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塵封檔案】係列之102：伸向密檔的黑手

【塵封檔案】係列之102：伸向密檔的黑手

本文轉載自公安月刊《啄木鳥》2015年第4期

文：東方明

 

一、令人費解的潛入

1948年9月27日，濟南宣告解放，中共中央宣布將濟南設為“特別市”，下轄第一到第十一共十一個區。本案的發生地“濮廬”，位於第一區東關老鷹嘴。

“濮廬”建於1927年，由當時的山東省軍務督辦張宗昌下令建造。張宗昌是有名的“三不將軍”，其中一不就是不知道有多少女人。眾多的妻妾、情婦不便居住一處，於是就搞金屋藏嬌。老鷹嘴這邊屬於丘陵地帶，有青翠滿坡的小山丘，也有潺潺清泉，正好被路過此處的張宗昌看到，於是就下令在此蓋了一座占地麵積三百來平方米的宅院。據說此處是給一個來自西南的少數民族美女居住的，所以部屬中略諳文化的秘書之類就向張宗昌建議，給該宅院起名“濮廬”。張宗昌覺得這個名字起得貼切，不但馬上采納，還親自揮毫展示其丘八書法，寫下了“濮廬”兩字，製作成木匾掛在院門上方。一直到新中國成立後的若幹年，老一輩的濟南人還對張將軍的那塊匾額有印象。不過，那個沒有留下名姓的美女對“濮廬”是否滿意就不清楚了，因為不久張宗昌就被蔣介石的軍隊趕出了濟南。

張宗昌一走，“濮廬”包括那個美女的所有權自然也跟著改變了歸屬。美女改變得如何不清楚，“濮廬”作為不動產，老一輩濟南人倒是有目共睹的：韓複榘主政山東時，兩個曾指導過其讀書的河北灞州老鄉結伴前來濟南投奔，被安置於“濮廬”內，連同家眷一直居住到抗戰爆發濟南失守。日軍侵占濟南後，“濮廬”又成為一個在侵略戰爭中負傷致殘的日軍大佐的住宅。這個老鬼子一住六年，最後暴斃於“濮廬”，據傳是被中國的民間高手暗殺了。此後，“濮廬”披視為凶宅，一直是宅門緊閉著，直到抗戰勝利後方才重新被使用，國民黨的接收大員何思源將其撥給了社會局。社會局的人知道這是有名的凶宅，盡管條件優越，但沒有誰願意來此辦公，就作了專門存放檔案材料的庫房。

濟南解放後，成立了濟南特別市政府，原國民黨政權的各個部門都被新政權接管，其中也包括社會局。民國的社會局與中共的社會部完全不同，其職能林林總總，比如工商行政管理，物價及金融貿易事項，工商同業公會和特種社團的管理，社會救濟，社會福利設施，書報影劇的管理等。在新政權中，根本找不到相對應的接管機構，所以，新政權采取的辦法是把這些職能分解到現有機構的相應部門，其餘一概暫予擱置。

“濮廬”就屬於暫予擱置的那部分。這樣，原受雇於舊社會局的庫房門衛老於頭兒就得以留用，繼續看守“濮廬”。

老於頭兒那年六十掛零，從十六歲起就開始幹守夜、看門之類的營生，而且一生的三分之一時間都待在“濮廬”——當初張宗昌建造“濮廬”後就雇傭了他，之後韓複榘把“濮廬”給老鄉居住時他仍受雇；後來日本軍官入住，他依然是看門人，不過，那軍官神秘暴斃後憲兵隊特高課曾把他拘捕，還動了刑，關押了三個月才釋放；有了這層資格，抗戰勝利國民黨接收濟南後他仍被留用。如今，新政權是講階級的，老於頭兒是貧民，相當於農村中的下中農，按照政策屬於依靠的對象，所以沒有爭議地留了下來。老於頭兒沒有想到，他為新政權效力還不到半年，“濮廬”就出了事兒。

老於頭兒平時就住在“濮廬”，除了看門，還負責打掃庭院、侍弄花草。在外人眼裏，這活兒很是辛苦，他自己卻覺得比較輕鬆，因為他已經習慣了。況且那些檔案材料都是放在屋裏的，門窗上鎖，而他並不掌管鑰匙，鑰匙在市軍管會那裏，他們每月會派人過來查看一下。對於老於頭兒來說，隻要管住大門不讓外人進入，每天早晚檢查各庫房門窗完好無損就行了。老於頭兒被各個不同的東家雇傭是有原因的，人家看重的是他那股認真勁兒。認真到什麽程度？他的孫輩出來玩路過“濮廬”想進來看看，都被他鐵麵無情地擋駕。他的一日三餐都是家人送來的，如果家人送得晚，他寧可餓肚子也決不會離開“濮廬”一步。

1949年3月10日早晨，老於頭兒和往常一樣，黎明即起，灑掃庭院，然後打了一套拳活動筋骨。做完這些，老伴兒讓外孫小虎把早飯給送來了。老於頭兒的早餐在當時說來屬於稍有講究的一種，他每天要吃兩個油餅，還要一點兒下酒菜，因為他每天早上要喝一小盅自泡的藥酒。下酒菜不貴，好點兒的是花生或者豆腐幹，次一些的則是鹹菜疙瘩。這天，老於頭兒吃喝過後，沏了一壺土茶，點了一袋煙，喝過茶，抽了煙，他就要開始幹每天例行的活兒了——侍弄花草，然後把庫房門窗外側那一麵用濕布擦拭幹淨。可是，這天他沒幹得成這些活兒，因為一袋煙還沒抽完，他竟然睡著了。他不知自己是怎麽睡過去的，隻記得眼皮沉重得像是拴上了石頭似的，不由自主地就黏到了一起，然後就迷糊過去了。

如果不是被人喚醒，老於頭兒這個盹兒還不知會打到幾時。叫醒他的那位是軍管會幹事劉蒼坤。那是一個二十出頭的小夥子，在部隊當過班長，參加濟南戰役時負傷，一條腿有點兒瘸，組織上便安排他到軍管會工作。劉蒼坤參軍前上過初中，初二輟的學，這在當時的部隊中已經算是知識分子了，所以被領導指定參與和文化搭界的工作，“濮廬”檔案庫房就交給他管理。這時濟南已經解放將近半年，那些最緊要的工作已經完成，清理類似“濮廬”庫房檔案這樣的工作就列入了日程。昨天，領導對劉蒼坤說，已物色了三個政治可靠且有高中文化的同誌組成一個臨時小組，由他擔任組長，下周對“濮廬”庫房的那些檔案進行清理，凡是有對口機構的馬上移交，暫時沒有的就繼續保存著，待日後再說。今天早上，劉蒼坤特意來“濮廬”看一下房子，想讓老於頭兒準備兩間空房供檔案清理小組工作和住宿。

劉蒼坤見老於頭兒竟然破天荒地大白天打盹兒，覺得有些意外。而被他喚醒的老於頭兒本人對於自己的打盹兒就不是意外，而是近乎震驚了。他怎麽也想不通，自己明明已經睡了一個晚上的好覺，早上怎麽還會打盹兒。他正想向劉蒼坤表示歉意，這個從年齡上來說可以做其孫輩的頂頭上司卻根本不在意，說明來意後，便和老於頭兒一起去裏麵看哪兩間房子適合讓檔案清理小組使用。兩人進入二門，繞過影壁，隻一看，都是大吃一驚：內院的每一間庫房都是門戶洞開！

這下，老於頭兒就不是震驚了，而是一屁股就地癱坐，嘴唇嚅動著，卻說不出話，急得劉蒼坤手忙腳亂地給他撫胸拍背，好一會兒才讓他回過神來。劉蒼坤雖然年輕，但畢竟是野戰部隊的班長，經曆過槍林彈雨，庫房失竊這樣的事兒還不至於讓他失態。他這時的感覺是驚奇勝於害怕。“濮廬”庫房是領導分派給他負責的，失竊自然要追究他的責任，不過他之前接管“濮廬”時曾查閱過檔案目錄，知道都是國民黨社會局的檔案材料，並不十分敏感，換句話說，不過聊勝於廢紙而已，如果半年前解放濟南時給我軍炮火轟掉，也不會有人對此感到惋惜。劉蒼坤甚至懷疑是某個小偷路過“濮廬”時，見大門虛掩而門衛又在瞌睡，就進來窺探一下看是否有值錢的玩意兒可以順走，不料把一間間屋子的門鎖都撬開，卻發現裏麵全是“廢紙”。

於是，劉蒼坤就安慰老於頭兒：“不必緊張，您先坐下歇口氣，我去看看小偷究竟順走了啥東西，然後再作計議，該報案就報案。”

“濮廬”被用作庫房之前的那些家具擺沒，在抗戰勝利後，國民黨接收時早已作為敵產搬走了，留下一間間空房屋。被作為存放檔案的庫房後，按說應該有櫥櫃，但是，國民黨政府抱著得過且過的觀念，隻弄了些木料讓木匠做了些簡易架子往裏一放，就算是檔案櫃了。由於長期無人管理，這些木架子製作得又粗糙，檔案頗有損壞。劉蒼坤當初參加接管時，和同誌們一起草草整理了一下，也就不過把倒塌的架子重新釘好，傾斜的用木頭撐住，所有檔案堆放上去就是。接管後，劉蒼坤每月來看一兩次，所以對各個屋子的檔案擺放位置都已熟悉，現在查看是否失竊，也無須具體點檢。逐間庫房查看下來，劉蒼坤發現各屋的檔案都沒動過。

由此，劉蒼坤作出判斷：小偷潛入“濮廬”是以為這裏必有值錢物件，可是把所有庫房的門鎖撬開後，卻發現裏麵都是檔案。所以，小偷什麽也沒撈，空手進來，空手出去了。

濟南解放伊始，社會治安情況不容樂觀，別說小偷小摸現象了，殺人劫財大案也是屢屢發生，北方黑道上著名的大盜“李燕子”（非“燕子李三”，而是濟南地麵上的飛賊李聖五）也還時不時地露一手（後被濟南市公安局拿下，不久處決）。像“濮廬”這種小偷撬門入室而未作案的情況，哪裏值得向公安局報案？不過，劉蒼坤尋思，還是得向領導報告此事，因為門鎖都撬壞了，得申請批點兒錢鈔購置新鎖。

領導得知這個情況，跟劉蒼坤一樣，並未當回事兒。倒是申請購買新鎖費了口舌。劉蒼坤的首任領導張科長沒說什麽，大筆一揮就給批了，可是財務處卻說這是事故造成的，按照規定，具體責任人還得寫一份檢查讓領導批示後作為附件一並存檔。具體責任人自然就是劉蒼坤了，他隻好先寫檢查再辦理手續。

誰也沒有料到，就在當晚劉蒼坤利用值夜班的空閑寫這份檢查時，竊賊再次光顧“濮廬”。

 

二、雨夜失竊

當晚，浙浙瀝瀝下起了春雨，不大也不小。老於頭兒被雨點兒打在屋頂上的聲響擾得睡不成覺，索性爬起來喝茶。哪知越喝越興奮，幹脆又拿出一瓶燒刀子，沒有菜肴，就一口酒幾口茶地對付著。平時，他也就老秤五兩的量，今晚因為心裏煩悶，喝了將近八兩，這才上了床迷迷糊糊地入睡。

睡了不知多久，老於頭兒渴醒了，起來喝水時聽見外麵遠處傳來陣陣雞鳴，聽聽雨已停了，打了個哈欠，尋思還可以迷瞪一會兒，就又上了床。再次醒來時，東方天際已是晨曦初露。起床後，老於頭兒第一樁事兒就是檢查大門，完好無損。再去裏麵查看庫房，昨天每間屋子的門鎖都已撬壞，劉蒼坤檢查完庫房，讓老於頭兒找來一團細麻繩，剪斷後一一穿進門上的鼻扣，打上了死結。

老於頭兒記得很清楚，當時劉蒼坤一邊打結一邊說他打的結自己認得，如若竊賊再次潛入，即便解開了進入庫房，退出時照樣子打上結，別人認不出，他自己卻是認得出的。老於頭兒當時聽了臉上有點兒發熱，暗忖劉幹事是不是在影射自己。不過，正因為劉蒼坤這麽一說，老幹頭兒就留意觀察劉幹事打結，手法甚熟，打出的結跟別人打的似乎有些不同，但他又說不出不同在哪裏。給所有庫房門都打上死結後，劉蒼坤不無得意地告訴老於頭兒，他家經營著一個專門修補漁網的小作坊，他從小就跟著大人修補漁網，練就了一手打結、解結的本領。

也幸虧昨天劉幹事說了說，現在老幹頭兒就留了心，巡查到十四號庫房門門時，突然發現鼻扣上的繩結與昨天劉下事打的明顯兩樣！

“不好！昨晚又有賊進來過了！”老於頭兒一個激靈，再次查看繩結，確認這個結雖然也是死結，但顯然井非出自劉蒼坤之手。

這一來，老於頭兒哪有心思再晨練，站在門口四下張望，想請熟人往市軍管會去給劉幹事捎個話。等了半個多小時，方才看見一個熟人，那是街坊一個姓丁的小夥子，是小學的體操老師（舊時稱體育課為體操課），這會兒是晨練長跑路過的。老於頭兒便喚住小丁，托其設法給市軍管會劉蒼坤幹事捎個話，當然，不便向小丁老師透露出了事，隻是讓小夥子說“老於頭兒請劉幹事過去一趟”，料想劉幹事一聽，便會意識到“濮廬”這邊發生了情況。

