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塵封檔案】係列之157：華南特案組之（一）卅號密裁令（下）

【塵封檔案】係列之157：華南特案組之（一）卅號密裁令（下）

 本文轉載自公安月刊《啄木鳥》2019年第12期

 作者：魏遲嬰、東方明

九、“福嬰堂”餘孽

　　1950 年 1 月 8 日，專案組開了一上午的案情分析會，重新梳理案情，確定了接下來的兩個調查重 點——

　　其一是五個受害人收到的警告信。據廣州市公安局為配合本案偵查在警方內部進行的統計，自 1949 年 10 月 14 日廣州解放至今，全市公安係統共有三百七十一名警員收到過各種形式的警告 信，其中有三十九封係無字函，即圖畫或者實物（子彈、刀片、藥粉之類），圖畫內容為滴血攮 子的隻有五封，而收到滴血攮子警告信的五名警員已全部遇害。專案組認為，在目前情況下，可 以考慮對這五封警告信進行追查。

　　其二是摩托車。之前搜查老伊的住處時，偵查員在後院門口發現了新鮮的摩托車輪胎痕跡，估計 凶手是騎著摩托車過來的，把車停在這裏，再繞道拐上馬路，從前門進入伊宅。之所以不直接從 後門入內，那是因為老伊是武人出身，後院是專門用來練武的，比尋常民宅的後院大得多。後門 平時上著粗杠門閂，想從外麵入內，就必須大喊大叫，這就有可能驚動鄰裏，而且也解決不了問 題——老伊腿腳不便，即便聽見聲音了，也難以獨自走那麽長一段路去開門。事後查明，凶手 “鑫叔”在毒殺老伊逃離飯館後，又叫了出租車趕到伊宅附近，步行到伊宅後門把摩托車騎走 了。偵查員認為，如果能查明摩托車的來路，也就可以順藤摸瓜找到凶手的線索。

　　這兩個方向的調查難度都不小，需要耗費大量的警力和時間，如果同時進行，偵查員們擔心分散 用力，達不到預期效果。尹小白建議不要平均分派力量，而是有輕有重。但是，具體到哪頭輕哪 頭重，大家意見不一。

　　 這時，麥善謀提出了一個新的想法，後來的事實證明，這個想法於破案非常有價值——既然與凶 手有關的線索調查起來非常困難，不如先放在一邊，幹脆查查這五名被害警員的曆史情況，說不 定能找到與此案有關的線索。五人都是留用警員，以前都曾幹過刑警，肯定承辦過不少刑事案 件，現在一齊被害，會不會是遭到報複？

　　眾偵查員都覺得這個思路可行，亓舞牧當即決定：全體出動，前往市局查閱檔案。

　　這一查，果然有收獲。偵查員發現在五名遇害警員個人檔案的“業績”欄裏，都有參與偵查“山田俊郎綁架案”的記載，由於表現出色，日偽警察局給予陳明貴、鄭應富、黃瘦竹、郭振堂、洪秋笙每人一百五十元偽鈔作為獎賞，苦主方還贈予他們一百銀洋。接著又查閱“山田俊郎綁架案”的卷宗，原來這起綁架案就是這五名刑警組成的專案組破獲的，其中洪秋笙為組長。案卷中 還附有一份由黃瘦竹執筆、洪秋笙簽名的報告，是寫給偽省會警察局局長馮壁峭的，請求如有媒 體報道該案，務須對專案組刑警匿名或者化名——顯然是生怕遭到報複。

　　專案組遂對這起綁架案產生了興趣，接著又調閱了“山田俊郎綁架案”的案卷。這樁案子倒也並 不複雜——

　　山田俊郎係廣州日商“興鑫紗廠”老板山田岸雄的孫子，時年三歲。1944年2月26日，山田俊 郎由其表姐（即老山田十七歲的外孫女）富島豔枝和幾個日本同學帶領著前往“樂善戲院”看 戲，說是讓小表弟開開眼界。這麽小的孩子，其實根本看不懂也聽不懂，卻被表姐硬摁著待在座 位上。幕間休息時，山田俊郎如同解鎖的猴子，趁表姐和一幹同學上廁所的機會，在過道裏歡蹦 亂跳。這孩子的穿著打扮比較闊氣，一眼就知道是個富家公子，結果就讓人給瞄上了，等到富島 豔枝從廁所出來，小表弟已經不見蹤影！

　　淪陷時期，日僑是頂級公民，戲院方麵接到富島小姐的求助，大驚之下，隨即停止演戲，關閉所有通道，封鎖門窗，從老板、賬房到員工全部出動，分頭陪同富島豔枝在戲院內部尋找。找遍包括後台各個角落在內的所有可能藏匿孩子的位置，皆無蹤影。富島豔枝哭著給外公老山田打電話報告，戲院老板則立刻致電日偽警方報警。

　　老山田的女婿河下環是廣州日軍憲兵司令部特高課少佐，接到電話後，親自驅車前往日偽省會警 察局。淪陷區的警察局名義上由漢奸偽政府掌管，實際權力都在日軍派出的警察局顧問手裏。河下跟日本顧問一說案情，警察局立刻抽調五名精幹刑警（即本文中的五個受害者）組建專案組負責偵查該案，日本顧問野穀坐鎮督辦。不過，這個野穀沒有學過一天警務，他是海軍少佐出身，在侵華戰爭中負傷，於是改行從警。

　　這起案件的受害者是日本人，且有特高課少佐這樣一個社會關係，野穀自是重視。專案組這五名刑警是他點名抽調的骨幹，其中留英海歸的刑偵專家洪秋笙被野穀任命為專案組長。根據洪秋笙的建議，另撥二十四名便衣歸專案組差遣。野穀限期三天必須破案，否則，他將把一幹刑警送特高課“伺候”。

　　這可不是鬧著玩的，有了這樣的“激勵”，專案組像打了雞血似的沒日沒夜折騰了兩天多，終於查到了線索。第三天晚上，廣州市內一個專事誘拐、綁架兒童的犯罪團夥浮出水麵，這個團夥的匪號竟然叫“福嬰堂”。像五年前對付“見血堂”一樣，日偽警察、憲兵一齊出動，“福嬰堂”一幹綁匪除師爺和“保姆”兩人因外出僥幸漏網，其餘悉數歸案。嚴訊之下，真相大白——

　　“福嬰堂”這個名字聽上去容易使人聯想到“育嬰堂”、“養嬰堂”之類的社會慈善機構，誰能想得到，他們幹的竟然是綁票兒童的勾當。該團夥作案之前，對目標家庭背景都進行過詳細調 查，吃準受害者家境富裕，掏得起錢贖票，而且將被綁孩童視為掌上明珠，肯定不敢報案，他們才會下手。從 1939 年春夏之交“福嬰堂”開張到1944年早春案發，這夥綁匪作案四十六次，次次成功，沒一戶苦主向警方報案。被誘拐、綁架到“福嬰堂”的孩子都有專人照料，好吃好喝， 有玩具，還有“保姆”（即女綁匪）陪他們做遊戲，並提供醫護服務。從這一點上來說，“福嬰 堂”倒也名副其實，來到這裏的孩子的確有“福”，當然，孩子的家人未必會這麽想。綁匪之所以這麽做，也不是因為心善，不過是掩人耳目而已。

　　盡管四十多個受害家庭都沒有向警方報案，但綁架孩子這種事肯定會鬧出動靜，社會上自有風言 風語，說廣州地麵上隱藏著一個專事綁架孩童的犯罪組織，屢屢作案，甚至香港、上海的外國報紙也披露過。這些情況日偽警察局肯定是清楚的，可既然沒人報案，他們也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假裝不知道。對於“福嬰堂”來說，這當然也是一種“福分”。不過，天下從來沒有享不完的福，1944 年初，“福嬰堂”的好日子終於到頭了。

　　那年元宵，“福嬰堂”內部擺了一桌酒宴歡度佳節，在場的除了堂主韓盛夏、師爺黃芝君等六名綁匪外，還有跟著綁匪打下手的三個幫凶——車夫、廚子、“保姆”（即護士兼幼教）。席間，綁匪作出了一個決定：時勢艱難，物價上漲，“福嬰堂”也必須擴大業務範圍，不但在廣州本地，還要在香港、九龍物色目標。如此，“福嬰堂”就需要“擴編”，招收熟悉香港情況並且在香港有藏匿和偷渡條件的同夥。綁匪中的老三梁福仁以前曾在香港黑道混過一陣，在港九有黑幫朋友，遂決定由梁老三去香港招兵買馬。

　　梁老三返回羊城時帶來了兩個馬仔。根據“福嬰堂”的規矩，凡是招聘新人，哪怕隻是臨時請來做十天半月的清潔工，也必須經過師爺黃芝君的麵試，由黃師爺全權決定是否錄用。這次要招的是正式成員，黃芝君自是特別重視。但他也知道，這兩個馬仔的兄長跟梁老三關係非同一般，梁老三說是請師爺麵試，其實是誌在必得，不過走個過場而已。慮及這一點，麵試後黃師爺沒有獨自作決定，而是跟老大韓盛夏提出，是否六個弟兄開會商量一下，集體決定這兩個小弟的去留。

　　開會結果，六個綁匪的意見是三對三。梁老三脾氣暴躁，當下就要發作，認為黃師爺不給他麵子，質問黃師爺這兩個小弟到底哪裏不合格。韓老大是支持黃師爺的，當下就讓師爺把麵試感覺說一說。黃芝君隻說了四個字“粗暴魯莽”。雙方進行了爭論，氣氛很不友好。最終韓老大拍 板，爭論暫時擱置，兩個小弟暫且留下，容大家再看看、想想——集體考察。

　　梁老三要給兩個馬仔一個交代，就悄悄把情況跟他們透露了，讓他們必須穩住，對老大和老六（即黃師爺）要客氣加尊重，讓人家有好感。兩個馬仔聽著不服，尋思這不是看低咱倆了嗎？ “福嬰堂”的活兒不就是去外麵隨便溜達溜達，看見有富家公子擄一個回來就是了嗎？這種活兒 咱在香港又不是沒幹過，有什麽犯難的？兩人一合計，必須露一手給大家瞧瞧。怎麽露一手呢？ 那簡單，弄個孩子回來就是。

　　當晚，兩個馬仔去戲院看戲，幕間休息時發現一個三四歲的富家少爺在過道間歡蹦亂跳，瞅個空子用玩具和魔術把孩子誘出戲院，叫了輛三輪車帶回了“福嬰堂”。這個孩子，就是山田俊郎。

　　應該說，黃師爺的眼光確實很毒，他跟兩個馬仔不過聊了十幾分鍾，竟然就看清了他們的致命弱點，下了四字評語。兩個馬仔隨即以自己的行動對黃老六的評語作了一個最貼切、最準確的詮釋。至此，不僅韓老大，連梁老三也頻頻搖頭，暗忖這倆小子真是扶不起的阿鬥，隻好讓他們返港了。

　　那麽，誘拐來的那個富家少爺該怎麽處置呢？黃師爺說我先得跟這位少爺聊聊，了解情況後再說。沒想到，根本沒法兒跟這孩子聊。怎麽呢？他一開口竟是奶聲奶氣的日語，“福嬰堂”沒人聽得懂。黃師爺說這回闖大禍了，這小子是日本崽，鬧不好是東洋官員的崽子哩！

　　這下，一幹綁匪害怕了。緊急商量下來，讓兩個馬仔連夜帶著山田俊郎逃離廣州，直接回港，把孩子送香港的慈善機構，就說是撿到的。慈善機構自會弄清其來曆，幫助其回歸家庭。隻要孩子平安無事，估計苦主也不會刻意追究。

　　應該說，這個盤算成功的概率還是比較大的，可架不住碰上了豬隊友。那兩個馬仔竟像是上帝特地指派來毀滅“福嬰堂”的特使，他們偷渡到港後，尋思帶著這日本孩子就相當於懷裏揣了一顆定時炸彈，萬一遇到日本人盤查，那不就露餡兒了？一不做二不休，二人幹脆把孩子掐死了，草草地在海灘上掩埋。不料在掩埋過程中被人發現其形跡可疑，當即報警，兩個馬仔被日軍巡邏隊逮捕。

　　“福嬰堂”在劫難逃，一個月後，所有被捕的涉案者均被判處死刑，隻有黃師爺和“福嬰堂”唯一的女性成員倪和娟漏網。韓盛夏等匪徒被處決前，日本顧問野穀給他們開出條件，如果誰供出黃芝君、倪和娟的藏匿地點，可以免死。死到臨頭，幾個綁匪倒還有點兒骨氣，說黃師爺非常了得，你們是抓不到他的，我們幾個弟兄死也就死了，但隻要黃師爺活著，肯定會給我們報仇。

　　日偽警察局對黃芝君、倪和娟的通緝持續到次年8月日本戰敗投降，也沒有任何結果。之後，隨著國民黨接收省會警察局，這樁案子也就漸漸被人淡忘了。此刻，看著卷宗裏被處決的幾個綁匪的照片，“55 小組”五位偵查員產生了一個共同的想法：莫非真的是那個黃師爺找當初的辦案刑警報仇來了？

　　在駐地的會議室裏，一幹偵查員分析下來，都覺得這種可能性不能排除。那麽，如果把這起綁架案作為切入點進行調查的話，下一步該如何進行？麥善謀再次提出建議：還是應該到市局去找。

　　找什麽呢？麥善謀說，日本人性格刻板，辦事中規中矩，何況是那麽大的案子，因此，他們結案後應該會把綁架案的物證都封存起來。國民黨方麵接收日偽警察局時，應該是把卷宗和物證一並接收下來的，該案的卷宗我們找到了，估計物證也還在，隻不過由於管理有問題，沒和卷宗放在一起。我們不妨再到市局找找該案物證，很可能會發現些有價值的線索。

　　1月9日，專案組二赴市局。不出麥善謀所料，偵查員在一間灰塵累累蛛網密布的庫房裏找到了一個日偽警察局成批次定製的專用物證箱，箱蓋上的白銅標簽框裏有張卡片，卡片上寫著一組阿拉伯數字，與“山田俊郎綁架案”卷宗上的號碼完全吻合。箱子鎖著，也找不到鑰匙，但這難不倒偵查員，再說又不是什麽複雜的鎖，尹小白用一根回形針就給捅開了。

　　打開箱蓋，裏麵是日偽警察局查抄“福嬰堂”時收繳的兩支手槍、一瓶藥粉（估計是迷藥）、若幹刀具、繩索和封口用的大塊醫用膠布等，還有一些照片。讓偵查員驚喜的是，這些照片中竟然有一張“福嬰堂”全部成員（六個綁匪、兩男一女三個“內勤”）的合影，拍攝於 1944 年元旦，而且是當時流行的商家、公司懸掛於牆上的十二寸大照片，可以看清每個人的臉龐。偵查員根據綁架案卷宗中被捕者的照片逐個核對，排除了綁匪中的老大到老五，以及司機李某、廚師兼清潔工蕭某，還剩下一男一女，那肯定就是黃師爺和倪和娟了。

　　黃師爺的年齡在三十三四歲左右，嘴裏叼著一枚煙嘴，插有小半截香煙——其麵容與薑孝順所說的“鑫叔”以及舊衣攤主所說的那個陪同假車夫林和萬購舊衣的男子吻合；倪和娟年齡不到三十歲，一張標準的鵝蛋臉，五官特征及體形與目擊證人描述的那個女凶手酷似。

　　一幹偵查員返回駐地，立即開始研究如何查摸黃芝君和倪和娟的下落。他們無論如何也不會想到，對手已然察覺了警方的行動，準備先發製人，製訂了一個“反製計劃”，即將把暗殺的觸角伸向“55 小組”！

十、反製計劃

　　案犯膽大包天，竟然打算暗殺專案組偵查員，這種事現在聽起來，會讓人感到不可思議，以為是某些神劇的胡編亂造。但是，在解放伊始的廣州，這根本不算什麽稀罕事兒。有資料對此曾有披露：“那時廣州剛解放兩個多月，天上美蔣飛機不斷襲擾轟炸，地上國民黨遺留下來的軍警憲特散兵遊勇像輸紅眼的瘋狗，晝伏夜出，滿城亂竄，製造混亂，丟炸彈、搞暗殺、打黑槍……”隨便舉個例子，1950 年 2 月的某個深夜，華南分局社會部副部長、廣東省公安廳長兼廣州市公安局長陳泊在其辦公室裏遭槍擊，子彈穿窗而入，從其頭邊擦過，打壞了立在牆邊的一口英國製造的維多利亞式大座鍾。

