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失的“跨界計劃”——牧師康希一審判8年

 

“跨界計劃”究竟是為滿足何耀珊個人演藝事業野心還是傳福音？城市豐收教會領袖們對“跨界計劃”說：“隻有當何耀珊成功了，才能跨足那個世界傳教，因他們隻聽信成功、富有和有名的人。”隨何耀珊音樂事業“如日中天”，傳遞的價值觀卻越來越與初衷背道而馳。

 

 

文/《境界》記者團隊

 

 

據《聯合早網》報道， 11月20日下午，引發廣泛關注的新加坡城市豐收教會創始牧師康希及教會高層管理團隊“失信案”，經過近三年審理，國家法院首席法官施奇恩做出一審判決，創會牧師康希被判八年監禁， 牧師陳一平被判五年半，教會前投資經理周英漢被判六年，教會前財務經理黃玉音被判五年，六名被告將在明年1月11日起服刑。

 

施奇恩說，康希是教會的精神領袖，也是案件中的跨界項目的主導者，因此是被告中罪責最重的。控方強調，這是新加坡有史以來涉及最大金額的善款失信案，引發公眾不安。被告是有預謀地進行，使用複雜手段，而且還“利用更加狡猾的欺騙手法，企圖蒙騙過關”。

 

10月21日有罪判決公布的首個主日布道會上，康希四度深躹躬，向6000名會眾道歉。據媒體報導，自從城巿豐收教會涉案被調查及審訊以來，教會信徒由2009年的3萬多人下跌至1.7萬人。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在審訊過程中直到今天，該教會不少人與教會外人士對此案仍有截然相反的看法，教會內仍有許多人支持康希，並寫信向法官求情。這背後究竟是教會會友被謊言所蒙蔽？還是存在一些沒有被理清的誤區？人們是否真正讀懂了這起複雜的案件？

 

判決已出，但由此引發的社會各界、特別是教會內的反思還遠遠沒有結束。繼去年初韓國汝矣島純福音教會創始牧師因挪用教會基金被判刑之後，新加坡城市豐收教會，這個亞洲最大的華人教會之一，再次爆出讓人難以置信的醜聞。人們不禁要問，這些教會到底出了什麽問題？

 

馬拉鬆訴訟，罪名終成立

 

 

康希在證人欄答辯時說：“我的生活不再一樣，因為此案，我飽受創傷，處在震驚狀態，擔心我的家人，更擔心城市豐收教會。”他接著哽咽地透露，他的9歲兒子深受影響，天真的同學問他“你的爸爸已經坐牢了嗎”？兒子回家問他說，“為什麽學校的教師和成人都在議論著康希？”目前兒子出現焦慮症和呼吸困難，他和妻子何耀珊帶兒子去看精神科醫生。

 

據新加坡媒體披露的庭審信息顯示，該案最早於2005年就收到舉報，出於保護舉報者原因，檢方沒有公開舉報者身份，僅表示來自“金融機構”。2010年初，新加坡慈善管理局再次收到投訴，指城市豐收教會高層涉嫌挪用公款。該年5月初，慈善管理局和警方商務管理局正式開始對城市豐收教會進行調查。

 

經過近兩年的調查後，2012年6月27日，檢方正式逮捕並起訴康希及教會5名高級管理人員。2013年5月，法院正式開始審理此案，經過耗時近兩年的馬拉鬆式訴訟，前後共三輪長達140天的創紀錄審理，才宣告審結。此案僅正式調查階段就耗時五年，可見新加坡司法當局不可謂不慎重。

 

據新加坡法院10月21日作出的判決：法院認為，教會靈魂人物康希牧師、以及陳一平副高級牧師、教會前投資經理周英漢、教會前財務經理黃玉音、時任管委會成員的林嶺恒和教會財務經理陳紹雲等六人，在2007年至2009年間將教會2400萬新元建堂基金用於認購Xtron Productions和The First National Glassware（下文簡稱“思創”和“Firna”，其中“思創”為何耀珊的經紀公司）的債券，並用其中1300萬元來打造康希妻子何耀珊的英語唱片。之後陳紹雲與其中三人涉嫌再挪用2660萬元來贖回債券，以掩飾之前挪用公款的罪行，共計涉及金額達5060萬新元（約合2.3億人民幣）。

