一次詢問也開始了——被審查對象一邊喝酒一邊接受詢問，這樣的場景，對於專案組偵查員來說，可以算是空前絕後了。

為了這次詢問，專案組做了充分準備，負責詢問的是尤信真和偵查員蔡仲春、尹冰聰以及外事警員梁美傑。第一次詢問的內容包括：自1936年區照銘來廣州治病至今這二十六年的基本情況；為什麽要去文廟，如何想到要給學校捐贈文具，為什麽獨獨選了“躍進廠”的攤位；從文廟回來後感到不適直至去醫院就醫的整個過程；最重要的是，次日出院回家後發現家裏遭竊，為何不報警？

事先專案組曾有過擔心，以區照銘的古怪脾氣，有可能拒絕回答任何問題，不過，這種情況實際上並沒有發生。這應該歸功於老政保尤信真對社會百態的透徹洞察。從與區照銘圍桌而坐時開始，他就把對方看作一個朋友而非審查對象此刻的談話則是朋友之間的閑聊，也不記錄，一個飲酒，一個喝茶，想說什麽就說什麽。甚至尤信真還作好了打算，萬一對方出言不遜，有什麽攻許新中國的言論，也不打斷、不阻止，就當是個瘋子的囈語好了

事實證明這個策略是正確的，區照銘受到似自然實則是尤信真刻意營造的氛圍影響，心緒不錯，聽明對方的來意，並無抵觸。“這些事情我都記得，可以告訴你們。先說你們要了解的第一個情況……”說著，他起身走向屋角的書櫥。

談話地點是在二樓書房，那夜被梁上君子撬壞的櫥櫃、抽屜尚未修理，書櫥門一拉就開，裏麵放著一個個牛皮紙卷宗袋，每個都寫著編號。區照銘取出一個打開，從裏麵抽出一遝剪報遞給偵查員：“你們看看這些，就相當於我回答了第一個問題。”

這些剪報來自馬來亞檳城以及廣州當地的中文報紙，時間集中在1936年前後，其時還是“華粵財團”首席董事的區照銘已經發病。剪報內容是對“華粵財團”高層、區照銘家人以及受害人（區照銘發病時不幸被其打傷）的采訪。這些剪報表明，區照銘傷人後，先是被請進警局，警方發現他的精神狀態不穩定，隨即聯係醫院對其進行診斷，確診其患有精神疾病，直至被送往廣州治療，還附有不少照片。

這些情況跟之前偵查員向管段派出所、區家公館兩個傭人以及街坊鄰居了解到的基本相符，即便是讓區照銘自己說，恐怕也不能更詳盡了。接下來需要了解清楚的是，經過二十多年的治療，區照銘的精神疾病到底有沒有治好，至少在尤信真看來，區照銘目前的表現不算太出格，而據兩個傭人說，老爺子最近幾個月都比較正常，情緒基本穩定，隻是偶爾有些古怪行為，但持續時間並不長。

尤信真遂寫了一紙條子，讓蔡仲春下樓去給專案指揮部打電話，讓指揮部安排偵查員分別向中山醫學院附屬醫院（上世紀三十年代的名稱是“國立中山大學醫學院附屬醫院”）和長期以來一直為區照銘診脈開方的名中醫應瘦石調查其治療情況。

下一個問題，是區照銘那天獨自出門去逛文廟的動機。當然，這是直白的表述，跟區照銘麵對麵的說法比較婉轉，沒有使對方感受到絲毫壓力、讓對方認為這“不過是隨便聊聊，不便透露也無妨”。

區照銘沒受到刺激，回答起來也就痛快：“不就是出門溜達溜達嘛，從家裏過去又不算遠步行再慢半小時總可以了，來回一個小時。這點兒路算什麽？早年我跟師父練南拳時，先得站樁，什麽小四平馬、大四平馬、高四平馬、低四平馬、子午馬、四平八分馬、吊馬、二字鉗陽馬、麒麟馬、扭馬、卸馬....一站兩三個小時。師父那門派下樁後講究溜達，又是一兩個小時。我這腳力，不是一般人能比的。既然是溜達，走到哪裏算哪裏，溜達到中山四路，想起有一陣沒去文廟了，就過去看看，順便買一卷練字用的毛邊紙。到了文廟才發現在搞展銷，有一家攤位在打折出售文具，我就包圓兒了，正好可以給三所小學搞個捐贈。就這麽簡單。”

“這批文具到貴府後，聽說您身體不適去了醫院，從醫院回來，發現夜間遭竊，為什麽不報案呢？”

“這算啥事兒，還真當一樁案子來辦了？”區照銘不以為然，遂把那天貨物運到家裏直至第二天從醫院出來的情況作了一番陳述，與之前柳彩霞所說並無二致。老爺子還說，“被竊的東西是我的私產，支配權在我，是否追回損失，也是我說了算。你們說是不是？”

偵查員沒跟他討論“是”或者“不是”，轉而問他在醫院裏是怎麽過的，晚上睡得好不好。區照銘回憶了醫生檢查的過程，至於住院那一晚的睡眠情況，他說：“一整夜都睡得特別踏實，比在家裏睡得還沉。”

而問他在醫院裏是怎麽過的，晚上睡得好不好提起那家醫院，區照銘還真有話說，他告訴偵查員，那家醫院當初創建時得到過“華粵財團”的資助，講明是入股，但不參加紅利分配，交換條件是該醫院永久性地對區氏家族成員實施優待，不需要免費，而是要保證任何時候隨到隨診，必須是條件最好的單人病房，必須是醫院裏醫術最好的醫生，如果病人要求約請外院其他專家會診，醫院須在第一時間辦理。醫院方麵還是非常守信用的，除了日軍占領廣州那段時間醫院被征用，其他時候都是嚴格按照約定辦的。解放後也是如此。不過，到了這時候，在該醫院優待名單上的區氏家族成員，就隻剩下區照銘一個了，其他人都去了海外。

公私合營時，醫院老板特地約上工作組領導來區家公館拜訪，說他已經決定將醫院的全部股權贈予政府，問區照銘當初“華粵財團”的那些股份怎麽處理。區照銘說你那麽多股份都放棄了，我這麽一點兒，有什麽舍不得，都上交政府算了。不過，他提出一個要求，是否可以繼續保持對區氏在粵家族成員的醫療服務優待？

工作組領導當場拍板，一切優待不變！為了讓區照銘放心，次日就送來了蓋著廣州市人民委員會(上世紀五十年代中期，全國各地依照1954年9月公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委員會組織法》的規定，陸續將政府機構由“人民政府”改為“人民委員會”。人民委員會是當地人民代表大會的執行機關，也是地方國家行政機關) 公章的承諾文書，還有市長的簽名章。

區照銘對那位工作組領導印象很好，如果不是專案組問起，他還想不起來。借著今天的機會，他向尤信真提出了一個要求：“我一直想對那位工作組領導表示感謝，誰知他被劃成了右派，也不知在哪裏吃苦頭呢。您幾位是幹公安的，得便是否可以幫我查一下，我想去看看他.要是不讓看，寄些營養品過去也行。”

一幹偵查員麵麵相覷，不敢吭聲。隻有尤信真若無其事：“沒問題，我負責幫您打聽。”

話題隨即轉到了區照銘住院期間的情況，區照銘非常配合，回憶了醫生檢查的過程，至於住院那一晚的睡眠情況，他說：“一整夜都睡得特別踏實，比在家裏睡得還沉。”

