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塵封檔案》拾遺之169：涉外搶劫案

又名：限期三天偵破的涉外搶劫案

本文轉載自《逐木鳥》“塵封檔案”係列

一、使館被劫

1950年9月4日，北京中南海。
上午9時許，政務院總理辦公室裏，周恩來正坐在桌前批閱幾份緊急公文。門口傳來一陣輕微的腳步聲，在長期從事地下工作中養成機警過人習慣的周恩來聽出那是值班秘書，頭也不抬地說：“這就好，叫車開過來吧。”
這天，周恩來要去中共北京市委參加“建國一周年慶典方案審查會”，會議是9點半開，按照周恩來的習慣，總是要提前到達會場，秘書已經提醒過兩次了，但總理必須批完手頭那幾份急件後才能離開。現在，周恩來以為是秘書第三次來催促了。但是，秘書並不是來催促的，而是向總理匯報一個剛接到的電話報告：“剛才接到公安部的電話，說昨天晚上南京發生了一起搶劫案，前埃及駐華使館遭到搶劫，代辦阿巴提身負重傷。”
“哦！”周恩來兩道濃眉一聳，馬上放下手裏正在看的文件，伸手接過電話記錄，匆匆看了兩遍，略一沉思，緩緩開口道：“這個案件對於新中國和埃及以及中東地區阿拉伯國家的關係具有重大影響，我們必須從政治上高度予以重視。你給南京方麵打個電話，讓公安機關立即嚴查，限三天破案！”
這是一起怎麽樣的搶劫案？讓我們把時間往回推移10小時——
南京市有條北京西路，門牌編號為59號的那幢花園洋房，就是前埃及駐中國大使館。一年多前，國民黨政府敗逃後，該使館保持原封不動，並未像一些資本主義國家的大使館那樣跟著去了台灣。但是，當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埃及政府也並沒有與新中國建立外交關係，不過原大使館也沒有撤離，還是待在原地。館內留下了代辦阿巴提和他的夫人阿芙蘿、一名秘書，另外，原先雇傭的中國管事、花匠和女傭三人也還在。
1950年9月3日晚上，管事陳萬鍾、花匠黃啟府和女傭顧媽三人坐在花園裏納涼聊天兒，不知不覺就到了11點鍾。忽聽圍牆那邊傳來輕微的聲響，陳萬鍾下意識地吆喝了一聲：“誰？”
圍牆那裏沒有反應，兩人放心不下，一起過去看了看，沒發現什麽，於是也沒當回事，便各自回房去了。其實，此刻西側的圍牆下，確實蹲著三個人，隻不過因為在外麵，陳萬鍾兩人沒看見而已。那是三個男子，一高一矮一中等個子，身穿長袖襯衫、長褲，臉上蒙著用褐色府綢縫製的大口罩。剛才的聲響，是其中的一位踩著同伴的肩趴到牆頭上去往裏麵窺察時所發出的。現在，他們聽見陳萬鍾、黃啟府已經離開花園了，便攀牆而入，直奔花匠黃啟府所住的那間小屋。
黃啟府此刻已經躺在床上了，因為天熱，他向來是不關門的，他剛要關燈時，外麵傳來了一陣輕輕的腳步聲。直到此時，黃啟府還沒有料到危險正在逼近，他隻道是代辦或者秘書晚上睡不著了到花園裏來轉轉，這種情況是經常有的。但是，他馬上聽出那不是一個人的腳步聲，頓時警覺起來，尋思剛才納涼時聽到的聲響難道正意味著危險？
還沒等黃啟府往下想時，已有一高一矮兩條人影閃了進來，一個持短槍，一個拿著一把寒光閃閃的匕首，凶神惡煞般地對著黃啟府低聲喝道：“不許吭聲，老老實實躺著別動！”

