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老人的回憶錄

三年困難時期 1959 – 1961/1962

戴相陵

 

我有幸在九歲到十二歲期間，度過了所謂的“三年困難時期”。

三年困難時期，又與所謂的“三年自然災害”聯係在一起。據官方報道：1959年到1961年的連續三年裏，我國九億畝耕地中，有六億畝受災。三年自然災害，據說是導致1960年到1962年的三年困難時期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一。

當然，這些都是官方的新聞導向。而非官方的說法，卻有很大的差異。首先是農學家和氣象學家，他們對連續三年有全國範圍的自然災害說法，提出質疑。而政治家和經濟學家，則一針見血地指出，三年困難的原因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歸罪於1958年大煉鋼鐵、大躍進和三麵紅旗的政治和群眾運動。

三年困難時期的特征是以大饑荒為代表的物質匱乏。據某個非官方統計，我們江蘇省算好的，餓死153萬人；而臨界的安徽省就很慘了，餓死了633萬。三年期間，全國非正常死亡人數高達3200萬以上。

 

購物要計劃和排隊

 

三年困難時期，可以算計劃經濟的頂峰時期了。在1958年以前，我國就實行了糧油棉的統購統銷。所以購糧證和糧票布票，人們已經習慣了。

拿糧食為例。爸爸媽媽是國家幹部，每個月28斤。外婆和楊姨算社會上沒工作的，吃25斤。中學生每月32斤。我在三年級以後，有24斤，兩個妹妹還小，隻有20斤。

家裏買米是我的任務。每次去糧站買米，都要帶上糧證和糧票。交糧票後，還得在糧證上做記錄。標準（麵)粉一毛六一斤，大米一毛四一斤，中熟米一毛二。由於中熟米的出飯率高，南京話叫“脹鍋”，所以也要計劃，不是有糧票就能買到的。

購買食油也是這樣，油票和糧證都要帶著。進入三年困難時期，食油的定量從每人每月四兩減為二兩。如此之少的油水，所以麻油就算奢侈品了。當年的記憶中，很少有麻油香。

隨著國民經濟越來越困難，票證的範圍也越來越大，幾乎涉及了所有的生活資料。肉票、糖票、豆腐票、煤票肯定是要的。魚票、禽蛋票、酒票、香煙票、工業卷，好像也是有的。

由於涉及麵過大，總不能每件商品都印發票據吧，比如說火柴、煤油？於是又新添了購物證。在物資匱乏的頂峰，買醬油也要在購物證上登記了。這時，外婆叫我去買了好幾次食鹽，囤積在家裏罐子裏，以防不測。果然，沒有多久，買鹽也要購物證了。那時，燒菜用有點發黃發黑的粗鹽，一毛多一斤。精白的細鹽，又算稀物了，偶爾在飯桌上用作調味的。

低工資、低消費，連溫飽都不能達到的社會裏，吃，確實是每天的頭等大事。糧油的定量如此之低，肉的定量是每人每月二兩，人們隻有把眼光投向了蔬菜。

蔬菜也要憑證按計劃供應。可是有計劃並不能保證供應。菜場去遲了，就沒菜買了。所以要起早排隊，才能買到菜。我是家中長子，十歲左右，妹妹還小，於是買菜的任務就落在了我的頭上。

 

排隊買菜，是困難時代裏的一道風景線。每天天不亮，我就得起床出門去菜場排隊了。人們吵吵嚷嚷，插隊吵架打架，都是司空見慣的事。日子長了，必定會睡眠不足。於是就想出了一招。在前一天晚上，就去放上一個破籃子或者磚頭，算是排過隊了，第二天仍然算數。可是這招棋很快就不靈了。第二天跑去一看，破籃子早被踢到遠遠的一邊了。看看排頭幾個凶神惡煞的嘴臉，我隻好排到最後一個了。他們都是地頭上有名的惡少，人家也要每天吃飯。