　　案犯也許正是受到這種囂張氛圍的影響，才有了暗殺偵查員的念頭。拍板決定此事的這個膽大妄為的對手，就是曾經的“福嬰堂”師爺黃芝君，不過，他現在已經易名“朱益慶”了。

黃師爺原名唐鑫，廣東陽江人氏，1910年出生於一個地主家庭，自幼頑劣，酷愛舞槍弄棍。初中畢業後投身行伍，在軍閥陳濟棠的部隊當過汽車兵、班長、排長、上尉軍需官，1936 年因貪汙被軍事法庭判處徒刑十年。其時，唐鑫因軍需官業務關係已經在江湖上結識了幾個黑道角色，結拜異姓兄弟，他排行最小，位列第六。上麵五個盟兄聞知老六身陷囹圄，立即著手營救，打通監獄關節，助其成功越獄。

　　唐鑫逃到廣州，改名黃芝君，籍貫也變為海南陵水。那時，如果有關係，戶口很容易辦，花一些錢鈔即可。洗白身份後，他找了份私立小學老師的工作。不久，抗戰爆發，廣州暫時無恙，黃老師繼續教他的書，私下裏跟落草做了土匪的五個盟兄往來，為他們出謀劃策。1938年秋，廣州淪陷，私立小學被日軍征用，黃芝君失業，遂接受盟兄的邀請，正式加入該犯罪團夥，並被推舉為師爺。這位新師爺上任伊始就做了兩件事：一是把該幫夥命名為“福嬰堂”，二是通過關係給五個盟兄都辦理了廣州市區的良民證，這樣，該幫夥就得以合法立足省會了。

　　黃芝君與綁匪團夥唯一的女性成員倪和娟是一對野鴛鴦，1944年“福嬰堂”遭遇滅頂之災的那晚，兩人正好偷偷相約去外麵開房間，僥幸逃過一劫。午夜時分，兩人驚悉“福嬰堂”出事，即分手各奔東西。倪持黃手書的字條前往黃的家鄉陽江一所尼姑庵削發為尼，黃則潛逃湖南，在湘西一個道士老友那裏藏匿，他懂些中醫，便在當地行醫謀生。但這隻是權宜之計，黃知道最要緊的還是抓緊時間學習些本領，每天空閑時便自學英語，還經常去當地教堂跟一個英國神甫用英語交流。

　　次年抗戰勝利，黃芝君返回廣州，易名朱益慶，憑著那個英國神甫的一封信劄，結識了沙麵一家洋行的英國大班，做起了西藥經紀人。那個英國神甫是個收藏迷，對中國的冷兵器頗有興趣，黃受其委托，小規模收購中國民間的冷兵器，由此與伊勒德相識。

　　國民黨接收廣州後，原先日偽時期的通緝令就不再有人提起，朱益慶倒是可以安心經商。本想著以後就太平無事了，可命運似乎故意跟朱益慶過不去，他的人生再起波瀾。

　　1948年初，朱益慶經手的一批價值不菲的西藥和醫療器械在從海外運至廣州通關時意外被扣，不僅他自己的全部家當都在裏麵，還有好幾個合夥人的，合夥人天天上門逼債，他連跳海的心思都有。費盡周折，他終於找到了一條路子，聯係上一個名叫曹不凡的緝私警官。

　　曹不凡的真實身份是“國防部保密局”特務，剛從上尉晉升少校，受命組建“保密局”的一個情報小組。曹是北方人，還是第一次到廣州，連粵語都不會說，讓其物色對象建立特務組織，真是難為他了。可軍令如山，難為也得做，還必須如期完成。於是，他決定利用緝私警官的職權發展特務。朱益慶是他盯上的第一個對象，所謂通關被扣，把朱益慶逼得走投無路求上門來，都是曹事先策劃好了的。自然，他也會通過組織對朱益慶進行審查。“保密局”在這方麵的效率還是很高的，朱益慶的“今生前世”被查了個一清二楚。

　　在這種情況下，不管朱益慶是怎麽想的，他都必須上“保密局”這條賊船，否則，就不是傾家蕩 產的問題了，那是要掉腦袋的。從此，朱益慶成了“保密局”的一名情報特工，接受短期培訓後，隨即投入收集情報的工作。西藥經紀人照做，有“保密局”的暗中關照，生意自是風生水 起。

　　1949年元月，根據曹不凡的指令，朱益慶在廣州同樂路開了一家“益慶西藥房”，營業執照上注明兼營醫療器械，並且“批零皆準”。這是“保密局”為敗退台灣後進行秘密活動建立的情報點。不料，西藥店開張不久，曹不凡突然被人暗殺，朱益慶就成了一隻斷線風箏。

　　待到廣州解放，朱益慶頓覺無比輕鬆——當然不是因為人民翻身當家做主人了，他尋思著，曹不凡已死，國民黨又跑到了台灣，自己和“保密局”的聯係早就斷了，估計沒人想得起自己來了。 可惜，這隻是他的一廂情願。

　　1949年11月30日下午，朱益慶收到一份平郵印刷品。拆開一看，是從報紙上剪下來的西藥廣告。這種廣告發放方式在當時不算稀奇，但這份廣告卻有些特殊——第一頁上方右沿口向左、上沿口向下各三厘米交會處有一個黑點。曹不凡曾關照過，如果收到的任何印刷品郵件第一頁上有這樣的記號，那就是密函，可用顯影藥水塗在空白處顯示其內容。朱益慶頓時心裏一涼：人家還是沒放過我！涼歸涼，該幹的事情還是得幹，否則隻怕連心涼的資格都被剝奪了——死人是沒有知覺的。加入 “團體”時人家可是交代清楚了的，違犯內部紀律者一律密裁！沒準兒曹不凡就是被“團體”密裁了……

　　當下，朱益慶立刻配製藥液塗抹在空白處。密函中交代，今後朱益慶的代號更改為“03”， 讓他於12月2日晚七時前往六榕路“抵家旅館”206房間，落款“蝙蝠”。朱益慶別無選擇，隻好遵命。是日，他獨自前往旅館。前台聽說是 206 房間的訪客，遞過一把鑰匙，說客人關照，你可自行進入客房。朱益慶上了二樓，打開房門，裏麵一片漆黑，不但沒開燈，連窗簾都拉得嚴嚴實實，密不透風。正遲疑間，房間深處傳出一個男子的聲音：“請進！關門！” 朱益慶照辦。以為總該開燈了吧，對方卻說：“往前走四步，有椅子，坐下。” 朱益慶摸索著走了四步，果然觸碰到椅子，摸索著落座，心中愈發忐忑。

　　“蝙蝠”跟朱益慶對上了接頭暗號，語氣稍顯緩和，自我介紹來自台灣，係“國防部保密局”特別督察室特派員，奉命接收朱的組織關係，從現在起，朱歸其領導。朱益慶的任務是組建一支特別潛伏小組，該小組代 號“30”，由朱擔任組長，軍銜破格晉升為陸軍少校，除薪餉外另有特別津貼和活動經費。 根據現實情勢需要，“30 小組”目前的使命是在一個月之內密裁五名黨國叛徒。五名暗殺對象，上峰已經選好了，不勞朱益慶費心。而且，朱益慶一定有幹掉這五個人的興趣——他們就是調查“山田俊郎綁架案”的五名刑警，現都被共產黨的公安局留用。具體暗殺手段和下手時機由“蝙蝠”視情而定，朱益慶接到指令即刻行動，必須幹脆利索，不能拖泥帶水煮夾生飯。該項行動須在本月內完成，一應裝備器材、活動經費等，將會有人送至“益慶西藥房”。

　　任務交代完畢，“蝙蝠”問朱益慶是否有什麽困難。朱益慶幹特工的資曆雖然比較淺，但他多年為匪，熟悉江湖規矩，知道如果大談困難，給上峰留下膽小怕事、故意推諉的印象，上峰就會另派他人執行使命，他自己呢，說不定跟那些暗殺對象一樣也被密裁了。因此，盡管這樁活兒風險頗大，他也隻好硬著頭皮答應下來。不過，有些困難確實是他個人無法解決的，那該提也要提，比如，以前他跟著曹少校搞情報，現在讓他搞行動，而且是主持行動，經驗有些不足，隻給一個月期限完成任務，時間上顯得緊了些，況且目前他單槍匹馬，招募人員也沒個頭緒。

　　對此，“蝙蝠”的說法是，這項任務由朱益慶來執行，局本部專家是經過反複論證的。朱益慶參加“團體”雖晚，但從事秘密工作（即朱與匪幫勾結從事犯罪活動）的時間都夠得上“軍統”(即“保密局”前身）出身的老特工的資格了。朱是行伍出身，經曆過戰事，又長期混跡於匪幫，還是師爺，那就相當於參謀長了，策劃個案子還不是小菜一碟？朱在廣州定居後，組建“福嬰堂”犯罪組織，專事綁架兒童勒索錢財。所謂綁架，在特工業內的分類就是“行動”。朱在數年內作案四十多起竟然無一失風，無一報警，這不是從事特工活動的天賦是什麽？在局本部的會議上，甚至有專家提議，在適當的時候把朱接到台灣去，在“保密局”特訓班擔任教官，專門教授策劃綁架行動方麵的課程。至於“30小組”的人員問題，由於時間緊迫，以及安全方麵的考慮，可以暫緩招募。

　　為完成當前的任務，局本部決定給朱配備兩名助手，這二人都屬於“30 小組”的正式成員，歸朱益慶領導，如有違紀行為，朱有權給予最嚴厲的處置，直至密裁。兩個助手之一，就是朱益慶的老相好，“福嬰堂”出事當晚和朱益慶一起逃跑的倪和娟。朱把倪和娟安排去陽江的尼姑庵出家之後，兩人就沒再聯係過。“保密局”業已查明，倪和娟於三年前還俗，改名蔡少仙，到廣州找朱益慶未果，就留在了廣州，靠做小買賣謀生。一年後嫁了人，男方名叫臧柳川，抗戰時被“軍統”廣州站吸收為編外行動人員，戰後拿了筆遣散費經商，結識了蔡少仙，兩人終成夫妻。

　　“保密局”策劃密裁行動時，考慮到朱、蔡的關係，決定把蔡、臧夫婦吸收進來，作為朱益慶的助手。這是朱益慶與上司“蝙蝠”唯一的一次見麵，“蝙蝠”並未交代朱益慶在完成使命後，或者執行使命期間一旦發生意外該怎樣與其聯係，朱知道規矩，也不敢問，隻有遵命行事。

　　之後幾天，朱益慶緊鑼密鼓地忙活，先把西藥房原來的兩名店員辭退，各發給一筆遣散金。又去營造行叫了兩個工匠，把店麵稍作裝飾。最後通知臧柳川、蔡少仙前來報到，兩人遂成為西藥房的新店員。其間，有人送來了一個包裝嚴實牢固的箱子，裏麵是從事特工活動的一應裝備器材。

　　晚上西藥房結束營業，朱益慶跟臧柳川、蔡少仙一起吃飯閑聊，主要目的是了解一下臧柳川這個“軍統”編外人員的暗殺手段如何。一聊之下才知道，這家夥不但精通使用各種武器，心理素質也非常穩定，抗戰時在廣州等地多次參與暗殺日偽官員的行動，從沒失手過。 而另一個屬下——當年的倪小姐、如今的蔡小姐，他是不需要擔心的。且不說二人做野鴛鴦時的了解，當年的倪小姐進“福嬰堂”時，就是他麵試的。

　　前麵說過，朱益慶的眼光是比較毒的，香港來的兩個二愣子，他一眼就看出他們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結果很快得到印證，“福嬰堂”還因這二人遭遇滅頂之災。這位倪小姐呢，麵試時聊了沒幾句，他就認可了。為什麽呢？憑直覺，他認為這女子膽大包天，同時心思縝密，實在是幹這行難得的人才，而且還有性別優勢——常人對女性的防範意識大多不強。不僅如此，幾年不見，這位蔡小姐似乎還有了“進步”，不知是本性使然呢，還是受了丈夫的“熏陶”，蔡小姐對於即將執行的密裁使命竟然有種躍躍欲試的衝動，說她這幾天正在抓緊時間苦讀丈夫推薦給她看的兩本“軍統”內部的行動特工指導手冊，頗有心得， 談及殺人，就好似女人之間議論時裝美食那樣輕鬆自如。

　　盡管兩個屬下還算讓人放心，朱益慶依舊有顧慮：一是五個目標都是精幹刑警，對這種目標下手，他沒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二是即使僥幸解決了這五位，接下來警方該作何反應？畢竟是殺了五個警察，一旦警方大動幹戈進行調查，自己逃得脫嗎？

　　朱老板既沒有足夠的信心，又對自身安全深感擔憂。可任務擺在那兒，拒絕是不行的。思前想 後，那就隻有一個辦法了——把這個任務攪黃了。“蝙蝠”曾經交代，由他選擇下手時機和地 點，朱益慶接到通知後即刻行動。如果目標都藏匿起來，或者幹脆玩消失，“蝙蝠”無法探知他 們的行蹤，那行動命令也就沒法兒下達了。怎樣才能讓這幾個目標玩消失呢？朱益慶苦思冥想， 終於有了辦法——這，就是五封警告信的由來。

　　朱益慶瞞著臧、蔡夫婦，把自己親手繪就的警告信分別寄給五個目標後，一連多日沒接到“蝙蝠”的行動指令，尋思可能達到預期效果了。

　　眼見得日曆一天天翻過去，距離年終不過十天了，朱益慶以為這個任務多半黃了，不料12月 21日下午，隨著電話鈴驟響，“蝙蝠”下達了第一道指令。 指令很詳細，不但包括目標郭振堂此刻所在的具體位置、在幹什麽，還對使用什麽凶器、如何下手進行了詳細交代，甚至具體到行動人員把刀捅入對方身體後不要拔出。朱老板別無選擇，隻好指派臧柳川出動。臧的表現倒還真是“言行一致”，麵不改色點頭接受指令，但選擇凶器時沒拿 “蝙蝠”派人送來的軍用匕首，而是在朱益慶三年前從老伊那裏買下的十把攮子中隨手取了一把。朱老板叮囑他下手後讓刀子留在目標身上，他點頭表示理解，說應該這樣，如果拔刀，血會噴出來，弄髒了衣服就不容易脫身了。

　　郭振堂被殺後，“蝙蝠”的指令接連而至，臧、蔡夫婦竟然都能順利完成使命，安全脫身。警方那邊似乎也沒啥太大的動靜，朱益慶正暗自慶幸，不料12月26日與薑孝順邂逅，無意間得知警方正準備找老伊外調。那一刻，他真有一種“腸子悔青”的感覺！

　　有一段時間，朱益慶幫著那個英國神甫收集中國民間的冷兵器，一度跟老伊交往頻繁。後來，老伊喝酒毀了身體，朱益慶的上家英國神甫也沒了音信，他跟老伊也就不聯係了。現在聞知警察找老伊外調，他擔心老伊將他的情況和盤托出。

　　朱益慶倒還沉得住氣，當晚冷靜作了一番分析後， 也不跟蔡少仙、臧柳川商量，獨自製訂了滅口方案。當然，殺人不是兒戲，還是謹慎一點兒好。

　　次日朱益慶趕在薑孝順之前到小北直街拜訪老伊，見麵後問了問情況，得知外調人員是市局警 察，而且有派出所民警陪同登門，心裏不禁一凜，尋思肯定是作案凶器被警方瞄上了。遂決定下 手，把老伊誘到“祥元閣”給毒殺了。

　　朱益慶身為綁架團夥成員，策劃犯罪活動的活兒做得還不錯，但讓他搞具體行動，那就顯出科班出身和野路子的差別了。製訂滅口方案時，他專揀有利於自己的方麵想，根本沒考慮過滅口後看似消除了隱患，其實又留下了新的隱患——警方在調查老伊命案時肯定要追查到其外甥薑孝順身上，而薑孝順在案發前夜遇到過自己，這個情況警方馬上就會知道！朱益慶是在毒殺老伊返回西藥房後突然意識到這一點的，像是武俠小說中遭了高手點穴一樣，頓時呆若木雞，一時竟動彈不得。半晌回過神來，發現臧柳川、蔡少仙夫婦站在對麵，正狐疑地打量著自己。這對夫妻還從未見過他們一向敬重的黃師爺、朱老板這般失魂落魄，不知發生了什麽情況，想問又不敢。 恢複鎮定後，朱益慶立刻作出了一個決定：把真實情況告訴兩個部下。

　　聽朱益慶如此這般一說，蔡少仙有點兒坐不穩當了，臉上變顏變色的，倒是其夫臧柳川還挺得住，不但沒有一絲緊張，反倒哈哈大笑。朱益慶以為這主兒被嚇得精神失常了，正沒奈何時，對方開口了：“不瞞老板說，我一直想去香港或者台灣。以前給‘軍統’幹事的時候，我手上沾的血太多了，有日本人和漢奸的，也有不少中共地下黨的，要是讓共產黨抓到的話，槍斃我十個來回都富餘。廣州淪陷（指解放）前我想逃港，被這妖精拖了後腿（說著狠狠剜了其妻一眼）。上月，‘團體’來人讓我歸隊時對我說過，幹一陣兒可以去香港，還給了我一個聯係地址。現在既然快穿幫了，那老板您就把西藥房關了，咱們三個偷渡去香港，轉而投奔台灣。不管怎麽說，這個任務完成得不錯，咱們算是有功人員，沒準兒還可以被黨國封個官兒哩！”