與此同時，易金山等另外幾個偵查員分別跟花匠韋錦道、女傭柳彩霞談話。事先製訂的調查方案中規定了這次談話的目的：對韋錦道、柳彩霞兩人的曆史情況進行首次審查，了解他們在區家公館發生盜竊案當晚是否有裏應外合作案的可能，以及這兩人對公館主人區照銘的觀感印象。

韋錦道出生於防城縣一個貧困山民家庭，壯族，自幼父母雙亡，靠流浪行乞為生，曾在廣西南寧的一所寺院出家。住持喜歡侍弄花草，韋錦道的那手花匠技藝就是由其所授。十九歲那年，住持想讓他去外麵見見世麵，羊城名刹六榕寺的方丈是其舊識，於是修書一封，讓韋錦道前投奔。

兩個月後，韋錦道來到廣州。不料，要投奔的那位老方丈已經去世一月。韋錦道的聽覺雖然不行，但他對於外界的認知有一種常人不及的敏感，感覺新方丈不像是能夠收納他的人，也就沒拿出那封薦牘，隻出示了度牒，要求以遊方僧的名義掛單。按照佛教界的規矩，這種要求是不能拒絕的。

廣州又稱“花城”，人們普遍喜歡鮮花，其氣候條件也非常適宜養花，六榕寺更是賞花的勝地之一。韋錦道在六榕寺一待三年，那手養花的技藝在實踐中不斷改進，漸漸有了點兒小名氣。他一出名，就有人捷足先登，把他從六榕寺鼓搗到自己家裏當專職花匠了。

這個人，就是他現在的東家區照銘。那是1935年的事，區照銘還沒有犯病，以“華粵財團”首席董事的身份回廣州期間，聽說六榕寺有這麽一位聾啞和尚花匠，二話不說，立刻登門拜訪。也不知區照銘施展了什麽手段，也沒人說得清楚他倆是怎麽交流的，區照銘先是把韋錦道請到家裏指點傭人如何養護花卉，繼而就把他留在家裏了。

那位精通啞語的偵查員打手勢問韋錦道是什麽原因，老花匠也不知真不懂還是假不懂，一臉大智若愚的模樣，笑而不語。偵查員尋思老花匠原本是出家人，自然學會了打機鋒。沒奈何，也就沒問下去。

然後就說到了韋錦道對於主人區照銘的觀感。老花匠表示，區先生是個好人，平時待人寬容和善，隻有偶爾發病時，脾氣比較暴躁。問及區照銘那天去逛文廟的事，老花匠說區先生平時有信步出門溜達的習慣，溜達期間，看見喜歡的東西，隨手就買了，有時買得多，就讓人家裝車拉回來。他一個人當然用不了，就分贈四鄰八舍。那天逛完文廟，區先生拉了一車文具回來，老花匠早已見怪不怪了。

至於當晚區家公館遭竊，老花匠則是第二天主人回來時才知道的。他是聾啞人，別說案發時在睡覺，就是大白天他在花園裏幹活時有人從後院攀牆而入，砸碎玻璃潛入主樓，他也聽不見。

相比之下，跟女傭柳彩置的談話就省心多了。柳嫂出生於海南島海口市的一個普通家庭。年紀輕輕丈夫病歿，婆家容不下她，就偷偷上了一條開往上海的貨船。抵達上海後，經人指點去廣東會館住了幾天，被薦往公共租界一個洋資本家做幫傭。做了三年，太平洋戰爭爆發，洋東家被日軍關進了集中營。主人對她不錯，她也有感恩之心，要求隨同入營繼續服侍，遭到日軍拒絕，說她“不夠格”

在上海待不下去了，她又去了廣州。在薦頭店(舊時對職業介紹所的稱謂) 找活兒，人家聽說她有給洋人幫傭的經曆，就把她推薦給沙麵的一戶德國僑民家庭。誰知跑到廣州也躲不開日本人，她服務的那家德國僑民為共產國際效力，被日軍憲兵隊特高課逮捕。柳彩霞再次丟了工作，隻好再去薦頭店求職，正好區家公館原先的女傭人要離開，就由她頂了缺。

以上是柳彩霞的身世。往下就說到那樁盜竊案了。那天區照銘獨自出門逛街時，她在後花園井台上洗衣服，根本不知道。稍後區照銘坐著貨車回來，拉來一車文具，她跟韋錦道一樣，也是見多不怪。下午區照銘身體不適，有中暑症狀，她就叫韋錦道去借了輛板車，兩人把主人送到醫院，結果醫生讓留院觀察一天，她就留在醫院裏侍候主人，次日回家方才發現家裏遭竊了。她當時是竭力主張報案的，但區照銘不允，那就隻能算了。

偵查員跟上述三人的談話沒有獲得有價值的線索，但閉環審查還沒結束。尤信真接連下達兩道指令：以廣東省公安廳名義向廣東省海南行政公署公安局、上海市公安局和廣西公安廳拍發加急電報，要求協查柳彩霞和韋錦道的相關情況；同時，指派偵查員在羊城本地對柳彩霞所述之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其由滬赴粵的經曆，及韋錦道在六榕寺的遊方僧人生涯進行調查。

上述幾項調查還沒完成，專案組最擔心的事情發生了。

八、傳單再現

很多人都知道舊上海曾被稱為“十裏洋場”，但可能沒聽說過廣州舊時也有“十裏洋場”之稱。廣州“十裏洋場”的發源地就是著名的“廣州長堤”，泛指珠江南北兩岸 2.5 平方公裏範圍內的區域，包括海珠區、東山區、荔灣區、越秀區各一部分。

1937 年之前，廣州城內的最高建築是 58 米高的石室聖心大教堂。其後，愛群大廈以64 米的高度在長堤上鶴立雞群，不僅一舉超過聖心大教堂，還名列全中國高樓第二(第一是上海國際飯店)。愛群大廈在“廣州第一高樓”的位置上整整待了三十年，由於該大廈共十五層，廣州人在相當長一段時間裏都把這幢高樓稱為“十五樓”。

1962年6月19日，在愛群大廈發現反動傳單！

這天午前，正是該大廈所在的沿江西路車來人往熙熙攘攘的熱鬧時段，一些外埠來羊城旅行(當時的旅行以出差、探親為主，普通百姓很少有專程出遠門旅遊的)的人們聚集在愛群大廈門前，以這幢“廣州第一高樓”為背景拍照片,其時彩色照片已經誕生二十多年，但在中國內地尚未普及，對於普通群眾來說，能拍個黑白照片已經很奢侈了，能夠以羊城著名地標為背景照上幾張，那更是一樁令人羨慕的事兒。

大夥兒正拍得不亦樂乎，忽見天空中撒雪花樣飄下一張張白紙，不禁都是一個愣怔，不知這是怎麽回事。首先排除有人散發小廣告的可能性一那個年月已經沒有商品廣告了，可也沒人往反動傳單方麵想。散發傳單這種事當然是有的，那是革命戰爭年代地下黨組織工運學運的標誌性場麵，早已成為遙遠的記憶。而今共產黨坐天下，怎麽可能用這種方式搞宣傳？

難道是拍電影？可周圍也沒見什麽地方架著攝影機之類。正迷糊間，那些紙片已紛紛揚揚飄落到地麵，有人隨手撿起來一看，就像拿到一個燙手山芋，又忙不迭扔掉。現場一片狂呼——

“不得了，反革命傳單！”

“有特務！美蔣特務！”

“快報告公安局！”

……

愛群大廈屬於檔次較高的賓館，可那個年代的飯店賓館不時興保安，也沒有門衛，旅客要住宿，進門徑往大堂服務台即可。服務員對旅客身份的審核倒是比較嚴格，會像海關邊檢人員那樣檢查旅客的證件和介紹信，即使沒發現任何可疑之處，也還是要盯著旅客提出若幹敏感問題。