二、隻圖錢財

黃啟府蒔弄花草是一把好手，可是從沒見過這般陣勢，當嚇得目瞪口呆了，愣了一愣隻有“唔唔”著點頭的份兒。
就在這時，門外又傳來了腳步聲。那是管事陳萬鍾，原來他是個精細人，回到房間還在想著剛才納涼時的圍牆上的奇怪聲響，越想越不放心，便到花園裏來看看，想關照黃啟府一聲，讓他晚上睡覺時警覺點。不料，陳萬鍾剛走到花匠住的小屋門前時，就被從黑暗中躍出的一個人一把揪住，隻覺得後腰間頂上了一個硬硬的物件，身子骨就軟了下來，說話也不利索了：“這……這……”
門外那家夥把陳萬鍾推進小屋，轉身出去繼續望風。屋裏，拿槍的高個子命令陳萬鍾蹲在黃啟府的床前，雙手抱頭，跟黃啟府一樣閉上眼睛。
高個子喝問道：“知道我們是什麽人嗎？”
“不……清楚……”
“他媽的，哆哆嗦嗦幹什麽，隻要老實照我們的意圖辦，連毫毛都不會動你一根的！”
陳萬鍾定定神，大著膽子道：“不知道諸位是何方好漢？”
“告訴你吧，我們從台灣來，是來執行特別任務的。你不要害怕，任務已經完成了，與你這裏沒有關係。我們今晚光顧貴處，是要借一點回台灣的路費。你說，保險箱放在什麽地方？”
“先生，這個兄弟是不知道的，我……”
對方打斷道：“別他媽的敬酒不吃吃罰酒！老子不弄清你這條河的深淺，就敢來趟這渾水了？你姓陳，叫陳萬鍾，是這裏的管事；這老小子姓黃，叫黃啟府，是花匠；還有一個傭人叫顧媽的，住在那邊房間，是不是？老子說錯了沒有？”
另一個家夥叫道：“快說，保險箱放在哪裏？”
“我真的不知道。”
陳萬鍾的話音未落，身上已經挨了一腳，痛得直皺眉頭，卻不敢吭一聲。
“嚐到滋味了嗎？你不知道？就算你不知道。現在，你聽著，要你做一件事，這件事你一定能做的——跟我們一起去那埃及代辦樓上，就說埃及有一份急電來，把他叫起來，就就你們的事了。”
陳萬鍾雖然膽小如鼠，但他是那種老派賬房先生一類的好好先生，他在使館工作多年，已經把使館當成自己的家了，和埃及外交官員的關係也挺好的，哪肯做這種事？於是一口拒絕。
匪徒又揮槍舞刀地威嚇了一陣，見沒有效果，於是就把陳萬鍾、黃啟府兩人綁了起來，口中堵上毛巾，推往顧媽住的也就是代辦住的那幢樓。顧媽的房門關著，但由於天熱，窗卻開著了，一個匪徒繞到後麵，爬窗而入。顧媽已經睡著了，聽見聲音，還沒做出反應，就已被製服了。顧媽也是使館的老人了，一看陳萬鍾、黃啟府那副模樣，就知道兩人沒有遵照匪徒的意思辦，當下也是一口回絕。匪徒幾經威脅無效，於是便用對付陳萬鍾、黃啟府的手段對顧媽如法炮製。高個子匪徒吩咐矮個子留在現場看守陳萬鍾三人，衝另一個匪徒一揮手，兩人便悄然踅上樓去。代辦阿巴提夫婦的房間門緊閉著，匪徒企圖悄悄撬開時，阿巴提驚醒了，馬上喝問：
“外麵是誰？”