很快，劉蒼坤騎了輛自行車急急趕到了。他當時根本不知道什麽“保護現場”，一看自己打的繩結被動過了，一邊嘀咕著“誰這麽大膽子，敢動我打的結”，一邊靈巧地解開了在老於頭兒看來難解難分的死結。推開庫房門一看，這回就沒有昨天那麽好的運氣了——庫房靠門邊一側架子上的一部分檔案已經不翼而飛！

這下，劉蒼坤發火了，倒不是責怪老於頭兒，而是對那個雨夜潛入庫房的竊賊罵罵咧咧，臨末說這事看來得報警了，讓公安局來調查究竟是哪個不法分子下的手。老於頭兒說那您留在這兒，我去公安局報告？劉蒼坤說情況已經發生了，急也沒用，也不差這麽點兒時間，老於您老在“濮廬”待著別離開，我先回軍管會報告，看領導是怎麽個意思。

領導的意思是：報警！

於是，一個電話打往濟南特別市公安局第一區分區。那邊聽說是市軍管會打去的電話，自是立刻作出反應。不過，那時的警力實在有限，再說劉蒼坤報案時告訴一分局值班領導說失竊的是“一些無關緊要的舊檔案”，所以一分局隻指派了一個名叫簡連芒的刑警前來查看。可是，簡連芒到了“濮廬”門口，卻給門衛老於頭兒攔住了不讓進。為什麽呢？老於頭兒說這是檔案庫房，要進去得經市軍管會劉幹事批準，咱隻聽劉幹事的，即便你是警察也沒用！

簡連芒五十掛零，是個留用舊警察，他雖然從未犯過欺壓百姓、敲詐勒索之類的歹事兒，卻是國民黨員，而且是老黨員——早在抗戰前就已加入了，盡管是跟朋友喝醉了被哄著糊裏糊塗在申請書上按下的指印，之後什麽活動也沒參加過，但到了這時候總歸是一個曆史汙點。按說他是沒有被新政權留用的資格的，不過分局軍代表聽說他對刑偵業務頗有心得，再說其嫡親兄弟是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後的第一批入伍戰士，出生入死，如今已是華野某部團長了，於是就同意留用，還是幹刑警。簡連芒當了將近三十年舊警察，平民百姓沒得罪過一個，現在是破格留用，更是不敢惹事。所以，老於頭兒說不讓進，他就老老實實地待在門口，直到劉蒼坤趕來，老於頭兒才放行。

劉蒼坤對簡連芒倒是很客氣，問過對方姓名後，一口一個“老簡同誌”，叫得簡連芒心裏熱乎乎的很好受。劉蒼坤把簡連芒引領到“濮廬”裏麵去查看被盜現場，然後介紹了昨天上午老於頭兒早餐後離奇打盹兒，導致有人潛入“濮廬”，將庫房的門鎖全部撬壞卻並未竊走一頁檔案之事。

庫房地麵上鋪的是地板，北方幹燥，這庫房又是長年關閉著的，昨晚下雨，案犯從外麵進入庫房，自然會留下比較明顯的足跡。先前劉蒼坤入內檢查時未想到要保護現場，踩損了幾枚泥腳印，不過簡連芒還是發現了兩個完整的腳印，是同一人的，由此推測案犯應是一人。他用卷尺量了量，推算案犯身高應在一米六五到一米七之間，穿的是一雙鞋底磨損得很厲害的舊膠鞋。然後，簡連芒又勘查了“濮廬”的圍牆，最後斷定案犯是從後麵西北角的牆頭上攀爬而入的，牆裏牆外都有與庫房地板上相同的腳印。

劉蒼坤於刑事偵查是外行，向簡連芒請教，就憑這腳印去查摸竊賊，那能行嗎？簡連芒畢恭畢敬的說：光憑這腳印是很難逮住案犯的，還得進行另外的調查，隻有發現了嫌疑對象，才能用腳印去比對判斷。除了腳印，還得提取指紋，所以，請劉幹事檢點被竊了哪些檔案時注意保護，一會兒咱分局的老朱會過來提取指紋。劉蒼坤說這好辦，每捆檔案最上麵的那頁紙上都是灰塵，還有被竊的那個架子上也都是灰塵，隻要竊賊碰過，就會留下指紋，我們會注意的。

這時，一分局刑偵隊痕跡師朱成道接到領導通知趕到“濮廬”了。門衛老於頭兒照例將其攔下，讓其在門外等候，待他入內請示。

中國的指紋鑒定用於刑事偵查，始於1909年的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巡捕房，由於頗著成效，1918年，北洋政府京師警察廳便指派一個名叫夏全印的警官前往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學習。夏全印學成後，根據實踐經驗結合理論著書一冊，名曰《指紋學術》。北洋政府內政部警官高等學校將夏全印聘為指紋學教授，《指紋學術》就成為指紋學的專業教材。到1927年初內政部高等警察學校停辦夏全印共培養弟子三百餘人，除少數留校外，其餘都波分派到各大城市警察機關擔任痕跡師。

1934年，南京國民政府也曾在警察學校中開設指紋學課，培養了一些痕跡師，到抗戰爆發停止。由於抗戰期問的動蕩形勢，痕跡師流失現象比較普遍。而抗戰勝利後，國民黨政權忙於“劫收”，以及之後發動內戰，到濟南解放時的1948年9月，全國的痕跡師還是非常緊缺。當時的濟南公安係統，市局和十一個分局全部的痕跡師也不過三位，一分局痕跡師老朱就是其中的一個。老朱為人高調，幹的是精細活兒，性格卻比較暴躁。他是純粹的技術人員，沒參加任何黨派，又是奇貨，所以見誰都不買賬，在舊政權是這樣，到了新政權還是如此。現在，他被老於頭兒攔了一攔，不由大惱，見了劉蒼坤便大發雷霆，讓簡連芒給勸住了。不過，老朱的本領牢靠，工作也有熱情，很快就提取到了七枚指紋。

老朱離開後，劉蒼坤問接下來該幹什麽，簡連芒問是不是可以了解一下被竊的是什麽檔案。劉蒼坤說這裏的檔案是原國民黨社會局留下的，包括抗戰勝利時接收的日偽社會局檔案，算不上機密材料。不過，檔案總目錄被我拿到軍管會我的辦公室去了，得麻煩您稍等，我去附近打電話讓人送來。

前麵說過，這時劉蒼坤已經有了三個可以使喚的助手，於是就打電話把那二男一女統統叫過來相幫核對。核查的結果是，被竊的檔案是濟南市自民國以來的工商檔案中的一部分，一共二十六本，都是民國前期的老檔案。劉蒼坤覺得有點兒納悶，說小偷把這些舊檔案盜去千什麽用啊？簡連芒分析，工商舊檔案的作用，應該是處理遺產訴訟時作為證據，也可以作為合夥人劃分產權用的依據，這是一個用項。如果案犯的作案動機不是為了這個用項的話，那可能就是把檔案作為廢紙偷去賣點兒小錢。

劉蒼坤說：“老簡同誌，我於偵查案件是外行，說不出什麽道道，這個案子就拜托您了，需要我這邊配合的，您吭聲就是。”

簡連芒回到一分局，想向刑偵隊領導匯報“濮廬”檔案失竊和勘查的情況，領導參加分局局務會議去了，他尋思反正也是等著，就找了個僻靜角落抽了兩支香煙，默默地把案情梳理了一遍。

這個案子看似簡單，就是失竊了二十六本檔案，但是，由於昨天白天有人趁門衛老於頭兒打盹兒潛入“濮廬”，把檔案庫房門全部撬開，當晚就發生了失竊案，這案子就似乎不那麽簡單了。失竊的檔案是民國前期工商檔案的一部分，難道是有人為打官司拆分商號產權或者什麽祖傳秘方所有權（用現在的說法就是知識產權）之類刻意所為？不過轉念一想，又覺得可能性不大，因為如果是為訴訟取證，那是可以請法院出麵的，也可以請律師代勞，不必冒險作下這樣的案子。要是這一點可以排除，那麽小偷順走那二十六本檔案的目的，無非就是當廢品賣了換點兒小錢。可是，如果真是這樣的話，何必白天先把檔案庫房的門鎖破壞，到晚上才下手呢？他完全可以晚上直接爬牆而入，撬鎖、偷竊合並進行，那不是更省事？況且，這裏麵還有門衛老於頭兒莫名其妙打盹兒一節，那又作何解釋？

正左思右想，刑偵隊黃雄嶺隊長散會了，簡連芒趕緊迎上前去。黃隊長是老八路，幹過三年武工隊，於刑事偵查工作屬於半路出家，具有那個年代文化程度不高的革命軍人所特有的共性，用許世友的話來說，叫作“什麽叫戰術，打進去就是戰術”，引申到眼下的刑偵工作上，就是遇到琢磨不透的幹脆不去考慮，改從怎樣把案子破了的思路上去琢磨，隻要破案就成！當下，黃隊長聽了匯報，說老簡你不用想那麽多，先找條走得通的路去走就是，不就幾本舊檔案嗎，不要有思想負擔。

簡連芒就按照黃隊長的指示，把先前琢磨不透的那部分擱置起來，光去考慮那兩個作案動機中哪一個調查起來簡便些，結合他在國民黨警察局當刑警時善於與社會最底層——乞丐，扛包工、清潔工，小攤販等打交道收集線索的特長，決定先著手調查後一種可能，即小偷小摸作案。

當天下午，簡連芒騎了輛破自行車轉悠了幾個行乞兼有順手牽羊行為的混混兒聚集點，這些人中頗有與其相識者，他裝作正好路過，下車跟他們閑聊，故意把話題往廢紙方麵引，卻皆無收獲。

當年的廢紙慨念跟如今有些不同，現在的所謂廢紙，包括舊報紙、辦公室用過的紙張、廣告彩頁、海報招貼、廢棄的學生作業本等等，作為垃圾丟進垃圾箱的居多，隻有較大數量的才可能喚來收破爛的收購。廢品收集方統一回收後，唯一的用項就是化成紙漿作為造紙原料，稱為再生紙。而六十多年前的所謂廢紙利用的範圍比現在要廣：花花綠綠的廣告、海報，可以代替牆紙用作家庭裝飾，玩具作坊還將其作為製作兒童玩具的原材料；舊報紙，辦公廢紙和作業本，主要用於出售花生、瓜子，點心等店攤的包裝紙，水果店攤通常也用舊報紙糊製紙袋給顧客盛放水果。那時社會上還沒有“食品汙染”的慨念，街頭常見白領階層也用裁成小片的此類紙張托著食品邊走邊吃。那麽，什麽樣的紙才被視為真正意義上的廢紙呢？上述這些被利用過後丟棄的才是廢紙，被“破爛王”收去送到造紙作坊化紙漿。

之所以要作上述交代，因為這跟老刑警簡連芒次日發現的線索有關。

 

三、小偷章老二

3月12日，老簡晨起溜達一圈，去茶館喝茶吃早餐，出了茶館就直接去分局上班。走過前麵第二個街口時，迎麵來了一個衣衫襤褸的壯漢，挑著一對竹筐，前後兩個都裝得滿滿的。裏麵是啥呢？舊報紙。按說，“濮廬”庫房失竊的是檔案，眼前那漢子挑的是舊報紙，絕對不是被竊的贓物，尋常人甚至包括一般的警察在內，通常都不會產生聯想。可簡連芒不然，他是幹了三十年刑偵活兒的老刑警，見多識廣，頭腦裏已經形成了職業性的思維慣性，當下便下意識駐步，站在拐角處看著那漢子的背影，稍一沉思，隨即轉身尾隨。

漢子往前行至銅鑼巷，穿巷而過，簡連芒在後麵不緊不慢地跟著。銅鑼巷不到百米，往外是一大片空地，雜草叢生，後來漸漸被外地進入省城的無業遊民作為居住地占據，到濟南解放時，已是一片破破爛爛的棚戶區，住戶不是乞丐就是像眼前這個漢子一類的拾荒者。那漢子在一片水窪前的空地上放下擔子，身後是一間半以泥巴為牆，破蘆席、零碎軍用油布和幹草作頂的低矮小屋。

簡連芒與對方相距二十來米，駐步一株大樹下，想看看對方竹籃裏的舊報紙下麵是否裝著被竊的檔案。對方卻並不動手，而是從懷裏掏出兩個燒餅招呼屋裏的妻兒出來吃。這時，背後有人叫了聲“簡老總”，回頭一看，是他當舊刑警時的一個耳目。

那是個三十歲的乞丐，姓忻，老簡發展他當耳目時還是個十四五歲的少年，多年來替老簡打探到不少有用的信息。這時他已經和一個女乞丐成家，也住在銅鑼巷這邊。簡連芒趕緊糾正對方對自己的稱謂，說如今解放了，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政府是倡導窮苦人翻身當家作主的，警察局已經改稱公安局，所以不能像舊社會時稱什麽“老總”了，應該稱“同誌”，像你我這樣的熟人呢，互稱“老簡”、“小忻”就可以了。小忻告訴老簡說，托人民政府的福，他已經找到了一份工作，在火車站扛包，媳婦也不再要飯了，經鐵路局工會介紹，在一個鐵路工程師家做了女傭。接著，他熱情邀請老簡去他那破家坐坐。見簡連芒臉有難色，馬上反應過來，四下掃溜幾眼，壓低了聲音問：“您老是否來調查什麽線索的？需要我效勞嗎？”