　　一語提醒了朱益慶，尋思要說活路吧，這倒真是一條。當下，三人就商量如何善後。

　　朱益慶有了教訓，這回不敢草率了，針對如何趕在警方的偵查觸角伸到“益慶西藥房”之前做好關店、變賣存貨、聯係偷渡以及萬一被警方盯上如何脫身等事宜進行了詳細謀劃。蔡少仙畢竟是婦道人家，擔心時間不夠，還沒準備好就被警方一鍋端了。朱益慶解釋說，薑孝順能夠向警方提供的線索也就是他跟老伊在解放前的交往，當時他化名“穆三鑫”，身份則是一個冷兵器的買家，老伊並不知道他在經營西藥店。廣州這麽大，警方不會那麽快就查到他身上。所以，我們肯定可以趕在警方把偵查觸角伸過來之前從容赴港的。 這麽一說，蔡少仙才稍稍心安。三人做了分工，各自分頭準備。接下來的幾天，準備工作比較順利。

　　朱益慶聯係上當地的蛇頭，付了預付款，對方答應馬上著手安排船隻。因為這是生死之旅， 要做好最壞的打算，負責置辦武器的臧柳川不知從哪裏搞到了三支衝鋒槍、子彈若幹和十二枚手 榴彈，偷渡時萬一遇到警方的攔截，這樣的火力足夠對抗一陣子了。同時，也找到了幾個對藥房 感興趣的下家，轉讓事宜即將進入洽談階段。

　　1月10日一早，藥房正常開門營業，蔡少仙發現門縫裏塞進了一張推銷春節期間合家歡聚攝影服務的廣告單。臧、蔡夫婦不知道“蝙蝠”和朱益慶是如何進行聯係的，以為是尋常的推銷廣告，況且這家照相社就在附近，上月也以這種方式發過廣告。蔡少仙隨手就要把廣告單扔進紙簍，被從後堂出來的朱益慶看見了，便問這是什麽，聞知是從門縫裏塞進來的，朱說讓我看看，拿著就去樓上了。進屋一檢查，朱益慶發現了密件暗號，隨即塗拭顯影劑，密件的內容讓他大為震驚——華南分局社會部日前兩次派員前往廣州市公安局檔案庫，疑係查閱五年前被日偽省會警察局端掉的“福嬰堂”一案的卷宗和物證。密件的末尾，還有“蝙蝠”的三字指令：盼嚴防！

　　在綁匪這一行中，朱益慶的脾氣算是比較溫和的，通常也不爆粗口，他自認為是讀書人出身，民國年間的初中畢業生也算得上是知識分子了。雖然做了綁匪，但軍隊有儒將，綁匪中自然也可以有“儒匪”。而此刻這個“儒匪”麵對著上司的無厘頭指令，再也無法保持儒雅，忍不住破口大罵。為什麽呢？因為“蝙蝠”的三字指令純係風涼話。警方已經查到“福嬰堂”了，那也就知曉了朱益慶和蔡少仙的麵容、經曆，再往下追查雖有難度，找到“益慶西藥房”頭上也是遲早的事。都到這一步了，讓朱老板怎麽“嚴防”？ 不過，這會兒罵誰都不管用。眼看著進入了大難臨頭的節奏，隻有想辦法扭轉被動局麵才行，朱益慶的腦子又開始高速運轉。反複思量下來，他對上司的這封密函越來越疑惑。既然警方已經查明了自己的底細，上司應該知曉利害，為什麽下達的指令僅僅是“嚴防”呢？西藥房是固定不動的，又不是一條船，人家若是找上門來，還有什麽可防的？那就隻有拚了。當然，拚肯定是拚不過的，這個結果，“蝙蝠”也該知道。那他為什麽還要下達這種狗屁指令呢？難道是故意讓我們送死？若是如此，何必又送來這份密件提醒我呢？讓我們稀裏糊塗被警方端了不是更好……

　　整整一天朱益慶都在琢磨這事，晚上更是輾轉反側。思來想去，不得其解。看來還得趕緊行動， 盡快逃離廣州才是上策。

　　天明後，朱益慶把昨晚琢磨良久的問題簡略跟臧、蔡夫妻說了說。臧柳川深以為然，蔡少仙提醒 朱益慶，說我們先得把門外貼著的轉讓啟事撕掉。朱益慶連連點頭：“對對，不但要把啟事撕 掉，還要把糨糊痕跡擦幹淨。現在不能提轉讓西藥房之事了，否則容易引起共黨公安的注意。” 可這樣一來，他們手頭的錢鈔就有點兒緊張了。此前為了支付偷渡費用、購買武器，錢已經花得 差不多了，三人逃港後的生活開銷該怎麽解決呢？盡管他們手裏有槍，但香港那個地方人生地不 熟，不可能就地作案，不但不能作案，想在香港混下去，他們還得拜碼頭，這都需要錢。因此， 朱益慶主張不能兩手空空去香港，總不見得偷渡到香港去做叫花子吧？而臧、蔡夫妻倆的意思 是，活人不能讓尿憋死，共黨公安都快找上門來了，還是趕緊滑腳為好，到香港後再作計較。實 在無路可走了，還可以投奔“保密局”駐港辦事處。臧柳川說：“咱們是為黨國效命遭共黨追緝 才逃港的，是黨國的忠臣，黨國理應解決咱們去港後的生存問題。”

　　朱益慶可沒有臧柳川那麽想當然，頂頭上司“蝙蝠”在自己麵臨危機的時候都坐視不救，何況從 沒打過交道的“保密局”駐港辦事處？逃港自然是要逃的，還必須盡快，投奔“保密局”駐港辦 事處也不失為一條出路，但在這之前，為爭取最優厚的待遇，最好是弄樁什麽額外功勞給辦事處 一個驚喜。他把這個想法一說，膽子賊大行事向來不計後果的臧柳川提出，幹脆把追捕咱們的共 黨公安幹掉，作為晉見之禮。

　　作為“30 小組”的頭目，朱益慶自然懂得未經請示擅自行動（而且是重大行動）是違反“團體” 紀律的，但是，“蝙蝠”並沒有給他留下緊急狀態下的聯係方式，他們三人明知危險正在逼近， 總不成坐以待斃。相信上峰應該能夠理解，況且，此舉一旦成功，產生的效果必定比暗殺五個黨 國叛徒的行動強上百倍，他們不但無過，而且有功。 就這樣，一個針對專案組偵查員的“反製計劃”形成了。

 十一、寶馬R35

　　“30小組”的“反製計劃”，“55小組”一幹偵查員當然不可能察知，此刻，他們正在對案情的 細節進行研判，以便製訂下一步的偵緝方案。

　　根據目前所掌握的情況，偵查員分析案犯的作案動機可能不僅僅是為報仇—— 如果黃芝君真的那麽講江湖義氣，為什麽不在廣州解放前下手呢？那段時間，國民黨警察局個個人心惶惶，內部管理更是混亂，案犯暗殺警員的難度要小得多，作案後逃避偵查也容易得多。可是，黃芝君根本沒有行動，也沒有放出任何有關報仇的風聲。廣州解放伊始，他卻先發警告信， 再實施暗殺，三天內連殺五人，又對知情人老伊采取滅口手段，這似乎不合情理。 如果不是為了報仇，那又是出於什麽動機呢？偵查員注意到，五年前被日偽省會警察局處決的“福嬰堂”五名綁匪中，老二區天佑、老四何驍勇是表兄弟，係馬來亞（今馬來西亞）華僑，早年當過海盜，因受通緝逃亡來華。當年日偽警察局在分析黃芝君、倪和娟的下落時，還曾考慮過兩人是否逃往馬來亞，向馬來亞的日本占領軍發函請求協查，但之後再無下文。此刻偵查員懷疑，係列命案也許有海外背景，說不定與馬來亞當地黑幫有關。

　　分析到這裏，亓舞牧提醒偵查員，案子的背景越來越複雜，指不定會有什麽樣的意外發生，大家 一定要多加小心，注意安全——當然，話是這樣說，大家也有思想準備，可誰也沒想到對手竟然 動著突襲專案組的腦筋！

　　接下來研究的是從哪個方向尋求突破。一番討論下來，偵查員認為有三個方向可以考慮——

　　一是黃芝君前往小北直街時曾使用的摩托車。其實這個調查方向在兩天前的案情分析會上也提出 過，當時專案組掌握的線索有限，有些無從下手的感覺，暫時放棄了。現在的情況不一樣了，雖 然到目前為止專案組尚未掌握那輛摩托車的品牌、式樣、顏色、牌照以及可能存在的個體特征 （比如受損痕跡、個性裝飾等），隻有幾張該車在伊宅後門留下的輪胎痕跡的照片，但專案組已 經從市局的檔案庫裏找到了當年“福嬰堂”所有綁匪的合影，知道了黃芝君的確切相貌，可以通 過走訪現場區域的居民、商家、小販甚至全市各加油站收集線索。

　　二是冷兵器。據薑孝順回憶，其舅舅老伊跟“鑫叔”開始交往的時間段，老伊正在做冷兵器買 賣，“鑫叔”與其交往頻繁，多半跟冷兵器有關。由此推斷，黃芝君也曾做過冷兵器生意或者有 收藏冷兵器的愛好。廣州這麽大，具有各種各樣收藏嗜好的人肯定不少，有相同愛好的人為豐富 自己的收藏，就會紮堆交流，搞些買賣或轉讓之類的動作，專案組可以對冷兵器收藏愛好者進行 訪查，以期查摸到黃芝君的蛛絲馬跡。

　　三是薑孝順曾經提及，老伊被害前一天晚上他跟“鑫叔”邂逅時，對方手裏拎著一個藤編提兜， 裏麵裝著兩個貼有彩色標簽的瓶子。薑孝順隻是一瞥而已，未曾留意是酒還是醬油之類。當時偵 查員判斷“鑫叔”可能住在附近，在周邊一公裏範圍內進行過查摸，未果。現在看來，這個細節 也是重要線索，有必要請薑孝順再次回憶，同時對附近的槽坊、醬園等進行調查。

　　專案組長決定，三個方向的調查同時進行：陳君臨、張百行、麥善謀各帶六名便衣，分查“摩托車”、“冷兵器”和“兩個貼有彩色標簽的瓶子”；尹小白隨亓舞牧留守駐地，亓舞牧坐鎮抓 總，尹小白作為機動。當天，三路人馬調查下來，並無收獲。

　　1月11日，調查繼續，負責調查摩托車線索的陳君臨一路似乎撞到了好運。 陳君臨長期從事地下工作，白色恐怖下的對敵鬥爭極為凶險，他腦子裏形成了“有時可以反其道而行之”的思維模式。這天就是這樣，原本是要到老伊所在的小北直街區域繼續走訪的，如果未能查到線索，就轉而前往“祥元閣”那邊，走訪飯館周邊的商家、居民、小販等。一上午查訪下來，還是白板一塊。

　　中午，七名偵查員在一家路邊小店午餐，每人一碗麵條、兩個饅頭。折騰了一上午，大家都已饑腸轆轆，當下風卷殘雲。吃過飯，眾人出了飯館，各自騎上停在門口的自行車正要出發，忽聽老陳輕聲道：“等等！” 六名外援便衣一齊看著陳君臨，隻見老陳擰眉沉思片刻，忽然把車龍頭轉了個向，嘴裏一聲“跟 上”，蹬車疾行而去。眾人不知他葫蘆裏賣的啥藥，又不便問，隻有緊隨其後。 原來，陳君臨忽然想起薑孝順在那家鹵菜鋪門前排隊邂逅“鑫叔”的情節，尋思如果黃芝君用來作案的那輛摩托車是他自己所有（或者是向別人借的，但那幾天他一直在用著），那麽他途經鹵菜鋪的時候是否也騎著這輛摩托車呢？沒準兒去鹵菜鋪那裏走訪可以獲得些許這方麵的線索。於是，他臨時決定暫停在小北直街的調查，直奔鹵菜鋪所在的惠福路。

　　大概是每天製作鹵菜時都要親自嚐滋味，鹵菜鋪的辛老板吃得肥頭大耳，對偵查員拱手作揖滿臉 堆笑，酷似一尊彌勒佛。一聊之下，偵查員大感意外，這尊活彌勒竟是革命烈屬——其嫡親弟弟 係東江縱隊戰士，抗戰勝利前夕在戰鬥中犧牲。由於父母皆已病歿，解放後政府把追認其弟為革 命烈士的證書送到了辛老板手裏。辛老板對革命的認識不一定到位，但對與其烈士老弟同一個陣 營同一條戰壕的偵查員的配合卻絕對到位。聽陳君臨說明來意，他說萬分抱歉，同誌您所說的那 天傍晚，敝人有事外出不在店裏，對您幾位需要了解的情況不甚清楚。不過沒關係，我這就把店 裏的夥計全部集中起來，有什麽問題，盡可以問他們，如果需要，我可以暫停營業，您想問多久 就問多久。

　　陳君臨對其如此配合甚為感激，但尋思暫停營業的話，不但於商家有損失，這消息四下一傳，還 可能對調查不利。所以，再三感謝後予以婉拒，還是采取了把夥計輪流請至後堂談話的方式。

　　一番接觸下來，果然有收獲。鹵菜鋪十六歲的學徒蘇阿良向偵查員反映，那天傍晚（就是老板有事外出的那天，所以記得很清楚），旁邊巷子裏突然爆出一陣喧嘩。阿良這年齡正是喜歡湊熱鬧的當兒，很想去看一下究竟是怎麽回事。可是，此時正是出售鹵菜的高峰時段，手頭的活兒根本放不下來，隻好打消念頭。勞動紀律是遵守了，但好奇心得不到滿足，卻是使他十分難熬。結束營業之後，他立刻借倒垃圾的機會，去隔壁巷裏向熟識的小夥伴打聽先前發生了啥事兒。

　　人家告訴他，有一個來你們鹵菜鋪買鹵菜的顧客，是騎摩托車來的。他把車停在巷口，待買好鹵菜返回時，正好有個清道夫拉著一輛垃圾車從巷子裏出來，沒留心，把摩托車蹭掉了一塊餅幹大小的噴漆。那顧客自是惱火，扯住了那個佯裝不知，拉著垃圾車就要開溜的清道夫。兩人先是爭吵，清道夫可能自忖個子高大，又年輕力壯，伸手推搡對方。不料那個看上去一副老板樣、四十來歲的顧客卻是會功夫的，他一手拎著裝鹵菜的精致藤編提兜，另一隻手看似毫不費力地一揮，竟把清道夫推得連連後退，要不是後麵有牆壁，肯定跌成一個朝天元寶。清道夫大怒，欲從垃圾車上取工具動家夥，被眾人阻攔。那老板模樣的男子無意糾纏，把提兜往摩托車龍頭上一掛，跨上車座發動引擎就離開了。

　　偵查員隨即請蘇阿良領著去隔壁巷子找那幾個小夥伴。問下來，騎車男子的年齡、外形和穿著跟 薑孝順那天巧遇的“鑫叔”相同。又問了摩托車的特征，說是一輛紫紅色的兩輪摩托，什麽品牌 誰也說不上來。建國初期中國自己還沒有生產摩托車的廠家，各地的摩托車全部是民國時期留下 來的舶來品；不過，“鑫叔”騎的摩托車另有一個新添的特征，那就是車身左前側的金屬護板被 垃圾車蹭掉了一方噴漆。當然，偵查員最關心的是摩托車的牌照號碼，但這幾位誰也沒有留心。

　　於是擴大調查範圍，跟當時在場的圍觀者都一一接觸，最終有六人一致認定，牌照的最後兩位數 字是“37”。 這就好辦了。偵查員前往市局交警大隊查摩托車牌照檔案，把所有尾數 37 的車輛濾了一遍，紫紅色的一共有二十三輛。根據檔案信息，連夜分頭前往這二十三名車主住所地的管段派出所，了解這些車主的身份、年齡、職業、政治麵貌等情況。然後，即由派出所民警陪同前往車主住所查看摩托車。最終的結果是：二十二輛摩托車的車主在12月26日傍晚都沒去那家鹵菜鋪購買過鹵菜，他們的摩托車均無被刮蹭過的痕跡，也沒有補過漆。最後一輛摩托車的車主齊一鳴在一個月之前因曆史問題被拘捕，目前關押於西山分局看守所。據其家人稱，其名下的那輛摩托車在其被捕前七八天失竊，當時曾報過案。