偶爾也有占便宜的時候。有時候，菜還沒到，突然前麵一陣騷動，說是換地方了。於是一聲呼嘯，大家都向新賣點不要命地衝去。這時，我短跑、爆發力的優勢就顯示出來了。一陣衝刺，我往往都是前幾名。任奶奶是任應培老師的老伴。她小腳跑不動，每次換地動靜來到以前，都要叮囑我，要我也要提起她的籃子再起跑。

開始，菜場還有苞菜賣，後來苞菜變成了“飛機苞菜”。那是一種沒有長好、不能包攏的苞菜，菜葉厚厚的，灰色，有點帶紫。缺油少鹽地燒出來，很難吃，發苦。最後，就連“飛機苞菜”也沒有了。每天隻能買到一點點浸泡過的黃豆和粉條。

 

大饑荒

 

一代祖國的花朵，我們老三屆，在童年長身體的關鍵時刻，遇到了共和國史上、甚至是中國現代史上，最大的饑荒。這三年，對我們後來生理和心理的成長造成的負麵影響，是舉足輕重的。

我們城裏的一群，應該感到幸運，因為老天沒有把我們投到一個鄉下農民的娘胎裏。即使在供給最緊張的年月，我們每月24斤商品糧的計劃，一直在供應著。城裏人，尤其是大城市人，是不大會餓死的。

可是沒有足夠的食油、素菜和副食品的支持，每天八兩米對我來說，是肯定不夠的。當然，糧食不夠是針對每個人的，爸爸媽媽外婆他們，也不夠吃。

 

我們家不知從什麽地方搞了很多胡蘿卜。每天中午都是胡蘿卜飯。後來，胡蘿卜吃完了，又來了胡蘿卜幹。長期下來，我對胡蘿卜產生了反感，以至於見了就惡心。直到現在，不管再怎樣宣傳其營養價值，我對胡蘿卜都產生不了食欲，正所謂是“被胡蘿卜吃傷了”。

其實，我是沒嚐過沒了胡蘿卜的滋味。那就是中飯從兩尖碗縮成了兩淺碗，那晚飯不是更等不及了嗎？

家裏的晚飯倒是白粥，沒加倒胃的胡蘿卜。可是兩小碗稀飯對我來說是打不到底的。每當第二碗吃得不見一粒米時，我就開始添碗。那些粘在碗上的粥汁，對我來說是那麽香甜、過癮，絕不忍放棄。舔過的碗，幹幹淨淨，在燈光下反著光。在我眼裏，連洗碗都不需要了。

 

我恨吃蔬菜是有曆史原因的。三歲到七歲在全托幼兒園裏，就是蔬菜伺候。七歲回家後，才開了一年葷，又趕上了這三年，中上的四塊肥肉就沒影了。

一開始天天是炒青菜。對我來說，難吃之極。有一次，我試圖強行吞咽時，還真的慪了出來。以至於阿爸指責我，怎麽見了蔬菜就要哭了？

那時我害怕學校老師的程度超過家裏的媽媽。我的“不吃蔬菜”一度曾是開家長會時，媽媽向老師告狀的主要項目。

後來，青菜也沒了，“飛機苞菜”上了桌，我都記不得是怎麽吃飯的。

現在回想起來，有一口吃的，算很不錯的了，不要生在福中不知福了。我更要感謝降臨在一個父母是當老師的家庭裏。

我們家在院子裏一直被視為“有錢”的。爸爸媽媽的工資確實遠遠超出一般老百姓的所得。可是在那個年月，有錢也不見得能買到東西。我之所以能渡過難關，身體後來還可以，有著其它的原因。

即使在最困難的時期，每天早晨，我們家都有兩大瓶新鮮牛奶，瓶蓋上紮有南京農學院實驗牧場的臘封紙。那時，該牧場的奶牛，就養在附中北操場後麵的山下。每天淩晨送奶人沿街送奶，自行車後麵的兩邊，掛著一瓶瓶的牛奶，也是當時的一道風景。

