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誼）
賈生詩意圖 高向陽繪 網絡圖片
文/侯虹斌
最近，一係列的高官被查處，民間一片叫好，說這是打破了某級別的高官“刑不上大夫”的傳統。這符合民眾們對反腐的需求和想象，在此先不去談；隻是，對這個“刑不上大夫”的解釋，有多種不同的解讀。
這是厚誣古人。以前的“刑不上大夫”，哪是這個意思？古代那些為了“刑不上大夫”而死去的高官們，多了去，好嗎？“刑不上大夫”有時是催命符，死得更快！
“刑 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這句話，出自《禮記•曲禮上》。就如同上文的誤讀一樣，過去一般都是理解為：“對大夫不能使用刑法，應該豁免；對老百姓不用講禮， 講禮是無用的。”仿佛是說官僚貴族們可以盡情地貪贓枉法幹壞事也不會受懲罰；百姓們則一定會遭受到粗暴無禮的對待。如果你說在古代社會裏，這是客觀存在 的，那我無話可說，這難以避免；但如果你說這就是《禮記》中對社會的道德期望和要求，那顯然是不合邏輯的。
其實，光是這句話，古代的許多 學 者已給過多種不同的解讀，有說是“大夫犯法，是在八議輕重，而不是在刑書；庶人忙於生計，很難準備好祭禮，不能要求太多”的，有說其意是“刑法不加重於大 夫，禮製不減輕於庶人”的，還有說“大夫不因懂得刑法而加重罪責，庶人不因不懂得禮製而減輕罪責”的，真是琳琅滿目。不過統而言之，“刑不上大夫，禮不下 庶人”這兩句話是並列的，責任和義務是對等的：貴族們固然享有特權，但罪行是另有裁決而絕非不問；百姓固然地位低微，但對他們的禮製的要求顯然也會低很 多。
西漢賈誼的解讀，就充分體現了這句話精髓。
賈誼給漢文帝上了一篇《治安策》，充分顯示了他作為一位戰略家的高瞻遠矚。 其 中就有一個建議：那些曾經處在尊寵地位的人，連天子都對他以禮相待，官吏民眾也曾對他表示過敬畏，現在即使有了過錯，皇帝可以下令廢黜爵位，可以罷除官 職，可以賜他死，可以滅了他的家族；但如果把他捆綁起來，牽著押送給司寇，編在徒官的管轄之下，讓司寇小吏咒罵和鞭打他，這就不適合讓一般民眾看到了。賈 誼認為，對有地位的大臣定罪時，不應斥責，不應正麵宣布他的罪行，還應為他隱諱。大臣犯了小罪，聽到譴責嗬斥就應該就穿上喪服，盤水加劍，到房間去請罪； 大臣犯有中等罪行，聽到命令便自毀容儀認罪；大臣犯有大罪，聽到命令便朝北跪拜認罪，跪下自殺。反正，就是不能當眾羞辱。
賈誼這番說法， 是 有其思想體係的。刑罰主要是指殘傷身體的肉刑，比如，刺臉的黥刑，斷腿的刖刑，剃發的髡刑，肢解或砍頭的死刑等等。而讓貴族們受到這些殘害和羞辱，會讓老 百姓消除對貴族的神秘感，喪失對政權的畏懼心。他的目的是保證嚴格的等級級差，高貴者永遠高貴，可殺，不可辱，政權方可永遠保持體麵。
漢文帝對賈誼的這番話深以為然，“是後大臣有罪，皆自殺，不受刑”。直到漢武帝時，從酷吏寧成等人開始，才又把大臣押入獄。
（《大風歌》的漢文帝）
實 際上，正是因為賈誼的善意，這條規矩讓不少罪不至死的官員不得不自殺。自殺的官員名單太長了，我就隻挑丞相來說吧：在文帝之後、王莽新朝之前，丞相周亞 夫、李蔡、莊青翟、趙周、蕭望之（禦史大夫，最後未當上丞相）、翟方進、王商、王嘉等，都是自殺的；有的是不得不主動自殺，也有的是入獄後恨而絕食或自 殺。
當然，帝製時代的官員出事，絕大部分起因都是權力鬥爭，或者是得罪了執政者；上麵所說的丞相們的公開罪行都夠不上死罪。比如說，周亞 夫 是兒子購買了許多冥器沒有付腳夫的錢；李蔡是因為盜景帝陵園塚地而獲罪；莊青翟是因為手下三位長吏陷害張湯，武帝忽然想起張湯的好，要為張湯報仇；趙周 呢，明知列侯所獻的黃金成色不好或重量不足卻不上報；蕭望之更冤，是元帝聽從石顯等人建議為了掩飾自己的錯要把他下獄；翟方進是因為發生了熒惑守心的天 象；王商是因為子不孝、妹不賢等家事處理不好……
