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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青藤盟校（Ivy League）是美國教育界教育水平的最高代表,也是萬千學子夢寐以求的頂尖高等學府。而這些美國最早建立的大學、學院幾乎都受到基督信仰的深刻影響，並且大多以基督信仰的根基為建校指導方針，以榮耀上帝和堅固基督徒的信仰為宗旨。
事實上，創建美國的清教徒漂洋過海抵達新世界後的頭兩件事就是建立教會和開辦教育，所以我們從這八所常青藤名校的校徽上和校史中，就能發現基督信仰對這些老牌名校的深遠影響。
美國的“常青藤聯盟”(lvy League)包括八所老牌名校：哈佛、耶魯、普林斯頓、哥倫比亞、布朗、康奈爾、達特茅斯和賓州大學。這幾所大學曆史悠久、學術優秀，廣為國人所知。“常青藤聯盟”已經成為美國頂尖名校的代名詞。
美國很多老牌大學的創建，都跟基督教有非常密切的關係。當年為了宗教自由飄洋過海移民到美國的清教徒抵達“新世界”的第一件事情是建立敬拜上帝的教會，第二件事情就是開辦教育。對清教徒而言，教育跟宗教信仰不可分割。普通基督徒要能獨立地閱讀、理解聖經，平民教育就至關重要。教會要培養牧師、傳道人和平信徒領袖，高等教育就必不可少。1787年，美國國會通過法令，將宗教、知識、道德作為維係社會健康發展和保證人類幸福的必要條件。
美國最早建立的大學、學院幾乎都受到基督教的深刻影響，大多以基督教的思想為建校指導方針，以榮耀上帝和堅固基督徒的信仰為宗旨，而且由基督教的不同宗派建立。我們從常青藤大學的校徽和校史中，可以對曆史上基督教與美國大學教育的淵源略見一斑。
“讓每一個學生都被清楚教導並被督促認真考慮：學生生活和學習的最終目標是認識上帝、認識耶穌基督（這就是永生——約翰福音17:3），並讓每一個學生因此把基督作為一切健全的知識和學習的根基。讓每一個人因為明了上主是智慧的源頭而暗自祈禱以求努力裝備自己，尋求來自上帝的智慧”。也許你很難猜到，這段話不是某個保守派基督教神學院的校訓，而是哈佛大學1646年製定的校規。
哈佛大學由清教徒創建於1636年，是北美的第一所高等學府，當初是為培養未來的牧師和基督徒學者而建。起哈佛這個校名是為了紀念當初慷慨捐贈大批圖書和一些金錢的年輕牧師約翰-哈佛。數年前我曾經由在哈佛工作的朋友導遊參觀哈佛校園。在哈佛校門口有一個石碑，上麵刻著當年建校者的心聲：
“上帝的保守讓我們平安抵達新英格蘭，我們建立家園、建立敬拜上帝的教堂、也建立了政府，以惠及後代。接下來，我們最渴望的事情之一就是更多地學習……唯恐當我們歸於塵土時，隻留給眾教會一個沒有文化的職事。”
秉承歐洲早期大學的傳統，哈佛的校徽是盾牌的形狀，校徽上有拉丁文“Veritas”即“真理”的字樣，分布在三本書上。最初的哈佛校徽周圍還環繞著“pro Christo et ecclesia”的拉丁文，即“為基督及教會”。曆史上校徽中的三本書中有兩本是向上翻開的，另一本則朝下扣著。翻開的兩本書，象征上帝啟示給人類的知識（也許是指大自然的普遍啟示和聖經的特殊啟示，或者指舊約和新約）；扣著的那本書，則象征人類對上帝的真理不可能全部掌握，上帝有上帝的奧秘。今天的哈佛校徽上，我們還能見到Veritas 的字樣，但是三本書都是向上翻開的，周邊具有濃厚基督教意味的那些拉丁文也不複存在了（象征啟蒙運動以後，人不再相信上帝和上帝的奧秘）。跟其它常青藤名校一樣，今天的哈佛大學已經徹底世俗化。哈佛校徽的變化微妙地反映了哈佛世俗化的變遷。