三、動刀傷人

匪徒見事情弄拙了，幹脆一不做二不休，飛起一腳把房門踹開，兩人一擁而入。
那阿巴提見勢不妙，飛快地一躍而起，撲向匪徒。高個子匪徒驚慌之下，二話不說，抬手對準阿巴提就是一槍！但槍並未打響，原來是顆“瞎火”。
阿巴提身手不凡，個頭又高大，當下以一敵二，赤手空拳竟把兩個匪徒打得節節敗退，一直退到樓下。樓下顧媽房間裏看守陳萬鍾三人的那矮個子匪徒聽見聲音不對，探頭往外一看，見兩個同夥打不過阿巴提，當即衝出去，對準阿巴提二話不說劈胸就是一刀！
阿巴提猝不及防挨了一刀，竟自不倒，仍是頑強搏鬥。矮個匪徒愣了一愣，隨即便瘋子似的衝阿巴提連刺幾刀。慌亂之中，正和阿巴提扭鬥的高個匪徒的手上也挨了一刀，痛得“哇哇”亂叫。這時，阿巴提的夫人阿芙蘿已經披上外衣站在樓梯口了，見狀禁不住大聲尖叫起來。三個匪徒驚慌之下，也顧不上“借”錢了，倉惶逃遁。
三個匪徒逃遁後，代辦夫人阿芙蘿從樓上下來，撲向已經昏迷在血泊中的丈夫，一時竟也顧不上呼救，隻是哭泣。對麵女傭房間裏綁著的那三位聽見哭聲，便呼叫起來，讓代辦夫人過去給他們鬆綁。阿芙蘿過去給三人鬆了綁，陳萬鍾馬上往本地段的陰陽營派出所打電話報案。這時，另一個埃及外交官員也被驚醒了，趕來幫著阿芙蘿把阿巴提送往鼓樓醫院救治。
陰陽營派出所的值班民警接到報案電話，不禁大吃一驚，他們知道雖然北京西路59號不過是前外國駐華使館，但是案件涉及到外國人，畢竟不是小事，再說案情已經關係到人命大事了，阿巴提生死不知，於是立刻往南京市公安局治安處打電話報告。治安處聞報大驚，當即指派治安大隊大隊長王忠率員火速前往現場偵查。
王忠一行攜帶警犬驅車前往現場，使館隻有陳萬鍾、黃啟府、顧媽三人。警察見他們一副驚魂未定的樣子，便先讓暫時，待勘查完現場後再說。
現場勘查情況如下——
在樓梯上揀得匪徒在與阿巴提扭打時掉落的一隻用褐色新布製作的口罩；樓梯口走廊地板上有匪徒丟下的一支已經摔壞的手電筒，還發現了3枚白色扭扣（後經辨認，確認是從匪徒所穿的衣服上掉落下來的）；在圍牆上發現匪徒逃遁時留下的血手掌印一個；圍牆外的地上發現一支短槍，係土造的兩撅槍。
警察見圍牆上有血手印，隨即放出警犬嗅跡跟蹤，結果在距圍牆大約100米處的路上，又發現口罩一隻，上麵沾有血跡。繼續跟蹤，又走了百來米，揀得兩撅槍子彈一發。到了岔道口，警犬就失去了嗅源，站在那裏“汪汪”亂叫，一副不知所措的樣子。警察根據經驗，認為匪徒是乘坐三輪車逃離了。
警犬嗅跡跟蹤時，王忠大隊長已經在找陳萬鍾三人談話了。一會兒，警犬無功而返，這邊的初步了解情況也結束了。警察就在現場開了一個簡短的案情分析會，眾人根據所獲取的情況進行了分析，認為從匪徒作案的手段和經驗看來，他們自稱的“從台灣來的”話語顯然有假，因為台灣派來的特務都是經過特別訓練的，要作這樣的案子時定然幹脆利索，決不會這樣拖泥帶水，再說使用的武器也不像。於是，初步將作案者的身份定為是一般的刑事犯罪分子——強盜。