很快，越秀公安分局和管段派出所的民警趕到現場。這時，飯店保衛科和主動站出來維護現場秩序的群眾已經用飯店曬床單的長繩子布設了警戒線（當時所有的賓館沒有烘幹機，都是洗好後掛在外麵晾幹）。有人還找來一個大號臉盆，把反動傳單收集起來放在裏麵。

稍後，專案組偵查員也由副廳長李誌傑帶隊匆匆趕到。李誌傑到場後的第一句話就是：“飯店封鎖了沒有？”

越秀分局帶隊的劉副局長匯報說，飯店保衛科在接到警情的第一時間就通知關閉了所有對外通道，因為這些反動傳單是從不低於10樓的窗口撒下來的，保衛科還封鎖了9樓以上的樓層，禁止所有人員靠近電梯或消防步梯。

與此同時，最先發現傳單的那些群眾已被分局和派出所民警集中在一起，一一登記並核實身份，詢問他們來現場的目的。很多群眾反映，“這些紙片都是斷斷續續從天上飄下來的”，偵查員據此判斷：散發反動傳單的案犯可能是把傳單放在某層樓道的窗台上，打開對流的窗口，利用樓道裏的“穿堂風”，讓傳單隨風飄落，從而避免撒傳單的時候被人看到。

刑偵技術人員對現場的勘查證實了偵查員的上述判斷。案犯是在愛群大廈最高層也即十五層餐廳外的樓梯過道窗戶處做的手腳，事後收集起來的傳單共計七十張。案犯戴著手套作案，窗台和傳單上均未發現其遺留的指紋，但技術人員在樓道地麵上提取了幾個可疑鞋印。那是一雙八九成新的“登雲牌”皮鞋，根據鞋碼估計，應該是一個身高一米七左右的中青年男子留下的。之後對紙張和油墨的鑒定表明，案犯正是使用被盜文具印製這些反動宣傳品的。

專案組當即征用愛群大廈的一個會議室作為臨時辦公地，經對各方所獲情況的匯總，作出如下決定：對區家公館區照銘、韋錦道、柳彩霞三人的閉環審查繼續進行，抽調部分偵查員，由李誌傑帶隊，以愛群大廈為中心進行調查，重點是入住該賓館的旅客和該賓館的所有工作人員。

之所以如此安排，當然是有原因的——

“6·13”案件發生當天，廣州市公安局治安處就以市局名義向全市各單位發出緊急通知，要求各單位動員起來，迅速對本單位有可能被敵對分子利用作為“心戰”窗口的場所進行嚴格管理，謹防發生此類案件的同時，提高警惕，留意可疑人員，一旦發現，馬上向管段派出所報告。

愛群大廈作為廣州知名的高級飯店，治安防範工作一向做得非常到位，每年都被評為“治安先進單位”，保衛科牆壁上的獎狀錦旗快要掛不下了。在接到市局緊急通知之後，愛群大廈領導立刻指令保衛科負責落實該項工作，缺人給人，缺物補物，保證不出情況。

保衛科隨即行動，進一步強化安防措施。比如，原本就要求所有非大廈工作人員進出必須登記，現在則規定：凡是外來訪客前來探訪住店賓客的，必須填表寫明本人姓名身份住址、受訪者的姓名、與受訪者的關係、來訪事由，然後由大堂前台給受訪者房間打電話核實，請受訪者來大堂接訪客進房間，訪客離開時，受訪者還須將其送至大堂，在表格上注明進出時間，最後由經辦服務員簽字保存，當天午夜一並交往保衛科存檔。

這個臨時規定，同樣適用於跟愛群大廈有業務關係的外單位人員，包括物資供應商、送貨人員以及外來修理工等。至於本單位的職工，進出須向前台出示證件。

愛群大廈采取的上述措施，之前專案組並不知情，不過案發後保衛科長已經向偵查員介紹過了。因此，偵查員認為對愛群大廈的內部調查應該是比較容易落實的。保衛科還真不含糊，隻用了個把小時，就把所有“涉內”人員——包括書記、經理和保衛科長本人在內的全體職工和案發時段在愛群大廈裏的住店賓客全部捋了一遍，至於散發反動宣傳品的十五層更是仔細，還要求餐廳裏的工作人員互相作證。

然而，措施雖然得力，調查的結果卻讓人失望，在此番接受調查的上千人中並未發現嫌疑對象。

李誌傑隨即下令進行第二輪調查，對外來人員逐個進行詢問。

該案發生後，保衛科迅速采取措施，不論本單位職工、住店賓客、訪客或者送貨等相關外來人員，一律待在原地，等候警方調查。這個時段的訪客不多，隻有七個，其中三個是一家子，祖父、祖母帶著三歲的孫子前來看望已經分別十四年的海外親戚；另外四個互不相識，都是女性，分別來看望住店的親朋好友。跟國內許多大城市的高級賓館一樣，愛群大廈每個樓層都設有服務台，這七名訪客都有相應樓麵的服務台值班員作證，案發前後沒有離開過入訪的房間。

此外，還有四位外單位工作人員，其中兩個是越秀區糧食局的，前來核查本月消耗糧油的情況。

這裏需要作一個說明，其時剛剛度過“三年自然災害”時期，國內經濟形勢依然不容樂觀全國實行統購統銷以來最為嚴厲的政策，居民購買糧油、副食品僅僅有人民幣是不行的，還需要相應的票券。不過，對於愛群大廈這樣的高級賓館，政府網開一麵，票券就不需要了，但必須進行嚴格管控。政府相關部門每月兩次指派專人前往這些單位，跟後勤部門對賬，其嚴格程度跟如今的財務審計有一比，差一兩都不行。每次愛群大廈後勤科的工作人員聽說對賬的來了，哪怕自己沒有任何問題，依舊有一種背脊抽冷風的感覺。

案發這天巧了，後勤科的賬目還真的有一筆對不上，雙方正為此翻來覆去掰扯呢，根本不知道外麵發生了什麽。保衛科對糧食局的稽查人員也憾頭，先前排查內部人員時，就把後勤科跳過去了。現在偵查員出麵，那就不好再回避了。那幾位這時方知發生了什麽情況，他們一直沒離開過房間，互相作證的可信程度那是沒的說一一雙方臉上的神情表明，他們已經恨不得用拳腳來解決爭議了。

糧食局的兩個幹部被排除，接下來就是最後兩位了。這兩位保衛科更得罪不起，都屬於技術方麵的“老法師”。一個是供電局的高級技師處理老牌舶來品電氣設備如大型變電器之類是兩廣第一，專家裏的專家。另一個則是電梯技師四川人，不論跟誰說話，開口閉口都是“老子”，與前一位類似一對付舶來品老牌電梯鬧罷工，他是一帖老膏藥。

那時廣州幾座著名的老建築使用的電梯都是舶來品，其年限少說也有二十年往上，最老的一部德國電梯據說還是晚清的產品，都是靠著這位電梯專家才能“發揮餘熱”。因此，別說愛群大廈了，就是公安機關也不敢輕易得罪.公安局也有電梯，也是多少年前的老產品，保不齊也會出點兒毛病什麽的。到時候你請人家來修，人家沒必要拒絕，更不會給你搞破壞,隻要一句“無法修理”，你就隻能幹瞪眼了。破壞是犯罪，可不會修、修不好，總不至於觸犯啥子法律吧。