　　次日，陳君臨等七偵查員前往西山分局。了解下來，齊一鳴是留美學無線電技術的，抗戰前期回 國，係廣州郵電局高級工程師，但隻上了半月班就被國民黨海軍作為技術人才挖去，任命其為戰 時無線電通信技術特別研究室副主任，少校軍銜。之後，齊一鳴一直效力海軍，直到抗戰勝利。1946年初，齊退出軍界，進了南京市郵電局。1949年春，國民黨政府逃竄廣州，齊辭職去了上 海，在上海美資電話公司當高級技術顧問。1949年10月中旬，因技術問題與上海郵電係統軍管 幹部發生爭執，提出辭職，未等組織回音即返回廣州老家賦閑。不久前，上海方麵向廣州市軍管 會發公函要求審查齊的政治曆史問題，軍管會隨即指令西山分局對齊實施拘留。那輛被竊的摩托車係德國寶馬R35，據齊一鳴本人交代（警方在其家中也搜出了購物發票），係齊在1949年5月 2日於上海中央商場購買，屬於漢奸抄沒物資中的清理商品，遠比市場價便宜，齊斥資購下，作為在滬工作、生活的交通工具。幾個月後齊“憤而辭職”，打點行李返粵，這輛寶馬R35 就是其中一件最重要的行李。

　　廣州市軍管會下令對齊實施拘留審查前，曾讓分局派員數次找其詢問情況，想動員他主動返滬複 職，即使上海方麵要審查政曆問題，也可由上海進行，遭到齊的拒絕。這種談話，被齊認為“純 屬騷擾，不堪忍受”。所以，他想在家賦閑，其實也根本沒有心思，這輛摩托車雖然上了廣州牌 照，但返粵後很少使用。失竊那天，齊一鳴的侄子齊致良借了摩托車攜女友去白雲山遊覽，傍晚 返回，在海幢區一家新開的飯館共進晚餐，離開時發現停在門前的車子不翼而飛，因此還跟飯館 方麵發生爭執。雙方鬧到派出所，所方認為這是一起盜竊案，讓車主向海幢分局報案，海幢分局 立案調查，但並未獲得任何線索。

　　生性謹慎的陳君臨又轉而在派出所配合下對齊一鳴的親友、鄰居進行了調查，查明齊由滬返粵後 很少外出，也沒有什麽外人來訪。專案組由此得出結論，這輛寶馬R35就是黃芝君作案使用的交 通工具，齊與黃芝君應該並不相識，與係列命案沒有關係。至於黃芝君是怎樣得到這輛摩托車 的，偵查員估計有可能是其從黑市上收購的贓物。

　　接下來的調查，就要從摩托車竊案和銷贓方麵著手了。亓舞牧為充實陳君臨那一撥的力量，指派 偵查員尹小白前往，對尹說的是“你和老陳兩人共同主持偵查”。但尹小白跟陳君臨見麵後，把 專案組長的指示作了“篡改”，說“組長命令小白向您報到，由您調遣。您這邊有什麽苦活兒累 活兒，盡管派給我，小白沒啥本領，但覺悟是有的，而且正在提高，幹勁也不缺”。陳君臨聽張 百行私下說過，小白同誌正在爭取入黨，當下信以為真，哪裏想到這位全組年齡最小、平時看似 最沒正形的同誌竟是五個偵查員中參加革命時間最早、黨齡排第二的資深人物？

　　尹小白故意“篡改”亓舞牧的指示，用他事後的解釋是“怕麻煩”。小夥子文化程度不高，最怕 的是沒完沒了的“開會研究”。而據其感覺，資深地下工作者陳君臨可能會“性格使然加經驗教 訓”，很喜歡“開會研究”，尋思如果按照組長所說的“共同主持”，那還不老要扯了他研究事 兒？所以，尹小白就玩了這一手。

　　對於尹小白過來增援，陳君臨倒是很高興。他知道這小夥子熟悉廣東的風土人情，對幫會黑道、 多種行業各色人等的知曉了解程度，甚至超過了他這個長期在廣州搞情報的秘密工作者。當下就把情況跟尹小白說了說，問尹小白有什麽想法。尹小白說兄弟提個建議，是不是可以考慮派我去這邊的地下黑市轉悠幾天，如果運氣好的話，沒準兒很快就能查摸到把贓車銷給黃芝君的家夥。陳君臨正有此意，立刻給尹小白調配了兩個助手，陳君臨則和另外四個外援便衣調查已經從分局接過來的摩托車失竊案。

　　尹小白擅長跟黑道打交道，他以前在香港時曾有過數次臥底經曆，有過千鈞一發、生死一線的體驗，現在接下了跟黑市黃牛之類打交道的活兒，自是熟門熟路。當晚回到駐地時，已經過了午夜，他一時還不想睡，便去了辦公室，尋思最好老亓犯了迷糊，把那罐好茶葉留在外麵。這老亓太摳門，那茶葉他也就是專案組成立當天拿出來過一次，然後就不知藏哪兒去了。進了辦公室，茶葉罐沒發現，倒是見桌上放著機要員剛送來的當天的《敵情通報》。

　　這是由廣州市公安局秘書處每天一期發至各部門的內部資料，上麵有全市各區分局上報市局的上 一天發生的政治、刑事案件和治安情況，說是“通報”，其實是簡報，有的案件簡單到隻有一行 字。

　　尹小白看到黃沙區分局上報的情況時，眼睛突然一亮：昨天晚上九時許（即四五小時前）， 該區叢桂路“祥雲影劇院”門前發生一起有五十餘人卷入的流氓鬥毆案，雙方爭奪的是一輛寶馬 R35兩輪摩托車。據被捕的案犯供稱，該車係一輛無主車。對於這類混混兒來說，沒錢花時即使是有主車也會去撬竊，何況是一輛無主車，於是就有人想把這輛摩托順走，來一個無主變有主。

　　當晚，一夥混混兒來到影劇院門前，準備實施所有權變更，不料，不知何人把消息泄露出去了，另一夥經常在這邊活動的混混兒也在動這輛摩托的腦筋。兩夥混混兒劈麵相遇，最初是“據理力爭”，雙方都主張“發現權”。這當然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接下來就是談判，按照見者有份的規矩，雙方商量一個分配比例。但這個比例談得很不順利，最後發展到動手。

　　雙方都是有備而來帶了家夥的，匕首、鐵尺、三節棍、九節鞭，據說有人還揣著自製手槍，石灰 包胡椒粉之類的陰招那更是不消說了。這一架要是真打起來，多半會出人命。幸虧公安大隊戰士 荷槍實彈巡邏經過，見狀立刻鳴槍警告，然後下手拿人，雙方將近五十人連同爭議物摩托車一並 帶進了分局。

　　因為其中有摩托車，這則通報引起了尹小白的注意。但通報裏麵沒寫這輛摩托車的牌照號碼，尹 小白就用內線電話打到黃沙分局，一問，果然是齊一鳴失竊的那輛寶馬R35！

　　尹小白立馬去宿舍 把陳君臨喚醒，一說情況，老陳立刻就沒了睡意。兩人商量下來，決定先不驚動已經歇息了的亓舞牧和其他偵查員，就他倆夤夜悄然出動，對相關情況進行了解，如發現蛛絲馬跡，則再視情增加警力。 陳、尹騎著自行車先去“祥雲影劇院”，敲門喚出守夜人老王，不問別的，單問這輛摩托車在影劇院門前停多長時間了？老王的工作是負責夜晚照看，每天都是在家吃過晚飯來上班，次日天亮下班。照規矩，上班後、電影或者演戲結束以及下班前都要在大門外麵巡察一番，其餘時間都在影劇院裏麵待著。昨天早晨下班前老王去大門外巡察時沒見到那輛摩托車，晚上上班時看到了，當時旁邊已經站著幾個小混混兒，老王還以為是他們騎來的呢。

　　看來這輛摩托車是白天停在影劇院門口的。那麽，這期間有誰留意過摩托車的情況呢？老王說這 要去問清潔工姚嫂，白天她要把影劇院打掃一次、撿拾門前的垃圾雜物。姚嫂家就住在影劇院後邊的巷子裏，當下偵查員便去敲門。了解下來的情況是，上午姚嫂打掃門口時並沒看到那輛摩托車，午後出來撿垃圾雜物，那個位置停的是一個賣烤紅薯的攤頭，下午五點再次出來撿垃圾雜物，才發現那個位置停著一輛摩托車。

　　那麽問題就來了，摩托車停在影劇院門前的時間並不長，那兩夥小混混兒憑什麽認為那是一輛無 主車呢？兩位偵查員隨即去了黃沙分局，請值班領導立刻派車把該案的承辦警員接來。

　　1月13日淩晨三時許，該案承辦警員、留用刑警老劉睡眼蒙矓、哈欠連天地出現在陳君臨、尹小白麵前。聽尹小白道明來意，老劉說這個細節他在訊問時也注意到了，據主張享有“發現權”那夥混混兒的頭目許晉康說，他是在下午三點多從附近的“新新溜冰場”出來時得到報告的，報告者是家住附近的一個少年——以許晉康在那一帶的名聲，絕對是小太保們心中的偶像，平時經常有這類少年向他報告各種小道消息。當時那少年報稱，“祥雲影劇院”門前停有一輛很新的紫紅摩托車，已經停了幾天了，好像是無主車。許晉康以前沒少幹過把停在公共場所的自行車、三輪車、摩托車順走的活兒。當下聞之心裏一動，就拐到那裏去查看，果然有那麽一輛摩托。許晉康有點兒迷信，平時幹這種歹活兒之前總要“看天意”，遂掏出一枚寸身不離的古錢幣，默念一聲“敬遵天意”，朝上一拋，錢幣落地，正麵向上——正合“天意”。於是他就找到兩個心腹弟兄，讓他們約齊一夥人，當晚到影劇院門前會合。 另一夥小混混兒的頭目沈小山的說法是，他的表弟在許晉康手下廝混，有時會在不經意間透露一些許晉康的情況。那天也是這樣。因父母當晚去參加朋友婚禮，表弟就到他家來吃晚飯，飯桌上說其接到許晉康的通知，晚上七點前往影劇院，要把那裏的一輛無主摩托弄走，還關照去的人都要帶上家夥，以防和他人發生衝突。沈小山一聽馬上來勁，他最近手頭正緊，尋思把這輛摩托車弄到手的話，變賣後就可以花一陣兒了。 主意打定，他趁著去灶間端湯時，悄悄向母親告密，說表弟身上揣了一把鐵尺，今晚要去跟人搏性命。沈母聽著嚇了個激靈，尋思老妹難得把外甥托付一次，如果出了問題，那可就沒法兒交代 了。跟丈夫悄悄一嘀咕，就把外甥給看住了。那小子年已十六，個頭兒高力氣不小，對父母叛逆 慣了，卻不敢跟姨媽夫婦耍橫——姨夫曾經當過拳擊教練。沈小山則借口去朋友家，溜出門糾集 人馬去了。

　　拂曉時分，尹小白、陳君臨返回駐地，亓舞牧已經起床，正在院子裏站樁。聽他們報告了情況， 沒發表意見，隻讓兩人馬上休息，睡一覺起來再分析案情。尹小白年輕精力充沛，心裏惦著這條線索，雖然幾乎一夜未睡，躺下後也總覺得睡不踏實，不過迷糊了一個多小時，再也睡不著了，幹脆起床去了亓舞牧的辦公室。專案組長明知他急著查線索，卻絕口不提線索的事，關照他再去睡一會兒，養足精神，今天的工作估計會很緊張，而且要有打持久戰的準備，否則怕他頂不住。尹小白心下狐疑，難道今天有什麽大動作？想跟組長打聽，卻見亓舞牧不耐煩地衝他揮揮手。共事這些天，他已經知道了組長的脾氣，盡管心裏有疑問，也隻能忍著了。

十二、滅頂之災

　　回過頭來，再說“30 小組”。那二男一女此刻的心情可以用興高采烈來形容，因為專案組已經著 了他們的道兒，鑽進了精心設置的圈套。圈套的設計者並非組長黃芝君，也不是昔日“軍統”的 編外殺手臧柳川，而是曾經的女綁匪蔡少仙！別看蔡少仙是一介女流，護校出身，沒有上過特工培訓班，沒有讀過中外偵探小說，平時也從來不看報刊，連福爾摩斯是何許人都不清楚，可是，這次她想出的主意，令朱益慶不得不刮目相看。

　　先前朱益慶主意打定，要趕在警方把偵查觸角伸至“益慶西藥房”前，對專案組偵查員實施“反 製”，以此作為逃港投奔“保密局”駐港辦事處的晉見之禮。這個想法倒是不錯，但缺乏實施條 件。朱益慶左思右想，思路始終卡在“怎樣察知專案組情況”這一點上。即使不是幹特工的，比 如像許晉康、沈小山那樣的混混兒，他們在跟對手群毆之前，也會摸一摸對手的底細，比如有多 少人？頭目是誰？有沒有厲害的靠山？等等。而“30 小組”乃是黨國正牌特工組織，在“國防部 保密局”有備案的，要實施“反製計劃”，那當然必須了解目標最基本的情況，比如專案組有多 少人？駐地在哪裏？活動規律如何？可是，“30 小組”目前隻知道華南分局社會部已派專人對係 列命案進行偵查，其他一概不知，這叫他們如何製訂行動方案？

　　臧柳川、蔡少仙見朱益慶愁眉苦臉，知道“反製計劃”遇上關鍵性的難題了。夫妻倆私下嘀咕， 咱三個是一根繩子上拴著的螞蚱，現在內地已是共產黨的天下，要想活命隻有去海外。眼下頭兒 沒轍，按理說咱倆不該打擾他，讓他靜心想解決法子。可是，誰能保證頭兒肯定能夠想出法子來 呢？倒不如跟他說說，把難題端出來，不是說“三個臭皮匠，頂個諸葛亮”嗎？

　　於是，臧柳川就大著膽子向朱益慶建議，老板您有啥一時想不透的難事兒，如果不涉及黨國重大機密的，是否可以跟我和少仙說說？朱益慶尋思，此刻也隻好死馬當作活馬醫了，那就說說吧。 沒想到，把麵臨的難題一說，真的就把死馬給救活了，而且出主意的竟是蔡少仙。

　　那麽，蔡出的 是個什麽主意呢？

　　蔡少仙說，之前老板您不是開了那輛寶馬R35去為老伊“送行”的嗎？我估摸警察肯定已經查訪 到這個情況了，您顯然也估料到這一點，所以把摩托車停在後院庫房裏沒再用過，還說等過了風 聲把車噴成其他顏色，再設法處理掉。我現在想，是不是可以考慮把這輛車開出去，停在某個熱 鬧的公共場所。然後，給管段公安分局或者派出所打電話，說那裏停著一輛無主摩托。估計警察 正在尋訪這輛車，肯定會立刻趕到現場去查看，去的人當然就是正在調查案子的專案組便衣了。 我們呢，事先在附近待著，待便衣查看過後，我們就悄悄跟著，那不就可以知道他們的駐地了 嗎？知道了駐地，其他事兒就好辦了。

　　朱益慶聽著，茅塞頓開。茅塞頓開之後，思路也就靈活了，對蔡少仙的建議作了些修改，比如把 “打電話給警方”改為“掏點兒小錢收買小太保命其去告知當地的小混混兒頭目”，待那些小混 混兒把車順走後，再向警方打電話舉報。為引起他們的重視，可以報出摩托車牌照中的兩三個數 字——共黨公安應該已經查到這輛車的牌照號碼了。

　　當然，還有細節需要考慮：拋棄摩托的地點，以戲院、影劇院最佳，因為那裏是小混混兒喜歡聚 合的地方；另外，最好選擇一家馬路對麵有旅館的戲院，找一間臨街的房間入住，可以架起望遠 鏡觀察對麵的情況；準備好自行車，臧柳川體力好，騎車跟蹤的活兒就由他負責；朱益慶則去弄 一輛汽車，待發現那些便衣的駐地後，三人以汽車、自行車、路人步行等方式輪流“路過”，弄 清楚專案組的人數和活動規律。

　　昨天下午，朱益慶駕著從一家修車廠租的一輛小型貨運卡車，和臧柳川一起把那輛寶馬R35運到 “祥雲影劇院”附近卸下，再由臧柳川把摩托車開到劇院門口。劇院斜對麵的旅館裏，蔡少仙已 租下臨街的房間，臧在這裏架上望遠鏡觀察。蔡按照預先的策劃，在劇院門口轉悠，順利物色到 一個小太保，以兩張電影票的代價讓他向小混混兒幫夥的頭目傳遞無主摩托車的信息。稍後，臧 柳川通過望遠鏡觀察到小混混兒頭目許晉康到現場查看摩托車，便知此事已經基本搞定了。