簡連芒心裏一動，下巴朝那漢子方向一努：”這人是什麽來路？”

小忻說那是個河南人，姓關，人都喚他關二狗，前年春上過來的，以收破爛為生。這人很勤快，也會折騰，一年下來就攢了些錢，把家小都接過來了。這時，那漢子把竹筐裏的舊報紙倒出來了，簡連芒一看底下並未藏著檔案，心裏有些失望，轉念尋思，既然來了，何不讓小忻介紹跟對方認識，請其相幫留心失竊檔案的線索。於是跟小忻一說，小忻自無二話。

兩人走過去，關二狗正數著舊報紙，每五十張一摞放在一旁。聽小忻說了簡連芒的身份，連忙站起來衝老簡點頭致禮。簡連芒跟他才聊了幾句，竟意外發現了線索------這些舊報紙，是他跟提爐橋畔的“破爛王”金老三換的，而用來交換的東西，就是“濮廬”失竊的那二十六本檔案！

昨天午後，關二狗挑著兩個空籮筐在東箭道街邊收破爛，披一條小巷子裏出來的一個二十來歲的男子喚住，說他家裏有些舊紙要賣。關二狗跟進巷子到了對方家門口，那男子從裏麵拿出一個沉甸甸的麻袋，底部沾著的泥巴還沒幹——關二狗之所以留意到這一點，是因為他擔心對方把這口裝著舊紙的麻袋放在露天，昨晚下過雨，隻怕裏麵的舊紙都給淋濕了，那他收下後就得曬幹了再去賣給“破爛王”。況且，稱重量時也容易為打多少折扣而跟人家發生糾紛。不過，打開麻袋一看，裏麵那二十六本“舊紙”卻是幹的。關二狗的杆秤最多能稱三十市斤，這些“舊紙”稱了兩次，一共是五十二斤。那人主動提出算五十斤，按三百元（此係舊版人民幣，與新版人民幣的比率為一萬比一。下同）一斤算，付給對方一萬五千元。

關二狗收購廢品後，再加價轉賣給“破爛王”。“破爛王”就是專門集中收購廢品的私人，他開的店鋪沒有字號，也無須申辦工商執照。新中國成立後，這種店鋪被政府集中經營，稱為“廢品收購站”。一般像關二狗這類收破爛的，都有一個固定的上家“破爛王”，關二狗的上家就是提爐橋畔的金老三。他從那男子處收得“舊紙”後，徑直挑往金老三處。金老三給的價是每斤四百元，應該支付關二狗兩萬零八百元。不過，金老三的老婆剛生病住院，手頭沒有現錢，要求欠一欠，三天後歸還。關二狗答應了，但要求對方提供四十斤舊報紙，錢款三天後結賬時扣除。這舊報紙是他答應賣給“鴻元昌”炒貨鋪的，這幾天人家催得緊，他原本就是想來跟金老三商量以收購價每斤二百元買進的。金老三也是一口答應，讓他今天上午去取，所以關二狗一早就趕去了。

簡連芒聽關二狗說完，便讓他帶路去東箭道街找那個賣給他“舊紙”的主兒。兩人找上門時，那男子正好出門，被堵個正著。老簡亮明身份，將其提溜到一分局。

訊問下來，那主兒名叫章天祥，家裏排行第二，人都喚他“章老二”，無業。原先他家境還不錯，家裏是開布店的，三年前失火破產，其父急病而歿，老媽臥床不起，家境立馬敗落。章天祥讀到初中一年級輟學，就在自家的布店裏做學徒。三年前布店失火時他已滿師，卻就此失業。曾去應聘過布店以及其他工作，卻是高不成低不就，全家生話就靠一個已經成家的哥哥在機器廠打工的收入支撐。半年前哥哥結婚了，嫂子看不慣這個遊手好閑的小叔子，整天閑言碎語，章天祥被迫去尋工作。但濟南解放伊始，經濟蕭條，不少有錢人逃離，工廠店鋪隻有關閉的沒有新開的，哪有工作給他做？他就隻好臨時做些零星活兒，掙點兒小錢聊勝於無。

前天上午，章天祥踩著一輛除了車鈴不響其他地方哪兒都響的自行車外出找工作，經過“濮廬”時，掉鏈子了，不得已停下修理，正好看見劉蒼坤喚醒打盹兒的門衛老幹頭兒一幕。當時他並未在意，等到裝上鏈子準備離開時，看見老於頭兒失魂落魄地從裏麵出來，嘴裏嘟噥著什麽。這時，章天祥的煙癮上來了，掏出香煙，一模口袋卻沒帶火柴，就去向老於頭兒借火，聽見劉蒼坤正跟老於頭兒說庫房門鎖破撬壞的事兒。他知道“濮廬”，也知道抗戰勝利後此處被國民黨政府作為倉庫，就是不知道倉庫裏存放著什麽東西。濟南解放這半年裏，章天祥多次從“濮廬”門前路過，每次看到的景況與以前無異，門衛還是老於頭兒，還是那副氣派猶在，卻因年久失修頗顯敗象的門臉，便尋思著這個倉庫裏存放的多半還是濟南解放前的東西。什麽東西？章天祥想當然地認為倉庫裏存放的必是物資，至於是軍需物資還是民用物資，那就沒法兒猜測了。

要說這小夥子的本質並不壞，盡管他在別人眼裏屬於不務正業好吃懶饊的主兒，但之前從來沒有順過別人的任何東西。因此，當時他也就是下意識地對“濮廬”庫房內存放著什麽物資稍作猜測，借火點了香煙就離開了。當晚，章天樣被浙漸瀝瀝的雨聲攪醒了，躺在床上，腦子裏開著電車，忽然開到了“濮廬”，鬼使神差似的就停在那兒了，尋思庫房門鎖被橇壞，料想當天無法修複，何不溜去看看裏麵裝著什麽東西，好歹順點兒回來換幾個零花錢。這個念頭一旦出現，就像往白襯衫上灑了一滴墨水，再也抹不掉了。於是，章天祥冒雨騎車前往“濮廬”。

可以想象章天祥爬牆而入進入庫房，發現裏麵存放的“物資”竟是檔案後的那份沮喪。他原本已經準備空手離去了，但走到圍牆前時想來想去覺得不甘心，於是重返庫房。雖然平生第一回做賊，並不知道道上“賊不走空”的行動準則，但貪婪的本性還是使他找了截繩子，取了二十六本檔案捆紮結實，爬上圍牆吊拉到牆頭後扔到外麵，用自行車載回了家。

以上，就是章天祥潛入“濮廬”，盜竊二十六本檔案的經過。簡連芒聽後，尋思如果真的像章天祥說的那樣，就意味著撬鎖的和偷檔案的並不是同一個案犯。那麽，真實情況究竟是不是如其所言呢？於是，老刑警就問對方3月10日上午的詳細活動情況，諸如什麽時間在哪裏、在幹什麽以及有什麽人可以證明，又讓章天祥按下指紋、脫下鞋子，直接送往痕跡師老朱那裏做技術鑒定，人則先押在分局留置室再說。

章天樣的運氣似乎還可以，劉蒼坤和老於頭兒都可以證明他現身的時間點，不過，這還無法證明在老於頭兒打盹兒那段時間裏他的行蹤，就不能排除他之前潛入“濮廬”撬壞了門鎖，然後躲在外麵待老於頭兒醒後，再現身以表明自己與撬鎖無涉的可能性。章天祥交代說，他在去“濮廬”之前，先去了一個朋友家，托對方為其留心介紹工作。對方家裏正好拆房子，臨時缺人手，請他搭手相幫了兩個多小時，他離開朋友家時是九點左右。老簡隨即去向那位朋友調查，證明章天祥說的是實話。簡連芒又騎著自行車前往“濮廬”，途中時間在二十分鍾左右，而那天老於頭兒被劉蒼坤喚醒時是九點不到。這樣，章天樣總算被排除了撬鎖的嫌疑。

老簡回到一分局時，老朱那裏的技術鑒定報告也出來了：送檢物與“濮廬”現場的指紋、腳印相符。

至此，可以認定潛入“濮廬”作案的那個小偷確是章天祥。但簡連芒的調查尚未結束，他還需要弄清楚章天祥的作案目的是否真如其所供述的那樣。於是，就去訪問了章家以及鄰居，了解下來，證實章天祥所言不謬。

3月12日晚，簡連芒加班完成了關於“濮廬”檔案失竊情況的調查報告（因未曾立案，所以不稱案件），連同追回的那二十六本檔案一起交給刑偵隊領導。老簡在調查報告中說，盡管小偷已經抓獲，其所交代的作案經過與現場勘查所獲取的證據相符，失竊的舊檔案也已追回，但是，他仍覺得其中有不能解釋的疑問。老簡所說的疑問，就是3月10日上午“濮廬”門衛老於頭兒莫名其妙地白日打盹兒，與此同時庫房門鎖全部被撬壞。根據對章天祥的訊問和相關的調查，其在3月10日晚潛入“濮廬”行竊之舉純屬臨時起意，跟白天庫房門鎖撬壞並無關係。那麽，是誰在3月10日上午幹了此事呢？他又是出於何種目的？

黃隊長這幾天忙得不可開交，因為本區近日連續發生凶殺，搶劫、強奸等惡性案件，這三個晝夜他合眼迷糊的時間加起來不到十二小時，眼睛熬得血絲密布。大案頻發，警力自然緊缺，“濮廬”失竊的事兒，如果不是市軍管會下屬部門報的案，肯定不會引起重視，派不出人就先擱一擱再說，不就是一些無關緊要的舊檔案嗎？

簡連芒提著兩捆檔案走進黃隊長辦公室時，對方正在接聽電話，隻朝老簡瞥了一眼，打個手勢示意先別走。老簡還以為領導要當麵問問調查情況，便把檔案放在角落裏，那份調查報告則呈送黃隊長桌上。哪知，黃隊長放下話筒說：“‘濮廬’那活兒你完成啦，很好！大鍾那裏偵辦甜水巷凶殺案正缺人，你立刻過去幫忙。”

簡連芒指著呈送的那兒頁紙正要開口，電話鈴又響了，黃隊長抓起聽筒說了聲“喂”後便揮手示意老簡離開。簡連芒尋思可能是保密的事兒，便趕緊退出，向第三組組長大鍾報到去了。

可想而知，忙到這份兒上的刑偵隊長，肯定不會去看那份報告的。他隻是往市軍管會打電話說“濮廬”失竊的檔案已經追回，有空就派人來取，然後，就把這件事丟到腦後去了。

這時，受命整理“濮廬”舊檔案的劉蒼坤已經帶著三個部下入住“濮廬”，開始著手幹活兒。他們吃住都在“濮廬”，向後勤科領出了夥食費自己開夥。至於喝水，門衛老幹頭兒可以供應的，老於頭兒還從家裏拿來了一個竹殼熱水瓶，以便劉蒼坤四人隨時可以喝上熱水。

軍管會接到一分局刑偵隊的電話後，因為考慮到"濮廬"無電話而這事又不著急，所以當天下午劉蒼坤去軍管會領辦公用品時才被告知失竊的檔案已經追回，

讓他們明天上班時先去一分局領取檔案。劉蒼坤離開時，又看到大門內貼出的一紙通知：明天上午九點全體同誌在食堂聽取傳達上級文件。如此，劉蒼坤就決定明天午飯在軍管會這邊吃，午後去公安局領失竊的檔案，然後再去“濮廬”上班。

誰也不曾想到，就是次日上午，“濮廬”竟然再次發生了情況！

 

四、再次遭竊

3月l4日上午，劉蒼坤四人離開“濮廬”後，老於頭兒還是像往常那樣，燒了開水，打掃整理了劉幹事他們的辦公室，然後，回到門衛室待著。

大約九點左右，門口來了一個男子，約摸二十五六歲，騎著一輛半新不舊的自行車，身穿藏青色卡其中山裝，外罩一件舊的黑色風衣，頭戴鴨舌帽，看模樣是當時社會上經常看到的舊政權文職人員，是否被新政權留用說不準。這天沒出太陽，還刮著冷風，頗有些寒意，所以老於頭兒是把靠馬路一側的窗子關上了的。該男子把自行車停在門口，走到門衛室窗外輕輕叩窗，老於頭兒便開了窗戶問有什麽事兒。那人說他的自行車出了點兒小毛病，沒法兒騎了，問是否有扳手，借給他用一下。老幹頭兒說扳手沒有，隻有一把老虎鉗，還有一把螺絲刀，您要的話可以借用。對方一迭聲道塒，遞上一支香煙，拿了工具就在門口動手修理了。