 

法官指出，康希及其管理團隊挪用有限用途的教會“建堂基金”投資債券，實質是用以支持何耀珊的演唱事業，該行為未經過教會“授權”，是失信於會眾，不誠信的行為；而且法官不相信被告認為何耀珊唱片真的會為教會帶來收益，投入的巨額款項是虛假投資，雖然被告後來歸還款項，且不涉謀取任何財政收益，但無論動機是否良善，都不能因此免罪。

 

然而康希等強調，何耀珊所從事的是帶有傳福音性質的“跨界計劃”，而絕非個人演唱事業，該計劃得到全教會的支持，因此他們認為將建堂基金用於支持“跨界計劃”並無不妥，並且教會執委會一直都知道並支持此事。

 

“跨界”宣教的由來

 

 

所謂“跨界計劃”，在該教會的官方網頁上，這樣標注對於“跨界計劃”的定義：“跨界計劃”=宣教。“跨界計劃”旨在透過藝術和娛樂的媒介接觸不上教會的人，特別是青少年。該聲明還指出這樣的概念並不局限於藝術與娛樂界，它同樣是用於商業、教育、媒體等領域，“就像主耶穌在大使命所教導的：要往普天下去，這天下就是指我們現代社會的組織架構或秩序。”

 

據教會官方介紹，該計劃開始於2002年，起因於教會在運作多年後，認識到有效的宣教和傳福音，不能僅靠將人帶進教會聚會或基督教相關的活動，而有效地傳福音的重要關鍵之一，也在乎基督徒是否有能力“成為基督的大使”，代表基督與那些永遠不會進入教會的人士接觸。

 

“我們確實有明確、即時的需要，‘跨界’進入這個世界，因這世界通常是置身在基督教信仰及文化之外；主也告訴我們，身處這世界要能“靈巧像蛇、馴良像鴿子”。實際上，就在同一節經文裏，耶穌毫不客氣地表示：他差我們出去‘如同羊進入狼群’。”該教會在2012年紀念“跨界計劃”10周年時發行的紀念書中如是說道。

 

2002年2月，城市豐收教會在一場聚會中正式差派時任敬拜主領——康希的妻子何耀珊成為“跨界計劃”大使，而之所以選擇何耀珊作為“跨界大使”，按照城市豐收教會會友、該教會信托人之一的王雪蓮在法庭上的解釋，是因為她除了有天賦和才華，肯努力外，而且被認為性格堅毅，可以抵抗外界誘惑來完成跨界傳教的目的。

 

對進入世俗音樂界的發展，何耀珊自己這樣解釋：“進入職場的呼召是從神明確的話語而來——這個話語背後的經文就是馬可福音4：35，當耶穌對祂的門徒說‘我們渡（跨界）到那邊去吧。’而這句話也成為了跨界計劃最為顯著的標語之一。”

 

據何耀珊的經紀公司思創董事鍾嘉榮在法庭上的供述，在跨界計劃最初所采取的機製是用流行文化的力量吸引人群的關注，通過直接舉辦以何耀珊為主的演唱會以及其個人分享青少年時期因患憂鬱症和受虐而情緒癱瘓的見證，告訴觀眾是因為她找到了耶穌基督的愛，才給予她能力與盼望從極深的情緒創傷中恢複過來，然後由康希牧師呼召未信之人決誌，之後由當地教會協同跟進。

 

據媒體報道，何耀珊一次發行專輯時曾自曝曾遭鄰居叔叔性侵害長達5年，直到10歲搬家才逃出魔掌，當時因年幼膽子小從沒跟家人說，長大後更患上抑鬱症，病情甚至嚴重到自殘。

 