　　接下來發生的事情，超過了朱益慶的預期，一下子竟然來了兩幫混混兒，正好被市局公安大隊巡 邏組發現，連人帶車一古腦兒兜進了分局。這就更加省事，毋須向分局打電話“反映情況”了。 隨後，蔡少仙、臧柳川躲在旅館房間裏，進入了漫長的等待，看手表已是淩晨兩點多了，卻還沒 動靜。兩人正嘀咕會不會遇到粗枝大葉的警員辦理小混混兒竊車鬥毆一案，沒留意車牌號碼時， 影劇院門前來了兩輛自行車，兩個身穿便衣的男子下車後即叩響一側的小門，便知必是華南分局 的專案人員來了。

　　臧、蔡立刻溜出旅館，到旁邊巷子裏推上事先停放在這裏的兩輛自行車，待兩個便衣男子騎車離 開，便悄然尾隨，交替跟蹤。雖是深更半夜，馬路上依然有少數機動車、非機動車和路人，臧柳 川還遇到過兩撥巡邏隊——分局組織的警民聯防巡邏隊和市局公安大隊的夜間巡邏隊，因為他穿 著勞動布工作服，而且敢跟人家坦率對眼神，沒有受到盤問。這一跟，從影劇院到黃沙分局，又 從分局跟到專案組駐地。臧柳川讓蔡少仙向朱老板報告，自己縮在附近的巷口“蹲守觀察”。

　　一小時後，穿著一身工裝的朱益慶駕著那輛租來的小型卡車趕來了。朱老板在廣州待過多年，當 年身為“福嬰堂”師爺時，因策劃綁架兒童之需，曾對全市各區主要道路進行過多次踏勘。當下 腦子裏一檢索，便說那裏原是古公館，抗戰時古氏舉家赴美，之後沒再回國，公館被國府沒收， 現在料想已被新政權掌控了，這個地方作為專案組的基地倒是蠻合適的。這時天色已微明，朱益 慶便把汽車停在距專案組駐地大約三十米處的一家毛巾廠大門口一側，打開引擎蓋佯裝修車，藉 以消磨時間，等著偵查員一會兒出門好作觀察。

　　不久，從專案組駐地出來一個白麵書生模樣的男子，就是專案組長亓舞牧。他是出門跑步的，這 是他每天必修的功課。而他選擇的方向，正是朱益慶停車的這一邊，從車旁經過的時候，看到了 正在“修車”的朱益慶。此刻朱益慶穿著一套當時卡車司機常穿的勞動布工裝，頭戴鴨舌帽，臉 部也化過裝（與專案組掌握的照片上的相貌差別較大），相信對方認不出他來。果然，亓舞牧並 沒對其特別留意，隻是一瞥而已，兩人擦肩而過。朱益慶倒是把亓舞牧瞟在眼裏，下意識地把這 副容貌記在了腦子裏。

　　亓舞牧跑出百來米之後，貓在駕駛室裏用袖珍望遠鏡一直盯著他的蔡少仙從門縫裏遞出一句話： “這是個頭兒！” 朱益慶壓低聲音：“何以見得？” 蔡少仙的理由是，剛才從望遠鏡裏看到此人跑過前麵軍隊倉庫大門時，從裏麵出來的像是帶班模樣的一個軍人向他立正敬禮。朱益慶立刻警惕起來，尋思這人這麽年輕，就已經當了頭目，那必定是個了得角色。都折騰一宿了，還是先回西藥房吧，省得等會兒那人跑步回來看到自己還停在這裏，起了疑心，那就弄巧成拙了。

　　要說朱益慶此舉已經算是很謹慎了，但他還是低估了專案組長細致入微的觀察力。亓舞牧跑步經 過時，盡管沒有馬上對朱益慶產生懷疑，卻在一瞥之間記下了汽車的車牌號。導致“30 小組”滅 頂之災的導火索，就是這個細節點燃的。其實這時候他們還有逃生的機會，比如返回西藥房後意 識到和亓舞牧的片刻對視可能引起嚴重後果，為防萬一立即逃離的話，那還來得及。可惜，朱益 慶滿腦子都是怎麽衝專案組下手的念頭，對自己的化裝又太過自信，做夢也想不到他還沒想好怎 麽對專案組動手呢，專案組就找上門來了。

　　三人回到西藥房，因為累了一個晚上，倒頭就睡。一覺醒來已是午後，朱益慶把臧、蔡叫到樓 上，正準備繼續商議下一步該怎麽走，忽然聽見後麵院子裏傳來一聲似有似無的細微響動。畢竟 做賊心虛，他馬上吩咐臧柳川下樓去後院看看，又讓蔡少仙去把店堂的大門打開，揭下貼在櫥窗 玻璃上的那紙“內部盤點暫停營業半天”的告示。 臧柳川、蔡少仙下去半晌，卻一直沒上樓，朱益慶意識到情況不對頭。繼而，樓梯上傳來一陣急促的腳步聲，一聽就不是臧、蔡兩人的。朱益慶明白大限已到，立刻從桌上的幾排藥瓶中抓起一個，擰開瓶蓋，取出一粒藥片。剛把藥片放進口腔，房門已被人一腳踢開，亓舞牧一馬當先，如同一頭勇猛剽悍的獵豹，疾如閃電般衝進來。瞅見朱益慶手裏拿著一個藥瓶，手中槍口略抬，瞄都沒瞄就扣動扳機。一聲槍響，朱益慶左手手腕被子彈擊穿，藥瓶落地，瓶中的藥片散落一地。幾乎是同時，西藥房老板已被撲倒，亓舞牧未持槍的左手如老虎鉗一般卡住了他的下頜，稍一用 力，竟把朱益慶的下巴關節卸掉了，頓時口水流淌，那片剛剛放進口腔的藥片從嘴裏掉了出來。 亓舞牧這一套動作猶如行雲流水，也就不過眨眼之間，饒是如此，朱老板也已中毒昏迷，當即送 醫急救。

　　專案組是怎樣探知“30 小組”的“反製計劃”的呢？這個，自有一番原由——

　　拂曉前，陳君臨、尹小白返回專案組駐地。幾乎一夜未睡，兩人皆感疲憊。老陳說小白咱們抓緊時間趕緊休息，眯一會兒也好，上午還有要緊活兒要幹呢——得去追查那個給許晉康報信的少年，他憑什麽知道那是一輛無主車？而且報信後隨即就消失了，這不合常理，按說他此舉是為了討好許晉康，此番立了功，應該去討賞才對啊？所以我分析，這小子多半是受人指使。

　　尹小白自是點頭稱是，可他心裏惦著案子，沒睡多會兒就醒了，起身後在院子裏看到正在站樁的 亓舞牧，本想跟組長討論一下案情，卻被亓舞牧懟了回去，讓他趕緊再休息一會兒。無奈，尹小 白又回到宿舍裏躺了大半個鍾頭，卻一絲睡意也沒有了，再次起身，發現老陳也起來了——跟尹 小白一樣，這兩個多鍾頭，他淨在床上翻烙餅了。

　　一起去洗漱時，尹小白注意到陳君臨的眼睛裏有血絲，明顯是沒睡好，心裏不禁犯了嘀咕：老陳 是專案組年齡最大的偵查員，長期在廣州從事地下情報工作，要說白區鬥爭經驗在專案組首屈一 指，像他這樣的前輩，遇事應該比較淡定呀，怎麽竟至於影響到睡眠了？看來，他一定是想到什 麽重要問題了。

　　一問，果然。老陳說今晨回宿舍躺下，正要迷糊過去，腦子裏忽然一閃念——影劇院門前的這輛 摩托車會不會是黃芝君一夥故意停在那裏的，停車後就讓小太保向許晉康報信。這種做法，好像 是“釣魚”嘛…… 說到這裏，亓舞牧吹響了哨子，說部隊夥房把早餐送來了，開飯吧。尹小白已經饑腸轆轆，正要奔飯廳，卻被亓舞牧喚住，說我煙抽完了，小白你替我跑一趟，買兩盒煙來。尹小白隻好點頭，一邊接過鈔票一邊說，組長您可得幫我先拿三個包子留著，否則，遲來的鳥兒就沒蟲吃了。

　　換作以往，尹小白肯定“健步如飛”，來去匆匆。可是，這趟去了較長時間還沒見回來。張百行說老亓看來您要作好隻拿到一盒煙的思想準備了。後者點頭，說這小子多半是要貪汙我一盒煙錢買點心吃，看他回來我怎麽收拾他。

　　正說著，尹小白興衝衝回來了。進門先把兩盒煙交給亓舞牧，後者則把裝著三個包子的搪瓷盆推給他。哪知尹小白看也沒看，掏出一個小紙包放在陳君臨麵前。

　　“這是什麽？”話剛出口，陳君臨似是聞到了什麽味道，下意識抽了抽鼻子。接著動手打開紙包，裏麵的東西讓人大跌眼鏡——竟是一堆煙蒂！

　　在眾人不解的目光中，尹小白又掏出一個捏成團的煙盒：“這是在出門左轉馬路對麵十七八米處 的那條小巷口撿得的，分布範圍大約兩平方米吧。”

　　陳君臨反應奇快：“你是說‘釣魚’？”

　　亓舞牧也反應過來了。今晨尹小白、陳君臨從外麵回來，他已經聽他們匯報過去“祥雲影劇院” 和黃沙分局調查那輛寶馬R35摩托的大致情況，當時就想到了幾種可能，其中之一就是對手可能 在玩弄“釣魚”伎倆，至於“釣”到了“魚”想幹什麽，還沒來得及往下細想。現在，看了尹小 白在馬路對麵撿得的那些煙蒂，意識到對手昨晚肯定是在專案組駐地外麵守候了半夜。亓舞牧衝 尹小白點點頭：“你剛才出去那麽半天，就是為了這個？”

　　尹小白說：“剛才組長您吹哨子開飯時，我正聽老陳說到這個問題，原本就想出去轉悠一圈的。 您一吹哨子，我就不敢擅自行動了，令行禁止，組長您又是以軍法治組，挨批評倒還沒啥，拳腳 伺候小白這身子骨可是無福消受……”說到這裏，看看亓舞牧的臉色，擔心他手中的筷子要飛過 來了，趕緊回到正題，“所以我就多花了點兒時間，在周邊巷子轉了轉，發現了這些煙蒂和一個 ‘三炮台’煙盒，這是香港貨，不便宜。”

　　對於專案組諸偵查員來說，煙盒和煙蒂的意義自是一目了然。張百行提議立刻全體出動前往現場 進行勘查，看是否還能發現其他痕跡。亓舞牧看看尹小白：“你剛才已經到外麵轉了一圈，最有 發言權，你覺得是否有再次勘查現場的必要？”

　　尹小白沉吟片刻：“那我認為暫時就沒有這個必要了。”

　　對於這個回答，其他三位偵查員陳君臨、麥善謀、張百行都感到不解，更讓他們詫異的是，亓舞 牧竟然同意尹小白的意見。那麽，專案組長的用意何在呢？眾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亓舞牧身上，等 著他解釋。亓舞牧卻不慌不忙地放下筷子：“大家都吃完了吧？吃完了回辦公室待命，善謀，你 留一下。”

　　原來，亓舞牧突然想起了晨跑途經毛巾廠大門口時看見朱益慶在“修車”的一幕。其實，當時他 並未產生任何懷疑，如果沒有尹小白撿回的煙蒂煙盒，專案組長的思維也不會往那一幕上靠。現 在回想起來，就覺得有點兒不放心了。他把麥善謀留下，簡單說了說自己的想法，讓他去一趟毛 巾廠，向門房了解一下該車的一應情況。

　　麥善謀很快就回來了。據門房說，這輛卡車並非毛巾廠的，好像天沒亮就已停在門前了，也不知 是哪裏開來的。大約在五點四十分左右，門房照例前往廠區裏的職工集體宿舍打早鈴回來，那輛 卡車已經開走了。匯報完上述情況，麥善謀有些遺憾地說：“這輛車多半有問題，可惜，門房沒 有留意過車牌號，我們要不要立刻走訪附近的居民？”

　　亓舞牧搖頭說不用，當即從工作手冊上撕下一張白紙，用鉛筆在上麵寫下一組阿拉伯數字遞給麥 善謀：“馬上給市局交警大隊打電話，請他們查一下這個號碼，我們這邊立等結果。”

　　麥善謀不禁對這個年齡相差無幾的上司暗自欽佩，不過就是匆匆一瞥，而且根本沒懷疑對方，卻 下意識地記下了那輛卡車的車牌號。

　　交警大隊報來結果，該車車主係“永旺私立貨車出租行”，應是該行出租的營運貨車。偵查員前 往車行所在地管段派出所跟“永旺”的老板馬盼陽見麵，於是，租車人朱益慶的年齡、外貌、經 營西藥房等信息均被專案組所掌握。偵查員把黃芝君的照片給馬老板過目，後者馬上確認：這就 是租車人朱老板！

　　接下來，就是向管段派出所和區工商管理所、西藥業公會了解“益慶西藥房”及其老板朱益慶的情況，得知西藥房在上月辭退了原先的兩名店員，另雇了一男一女兩個新店員，名字分別是臧柳 川、蔡少仙。根據兩人留在工商所檔案裏的肖像照，偵查員確認他們即是係列命案的兩名男女凶 手，那個女凶手還有另一重身份——前綁架兒童犯罪團夥“福嬰堂”的“保姆”。

　　派出所方麵還告知偵查員，經向附近居民了解，目前該藥房隻有這三人，賬房先生董某於一周前 回增城老家探親去了。

　　出於謹慎，專案組急電增城警方對董某實施秘密監控。

　　隨即，偵查員麥善謀、張百行率外援便衣對“益慶西藥房”進行監視。亓舞牧和陳君臨、尹小白 則對如何采取行動進行了研究。考慮到必須抓活口，可三案犯一定持有武器，而且該藥房還養著 一隻日本狼狗，如何在進入現場的時候不被發現呢？

　　西藥房麵街背巷，前後四進，從街麵店門往裏的第一、二、三進是房屋，第四進是院子，那條凶 猛的狼犬就養在後院裏。從前門突入變數太多（不知道案犯藏在哪一進），專案組的抓捕方案是 隻在前門封堵，抓捕人員從後院爬牆進入，因此，必須在不發出任何響動的情況下先把狼狗放 倒。這個環節讓偵查員有點兒犯愁—— 第一絕對不能開槍射擊；第二是沒法兒用毒藥對付，這畜牲不是土狗，而是鬼子的軍犬出身，接受過嚴格訓練，不可能吃外人投放的食物；第三也不適合使用麻醉槍。

　　亓舞牧跟永漢公園（廣州動物園前身，稍後改稱人民公園，現為廣州兒童公園）的獸醫通過電話，得知動物園使用的麻醉槍，係以苗族獵戶的“吹管”改製，由一根約兩米長的金屬管和一根針頭組成，使用時在針頭裏注入麻醉藥，通過吹管發射麻醉針。這種發射方式不太牢靠，受風向或動物的移動影響容易導致偏差，難能一槍中的，而且即使擊中目標，麻藥也不是馬上起作用，怎麽也要一兩分鍾的工夫。

　　因此，日本軍犬挨了一針，不可能一點兒反應沒有，隻要一叫喚，那就前功盡棄了。

　　那該怎麽辦呢？尹小白說：“那就隻有勞煩組長和小白一起出手了。” 亓舞牧聞言一怔，隨即想起這小子是叫花子出身，料想必有對付狗的法子。亓舞牧掏出幾年前執行使命時從一個日本軍官那裏繳獲的高級打火機，往尹小白麵前一拍：“獻出妙計，這就是獎品！”

　　尹小白對這個打火機覬覦已久，當下老實不客氣地揣到懷裏：“組長您是練家子，出手如電那是 一定的；小白呢，雖然沒拜過師學過武術，但自小在江湖上混，自信反應敏捷手腳麻利。咱倆合 作，一定馬到成功。”

　　“隻要成功，別說一個打火機了，我還要為你請功！”

　　當天中午，抓捕行動成功實施。尹小白的叫花子路數果然有效，亓舞牧配合得更好。朱益慶覺察 到的那聲輕微響動，就是亓舞牧的匕首切斷狼狗氣管時那畜牲發出的嗚咽，尹小白則用事先準備 好的毛巾疾如閃電般捂住了狗嘴，所以聲音細微而短促。盡管被朱益慶聽到了，但沒有引起他足 夠的警覺，加之專案組五名成員都是實戰經驗豐富的老手，受命下樓查看的臧柳川來不及反抗就 被製服，蔡少仙更是不在話下。待到朱益慶意識到大難臨頭想要服毒自盡，已經慢了一拍。於是，“30 小組”就迎來了滅頂之災。