老於頭兒一個人在門衛室待著正覺得悶，再說屋裏生著爐子，也該打開門窗通通風，於是就開了門窗，走到大門口抽著煙看那男子修自行車。那年頭，濟南馬路上自行車還不多，摩托車更是鳳毛麟角，老於頭兒不但不會騎自行車，而且對眼前這人竟然有自己動手修理自行車的技能懷有敬佩之意。見對方把自行車翻過來輪子朝上擺放穩當，三兩下一番折騰，輕輕鬆鬆把前輪胎給卸下來了，老於頭兒不禁驚問：“您把輪子拆下來了，還能裝上去嗎？”

“能拆自然能裝，您老沒看路邊修車攤的師傅就是這樣弄的嘛！”對方一邊說，一邊掏出香煙，裏麵還有小半包，幹脆全部遞給老於頭兒。老於頭兒收了香煙，對此人大有好感，跟他有一句沒一句地聊著，還去屋裏端了一碗開水請他喝。

那人折騰了好一會兒，老於頭兒當然看不懂修了啥。最後，對方把拆下的輪胎裝了上去，轉動了幾下，說行了。把自行車翻過來，推了推，對老幹頭兒道聲“謝謝”，上車走了。老於頭兒看著對方漸行漸遠的背影，突然覺得似乎什麽地方不對勁。可是，看看手裏對方還回的老虎鉗，螺絲刀，尋思著人家借的東西歸還了，喝水的那個碗也放在窗台上了，腳根本沒進大門一步，還給了自己小半包香煙，有什麽不對勁的？

不過，老於頭兒的腦子還很好使，一轉眼就找出了不對勁的源頭——這人的那張長瓜臉似乎在哪裏見到過，有點兒眼熟。於是，就站在門口背著手琢磨，終於想起來了，先前垃圾車經過（舊時有專人推著垃圾車讓住家、店鋪傾倒垃圾的慣例），老於頭兒出去倒垃圾的時候，看見這人站在馬路對麵抽煙，像是在等人。劉幹事他們出門後，老幹頭兒去關大門時，那人已經不在了。想到這裏，老於頭兒便穿過馬路，到那人站立的位置查看，隻見地下丟著六七個煙蒂，撿起一個，上麵赫然印著“大前門”圖標——與那個修車人慷慨相贈的小半包香煙一個牌子。老於頭兒終於醒悟：這人是特地守候在“濮廬”門口的，十有八九是盯著劉幹事幾個是否出門。

想到這兒，老於頭兒暗道“不好”，返身急穿馬路便朝“濮廬”裏麵跑——別是又有竊賊光顧過了？！

劉蒼坤四人來“濮廬”上班後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頭天被人撬壞的庫房門鎖拆下來送往街頭修鎖攤上修理。這個主意是軍管會那個長著一副山羊胡子的老財務“老黃”出的。此公本姓張，大夥兒之所以要給他改換姓氏，是因為他在財務開支方麵堪稱鐵算盤，一分錢經其一算沒準兒也能掰兩半兒花，有人戲言他跟《白毛女》中的反派黃世仁有一比，故有“老黃”之稱。“老黃”出這主意是為了省錢，劉蒼坤一想這樣也好，如果新購鎖具，那二三十把都得他們自己動手安裝。而請鎖匠修理，人家是上門服務。

當下，老於頭兒奔到“濮廬”裏麵逐間查看，來到編號為第八號的那個房間門前，不禁一個激靈：門鎖已經撬壞，門半掩半閉！

老於頭兒定定神，經過之前被盜二十六本檔案之事，他已經知道，如若發生案件，要注意保護現場，以便警察前來勘查，所以他沒敢進入庫房，隻是站在門口往裏看了看，發現裏麵進門右側那個木架子上原本整整齊齊的檔案已經給翻亂了，一部分檔案亂七八槽散落在地板上。這使他頗有些納悶兒：竊賊偷檔案，那就像上次那樣一本本拿走就是了嘛，還要翻騰，這是幹嗎呢？

返回大門口，老於頭兒想找個靠得住的人往軍管會打電話報告。“濮廬”這邊屬於冷僻地段，大白天雖有路人經過，但不多，而且都是一看就不會打電話的粗漢。半晌，終於看見一個高中學生模樣的男青年遠遠走來，正要招呼，忽然聽見一陣引擎聲，一輛小吉普疾駛而來，往他麵前戛然停住，把他嚇了一跳。驚魂未定時，從車上跳下一個人來——正是劉蒼坤。

劉蒼坤不是在市軍管會聽傳達上級文件嗎，這當兒怎麽突然來了呢，而且是坐了吉普車過來的？這就要從濟南市公安局打給軍管會秘書科（相當於後來的辦公室）的一個電話說起了。

半小時前，市軍管會值班秘書接到市公安局的一個電話，說據他們對被捕的國民黨“保密局”潛伏特務司馬雲飛的訊問，得知“保密局”有一份重要密件藏匿於“濮廬”保存的舊檔案中，要求軍管會立刻通知管理“濮廬”檔案庫房的同誌，中午前市局將派員前往查取。值班秘書立即通知正在聽傳達文件的劉蒼坤的頂頭上司老張，老張是個辦事非常認真的人，生怕劉蒼坤來不及趕回去誤了公安局的事兒，就給他聯係了一輛小吉普送其過去。

劉蒼坤下車後的第一句話就是問老於頭兒：“有人來過嗎？”

老於頭兒回答：“有啊，又……”

劉蒼坤打斷他：“是市公安局的同誌？”

老於頭兒一邊搖頭一邊說：“劉幹事啊，又出事啦……”

劉蒼坤拔腿就往裏麵去，一看第八號庫房裏的景況，便知大事不好。他強迫自己定定神，心裏暗暗祈禱，但願竊賊沒找到公安局電話裏所說的那份重要密件。

劉蒼坤已經被“濮廬”接二連三遭不速之客光顧嚇怕了，不敢離開庫房，擔心對方去而複歸再次下手，尋思得自己守在這裏。

於是，就讓老於頭兒趕緊去外麵找個電話機給市公安局打電話報告。

一會兒，剛才送劉蒼坤過來的那輛小吉普再次疾駛而至，第一個跳下車的就是劉蒼坤的直接領導老張，他接到電話後自是大吃一驚，要了吉普先去市局，停在人家大門口也不進去，直接在門衛室往裏麵打電話說了此事，市局隨即指派兩名偵查員隨車前往“濮廬”。

市局派來的兩名偵查員，一個叫馮增良，另一個叫趙史圖，都是從解放區過來的具有一定刑事偵查實踐的公安人員。先前給軍管會秘書科打電話的那位就是馮增良，他和趙史圖兩人負責承辦國民黨“保密局”潛伏特務司馬雲飛一案。

司馬雲飛的公開身份是旅館老板，這人比較善於偽裝，跟四麵八方的關係都搞得很融洽，曆史也貌似清白，如果不是北平市（當時新中國尚未成立，仍沿用民國時的稱謂）公安局破獲的一起特務案中有材料牽連到池，估計一時還不會暴露。北平的材料是昨天上午寄達的，上有表示重要機密”的標記，按照規定，這種保密等級的密件隻有接收方的局長本人才可拆閱。濟南市公安局長李士英拆閱後，立即指令政保科派員抓捕司馬雲飛。

馮增良、趙史圖兩人化裝前往司馬雲飛開的旅館，得知司馬雲飛去鄉下走親戚了，要到晚上才回來。於是，昨晚十點在旅館將其速捕。連夜訊問，那司馬雲飛自以為隱藏得好好的，想來想去自己沒有暴露的可能性，哪肯承認自己是潛伏特務？一番交鋒，直到午夜時分，派去司馬雲飛住所執行搜查使命的另一組偵查員拿來了搜查到的左輪手槍、密寫藥水等罪證，司馬雲飛的氣焰才被壓了下去。

接下來，司馬雲飛祭出了沉默法寶，馮增良、趙史圖隻好跟他磨嘴皮予、宣講政策，中間還和他一起吃了肉絲湯麵夜宵。可任憑他們說什麽，司馬雲飛就是不開口。直到下半夜，公安局派人接來了其年老的父母進行親情攻勢，方才打開了缺口。司馬雲飛倒也爽快，一旦決定投降，交代得就很徹底。交代完自己的事兒，還提供了一些他所知道的其他情況，其中包括“保密局”濟南站密藏幹“濮廬”檔案庫房內的一份密件。

這份密件是“保密局”濟南站1947年、1948年兩個年度的財務原始票據及賬目。國民黨“保密局”的前身是“軍統”，“軍統”的前身是複興社特務處，由戴笠幹1932年一手創辦。根據戴笠的規定，不管局本部機關還是外派單位（濟南站係外派單位），都必須設會計，一些區級（即“軍統”局××區）的外派單位，還須設總會計。特務工作的開支內容複雜，許多項目是沒有發票的，戴笠為防下屬趁機貪汙，故嚴令必須要有原始票據。有發票的保留發票，那些沒有發票的開支，要求必須有簽字——誰批準的、誰經手發放的、誰領取的，都須一一列明。直到抗戰中期由“軍統”大特務陳恭澍擔任“軍統”上海區區長時，所有票據上的姓名都還是真名，租借作為據點的房屋都附有原始契約——那上麵自然有真實地址。

後來“軍統”上海區被日本憲兵隊和汪偽“七十六號”聯手破獲，日偽將查獲到的“軍統”特務全部登報公布。即便如此，簸笠還是堅持他的這一規定，隻不過稍加改進，把住址，姓名用符號，化名代替。“軍統”的財務人員名義上也是特工，當然，他們並未接受過特工訓練，隻知道埋頭理賬，讓他們折騰符號、化名，那真是難為他們了。因此，另有一本賬冊，上麵寫的是符號、化名的對照內容，相當於一本密碼。1946年3月17日，戴笠飛機失事殞命後，“軍統”改組為“國防部保密局”，由鄭介民、毛人鳳執掌，還是沿襲這種做法。

司馬雲飛交代的藏匿於“濮廬”的那份密件，就是“保密局”濟南站的一份賬冊。中共華東野戰軍發起濟南戰役，是出乎國民黨意料的一個大動作。濟南的國民黨守軍有十餘萬兵力，而且在距濟南三百公裏的徐州還駐有十七萬國民黨軍隊。以蔣介石的盤算，中共軍隊如果攻打濟南，隻要出動徐州的軍隊，一兩天即可抵達，況且還有空中支援，正好可以與中共進行一場“徐濟會戰”，必將重創中共軍隊。當時國民黨國防部的內部文件就是這樣傳達的，因此，“保密局”濟南站根本就沒把華野攻城特別當回事，更沒想到如何處理機密文件。不料，中共軍隊圍城打援，在出動十四萬大軍攻打濟南的同時，另組織十八萬兵力專門負責阻擊徐州馳援的敵軍。濟南敵軍孤軍作戰，八天後兵敗城破。“保密局”濟南站作鳥獸散前，燒毀大量文件檔案，但卻不敢違抗禁令毀掉財務檔案，遂將這部分檔案分散藏匿於幾處，其中類同於密碼本的那份，匆忙之中就藏匿於“濮廬”的舊檔案中。

這份重要材料如果被我方獲取，將對肅清潛伏敵特起到重要作用。可令人遺憾的是，這份密件已在一個多小時前被敵特分子竊走了！

 

五、專案偵查

情況迅速上報，濟南市公安局局長李士英下令，立刻組織專案組偵查該案，要求迅速查獲盜竊密件的敵特分子，追回密件。

當天，濟南市公安局指定馮增良牽頭負責組建了專案偵查組。專案組成員共有四人，馮增良任組長，三名組員是趙史圖和一分局偵查員何野岡、簡連芒。用現在的眼光看，以區區四人偵查這等分量的一個案子，陣容明顯有些單薄，但當時的警力緊缺，也隻能這樣湊合著幹了。

下午，專案組開了一個案情分析會，馮增良介紹了上午他和趙史圖以及一分局痕跡師老朱對“濮廬”現場的勘查情況——

馮、趙趕到“濮廬”，先聽門衛老於頭兒說了上午有人向他借工具在“濮廬”大門口修理自行車的情況，初步斷定那個戴鴨舌帽的修車人跟潛入庫房行竊的案犯是同夥。其使命是借修車為名絆住老於頭兒，使其無法去庫房巡查。老於頭兒報告上述情況時，劉蒼坤也在場。老於頭兒說完上述情況，劉蒼坤請他順便把3月10日庫房的門鎖統統披人撬壞的事兒也說了一下。

馮增良、趙史圖和老朱對現場進行了勘查，發現案犯是從後麵圍牆攀爬進入“濮廬”的，然後徑直前往八號庫房，撬壞了已修複的門鎖入內行竊。從庫房內的檔案被翻得亂七八槽來判斷，案犯僅僅知道那份密件藏匿於該庫房的某個架子上，但並不知曉具體藏在哪個位置。圍牆內外和庫房門外都未發現案犯的腳印，不過，在被竊庫房內的地板上以及被翻騰的舊檔案上提取到了案犯的足跡和指紋。另外，在那個“鴨舌帽”給老於頭兒的那小半包“大前門”香煙的包裝紙上，也提取到了兩枚指紋，而且，因為修車的緣故，“鴨舌帽”的手上沾了機油，所以這兩枚指紋非常清晰。