這二位都是愛群大廈方麵幾次三番邀約，才肯過來檢修變電設備和電梯的，據說還送了高級香煙(香煙也是緊俏商品，憑票供應)。他們兩個互相認識，是酒友兼釣友，工作也有交集，這天是一起過來的。隻是來得晚了點兒，10 點才到，並不立刻開工，而是抽煙喝茶聊釣魚經，交換魚源情報。大門口發生情況時，喧嘩聲不小,兩人倒是有些好奇心，讓愛群大廈負責陪著他們的職工出去看看到底是怎麽回事。過了一會兒,回音就來了。兩人都不以為然，說作案者是“吃飽了撐的”。如此，他們的嫌疑也就被排除了——發現反動宣傳品之前，他倆一直有人陪著。

這下，專案組的三板斧都砍空了，一幹偵查員難免失望，不過並沒有氣餒。他們都參與過多起反特案件的偵破，經驗豐富，心理素質過硬，知道破案難免走彎路。彎路不怕，隻要有路可走就行，比如案犯在現場留下的“登雲牌”皮鞋印記，還是有可能循跡追查下去的。

誰知，當晚的案情分析會上，有人提出另覓線索的建議時，卻被主持會議的李誌傑否決了：“沒必要繞遠道！繼續循著白天定下的方向走下去，有一種可能性我們還沒排查呢。”

李誌傑指的是哪種可能性呢？接下來，他向大家闡明了自己的觀點：對外來人員的調查，白天隻完成了有形的，卻忽略了無形的。所謂“無形的”，就是不排除有外部人員憑著與愛群大廈內部職工的某種密切關係，在不引起其他人注意的情況下混進大廈，作案後又不露痕跡地離開。

這時，正在北京參加公安部重要會議的廣東省公安廳廳長王寧打來長途電話，詢問案件偵查的進展。聽了李誌傑的匯報，他馬上認可：“這個思路對頭，盯著這個方向查下去！”

這一查，還真查出了名堂。案情分析會結束時已是夜間11點，李誌傑副廳長和偵查員老尚、小蔡由愛群大廈保衛科長陪同，再次回到十五樓複勘現場。這回，他們關注的就不僅僅是樓梯內和窗台上的痕跡了，還檢查了窗戶外部。

愛群大廈每層樓麵的窗戶上方都有一塊向外凸出的鋼筋混凝土擋雨板，和樓麵緊緊相連。其作用一方麵是擋雨，另一方麵，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範高空墜物，如有小件物品不慎從窗口掉落，大概率會落在下一層的擋雨板上。老尚在十五層的窗口使用勘查現場專用的強光手電向下觀察，終於在十四層的擋雨板上發現了名堂。

那是一塊巴掌大的木頭，毫不起眼。老尚仔細端詳，感覺色澤較新，不像是經過長期風吹雨淋的樣子。稍後，李誌傑問了那天來勘查現場的刑偵技術人員，有人也曾看見過這塊木頭，但並沒有在意。現在，被老尚注意到了，縮回身子向李誌傑報告。

小蔡把木頭從擋雨板上取回後發現，這塊木頭呈三角形，寸把厚，應該是從某塊更大的木料上截取的一角，斷麵有新近鋸過的痕跡。三人當場交換了意見，認為這塊貌不起眼的木料，很可能是案犯散發反動傳單的輔助工具。案犯把七十張傳單放在窗口，用這塊木料壓住，然後打開對流的窗戶，離開作案現場。經過一段時間，樓道裏的穿堂風漸漸把木料吹離原來的位置，直至掉落在十四層的擋雨板上，壓在木料下麵的傳單隨即四散飄落……

案犯此舉的目的，就是給自己爭取逃離現場的時間。換句話說，在傳單撒落之前，案犯就已經離開愛群大廈了。而專案組之前的調查，等於是做了無用功！

接下來的調查，就集中在傳單撒落之前進出大廈的人員身上。

據保衛科介紹，愛群大廈通往十五樓餐廳的客梯隻在規定的用餐時間開放，其餘時間是關閉的。而傳單撒落的時間段，正是介於早餐結束後到午餐還未開始之間。也就是說，案犯把傳單放在窗台上的時候，通往十五樓餐廳的客梯是停止運行的。

當然，案犯可以坐電梯上到十四樓，再爬一層步梯到十五樓；也可以從大廈一層大堂步梯直接爬上十五樓。不過，這樣做有一定的風險。如果是前者，從十四層下電梯轉而走步梯上樓，難免會引起樓層服務員的注意；如果是後者，試想，如此高檔的飯店，一個住店旅客或者來訪人員不坐電梯，居然爬步梯上十五層，豈不是更容易引起懷疑？

偵查員據此分析，案犯應該不是住店旅客或臨時出入的外來人員，很可能是大廈內部工作人員，因此沒有引起樓層服務員的注意。而且，內部工作人員上下樓使用的是專門的員工電梯，那是沒有樓層限製的，晝夜二十四小時都在運行。

調查觸角隨即指向了愛群大廈內部，專案組連夜排查，終於發現了一個嫌疑對象——盛卯餘。

愛群大廈有一個附屬的出租車隊，雖然是獨立核算，經濟上跟愛群大廈沒有關係，但該車隊的司機可以享受一些愛群員工的日常便利，比如在內部食堂用餐等。二十三歲的盛卯餘是車隊的一名司機，他原是一個社會青年，初中畢業後沒能考上高中，在家待業。後來通過考試進入市公用事業係統，成為一名汽車駕駛學員，在速成班學習了半年，被分配到愛群大廈車隊。

在同事們的印象中，小夥子幹活勤快，但性格內向，不喜歡跟別人交流。盛卯餘業餘喜好鼓搗收音機，無師自通，據說無論直流、交流，都能拆能裝能修，有時順帶著還能把愛群大廈發生故障的收音機、擴音器、電話之類鼓搗正常。這在當時已經算是“草雞裏的鳳凰”，完全有資格讓人高看一眼了。一幹同事家裏有收音機或其他電器發生故障的，也能請其免費修理。因此，這人雖然不怎麽喜歡和人交流，但人緣還不錯。

誰也沒想到，就是這個人緣不錯的員工，不知怎麽上了賊船，牽扯到“6·13”案件裏。要說盛卯餘的作案手段還真有點兒邪門，連省廳、市局兩級公安機關組建的聯合專案組一度都沒能識穿他的伎倆。如果事後他瞅個機會把落在十四層擋雨板上的木塊兒處理掉，沒準兒真能被他蒙混過去。可惜，這種事兒沒有“如果”，他很快就被專案組給排查出來了。

車隊的出租車司機是三班製，這天輪到盛卯餘上夜班。此時是下半夜4時許，他還在外麵出車。如果等到他上午8點回愛群大廈交班時再下手，大夥兒心裏不踏實，雖然不至於走漏風聲，但總歸是夜長夢多，專案指揮部決定立刻行動。

那個年月，出租車上沒有GPS，也沒有電台可以呼叫，誰也不知他在什麽位置，那就隻有出動多輛汽車分區域尋找，指望能“撞個正著”了。

一小時後，負責在荔灣區查找的偵查員打來電話：“撞”著目標了，但抓捕失利。

原來，盛卯餘察覺苗頭不對，駕車逃竄。他常年開出租車，熟悉市內道路，穿大街鑽小巷，讓追緝的偵查員頗費了一番工夫。好不容易把他逼到一條小巷，巷口停了輛貨車，他的出租車鑽不進去，隻得下車繼續逃跑。穿過小巷跑到另一頭的出口，正好有輛郵電局送加急電報的摩托車風馳電掣經過，將其一頭撞飛，斷氣了……