十三、真相大白？

　　亓舞牧施展手段，弄出了朱益慶嘴裏未及吞咽的藥片，順手從書桌上拿了張紙，從地板上抄起藥 片湊到鼻子下聞了聞，還好，不是氰化物，那就不至於馬上送命。盡管如此，朱益慶也已失去知 覺，呼吸、脈搏微弱，亓舞牧暗忖，看來這就是導致陳明貴、黃瘦竹喪生的那種抑製心髒搏動的 毒藥了。因為不了解毒藥的具體成分，他不敢對其實施掐人中、人工呼吸等急救手段，下令立刻 送醫，指定尹小白、張百行兩人帶兩名外援便衣一路隨行，必須貼身晝夜監護。說著，他讓尹小 白、張百行把朱益慶扶起來，動手將其被卸脫關節的下巴複位。

　　目送尹小白、張百行把朱益慶抬下樓去，專案組長湊近麥善謀悄言數語，後者點頭離去。他要麥 善謀去幹什麽呢？且容稍後交代。

　　接著就是對西藥房進行搜查。這一搜，不但搜出了用於槍殺刑偵專家洪秋笙的那支柯爾特手槍， 還發現了朱老板新近通過黑道購進的武器彈藥，以及用於謀殺鄭應富、黃瘦竹的毒藥（一盒共六 瓶）。此外，還搜出了特工專用的密寫藥水和顯影劑。

　　這個發現顛覆了專案組之前的認知。如此看來，這夥案犯不簡單，這一係列謀殺不僅僅是“福嬰 堂”餘孽對五名刑警的複仇之舉，而是有政治背景！ 隨即對臧柳川、蔡少仙分別訊問，兩人很快就交代了參加“保密局”特務組織“30 小組”以及接 受組長朱益慶的指令，殺害五名廣州市公安局警員的罪行，其中臧柳川殺害了郭振堂、鄭應富和 洪秋笙，蔡少仙則對黃瘦竹、陳明貴下毒，毒殺陳明貴時，其夫臧柳川在場打掩護。至於製造五警員係列命案的動機，這對夫妻特務都說不清楚（當初洪秋笙曾向日偽警察局提出過保密的要求，蔡並不知道這五名警員都是偵辦“福嬰堂”一案的刑警），隻說是根據組長朱益慶的命令行事，如果不照辦，後果不說也預料得到——夫妻倆一個是“軍統”編外人員，參與過殺害中共地下黨的行動，一個係“福嬰堂”綁匪團夥成員，隻要往公安局寄一封檢舉信，這二人就得掉腦 袋。

　　至於“30小組”的上級是誰、通過何種方式跟組長朱益慶聯係，這對夫妻特務更是一無所知。他們甚至不知道“益慶西藥房”藏有特工專用的密寫藥水，也不知用於殺害黃瘦竹、陳明貴的毒藥的來源——朱老板對他們說是他自己配製的。

　　這樣，要想查清這個特務組織的一應情況，就隻有訊問朱益慶了。可是，朱益慶被送往醫院急 救，雖然暫時保住了性命，但當時他已把毒藥放入口中，還是有少量藥物成分進入體內，導致心 髒搏動減緩，形成大腦缺氧，神誌尚未恢複。其手腕的槍傷也受到細菌感染，當天傍晚就開始發 燒，到次日早上，高燒越來越嚴重。專案組跟廣州市衛生局聯係，要求從全市其他醫院抽調資深 專家進行會診。專家會診的結論是，高燒的原因可能是傷口感染，也不排除是毒藥的副作用，會 診時還發現患者肺部出現可疑陰影。

　　那麽，應該如何對付呢？專家們意見不一，甚至產生了爭論。亓舞牧不得不提醒那些專家，眼下 最迫切的事情是讓朱益慶恢複神誌，獲得其口供，專家們這才搞明白，原來這是政治任務，而不 是學術討論會。那就簡單了，要恢複神誌，首先要退燒，要退燒，最快最有效的辦法就是注射盤 尼西林抗菌消炎，同時佐以一兩味名貴中藥。

　　當時國內還不具備生產盤尼西林的條件，用的都是舶來品。由於帝國主義對中國搞經濟封鎖，進 口渠道非常有限。好在廣州離香港近，是海外走私此類藥品的一個最大的入口，當時廣州的醫院 搞到盤尼西林的渠道比內地的醫院要多一些。哪知跟院方一說，院方說盤尼西林昨天剛巧用光， 正在想辦法。時間緊迫，亓舞牧也不勞醫院想辦法了，駕車直奔海關，竟然一下子搞到了整整兩 箱。

　　朱益慶在治療的時候，“益慶西藥房”的賬房先生董某被專案組派車從增城帶到了廣州。董某是 不是“30小組”成員，專案組不清楚，臧柳川、蔡少仙的供詞中均未牽涉到這個五十多歲的老先 生。但是，這種情況下肯定要對其進行審查的，所以專案組長下令將其拘捕後押解回廣州。此刻 朱益慶的狀況還不能接受訊問，正好先提審董某。

　　接觸下來，老先生一問三不知，而且，偵查員發現這小老頭兒不但高度近視，聽力也有障礙，旁 人跟他說話得挨著他吼才行。這樣的角色，似乎不是做特工的料。不過，還是需要進行一下鑒 定。於是派人連夜將其送往醫院，請五官科大夫檢查。一番折騰後，鑒定結論出來了：聽力障礙 嚴重，已達到傷殘程度（當時尚未頒布標準）。

　　這時已是1月14日淩晨一點多，在醫院看押朱益慶的偵查員陳君臨、尹小白打來電話，向亓舞牧 報告說朱益慶已經退燒，醫生認為可以訊問，但要求不能讓他情緒激動。

　　朱益慶是係列命案的主犯，“30小組”的頭目，專案組長自然要親自提審。亓舞牧和麥善謀趕到醫院病區，尹小白、張百行匯報了情況，又去跟院長作了溝通，要求作好搶救準備，以防訊問過程中人犯出現問題。 一切就緒，亓舞牧、麥善謀進了病房，往病床前一坐。朱益慶原本是閉著眼睛的，聽到動靜，知道有人來了，睜眼看了看麵前的二位，竟微微一笑，對亓舞牧說：“我們見過麵。”

　　亓舞牧尋思這主兒能主動開口，那是好兆頭，一是表明不會零口供，二是既然他能一眼認出自己 （抓捕時亓舞牧第一個衝進屋，開槍擊傷了他的手臂，還扭脫了他的下巴），說明此刻腦子沒受 到高燒或者藥物的影響，思維清晰。專案組長也衝對方笑笑：“朱老板，我可是救了你一命啊， 要不然你已經被毒死了！”

　　哪知，朱益慶所謂的“見過麵”，指的卻不是抓捕的時候，而是大清早在“大富毛巾廠”門口修 車時看見亓舞牧在跑步。

　　亓舞牧點點頭：“朱老板的觀察力讓人佩服，真是幹特工的料啊！好吧，咱們言歸正傳，我們跟你見麵，是因為有些問題要問個清楚。知道朱老板連傷帶病不太好受，我們呢，不瞞你說，為這案子忙了將近一個月了，也累得人仰馬翻。盡快把這事了結，我們 大家都能好好休息，朱老板你看如何？”

　　訊問方案事先已經製訂，考慮到朱益慶的特殊情況，必須盡量精煉簡潔。即便如此，雙方一問一 答下來，也花了一個多小時。朱益慶交代的內容跟臧柳川、蔡少仙的交代基本吻合，暗殺五名警 員係“保密局”的指令。唯有殺害老伊是例外，那是出於自保的目的迫不得已采取的行動。至於 “反製計劃”，則是為日後逃港所做的鋪墊。那麽，“30小組”是通過什麽途徑獲得上司的指示 以及經費、器材的？ 朱益慶說：“上司下達指令都是通過電話或者密函，密函有時通過郵局以平信方式郵寄，有時是派人送到西藥房，但不見麵，而是從門縫裏塞進來。經費、器材是派人送上門的，送貨的人我不認識，也不說話，把箱子放下就走。”

　　亓舞牧問：“你所說的這個上司，是怎樣一個角色？”

　　“這個，很抱歉，我無法告訴您，對此我跟您一樣一無所知。”

　　亓舞牧當然也要了解一下西藥房賬房先生董某是不是“30小組”成員，朱益慶予以否定。稍後，董某被取保候審。1月18日，專案組開會對“30小組”特務的口供進行了分析。這個會議開得有點兒長，從上午八點多一直開到下午六點，最終結論是：該案疑點不少，需要繼續調查。

　　首先提出這個觀點的是尹小白，麥善謀馬上表示支持。他倆的理由是，根據朱益慶的口供，“30小組”執行的是那個神秘上司下達的指令。但特務上司的指令中所包含的那些保證“30小組”能 夠順利完成使命的條件，也即情報是從哪裏獲得的呢？五個警員遇害的時間和地點都扣得非常精 準——交警郭振堂在輪休日去其所供職的交警隊寫標語，被副隊長老王臨時抓差，請他去頂替因 交通事故意外受傷的值班交警；刑警陳明貴出警處置一起入室搶劫案，忙到午夜時分才騎著自行 車回家，在其住所附近的夜宵店遭凶手毒殺；刑警鄭應富與家人去電影院看電影，散場時在人群 中遇刺身亡；總務警員黃瘦竹去醫院看病時著了道兒；而刑偵專家洪秋笙一直是受保護對象，前 往沙麵分局協助破案順便指導業務，其在分局的工作、休息場所都嚴格保密，但還是沒逃過對麵 樓裏的冷槍。 五名被害人分別屬於市局和三個分局，警種崗位不同，遇害當天有上班的有休息的，上班的工作地點不同，休息的活動路線不一，“30 小組”卻均能接到上司的密函或者電話，提前告知受害人的具體位置，使凶手能夠提前進入現場，這等精準的情報是怎麽收集到的？看來這個環節後麵另有隱情。

　　這個觀點獲得了所有偵查員的讚同，專案組長立刻作出安排，再次提審三案犯和西藥房賬房董 某，盯著殺害五名警員的情報來源查問，尋找那個神秘上司的蛛絲馬跡。

　　說幹就幹，除亓舞牧留守駐地，其餘四名偵查員隨即各帶一撥外援便衣，對上述四人分頭進行訊 問。臧柳川、蔡少仙還是一口咬定，他們是按照朱益慶親口下達的指令行動的，至於朱益慶是怎 麽獲得被害人信息的，他們不知道，也不敢問；朱益慶則堅稱五次都是接到上司的來電；張百行 跟賬房先生董某進行了一番吼叫式的溝通後，得知在相應的五個時段——即暗殺行動開始前一兩 個小時，老先生至少有三次看到朱老板接聽了電話，都是放下電話就打開賬房間的小窗，探頭把 臧柳川、蔡少仙從店堂裏喚進來，並不說話，而是用鉛筆在紙上劃拉，似是以書麵方式向他們交 代什麽事兒。老先生還納悶兒，自己耳朵不好使，不想讓自己聽見的話，隻要說話聲音小些就行 了，用得著這樣嗎？如此，他就留下了印象。

　　綜上，亓舞牧認為朱、臧、蔡三犯的交代是基本可信的。當時的電話通信設備，無法追查來電號 碼，對於這方麵的調查也隻能到此為止了。

　　四名偵查員返回駐地後，當晚十點，亓舞牧吹響了哨子——不是就寢哨，而是集合哨，說大家還 得辛苦一會兒，咱們開個案情分析會，研究下一步該怎麽找到“30小組”的那個神秘上司。我先 說說我的想法，敵人並非傻瓜，他們在製訂行動計劃時，肯定會考慮到安全問題，一旦有人被 捕，其他特務如何保全？我相信，敵人對此有一整套方案。我們對朱益慶等犯的再次提審勞而無 功，說明敵人的這套方案還是比較完善的。但是，再完善的計劃也會有漏洞，況且我們現在已經 取得階段性的勝利，離那個神秘上司僅僅一步之遙。下一步，我們就是要從勝利走向勝利，把那 個家夥挖出來。“55小組”逢戰必勝，同誌們有沒有這個信心？

　　一幹偵查員的情緒都被鼓動起來。尹小白說：“老亓同誌真是文武雙全，抓捕行動衝鋒在前，搞 政治思想工作更有水平！如果我們這個專案組在完成這次偵查使命後不解散，仍然存在下去，那 您肯定既是組長又是指導員了。”

　　尹小白這話還真說著了，此次使命圓滿完成後，華南分局果然決定把專案組保留下來，升格為 “華南特案組”，承擔華南分局轄區範圍內各地發生的重大政治、刑事案件的偵查工作，亓舞牧 恰恰被任命為組長兼指導員。此為後話，按下不提。

　　經過大半夜的分析討論，專案組確定了以下偵查思路——

　　第一，對交警郭振堂行蹤信息的泄露情況進行調查。據之前向郭的家屬了解情況時得知，郭在輪 休當日，本無打算去其供職的交警隊寫宣傳標語，是在跟妻子去逛街時，發現百貨公司門前擺出 的宣傳衛生的黑板報效果不錯，由此受到啟發，認為可以製作些彩色的標語貼在崗亭及路口的電 線杆上，提醒行人注意遵守交通規則，於是自己掏錢買了彩色紙張，前往交警隊製作。上述行為 係臨時起意，不可能事先被人察知。而交警小彭因交通事故骨折，王副隊長請郭臨時頂崗，更是 出於偶然。可是，“30小組”的那個上司為什麽能了解得這樣清楚，還向朱益慶詳細交代任務細 節？由此推測，就出現了兩種可能，一是大東分局交警隊有敵特內線，受命留意郭振堂的行蹤並 隨時報告；二是敵方將郭定為暗殺目標後，派人對郭進行跟蹤，從郭家門口一直跟蹤到百貨公 司，又從百貨公司跟蹤到分局交警隊，稍後，郭前往事故現場頂班，也在敵方的監視之下。因 此，有必要對這兩種可能性進行調查。

　　第二，對刑警陳明貴、鄭應富的行蹤信息泄露情況進行調查。陳在被害當天傍晚隨同同事出警， 勘查了一起入室搶劫案的現場，走訪群眾若幹，後與同事一起返回蒙聖分局，又接著參加了案情 分析會，一直忙到午夜前才下班回家，在其住所附近的小店吃夜宵時遭凶手下毒身亡；鄭應富當 天輪休，白天在家待著沒有出門，晚上去看電影，將近九點散場時遇害。 根據“30小組”三個特務的交代，當天下午一時許，朱益慶接到上司電話，告知鄭應富今天在家休息，讓他指派臧柳川前往其住所附近蹲守，隻要鄭出門，即予跟蹤，伺機下手。臧柳川受命前往鄭家附近，一直等到傍晚六點四十分仍不見動靜，正打算放棄，忽見其一家三口出門了，遂跟蹤至電影院。在售票窗口排隊買票時，臧跟鄭隻隔開一人，因此他們的座位號也挨得很近。電影散場，臧尾隨鄭家三口退場，借著人群擁擠對目標下了手。臧趁亂離開現場，招了一輛出租車返回西藥房。朱益慶得知他順利完成任務，誇獎了幾句，又命他前往協助蔡少仙毒殺陳明貴。

　　朱益慶交代，陳當日加班可能回家較晚的消息是上司來電告知的，上司對其的指示是：目標夜間下班後經常在附近的一家小店吃夜宵，故蔡少仙應在該店附近蹲守。臧柳川執行“誅鄭”使命，不管成功與否，返回後應立即前往協助其妻。如陳吃夜宵，則掩護其妻伺機下毒；如陳不吃夜宵直接回家，即由臧在其進入住所前用匕首將其殺死。上司強調，行動方式隻能是這兩種，絕對不能動用手槍。

　　專案組分析認為，“30小組”的上司在策劃係列命案時，已經考慮到受重點保護的刑偵專家洪秋笙難以接近，隻有使用手槍暗殺。為防我方被“提醒”，所以規定對其他四目標的行動不能動 槍。那麽，鄭、陳兩人的信息，尤其是陳明貴出現場的情況，敵特上司是如何了解到的？有必要 對此進行調查。

　　第三，對行政警員黃瘦竹行蹤信息泄露情況進行調查，重點是敵特如何知道黃去醫院看病了。專 案組最初偵查時了解到，廣州市公安係統的警員，不論留用警、南下幹警還是解放後招收的新 警，一律享受公費醫療待遇。每人發給一張貼有本人肖像照的公費醫療證，憑證可以去全市任何 一家公辦醫院就診（後來規定非特殊病情隻能去指定醫院就診，特殊病情則由指定就診醫院出具 轉院單後，方可去其他醫院就診）。因此，黃去中央醫院就診是不必驚動市局相關業務部門的， 隻要跟辦公室的同事打聲招呼就行了，以備如果領導有急事找他時可以知道去處。