然後，專案組開始分析，“濮廬”庫房是否真的藏匿了那樣一份密件？從法律上來說，司馬雲飛的交代其實屬於檢舉，因為所謂藏匿密件的行為並非他本人所為，以“保密局”的工作紀律，這種重大機密也不應當被其所知。可是，司馬雲飛卻知曉了這一秘密，這是什麽原因呢？

原來，司馬雲飛的姐夫古震城係“保密局”濟南站第二交通組組長，濟南解放當天，古震城化裝逃遁，涉案密件是古在一天前的夜間奉命從“保密局”濟南站會計王錦清那裏取出，然後直接送到“濮廬”，交給了濟南站書記（“保密局”沿襲“軍統”的組織編製，外勤單位的書記係輔佐站長工作的副手，相當幹副站長）薑青鍾。古震城和薑青鍾是同一期特訓班的同學，還是結拜兄弟，古比薑大五歲，故私下裏薑是喚其大哥的。

按照“保密局”的工作紀律，交通員是不能知曉所傳遞的信函內容的，即使是一個折疊成梅花形狀的便條，也隻能傳遞，不得打開看一眼。古震城本應在把密件送達後轉身就走，可是，這對哥們兒聽著城外華野大軍攻城部隊的槍炮聲，都有一種末日將至的預感，到這當兒，副站長薑青鍾早已把紀律丟到腦後了。他讓古震城別急著離開，說今晚之後我們是否還能見麵誰也不知道，希望我們都能活著離開濟南，萬一誰有不測，他的家屬就由另一位照料。

兩人說著，都十分傷感，薑青鍾讓衛士去他的車裏取酒，說要和古震城喝一杯離別酒。這時，薑的助手小柳進來了，薑隨手把密件遞給他，吩咐把它放好。片刻，小柳返回薑、古所在的屋墾，把一張紙遞給上司後又出去忙什麽去了。薑青鍾把紙放在一旁，拿起酒瓶往兩個杯子裏斟酒，說大哥，我們幹了這杯，但願不久就能見麵。這時，古震城無意間朝那張紙瞥了一眼，看到上麵寫著那份密件存放的庫房號碼和位置：“捌號，進門右側木架第三層第二遝底下”。

古震城當時並沒在意，但當交通員的記性特好，這一瞥就再也忘不了了。離開“濮廬”後，他去司馬雲飛家接老婆。當時他的全家都躲在司馬雲飛處，天亮後就要逃離，所以盡管深更半夜，卻誰也沒睡，兩家人圍坐一處喝送行酒時，古震城把先前一幕告訴了司馬雲飛。次日，城破，古震城、薑青鍾趁亂分別逃離，出城後就和家人走散，古震城披擠進河裏溺死，薑青鍾被捕，在押解途中逃跑未遂被擊斃。

司馬雲飛對上述情況的交代應該是可信的，而現在發生的“濮廬”庫房竊案跟其交代的內容可以相互印證。偵查員們估計，薑青鍾的助手小柳在經過一番周折逃到南京後，到“保密局”述職時，說出了密件藏匿的情況。專案組之所以認為小柳是“經過一番周折後”才抵達南京，是因為如果他早就到南京了，那麽“保密局”也早就指派特務來濟南竊取密件了。而且，可以肯定小柳的記憶出了問題，也許因為逃亡路上過於緊張，精神受到過分刺激，所以隻記得密件藏匿於“濮廬”庫房，具體藏在哪個房間的什麽位置卻忘記了。這從3月10日庫房門鎖全部被橇一節可以得到印證——受指派潛入“濮廬”的案犯並不清楚密件藏匿征哪個庫房，隻好逐間打開尋找，這當然不著邊際。今天的再次失竊，案犯準確無誤地直奔第八庫房，說明那個提供情況的小柳後來腦子清醒了，回憶起了藏匿密件的具體位置。

根據老於頭兒在盜案發生的同時被那個“鴨舌帽”設計絆住的情況分析，案犯再次策劃到“濮廬”行竊，起碼應該始於兩天前。他們在3月10日潛入“濮廬”失利後，很快就獲得了密件確切的藏匿位置，可是，卻因“濮廬”內已經進駐了軍管會派出的劉蒼坤等四人，他們不敢夜晚再次潛入，隻好選擇白天。當時大家普遍的印象都是“共產黨會多”，案犯估計劉蒼坤他們肯定會經常被軍管會召去參加什麽會議或者政治學習之類，因此派人（即“鴨舌帽”）在“濮廬”周圍蹲守。今天上午，見劉蒼坤四人離開了“濮廬”，就抓緊機會行動，成功竊取了那份密件。

那麽，應該如何對本案進行調查呢？專案組經過研究，決定從最容易發現線索的老於頭兒離奇打盹兒這一點上著手進行調查。大家分析，敵特分子可能在早餐中下了速效安眠藥，致使老於頭兒進入昏睡狀態。於是，偵查員們馬上行動，向老於頭兒了解3月10日那天他自起床後的飲食情況。

不過相隔五天時間，老於頭兒記性還不錯，一五一十說得清清楚楚。他有喝茶的習慣，不過從來不喝隔夜水，每天大清早起來後必把上一夜喝剩的開水統統倒掉，從“濮廬”後院那口井裏打了泉水燒開後沏茶。那天早晨起來一直到他不知不覺間開始打盹兒，除了外孫小虎來給他送早飯外，沒第二個人來過，即使是小虎，也沒進“濮廬”大門，跟往常一樣，老於頭兒是出門去接早餐的。前麵說過，能每天早餐時要喝一小盅自泡的藥灑，這天小虎送來的下酒菜是兩塊五香鹵豆幹，主食照例是兩個油餅。

這就是說。3月10日那天，老於頭兒從起床到打盹兒之間所進的飲食是茶水、藥酒、豆腐幹和油餅。如果之前專案組的分析準確的話，那麽敵特分子下的安眠藥隻能在這幾樣中。泡茶的水是當天從水井打的，應該沒有問題。藥酒和茶葉之後幾天一直在飲用，也無問題；看來有問題的應該是豆腐幹或者油餅，這需要向老於頭兒的老伴兒於婆婆調查了。

於婆婆告訴偵查員，五香鹵豆幹是她在3月9日燒製的，一共三十塊，給兩個出嫁後住在附近的女兒各送去十塊，剩下的十塊她和外孫小虎9日、10日吃了八塊，還有兩塊是特地留給老頭子下酒的。至於油餅，那是向“徐歪頭”買的。

這就是說，五香豆幹應該也沒有問題。那麽，剩下的問題就隻有一個——在那兩個買來的油餅上。偵查員決定找“徐歪頭”調查，先向派出所了解此人的情況。

派出所提供，“徐歪頭”本名徐朝福，四十歲。此人的腦袋位置跟常人無異，之所以被人喚作“徐歪頭”，是因為其父徐增壽是天生歪腦殼，徐朝福上小學時同學以其父的特征給他起了這個綽號，一直沿用至今。“徐歪頭”繼承父業，千的也是沿衡叫賣油餅的營生。抗戰時，濟南被日軍侵占，“軍統”設立濟南站，需要秘密交通員，看中了“徐歪頭”，派人對他進行了考察，得出結論曰：外表憨厚，內在精明，記性優良，其職業特別適合從事秘密交通工作。於是，就將其發展為“軍統”濟南站的地下交通員，列入正式編製，就是說在重慶“軍統”總部人事處有備案並沒立人事檔案，每月發給薪餉二十四元。

考察“徐歪頭”的那個“軍統”特務頗有眼力，“徐歪頭”果然是一塊從事地下交通的好料子，加上運氣好，從1938軍6月到1945年8月抗戰勝利，他完成了數百次的地下交通工作，竟然次次順利。為此，抗戰結束後受到了“軍統”嘉獎，還去南京參加了表彰大會，受到戴笠的接見。不過，像“徐歪頭”這樣的料隻能做做基層交通員，不適宜搞管理，所以他即使幹到老死也還是一個交通員。次年春天，戴老板飛機失事殞命後，“軍統”大量裁減特務，像“徐歪頭”這樣的當然是首當其衝。

“徐歪頭”的以上經曆，我方起初並未掌握，而這家夥在濟南解放後也沒按照軍管會發布的通令前往公安局登記。兩個多月前，一名被捕的特務在交代時提到了抗戰時期他曾領導過“徐歪頭”，而徐的職業住址均未變化，公安局就把“徐歪頭”提溜去，訊問證實了這段曆史。因未發現“徐歪頭”之後跟“保密局”有聯係，就網開一麵釋放了。

偵查員了解“徐歪頭”的上述情況後，很自然地產生了聯想，這主兒會不會在濟南解放前夕被“保密局”看中，讓其“歸隊”？這可不是主觀臆想，這種情況在之前已經解放的城市破獲的敵特案件中屢屢出現過。如果真是這樣，那“徐歪頭”在賣給於婆婆的油餅中做做手腳加點兒安眠藥就是舉手之勞了。組長馮增良當即決定連夜傳喚“徐歪頭”。

派出所民警帶路，專案組一幹偵查員親往徐宅傳喚，並對其住宅進行搜查。搜查的結果是，除了製作油餅的食材麵粉、食油、黑白芝麻外，並未發現任何可能跟本案有關的東西。不過，偵查員並未失望，這主兒嫌疑很大，因為他一見到公安便衣登門，就露出驚慌的神色。試想，一個在日偽統治下為“軍統”傳遞了七年之久秘密情報的老交通員，應該已經形成了那份職業性的定力，此刻心裏若沒有鬼，又何必驚慌呢？

“徐歪頭”被帶到專案組蘇公地一分局，奇怪的是，偵查員一開口訊問，他之前的那種驚慌竟忽然消失了。他神色鎮定地回答偵查員提出的一個個問題，說自己以賣油餅為生，還要養家糊口，所以每天都得勞作，晚上通常睡得很早，次日三四點鍾就得起床，和麵，做餅、油煎，然後趁熱拿到外麵去沿街叫賣。賣掉一批後，回來把已經做好的餅坯製作成油餅，再拿出去賣。一般情況下，他每天要製作三批，賣光回家已是上午九點多了。他製作的油餅有甜鹹兩種，甜的是圓形的，上麵是白芝麻，鹹的是長圓形的，上麵是黑芝麻。至於他跟“軍統”的關係，早在1946年夏天就結束了，當時通知他“光榮退業”，發給一筆退業費。之後，人家再也沒跟他聯係過。

因為沒有證據，偵查員隻好先把“徐歪頭”留置，然後摸黑去了老於頭兒家，找於婆婆詳細詢問她那天向“徐歪頭”買油餅的情況。於婆婆說她是“徐歪頭”的老客戶。10日那天早晨買了三個，一個給外孫小虎，兩個給老於頭兒。小虎嘴饞，等不到給姥爺送去後回來再吃，是在去“濮廬”的路上吃掉的。向“徐歪頭”買的時候，對方並無跟以往兩樣的舉動，三個油餅遞給她時也沒說什麽。

偵查員問小虎吃了那個油餅後有什麽反應嗎？於婆婆說沒聽說他有什麽不舒服呀，那天他去上學，不知道在學校上課時打過盹兒沒有。當時已是深夜，小虎已經睡了，但偵查員還是把小家夥喚醒，問下來，小虎說他上課沒打盹兒。

據此分析，專案組認為“徐歪頭”不具備涉案的可能，因為他不能確定三個油餅中哪兩個是給老於頭兒吃的，所以必須準備三個都下了藥的油餅，可是小虎隨機吃了一個並無反應。如果隻準備兩個摻藥油餅，那他在把三個油餅遞給於婆婆時就必須有個說法，使於婆婆在毫不起疑的前提下把那兩個摻了藥的油餅給老伴兒吃，‘徐歪頭”顯然做不到這一點。

那麽，“徐歪頭”先前為何一見偵查員登門就露出驚慌之色呢？原來，這老特務冷不丁見公安便衣夜晚登門，而且一下子來了四位，誤以為是要跟他算當了七年“軍統”特務的老賬。

 

六、追查“鴨舌帽”

一幹偵查員回到一分局駐地已是下半夜兩點，去食堂要了幾個冷饅頭，吃了倒頭便睡。因為大家心裏惦著這案子，誰都睡不踏實，早晨六點多就醒了。組長馮增良一個人出去溜達片刻，讓其餘三位吃過早餐在辦公室等他回來一起研究案情。

馮增良外出其實不是溜達，而是想跟“濮廬”門衛老於頭兒嘮嘮。他尋思這個案子的調查可能還沒到位，沒準兒漏了點兒什麽，而這漏掉的恰恰可能就是打開本案迷宮之門的鑰匙。到了“濮廬”，馮增良跟老於頭兒聊了會兒，果然有發現。

據老於頭兒說。3月10日那天他吃的那兩個油餅是長圓形的成餅，炸得不十分透，有些黏牙，上麵的芝麻也沒平時多，而且比較癟。當時他就想，這“徐歪頭”一向做老實生意，怎麽解放了反倒變得滑頭了？馮增良聽著心裏一動，便問老於頭兒是否還記得油餅上麵灑的是啥芝麻，黑的還是白的？老於頭兒想了想，用不確定的語氣說好像是白芝麻吧。

馮增良馬上想起，“徐歪頭”說過，他做的油餅凡是鹹的都是黑芝麻的。這不對啊！難道那天老於頭兒吃的油餅不是“徐歪頭”做的，而是另有來源？如果這個設想準確的話，那麽問題肯定出在小虎給姥爺送油餅的路上。馮增良當即決定去向小虎了解情況。