被稱為“美國的思想搖籃”的普林斯頓大學由長老會創立於1746年，旨在培養未來的牧師和公眾領袖（最初名為新澤西學院，後以所在小鎮命名）。十八世紀末及十九世紀，普林斯頓大學是美國受基督教文化影響最深、同時也對基督教文化最具影響力的高等學府之一。美國曆史上著名的基督徒牧師和學者、曾經給美國基督教帶來“大覺醒”和大複興的神學家、哲學家愛德華滋(Jonathan Edwards)曾經擔任普林斯頓第三任校長（但就任五個禮拜後就不幸感染天花過世，臨終之前他環顧四周說“現在，我永不會失敗的真朋友拿撒勒人耶穌在哪裏？”）。美國獨立宣言的簽署者中唯一的一位牧師威瑟斯朋（John Witherspoon）是普林斯頓大學的第六任校長。他曾以聖約政治觀影響美國憲法的製定，他的學生當中有包括“美國憲法之父”麥迪遜在內的數十名著名政治家。
最早的時候，普林斯頓大學包括神學院（今天神學院已經跟大學分開），而且神學院是學校的“王牌”學院。十九世紀，正值深受人本主義影響的自由派神學狂飆猛進、拋棄正統基督教信仰的進程不斷推進的時代。那時候的普林斯頓神學院不但在學術上首屈一指，而且在信仰上成為正統改革宗神學的中流砥柱，湧現出賀智（Charles Hodge）、亞曆山德（Archibald Alexander）和華菲德（Benjamin B. Warfield）等一代神學大家，被後人稱為“普林斯頓學派”。（在教育理念上，賀智堅信隻有和基督相聯合的教育才能真正拯救人們的靈魂、維係一個理想的社會。）今天的普林斯頓大學鎮上的一些主要街道，還以這些神學家的名字命名。不幸的是，到十九世紀末，普林斯頓神學院也終於被自由派神學“攻陷”。1929年神學家梅欽（John G. Machen）和其他一些保守派教授脫離普林斯頓神學院，共同創辦了日後成為基要派和福音派學術重鎮、堅持改革宗信仰和學術水準的韋斯敏斯德(Westminster)神學院（華人教會有好些牧師畢業於位於費城郊區的這所神學院。我有好幾位中國基督徒朋友也畢業於那裏或者正在那裏就讀）。
普林斯頓大學既跟基督教有如此深厚的曆史淵源，她的校徽非常“基督教”就不足為奇了。普林斯頓大學的校徽也是盾形，上方的書上的拉丁文是“舊約與新約”，下麵緞帶上的拉丁文是“她在上帝的權能下繁榮”——“她”當然是指這所美麗的學校。
我曾經在普林斯頓大學附近居住、生活了六年（盡管沒在這個大學學習或工作過），其中有大約一半的時間參加一個校園裏的中國基督徒學生團契。我參觀訪問過不少美國的高校，但典雅寧靜的“普林”校園無疑是我最熟悉、也是最喜愛的。我曾經跟妻子在校園裏的小小的老電影院看講述普林教授納什生平的電影（《美麗的心靈》），也曾經帶兩個兒子到校園綠蔭草坪上看大學生們渾然忘我的讀書；我曾經跟幾位中國基督徒網友一起來到校園裏的墓地、在愛德華滋的墓前禱告，也曾經跟美國同行在納紹(Nassau)街上古舊的餐館裏討論工作；神學院是我曾經最愛光顧的地方，那裏室外有童話般的綠樹紅花窄街小樓，室內有古老的聖經珍藏和愛因斯坦當年上班路過神學院照的照片，更不用說那些汗牛充棟的人文和神學書籍。每年聖誕節，神學院還有非常精彩的聖誕歌曲表演，那是我們家在新澤西的時候每年必參加的保留節目。我曾經到亞曆山德路上像古老城堡一般的研究生院接送中國同學，也曾經走過威瑟斯朋街兩邊一家挨著一家的商店、餐館……普林斯頓的校園和小鎮，在我生命裏留下印跡。