牛奶一直是高檔食品，當然不是每家都能喝到的，尤其是在每月二兩肉二兩油的日子裏。月底去續訂牛奶時，必須要驗證“公家證明”。一份是阿爸的，證明有病。大概是指他1956年的那場肺結核的恢複，需要長期營養吧。另一份是媽媽的產婦證明。我的小妹妹薑樹容在1960年4月15日來到了這個世界。

兩大瓶牛奶原先是兩磅，後來又變成了兩斤，瓶子也更大了一點。每天早飯時，滾燙的牛奶倒進了四個小碗裏。阿爸有他的一碗是理所當然的。其餘的三碗，就給了我們作為接班人的三兄妹了。媽媽、外婆和楊姨，好像她們隻煮牛奶，沒大喝過。

我對家裏的牛奶，印象一直很好。尤其是稍微冷卻後挑起的奶皮，可稱為蓋世佳肴了。

感謝附中和教育學院的領導，或者醫務室和總務處。他們開的這兩張證明居然有“終身製”效應，使我們家的牛奶供應延續下來。直到1968年10月，我才暫時告別了牛奶，奔赴蘇北農村，改喝胡蘿卜山芋幹玉米粥了。

 

那幾年，附中有時會搞到一些山芋分給教工。山芋一到，各家奔走相告。在後山地窖裏分山芋時，好像一直是笑眯眯的丁文卿老師記賬，以後就在媽媽的工資裏扣錢。過秤後，用板車拖到家裏，堆在床底下。

山芋是個好東西，比胡蘿卜好多了，生的熟的都很好吃。一次的分得，可以解決很長一段時間的肚子問題。有一次，我們在一起削山芋，大妹妹一刀削到了手指，鮮血直流，嚎啕大哭。

為了解決油水問題，我們四處打聽，想方設法，在店鋪裏買點東西回來。

我一度每天中午到一家叫三牌樓公共食堂的館子裏，在第一張桌子上等服務員的菜單。菜買到後就放在飯盒裏帶回家。沒多久，這家館子也沒葷菜了。陵村旁邊的一家幹炒作坊，我也去買過油炸毛魚。三牌樓有一家賣豬大腸豬頭肉的鹵菜店，是我們家第一個發現可以買到肉湯。於是全院子每家都去了，三毛錢一鍋地打回來。用肉湯晚上煮菜稀飯，要強過蘿卜幹、鹹菜、白粥好幾倍了。問題是，這些探索發現，都是曇花一現。不久，不是店鋪裏人滿為患，就是巧媳婦難做無米之炊了。

在實在沒辦法的時候，全家也偶爾上館子打牙祭。不過，那要花去家裏很大的一筆錢。

下關的一支香、山西路的味正香、鼓樓的馬祥興和雞鳴酒家、楊公井的四川酒家，都是我那時的記憶。其中味正香的那隻燒雞，使我終生難忘。吃完回家得意之際，媽媽非常嚴肅地警告我：不準到外麵亂講我們上館子的。

再到後來，館子好像不是有錢就能上了，要憑什麽票了。於是爸爸又不知道從哪裏弄來就餐券。上麵印著“高級腦力勞動者餐券”。他還搞到了高級知識分子的食油補貼券，每月高達一斤。

就是這些，緩解了我們家的吃飯危機。可是，這是僅僅是大饑荒中的我們家。

走出院子，看看平民百姓們；再走到街上，看看那些湧進城裏來的鄉下饑民吧。

 

大院外麵的老百姓在饑荒中的困難要大的多。普通平民百姓收入很低，他們沒有其他可利用的社會資源，也不可能得到國家對知識分子和幹部的照顧。

經常有乞丐進入院子要飯。他們的衣服破爛，什麽都要。可是在困難歲月，誰家還會有剩餘的飯食？ 連我在晚上還要舔碗呢。看著他們手上的黑乎乎的破碗要不到飯，我很可憐他們。