這天是3月l5日星期二，馮增良趕到學校時，小虎已經坐在教室裏上課了。因為時間緊迫，馮增良請校長把孩子叫了出來。小虎的陳述證實了馮增良的猜測——

於家離“濮廬”大約三裏，這個距離對於一個十一歲的孩子來說有點兒遠，單程要走二十分鍾左右。在小虎看來，那天他的運氣比較好，剛剛走出巷子，拐彎朝南走出沒多遠，後麵一聲鈴響，—輛自行車在他身邊停了下來，騎車的那個男子輕輕拍了一下小虎的頭頂：“小虎，你去哪裏啊？”小虎說去“濮廬”給姥爺送早飯。那人說：“正好順路，叔叔帶你過去吧！”於是，對方就把小虎手裏提的裝著兩個油餅、兩塊鹵豆幹的竹編小籃接過來放在自行車前麵的金屬網兜裏，網兜裏還放著他自己的什麽東西，他順手取了一塊糯米糖糕給小虎吃。

那個年代平民家的孩子難有這樣的待遇，吃著糖糕乘坐自行車，和如今農民工的子女吃著德芙巧克力坐寶馬兜風有一比，小虎的高興自不待言。自行車行至離“濮廬”一箭之地的岔路口停下，那人讓小虎下車，說他要拐彎了，說著把小竹籃從網兜裏拿出來遞給小虎。小虎走出幾步，又被叫回去，那人掏出兩顆水果糖給他，叮囑說別跟你姥爺說是乘自行車來的。果然，小虎後來沒跟姥爺提起這件事。

這個男子是誰？怎麽會認識小虎呢？小虎告訴馮增良，他跟那個男子的相識，是源於對方在學校操場上教人騎自行車。

舊時的小學分初小（一至四年級）、高小（五、六年級）兩個部分，有分開辦學的，也有合辦的，後者就稱為“完全小學”。小虎所在的那所小學叫“秋思完全小學”，是一所公辦的平民小學，具有當時普遍的簡陋特色。就說操場吧，麵積不小，還有兩個，稱為前操場和後操場。不過，這所學校是沒有圍牆的，教室、辦公室是一排獨立的平房，磚牆瓦頂，年久失修，下大雨時會漏，老師不得不讓學生擠座位以避免雨水淋頭。兩個操場在這排平房的南北，前操場南側、後操場北側則是居民住戶，兩個操場的東西側也有住家，所以，操場同時又是居民住家的進出通道。如果要說操場的土地產權，還真分不清是學校的還是居民的，抑或是共有的，不過平時雙方都可使用。學校用來早操，上體育課，開全校大會和運動會，居民則除了作為進出通道，還用來晾曬衣服、被子，以及作為舉辦紅白事兒時的餐飲場地，有時也會在操場上學騎自行車。

小虎畢竟是個十一歲的孩子，觀察既不細致，表述也不到位，因此，馮增良便向校長了解情況。校長姓馬，其家就在前操場南側，對學校一應情況了如指掌。馬校長介紹，到操場上來學騎自行車的情況隔三差五都有，小虎所說的那個男子，他也看見過幾次。那是一個二十六七歲、戴鴨舌帽的男子——馮增良一聽鴨舌帽，心裏不禁一動：難道這主兒跟14日向老於頭兒借工具佯裝修車的是同一人？

校長說，3月10日前個把星期裏，每天放學時分，這個戴鴨舌帽的男子都會帶著一個十八九歲的妞來操場上學騎自行車。那妞有點兒胖，動作就不怎麽敏捷，再加上缺乏靈性，學騎車旁人看著都覺得累。那年代的孩子普遍缺乏娛樂，無聊之下隻好自找樂子，看那胖妞學騎車便成為他們的西洋景，一旦胖妞摔跤，一群男孩兒便鼓掌起哄。胖妞的那個“鴨舌帽”教練有時也會被她的笨拙搞得很惱火，再說他在後麵扶著檔包架跟著也比較吃力，因此每隔十來分鍾就叫停，讓胖妞休息，自己飛身上車做示範。為炫耀車技，他還邀請圍觀的學生坐車，後麵書包架上坐一個，前麵三角架上坐一個，帶著他們在前後操場上繞圈子，有時興起，還帶他們去大街上兜風，反正那時的交警並不禁止自行車帶人，警察自己也帶的。

聽了校長的介紹，馮增良再找小虎了解情況。孩子說那個叔叔特別喜歡他，每次來教胖姐姐騎車，帶他坐車兜風的時間最長，同學們都很羨慕他。

離開秋思小學，馮增良去了管段派出所，打了個電話把趙史圖、何野岡、簡連芒三人召來，如此這般一說，大家不約而同地想到了一種可能——那個“鴨舌帽”的所謂教學自行車，顯然是故意設置的一個套套，為的是跟小虎相識，其目的就是在孩子給姥爺送飯時用自行車“順道”捎他去“濮廬”，途中趁機把小虎的油餅調包，換上下了藥的。

弄清了這一問題，隨之也就產生了調查方案，兵分兩路：其一，趙史圖和簡連芒尋找“鴨舌帽”用來調換小虎油餅的貨色來源，指望通過來源順藤摸瓜找到其人，其二，馮增良、何野岡去秋思小學，發動全校師生提供“鴨舌帽”和那個學車胖妞的線索，如果師生中正好有人認識那二位或者其中之一，破案就大有希望了。

趙史圖、簡連芒變換了意見後，決定先去一分局看守所，向尚被留置著的“徐歪頭”了解其同行中有哪位製作的產品是老於頭兒吃的那種白芝麻的。“徐歪頭”聽偵查員說明來意，幾乎是不假思索地回答：“這一行裏，偷工減料的隻有三區那不要臉的‘老疙瘩’。”

“老疙瘩”是半路出家做油餅買賣的，他原是糧業中介，因為慣於使詐，做壞了牌子，誰也不願跟他沾邊，迫幹生計，就改行做油餅。這人很聰明，沒多久就自學成才，製作出跟“徐歪頭”之類的濟南城裏一流油餅製作者同樣的產品，很快就得到了顧客的認可。不過，也正是過於聰明，“老疙瘩”漸漸就玩起了偷工減料，以次充好的伎倆。他的手段玩得比較精明，讓家人上街從其他油餅小販那裏購買若幹個鹹甜油餅，混在他自己的劣質產品裏，使一部分顧客繼續保持對他的商品的讚譽。不過，時間一長，這種手法終於被同行發覺，於是大家就相約找到門上，向“老疙瘩”發出嚴正警告，勒令他做的油餅上的芝麻必須跟其他同行的產品相反，鹹餅是白芝麻，甜餅是黑芝麻，以供識別。如若違反，就砸了他的家當，從此不許他在這個行業裏混！

趙史圖、簡連芒離開看守所，就去找“老疙瘩”。這人本名錢步家，是個四十來歲的胖子，偵查員一看到那張臉，腦子照就條件反射似的冒出“不法奸商”四字。“老疙瘩”對偵查員很熱情，簡連芒說了油餅特征，他馬上承認老於頭兒所說的白芝麻成餅確實出自其手，而且全城就他一家是這樣製作的。他表示願意積極配合調查，但他怎麽也想不起3月10日那天買他油餅的顧客中是否有“鴨舌帽”那樣的角色。偵查員正準備放棄，他忽然一拍腦門說：“哎，別是那主兒吧！”

“老疙瘩”所說的“那主兒”姓董，是個無業青年，不過日子過得比較滋潤，因為他的老爸是開機修廠的，另外還參股兩家貿易公司，有錢讓董小開花。董小開獨自住在南大街迎春胡同的一個小院裏，“老疙瘩”去南大街叫賣油餅時，他隔三差五買，而且一買就是十來個，也不知是自己吃呢還是送給別人吃。“老疙瘩”記得董小開有幾次是戴著一頂鴨舌帽出現在他麵前的。

南大街迎春胡同是一條大巷子，住著數百人，“老疙瘩”每次到這裏叫賣，隻要在胡同門停下擔子，總會有顧客出來買油餅。記得3月10日那天顧客特別多，一兩分鍾裏就來了十幾個，爭相購買。“老疙瘩”隻顧應付，不曾留意董小開是否在內，不過眼前似有戴鴨舌帽的人晃動過。偵查員詢問“老疙瘩”去迎春胡同叫賣的時間，對方所說的倒是比那個教學自行車的“鴨舌帽”跟小虎相遇的時間早些，說明他是來得及買了油餅後趕到於家那裏等侯小虎的。再問是否看到過董小開騎自行車，“老疙瘩”連連點頭說是有—輛舊自行車，曾有幾次在大街上遇見過，有時騎得慢，還跟他點頭打招呼呢。

接著，偵查員直奔南大街派出所。管段內的保甲長正好在派出所開會，偵查員便向迎春胡同的彭甲長打聽董小開其人。彭甲長說確實有這樣一個小夥子，名叫董新道，初中畢業後無業，不是找不到工作，而是不想工作。董家有錢，董新道花老子的錢鈔不心痛，而且是揮霍無度。小夥子喜歡結交朋友，男男女女三教九流都有。偵查員問到自行車，彭甲長說董新道確實有一輛六七成新的自行車，前幾天晚上還看見他騎著從外麵回來呢，帶著一個大姑娘。趙史圖立刻追問那姑娘的容貌體態，尋思會不會就是那個胖妞？可彭甲長是深度近視眼，晚上胡同裏光線又差，根本沒法兒分辨。

當下，彭甲長中途退會，帶領偵查員前往迎春胡同“拜訪”董小開。不過，他們白跑了一趟，董新道的住所鐵將軍把門。一個鄰居反映，這個小院是董新道的老爸在前兩年物價飛漲時為使手頭的餘錢保值買下的，兒子沒日沒夜地把狐朋狗友往家裏帶，折騰得合家不安，於是就讓他一個人過來居住了。濟南解放後，那些亂七八糟的朋友來得少了，不過，最近這段時間，經常看見董小開帶著一個姑娘進進出出。

趙史圖、簡連芒估計這姑娘就是前幾天晚上和董新道合騎一輛自行車的那位了，趕緊向那鄰居打聽那妞的容貌體態。說話間，又有幾個鄰居湊上來，都說看見過那妞。偵查員聽下來，發現眾鄰居描述的那妞具有小虎學校師生所說的共同特征——濃眉大眼和體態豐滿。兩人商量，既然來了，而且發現了疑點，還是等著他吧，就返回派出所等候。

剛到派出所坐下，一杯水還沒喝完，忽然聽見院子裏有人大叫大嚷。趙、簡兩人出去一看，來人竟是董新道！原來，偵查員剛離開迎春胡同，這小夥子就騎著自行車帶著那胖妞回來了，聽鄰居說彭甲長帶著兩個便衣警察來找他，看神色料想不是什麽好事兒。那胖妞一聽就不幹了，說你這家夥肯定做了什麽虧心事兒，否則人家便衣警察為什麽來找你，而且一來就是兩個！董新道很在乎胖妞，急赤白臉自表清白，胖妞不依，說你若沒事兒那咱就上派出所去問個明白，你敢嗎？董新道說去就去，有啥不敢的？

兩人合騎—輛自行車直奔派出所，進了院子就開始發飆。趙史圖、簡連芒露麵後，董新道總算平息了怒氣，和胖妞一起被請入一間空屋。偵查員了解下來，卻是大失所望——董新道並無作案時間。

3月10日那天，董新道和胖妞一早就上千佛山興國寺去了，燒香拜佛後在寺院裏吃了頓素齋，回家已是下午兩點多了。兩個偵查員有點兒傻眼，既然3月10日沒作案時間，那其他什麽“鴨舌帽”、“教學自行車”等疑點都不靠譜了。當然，不能光憑他們自己說，簡連芒問：“你說3月10日上千佛山燒香拜佛了，有人證明嗎？”

董新道一怔：“什麽證明，去寺院燒香還要人證明？”

簡連芒說：“尋常燒香不需要征明，可是你們二位因為進入了公安局的調查視線，所以需要有證明人。”

那二位急了，董新道跳起來想再次發飆，胖妞忽然開口：“那天我倆上山時，不是遇到兩個人跟你打招呼，管你叫‘董少爺’嗎？我當時還笑話你呢。”

董新道也想起來了：“那是許師傅、秦師傅，是我父親以前開油坊時雇的榨油工，現在在‘老祥記油坊’幹，那天他們是去給千佛山兩家寺廟送訂購的菜油的。你們可以去問他們。”

趙史圖遂讓簡連芒留下繼續跟董新道和胖妞聊，他去油坊找許，秦兩人核實。許、秦證實了董新道所言，於是，這條線索就給排除了。

與此同時，偵查員馮增良和何野岡則在開展另一路調查。兩人前往秋思小學，指望那裏的師生和居民住家中有人認識“鴨舌帽”和胖妞。他們的工作量比較大，馮增良遂以專案組名義向一分局和管段派出所臨時借調民警各一人。四人在派出所會合後，馮增良對調查作了分工：他和一分局民警小榮負責向小學師生調查，何野岡和派出所管段民警老洪對學校周邊的居民住家挨家逐戶進行走訪。