四、三天破案

針對作案者能夠準確說得出使館內陳萬鍾等三人的姓名和住處，可以認定他們是了解使館內部的情況的。從這一點考慮，偵查員認為案犯事先多半曾向熟悉使館內部情況的人了解過使館內部情況的。
分析到這裏時，有一位偵查員提出：“這麽熱的天，案犯作案時竟還戴著口罩，這是不是可以認為他們生怕被陳萬鍾等三人認出來？也就是說，他們中的某人也許是和陳萬鍾等三人見過麵的。”
王忠大隊長以為深以為然，於是便決定再次與陳萬鍾等三人進行談話。這一次是分別進行了，兩名偵查員和一個當事人談話，結果都得到了一條相同的線索：有一個名叫張銘山的人頗為可疑。
張銘山，37歲，原是南京一家酒樓的廚師，燒得一手好菜，一度曾做過使館的廚師。一般說來，廚師都不是貪吃之人，但是這張銘山卻是個例外，他的胃口極好，燒到哪裏吃到哪裏。在飯店、酒樓是這樣，到了使館也是如此。他的這一套，對於阿巴提代辦來說，自然是不能容忍的，於是一次次地提出了警告，但這家夥卻是充耳不聞，反而變本加厲地吃喝。終於，阿巴提忍無可忍，在今年4月下旬張銘山一次喝醉酒鬧事後，斷然把他解雇了。這個結果自然不是張銘山所願意接受的，他於是數次到使館來吵鬧，提出要一筆為數不小的解雇費，遭到阿巴提的拒絕後，揚言要給阿巴提“一點顏色看看”。
於是，決定當即去張銘山家去查看。
淩晨3時40分，偵查員到了張銘山家。張銘山住在一個幾家混居的大院子裏，這種大院的院門一般是不關的。偵查員在轄區派出所民警的陪同下，悄然進入院子，來到張銘山的窗下，隔窗望進去，隻見張銘山正沉沉大睡，不像剛躺下的樣子。出於慎重，也為防止將這個案件鬧得沸沸揚揚，滿城風雨，偵查員沒進去。
與此同時，另一路偵查員已經去了鼓樓醫院。那阿巴提身體素質極佳，身中4刀，經搶救竟已蘇醒過來，而且還能回答偵查員的問題。麵對著偵查員關於張銘山是否涉嫌該案的詢問，阿巴提斷然否定：“決不可能是他！我以一對二與匪徒搏鬥時，看清了他們的眼睛，不會是張銘山。”
那麽，另一個從女傭房間裏竄出來冷不防衝阿巴提行凶的家夥呢？他是不是張銘山？
這個，阿巴提不能斷然否定。因為他還沒來得及看清對方長得什麽模樣就已經挨刀子了。
偵查員從醫院返回後，再次向陳萬鍾三人作了詢問，但他們一致說看守他們的那個矮個子肯定不是張銘山（他們起初懷疑的是那個中等個子的匪徒）。
天亮後，偵查員再度去了張銘山家，經了解，張銘山昨晚並未外出。這樣，罩在張銘山頭上的疑點初步消除了。
這時，這個案件已上報到中共南京市委。南京市委對此非常重視，要求公安局盡快偵破該案，同時向江蘇省委作了匯報。
南京市公安局也按照有關規定，將該案情況向省公安廳和北京公安部作了緊急報告。公安部接到報告後，意識到此案涉及到國際關係問題，於是立刻向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作了緊急電話匯報。這樣，就有了周恩來總理限期3天破案一節。