看《漢書》的時候我總是覺得好詭異：有沒有搞錯？這點雞毛蒜皮的小事也能搞死一個丞相？沒 錯。雖然背後主因是皇帝看這些大臣不順眼了，但擺上台麵的卻都是一些不是罪的罪，也虧皇帝們好意思。但從製度設計上來說，未必沒有理由。這個邏輯在於，高 官們有保持體麵的責任，隻要是挨罵了、審查了、雙規了，都是汙辱，都有自殺的義務；這種死，也是維護政府的顏麵。
受刑當然很悲慘，但至少還有翻盤的機會，比如黥布、孫臏；但如此要臉，就隻能活活冤死了。
想以前，人家固然有了貴族的特權和不同凡俗的政治地位，可他們也要承擔庶民不需要承擔的義務和責任。我們不能隻見賊吃肉，不見賊挨揍。
當 然，到了明代，由朱元璋開啟的對朝官極盡殘暴和羞辱的風氣之後，這些古訓就丟到腦後了。洪武一朝，官員被當場杖斃，剝皮實草，戴腳鐐上班，都成為常態。所 以常有“崖山之後無中國”的說法，認為在元朝之後的中國早就粗野不文，被蠻夷化了。
相 比之下，二千年前的賈誼夢想讓官員們體麵地伏罪，體麵地自殺，希望讓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級確保無虞，是可以有效地維護這個政體的穩定的；他算是有遠見的。可惜，君王不過是找借口除掉不合己意的臣子，“刑不上大夫”的 禮製淪為政治清洗的借口。最後，就變成了律令不重要，站隊才重要；禮製不重要，權力鬥爭才重要。
而今天更糟糕的是，雖然名義上取消了階級層級，號稱“人人平等”，實際上隻不過是“有些人更平等”。豪門貴族們往往隻享有特權，不承擔義務；也沒有羞恥心，更沒尊嚴。哪裏還有臉麵需要維護？
（《美人心計》中的漢文帝）編輯轉帖
就“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而言，從句讀方麵考慮，有6種標示方法。
1．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2．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3．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4．民可使，由之不可，知之。
5．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6．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出自《論語·泰伯篇》之第九章。原文是“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一、漢字詞少，英語詞多。原因是英語生成新詞非常容易。英語在表達新生事物很容易。而漢字卻非常困難；
二、漢字表達含糊，英語表達精確。漢字在表達抒情方麵有優勢；
三、漢字口頭表達困難，英語表達流暢。（漢字同音字太多，詞太少）
四、漢字書寫、輸入慢，英語書寫、輸入快。
五、漢字認讀困難，英語認讀容易。漢字是表意文字，不認識的字就不會讀，而英語不認識的卻可以讀上來。
六、漢字識別性差，英語識別性強。漢字變小、距離遠很難識別。
漢字最大的缺點：難記、難認、難寫。在古代漢字是少數人專利，掌握非常困難，在現代也耗費了孩子的大量精力。剝奪了孩子的休息、娛樂和創造。漢字不改革，必將落後於時代；鼓吹漢字優越論的人，更是為了維護中國文化的糟粕、同時滿足虛無的天國大國情懷。取消全麵學英語和英語考試，無疑於作繭自縛。這一點應該學習日本，吸收漢字補充自己的文字，但沒有妨礙自己走上強國的道路。反觀我們整天抱著天國的夢想和老祖宗的衣缽，冠冕堂皇、自以為是，愚民為樂，前途將會怎樣？
有人說改革漢字會丟了老祖宗，丟了傳統。我們看日本和印度，一個是主動一個是被動的接受了外來文字，傳統丟失了麽？