有一個老太婆是靠拾垃圾過日子的。她就住金川們附近。好像沒有老伴，隻有一個無業遊民的啞巴

 

大院外麵的老百姓在饑荒中的困難要大的多。普通平民百姓收入很低，他們沒有其他可利用的社會資源，也不可能得到國家對知識分子和幹部的照顧。

經常有乞丐進入院子要飯。他們的衣服破爛，什麽都要。可是在困難歲月，誰家還會有剩餘的飯食？ 連我在晚上還要舔碗呢。看著他們手上的黑乎乎的破碗要不到飯，我很可憐他們。

有一個老太婆是靠拾垃圾過日子的。她就住金川們附近。好像沒有老伴，隻有一個無業遊民的啞巴兒子。有一天，她在院子的大門口長跪不起。她祈求想討得一雙舊鞋穿穿。可是她的指望落空了。院子裏六家居然一家都省不出一雙舊鞋給她。她是哭嚎著離開的。

有個同學叫張金強，家住在薩家灣的金川河的橋底下。家裏是開小店的，家境照理應該比其他市民要好。店麵衝著街上開，家人就住在店後麵黑洞洞的披屋裏。有一次，我在他家玩。桌子上擺著一大碗豆腐渣，在昏暗的煤油燈下，白裏發黃。張金強無意地說了一句：豆腐渣不好吃。隻見張母在旁邊瞪著眼，對他怒喝一聲：耳*****好吃？意思很明了：不吃豆腐渣，就吃耳光子。張金強馬上附和地端起碗，向嘴裏扒了幾口豆腐渣。我也皺著眉頭嚐了一口。豆腐渣缺油少鹽地煮出來，又粗又臭又澀嘴，很難下咽。

那時候流行著兩種疾病：浮腫和肝炎。大家都清楚，都是吃不飽和營養不良引起的。而良方妙藥，竟是麥麩子做的窩窩頭。

城裏人開始向主食、副食、蔬菜以外尋求食源。附近的一家軍區機關食堂發明了用蚯蚓做菜。生物學家們培養出了“小球藻”。黃色的液體，說是很有營養。可是這些發明，不能解決根本問題。

 

饑民和難民

 

有一天早上，院子裏的大人在議論紛紛，說是昨天夜裏捉住了一個“壞人”。原來，在大概半夜的時分，有人發現冬青樹底下有動靜，於是就大喊有賊。大人們都跑了出來，在樹叢裏拖出了一個人。此人的衣服破得一絲一條的，也不知什麽時辰潛入院子裏的。被拖出來後，嚇得渾身打顫。最後在吵吵嚷嚷中，他被扭送居委會。

其實，這個世界當時哪有這麽多壞人？可能這個人，隻不過想借“青紗帳”過一夜罷了。

他們隻是鄉下人。這些年有大批的鄉下人背井離鄉、逃荒要飯，湧進了南京市。他們在街頭遊蕩露宿，四處尋找乞討食物。這些人絕大多數來自安徽北部臨淮關、蚌埠一帶的淮河兩岸。那一帶，餓死了大批的農民。還沒餓死的，就迫不及待地逃了出來。

南京市民顯然不歡迎他們的光臨，把他們當作“壞人”，至少是不想勞動的懶漢。他們穿著幾乎是清一色的又髒又破的黑棉襖頭，在南京人冷漠的眼光下晃動。其實，饑民們隻不過是想要口飯吃。

在餓得沒辦法時，他們也偷也搶。聽說在街上，時有發生小孩手中的大餅被搶的事件。還有的饑民，有意朝他人手上的食物上吐吐沫。當人家嫌髒不要的時候，他們馬上就撿起來，頃刻之間，就吞進了肚裏。

很多難民溜進了飯館，向用餐者伸出黑黑的手。用餐人感到惡心時，也會給點硬幣或者飯食。更多的饑民，是在眼巴巴地等客人吃完，然後沒等服務員上來清理，就把盤子裏的殘湯剩飯，一掃而光。