五、有人踩點

1950年9月4日上午10時許，周恩來總理的指示已經傳到了南京。南京市公安局領導當即向偵查專案組作了傳達，要求必須按照周恩來的指示如期偵破該案。
這時，專案組已經舉行了第二次案情分析會議。根據會議所分析的情況，作了如下偵查安排：1、鑒於案犯是乘坐三輪車逃離現場的，有必要派員尋找那輛三輪車；2、現場發現的口罩是新縫製的，找到縫製口的店鋪也是一條線索。王忠大隊長抽調了治安大隊的一批骨幹力量，分頭進行上述調查。但是，3小時後偵查員均無功而返。眼看案件的偵查已經沒有線索了，專案組在焦急之中，再次想到了那個曾被列為懷疑對象的張銘山，尋思不知他是否可以提供什麽線索。於是，便派了兩名偵查員去找張銘山談話。張銘山是南京人，又是個有點名氣的廚師，算得上“見多識廣”了。他對警察再次登門表示出一種明顯的不滿，嘟嘟噥噥地說這是沒事找事，他於這樁案件絕對是沒有關係的。
偵查員說：“我們來找你，並不是說認定你與這個案子有什麽關係，而是想跟你聊聊，看你是否發現過什麽可能與本案有關聯的人或事。”
張銘山抽著偵查員給的香煙，點頭道：“這話還差不多。我倒是可以給二位提供一點線索的。”
偵查員於是請他說說看。張銘山提供的線索聽上去比較簡單，使館女傭顧媽的生活作風有問題，有一個相好的經常去找她，那個相好的說不定就是作案者。偵查員問：“你憑什麽說顧媽的相好的有可能是作案者？”
“當然有理由呀——他是沒有工作的，正缺錢花！”
這，似乎可以視為作案動機的。於是引起了偵查員的興趣：“這個人叫什麽名字？”
“這個，我可不清楚了。”
此時，該案就這麽一條線索，自然要認真查一查的。不知道姓名沒關係，可以從顧媽那裏了解的。
王忠生怕打草驚蛇，沒讓直接去找顧媽，而是派偵察員化裝後對顧媽進行跟蹤，從顧媽身上引出那個可疑的相好的來。
當天晚上，偵查員在跟蹤顧媽後，就查得了那個相好的姓名住址，那人名叫吳奇偉，住在明王巷。隨即往派出所調查，查清此人，原是做藥材生意的，解放後沒事幹了，靠做掮客混日子，沒有固定收入。曆史上沒有劣跡，街坊鄰居對他評語不錯。
專案組決定還是找找吳奇偉，想當麵跟他談一談，看是否有可疑之處。王忠向兩名偵查員作了布置，讓他們次日上午進行。
哪知，次日一早，吳奇偉就主動來到公安局，要求見見專案組領導，說有事情要向領導反映。這樣，省得偵查員來去之勞了，吳偉偉被請了進來。
吳奇偉看上去很熱情，一見麵就向偵查員遞上了香煙。不等偵查員開口問他來意，就主動說了起來。他所說的內容倒把偵查員暗暗鬧了個激靈——
吳奇偉坦率地道明了他和顧媽的“相好”關係，他所說的情況就是跟這“相好”
有關的。8月底、9月初的那幾天，他幾次去使館門口等候顧媽時，看見一個穿白色府綢的大個子老是在使館那裏繞來繞去，看上去並不像是找人的樣子。這種情況，他在大約一周內看到了5次之多。因為聽顧媽說使館發生了這麽一樁案子，他覺得有責任把這一節向政府報告，所以就上門來了。

六、查找傷者

偵查員下意識地感到這可能是一條有價值的線索，於是就詳細詢問了吳奇偉所看到的那個男子的體態容貌，一一記了下來。
當然，偵查員還是向吳奇偉了解了他本人9月3日夜間的活動情況。在接下來所作的調查中，證實吳奇偉所言屬實，他沒有作案時間。
這時，另一路偵查員查摸到一條線索，據一位姓楊的三輪車夫反映，他那也是三輪車夫的連襟金某，曾在9月3日晚上，在北京西路接過一茬兒生意，那是三個男子，可能與埃及大使館搶劫案有關。（當時，使館搶劫案已經在南京市傳開了，群眾中有議論。）專案組當即決定查找金某，兩個偵查員終於在夫子廟前找到了正在三輪車上打盹的金某，三言兩語就了解到了需要了解的情況：9月3日晚上或者9月4日淩晨，他踩著空車經過北京西路原埃及大使館時，三個男子從後麵趕了上來，攔下他的車，要他往高雲嶺那邊去。金某一看對方，連忙搖頭拒絕，說三個人他踩不動，再說幹了一天活兒，想回家休息去了。其實他真正的用意是因為見對方都是凶漢，其中有人身上還有血跡，料想不會是良善之輩，生怕出事，所以不敢沾身。
三人初時一副和善口吻，見金某拒絕，馬上翻臉，二話不說，亮出刀子和短槍，在金某臉前比劃著。金某無奈之下，隻好讓他們上了車。大約往前踩了4條橫馬路，金某已經累得氣喘籲籲，正要提出停車歇一會兒時，他們自己叫“停車”了。其中一個扔給他20000元（舊幣），說必須守口如瓶，否則定然要他好看。說完後，三人急匆匆地走了。
偵查員回去向專案組領導匯報了向金某調查的情況。專案組領導綜合其他情況進行了分析：使館的圍牆上有血跡，這說明三名匪徒中已經有人受了傷；坐三輪車路途提前下車，停車地點不遠處又正好是一家醫院，由此判斷，可能是匪徒受的傷流血較多，一時止不了，所以臨時決定去醫院治療了。偵查員當即趕到那家醫院去調查。找到了那天晚上值夜班的外科醫生，一問，果然不出所料，確實有那麽兩個人陪同一個受傷的高個子來包紮過。當時醫院看病是不記病史的，所以醫生並不知道對方姓名、住址。那位醫生又找來了一個當時一起參與處理的護士。她回憶說，在她給傷員包紮時，曾聽旁邊一個人說過一句話：“你這幾天不要再到茶館去喝茶了，免得讓熟人看見了傷口多嘴多舌地瞎問惹事。”
那傷員當時說：“旁人是不會多嘴多舌的，要麽譚老板瞎問幾句，他開茶館的，話生來就多，是個百搭。”
專案組據此分析，那個受傷的匪徒是一家譚姓老板所開的茶館的常客，他跟譚老板是熟人。專案組決定立刻派員依據這一線索在南京全城調查，務必要找到那個受傷的匪徒！
南京市公安局為了調查這一線索，一共出動了23名警察。初步一查，全南京由譚姓老板所開的茶館共有7家。再往下查，卻查不下去了——這7個譚老板中竟沒有一個承認與受傷匪徒那樣一個本店的常客相識的。