九、柳暗花明

如今有句流行語：“上帝關上了這扇門，一定會為你打開另一扇窗”。此刻用來形容專案組的處境倒也貼切。

剛剛排查出來的嫌疑對象盛卯餘重傷不治，線索眼看就這麽斷了。沒想到，尤信真率領的另一路偵查員對區家公館區照銘、韋錦道、柳彩霞三人的閉環審查“柳暗花明”，為專案組打開了那扇幸運的窗。

前麵說過，尤信真那一路人馬對區家公館三個對象的閉環審查內容中，有一項是調查區照銘的精神病史，說白了，就是要確認他的患病是真是假，經過近二十六年的治療，到底有沒有治好，所謂的“不時發作”，是真發作還是裝的。“柳暗花明”的態勢就是在這項調查的過程中出現的。

偵查員從醫院調取區照銘自1936年以來的病史檔案進行研判，認為他的精神病病情是確實存在的，最初從馬來亞檳城來廣州求醫時，還真的有過武瘋子症狀。不過，經中西結合的治療，其病情逐漸得到控製和緩解，到抗戰勝利那年，似是已基本痊愈。之所以這麽說，是因為自1945年之後，他就不再看西醫了，隻是不定期到羊城名中醫應瘦石先生那裏開幾帖安神養心平肝的中藥吃吃，居然一連幾年平安無事。

廣州解放後大約半年，區照銘突然發病。照例還是去看西醫，院方給安排了單人病房。該院的內科主任為其診療，又邀約外院專家來本院會診，一番折騰下來，病情不再加劇，卻也不見好轉，必須打針吃藥抑製其狂躁症狀。院方覺得這樣拖下去於區照銘的健康不利，捎帶著還要影響本院的名聲——人家畢竟是醫院的股東，連股東也治不好，這這這，怎一個慘字了得，醫院的水平在哪裏？於是院長征求區照銘的意見，時不時請中醫會診。

區照銘長期使用西藥，早已被搞得萎靡不振，感覺生不如死。那就死馬當活馬醫吧，有用沒有，請來看看再說，而且指名道姓：“請應瘦石應先生來！”

名中醫應瘦石被業界稱為“兩廣聖醫鬼見愁”，醫術精湛可想而知。但此人脾氣古怪，架子更大，一般是不肯出診的（舊時“出診”指的是醫生離開診所去病號家診病），如果一定要他出診也不是不可以，不過，隻有有錢有勢的病家才請得動他。診金倒算不上天價，但交通工具有講究，陸路必須轎車，最不濟也得是馬車，你想包輛洋車把人請去，對不起，恕不奉陪；若是必須走水路，汽艇是標配，實在沒這個條件，機帆船也可以對付，但一般載客的烏篷船之類，那就別想了。據說當年赫赫有名的“南天王”陳濟棠請他出診也得這般，還加派兩個護兵！

院長自然知道應先生的名頭，擔心請不動。區照銘卻告訴他，但去無妨，人家肯定會來。院長半信半疑，一個電話打去，應先生竟然對區照銘網開一麵，立刻放下手頭的活兒，也不需要院方派汽車來請，他坐上自家的汽車直接趕往醫院。

院長大為不解，這是何故？原來，應瘦石是個癮君子，長期吸食鴉片。解放後，新政權大力禁毒，社會上絕大多數癮君子的毒品來源都斷了。換了旁人，隻有忍痛戒毒，但應瘦石卻不受影響，因為他的病家裏有一位馬來亞“華粵財團”的終身董事，這位董事神通廣大，也不用他直接出麵，另有渠道從香港派人偷偷送到應先生府上，保證常年供應。這層關係屬於天知地知你知我知，院長想不通，自然也沒人跟他解釋。

應瘦石以前一直是給區照銘看病的，熟知症狀，來到醫院後也不用搭脈，隻看看舌苔，就取出隨身帶來的一包藥丸。區照銘一見此藥，仿佛突然被喚起了往日的記憶，連連點頭：“這藥我以前吃過，效果不錯的！”

服藥過後，區照銘的症狀果然明顯好轉，在請醫院住了沒幾天，就回家休養了。

這種情況，自1950年以來，差不多每年一次，每次都是發病後送醫住院，西醫開路，中醫收場。到了1958年，應瘦石年事已高，宣布停診，別說小轎車接送了，就是派直升機也不幹。但對區照銘卻是例外——來自東南亞的鴉片還在繼續供應。廣州、香港兩地離得近，舊稱“省港”，以示兩地關係密切。海外黑道想偷運點兒鴉片過來，有的是辦法。

鴉片的事，專案組自然不知情。但了解過區照銘近年來的就診情況，依然感到有點兒不可思議：他之前明明已經治得差不多了，連續數年沒有發病，怎麽廣州解放後又突然發作，而且此後每年必發，每次都是西醫治不好，總要中醫出馬才管用？這背後會不會有什麽人為因素呢？

為此，尤信真專程前往醫院，向主治大夫以及曾被邀約參加會診的外院專家了解情況。中西醫之間向有異見，這背後既有各自學科之間無法調和的醫學原理方麵的衝突，也有長期以來形成的行業壁壘的緣故。西醫給出的解釋是：如果沒有先前以西藥為主的治療，哪怕請華佗扁鵲李時珍出馬，區老先生的病情也難以緩解。西醫把功夫都做足了，應瘦石隻不過是撿了個便宜而已。

這是西醫的說法，那麽中醫是怎麽認為的呢？尤信真叫上偵查員蔡仲春一起，前往拜訪應瘦石。畢竟是名滿羊城的老中醫，而且年過八旬，偵查員擔心驚著了老頭兒，便讓市衛生局出麵邀請，派車將其接到衛生局見麵。老中醫起初以為政府在打他治療精神病秘方的腦筋，聲稱“我這點兒本事是要帶到棺材裏去的”。偵查員隻好申明利害，說此事跟區照銘的政治表現有關，萬一查不清楚，沒準兒上麵一聲令下，把區先生送回檳城去，他反正是外籍嘛！您老跟區先生這麽多年交情，忍心看著他落到這步田地嗎？

偵查員的本意是打感情牌，可說者無心，聽者有意，老中醫以為偵查員掌握了自己偷偷吸食鴉片的情況，當下一個激靈，若是區照銘被送回檳城，我這神仙膏就要斷供啊！

沒辦法，那就隻有和盤托出了。所謂的秘方，就是采用中醫的“瀉法”治療手段，他給區照銘的那些藥丸，是以溫瀉之藥熬製的，以藥力逼出患者體內的毒素，經絡暢通了，氣血運轉自如，狂躁的症狀自然緩解。這是他們老家的祖傳秘方，輕易不用，用則必靈。

偵查員依然不解：“為什麽明明已經治愈，還會每年發作一次呢？”

老中醫解釋：“我感覺區先生應該是中了毒，這種毒中醫沒見過，應是西醫通過化學手段合成的，老朽不懂西醫，說不清楚，不過大致上就是這麽回事。至於這種毒是怎麽進了區先生的身體，老朽就無從猜測了。”

中毒之說讓尤信真頗為意外。莫不是當年“華粵財團”內部傾軋，有人為了爭奪首席董事的寶座，給區照銘下了毒？可這毒性也太厲害了，竟然過了二十六年也清除不掉。當然，還有另一種可能，那就是區照銘已經痊愈，但有人為了某種特殊的目的，必須讓區照銘的病情不時發作，故而定期給他下毒。如果是這種情況，那下毒者多半是區照銘身邊的人。

區照銘身邊的人就兩個，聾啞花匠韋錦道和女傭柳彩霞。看樣子，區照銘對這二人相當信任，直接問他，也許會引起他的反感，反而於調查不利。尤信真尋思，那就隻有借閑聊的機會旁敲側擊了。好在閉環審查還在進行中，想跟區照銘聊天，隨時都可以。