原以為“鴨舌帽”既然把胖姐帶到秋思小學的操場上來教學自行車，那他本人或者那胖妞應該是住在附近的。可是，兩路偵查員調查下來，卻都是白板一塊，學校老師、周邊居民住家以及各班級的學生，居然都沒有認識那二位的。

這時已是傍晚時分，馮增良四人回到派出所。馮增良回顧了工作思路，苦笑道：“看來是我在這個問題上糊塗了！”

為什麽這麽說呢？因為“鴨舌帽”之所以拉了胖妞教學自行車，是為了趁機跟小虎混個臉熟，以便實施替換油餅的計劃，因此，他是有意把教學自行車的場地放在秋思小學的操場上，這跟他的住址沒有關係。如果一定要扯上關係，那麽“鴨舌帽”這廝肯定住在離小學較遠的地方，如果就住在附近，事後公安局追查本案時，很容易把他找出來。因此，訪查“鴨舌帽”也好，胖妞也好，看來是不能采用上述辦法的。

說到這裏的時候，忽然來了一個人。這個人的出現，給即將步入死胡同的調查帶來了希望。來人姓吳，家住秋思小學前麵的道後街上，是個住家裁縫——就是在家接一些活兒自個兒做做掙點兒錢鈔的那種，街坊鄰居都喚她吳大嬸。吳大嬸的小兒子在秋思小學上四年級，這孩子小時候不幸患了小兒麻痹症，走路得靠拐杖。吳大嬸擔心孩子上學放學路上被其他活蹦亂跳的學生給撞倒，所以每天都接送；有時手頭活兒不忙時，還會特地去學校看看，生怕孩子受人欺負。

這天，吳大嬸征鐵路局上班的丈夫老顧休息，代替妻子去接兒子放學。學校因為協助公安局排查嫌疑人，放學晚了些。老顧倒沒覺得奇怪，接到了孩子什麽也沒問。吳大嬸卻對兒子問長問短，就得知了公安局正在查訪3月上句曾在小學操場上進行自行車教學的那對男女之事。她問兒子最後排查出來沒有，兒子說沒有——他當然說的是學校方麵，偵查員對學校以外居民的排查他一個小學生是不知道的。吳大嬸說那我得去向派出所報告。那個胖妞我認識。

吳大嬸告訴偵查員，自己的娘家在四區下馬胡同，那胖妞家就住在旁邊的上馬胡同。這兩條胡同都是隻有一個進出口的死巷子，兩條胡同的住家每天都得從與胡同相通的古韻路進出。兩個胡同口中間隻相隔二十來米，大夥兒進進出出隔三差五見麵，即使互相不打招呼也是個個臉熟。胖妞的母親姓丁，不過人們卻不以當時的習慣呼其“丁大嬸”，而是管她叫“胖嬸”，因為其體重超標。那個年代，胖，在人們的普遍觀念中乃是健康的象征，因此丁氏聽了不惱反喜。那個偵查員覓之不得的胖妞，係胖嬸的女兒，姓陳，名叫小蓮。陳小蓮不但繼承了母親的肥胖，一張臉也深受其母遺傳基因的影響，吳大嬸有時回娘家時偶然遇見她，不用問，一看就斷定這是胖嬸的翻版。3月上旬那幾天裏，吳大嬸在接兒子放學時曾多次看到陳小蓮在學騎自行車，而陳小蓮卻不認識吳大嬸，因為吳大嬸出嫁的時候，陳小蓮不過是個五六歲的孩子，十多年過去，自是記不得這個街坊。

當晚八點，陳小蓮已經坐在專案組駐地一分局的訊問室裏了。她是在電影院看完電影出來時被守候的偵查員攔下的，和她一起看電影的那個男子也被順便帶進了分局，不過，這人卻不是“鴨舌帽”，而是一個跟陳小蓮年歲相仿的青年。偵查員把陳小蓮晾在訊問室裏，先審那個青年。

該青年名叫李西塵，二十二歲，省醫學中等專科學校學生，跟陳小蓮是小學同學。陳小蓮上完小學後沒考上初中，輟學在家。好在她家開著一家規模很大的土特產行，家境富裕，不愁吃穿，所以也養得起她，直到今年二十掛零了，還沒有找一份工作自食其力的打算。李西塵讀完初中後，考進了醫科中專，今年就要畢業了。他跟陳小蓮早就沒有聯係了，昨天下午偶然在大街上遇見，兩人聊了一陣，似覺投機，於是相約今晚看場電影。

接著訊問陳小蓮，先問她跟李西塵的關係，她所說的跟李的那番陳述相同。這胖妞一看便知是屬於那種沒心沒肺的樂天派類型，她對於自己波帶到公安局竟然不以為然，還以為是受了李西塵的牽連，問偵查員李西塵犯了什麽事兒。偵查員說現在我們不說李西塵了，換一個話題，你會騎自行車嗎？胖妞馬上主動說起了她跟“鴨舌帽”學騎自行車之事。

那年代結婚早，像胖妞這樣年齡的，做母親的不在少數，有的甚至已經生兩三個孩子了。陳小蓮除了體態肥胖，其他一切都正常，難免也要想想談婚論嫁的事兒。父母也很關心，兩三年裏為她找過幾個對象，可除了一個是被女兒回絕的外，其他都是男方看不中女方，理由自有多樣。陳小蓮尋思現在解放了，人民政府提倡婦女自由，我可以自己找。於是，她就隔三差五出沒於電影院、戲院、遊樂場等公共場所。

2月28日，她在電影院結識了“鴨舌帽”，攀談下來，得知對方姓王，是個中醫，覺得挺不錯的。“鴨舌帽”呢，也似有興趣和她交往下去，認識的第三天，得知陳小蓮不會騎自行車，就熱情地說願意教她。陳小蓮早就想學騎自行車了，也曾嚐試過幾次，可是替她扶車的那幾位都因她在這方麵的笨拙而大皺其眉，再說也確實是力不從心，所以，每次學車都隻有一次，誰也沒有第二次再教她的勇氣。聽“鴨舌帽”說願意教她學騎自行車，陳小蓮自是大喜過望，興衝衝地就要掏錢去車行租自行車（舊時有專門提供自行車出租的車行）。“鴨舌帽”說我有自行車，浪費鈔票幹嗎？明天我把車騎來，帶上你找個地方學就是。

就這樣，從3月2日到3月9日，除了中間的3月6日星期天，“鴨舌帽”天天都到上馬胡同口來接陳小蓮，讓她坐在書包架子上，把她帶到秋思小學的操場上教她騎車。從上馬胡同到秋思小學，騎車需要大約四十分鍾，胖妞身高一米六五，體重一百五十斤，“鴨舌帽”每次都累得滿頭大汗，卻毫無怨言。陳小蓮於心不忍，說咱們是不是換個地方學騎車？我家附近就有好幾處空場地，我以前都是在那裏學的。“鴨舌帽”總是笑笑說沒什麽，他喜歡這樣。

“鴨舌帽”教陳小蓮學騎車比較耐心，隻是陳小蓮缺乏悟性，又是一副胖身材，學了個把星期，僅能在“鴨舌帽”扶往書包架子時勉強騎行。不過，對於陳小蓮來說，這已經是一個了不起的進步了。學過騎自行車的人都知道，到了陳小蓮這一步狀態，正是學車積極性最高的時候。對於早就想學會騎車以便出門時可以以車代步的陳小蓮來說，這種心情就更為迫切。可是，她的願望卻無法實現。3月9日，“鴨舌帽”把她送回上馬胡同口後明明說好次日下午再來接她，次日她在胡同口傻傻地等了一個小時，“鴨舌帽”卻沒出現。之後兩天下午，陳小蓮仍到胡同口傻等，“鴨舌帽”還是沒有出現。她終於意識到“鴨舌帽”不願意再與她交往了。

由於上級對本案的偵破是有限期的，偵查員不可能等到明天再接著往下調查，組長馮增良下令，馬上分頭前往上馬胡同和市衛生局，一是向陳小蓮的家人，鄰居等了解她所說的情況是否屬實；二是從市衛生局調取全市中醫名單，以便從中查找符合“姓王”、“男性”、。三十歲以下”這三個特征的中醫。

調查下來，陳小蓮的家人和上馬胡同甲長、鄰居都證實陳小蓮的個人狀況、平時的生活狀態如其所言，而且至少有二十人曾親眼看到“鴨舌帽”騎自行車接送陳小蓮，另有七人證明，3月10日、11日、12日三天下午，陳小蓮確實在胡同口傻等著什麽人。市衛生局提供的全市中醫名單中有三人符合“姓王”、“男性”、“三十歲以下”這三個特征，可是，他們的個人照片部與“濮廬”門衛老於頭兒、秋思小學師生以及陳小蓮的描述大相徑庭。

 

七、水落石出

3月16日上午，專案組再次開會對案情進行研究，著重點是怎樣尋找“鴨舌帽”的線索。眾人對此提出了幾個設想，比如繼續調查秋思小學師生及學校周邊的住家居民，上馬、下馬兩個胡同的居民中跟“鴨舌帽”打過照麵的眾多對像，但逐個分析下來，要麽工作量太大，要麽希望渺茫，隻好都放棄了。

案情分析會開到中午，還是沒有結果，組長馮增良說吃午飯去吧，下午繼續開會研究。昨天晚上，一分局夜間巡邏隊在執勤時打死了一頭竄進市區覓食的野豬，抬到食堂為大夥兒改善夥食。那時還沒有“五條禁令”之類的條款，所以並不禁止午餐時喝灑，一些民警就自己掏錢買了酒在食堂三五成群搞小型聚餐。專案組諸君卻沒這份興致，一幹偵查員心頭都像掛了個鉛球一樣沉甸甸的。盡管哪位領導也沒提起過，可大家心裏都明白本案破獲時間的緊迫性一一那份被竊的密件隨時有可能被敵特分子送往南京，或者幹脆就地銷毀。如果真的這樣，那對於我方的反特工作來說無疑是一個損失。

專案組幾位打了飯菜，自動聚到一個角落裏坐在一起用餐，一邊吃著，一邊接著討論先前沒有解決的問題——究竟應該從哪個方向去追查“鴨舌帽”的下落。不知誰忽然想到了一個主意：是否可以通過“鴨舌帽”所騎的那輛自行車去查摸線索？

這個建議立刻贏得了其他同誌的讚同，接著，就定下了分工：分別向老於頭兒、陳小蓮以及秋思小學師生、學校周邊和上馬、下馬胡同的居民進行調查。

當天傍晚，眾人在一分局碰頭，匯總調查情況。從秋思小學師生、學校周邊以及上馬、下馬胡同的居民對自行車的描述的綜合情況劌斷，“鴨舌帽”所騎的是—輛六七成新的日本造28英寸黑色“鈴木”自行車，半鏈罩，前後都有擋泥板，車後的書包架子很結實，沒有牌照。受調查者對這輛自行車的一個重點特征有兩種不同的描述：一種是陳小蓮和秋思小學師生及居民的印象，後擋泥板上粘附著一塊長約三寸、寬約一寸半的長方形白色醫用膠布，另一種說法隻有一個目擊者，那就是“濮廬”門衛老於頭兒，他說後擋泥板上並無膠布，而是有兩個不甚清楚的紅色油漆字。什麽字呢？老於頭兒上過一年私塾，在之後幾十年生活中又識了百十個字，他說那兩個模糊的字好像是“零柒”。

專案組分析，從“鈴木”品牌來看，那輛自行車應該是侵華日軍或者日本僑民留下的，後擋泥板上有油漆寫的“零柒”兩字，說明這輛車是某個單位的公車，至於那塊醫用膠布，估計是為了遮掩“零柒”字樣，遮掩字樣加上拆去牌照，說明這輛自行車極有可能是一輛贓車。

偵查員注意到一個現象：從3月2日到3月9日，陳小蓮等目擊者所看到的那塊醫用膠布都是潔白如新的，這說明“鴨舌帽”每天都在調換。他為何要頻額調換膠布？既是為了遮掩，也是為了用膠布的黏性消除那兩個字。到3月10日老於頭兒看見這輛自行車時已經沒有膠布了，這說明“鴨舌帽”認為“零柒”的痕跡基本消除，不仔細看已經看不清楚了。沒想到，卻偏偏讓貌似文盲的老於頭兒根據殘存的油漆痕跡分辨出來了！

專案組決定，立刻全體出動，先去市公安局查閱濟南解放後的全市公私自行車牌照登記檔案，然後分頭調查哪家單位曾經失竊過自行車。

一幹偵查員到了市局，留用老刑警簡連芒提了個建議，是否可以考慮走捷徑試試，不去查自行車的上牌檔案，而是改從自行車報失著手。這個建議獲得了大家的一致讚同，於是就去了治安科。市局治安科內勤的工作內容之一就是每天上午跟全市十一個區的分局治安股通電話，了解分局上一天發生的刑事，治安案件，包括逮捕、拘留，留置了多少人犯，然後一式兩份製作表格，一份送交市局秘書科，另一份留底。現在，專案組偵查員隻要查閱治安科內勤留底的表格就行了。查下來，從2月1日到3月初，共有三十七輛自行車被盜。由於表格裏未顯示被盜車輛是公車還是私車，所以隻能致電各分局逐一詢問。最後的結果是，失竊的三十七輛自行車裏，公車有九輛，分別屬於五個區的九家單位。眾偵查員又分頭走訪那九個單位，終幹查明那輛黑色“鈴木”自行車係華東大學2月24口失竊的。