七、連帶案件

消息報到專案組本部，領導隨即做出反應：調換一個角度詢問，問這天是否有常客沒像往常那樣來喝茶的。
那7位老板還是做了否定的回答。
7撥偵查員中共有4撥無功而返了，另外3撥不甘心，幹脆坐在茶館裏喝茶，一邊觀察，一邊尋機與茶客聊天，想摸得線索。
下午3時許，在中山路“得勝樓”喝茶的偵查員老崔和小許喝淡了一壺茶，看看沒有希望摸到線索了，正待起身走，忽見門外進來了一個穿黑色香雲紗的大漢，右胳膊用一條三角巾吊在胸前，左手拿著一把蒲扇，一搖三晃地上樓，在臨窗的一麵坐下來，招呼跑堂沏了一壺綠茶。
崔、許對視了一眼，老崔朝小許一努嘴，後者便起身下樓去找老板了。
“得勝樓”的老板名叫譚雄飛，日偽時期參加過汪偽漢奸特工機關的一期特訓班，據說沒有過什麽實際活動，但後來日本投降後還是給國民黨方麵逮了進去，花了一大筆錢才弄了個“事出有因，查無實證”放了出來。解放後，人民政府讓有曆史問題的人自首登記時，他主動作了交待，公安局沒有追究。但他是“啞巴吃湯圓——心裏有數”，自己知道是軟檔，所以碰上公安局的人真是一帖老膏藥，說什麽聽什麽。小許找到他，問樓上那個吊三角巾的家夥是誰？他悄然上樓去看了看，下來說沒見過此人。小許尋思那家夥別是不敢上住處附近的茶館喝茶了，但坐茶館的癮頭難消，就換一家茶館來坐坐了？想了想，就叫譚雄飛去跟對方搭訕搭訕看，摸摸對方的底細。
譚雄飛自是遵命，上得樓去，早有一些老茶客和他打招呼、說笑話。譚雄飛有一句沒一句地跟他們說著，漸漸捱到那個黑衣漢子的桌前，眼光朝對方掃了掃，露出驚異的神色，點頭道：“這位客人眼生得很，想是初次光臨敝店？”
那漢子望著譚雄飛：“你先生是……”
“敝人是這裏的老板，姓譚，名雄飛。”
“哦，原來是譚老板，久仰。”這自然是一句客套話。譚雄飛馬上吩咐跑堂重新沏上好茶，又送上4碟茶食，自己陪著同坐喝茶。對方不解其意，問是怎麽回事。
譚雄飛解釋說那是“得勝樓”的規矩，凡是外碼頭客人第一次上門，茶資一概免去，老板或者店裏的人還要陪同喝茶。
譚老板告退後，向小許報告了此人的情況：他來自徐州，住在附近的親戚家，是來南京做生意的；在徐州時也喜歡喝茶，有癮頭的，所以到了這邊也來喝了；他手上的傷口，乃是生了疔瘡，昨天剛開了刀。
由於此人的長相、體態很像匪徒中的那個高個子，所以偵查員對他甚感興趣，來了個一盯到底。往派出所打了個電話，一會兒就有民警過來查詢了。那漢子在點到的幾個茶客中屬於有疑點的，於是就被帶到了派出所。偵查員隨即也趕了過去，一訊問，此人果真有問題，但與使館搶劫案無關，他是徐州地麵的一個惡霸，因為當地要找他算賬了，他就逃到南京來了。
從茶館查線索的事兒基本上算是斷了，幸虧專案組布置了另外力量在同時查摸吳奇偉所說的那個可疑對象，大半天查下來，竟有了收獲。在核實吳奇偉的情況的同時，另一路偵查員去了北京西路59號，向陳萬鍾、黃啟府、顧媽分別詢問是否認識或者見過吳奇偉所言的那個男子。顧媽、黃啟府說不認識，也記不得是否見過，隻有陳萬鍾經過一番回憶後，用不大確切的口吻說那人好像叫高遐昌，原先當過警察。這個“原先”，是指解放前，高遐昌當過國民黨首都警察廳的警察。