下麵是我“初到美國”一文第九節裏的一段回憶。

“記得有一天，微雨蒙蒙，楊姨帶我去鼓樓醫院去看眼科醫生。掛過號後，楊姨領著我去醫院大門口。她從小販那裏買了一塊蒸米糕遞給我。不料我不慎沒接住，雪白的米糕頓時落地，眼睜睜地看著水泥地上肮髒的雨水頃刻間滲入，米糕由幹變潮、顏色由白變黃，肯定不能吃了。

我頭也不敢抬，準備挨罵。但馬上聽到有人問楊姨：要不要了？緊接著，一雙瘦骨嶙峋的黑手，把那灘又潮又髒的米糕給捧走了。

整個事件從發生到結束一共才幾秒鍾。我始終低著頭，沒能看到小販、楊姨和那個饑民的臉。”

 

下關熱河路上的盲流

 

盡管當年的日子不好過，但在學校裏接受的，卻是革命英雄主義的教育。我們年齡不大，肚子也老是餓得咕咕叫，可是一天到晚，都在立誌做英雄，抓特務、抓強盜、抓小偷。

此時，南京市民對湧進城裏的饑民與壞人聯係在一起。有一次，老師講了街上的偷竊和搶劫，又讀了一些少先隊員見義勇為的故事。我們很自然地認為街上的饑民就是又偷又搶。

在先進事跡鼓舞下，放學後，我們三四個同學，決定上街走一趟，尋找當英雄的機會。

我們一行由鹽倉橋出建寧路，來到了下關的熱河路。

熱河路上熙熙攘攘、熱鬧非凡。使我們不解的是，來來往往的人流裏，幾乎是清一色的盲流。他們穿著清一色的破爛黑棉襖。

難道他們都是壞人嗎？

我們開始尋找戰機。可是半天也沒看見一個小偷。有一次，一個饑民的嘴，幾乎已經要貼到了店鋪賣的燒餅上了。可是，他就是沒動手。

這天，我們沒有看見一個小偷和強盜，多少有點失望地回家了。

可是，這天給我留下了終身難忘的印象。這是我見到過的最龐大的由饑民難民組成的盲流群體

 

通貨膨脹和自由市場

商店裏的空貨架持續了一段時間後，東西又逐漸地返回了貨架。可是，這次重新上架，是以一種建國以來從未見過的麵目出現的。

周圍人們首次發現有水果糖賣，是在中山北路察哈爾路口的那家小店裏。售價五元人民幣一市斤。硬糖用透明的玻璃紙包著，一顆有我們小孩在地上打的玻璃彈子球那麽大。剝開糖紙，糖果是淡黃色，放進嘴裏，盡管沒有水果味，但很鮮甜，顯然是白糖造的。否則得話，味道會有點苦，顏色會呈黑色。

這糖果上市的全新麵貌在於它的價格：五元一斤。要知道，當時普通職工的月薪隻有三十元左右，一個家境還好的市民，每個月的生活費，當然是以夥食費為主，才八九塊錢。差一點的家庭，還達不到這樣的水平呢。

也就是說，這樣的糖，老百姓是買不起的。於是，大家稱它是“高級糖”。

緊接著，店鋪裏又出現了“高級餅子”。它的天價，也很少有人問津。

老百姓對此很無奈，有兒歌為證：高級餅子、高級糖，高級老頭兒上茅房！我在街上、學校，也跟著平民同學一起哼著。

這是我們這一代記事後的第一次通貨膨脹，盡管受嚴格計劃控製的基本生活資料，煤電水米油鹽，沒有漲價。

與通貨膨脹同時出現的是自由市場的興起。在計劃經濟時代，自由市場是不合法的，是與“黑市”、“投機倒把”這類貶義詞匯放在一起說事的。國家當時對自由市場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可能是不太容易管，還有可能指望它能解決一些吃飯問題。