此案的被告之一，教會前財務經理黃玉音在庭上表述，12年前她親身經曆的的一場何耀珊台北演唱會，讓她“大開眼界”。她說：“那一次經曆讓我看到何耀珊的演唱如何感動出席者，許多人當場落淚……”她從此相信跨界計劃的影響力，也堅持為跨界計劃所做的事並不違法。

 

按照城市豐收教會自己的描述，“跨界計劃”10年中，何耀珊在亞洲多個城市辦過超過100場演唱會，吸引了超過50萬人參加，其中14萬人因此接受基督信仰。城市豐收教會的會友人數也增長了近3倍。1995年城市豐收教會還未有任何聯盟教會，今天城市豐收教會在其網絡中共有77間聯盟教會並在三個國家擁有6間聖經學院。

 

但以上提供的數據未經證實，教會前投資經理周英漢在庭上指，康希和教會一直以來對何耀珊取得的成就予以誇大。

 

不過，城市豐收教會的“跨界計劃”的確對亞洲許多華人教會帶來很大的影響，其中突出的案例包括台北新生命小組教會受其啟發，從2008年起，開始進行自己的跨界計劃——“Jesus Fashion”，采用和城市豐收教會相似的策略，接觸了50多萬年輕人。

 

為了“個人事業野心”還是“宣教”

 

然而一直以來，外界對“跨界計劃”最大的批評之一就是“跨界”究竟是為了滿足何耀珊個人的演藝事業野心還是如教會所說的傳福音目的？

 

盡管康希與何耀珊始終對這項指責與予否認，反複強調教會支持的是為傳福音為目的的“跨界計劃”。然而此案的被告之一，城市豐收教會前基金經理周英漢卻在庭上指責康希隱瞞真相，他指出何耀珊的演藝事業純屬個人事業，跟“跨界計劃”沒有關係。

 

事實上，早在2003年，就有教會的會友在媒體上公開指控教會使用建堂基金宣傳何耀珊的音樂事業，並指康希甚至強迫教會崇拜耀珊，雖然該會友最後收回了指控並登報道歉，不過這些言論還是對許多人造成了震撼，並隨之帶來了人們對“跨界計劃”的質疑。

 

然而康希在庭上表述，因為該事件，教會董事決定教會之後不再直接資助跨界計劃，而是與通過建立媒介公司——如思創製作公司，間接支持“跨界計劃”，或者說何耀珊的演唱事業；思創於2003年創建，並成為何耀珊的經紀公司。當時教會董事會決定將教會和跨界計劃分開，通過發行音樂專輯和外展音樂會贏得失喪靈魂，然後差派宣教士做跟進工作。

 

不過不容否認的事實是，從2002年開始，隨著“跨界計劃”的全麵展開，何耀珊的個人演藝生涯開始扶搖直上。在2002年至2010年之間，何耀珊一共發行了五張華語專輯和六首英語單曲，獲獎無數。她不僅成為第一位受邀參加美國好萊塢電影節、歐洲MTV音樂大獎和葛萊美獎頒獎典禮並擔任頒獎人的亞洲歌手，她也在2008年北京奧運會開幕前的儀式上演唱奧運會歌。

 

城市豐收教會多名被告對此策略的解釋是：“隻有當何耀珊成功了，才能跨足那個世界來傳教，因為他們隻聽信成功、富有和有名的人。”

 

在這種“成功神學”理念的指引下，“跨界計劃”下一步的目標是決定讓何耀珊進軍美國市場，“以在美國鍍金提升其知名度為策略，最終達到能進入中國市場，將福音傳進中國的目標。”

 

越來越性感的音樂，遠離核心價值

 

不過更為重要的變化是，隨著何耀珊的音樂事業“如日中天”，其在音樂中所傳遞的信息和價值觀似乎越來越與“跨界計劃”的初衷背道而馳。

 

長期關注流行文化的美國基督徒專欄作家王星然，曾在《舉目》雜誌撰文就何耀珊在美國花重金打造的六首單曲做過詳細的分析，一針見血地指出，何耀珊的音樂為了迎合市場和流行元素的需求，卻越來越遠離福音的信息。