八、抓住不放

有了這條線索，再往下調查就不是一樁犯難事了。高遐昌32歲，是抗日戰爭勝利後從舊軍隊退伍後進入國民黨首都警察廳的。南京解放後，人民政府留用了他。
但高遐昌當了人民警察還是保留著舊警察的那一套，屢屢向群眾敲詐勒索，終於1950年初被開除出公安隊伍。
專案組便於當天下午2點多鍾，派員前往高遐昌的戶籍所在地對其進行秘密調查。高遐昌住在南京邁皋橋，偵查員通過派出所一了解，得知高遐昌目前屬於無業，但沒發現有什麽違法活動。好不容易盯上這麽一個角色，當然不甘心放棄，偵查員隨即又驅車去了吳奇偉處，拉上吳奇偉前往派出所。讓派出所派員去找高遐昌，想請吳奇偉辨認，看看他所見到的那個在原埃及大使館門口轉悠的家夥是不是此人。
但是，派出所民警卻沒找到高遐昌，其家人說他早在9月3日上午就去蘇州了，大概在這兩天回來。
9月3日上午就去蘇州了？這麽說來，高遐昌沒有作案時間？但是，由於高遐昌在北京西路59號門口轉悠的情況太可疑了，偵查員還是盯著他。於是汽車又駛向公安局，找出高遐昌的檔案材料中的照片，讓吳奇偉辨認。
吳奇偉看了許久，說了一句話：“看上去有點像。”專案組信心大增，馬上決定立即派人去蘇州，把高遐昌找回來。
9月6日上午，偵查員在經過十餘個小時的查找後，終於在蘇州的一家木行裏找到了高遐昌。他麵對著偵查員的“不期之請”連連搖頭：“我在這裏的事情還沒有辦完，怎麽就回南京呢？不去！”偵查員告訴他，南京有點事情，必須要他立即回去。高遐昌態度傲慢地問：“必須回去，說得好！可是，諸位，我要是不回呢？”
“你必須立即同我們一起回去！”
“那好，你們拿副銬回南京吧！我要看看你們是如何違反公安紀律的。”這家夥好歹也在民警隊伍裏待過幾天，知道公安紀律。偵查員沒帶手銬，不過“傳訊證”
倒是帶來了，當下就出示了，然後把高遐昌帶回了南京。其時，高遐昌是專案組惟一的一個希望了。這天已經是周恩來總理所規定的期限的第二天了。因此，專案組相當重視對高遐昌的訊問，王忠大隊長親自出馬主持這次訊問。高遐昌當過警察，因此對訊問這一套並不陌生，一上來就向王忠提出抗議，說警方是“以拘代偵”，無故抓人。
王忠笑道：“高遐昌，你是什麽人，我們是清楚的，找你來幹什麽，你是清楚的。你既然當過民警，那就應當知曉共產黨‘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政策。趕快把自己的問題交待清楚吧！”
高遐昌隻是反複表白自己沒有幹過壞事，還特別著重地提請訊問者注意一點：
他是9月3日上午離開南京的，之後一直沒回過南京。說著，還出示了車票。這一著棋，看似精明，其實卻是“此地無銀三百兩”。試想，一個清清白白之人，何必向警方提出這麽一點，還要拿出車票來證明？高遐昌這樣一來，越發顯得他是有問題的。偵查員於是增加了信心。