於是，尤信真就去跟區照銘喝茶閑聊。這一招果然起了作用。聊到一定火候，尤信真裝作無意中提及區照銘的病情，說抗戰勝利前後您這毛病已經治得差不多了，連續數年未發作，1950年春夏之交突然複發，這究竟是什麽緣故？區照銘心情不錯，說當時柳嫂離開了一段時間，臨時由韋花匠照料他的飲食，自然就沒有柳嫂細致，可能因此染上了另外什麽毛病。

尤信真立即對柳彩霞曾經離開過區家公館一事產生了興趣，接著打聽柳嫂離開的原因。

區照銘說，廣州剛剛解放不久，柳嫂提出想回海南老家探親。打自抗戰期間受雇於區家公館至今，柳嫂隻回去過三次。第一次是1944年，柳嫂接到老家電報，其老父病危。柳嫂沒敢跟區照銘告假，隻是一個人拿著電報流淚。區照銘得知後埋怨柳嫂：“這麽大的事，你怎麽不告訴我？怕我不許離開嗎？我是這樣的人嗎？”

柳嫂的解釋是，她覺得在區家公館做傭人是她的福分，待遇好，收入高，東家從來不打罵下人，這份差使真是打著燈籠也難找。這次老父病危，她按說是該回去的，可不敢提出來，生怕她回來的時候自己的位置已經被別人頂了。

這番話讓區照銘大大受用，當場表態：“家裏出了大事，你趕緊回去。我這就托朋友給你去買船票，還要幫你帶上一份禮物回去。放心，這錢不用你掏，也不會從你今後的工錢中扣。另外給你三分錢，一份是回城路費，一份是預支一個月薪水，一份是我對你父親的一點心意。以後你回家探親，都照此辦理！”

那次柳嫂回家，老父親終究是沒救過來，好在她回去得及時，總算是見著麵了，還伺候了大半夜。

第二次回家，是抗戰勝利後的第三年。柳嫂回去過年，沒想到年還沒過完，老母親突發急病身亡。區照銘接到電報，匯了一筆錢鈔過去，讓她把喪事辦妥了再回來。柳嫂並沒拖太久，待母親過完頭七就回廣州了。

第三次是1950年春上。柳嫂年輕時丈夫病歿，夫妻倆也沒有孩子。父母過世後，老家還有三個弟弟，她每年掙到的工錢，有三分之二都花在這幾個弟弟身上了。回家探親前，柳嫂說最多半月就回。十天之後，柳嫂發來電報，說三個弟弟之間鬧矛盾，鬧得不可開交，她正在調解，弄不好還要給他們分家，得延遲些日子。區照銘回電，讓她安心處理家事，不需要考慮時間。

待柳嫂回來，已是兩個月之後。其時區照銘已經連續幾年沒有發病了，認為柳嫂不在，自己的生活也完全能夠自理。至於一日三餐，老花匠會做飯，不行還可以去外麵下館子。區照銘覺得，或許就是那段時間飲食不調，在外麵胡亂用餐，進而影響到了身體。柳嫂回來後，他才突然感到身體不適，接著就發病了。

了解到上述情況，尤信真立刻進了專案組設在區家公館的臨時辦公室，關上門向李誌傑副廳長打電話匯報情況，沒人知道他在電話裏說了些什麽。通話完畢，他開門吩咐那個精通啞語的偵查員：“把韋叔叫來，有些情況要跟他核實一下。”

片刻，偵查員帶著剛剛還在花園裏忙活的老花匠韋錦道進來了，估計叫得急，老花匠兩手的泥還沒洗淨。尤信真招呼韋錦道和他一起在客廳的長沙發上落座，遞過香煙，自己也叼了一支。兩人抽著煙開“聊”，一旁那個精通啞語的偵查員負責翻譯，話題很快就轉到1944年柳嫂回海南老家探望重病老爸那檔子事上。尤信真問韋錦道是否還記得當時的情景。韋錦道看了偵查員的手語翻譯，幾乎是不假思索馬上點頭，表示“有這回事”。

“能說說那是怎麽一個過程嗎？”

據韋錦道回憶，那天下午，他正在區家公館大門外兩側倚牆而建的花壇裏侍弄花草，一輛綠色摩托車疾馳而至，送來一份加急電報。送報員是說了收報人名字的，但韋錦道耳聾，聽不見對方說的什麽。他料想人家是郵電局的，應該不會送錯，就在送報員的登記本上按了手印——他不識字，不會簽名。

這時，在院子裏晾衣服的柳嫂聽見摩托車聲出來了，一看電報封套，原來是她老家發來的。韋錦道不知上麵寫了什麽，既然是柳嫂的，就沒他什麽事了，繼續埋頭打理花草。待他忙完花壇的活兒回到院子裏，一眼看到柳嫂坐在前院花園樹下的石桌前，一手拿著拆開的電報，一手拿手帕擦拭眼淚。

那年頭兒，哪家收到電報是一樁稀罕事兒，但對於柳嫂這麽一個背井離鄉到城市裏給人幫傭的女工來說，這種稀罕事最好還是不要遇到，通常不會報喜，多半是報憂。韋錦道見狀，已明白那電報上說的肯定不是什麽好事了。

韋錦道所知的情況就這麽多，尤信真聽罷點點頭：“行了！韋叔，找你就是聊這樁事兒。此外還有個要求，請你務必保密，不能把我找你話的事兒向任何人透露。”

偵查員打手語給韋錦道翻譯，韋錦道表示聽明白了，站起來準備離開，一旁負責記錄的蔡仲春把筆錄送到他麵前，請他過目後簽字。韋錦道不識字，一臉茫然。尤信真對偵查員說：“把這些內容一句句翻譯給他，確認無誤，按手印就可以了。”

說罷，尤信真又進專案組辦公室給副廳長李誌傑打電話，要求調派兩名女警過來。

沒多久，省廳派車把女警小王、小印送過來了。這是兩個體格健壯的青年女警，在省公安學校接受過公安業務訓練，畢業三年以來一直在政保處當便衣，幹的活兒除了跟蹤目標，就是抓捕女性犯罪嫌疑人。蔡仲春等偵查員見她們突然出現，便猜測這案子快要攤牌了——小王、小印出馬，要對付的肯定是女傭柳嫂無疑。

再看尤信真，果然是兩眼放光，原因有二：其一，他終於發現了閉環審查以來的第一個疑點——自稱文盲的柳彩霞其實是識字的，早在1944年那會兒她就能看懂電報了！其二，兩個女警受李誌傑之托，帶來了一份加密電報。

這份經過加密處理的電報來自柳彩霞的老家海南行政公署公安局，是對專案組此前向他們發送的協查電報的回複，內容如下——

當地確有柳彩霞其人，原名柳采荷，係市民柳更生、陳桂花夫婦的大女兒，早年畢業於“益智初級中學”，嫁給了駐瓊國民黨軍隊的一名少校軍官，不久隨夫赴滬，夫婦倆在滬情況不詳。其時她已改名柳彩霞，其家人對外宣稱，其夫已歿，柳彩霞在省城（廣州）一華僑大戶人家做幫傭。1944年，柳彩霞因父病危返回海口。之後，又在1948年、1950年先後兩次返海口探親，其中1950年那次在家停留時間較長，據其按照解放後公安機關規定申報的臨時戶口資料記載，一共待了六十三天。其間，有鄰居向管段派出所反映，柳家女子與“大得利銀樓”少東家郎顯彰交往甚密。