耶魯大學的創建本身就出於宗教信仰的原因。1701年，十位擔心哈佛大學背離正統基督教信仰的衛理公會基督徒“另起爐灶”創建了這所大學。（耶魯是一位曾經給予學校大量經濟資助的商人的姓。）耶魯大學初期的課程設置注重古典學科，堅持正統的基督教立場（其時哈佛已經開始與基督教信仰漸行漸遠）。在當時的新英格蘭，希伯來文、希臘文和拉丁文這三種“基督教的語言”被認為是經典語言（希伯來文和希臘文是聖經舊約和新約原文的語言——這兩門語言今天仍然是基督教神學生必修的）。耶魯曾經要求所有學生學習希伯來文和希臘文。在耶魯的校徽上，在書本和緞帶上分別用希伯來文和拉丁文書寫著校訓“光明與真理”。
1820年代，美國全國的大學課程設置都開始轉向注重實用學科，耶魯是當時唯一一間“反潮流”、堅持注重古典人文學科的學校。1880年，耶魯政治學係采用了斯賓賽（Herbert Spencer）的《社會學研讀》一書作為課本，因該書貶抑基督教而引發激烈爭議，釀成“教科書風波”。當時在任的校長波特（Noah Porter）非常注重大學教育對基督徒的知性培養和品格塑造，是那個年代基督教人文主義者的代表。直到1908年，耶魯才不再要求所有學生必修希臘文。
耶魯跟中國有很特別的緣分。中國曆史上第一位留學生容閎，1847年由美國傳教士布朗帶到耶魯完成學業。他回國後說服清廷的洋務派大員，獲準從各地教會學校選召一百二十名小留學生，於1872年由他親自帶領去美國學習。在此後半個世紀，有數百名中國少年通過這個“幼童留美計劃”被派送到美國留學，其中到耶魯的有二十多人。耶魯為中國培養了一批優秀的現代化人才——平民教育家晏陽初、工程師詹天佑、教育家李登輝（複旦大學老校長）、人口學家馬寅初、醫學家顏福慶、女建築家林瓔等等，都是耶魯培養出來的。
達特茅斯是常青藤裏唯一一間直到今天還管自己叫“學院”(College)的大學。1754年由衛理公會創建的時候名為“穆氏印地安慈善學校”，位於康涅狄格州，招收印地安人學生。後遷至新罕布什爾州。其神學院以培養、訓練向印地安人傳福音的宣教士為宗旨。
達特茅斯的校徽仍包含啟示、知識、真理等象征。下方環繞的拉丁文是新約聖經描述上帝的“開路先鋒”施洗約翰的話：“在曠野呼喊的聲音”。
布朗大學由浸信會創建，1764年成立於羅得島。直到二十世紀中期，各任校長都是浸信會的牧師。但布朗大學曆來以崇尚宗教信仰自由著名。從早期開始就接納其中包括羅馬天主教徒、猶太教教徒甚至無神論者在內的不同宗教信仰的學生。
布朗大學的校徽由太陽、書本和十字架等要素構成。
哥倫比亞大學於1754年創建於紐約市，最初名為“國王學院”（King's College）。哥大的校徽因此就是一個皇冠（當然，皇冠上也有十字架——其時英國已經以基督教為國教，國王也是國教的首領）。
哥大建校早期，英國聖公會（亦即英國國教）、長老會和其它基督教宗派都試圖對該校施加影響，結果英國聖公會占了上風。哥大的一份早期校方文件中寫道：“認識基督耶穌是這所學院最主要的目標，也是其教導、吸引兒童的根本宗旨”。
康奈爾地處紐約州風景優美、富於田園風光的倚色佳（Ithaca）小鎮，由勤勞致富的“鄉鎮企業家”康奈爾(Ezra Cornell)和著名人文學者懷特(Andrew D. White)共同創建。康奈爾的校徽設計很簡潔——一本書，加兩個盾牌。兩個盾牌一個代表紐約州，一個代表美國。康奈爾是常青藤裏麵最年輕的學校（1865年創建）。也許正因為如此，康奈爾不像更老牌的一些常青藤那樣跟基督教關係密切。但有意思的是，康奈爾的創建人之一懷特最廣為人知的著作就是一本關於“科學與宗教”的書——《基督教世界科學與神學論戰史》。懷特的書係統地從曆史的角度探討了科學與宗教和神學之間的關係。懷特強調真正的基督教精神跟科學並無衝突，盡管某些神學理論可能與科學有衝突。