《春秋》開了篡改曆史的先河。
曆史是生鐵澆鑄的，盡管由於時間的湮沒,使得它表麵鏽漬斑駁，但內容、形態不變化;更準確地說，曆史是一件無形的剛體，任何外部條件都無法改變。後世對待已經發生的曆史，隻能尊重無情的事實，並從中總結經驗教訓，認識順應**發展的客觀規律。隻有這樣，曆史才能成為一部內容極其豐富的教科書，一麵認識自我、規範自我的明鏡，一座指明未來前途的路標。正是基於以上認識，中國史家曆來都有“秉筆直書”的優良傳統。春秋時，晉國趙穿發動政變殺了晉靈公，太史董狐寫下：“趙盾弑其君”，並公布朝堂。丞相趙盾辯解時，董孤反駁說：“子為正卿，亡不出境，反(返)不討賊，非子而誰?”(見《春秋左傳》宣公二年)。齊國權臣崔抒因奸殺了齊莊公，齊太史書曰：“崔抒弑其君”。崔抒因此殺了齊太，太史的兩個弟弟也因忠實地書記被殺害，另一個弟弟在三個兄長血淋淋的屍體前，還是書記“崔抒弑其君”。置生死於度外的良史精神，徹底摧毀了屠伯崔抒篡改曆史的企圖，隻好赦免了這個人。無獨有偶的，“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見《春秋左傳》襄公二十五年)。
孔子雖也極力稱讚董孤是“書法不隱”，是“古之良史”(見《春秋左傳》宣公二年)。但他對這種“秉筆直書”的優良傳統卻持二元化道德標準，一方麵口頭肯定，一方麵毫不可惜地拋棄。他曾針對當時各國史書“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的傾向，標榜《春秋》則完全不同，!對這種標新立異的錯誤作法，他孤芳自賞地說道：“其義則丘竊取之矣”(見《孟子·梁惠王上》。孔子獨得史學的“義”是什麽呢?即篡改曆史。讀史的目的在使人明智，假史隻能使人類愚昧，更使一些人自作聰明。纂改的曆史，隻能有利於獨裁專製者統治。孔子標榜的書史之義，就是幫助統治者欺騙民眾的駕權術。
縱觀《春秋》一書，其篡改曆史的目的手法，可以歸納為如下方麵：
(一)為王政服務，變曆史為**的婢女。
本來，曆史與**無法分割，其中的很一些內容，就是已經發生的**。當代執政者，當然應該尊重曆史，學習曆史，從中借鑒前人的經驗，避免失誤與挫折，提高治國安民的水平。孔子在《春秋》中肆意地篡改曆史，使之服務於頭腦中的**模式;深惡痛絕王權衰微，希望恢複西周初年的太平盛世。為了這一**目的，他在《春秋》一書中，以犧牲曆史真實做代價，處處使用代表周朝王權統治的舊稱號，如各諸侯國爵號，自西周初年至孔子，已經發生了很多變化，周王室已承認的既成事實，《春秋》一書概不承認。齊國國君自西周初年起稱公，鄭國國君在周宣王時受封為公，晉國國君自晉文開始稱公，陳、杞等幾個小國，周王出於對堯、舜、禹先王的尊重，將他們後代封為公，楚國、吳國等，早已稱了王，但孔子一概不予承認，而書他們為“齊侯”、“鄭侯”、“晉侯”、“陳侯”、“杞侯”、“楚子”、“吳子”等。齊桓公、晉文公打出“尊王攘夷”的旗號會盟諸侯，討伐叛亂，但孔子認為這同“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的**格局不相吻合，因之一概加以抹殺，隻字不提。連他的學生們也不言及這一段曆史，孟子將此稱之為：“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
(二)曲筆造神，極力美化尊者、貴者。
孔子的曲筆造神有理論基礎。一次，楚大夫葉公告訴孔子：楚國有個品行端正的人，能對他父親偷盜羊隻的錯誤給以揭發。孔子回答說：“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見《論語·子路》)。這是典型的主觀唯心論，全憑個人好惡裁剪曆史。他極力主張“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見《春秋公羊傳》閔公元年)。在這裏，為了“諱”的**目的，孔子竟然指曲為直，指非為是，公然顛倒誠實與虛偽的客觀標準。