與國營菜場的一片冷清相反，自由市場卻是一片活躍。走到三牌樓菜場和熱河路菜場外麵去轉轉。這裏的黑市，可以買到幾乎所有的副食品：魚、肉、禽、蛋、菜。

問題仍然是價格。記得自由市場剛出現的時候，雞蛋兩毛五一個，一塊錢四個。在價格頂峰時期，煮熟的山芋賣到了八毛錢一斤。

有些同學的家裏，也開始搞起販賣來了。有一個同學，從家裏拿來了許多票證，布票、肉票、糖票都有。顯然，他家是搞販賣票證的。我知道這些是好東西，還抹下了麵子問他要了兩張回家。媽媽覺得感到非常驚奇。

有一次，我到一個張姓同學家玩。他家是六合人，從老家販來了成筐的雞蛋。我問他一塊錢幾個。他沒去問大人，就給做了一個手勢，說是七個。回家後，媽媽給了我一塊錢，要我去買。第二天，他拿著我給的一元鈔進裏屋去向他母親要雞蛋。結果，隻有四個。看著我失望的樣子，他安慰我說：我隨手給你拿了四個大的。

 

生產自救

（昨晚下班，疾車回府。有一野兔，在車燈前，橫穿公路，險些殺生。觸景憶事，故出此篇。）

在幾乎見不到葷腥的日子裏，市民們開始養雞養鴨，生產自救。

公雞啼鳴，母雞下蛋，鴨子呱呱叫。西瓜圃橋的周邊地區，象農村一樣。但它沒有鄉下的那份清爽，因為本身就高低不平，談不上幹淨的石子路、爛泥路上，又增加的各種家禽的糞便。

發展家庭畜牧業，有人還動了真格。樓子巷口的一家，養了幾隻羊。我們家曾不定期地從那兒買過羊奶。羊奶沒有牛奶好喝，有點怪味，可是要比清湯寡水強許多。

信不信由你，唐老師家在院子裏也養了一隻小羊。拴在一個角落，冬青樹給糟蹋了一大片。羊毛、羊角、羊尾巴、咩咩叫，羊臊味，還有撒了一地的、黑綠色的、黃豆大的羊屎蛋，這些，都是我得到的對該動物最初的感性知識。

可能是院子裏其他人有意見，那隻羊很快就消失了。

城裏人幹事，喜歡你看你、我看我、一窩蜂。有一段時間，幾乎每一家都養了一窩兔子。我家也不例外。

在樓下的廚房外麵，放著我家的兔籠子。兔籠是用葵花稈綁在一起做成的，五尺長、三尺寬、兩尺高。我們養了三五隻小白兔。開始是長毛兔，阿爸還給它們剪過毛。後來，換了普通的。養兔，就是為了吃肉。

妹妹還小，作為長子，每天割兔子草的任務，就落在了我身上。當時也沒有多少繁重的家庭作業，加上成績好，我放學後的主要任務，就是割兔子草。刀是從來沒用過。剪刀，效率也不高。最後還是用手拔。

由於家家養兔，近處的草很快就沒了。於是，樹葉就成了飼料。自己個頭不高，而且爬樹危險，所以樹葉也不能解決問題。

有一天中午放學的路上，恰好與八中放學的大同學們同路。隻見一個大個子男生，他一路走，一麵抬頭伸手，把能“鉤”到的白楊樹葉都摘了下來。很快簍子裏就滿了，葉子自然是去喂兔子的。當時，我對他身高所發揮的作用，真是羨慕極了。

我隻有在把目光投向遠方的草源了。瘟臭的金川河流域在宋家埂一帶，有著肥美的草源。那裏兩岸的草，又嫩又綠。隻是此地河岸陡峭，再加上一不小心，踩進淤泥裏，就會有很大的麻煩。