賓夕法尼亞大學建於1740年，美國開國元勳之一的富蘭克林是其創建者之一。賓大不是由任何基督教宗派所創建，也因此被認為是常青藤裏麵最“世俗”的學校。但是跟愛德華滋同為奮興布道家的牧師懷特腓德(George Whitefield)在賓大的創建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懷特腓德非常重視教育和慈善。1740年，費城的一批基督徒籌款為懷特腓德修建布道的教堂和慈善學校。後來教堂沒蓋起來，但慈善學校建成了。富蘭克林是懷特腓德三十年的老朋友，對懷牧師的人品和貢獻極為欽佩，他創建賓大的時候就以這所慈善學校為基礎。
賓大的校徽上除了有兩本書外，上方中間的海豚來自富蘭克林的家族徽章，下方的三個圓盤代表費城的基督徒創校者，而盾牌下麵緞帶上的拉丁文座右銘很容易讓人聯想到美國曆史上基督教對憲政的影響——翻譯成中文是“沒有道德，法律一無用處”。
常青藤大學的曆史發人深省。在這些高校以基督教精神為指引的那個年代，美國的教育普及率高達96%。在200多年前，這有多麽“先進”，實在令人難以想象（今天美國的文盲比例竟然是10%）。對一些美國人，特別是基督徒來說，這似乎是“敬畏上帝是智慧的開端”這一古老箴言的佐證。
滄海桑田，世易時移。今天的常青藤大學，都已經完全世俗化、現代化或者後現代化了。但是不可否認，曆史上基督教信仰和文化對這些世界一流的高校曾經有過深刻的影響，其中一些可能已經深深銘刻在這些學校的精神和氣質之中了。一些美國人，特別是基督徒，也在期盼基督教信仰的甘泉能重新滋潤被物質主義和後現代思潮侵蝕的常青藤高校。
2006年，哈佛大學教職委員會建議將宗教、美國曆史和倫理學等列為學生的必修課程，並建議學生必須學習美國史、美國製度和價值觀等。根據委員會的一份報告，在世俗化日益加深的今天，仍然有近七成的哈佛學生禮拜天會上教堂，九成半的哈佛學生會跟人探討宗教問題。2008年，國內出版《我在哈佛的信仰》一書，介紹一些當代哈佛學人的宗教信仰。
在普林斯頓，我也曾經參加過美國基督徒大學生（本科生）的校園團契組織的活動。帶領團契的年輕牧師是一個溫和的威敏斯特神學院畢業的韓裔哥哥，而團契成員中有很多是亞裔、拉丁裔和其它族裔的第二代及以後的移民孩子（基本上都隻會講英文）。美國的移民現狀已經和正在給美國的基督教帶來很大的影響，在大學校園也有所反映。
由常青藤大學的基督徒學生和教職員工組成的“常青藤大學基督徒聯合會”（ChristianUnion）近年也非常活躍。他們的口號是“在常青藤聯盟拓展耶穌基督的國度”。每年都有數百位來自各個常青藤高校的代表聚集在一起召開年會，為各校大學生的屬靈狀況、也為福音在常青藤大學校園繼續傳播或複興禱告。
常青藤跟基督教，曾經是水乳交融。如今看上去似乎已經分道揚鑣，但似乎又還藕斷絲連。文化、思想、教育……也許可以拒宗教於千裏之外，但很難跟信仰、跟世界觀、價值觀割裂。但願常青藤與基督教的曆史淵源，能夠給中國知識分子一些另一個維度的啟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