 

王星然認為，“跨界”的理念本來並無錯誤。“今天，我們麵對成千上萬教會接觸不到的年輕人，如果流行音樂可以成為一個宣教的橋梁，那麽求上帝給我們智慧和勇氣，跨越文化的障礙和傳統的自我設限，訓練自己能用真理和信仰與世界對話的能力。”

 

“透過大眾媒體的傳播，讓平常接觸不到教會或排斥教會活動的年輕人，得以看見上帝的榮耀。 這就是‘跨界’的精神：信仰走出教會的銅牆鐵壁，用一種能夠被這個世代理解的語言和方式，進入人群。”

 

王星然指出，過去10年，“跨界計劃”的執行團隊，花重金將何耀珊打造成為流行巨星：安排她接觸第一流的製作人、導演、編舞家、造型師和美國音樂界裏重量級人物。然而，令人遺憾的是，他們卻越來越忽略了“跨界計劃”的核心價值——用音樂做為媒介，來接觸未信的朋友。

 

何耀珊09年推出《無拘無束》MV 時, 在皮衣皮褲熱辣造型、宮廷版如女皇裝束、紅色性感晚禮服造型之間變化多端，新浪娛樂報道，“何耀珊擺脫以往抒情風格大膽轉身，以性感現身歌迷麵前，單曲《無拘無束》MV勁爆出爐，讓人血脈沸騰，與男舞者大跳貼身熱舞，精彩程度比當年的小甜甜布萊妮有過之而不及。”

 

王星然認為，這些作品反映的，是時下被罪沾汙的世界觀，看不到希望、看不到出路，也完全看不到被基督更新的生命。跨界團隊對音樂題材的選取上，似乎隻考慮到營銷和賣點，完全不顧內容是否與所宣揚的信仰，有所抵觸，“我們無法解釋日本藝妓、謀殺和MV裏的性暗示……要如何彰顯基督裏的新生命？”

 

不過，在城市豐收教會官網上，“跨界計劃”團隊對這樣的指責回應稱：“何耀珊和她的美國行銷團隊需要創造出非常獨特出眾的角色，好讓美國觀眾產生共鳴。”在他們看來“更重要的是實現在美國獲得成功，這能讓跨界計劃的影響力提升，從區域性變成全球性，並且接觸更多人。”

 

然而這樣的成功是否能實現“跨界計劃”最初的目的？人們不得不打上一個大大的問號。

 

成功神學的禍害

 

隨著何耀珊進軍美國，與美國頂級音樂製片人合作，其唱片製作成本飛速上漲。一位曾在新加坡生活多年的馬來西亞基督徒Isaac Goh在網絡上曾撰文表示：問題不是在於跨界計劃的宣教模式，而是其宣教的手段，這手段被”成功神學”引導至一種不誠實的虛偽見證，審訊時所顯示的證詞揭露了教會的信徒基本上是“被引導”或“被誤導”去相信該計劃不是由教會資助，而是何耀珊借著其國際知名度所獲得的財富，來支持她在美國的音樂事業以及豪華的生活，但擺在眼前的事實卻是其實這些所謂的“成功”背後卻是由教會信徒來支付。

 

這種被“成功神學”所壟斷的理念，直接導致了康希牧師與教會領袖選擇不公布“教會資助何耀珊的音樂事業”這一事實。這樣的方式是基於“成功神學”背後的“榮耀上帝”觀念，認為若這些“成功”是來自金錢的幫助，那就無法彰顯“上帝的榮耀”。

 

康希曾在多個場合做見證對會眾表示，何耀珊是被唱片大公司以幾百萬美金合約邀請到美國去發展，這證明了神對她走入世俗音樂事業上的祝福和帶領，也印證了這項跨文化宣教計劃是上帝的心意。然而在庭審中披露的多項證據均指出，事實是她的音樂事業並不順利，唱片也不暢銷，導致教會投資巨額虧損，相反，教會還花了大筆錢去“提升”她唱片的銷量，甚至連合約也是用金錢換來的。