郎顯彰早年離家出走，有傳聞說是參加了共產黨的東江縱隊，已經成為一名軍官。解放後，郎顯彰持軍人證和解放軍中南軍區司令部出具的通行證回鄉探親，在家逗留數月。派出所接到群眾反映郎、柳兩人交往甚密時，適逢宣傳推進落實新中國第一部婚姻法，兩人年歲相當，郎未婚，柳喪偶，正在談戀愛也不稀奇，派出所認為無權進行幹涉。後來，柳彩霞回了廣州，郎顯彰也離開海口，說是回部隊去了，這件事也就漸漸淡出了人們的記憶。

尤信真認真看了這份材料，其中一個時間節點引起了他的重視：柳彩霞於1950年春夏之交回海口探親，返回廣州後，區照銘突然舊疾複發，而且往後每年必有一次，名中醫應瘦石先生診斷認為是慢性中毒症狀。現在有理由懷疑區照銘的頻頻發病與柳彩霞有某種潛在關係，而那個郎姓軍官，則需要查一查其軍官身份的真假。

6月22日，剛從北京開會回粵的廣東省公安廳廳長王寧簽署了一份加密電報，發往武漢軍區政治部，要求核查郎顯彰的軍人身份。當晚，武漢軍區回電稱：“原中南軍區、現武漢軍區司令部均無郎顯彰其人。”

得知這個消息，尤信真往桌上拍了一掌：“這家夥是個特務！看來，是他發展了柳彩霞！”專案指揮部當即決定：拘捕柳彩霞！

十、女傭變惡龍

專案組在區家公館就地對柳彩霞進行訊問，柳供認如下——

當初柳彩霞嫁的丈夫，名義上是國民黨軍隊少校，其實並非上陣作戰的軍人，而是“軍統”前身“複興社特務處”安插在軍隊中的情報人員。夫妻倆從海南島前往上海，是因為特務丈夫的工作調動了。不久，抗戰爆發，“複興社特務處”改組為“軍統”，柳彩霞的丈夫受命潛伏被日寇占領的上海從事地下情報工作，不慎暴露身份，落到了日本憲兵隊手裏。

柳彩霞一個人守了三天三夜空房，直到第四天才得知這個消息。之前丈夫曾關照過她，萬一自己出事，可以去法租界拉都路找一位開茶葉店的宋老板，他會代表“團體”給予妥善安置。誰知找上門一看，這家茶葉店早就人去屋空。後來她才弄明白，原來，其夫被捕後日本憲兵隊沒有到其住所搜查，“軍統”上海站對此感到不解，懷疑其中有詐，其夫可能變節，遂切斷了和柳彩霞的一切聯係。

直到一個多月後，柳彩霞在公共租界一戶洋人家找到了一份女傭工作，“軍統”的人才聯係她，告知其夫已被日寇槍殺於虹口靶子場，經“團體”查明，其夫沒有變節，按規定柳彩霞可以享受烈士眷屬待遇。為了她的安全，“團體”決定派人將其護送到大後方，給予妥善安排。柳彩霞經此一劫，對所謂的“妥善安排”有一種條件反射式的畏懼，當下斷然拒絕。

在那戶洋人家做了三年女傭，太平洋戰爭爆發，滬上租界被日寇占領，柳彩霞的洋東家被關進集中營。在上海待不下去了，她就輾轉去了廣州，到區家公館繼續做女傭。在廣州，柳彩霞迎來了抗戰勝利，又迎來了全國解放。但在她看來，誰當政都一樣，日子該怎麽過還是怎麽過。她雖然是給人幫傭的，可東家都是洋人（區照銘也是外籍），在物質生活方麵比尋常市民還強些。因此，她對新社會無法共情。按照時髦的說法，有一道深不見底的鴻溝。

基於這種心理，再加上外界的助推，終於改變了她的人生走向。1950年春夏之交，東家放了她的假，讓她回海南島家鄉看看。這一去，竟然遇到了早年上小學時的同學郎顯彰。她記憶中的郎顯彰雖是茶葉店小開，形象卻有點兒猥瑣，再好看的衣服穿在他身上，也是一副邋裏邋遢的模樣。哪知“士三日當刮目相看”，十幾年不見，邋遢小子變帥哥，而且還是解放軍軍官！

如此，柳彩霞也不急著回廣州了。同樣是“回鄉探親”，對於台灣“國防部心理作戰總隊”特務郎顯彰來說，算是一舉兩得，不但有了一番豔遇，還完成了發展特務組織成員的指標。而對於柳彩霞而言，則是稀裏糊塗上了賊船。

兩人先是敘同窗之誼，很快發展到談情說愛。那時的柳彩霞還不到三十歲，社會經驗有一些，但政治敏感是一片空白，哪裏經得住受過專門“心戰”訓練的特務郎顯彰的忽悠？郎顯彰給她洗腦：“蔣總統”有美國方麵的堅決支持和大力援助，不久肯定要“光複大陸”，屆時，咱倆就可以成婚。台北、廣州亦或上海，隨你決定，我們都可以安家，我們是“黨國”的功臣嘛，“黨國”決不會虧待咱們的。

柳彩霞腦子一熱，就要為情人奉獻一切，毫不猶豫地加入了特務組織。柳彩霞第三次回鄉探親，之所以跟東家撒謊，佯稱調解家庭矛盾，要推遲些日子再回廣州，不僅是因為跟郎顯彰難舍難分。郎是她的情夫，還是其特務關係中的上級兼教官，需要些時間對她進行培訓。柳彩霞其實並不是當特務的料，學得馬虎，又缺乏實踐，難免露出馬腳，此刻專案組稍稍一查，她的底就兜不住了。

郎顯彰對柳彩霞回廣州後的特務活動作了安排——柳彩霞的代號是“龍伯”，今後會有人跟她聯係，指導她該怎麽做。具體聯係方式是：公曆每個月的逢“五”之日，從區家公館出門右拐，在第一個岔路口那根電線杆前停下，電線杆的鐵質圍欄上如果有粉筆畫的記號，則要在24小時內前往距公館一公裏外的街心花園領取指令。具體位置在街心花園東側從北數第一張木頭長椅下方的縫隙裏，是用防水紙包著的一張字條。如果有什麽情況需要報告，也可以寫了紙條放在那裏，然後在那根電線杆的圍欄上留下記號。需要特別注意的是，每次情報交接完畢，須把電線杆上的粉筆記號擦掉，傳達情報的另一方也會這麽做。

柳彩霞目前在區家公館的女傭身份非常有利於潛伏，要做到不被東家辭退，那就要讓那老頭兒認為柳彩霞是其他人難以替代的。郎顯彰給了柳彩霞一瓶藥粉，讓她妥善收藏。這是一種慢性毒藥，毒性不足以致命，但可以讓人產生狂亂的行為，對付區照銘這種有精神病史的人最合適。每隔一段時間，給這老頭兒的飯菜裏放一點兒，老頭兒的毛病就會定時發作，那就少不了傭人裏裏外外伺候，隻要柳彩霞盡心服侍，區照銘讓她服侍慣了，就不至於冒出換人的念頭。

至於和“心戰”相關的工作，郎顯彰現編了幾段腳本，讓柳彩霞找機會散播出去，以後呢，柳不是受過訓練嗎，可以自己創作。

返回廣州後，柳彩霞依計行事，區照銘就迎來了厄運，精神病每年一次發作是逃不掉的，果然達到了郎顯彰希望的那種效果——習慣於柳嫂的照顧，甚至產生了依賴。廣州解放至今，柳彩霞在區家公館一待十二年，位置穩如泰山。