九、凶犯落網

這一番較量，一直進行到午夜時分。高遐昌終於改變了他先前一再聲稱的“我沒有幹過壞事”的口吻，改口說他曾經敲詐過多少多少錢。偵查員馬上攔斷：“敲詐的事你不必交待了，我們要你交待大的問題。什麽大的問題，你應當明白。”
幾次三番言來語去後，高遐昌頂不住警方的政策攻心，終於吐露了真言：1950年8月中旬的一天，他與表弟張明亮、張銘山以及郜治映共4人，在玄武湖公園的茶亭策劃過搶劫埃及大使館的事。提出搶劫大使館的是張銘山，他說大使館的保險箱中有不少黃金、美鈔，又提供了大使館內部的情況。那天隻是提了提，並沒有具體說到過做不做和如何做。後來，他再也沒跟那幾人來往過，所以不清楚張明亮等人是否去作過案了。
此時，是1950年9月7日淩晨3時。至此，這起驚動中南海最高層的搶劫案件算是找到了打開迷宮之門的鑰匙。
專案組當即向南京市公安局治安處處長洪沛霖作了匯報。洪沛霖下令：拘捕張銘山、張明亮、郜治映！不巧的是，那三人竟一時都未找到，當時還疑是走漏了風聲，被他們察覺後逃之夭夭了。幸喜到了晚上，在張明亮住所處守候的偵查員終於發現張明亮回來了，於是當即拿下。隨即對張明亮住所進行了搜查，搜得一雙帶有血跡的回力球鞋。
張明亮比他的表兄高遐昌要頑固，審訊許久，就是不肯交待罪行。後來，偵查員把高遐昌帶進了審訊室。高遐昌望著張明亮，低聲說了一句話：“我已經交待了。”
這句話就像一枚刺破了充足氣的車胎的尖針，話音剛落，張明亮已經臉色蒼白癱倒在地上。
原來，張明亮等人在8月份於玄武湖策劃搶劫前埃及大使館後，張明亮隨即進入了具體實施階段。由張明亮牽頭，通過郜治映糾集了陳學榮、俞良坤、鄧其友、陳全盛等人。張明亮出於慎重，親自去北京西路59號踩點數次，直到認為萬無一失了才決定於9月3日晚上實施。這夥家夥犯下重罪後，料想公安機關不會等閑視之，不禁膽戰心驚，紛紛四下逃散。偵查員當即查明了罪犯逃竄地，於9月8日淩晨將張銘山抓獲。
接著，偵查員又兵分四路緝拿郜治映等犯。至9月19日，終於將上述案犯悉數捕獲。
審訊中，又查明了隱藏於這起刑事案件背後的一個反動組織。原來，高遐昌於1950年5月上旬，糾集李善修等數人成立了一個叫“中國人民反共抗俄救國會”
的反動組織，準備與台灣取得聯係，但未聯係上。這次搶劫前埃及大使館的目的是為這個反動組織籌集活動經費。公安局當即將李善修等人悉數逮捕。
周恩來接到案件偵破的報告後，指示外交部門向阿巴提通報情況。阿巴提向埃及政府作了如實報告。埃及政府對中國政府在處理這件事上所表現出的誠意非常感謝，由此也對新中國有了初步了解，在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問題上，由原先的中立立場轉變為支持立場。不久，埃及總理大臣在聯合國的辯論大會上，投了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讚成票，這一舉動，還影響了其他一些國家。

 

[愛城華僑]

看完這個案件，謝謝分享！

隻是 沒有搞明白：究竟是哪三位 作案的？後來是怎麽處理/懲處 這些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