　　當天，黃就是這樣做的。辦公室一共有三個同事，但那天上班的隻有一個女同事金燦玉。偵查員 對金的情況作過調查，她出身豪門，其父早年追隨孫中山，上過清廷通緝榜，辛亥革命後拒絕封 官，熱衷實業，追求民主，係廣州著名開明紳士。金本人係大學財政專業畢業，在校時就是地下 團員，畢業後留校工作。廣州解放後，被軍管會點名調入市局從事財務工作，組織上已將其列入 發展黨員的名單。因此，專案組就把金泄露黃外出就診信息的嫌疑直接排除了。現在看來，還是 有必要對其進行調查。另外，還應對當天該時段市局門衛室的當班警員進行調查。

　　第四，對刑偵專家洪秋笙行蹤信息泄露情況進行調查。洪在遇刺兩天前，沙麵區發生涉外刑案， 外籍苦主對警方的解釋有疑問，點名要求洪出麵，洪是從其一直隱居的市局某密點前往沙麵分局 的。完成使命後，分局挽留其多待一兩天，對刑警進行技術輔導。分局方麵對其安全予以特別關 注，沒想到次日就挨了黑槍。敵特方是如何獲悉洪去沙麵分局的情況，以及他是被安排在哪個房 間臨時住宿的？案發伊始，專案組曾對此進行過調查，接觸了分局上下所有知道洪臨時住處的人 員，無甚發現。這次，須對此進行複查。

　　第五，朱益慶供稱，他是在接到上司的密函後，方才知道專案組已經把偵查觸角伸至當年的“福 嬰堂”一案的，於是自作主張製訂了“反製計劃”。那麽，他的上司是通過什麽途徑獲知專案組 去市局調閱日偽警局卷宗的呢？知曉此事的市局警員隻有寥寥數名，難道是他們泄露了機密？

　　第六，在之前的調查中，曾有過對五名被害警員的個人曆史情況進行調查的想法，去市局查閱檔 案，就是抱著這個目的，也正是因為此舉，才破獲了“30小組”。不過，在專案組查閱的檔案 中，除意外發現五人均係當年日偽警局調查“福嬰堂”一案的刑警外，並無其他線索。當時專案 組僅以為係列命案係“福嬰堂”餘孽對五名刑警的報複，直到將“30小組”三名成員全部抓獲， 才意識到這竟是一起敵特案件。如此，新的問題就出現了：敵特為何要對這五名警員下手？ 專案組分析，敵特策劃並實施殺害這五名警員，應是出於一種迫切需要，這種需要肯定和現實形 勢有關。通常說來，不外乎兩種可能，一是他們本身的存在直接影響到“保密局”在廣州的活動，而且這種影響非常嚴重，無法動用其他手段消除，隻好以消滅肉體的方式達到一了百了的目的；二是他們本身的存在並未直接影響到“保密局”目前的行動，但敵特方為解決其他迫切而重要的難題，把對他們的暗殺作為一種解決問題的手段。當然，還有一種情況，那就是上述兩種可能的綜合。

　　廣州解放不過兩個多月，截至係列命案發生時，“保密局”在廣州解放前夕部署的潛伏特務組織 已被我方破獲多個，另有為數眾多的“散兵遊勇”（其中不乏“保密局”將校級別的特務）落 網。這種大規模的精準、有效的打擊，對於僥幸漏網尚未歸案的潛伏特務，會形成一種強大的震 懾力，嚴重影響他們的“工作積極性”；對於已被敵特方盯準準備發展為特務的那些對象，在心 理上無疑是一種極為沉重的壓力，會使這部分人推諉、反悔，甚至向公安機關檢舉揭發。因此， “保密局”必須對此作出強烈反應，要以血淋淋的事實作為對我方的“回應”，向那些可能已經 產生動搖念頭的潛伏特務展示“黨國的態度”。

　　五名警員在三天內皆被暗殺，而且使用的是匕首、毒藥、手槍這三種不同的方式，尋常市民很難 看出其中的聯係，但那些潛伏特務肯定知道這屬於“特工手段”，在製訂這項血腥計劃的“保密 局”專家想來，這就會對廣州乃至整個兒廣東的“地下同誌”起到預期的作用。 專案組偵查員之前都從事過秘密情報工作，分析到這一步，大家幾乎同時想到一個問題——看來 被害人另有隱秘身份，或者曾有過檢舉敵特的行為。當然，這是隻可意會，不宜言傳的，議到這 一步，大家都自覺停住話頭，目光轉向專案組長。亓舞牧當即拍板：這是一條重要線索，馬上開 始調查！

十四、“蝙蝠”落網

　　1950 年 1 月 19 日，專案組五名偵查員加上十八名外援便衣，同時對上述六個方麵展開調查。

　　這一查，整整兩天。到 1 月 20 日傍晚匯總，對五名警員遇害那天活動情況的信息是如何泄露的調查未能獲得線索，倒是由專案組長亓舞牧單槍匹馬調查的那一路有收獲。這路調查，即向中共廣州市委社會部了解被害五名警員中是否有我方特情人員，或者雖然不是特情，但曾經起到過特情的作用。

　　之所以單槍匹馬進行這項調查，並非亓舞牧想耍個人英雄主義，也不是人手短缺之故，而是紀律 規定。向市委社會部外調，不是隨便什麽人都能去的，需要華南分局社會部分管領導親自跟對方 聯係，親筆簽發外調專函。盡管被調查人員已經死亡，但調查內容涉及機密，隻能專案組長一人 前往。而且，這種調查不能記錄，隻能憑專案組長的腦子記。

　　對於廣州市委社會部來說，這樣的外調折騰頗大。由於秘密工作的需要，這五名遇害警員跟社會 部的關係分為兩個部分：一是組織關係（並非黨組織，而是指業務），由專管領導單人負責（單 人並不一定是一人，也可能是具有專管職權的數名領導分別負責，但互不知曉），使用的都是化 名，與化名對應的真名就記在專管領導的腦子裏，沒有書麵檔案；二是工作關係，那就由具體跟 對方聯係的“上線”單人掌握，以信函、電話或者直接約見的方式進行聯絡。這種工作也沒有書 麵記錄，全憑“上線”的腦子記憶。“上線”跟相應專管領導有聯係，但隻是匯報其“下家”所 提供的情報內容，使用的都是代號或者化名。

　　專案組要調查的這五名遇害警員，屬於三個專管領導、五個“上線”負責。所以，亓舞牧去外調，得跟那五個“上線”分別麵談。這樣，廣州市委社會部那邊就得預先安排好這五個“上線”的接待時間。人家的工作繁忙程度不亞於專案組長，料想這番安排必是費了一番工夫。

　　或許有讀者不解，通常不是說初解放時的社會部就是公安局，一套班子兩塊牌子，被暗殺的五名 警員是廣州公安係統的，社會部難道不知道？如果知道，他們為何不作出反應呢？

　　這裏有必要作一個說明，確切地說，當時的中共廣州市委社會部跟廣州市公安局政保處是一套班 子兩塊牌子。政保處的人當然每天也看《敵情通報》，五警員係列命案是連續上了三天《敵情通 報》的，他們當然知道。所謂“他們”，自然包括上麵所說的“上線”，其震驚程度可想而知。 但情報工作自有其特殊性，情報部門也自有其特殊的規矩，這些規矩並非明文規定，而是行業中 心照不宣的，說是潛規則也可以。正是這些潛規則，保證了情報部門的工作得以順利進行。 在這件事上，“上線”們的想法是，既然上上下下都知道發生了這等大案，那就等專管領導發話了。

　　被害五警員共有三位專管領導，當然，他們互相之間都不知道這一點。這三位專管領導當然不可能再“等領導發話”，而是馬上向社會部主要領導匯報。社會部領導還沒考慮好應該由政保處直接出麵偵查，還是先讓刑偵部門調查起來，華南分局社會部已經決定組建“55小組”負責該案。如此，社會部就隻能袖手旁觀，如需配合，上級自會下達指令。

　　“隻聽不說”，這是秘密工作的規矩。現在華南分局的專案組找上門來了解情況，那就必須積極 配合了。亓舞牧的調查所獲大致情況如下—— 遇害五警員中，黃瘦竹係中共地下黨員，其組織關係在解放前屬中共廣州市委組織部，遇害前三 天剛轉到廣州市委社會部。黃在廣州有幫會關係，抗戰中期，“軍統”地下人員和中共地下黨都請其利用幫會關係收集日偽情報，不過，黃為“軍統”提供情報是有償服務，對中共不但無償，有時還要倒貼。

　　抗戰勝利後，黃因幫助過“軍統”，得以晉升為高級警務督察官，擁有較大的權力，其督察意見可以影響到人事任免，自然是各級警官爭相巴結的對象。稍後，黃被中共吸收為黨員，組織上指示其利用工作便利收集敵方情報、幫助我地下人員打入警察局。廣州解放前夕，黃收集了大量潛伏敵特的情報，廣州解放後，根據黃提供的情報，我方破獲了多個“保密局”潛伏組織，抓捕特務六十七人。

　　郭振堂、陳明貴、鄭應富三人早在 1940年就已被“軍統”廣州站發展為特務。抗戰勝利後，“軍統”搞“裁員”，三人自此與“軍統”脫離。但是，他們在“軍統”期間結識的一些特務仍舊跟他們保持著關係，經常找他們辦事，其中很多是特務一行裏的“公事”。

　　到了1948年春，已由“軍統”改組的“保密局”由於局勢“惡化”，經費大增，“保密局”廣州站就開始給他們發津貼，作為他們幫忙辦事的酬勞。 轉眼進入1949年，國民黨敗局已定，“保密局”開始部署在廣州的潛伏特務組織。“保密局”的特工專家根據已經“淪陷”的大中城市中共接管警察局後所采取的政策判斷，像郭、陳、鄭這樣業務突出、一貫低調（三人都未加入國民黨、平時向無欺淩百姓行為）的刑警，肯定會被共黨政權留用。盡管“留用不重用”，但是，作為警察，還是可以利用其身份為黨國效力的。此時他們並非“保密局”正式特務（在“軍統”時期他們就已經退出），所以要求三人立刻辦理加入“保密局”的手續。

　　“保密局”方麵沒有想到的是，早在他們打這三個刑警的主意之前，中共地下黨已經開始跟郭、 陳、鄭接觸了。幾次談話後，這三位不無震驚地意識到，自己以前曾參加“軍統”、如今又為 “保密局”效力的情況人家竟都掌握，一旦中共掌握政權，他們恐怕沒好果子吃。中共地下黨方 麵的代表反複給他們講明形勢，動員他們迷途知返棄暗投明。三人都表示願意戴罪立功，投奔革 命陣營。於是，郭、陳、鄭都成為中共情報組織的特情。

　　廣州解放前夕，郭、陳、鄭分別接到中共“上線”的指令，要求他們設法收集相關情報。三人表 現積極，為中共地下黨提供了不少有用的信息。廣州解放後，他們不但秘密檢舉潛伏特務，還利 用自己從事刑警工作多年的經驗，通過跟蹤可疑人員，發現了兩處敵特潛伏點、三處敵特藏匿特 工物資的庫房。

　　刑偵專家洪秋笙跟中共方麵的特情關係建立於1948年12月。其時國民黨政權風雨飄搖，國民政 府已決定從南京遷往廣州。洪秋笙不知通過何種渠道獲知了這個重要機密，他為人一向正派耿直，早就對國民黨的腐敗行徑反感透頂。在獲得上述消息後的次日，他就化裝拜訪了中共廣州市 委一位負責情報的“唐老板”——天知道他是怎麽知曉“唐老板”的真實身份的。此舉實際上是 洪專家向中共遞交的一份表白書，表明他並非中共的敵人，也不是貪圖金錢地位之輩，否則隻要 他打一個電話，“唐老板”就會被捕。自此，他就成為我方的特情。 洪秋笙接受的使命，含金量不是一般的高，組織上要求他利用其社會關係和工作便利，秘密收集國民黨情報機關向已解放的區域安插潛伏特務的情況。這種情報是直接由洪秋笙根據密電碼翻譯後交給地下黨的秘密交通員的，我方收到情報，即拍發北平中央社會部。因此，可以說洪秋笙同時也是中央直接掌握的特情。

　　這些情況擺在專案組的案情分析會上，眾偵查員一致認為，係列案件確係台灣“國防部保密局” 策劃的暗殺行動無疑，而“30小組”的上司，也即主持該項暗殺行動的潛伏特務級別不低，從其 指揮“30小組”的手法來看，應該是個老牌特工。那麽，怎麽才能揪出這個老牌特工呢？大家議 來議去，一時沒有頭緒。 這時，最年輕的偵查員尹小白開腔了：“報告組長，小白有話要講。” 亓舞牧白他一眼：“研究案情時最歡迎的就是積極發言，我從來沒定過發言之前先喊報告的規 矩。既然你整出這麽個開場白，那發言內容應該有亮點吧？”

　　尹小白的發言果然亮得晃眼：“其實呢，這老狐狸跟朱益慶聯係時采用的什麽暗語密函之類的路 數，兄弟我在香港活動時經常使用，甚至有一次當著一個鬼子中佐的麵用暗語打電話，那鬼子據 說是中國通，連粵語都會說，可愣是沒發現我在傳遞情報……”

　　眼看著尹小白越扯越遠，亓舞牧咳嗽一聲，臉色又沉下來了，尹小白趕緊言歸正傳：“話說小白多年接觸暗語、密函，發現這玩意兒有一個特點。先說打電話吧，凡是使用暗語的電話，時間都很短，一分鍾就該掛斷了，就像發電報一樣；用這種方式交代一些簡單命令是可以的，可是據朱老板說，他那位上司至少三次通過電話告知他具體行動方案，甚至詳細到作案的細節。這麽複雜的行凶計劃，用三言兩語的暗語交代清楚可不容易。再說使用密寫藥水，密寫藥水可以寫長信，用來交代剛才說的那種具體行動指令最合適不過。可朱老板說他收到的幾次密函指令都是廣告，我覺得這廝沒準兒是在蒙咱們呢！廣告招貼就是信紙那麽大一張，有的還隻有一半大小，凡是發這種小廣告的主兒，都是生意做得不大、舍不得花錢的小老板，廣告上文字、商品圖畫盡量印得滿天滿地，能留多少空白給那老狐狸用密寫藥水寫信？一般的指令、通知什麽的，這點兒空白是夠寫了，可那麽一套連續暗殺五人的計劃，廣告紙的那點兒空白能容得下嗎？所以我想，要麽朱老板隱瞞了他曾收到過一封比較長的密函的事實，要麽他就跟那個上司見過麵，並詳談過作案計劃！”

　　尹小白一口氣說完，亓舞牧一掌擊在桌上，震得玻璃杯都跳了起來：“說得好！看來要給小白記 一功了！”

　　眾偵查員也頻頻點頭，的確如尹小白所說，敵特上司不可能用暗語向朱益慶交代這麽大且複雜的 一樁行動方案，否則那就不是暗語，而應是密電碼了。看來，朱益慶隱瞞了關於其上司的重要情 況，專案組決定再次提審朱老板。

　　接下來就是研究訊問方案。像朱益慶這樣的老江湖+花崗岩，騙不了也嚇不倒。之前訊問他時，一開始偵查員想祭出“政策攻心”的法寶，但還沒開口就被朱益慶懟回來了。他說他知道共產黨的政策，不過，他的罪行太嚴重了，坦白從寬、抗拒從嚴都跟他沒有關係，若想求生路，要麽做夢，要麽越獄——但這都不可能，所以等著他的隻有死路一條。因此，朱益慶隱瞞上司線索之舉應該是故意的。

　　那麽，此舉目的何在？他一個必死無疑的囚犯，還圖什麽呢？偵查員分析下來，那就隻剩下保全家屬這個念頭了。人民政府不搞株連這一套，再罪大惡極的死囚，也不會動其家屬，而且有“給 出路”的政策，讓家屬有起碼的生活保障。但“保密局”就不一樣了，朱益慶大概是擔心一旦徹 底坦白，“保密局”會對其家屬采取措施，製造一個滅門血案對其他“變節分子”殺雞儆猴不是 沒有可能。

　　議到這裏，亓舞牧說：“看來要作好朱老板提出交易條件的準備了。當然，這事得請示上級批準 方可實施。如果上級準許，我們幹脆在他還沒有提出條件時，主動向其宣傳我黨的政策，再跟市局聯係一下，選擇幾個案例給他介紹介紹，讓他吃定心丸。大夥兒看還有什麽需要注意的，必須 有備才能無患嘛。”

　　麥善謀說了他的想法。前兩次提審朱益慶，他都參加了，他感覺，朱的性格中有愛麵子的成分。 要降服這種人，除了讓他有個念想，還必須用證據把他的謊言戳穿。什麽證據呢？麥善謀想到了兩點，一是朱犯的供詞中有廣告紙作為密函載體的說法，生怕專案組不相信，還交代得比較詳細，說是照相社和禮品推銷的廣告。麥善謀建議去找那兩家商店，把廣告紙要一份過來，讓朱益慶把上司交代的內容寫在廣告空白處，看他是否寫得下——肯定寫不下，那就是戳穿他謊言的證據。