郎顯彰還交代了編造和散布謠言的任務，柳彩霞自認為也算是完成了。其實說來簡單，也不需要她費什麽腦子，區照銘每天都要收聽短波電台，她借著幹活兒的機會在旁邊隨便聽聽就夠用了。不久，朝鮮戰爭爆發，社會上的各種謠言多如牛毛，壓根兒不需要她去散布，可“黨國”的津貼照發不誤。每隔幾個月，她去菜場買菜的時候，就會有人神不知鬼不覺地往她的菜籃子裏塞鈔票。

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1953年，津貼漸漸就沒有了。其時朝鮮戰爭的局勢於美國不利，國內的鎮反運動又是高潮迭起，柳彩霞難免心驚肉跳，隻想打退堂鼓，就給自己找了個歇菜的理由——朝廷不差餓兵，“黨國”停發錢鈔，那我就休息啦！從此她不再留意那根電線杆上是否有粉筆記號了。總之是鐵了心跟特務組織脫離關係。用特工行業的說法，這叫“主動斷線”。

這一斷，就是整整九年，倒也沒人找過她。她自以為已經跟特務組織沒有任何關係了，日子大概可以繼續這樣過下去。可是呢，親愛的“黨國”會忘記她嗎？

1962年仲春的一天上午，她像往常一樣，挎著菜籃子去菜場買菜回來，在廚房整理買來的食材時，發現裏麵有一個沉甸甸的小紙包，打開一看，竟是一枚黃燦燦的子彈。而包子彈的那方白紙上，有數滴紅藥水塗抹的痕跡，其中的含義再明顯不過——“血”的警告，嚇得柳彩霞心驚肉跳，魂飛魄散，日夜難安！

無奈之下，她隻好恢複了多年前的那套聯絡方式，表示願意接受上級的指令，叫幹啥就幹啥。這回，特務組織玩真的了。甫一恢複聯係，她就接到一道指令：次日午後去南華東路海珠橋下“中煙一廠”附近的“飛天咖啡館”見麵。

約柳彩霞喝咖啡的是個中年男子，外表看著像是一個外地來粵出差的幹部，卻能說一口流利的粵語。見麵時先要對暗號，對方自稱“容叔”，那是當初郎顯彰親口向柳彩霞交代的，她的上級聯絡人代號“容叔”，是個“心戰”專家。

柳彩霞問郎先生是否安好，“容叔”告訴她，“那個人如今已是少將了”，柳彩霞自是無限感慨。接著就談“工作”，現階段柳彩霞需要做的，就是協助“容叔”在7月1日前在廣州市發起一場“心戰”。柳彩霞的具體任務是傳遞信息，並無什麽風險，也不必跟上下線直接見麵，把紙條放在指定地點即可，跟她以前和特務組織的聯絡方式並無二致。

對方強調，她隻接受“容叔”一人的領導，不跟其他特務組織成員發生橫向聯係。當然，也少不了警告她，如若再玩斷線遊戲……“容叔”拍了拍手裏那個半新的牛皮公文包，拉開拉鏈，裏麵露出泛著烤藍光澤的手槍槍柄。柳彩霞噤若寒蟬，不由自主連連點頭。

其實，“容叔”自己也是一個“斷線分子”，不過，他不像柳彩霞那樣是主動斷線，而是被動的。

他在落網後交代，1953年，因其出生地廣東陽江縣公安局弄錯了情況，把他跟當地一個惡霸的心腹混淆了，派員到廣州市來了個“抓捕歸案”。他在陽江縣公安局看守所被關押了整整三個月，方才甄別清楚，原來是搞錯了，遂獲釋回到廣州的原單位繼續工作。

在特工行業裏，發生這種情況，那就不宜再使用了。“容叔”尋思這樣也好，眼看著朝鮮戰爭打了三年，美國人沒占到什麽便宜，台灣整天叫囂的“第三次世界大戰”就是畫了個大餅，不知何日兌現，看來跟著台灣混沒前途啊。接下來的日子，他在單位埋頭苦幹，將近十年過去，竟然混了個副科長。

如果一直這樣下去，他也許永遠不會暴露。可惜，這人是個投機分子。這幾年，大陸的經濟發生嚴重困難，台灣方麵又放出風聲要“反攻大陸”，頻頻派出武裝特務竄犯我東南沿海。“容叔”感覺形勢要變，跟著動了心思：何不繼續從事老本行，製造一些影響。萬一哪天“蔣總統”真的在美國人的支持下“光複大陸”了，我就是忠勇鐵杆、有功之臣，少不得封官進爵。當初潛伏時我就已是少校軍銜了，沒準兒混個上校也難說啊！

於是，他開始著手“召集舊部，發展新人”，豁出來先亮個相。往下，就有了柳彩霞等原屬於“容叔”潛伏小組的老部下被召見，也吸收了出租車司機盛卯餘那樣的“新鮮血液”。他特別叮囑柳彩霞：為了今後策劃更大的行動，一定要想盡辦法把區照銘控製在我們手裏，發揮其特殊身份在“心戰”行動中無法替代的作用。

6月13日、19日兩次散發反動傳單，都出自“容叔”的策劃。不過，柳彩霞並沒有參與。

區照銘去文廟閑逛，心血來潮買下了“躍進廠”的那批文具準備捐贈母校之舉，柳彩霞事先並不知情，事後也沒往外送過消息。她並不清楚“容叔”所說的那場“心戰”將如何進行，是否需要這些文具用品。稍後，區照銘身體不適，她和韋叔一起把區照銘送到了醫院。第二天回到區家公館發現失竊，柳彩霞也覺得莫名其妙。

如此，專案組就要找這個“容叔”談談了。根據柳彩霞的交代以及愛群大廈出租車隊司機盛卯餘生前的社會關係，經過數日偵查，專案組終於將隱藏在廣州市某幹部療養院、已經是幹部身份的台灣潛伏特務“容叔”（真名關博）緝拿歸案。繼而順藤摸瓜，該特務團夥餘犯四人趙秀才、黎光、麥豐裕、端木暮生相繼落網。

一幹案犯交代了他們連續製造兩起反動傳單案的經過——

“容叔”策劃“心戰”行動，少不了紙張油墨等印刷工具，又不便在文具商店購買，聽說市手工業局在文廟搞了個文具直銷，遂派麥豐裕前往踩點。原是準備夜竊文廟臨時貨場的，沒想到正好撞見區照銘慷慨斥資購買“躍進廠”的全部貨物。麥犯感覺這是個機會，一路跟蹤到了區家公館。

他當然不清楚這座花園洋房宅邸的女傭就是同夥柳彩霞，隨即去向“容叔”報告。“容叔”聞之竊喜。他這回跟中共玩“心戰”遊戲，並非接受台灣特務機構的指派，因而既無資金，亦無設備。處在當時形勢下，即便有資金，沒有文化、教育單位的介紹信，也難能買到油印機、蠟紙等製作傳單必不可少的設備，所以才動了盜竊臨時貨場的腦筋。現在聽說有一部分文具被區照銘買下，遂決定潛入區家公館行竊。

“容叔”不想把事兒鬧大，否則警方一旦動真格，那就會影響接下來要發動的“心戰”行動了。於是嚴令部下，隻拿走那批貨品中的一部分，不動公館的其他財物，製造“想行竊卻沒成功，隻得順手牽羊盜竊文具”的假象。

幾隻小蟑螂，僅此而已。

如此，“6·13”案件告破。

1962年12月下旬，“6·13”案六名特務分別被判處死刑、死緩和無期徒刑。

 

注：本故事純屬虛構，如有雷同，實屬巧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