兔子肉很好吃。一隻紅燒出來，也不止人均二兩肉了。熱氣騰騰，又細又嫩又香。

感謝蒼天，在雞鴨兔羊人共舞的生物圈裏，那幾年南京既沒有爆發過傳統的雞瘟兔疫，也沒有現代的禽流感。

與其他五家一樣，我家在院子裏也占有一條隙地種菜，一米寬、十幾米長。

“自留地”上的主要勞動力是外婆。她才六十歲，據說從前家裏是地主，可能對土地有著特殊的感情。

地頭上種是蔥蒜，後麵就是瓜、角、茄、菜，當然是以青菜之為主。全院子曾經有大麵積種植蠶豆、向日葵和落花生的日子。

種菜，如果不是為了調解生活節奏，而是純粹是為了吃菜，那還是很辛苦的。外婆每天要花很多時間在園子裏經營。在幹旱的夏天，院子裏那口井，是大家競爭的場地。每家都有一個吊桶，黃昏時，就開始打水澆菜、爭奪水資源。手腳慢的、來晚的，井水很就快見底了。直到文革期間的１９６７年，我們都長大有力氣了，才想到隻有把井掏深，才能解決問題。

收獲季節是興奮的。

秋季的一個星期天，全院子一起收割向日葵。連根拔起，磕去根泥，留下葵稈，日後可以燒火，紮兔子籠。剪下的葵盤有大碗長的直徑，各家圍坐在一起，在大木澡盆裏，用木槌捶打。落在盆裏的葵花籽，有一大澡盆。曬幹後，每家都有一米口袋，夠消受一年的。困難年月，物以稀為貴，送給親友，也是上乘佳品。

這哪是什麽教師世家的周末，分明是農家樂在都市一角的體現。

當然也有天災人禍的時候。一場台風在一夜間，可以讓所有的向日葵都倒在稀泥裏。實踐證明，就是扶起來，日後太陽出來了，也是死。

人禍也是防不勝防。由於院子外與院子裏的經濟收入懸殊太大，加上知識分子的清高，外麵平民百姓與我們的關係，一直不和諧。而且，城市貧民也沒有那一畝三分地的條件。於是，院內的農家樂若是張揚出去，必定會引起不平。

午休時刻，居然能有一群衣著不整的小孩，他們翻過大門進入院子後，就直衝攤曬在水泥地上的葵花籽。隻見他們兩手一手抓起一大把，就往外跑。這簡直就是光天化日下的搶劫。

有一次，我呼嘯著追趕過去，他們就把葵花籽隨手撒了，奪門而逃。我們知道，即使追到家長處，也沒有用。因為這肯定來自是大人們的嫉妒、縱容和教唆。那時的居委會，也是人家當小組長，為平民說話。對諸如此類的事情，總是正一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有一年最倒黴。全院都在期待著落花生的第二個收獲季節。因為大家都嚐到了前一年種花生的甜頭，這年各家的地都種上了花生，而且長勢良好，豐收在望。

誰也沒想到，就在收獲前的一個早晨，人們震驚地發現，全園子裏花生都已連根拔起，倒在地上。而根上結的花生果，都不翼而飛，被他人收了去了。全院六家，無一幸免。

據西瓜圃橋12號院誌記載，大概是“民國五十一年，那年秋季的一季莊稼，俺貧下中農，顆粒無收”。

大人們看著滿地的狼藉，覺得很窩囊，大概去報了案。可是，誰能相信，若大的此案，結果竟是不了了之。直到後來長大，讀到偉人的一條語錄時，我才慢慢明白過來。

他老人家是這樣教導我們的：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 他老人家是這樣教導我們的：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思想。

 

能是八九歲前的記事不係統吧。進入十歲後，開始研究周圍的世界上發生的事了，又趕上了那種年頭。此時到1964年，還有好一陣子要過呢。大概在那年，《人民日報》向世人莊嚴宣布，中國的國民經濟已全麵好轉。

農曆正月初一是中國的春節，是傳統上最重要的節日了。