　　還有一點，抓捕“30小組”當天，把朱益慶送醫院急救時亓舞牧曾對麥善謀悄聲交代了幾句話。 什麽內容呢？是讓麥善謀跟市局聯係，借一台鋼絲錄音機即送醫院。原來的想法是，如果朱益慶 恢複得快，那就在其蘇醒後立即訊問，這種重大案件，自然是要錄音的。沒想到，這家夥沒有馬 上蘇醒，還發高燒說起了胡話。亓舞牧當即下令進行錄音，聽聽他的囈語之中會不會透露出什麽 可疑內容。當時是錄音了，但錄音內容還未來得及整理，麥善謀建議把錄音放一遍，看能不能有 所發現。

　　亓舞牧說善謀這兩個主意都不錯，可以一試。當下兵分兩路，一路去找那兩個商家的廣告，一路 輪流聽錄音。之後一切順利，等到亓舞牧找到那兩份廣告回駐地的時候，分工第一輪聽錄音的尹 小白也撞上了好運，他分辨出朱益慶在高燒昏迷期間反複念叨著的一個詞匯：蝙蝠！

　　亓舞牧一聽這兩個字便暗忖，難道這就是敵特上司的代號？讓尹小白重新放一遍錄音，聽下來確 實像是“蝙蝠”二字的發音。但專案組長於自己的粵語聽力不敢自信——他是南下途中開始學習粵語的，進展雖被稱為“神速”，但那是日常用語，像“蝙蝠”這樣的詞匯就屬於冷僻貨了。於是，把粵籍偵查員麥善謀、陳君臨兩個喚來一起聽，最終證實無誤。

　　再分別聽其他時段的錄音，偶爾還有幾處和“蝙蝠”聯係在一起的“卑職”之類的詞匯，那就不必懷疑了，“蝙蝠”果真是“30小組”的上司！ 第二天，專案組全體出動，赴看守所提審朱益慶。

　　果不其然，在證據麵前，朱益慶無言以對，不久，就提出了招供的交換條件——允許其家眷離開 廣州去陽江投奔親戚。亓舞牧馬上表示同意，接著提醒對方，如果你這樣做是為了家人的安全， 那我想可能不太牢靠，“保密局”肯定能查到他們的下落——你是幹這一行的，應該比我清楚。 朱益慶無語，隻有一聲歎息。亓舞牧趁熱打鐵：“共產黨、人民政府不搞株連，你是人民的敵 人，你的家屬不是，而是人民群眾的一分子，政府肯定會給予保護。我這裏提個建議，政府可以 設法把你的家人轉移到外地定居，聽說你妻子是個不錯的裁縫，自食其力應該沒有問題；你的雙 胞胎子女在上小學，去外地也可以繼續讀書。當然，出於安全考慮，他們都要改名換姓。至於具 體去哪裏，我們可以征求你妻子的意願，也會提供幾處合適的地方供她參考。總之，我們會絕對 保證他們的安全。”

　　有了這樣的保證，朱益慶終於把去年12月2日晚在六榕路“抵家旅館”206房間與“蝙蝠”見麵的一應情況一五一十作了交代。

　　後來，朱益慶被判處死刑。執行當天，已是華南特案組組長兼指導員的亓舞牧特地趕到看守所， 將其妻子兒女的跨省戶口遷移資料照片、抵達湖北恩施落戶後寫給派出所的信函（內附全家照 片、其妻在做縫紉工的照片以及子女在上學的照片）給朱益慶過目。朱益慶淚流滿麵，連連道 謝，說自己死到臨頭，終於了卻了心願。

　　隨即就該調查“抵家旅館”了。偵查員在六榕路派出所了解到，抵家旅館”是一家私營旅館， 老板謝天雲是個老實本分又膽小的小老頭兒，向無劣跡，也不跟任何黨派幫會或者惡霸流氓來 往。約見謝老板之前，偵查員心裏還犯嘀咕，尋思據派出所說，這家旅館在同行業中生意一向位 列中上，此刻距“蝙蝠”約談朱益慶已經有一個多月了，不知謝老板能否回憶得起12月2日曾有 這麽一個主顧光顧過？

　　開口一問，謝老板卻馬上點頭，說他還記得這個旅客，因為該旅客有一個非常特殊的舉動——把 其下榻的206房間的鑰匙放在樓下前台，讓一會兒登門的訪客自己開門入內，並吩咐訪客抵達之 後，茶房夥計不要打擾。這種要求，謝老板經營旅店三十多年還從未碰到過，所以記得很清楚。 該旅客看上去五十歲上下，有點兒駝背，目測身高不超過一米六五，穿得比較闊綽，上下裝都是 藏青色毛葛製作，外罩一件淺灰色麥爾登薄花呢風衣，足蹬半高黑色皮靴，頭戴一頂與風衣同色 同料的鴨舌帽，看似配套產品；手裏拎著一口看似分量不甚沉重的褐色牛皮箱；帽子扣得很低，鼻梁上架著深色寬框架的眼鏡，臉上還戴著大口罩，根本沒法兒看清其麵容。

　　住宿登記時，該旅客出示的是肇慶“順成百貨批發行”的介紹信，名叫劉端財，係“順成行”襄 理，外出前往廣州、武漢、上海采購百貨商品。他是那天下午五點多入住的，辦理登記手續後上 樓進房間看了看就出去了，估計是去晚餐。大約一小時後返回，打開房門後特地下樓把鑰匙放在 前台，說一會兒有訪客過來，把鑰匙給他即可。當晚，唯一的訪客離開後，這個姓劉的旅客住了 一宿，次日早晨六點退房，說要趕火車去。

　　得知上述情況，亓舞牧以華南分局社會部的名義向肇慶公安局發了一份加急電報，要求收到後立 刻調查該地是否有“順成百貨批發行”，該行去年12月初是否派襄理劉端財前往廣州等地出差？

　　三小時後，專案組收到肇慶回電：查無“順成百貨批發行”，當地百貨行業也無“劉端財”其 人。

　　這是專案組意料之中的事。結合之前“蝙蝠”對“30小組”下達的電話、密函指令的時間節點， 偵查員判斷“蝙蝠”肯定隱藏在廣州，而且，鑒於此人能獲得五位受害警員如此詳盡的行蹤，這老狐狸極有可能隱藏在廣州市公安係統內部！ 分析到此，一幹偵查員都略微鬆了一口氣——如此一來，調查範圍就大大縮小了。當然，這種調查必須得到上級的批準，亓舞牧隨即向華南分局社會部領導直接匯報案情和下一步的調查方案。

　　1月23日晚上，專案組接到通知，經華南分局黨委批準，在廣州市公安係統內部秘密查摸潛伏特 務“蝙蝠”。

　　1 月 24 日淩晨，市局看守所傳出消息，因拒捕時服毒及槍傷影響，在押人犯朱益慶再次昏迷，已送解放軍野戰醫院搶救。上午八點多，又有消息在警方內部流傳，說朱益慶搶救無效，已經死 亡。當天晚上，市局編印的《敵情通報》證實了這一消息。

　　與此同時，專案組偵查員輪番出馬，日夜提審“30小組”的另外兩名案犯臧柳川、蔡少仙，追問敵特上司（未說“蝙蝠”）的下落。看守所長出麵布置對臧、蔡的“所內偵查”，相關看守人員都接到了隨時注意兩犯動向的指令。 第三天上午，專案組長亓舞牧突然率領一幹偵查員進入市公安局，拘捕了一個男子。該男子並非警員，而是四十四歲的清掃工湯金伯，即長期潛伏於國民黨廣東省會警察局，解放後又繼續潛伏於廣州市公安局的“保密局”上校特務“蝙蝠”。

　　專案組是怎樣識破湯犯真麵目的呢？之前，在作出“蝙蝠”隱藏於廣州市公安係統的判斷後，專 案組精心製訂偵查方案：首先是要使“蝙蝠”放鬆警惕，就以“中毒複發”之由把朱益慶送往野 戰醫院嚴密關押；然後放出風聲稱“搶救無效，業已身亡”。接著，日夜輪番提審臧柳川、蔡少 仙兩犯，給外界造成“朱益慶死了，隻有盯著另外兩個特務追查其上司線索”的印象。既然“蝙 蝠”如此“神通廣大”，能打聽到被害五警員的詳細行蹤以及專案組去市局調閱刑案卷宗的情 況，上述由專案組故意製造的“內部新聞”他必定也會迅速獲悉，從而相信朱益慶確實把秘密帶 進棺材裏了。

　　心理戰進行到這當兒，敗的肯定是湯金伯了。這廝落網後，果然供稱他因此疏於防範了，否則， 他是可以逃港的。 在進行上述心理戰的同時，亓舞牧和麥善謀兩個則在市局政保處特別指派的八名精幹偵查員的協助下，悄然進行著內部調查，調查的範圍不大，僅僅局限於專案組偵查員兩次前往市局查閱刑案卷宗、物證時的知情人。共有十一名警員接受了秘密詢問，全部排除。最後，亓舞牧終於注意到接受詢問的警員中至少有四位曾經提及的一個情況——查閱卷宗的偵查員進出庫房的場麵，可能還曾進入第十二人的眼簾。這個人，就是清掃工湯金伯。

　　馬上查湯金伯的曆史，讓偵查員吃驚的是，這人竟然是沒有檔案的！人事處一名分管科長解釋 說，早先，城市清道夫隊是屬於警察局下麵的一個部門，湯金伯是日偽省會警察局時期經人介紹 進入清道夫隊的。沒多久，人們發現這人不但勤快，而且會修汽車。於是，日偽警察局就想把他 調做汽車修理工，沒想到遭到其拒絕，說他不想幹修車工，還是做清道夫掃掃馬路省事。此人平 時樂於助人，手腳又勤快利索，口碑不錯，人緣也好，也就沒人盯著硬要他改行。

　　這樣一直到抗戰勝利，國民黨接管日偽省會警察局後，對警察和清道夫隊伍進行清理整頓。頭頭 兒聽說湯金伯會修車，卻隻喜歡掃地，說那就來個雙管齊下兩不誤吧，從清道夫隊調到市局做清 掃工，如果有修車工來不及完成的活兒，就請其出馬。如此，湯金伯成了國民黨省會警察局一名 特殊的工勤人員。那年頭兒，會開車是一樁了不起的技術，如果既會開車又能修車，那就是技術 尖子了，絕對受人青睞。警察局為此對湯金伯特別優待，知道他是單身，而且據說不想成家，那 就給他在警察局後院騰出一間空房，不收房租，用以拴住這個沒有修車工身份的技術尖子。

　　中共接管省會警察局後，把清道夫隊剝離出去交給民政局（當時尚未建立環衛機構），湯金伯則 作為工勤人員留了下來。日偽和國民黨時期，工勤人員被稱為“雜役”、“工役”，是沒有編製 不建立檔案的。解放後，百廢待興，人事處重建警員檔案還來不及，工勤人員的檔案根本沒在議 事日程上。

　　專案組對於湯金伯的經曆感到懷疑，決定先將其控製了再說。湯金伯被拿下後，偵查員隨即對其 住處進行搜查，無甚發現；又搜查了作為工具間兼休息室的那間小屋，也沒有發現跟特工活兒有 關係的物品。專案組五人都是搞秘密工作的，自有路數，再查！結果在後院距其住處十幾米外的 井台一側發現了秘密——

　　井台前有一張自製的小木桌，上麵放著些洗衣用品，桌子下麵的石板是活動的。揭開石板，則是 一個類似地窖的小空間。湯金伯會修車，自是能工巧匠，小地窖設計完美，還具有防水功能，即 使把整桶的水潑在井台上，也流不到下麵去。地窖裏藏匿著三支手槍、百多發子彈、十來顆手榴 彈，以及毒藥、密寫藥水、化裝道具、空白假證件等特工器材和大量經費，此外還有一個銅盒， 裝有密電本及一紙密令。這紙手寫密令是一份名單，共有二十六個姓名，已經被暗殺的黃瘦竹、郭振堂、陳明貴、鄭應 富、洪秋笙名列最前，其餘二十一人都是為國民黨政權效過力的官員、特務、特殊行業高級專家 之類。密令的抬頭是“國防部保密局卅號密裁令”，落款是毛人鳳的親筆簽名，並蓋著“毛以炎”的私章。該案偵破後，此份密裁令送京鑒定，結論確係毛人鳳親筆。

　　湯金伯係湖南長沙人氏，早年到漢口謀生，當過汽車修理工，因會武術，被警察局招為刑警。抗 戰爆發後，他投身入伍，新兵訓練尚未結束，就被去新兵營招收特工的“軍統”人員看中。“軍 統”也屬於軍界，所以他算是“奉調轉崗”。經特訓班訓練後，湯被分配到廣州，在日偽省會警 察局當了一名清道夫。這份工作很適合作為特工的掩護，情報、行動兼做都行，而且因為穿著號 衣，戒嚴時照樣可以通行，一般情況下日偽巡邏隊不會攔住搜身，至於警察，更是不會理會跟他 們同一係統的這些人。

　　抗戰勝利後，湯金伯以為可以解脫了，當時他已是少校軍銜，卻沒穿過一天軍裝。可是，上峰命 令他繼續待在警察局，收集漢奸跟接收官員互相勾結貪汙舞弊的情報。稍後，“軍統”改組為“保密局”，他收集情報的方向也轉而針對中共和民主人士。另外，他也參加過行動，比如利用 修車的機會做手腳，把拒絕接受“保密局”的要求在省會警察局安插特工的人事處副處長送去見 了閻王。廣州解放前夕，湯金伯受命繼續潛伏。 執行“卅號密裁令”，是廣州解放後湯金伯的第一項也是最後一項任務。該計劃由“保密局”的特工專家製訂，局長毛人鳳親擬暗殺名單。“保密局”台北總部特地派遣一名特工專家攜密裁令由香港潛入廣州，當麵向湯金伯下達指令。按照“保密局”總部擬定的方案，“30小組”作為首 批五名對象的殺手人選，任務執行完畢後，由第二撥殺手接力。如此安排，一共會動用四到五個潛伏小組。湯金伯被指定為總負責，主持執行“卅號密裁令”。

　　湯金伯手下有三名特務單超俊、馮承誌、錢鳴，都是舊刑警，解放後未被新政權留用，以做小買 賣、掮客和開出租車謀生。湯金伯正好讓他們協助跟蹤，給西藥房朱老板傳遞情報和指令。至於 被害五警員的行蹤信息，則是湯金伯親自出馬——他的修車技術在廣州警察係統有點兒小名氣， 跟市局分局的那些留用司機（當時幾乎所有司機都被留用）關係甚好，通過當麵閑聊、打個電話 托辦什麽事情順便瞎扯一陣，就把需要了解的情況套出來了。

　　至於專案組查刑案卷宗之事，倒是湯金伯本人查摸到的。偵查員第一次來市局查閱檔案時，剛一 下車就被正在附近掃地的湯金伯注意到了，根據汽車牌照，他判斷出那是華南分局社會部的人， 但不知他們來查什麽。不久這些人又來了，走的時候抱著“山田俊郎綁架案”的那個白銅物證 箱，湯金伯於是“頓悟”。庫房裏的那些物證本來就是當初由湯帶著另外兩個花匠和清掃工協助 擺放的，偵查員離開後，管庫房的警員又請湯金伯等人進庫房，把裏麵被弄亂的物證重新歸置一 下。湯金伯進去一看，原先放“福嬰堂”一案物證的位置空了，由此，他就明白專案組的調查已 經進行到哪一步了。

　　這是當初製訂方案的“保密局”特工專家始料未及的情況，往下應該怎麽辦？湯金伯考慮下來， 決定暫停下達第二撥暗殺指令。至於“30小組”應該怎樣料理，是讓他們轉移，還是滅口，湯金 伯是沒有決定權的，得請示台北。“保密局”未給湯金伯配備電台，他隻能先向香港郵寄密函， 再轉交台北。同時，必須穩住朱老板，所以他就向“益慶西藥房”送去密函提醒。

　　至此，曆時三十六天的係列命案終於成功偵破。是日，是1950年1月27日。2月9日，“55 小 組”在完成該案收尾工作後謝幕解散。同日，華南分局社會部領導宴請原專案組偵查員和十八名外援便衣，當場宣布華南特案組成立，其成員共有七人，除原專案組的五名偵查員外，另外增加兩位同誌。

　　1950年6月16日，係列命案四名主犯湯金伯、朱益慶、臧柳川、蔡少仙被判處死刑，執行槍決；湯金伯發展的三名特務單超俊、洪承誌、錢鳴分別被判處有期徒刑十八年、二十年和無期徒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