1948年夏，中共中央華東局浹定，以原臨沂山東大學渤海地區的部分留守人員為基礎，並集中原來的一些教師，會同華中建設大學的部分幹部、教師，在山東濰縣組建創辦了華東大學，同年9月4日開學。兩個多月後，該校遷入已解放的濟南，下設文學、社會科學、教育三個學院和一個研究部，另設一所附屬中學。該校有十二輛自行車，清一色的日產“鈴木”，那是膠東軍分區從抗戰勝利時繳獲的戰利品中拿出來作為禮品贈送華東大學的。這批自行車隨校遷來濟南後，分別由校部和三個學院、一個研究部使用。2月24日，教育學院辦公室幹事小馮騎車外出辦事，在站前街郵局門口停車去寄掛號信，也就不過幾分鍾時間，等他出來時，這輛編號為“零柒”的自行車已經不翼而飛了。

專案組隨即對這起失竊案件進行調查。次日，老刑警簡連芒找到了專在火車站地區作案的一個盜竊團夥的頭目秦老七。這是老簡的熟人。早在二十年前秦老七還是小混混兒時，曾三次被老簡抓捕。當時老簡念其年紀小，還是孤兒，就網開一麵給釋放了。殊不料，士別三日當刮目相看，秦老七如今竟然成了統領火車站地區一幹盜賊的頭目。

二十年不見，秦老七已經長成了一條大漢，不過他還記著老簡當年的三次釋放，見麵竟然要行跪叩大禮，被老簡一把扯住，說老七咱不講究這一套，老叔我來找你是有事相商。秦老七說您老有啥事兒隻管開口，咱說什麽也得給您老辦到！待到聽說是為找一輛自行車，秦老七說那太簡單了，我立馬吩咐下去，咱先去喝茶，應該很快就有回音的。

果然，一壺茶才續了一次開水，已有消息報來：2月24日，一個渾號“靠杆倒”的偷兒撬竊了那輛自行車，已經銷贓。簡連芒還沒開口，秦老七已經冷冷道：“告訴他，怎麽出手的，怎麽弄回來！明天這時候我要看見這輛車。”

簡連芒趕緊說：“這倒不必，我需要知道的是那輛自行車賣給誰了，現在在誰手裏，追贓的活兒我們自己幹。”

當天傍晚，秦老七派人向老簡報告，“靠杆倒”得手後，把那輛贓車賣給聚賢街的。“鴻德飯店”了，飯店老板買車是為了送外賣。

偵查員隨即奔“鴻德飯店”，找老板問下來，對方說確實在2月25日收了那麽一輛自行車，花了三十萬元。可是，這輛車到手後隻使用了三天，2月28日下午就沒了！就是在飯店門前停著時被偷的，當天就向派出所報案了，到現在還沒有消息。

接著又去派出所，飯店老板所言得到了證實，不過，派出所不知道報失的其實是一輛贓車。偵查員正和所長說著，一個民警進來向所長報告說“鴻德飯店”報失的那輛自行車是附近得勝裏的混混兒小耿偷的，但車已經出手了，以二十五萬元的價格賣給了信義街開竹器批發行的郭思仁。

郭老板不過三十歲，是元旦後其父因病去世後接任老板的。偵查員問他是否收過一輛贓車，他說別人曾經轉讓給他一輛舊自行車，是不是贓車那就不清楚了。可是，車買回後停在門口，一不留神讓人給偷走了。偵查員一聽，這情節跟上一個買家“鴻德飯店”老板所說的相同，便起了疑心，問郭老板報案了沒有。郭恩仁說不就一輛自行車嗎，報啥案？我才懶得跑派出所呢！偵察員再問他買車的日期，上家，地點，他幹脆一律不回答，以搖頭應之。這下，偵查員火了，掏出手銬銬住了就提溜到派出所。

這家夥是蠟燭，不點不亮，一進派出所立刻主動表示願意說實話。他說那輛自行車是他的一個名叫韓浙寅的朋友托其留意購買的，買下後當天就給對方送過去了。偵查員一問韓浙寅的一應容貌、穿著特征，終於長出了一口氣：就是那個“鴨舌帽”！

當天深夜，韓浙寅在其住所落網。當場搜查，搜得左輪手槍，子彈、密寫藥水，黃金，銀元等特務器材、經費，但卻沒有“濮廬”被竊的那份密件。專案組諸君心裏都是一凜，暗忖難道已經送南京了？！

韓浙寅被贏接押解市局，立刻訊問。他承認自己是國民黨“保密局”潛伏特務，2月12日元宵節那天接到一封通過郵局寄來的密函，指令他設法將“濮廬”庫房內一份密件盜出來。密函中說該密件藏匿於第八號庫房進門右側第一個木架子的第三層第二遝，該遝檔案最底下那冊就是。

韓浙寅出身濟南富家，就讀於山東大學理學院（當時在青島）。前年經一個朋友介紹參加了“保密局”，領取活動經費和津貼，具體做的是收集師生言行，定期上報。他應於1948年夏畢業，但因“工作積極”，“保密局”讓校方將其留級，繼續待在學校為“保密局”效力，當年底，因身份暴露，受命撤回老家濟南，在其家族所經營的西藥批發行謀了一份工作，以此為掩護繼續從事社會情報收集活動。濟南解放前夕，韓浙寅受命潛伏，

韓浙寅未接受過一天特務訓練，讓他收集情報還能做做，而要潛入“濮廬”庫房盜竊密件，就既缺膽量又無技能了。他反複考慮後，決定雇請一名職業小偷代其行事。於是就去火車站，衣兜裏故意放了個錢包，果然有扒手光顧，被他逮個正著。對方是濟南郊區鄉下人，叫丁根寶，是個四十多歲的文盲。韓浙寅跟其攀談下來，雙方達成意向，言明屆時盜得密件後韓浙寅支付給丁根寶三十萬元。接著，韓浙寅讓丁根寶等候通知，自己去“濮廬”察看了幾次，發現可以從後麵爬牆潛入。不過那個門衛很盡職，白天黑夜都會不定時地去裏麵巡察。反複考慮，他認為還是晚上下手為妥。可是，跟丁根寶一說，那位卻不肯，說生怕晚上遇見公安局的夜間巡邏隊，要幹隻能白天下手，韓浙寅隻好依他。

白天下手需要解決門衛冷不防進去巡察的風險問題，韓浙寅就想出了用安眠藥蒙倒門衛的主意。之前他觀察時，兩次看到過小虎給門衛送早餐，於是再次前往，跟蹤小虎，摸清了於家住址、孩子上學的地方，以及於婆婆每天給丈夫買油餅的情況。然後，製訂了下一步方案。韓浙寅會騎自行車，但他沒有自行車，就托朋友郭思仁替他留意收購一輛舊車，準備使用後就扔掉。自行車到手後，他物色了素不相識的陳小蓮作為自己的掩護，在秋思小學操場上折騰了幾天，總算讓小虎對他留下了印象。

3月10日，韓浙寅先買了油餅，把安眠藥摻水後以針筒注入，然後成功地從小虎手照調換了油餅。門衛老於頭兒被蒙倒後，丁根寶從後牆攀爬入內。可是，由於庫房門上的編號用的是漢字的數字寫法，八號即捌號，丁根寶是文盲，根本不認識“捌”字。而“濮廬”原是別墅，房屋布局不是一字排列，所以不可能依排列順序分辨哪間是八號。丁根寶尋思總不見得白跑一趟，幹脆逐間撬開入內尋找。這廝是半路出家，技藝既不精，心理素質更差勁。他覺得自己在“濮廬”停留的時間很長了，擔心被人發覺，心一慌，竟把韓浙寅告訴他的密件放置位置給忘記了，隻大致翻了翻，並無單獨的“賬本”，就匆匆循原路溜了出來（專案組之前猜測第一次沒有竊得檔案是因為小柳的記憶出了問題，卻沒料到真正的原因居然是韓浙寅雇了個糊塗小偷）。

韓浙寅隻好再次策劃了“修車”方案，可是這時劉蒼坤他們已經進駐“濮廬”了，他隻好提高價碼，讓丁根寶跟著他去“濮廬”附近等候機會。一連等了三天，終於候得劉蒼坤一行人外出，便以修車為借口絆住老於頭兒，丁根寶則再次攀爬後圍牆潛入“濮廬”。之前，韓浙寅在丁根寶兩個手掌上分別寫了一個“捌”字、畫上密件放置位置的草圖，所以這回順利得手。

臨末，韓浙寅說，密件到手後的當天下午，他就通知上司派交通員到約定地點取走了，此時應該早已送往南京並轉往廣州了（當時“保密局”總部已遷往廣州）。

訊問結束，專案組對此結果心有不甘，再次去韓浙寅住所搜查。這回搜得更為細致，連地板都撬開了，還把壁爐拆下，反複檢查，還是沒發現密件。這時已是次日上午七點了，一幹偵查員正準備離開時，從門外急匆匆闖進一個人來，腋下夾著個公文包，嘴裏叫著“小韓”，忽見偵查員，頓時一臉震驚。這個自己送上門來的男子名叫斯一凡，係韓浙寅哥哥的同學，濟南“必豔照相館”的照相師。偵查員從其所攜皮包裏搜得被竊的密件和翻拍的照片底片。

原來，韓浙寅收到的密函中指令他竊得密件後，先設法翻拍，將底片交由上司處理，原件燒毀。韓浙寅既無照相器材，也不會攝影，就想到了斯一凡，遂把裝訂成冊的密件拆開弄亂後請斯有償代拍，佯稱係其父的商業賬目。斯一凡拍攝完畢，今天上班途中送來，哪知正好自投羅網。

專案組再次訊問韓浙寅，這個潛伏特務隻好低頭認罪。隨後，簡連芒又奉命通過秦老七查明丁根寶其人，予以逮捕。三天後，專案組抓住了前來取密件底片的特務交通員袁少萍，又順藤摸瓜破獲了“保密局”潛伏濟南的“第二情報組”。

1949年9月23日，濟南市軍管會判處韓浙寅死刑，丁根寶、斯一凡分別領刑十年，七年。“第二情報組”特務袁少萍等七人另案處理。

 

【評論】

兄弟！加把勁啊！我一斤黃酒下肚了，不上不下的，就等你的故事下酒了！

照相館的怎麽判了七年，沒有說他參與特務活動啊

我也覺得判得過重了，不過要考慮到亂世用重典，再加上當時法製也不健全也隻能無奈的表示理解了，類似像照相師這種遭遇的人在這個係列貼子裏還有不少

那個叫斯一凡的攝影師太點背了吧！他並非特務，翻拍的底片也隻道是對方自家的商業賬目，完全是例行買賣，連同謀都算不上，居然被判入獄七年！當年的審判真是說你是的，你就是。好在隻是判了幾年刑命還保住了。其後的什麽反右，文革等等，好些人還蒙冤致死，那就更讓人唏噓了。。。。。。

那時照相應屬特殊行業，估計有義務上報任何可疑情況的。而偏偏是敵特案件，所以被嚴處了吧。

別說，這案子還真有點意思，保密局的帳，還真是不好做呢，……；還有，那個從未受過專業訓練的韓浙寅也算不錯了，換油餅的方法挺精巧的，卻遇上個苯賊，而且使用贓車也留下了隱患……；

戴笠雖說是反動派的殺人魔王，但對下屬的管教還是很嚴厲的，有發票的盡量取得發票，沒發票的也要有原始單據，經辦人必須留下姓名以備日後查驗，就這點來說比現今好些政府機關的賬目還要規範，真是讓人汗顏!

是的，好在隻是判了幾年刑命還保住了，其後的什麽反右，文革等等，好些人還蒙冤致死，那就更讓人唏噓了。。。。。。

我也覺得判得過重了，不過要考慮到亂世用重典，再加上當時法製也不健全也隻能無奈的表示理解了，類似像照相。。。

照相、印刷、旅館、收破爛一類一直要辦《特行證》的，現在好多地方也沒有完全取消。從業者有義務對來往生意登記備查，對有嫌疑者主動向派出所報告的。看此案，攝影師明顯是接小韓的私活，應該瞞著店裏的。他心裏有鬼的，要不沒見小韓見別人會“震驚”。如果再調查出平時幹私活的事，在當時那種環境下——協助敵特分子從事敵特活動，有點冤也在情理之中。再說人家小偷僅僅偷了一本賬冊就盼10年也沒見你們抱冤啊！

那個叫斯一凡的攝影師太點背了吧！他並非特務，翻拍的底片也隻道是對方自家的商業賬目，完全是例行買賣，。。。

這種人隻怕是還有別的事。

照相、印刷、旅館、收破爛一類一直要辦《特行證》的，現在好多地方也沒有完全取消。從業者有義務對來往生。。。

盡管對方撒謊了，他也應該能猜出其中肯定有問題。那個年代拍照可不便宜，拍帳本想想都不正常，從事這個行當應該心裏有數。

怎麽中間部分總是一句話一個貼啊。有點古龍的味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