諱即忌諱，因忌諱故而隱瞞。諱的手法有兩種，一是隱瞞惡行，二是頌揚善政。兩種手法的共同特點是犧牲事實。目的很明確——塑造英雄偉人的高、大、全形象，奴化矮化民眾的心理。《春秋》一書中，因為周王是最高統治者，是天下共主，所以孔子著力美化。《春秋》每年的第一個條目，不管有內容與否，都要特意書下“春，王正月，”“春，王二月”，“春，王三月”，明示國人與讀者，是沐浴在周王雨露陽光之下，是活在周王主宰的時代裏，自己是在周王大樹下乘涼的受惠拜益者。但是周王共主的輝煌畢竟是昔日黃花，此時已成為強大諸侯的傀儡。對這不爭的事實，孔子卻極力掩蓋，極力用歪曲事實的曲筆神化周王，“天王狩於河陽，壬申，公朝於王所”就是典型例子(見《春秋》僖公二十八年)。要依《春秋》的理解，當然是周王天子到晉國的河陽狩獵，晉文公立即趕往河陽周王的行宮晉謁，一付周王天子氣宇軒昂、君臨天下，諸侯臣民悚悚驚驚、頂禮膜拜的圖畫展現-在讀者麵前。再讀三傳，則不由啞然失笑，原來這是晉文公玩弄的權謀，他要步齊桓公後塵，“挾天子以令諸侯”，公元前632年，在率領晉、齊、秦等國軍隊打敗楚、陳、蔡三國聯軍後，會合天下諸侯，舉行“踐土之盟”，接著又舉行“溫之會”。為了壯兩次會盟的行色，特招來周王，以收取“名人效應”，同時使自己的霸主地位合法化，周王奉命趕來，不過滿足晉文公重耳的心願罷了。字麵上的五彩光環一旦揮去，周王傀儡相就暴露無遺。
除了周王這尊神以外，他還神化小國之君。魯桓公發動政變殺了魯隱公，但因為這兩公都是尊者，所以均加以美化：把隱公的被殺，則書以“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見《春秋》隱公二十五年)字樣，即魯隱公在十一年十一月的壬辰日壽終正寢了。就是出名的昏君，《春秋》也是美化的，美化的手段是隱惡，比如齊莊公薑光，此公昏亂得令人吃驚，竟然跑到執政大臣崔沀的家中同崔沀之妻棠薑鬼混，結果召來殺身之禍。這件醜事，連齊相晏嬰也譴責莊公，但《春秋》絕口不提導致殺身之禍的根源，而隻書：“夏五乙亥，齊崔抒弑其君光”(見《春秋》襄公二十五年)。晉君夷吾的亂倫導致內亂，隋侯因淫亂被夏征舒殺了，衛懿公因愛鶴輕人招來亡國之禍等，都不書之於《春秋》。這就是所謂的“春秋筆法”，它給後世**家、史學家講假話提供了理論依據，造出了一尊尊虛偽的偉人塑像，同時奴化了愚昧的民眾。
忠誠之路
不要找上師（上級）的錯！！！
覺智（Buddha jnanapada）由於信心不夠，所以才會把文殊師利菩薩看成是一位結婚生子的和尚，因而阻礙了他獲得最高的成就。同樣地，你的心理態度，也會使你看到上師（上級）的過錯。一位成就如佛的上師（上級）怎麽可能會有過錯呢？不管他做什麽，就讓他做吧！即使你看到上師（上級）與別人有男女的性關係或說謊之類的事，也要冷靜地觀想：“這些都是上師（上級）在訓練弟子時所運用的無上方便法門。透過這些法門，他讓許多眾生獲得精神上的成熟和解脫。比起持淨戒，這些方便法門要殊勝千百倍！這不是欺瞞或偽善，而是最高的行為模式！”尤其是，當他嗬責你的時候，你要想：“他正在摧毀我的惡業！”當他打你的時候，你要想：“他正趕走阻礙我精神進步的魔鬼！”
最重要的，你要想一想上師（上級）是如父愛子般的愛你。他的友誼永遠是真誠的。他是很仁慈的。如果他對你似乎是不高興或不關心，你要想這是消除你殘餘業障的懲罰。你要以各種可能的方法服事上師（上級）以取悅他。
歸結一句話，不要找上師（上級）的錯。
節選自《接受上師（上級）加持的重要性》薑貢康著仁波切 塔湯仁波切 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