 

前投資經理周英漢還在法庭上指控康希向教會會員誇大何耀珊的歌迷數量。周英漢還說，康希告訴教會何耀珊演唱2007年上海特殊奧林匹克運動會的主題曲，在中國推出的特別紀念版首日封，皆是“虛假的說法”。

 

何耀珊在亞洲的成功，讓周英漢相信何耀珊在美國推出的專輯可帶來回報。周英漢對康希說：“你刻意隱瞞我一些相關訊息，以讓你可以利用我來進行必要程序，讓我幫你安排資金。”

 

“為了維護‘上帝的榮耀’而‘掩蓋失敗’，為了‘保護教會的名譽’而‘製造成功’，成功神學把教會帶入了這種虛假的信仰。‘知名度’成為了信仰或教會的致命傷，導致教會信徒最終真正順從的是牧師，而不是上帝。” Isaac Goh這樣評論道。

 

或許正如法官在判決中所說的，在法官看來，此案所有被告都選擇支持“跨界計劃”，並為了實現該計劃而參與各種相關活動。“跨界計劃”已經成了一套麵麵俱到的邏輯，讓他們合理化自己的信念和行為，隻要能促成計劃，不惜展開任何權宜之計。普遍心態是為了在短期裏應急；隻要有望取得長期利益，就值得鋌而走險，甚至采用一些不當手法。”

 

王星然在他的文章中這樣寫道：“畢竟在宣教的領域裏，我欣喜‘跨界計劃’，正在大膽摸索一條不太有人敢走的新路，勇於接觸一般教會無法接近的群體……但這個夢，碎了。

 

這一切，也使得那飽受質疑的2000萬美元跨界宣教基金，在用途的正當性上，找不到具有說服力的理由；而那個“為義受逼迫，被人誤解”的故事劇本，也變得難以自圓其說，使整個事件，似乎日益淪為一場鬧劇，也讓“跨界”這個立意良好的概念，蒙上一層陰影！”

 

迷失的跨界，但願能給我們帶來深深的思索和反省。

 

一個華人牧師評論此案時說，一個人有再大的恩賜，若生命不經過十字架的破碎和對付，進入世界的名利場中宣教，最後不僅不能帶領迷失的人回轉，反而自己可能被魔鬼拋出的金錢名利色誘餌所吞噬。越能帶出大的影響力的牧者和傳道人，要求生命的根基越穩，否則隨時會被翻盤。而一些Mega Church（指大於2000人的教會規模）所衍生的想法，是教會越大越好、人越多越好，教會越大代表越成功，上帝也越成功；教導成功神學的人鼓勵追隨者為物質財富禱告，甚至要求神賜下物質方麵的興盛，這些都非常容易落入“成功”的陷阱和網羅，也無法麵對苦難的問題。

 

不過讓外界大跌眼鏡的是，此案10月21日被判決有罪前兩天，19日，康希的妻子何耀珊竟被教會按立為牧師。何耀珊並未在此案中受審，整個過程中一直支持丈夫和其他領導人，在有罪判決後稱她仍然相信神的安排，她說: “在之前的兩年調查與三年審訊中，我們一直信靠神，並相信不論結果如何，神會使用它叫我們得益處（羅馬書8章28節）；現今也不例外。 ”

 

《新加坡雅虎新聞》發布了現場照片和一則康希牧師分享的按立視頻，報道稱，“兩分鍾的視頻顯示何耀珊接受來自紐約Christian College的邁克爾·斯凱爾斯(Michael Scales)以及丈夫康希的按手。”

 

視頻顯示何耀珊跪在地上，康希牧師為她按手祈禱。康希進一步請求信徒支持他的妻子，他說：“耀珊與新世代的領導團隊一起為CHC2.0努力時，請繼續為他們禱告！”

 

（本文參考資料來自法庭公開資料和以下媒體：新加坡《聯合早報》、《城市新聞》、《新加坡眼》、美國《舉目》雜誌、《新加坡時事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